《林海雪原》作者与四个子女，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6-13 15:13 编辑

我的丈夫曲波与《林海雪原》以及子女的四子女的传奇经历

2014年1月初, 徐克导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正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故事的蓝本是我丈夫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 在剧组的盛情邀请下, 家人陪我前去片场探班。

饰演杨子荣的张涵予见我来了, 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杨子荣情结”:“能演剿匪英雄杨子荣, 真是圆了我童年的梦想了。”原来,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 儿时深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影响, 经常穿着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我问他:“现在还能唱吗?我知道你唱戏是把好手。”我话音刚落, 他便手势一打, 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穿林海, 跨雪原, 气冲霄汉……”

《林海雪原》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依然充满魅力, 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曲波因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但当我再次听到“穿林海, 跨雪原”的唱词, 关于那本书的人和事, 便一一浮现眼前。

贺老总笑道:“不行, 改过来改过来, 叫白茹!” 《林海雪原》面世之后, 很多读者把曲波当成了小说中的“少剑波”, 也把我当成了小说中的“小白鸽”——剿匪小分队女卫生员白茹。由此演绎的一些插曲, 至今令人难忘。

小说出版不久, 有一次曲波去医院看病, 恰巧遇到贺龙元帅。贺老总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可以说位高权重, 但他非常平易近人, 主动和曲波聊起天来:“年轻人, 在哪儿工作啊?”

“报告首长, 在一机部。”曲波回答。 “一机部?你们那里有个人写了一本长篇小说, 叫《林海雪原》。你知道不?” 曲波一下子愣住了, 没想到, 连贺老总也知道他写的小说, 激动得脸都红了。当贺老总得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曲波时, 高兴地拉着他的手, 把他介绍给周围的人:“他就是《林海雪原》的作者, 有时间你们好好读读这本书。” 好几个人笑着说“看过了”。 “那就再看一遍。哈哈哈!”贺老总又环顾一下四周, 问曲波, “咦——你爱人白茹呢?她怎么没来陪你?” 曲波赶忙解释:“我爱人不叫白茹, 叫刘波。” 贺老总笑道:“不行, 改过来, 叫白茹!”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事实上, 关于“小白鸽”的艺术形象, 曲波在谈及创作初衷时曾经说过:“在茫茫林海中, 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 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那么, 我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 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 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 单纯地记叙这些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 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我的老伴儿。她活泼伶俐、聪明能干, 14岁参加抗战, 15岁就成了胶东军区后方医院的护士长、医院党委委员。我就是以她的性格特征创作了白茹这位‘万马丛中一小丫’, 以此烘托和平气氛。” 其实, 白茹的形象只有30%取自于我, 而少剑波的形象则有80%源自曲波。现实生活中, 我俩患难与共的感情, 远比小说中的情节更为曲折、真挚。

他的血管中流着我和孩子的血

我和曲波都是山东龙口人。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 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山东军区胶东海军支队奉党中央之命一路北上。部队到达五常县后重新编队, 22岁的曲波被任命为二团副政委。

因为当时合江、牡丹江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 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

1946年6月, 我和曲波在牡丹江军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 他便进山剿匪去了。

因为曲波长时间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打仗, 我俩很少见面。当时我担任军区政治部秘书, 每次他回来到军区汇报工作时, 才能借机会团聚一次, 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回部队驻地。有一次, 听说曲波刚刚打了胜仗, 第二天要回来汇报, 我特意借了两辆自行车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来到牡丹江畔, 陶醉在晨曦下美丽的大自然中。

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惫, 有时脚趾就露在袜子外面。1946年冬天, 有一次他回来时浑身长满疥疮。我赶紧去医院找来药膏, 让他烘着炉子, 给他全身擦抹了好几遍。

大股匪徒被歼灭后, 小股残匪还流窜于深山老林之中。剿匪部队组建了武装侦察小分队, 由既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有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杨子荣担任排长。小分队组建后, 首先生擒了“许家四虎” (许福、许禄、许祯、许祥) , 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此后, 杨子荣带领四名战士化装成土匪, 深入匪巢摸清敌情。1947年2月6日晚, 他只身打入虎穴, 里应外合, 活捉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为此, 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三等功, 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7年2月23日, 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曲波悲痛不已, 带人将杨子荣的遗体装棺运回海林县。

后来, 曲波也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

1948年11月, 曲波在辽沈战役中负伤, 炮弹片割断了他的股动脉。听说曲波受伤了, 我一路南下, 沿途到各战地医院查看入院伤员名单和死亡人员登记。当时,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经过一周的艰难跋涉, 终于在河北省易县的一个农民家找到躺在门板上的曲波。当时他正发着高烧, 脸色苍白, 急需输血。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急得不行, 哭着对大夫说:“我给他输过血, 抽我的吧。”

大夫眼睛一瞪:“开什么玩笑, 你还怀着孕呢。”

“我身体好, 没问题。”我一再坚持, 医生最终还是抽了200CC血。

多年后, 我笑着对曲波说:“是我和孩子俩人的血救了你。”

“文革”期间, 我俩都被打成“走资派”,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赫然写着“刘波不是‘小白鸽’, 是‘黑乌鸦’”。曲波听说后, 幽默地对我说:“乌鸦也是益鸟, 小乌鸦长大了还知道反哺老乌鸦呢。”

我是业余作家的专职抄稿员

负伤半年后, 曲波出院。由于骨头接得不好, 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四厘米。不久, 我俩相继脱下军装, 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部队。

1953年, 曲波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因为工厂离宿舍较远, 有时他迎着大雪归来, 常常想起剿匪斗争中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雪的日子。

1955年, 上级领导让曲波推广苏联实行的“一长制”, 他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坚决反对。因为抗命, 领导让他写检讨。在委屈的情绪中, 他越发怀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 便拿起笔来。不过, 他写下的不是检讨, 而是一串长长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 有一天他告诉我, 要以战友们为原型写一部剿匪斗争小说。我理解他的心愿, 也相信他的毅力。参军前, 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 他是小学五年级半。虽然接受学校教育时间不长, 但曲波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古典名著, 参加革命后又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教育和影响。于是, 工作之余, 创作成了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作为他的习作的第一读者, 我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有时, 他一天能写1万字, 而我要用两三天时间才能抄出来。因为他创作灵感上来时写得快, 字迹很潦草, 一些不会写的字还自己造, 有时我查字典也查不着, 只好边猜边抄。家里的房间小, 放不下两张桌子, 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章, 就用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

他这个人的缺点是自尊心极强, 生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 周末在家写作时, 大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后来, 这成了他写作的习惯。为了不打扰他写作, 家务事我全包了。到了星期天, 我就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玩。

整个创作过程, 他一直沉浸在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中, 写到动情处, 常常泪湿衣襟。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写道:“及抵家, 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 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 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 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 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在最艰苦的年月里, 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他对盗版书总是视而不见

初稿完成后, 我买了两米做衬衫的布剪成包袱皮, 将文稿分装成两包。

投稿那天, 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 咱先去近的地方看看吧。”我家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于是, 我俩每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去了《中国文学》编辑部。

进了大楼才发现, 里面多是外国专家。听说是来投稿, 一位外国专家问是什么语种, 曲波说:“是中文。”

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只负责把中国文字翻译成外文。”他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出版社。曲波对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作家, 你们给看看行不行?如果不用, 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他再三叮嘱, 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他怕单位同事知道后走漏风声。

几个月过去了, 音信杳无。忽然有一天, 一个叫龙世辉的编辑打电话到我们家:“曲波同志, 你到出版社来一趟吧。”

曲波以为没戏了, 见到龙世辉便说:“我是来取稿子的。”

龙世辉哈哈一笑:“我们是要出你的稿子了。”

原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的小说稿堆积如山, 难以及时审阅。一天, 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厚厚一大摞暂用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的书稿, 打开一看, 稿纸有大有小, 每一沓都用各色不同的毛线拴着, 字体老长, 一个个伸胳膊撂腿的, 很不好认。起初读稿时, 龙世辉并没抱什么希望。可当他一页页翻下去, 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在故事当中了。读罢书稿, 他兴致勃勃地向副社长楼适夷做了汇报。

1957年9月, 经过曲波与龙世辉修改的小说初版与读者见面, 立刻轰动全国。

近半个世纪, 《林海雪原》究竟印了多少本, 谁也说不清。我们去外地旅游, 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这本书。除湖北寄来过两册样书外, 其他出版社既未给过样书, 也未给过稿费。曲波生前, 有人劝他打官司要钱, 他一笑了之:“我不是文艺界的人, 不吃这碗饭。我是个票友, 是靠工资生活的, 当时写这些就是为了宣传烈士事迹, 愿意印就印吧。”

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5年01期

曲波四子女经历也传奇

　　实习生苏丹本报记者孙娜

　　曲波笔下的《林海雪原》中，剿匪英雄们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在现实生活中，曲波四个子女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传奇色彩。他们分别出生于解放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初期，经历了“文革”时期特有的成长阶段，在改革开放后纷纷出国深造旅居，目前大女儿和大儿子分别为澳籍华人，二儿子和小女儿分别为英籍华人。其中，大女儿和二儿子都演绎了一段浪漫传奇的跨国恋情，给曲家后代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17日，记者专程采访了曲波的爱人刘波以及小女儿曲毳毳，听她们讲述了曲家儿女们的陈年往事。

　　老大曲淼淼：

　　曾在二一一医院工作过

　　“我大女儿曲淼淼生于1947年，当时正是曲波在林海雪原剿匪最激烈的时候。因为我和他爸爸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波"字，所以就给她取名叫淼淼，意为水多。”刘波回忆道。

　　当时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曲淼淼出生没多久，刘波和曲波就先后奔赴前线了。这之后，曲波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受了伤，刘波赶去抢救，淼淼就被寄养在牡丹江后方的托儿所里。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把她从托儿所接回来。

　　“小时候我姐是最聪明的一个，也是最让我爸爸骄傲的一个孩子。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当时她的志向是学工科，可是父亲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像我妈妈那样学医。后来，姐姐遵照父亲的意愿报考了中国医科大学，可是只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都受到牵连。”曲毳毳回忆起姐姐总是十分骄傲。

　　后来曲淼淼考上了军医，被分配到哈尔滨的二一一医院工作。此后，她又考上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研究生，后又转业到北京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工作。为寻求进一步发展，曲淼淼又去日本进修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到澳大利亚的一所学校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专门研究细胞培植的，在外科整形方面很有成绩。”毳毳说，在澳大利亚期间，姐姐认识了澳大利亚人皮特。皮特的老实善良深深打动了曲淼淼，使得她情愿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甘心当起家庭主妇，并开始画画。可是，曲波并不看好这段异国之恋。最终是皮特发自内心的对淼淼的爱化解了曲波心中的芥蒂。此后，淼淼一直从事绘画，目前已经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小岛上著名的女画家。她的女儿咪咪继承了妈妈聪明好学的特质，成为澳大利亚一名优秀的医生，并嫁给了澳大利亚的一名帅小伙，还成功考取了麻醉师。

　　老二曲晶晶：

　　在我省海林插过队

　　曲晶晶是曲波的长子，1949年出生。在山东人的观念里，长子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意义深远。因此在小女儿毳毳的儿时记忆中，父亲对这个哥哥似乎有些偏爱。但是，后来她慢慢理解了，其实父亲对每个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哥哥继承了我父亲的很多气质，比如脾气、秉性、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毳毳觉得，在某些方面大哥的性格是最像父亲的。“我父亲甚至很少批评这个儿子，对其他几个孩子管得则比较严。其实，父亲是想让哥哥能多独立一些，尽可能让他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

　　由于受到曲波的牵连，“文革”开始后曲晶晶到陕北农村插队。1968年国家有政策，一家中两个都下乡的孩子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当时二儿子曲磊磊恰好在我省海林下乡，于是曲晶晶也来到了弟弟插队的地方，被安排到海林炼铁厂。

　　几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部队到海林招兵，曲晶晶被招到南海舰队，随后又从部队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海军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晶晶从部队转业到新华社当了一名记者。几年后，他和妻子移居澳大利亚，成为澳大利亚ABC广播电台中文部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如今，曲晶晶迷恋上了摄影，用镜头记录着每一天。

　　曲晶晶的儿子出生于1979年，取名叫曲山杉。山杉在墨尔本大学取得了双学位，毕业后进入到美国的微软公司工作，事业非常成功。山杉和妻子的感情特别好，他们的女儿将在今年的12月诞生，这个孩子是曲家的第四代。

　　老三曲磊磊：

　　与英国贵族后裔演绎跨国恋

　　老三曲磊磊1951年生于黑龙江，“我爸爸琴棋书画都会，多才多艺的优点都遗传给了我这个小哥哥。”曲毳毳向记者介绍，现在这个哥哥是全家人的骄傲。曲磊磊8岁开始学习书法和绘画，他曾是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的“星星画社”的发起人之一。1985年移居英国，现为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英国中国艺术基金会理事、全英中国人协会副会长、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兼艺术顾问。他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在英国的主要博物馆——阿什莫利安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的个展，这是第三位华人在英国主流博物馆举办个展。

　　说起曲磊磊，曲毳毳特别引以为自豪地告诉记者：“我这个哥哥可是有不少故事。”曲磊磊是个特别细腻善良的人，1985年他赴英国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在国外，其实画画是个苦差事，如果你的画卖不出去，那就不值钱。刚去的时候，他名气小，生活很艰难。那个时候他也有机会可以改行做装修设计，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坚持下来了。就在曲磊磊刻苦画画的时候，他邂逅了英国贵族后裔卡罗兰，在相互学习中，两人演绎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原来，卡罗兰的父母都是英国的贵族，卡罗兰18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她的生活一下子坠入了谷底。为了养活自己，她曾经去给有钱人当过佣人。从小，卡罗兰就是老师眼中的笨学生，数学糟糕得一塌糊涂。由于父亲是空军，她跟着父亲转学到各地的学校里，经常受到别人的嘲笑。但是她在绘画方面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后来她打算到中国留学，于是找到曲磊磊想要学习汉语。由于两人当时的境遇都很艰难，他们彼此鼓励，彼此珍惜，最终演绎了一段浪漫的跨国恋情。“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实挺有距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遭遇使得两人的感情基础十分牢靠。现在卡罗兰也是英国很有名的画家，两个人在艺术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前进。”

　　曲磊磊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有个很诗意的名字叫曲纱柳，她是曲磊磊的前妻所生。前妻去世后，曲纱柳被带到了英国，现在一直在英国从事翻译工作。

　　曲磊磊和卡罗兰生的女儿叫曲涛涛，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爷爷曲波的原名叫曲清涛，后来才叫曲波，都是和水有缘，所以给她取名叫曲涛涛。

　　老四曲毳毳：

　　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

　　1953年出生的曲毳毳是曲波夫妇最疼爱的小女儿。当年哥哥姐姐下乡插队时，曲毳毳当兵进了部队，后来从部队考上了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当了大夫。

　　在生活中，曲波一家人与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熟识起来。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人也十分惊恐。当时曲波一家人住在楼房里，而叶家人住在四合院里。叶妈妈给曲波家人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曲家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时，叶家人赶紧邀请他们到叶家躲避。在那段时间里，毳毳经常去给哥哥嫂子送饭，也逐渐与叶家人熟识起来。叶家的儿子叶念伦比毳毳大三岁，两个人慢慢建立了感情，1979年两人结婚。

　　叶念伦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专业，1978年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1980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念伦作为国家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奔赴英国。1981年，毳毳也前往英国，随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1986年，毳毳的大儿子叶佼志出生在英国，成为英国公民，随后两人也加入英国国籍。1990年，因工作需要，两人回到国内发展，叶念伦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而曲毳毳则在国际学校里当了一名老师。1990年他们的小女儿叶娇怡出生，一直在国内读小学，初中后到英国读书，并在英国上大学，选择了阿拉伯语作为自己的专业，目前正在叙利亚进修。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

　　曲毳毳说，多年来，兄弟姐妹四人生活得都很低调，从未向别人炫耀过自己是曲波的孩子，他们都不想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尽管曲波的四个孩子都旅居国外，有的已成为外籍华人，但是曲波对此从未干涉过。他觉得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论他们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觉得有意义并且实现了人生价值，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觉得父亲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以及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已经将生活的本意看得太透彻了！”这是小女儿毳毳对父亲的深刻理解。

　　“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能健健康康地生活，我们相约，妈妈九十大寿的时候，兄弟姐妹以及曲家所有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要在北京聚会！”曲毳毳说，这是曲家人共同的心愿！

　　今年曲家四个儿女回国时与母亲合影（曲毳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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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3 17:14:23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原创2022-03-27 16:15·魂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

一个曾为无数青年指明方向的先行者，“悄无声息”地死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地方，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4天后，他的葬礼在西门外的一个小山庄进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很不普通的葬礼：

一来，陈独秀生前明明已经穷得叮当响，甚至要当掉大衣，换钱过日子。但在他死后，家属却收到来自各种社会组织，从全国各地凑来的丧葬费，总计共3万多元。

二来，陈独秀晚年极少外出，他住的那间山间小院子，离最近的城镇有6个多小时的路程。就连有心前来拜访他的蜀中学子，也往往因路程太远而放弃。但在葬礼上，却硬是出现了百余人随行送葬的场面，其中多数人早前从未见过陈独秀。

三来，陈独秀死前身边无一兵一卒，无党无派，更谈不上有任何左右国内局势的影响力。但葬礼当天，还是出现了国军特务。他们希望遣散送葬队伍，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影响。

这一切，都无疑说明了一件事：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了23年，但进步青年，依然敬他；宵小之辈，依然怕他。哪怕，他已经死了。

就这样，葬礼在特务们的吵闹声、进步青年的据理力争中，进行中。此时，并没什么人会注意到队伍里那个穿着一袭黑衣的中年妇人。

她叫潘兰珍，这一年她34岁，比陈独秀整整小了29岁。她的长相是这样的：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跟陈独秀第二妻高君曼相比，潘兰珍既不漂亮，更谈不上有任何学识；跟陈独秀的原配高大众相比，潘兰珍没有为丈夫生下像陈乔年、陈延年这样的英雄儿子。但她，却是陈独秀临死都放心不下的女人。

这个将来在史书上或许很难留下名字的女人，到底有何魅力？陈独秀临终前，为何跟她说：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生平，而是一段落魄才子与贫家女的死生相守。

一：萍水相逢
潘兰珍是个苦命的人，这或许是她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29岁的男人的原因之一。

1908年，潘兰珍出生在江苏的一个贫农家庭。4年后，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的父母，带着她逃难到了上海。

此后，潘兰珍跟所有上海外乡姑娘一样，十几岁就进了纱厂当童工。这段日子，吃不饱、穿不暖是肯定的，潘兰珍也都接受。只是，来自厂里工头们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

17岁那年，她被强暴并生下一子。不久，孩子夭折。对彼时的大上海来说，这种事太常见了，没什么人有工夫去同情一个乡下丫头。潘兰珍除了换个工厂打工，根本无力反抗。

直到1930年，22岁的潘兰珍遇到了一个姓“李”的邻居。当时，她在石库门附近租了间房子，各种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唯有这位“李先生”很不一样。

他50岁出头，身穿一身长衫，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念过书的。平日里见到邻居们，他也都和善得很。日子久了，邻里们都愿意跟他说上几句。

“李先生”，正是陈独秀。他为何要隐姓埋名？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当局正重金悬赏，要捉拿他。他的命，值3万悬赏金。

这段时间，对陈独秀来说是人生的一个低谷。

在家庭里：他寄予厚望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被杀；原配高大众一病不起，终郁郁而终；二妻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合，离他而去。

在事业上：因为犯了错，他离开了自己创办的组织。昔日挚友李大钊为革命牺牲，胡适也早就跟他分道扬镳了。北大没有他立足之地了，《新青年》也早就停刊。

此时的陈独秀，孑然一人，身边既无亲人，亦无知己，只能隐姓埋名躲到上海。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很快，潘兰珍就爱上了“李先生”，并与他住到了一起。陈独秀喜欢她的单纯和纯朴，同情她的生世和遭遇。只要平时没事，他就会教她识字、念诗。而潘兰珍则一面去厂里打工赚钱，一面像妻子一样照顾着陈独秀的日常。

一场萍水相逢，两个孤独的灵魂，都暂时找到了依靠。

彼时，潘兰珍不知道丈夫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日日撰写的文稿，到底能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女人，她想跟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两年后，见肚子始终没动静，她便央求“李先生”让自己领养一个。陈独秀没办法，只能同意。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养女，取名潘凤仙。

潘兰珍原以为生活能这样继续下去，谁知有一天，她把养女送回老家，再回到上海后，却发现“李先生”已经不在住处了。

人海茫茫，潘兰珍找了很多地方，终不见丈夫的身影。一度，她几乎已经认定，对方肯定是抛弃了自己。这种事，在乱世里太常见了。

直到1932年10月的一天，潘兰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陈独秀被捕。陈独秀是谁？潘兰珍不知道。但她认得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她惊讶：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

就在潘兰珍惊愕时，陈独秀已由上海被押解到了南京。此时的他，已经对再见到潘兰珍不抱希望了。隐姓埋名与人家相恋，又是个当局恨之入骨的要犯，他找不到潘兰珍还会再见自己的理由。

但很快，陈独秀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潘兰珍。当她提着饭菜，出现在老虎桥监狱那一刻，53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

后来，陈独秀知道，能找到这里潘兰珍有多么不易。她辞掉了在上海烟厂的工作，把养女安顿好，又把陈独秀留在家里的书稿、字画都珍藏好，踏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为了见到陈独秀，她不知求了多少大人物、说了多少好话。

吃着潘兰珍带来的饭菜，陈独秀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

潘兰珍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给他夹菜。陈独秀原以为这话她听进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潘兰珍没走，她在监狱旁边租了间房子，守着他。期间，陈独秀的一位在国民政府当大官的学生，曾好心邀请潘兰珍住到自己家去，她就是不肯。她跟人家说：你是大官，不方便。

当学生把这些事都告诉陈独秀时，他对她刮目相看。正因如此，当听到外面传来闲言闲语，说潘兰珍没有名份时，陈独秀才会特意告诉前来探监的表弟：

我可以告诉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此后，陈独秀坐了5年牢，潘兰珍就陪了5年。

1937年，因为外界多方抗议和保释，陈独秀被释放。一出监狱，陈独秀马上对外宣布：我和潘女士，已结为夫妻。

二：陪陈独秀过完最后4年
出狱后的陈独秀，有很多选择：

一方面，胡适等老友都在对他“翘首企盼”，希望他在吃了5年苦头后，能“识时务”，跟自己一样做个让当局喜欢的文人。另一方面，蒋介石当局也开出了10万元经费，希望他能出来为自己效力。

陈独秀都没去。他要去四川江津，那里有一个名叫邓仲纯的民主人士，是他的老朋友了。在邓仲纯的一再邀请下，陈独秀打算去试一试。

1938年8月份，正是江津最炎热的时候，陈独秀走下了客轮。年轻的潘兰珍，在一旁扶着他。

然而，他们下了船却始终找不到邓仲纯的影子。陈独秀告诉潘兰珍：“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 好在知道他的住址！”

于是，两人又按照地址，找到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听说邓仲纯是因为出急诊，所以没来接他，陈独秀便耐着性子求见邓夫人。谁知，他们等到的竟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应：“哎呀！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这下，陈独秀终于懂了，他丢下一句：“我宁可暴尸街头，也不寄邓太太篱下！”此后，陈独秀只能带着潘兰珍，在附近的一家客栈租了个单间。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这就是陈独秀到江津头一天的经历。正如他早前所言，他真的已经无力，给潘兰珍安定的生活了。

最后，在邓仲纯的苦劝和解释下，陈独秀还是住进了邓家。但谁知，没过多久，他就看见潘兰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陈独秀一问才知道：原来，邓太太竟指桑骂槐，说他们是“寄生虫”。

陈独秀气极了，马上搬离了邓家。而后，夫妻二人又辗转搬进了效外的石墙院里。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而这几年，他的生活始终离不开一个“穷”字。至于穷的原因，无外乎两点：

其一，对外，他从来都没变过。

陈独秀的书法极好，早前他的一幅字卖个几百，甚至上千都不成问题。来到江津后，当地不少国军官员都来找他求字画。但哪怕是穷成这样，陈独秀也要挑“买家”。他不喜欢的人，是要不到他的任何墨宝的。

其二，对内，他变化很大。

早年的陈独秀，绝对不能算是一个顾家的人，这也就是何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和这个父亲多少有些隔阂的原因。但这绝不意味着，陈独秀是一个冷漠的人。只能说，倔强的他，始终没有找到与家人相处的方式。

晚年的他，终于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把三子陈松年一家，以及继母谢氏都接到身边。一家数口人住在一起，生活开销自然是极大的。

而对于这些柴米油盐的事，陈独秀自己往往是后知后觉的。有一回，他看见潘兰珍坐在屋子里发呆，便揭开米坛盖。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米坛已经空空如也，潘兰珍早前已经上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

陈独秀一向爱自嘲，便笑着对潘兰珍说：“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潘兰珍终于忍不住了，她走到丈夫身旁，怯生生地问：“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些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在一起多年，她一直唤他：先生。

潘兰珍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家里其实是有一笔“巨款”的。当时，教育部门曾向陈独秀约稿，让他写一本语言文字类的读本，并预支了他2万元。陈独秀想把这本书命名为《小学识字课本》，但教育部长却不同意，非得让他把书名改了才行。

陈独秀这样的文化名人，怎能容得了旁人对自己的著作指指点点，一气之下，他便放言：“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把那2万元存入了一家中介里，决意不动其一分。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听到妻子问起这笔钱，陈独秀直言：“不能，决不能用！哪怕冻死、饿死！”说完，他咚地一声坐在了床上。面对这样的丈夫，潘兰珍还能说什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随身饰品给当了。

日子苦归苦，潘兰珍却做到了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丈夫的继母谢氏双目失明，吃饭、梳头，都是她一力承担。忙完这些，她还得时刻照顾陈独秀的身体。

冬天时，书房四面透着风，陈独秀经常冻得手指无法握笔。潘兰珍看见了，便跑到附近的农家去求教。最后，硬是被她做成了一个外面是竹篾，里面能放炭火的“火笼”。

夏天时，山里蚊子多，陈独秀经常被咬得无法看书。潘兰珍便锯了些木面，和着山里特有的药粉一起，做成一种特殊的蚊香。

日子，就在潘兰珍的精打细算中，过了下来。

三：遗言
1942年5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在写作时突然晕倒，潘兰珍吓坏了，迅速求人把丈夫抬到了县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本来情况已有好转。谁知当他们回到家时，却发现家中两只藤条箱子被偷了去。箱子里的衣服细软，陈独秀倒是不在意，却偏偏为其中的手稿及印章伤怀。因为这件事，他的身体再受打击。

5月底，自知时日无多的陈独秀，对妻子说：“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还吃苦受累！”

潘兰珍听他这样说，没忍住哭，她抹着眼泪说：“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也就是到这时，旁人才知道：一向寡言少语的她，为何对陈独秀如此掏心掏肺。被重视、被尊重，于生如浮萍的她来说，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陈独秀不愿意看到以后她继续漂泊下去。他死前替她做了安排，他交代儿子陈松年：“我在南京狱中，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瓷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她！” 陈独秀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能让潘兰珍过得好一点。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给潘兰珍留下了两条遗言：

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即那2万元），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这两条遗言，前者是要给潘兰珍自由，毕竟她才30多岁；后者，算是他的一点私心，毕竟晚年一家人过得再苦，他都不曾丢了文人的气节。

交代完一切，陈独秀离开了人世。此后的几天里，潘兰珍整日以泪洗面。直到6月1日出殡前，她才强打起精神。

她从社会各界寄来的钱里面，拿出一小份，给丈夫买了一身干净的青丝衣裤，又在棺材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穷了这么多年，总得让他走得体面点。在这件事上，潘兰珍很坚持。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妻子：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要切记
葬礼开始后，陈松年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潘兰珍跟在后面。一路上，她抚摸着棺材，哭得死去活来。特务们的闹事，似乎都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在意的，只是她的先生走了。村里的两个妇人实在看不下去，便上前扶着她。

丧失办完后，潘兰珍经丈夫的好友介绍，进了一家农场工作。收入虽然很低，但在她看来，也总算是完成了丈夫让其独立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潘兰珍于1946年回到上海。她把在老家的养女接到身边，在当地找了份煮饭的差事。她没有变卖过丈夫的遗物，没有打着“陈独秀遗孀”的头衔参加过任何活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是她始终在坚守着的底线。

因此，虽然母女俩不富裕，却也过得踏实。遗憾的是，1949年，潘兰珍被查出了子宫癌。同年10月份，她病逝于上海，年仅41岁。她没能跟陈独秀合葬，因为按照规矩，陈独秀最终该与原配高大众合葬。

于外人而言，潘兰珍确实不起眼。但陈松年晚年回忆起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继母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陈松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正是潘兰珍12年的陪伴，以及她那一声声“先生”，给父亲的晚年带来了一丝丝温暖。陈独秀，注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至于潘兰珍，能与陈先生爱一场，正如她自己所言：知足了。

能遇到潘兰珍，是陈独秀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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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7531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3 17:57:13

历史名人，有很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的经历，很值得回味，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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