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怀念贾大山的文章，以及与路遥的交往

习近平追忆大山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

贾大山与习近平夫妇

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1997年2月9日习近平和贾大山(右)合影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习近平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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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谷溪回忆习近平与路遥知青岁月：两人曾彻夜长谈
2015年03月09日 16:16　来源：新民晚报　 参与互动()
　　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说：“我跟路遥很熟……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同住一个窑洞 共怀青春梦想

　　——诗人谷溪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在陕北的知青岁月



1973年，习近平(左二)与知青好友在“三间房”前合影 谷溪 摄



1970年的延川县城 圈中所示窑洞即为“三间房”



　　习近平总书记与作家路遥很熟。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沪产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同一个窑洞。习总书记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记者通过剧组介绍并经多方辗转，昨天下午终于找到了习总书记提及的谷溪本人，并有幸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延安的这位74岁的古稀老人……

　　烂漫“山花”红艳艳

　　谷溪说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听起来真有点费劲，远不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演员说的陕北话那么易懂。幸亏，有个能说流利普通话女助理帮忙“翻译”，才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让习总书记想起了当年的知青岁月，并勾起了他与路遥、谷溪等人同在一起的青春记忆。话及至此，谷溪显得十分激动，话儿像延河之水滔滔不绝。

　　诗人谷溪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说，习总书记所说的《山花》是他在1972年9月创办的延川县文艺小报，由他担任主编，路遥常在《山花》上发表诗作。取名“山花”，是因为同年他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经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表后很红火，在国内外畅销28.8万册，诗集汇集了他和路遥、陶正等10多人的诗作，已有品牌效应。习总书记所说路遥那时写诗不写小说，就是指那个年月。当年，早已高中毕业的谷溪已有31岁，他比路遥年长8岁，两人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并合作发表过诗歌和报告文学。由于师生关系，路遥总让老师谷溪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对此，谷溪自豪地说：“路遥是我的学生。”

　　谷溪创办《山花》后，这份文艺小报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先后推出了三代20多位作家，并形成了有名的“山花作家群”，其中有谷溪、路遥、史铁生、陶正等。在陕北，红艳艳的山花漫山遍野，其实，这花也叫山丹丹花。

　　彻夜长谈在窑洞

　　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和路遥同住一个窑洞时，谷溪说，路遥是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后才离开延川县的。由此推算，他俩在延川同住一个窑洞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谷溪说，作为北京知青，习近平当年来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路遥则是当地的回乡知青，他很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他俩那时成了朋友。后来，路遥还与来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林达(笔名程远)相识、恋爱并结婚。

　　谷溪说，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离延川县城约有25公里山路，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他就会找路遥长谈。谷溪当时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路遥则是通讯组学员，他们都住在县革委会的窑洞中，窑洞既办公又住人。谷溪回忆道，当年习近平和路遥进行彻夜长谈的窑洞是“三间房”，这是专门供来客住的客房。谷溪自己曾居住过的2排18号窑洞路遥也曾住过，内有印照片的暗房，习近平与路遥聊天应该也会去那里。可惜，这些窑洞经历多年风雨已经拆了，如今只留下一张1970年拍摄的珍贵照片。谷溪说，习总书记当年也爱文学、爱读书，他和路遥等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话题非常广泛，充满家国情怀。

　　谷溪说，路遥虽然只度过42年的短暂人生，但他有大情怀，他和习近平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路遥病逝前曾嘱托谷溪，他死后要埋葬在延安的黄土山上，要与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融为一体。

　　当年采访留佳话

　　在谷溪印象中，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读书范围广泛，十分好学。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习近平40多年前当知青时的模样，他随身军包内装的全是书和厚厚的笔记。两年前，新华网发表了一幅“习近平在延川”的照片，是习近平1973年与3位青年好友的合影，这正是谷溪自己用延川县仅有一台“上海牌”相机，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前那道矮墙旁拍摄的。日后，有好友将这张珍贵照片制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谷溪说，1975年7月，他给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延安报刊上写过长篇通讯《取火记》。他清楚地记得，进村采访时，因路陡不平，他乘坐的吉普车因打滑无法上坡，是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才将车推进了知青们居住的大院里。在《取火记》中，他记录了习近平为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延川山区设法用沼气进行煮饭、点灯的生动事迹。他说，建沼气池需要沙子，是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到七八公里外的前马沟去挖的；建池时水泥运不进山沟，是习近平带头从很远的公社所在地把沉重水泥给背了回来；当发现沼气池漏气时，也是习近平为紧急抢修，和技术员刘春合跳入了沾满粪浆、又脏又臭的沼气池中清洗池壁，那炎热的夏天把人烤得喘不过气来……习近平为民办实事不辞辛劳，当年是他在梁家河点燃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池。

　　说起习总书记，谷溪有说不完的话。1986年，习近平在厦门写信给他说：“离开延安，非常怀念，常常想回来看看。”1993年8月，习近平和他在延安久别重逢，那次，谷溪有机会留下了更多珍贵合影。 记者 俞亮鑫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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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发表于 2023-3-12 16:53
诗人谷溪回忆习近平与路遥知青岁月：两人曾彻夜长谈
2015年03月09日 16:16　来源：新民晚报　 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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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谷溪回忆习近平与路遥知青岁月：两人曾彻夜长谈-中新网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5/03-09/7113747.shtml

曹东义 发表于 2023-3-12 16:54
诗人谷溪回忆习近平与路遥知青岁月：两人曾彻夜长谈-中新网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5/03-09/7 ...

贾大山(中国当代作家、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_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5762606-5975373.html

取火记(节选)——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见闻
  2012-6-30 17:16:02   来源:三秦游综合   进入论坛 查看评论()
    取火记(节选)——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见闻
    火,是被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从远古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到煤、油、天然气和太阳能的应用,人类为了火的利用,燃料的来源,曾用了几十万年的艰辛斗争,不断换取人类的文明、进步!今天,正在进行的推广利用沼气,也就是这个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让我们通过地处陕北高原、黄河之滨的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的事迹,看看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延安人民在开辟燃料新来源的斗争中,是怎样排除万难,顽强战斗的吧!
    (一)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介绍四川人民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思。夜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小油灯下,仔细阅读着这篇报道,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们这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山区,能够象四川一样利用沼气煮饭、照明该有多好呀!一天,他步行五十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同志,老张呵呵一笑:“小习,咱们都谋到一条路上了!”
    原来,不久前正在北京探亲的张之森同志也看到了这份报纸,引起了极大兴趣,为了在陕北高原试办沼气,他放弃了休假时间,东奔西跑,在有关部门找了一些办沼气的技术资料,日夜兼程,提前赶回延川。
    4月1日,县委根据老张等同志的建议,决定派有关部门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经”,小习也是其中的一个。
    5月初,全体常委听取了赴四川学习办沼气的同志的汇报,根据延川的不同自然地理情况,选定县农场和梁家河等四个点进行沼气试办。
    试建沼气池的战斗打响了,参加试建的贫下中农、沼气技术人员干劲十足,日以继夜开石备料,挖坑奠基,干的热火朝天。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农场的池子经过20多天的紧张战斗建成装料。可是,突然发现池子露水跑气,如不及时清理出水粪,这口池子就有报废的危险。去四川学习过的沼气技术员刘春合和另外的几个同志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吊桶上的麻绳子把手勒红了、勒破了,他们全然不顾,突击一天一夜,把40立方米的水粪全部清理出池子,装过料的池子,池壁沾满粪浆,又脏又臭,在炎热的夏天进池修理,更是憋的人喘不过气来。刘春合同志二话不说,跳进池内,用清水洗刷池壁,寻找裂纹,进行修补……
    7月中旬,在两三天内,梁家河、延水关和农场的三个沼气池先后产气点火,终于,粉碎了“沼气不过秦岭”的神话,陕北高原点亮了沼气灯!
    (二)
    利用沼气煮饭、点灯的消息很快在全县传开了。梁家河、延水关和农场等几个沼气池一下变成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看“稀罕”的人,参加建池的同志一遍又一遍向人们介绍沼气土法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一遍又一遍地给参观的群众做沼气使用示范。人们看见沼气开关一扭,划一根火柴,灯亮了,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再划一根火柴,灶堂内蓝色的火苗呼呼直往锅底上扑,用不了吸两锅旱烟的工夫,刚倒进锅里的两三马勺凉水,就开得水花直冒……
    “好,好!”参观的人赞口不绝,一位步行百十里,从土岗公社进城赶集的老大爷翘着一口银须高兴地说:“日怪,我老汉活了这么老小,没听过粪尿臭气还能点灯、做饭!”特别是农村妇女看见沼气这么好使,更为激动:“咱回去也办它个沼气!”
    群众亲眼看到了办沼气的好处,一下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愿望和要求。贾家坪公社东风大队两次派了石匠到梁家河学习建池技术,党支部书记呼国清同志亲自带领社员挖池坑,夜战背石料,突击十多天,建成一口12立方米的沼气池;女社员焦玉英一心想早些使用沼气,男人怕费劳花钱建不成坚决反对,玉英说:“你不同意你不要管,我就不信建不成”,白天上地干活,黑里回来打着灯笼挖池坑,鸡叫起来下河背石料;关庄公社王家圪凸生产队82岁的郝德善老大爷双目失明,还要求参加建池战斗,别人不让,他生气地说:“我老了,背不动石料,还不能干点轻活?!”硬叫别人把他扶进池内。小孙女提个小筐跑来说:“爷爷,你挖土,让我给咱往外吊!”……
    通过这一幅幅战斗画面,一句句质朴的语言,我们看到了延安人民为了开辟燃料新来源的战斗精神是多么坚决、顽强!不怕吃苦,不怕失败,他们坚信胜利孕育在挫折和失败之中。关庄公社杨家坪大队贫农社员王建才,从公社举办的沼气技术员学习班回来,立即向队干和群众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宣传毛主席关于办沼气的指示、好处和重要意义。可是,一些队干思想不接受,冲着他说:“你学了那么两天就能办成个沼气?”怕他胡折腾,干脆派他去干别的农活。建才想:“推广利用沼气这是一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然会有先进与落后,保守与革新的斗争。”他决定不误队里一个工,不花集体一分钱,自己动手,先做出个样子让大伙看看。
    队上的农活他积极参加,晚上他趁着月光挖一会儿池坑,鸡叫了,他提前起床背一块石头,收工回来挑一担石灰石,饭碗一撂,拿起锤子垒上几块石料,……他婆姨埋怨他不管家务事,旁人讽刺他“异想天开”。建才总是“老牛上坡一股劲”。从去年9月开始,到今年2月的四个多月内硬是挤早晚零星时间,建成了一口5立方米的沼气池。由于他建池时间拖的过长,又不懂得封口保护,因此,池壁有些干裂,一装料就漏水跑气。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幸灾乐祸地说:“幸亏那阵没听他的话!看王建才再敢不敢逞能?”在挫折和失败面前,王建才还是不动摇、不泄气。他这个队离县城太远,不好去请教别人,他就把一本《沼气的制取和利用》的小册子,反反复复看了六七遍,根据技术资料提供的办法,他对已装料的沼气池,进行了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清查、大检修。四月初他又一次装料。当天夜里,压力表上的红色水柱一度一度上升,他高兴地一夜没有睡觉。三天后,建才这个只是买烧石灰用煤花了一元六角钱的小沼气池终于点火使用。一家三口人不仅煮饭、点灯全用沼气,连温猪食也够用。建才婆姨见人就说:“再也不用为天阴下雨没柴烧熬煎了!”那些原来说建才办沼气是“异想天开”的人也来请建才帮他“参谋”着建个沼气池。
    (三)
    城关公社高家湾大队,去年办沼气,领导不重视,勉强组织了个沼气专业队,但不重视思想教育,两个石匠觉得建沼气池不如外出包干有“油水”,出工不出力,一些劳多人少户,也怕建池花钱分红少不支持,所以,拖拖拉拉搞了四个月,用了800个劳动日,花了2800多斤水泥,3000多斤石灰,350元钱,建了三口池子,没一个产气,说什么也不建了。有人编顺口溜说:“沼气组,办沼气,队干抓的不得力,建下池子不产气,贫下中农干着急。”
    今年,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在政治夜校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开展“沼气池为啥不产气?”的大讨论。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通过连续几个晚上典型分析,大伙心里明朗朗的。他们说:“别看手中抡锤为集体建池,可是心里想着外出包干为个人赚钱,思想上有了资本主义倾向的裂缝,池子哪能不漏气?咱干群没有拧成一股绳,阶级敌人哪能不钻空子?‘小生产’的脚石搬不掉,沼气池哪能建的快!”
    思想路线对了头,干部群众有劲头。党支部副书记张桂兰亲自上阵抓沼气推广,全体社员日战大寨田,夜建沼气池,十一二岁的小孩和六七十岁的老汉也参加了建池战斗。从今年四月到八月也是四个月的时间建池28口,连去年建的两口“病池”也修复产气,使用正常。每口池子的造价由原来的100多元一下降到二三十元。
    这个队在建池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优先四户五保户和拖累大的贫下中农,有效地解放了劳动力,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贫农魏如田的爱人,过去光一家九口人的三顿饭就够忙呼了,参加集体劳动有困难,今年5月花了30元钱建了一口8立方米的沼气池,再不为烧火做饭发愁,把她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每月出勤均在20天以上,还可以腾出时间参加政治学习。魏大嫂高兴地说:“毛主席又一次解放了我!”
    为革命大办沼气!在延川县城镇、农村到处可以看到这条醒目的大红标语,到处可以听到许多破旧立新办沼气的动人故事。文安驿公社上驿大队共青团员梁春阳、苗桂珍、刘俊英和女青年白秀梅四姑娘,冲破层层阻碍,打破当地姑娘不学泥水匠的陈规旧俗,参加建池专业队,双手被水泥、灰浆的腐蚀和石料磨擦的淌血珠,姑娘们不喊疼不叫苦,一直坚持战斗;安家原沼气技术员张振东见队里买水泥钱不够,主动把自己准备买衣料的四十元钱借给集体。在他的带动下,有的社员把准备修新房的石料拿出来建池,有的抬下磨盘做了沼气池盖……
    延川县人民,从去年五月以来,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靠自己的力量,全县15个公社建沼气池3000多个,其中有梁家河、东风、安家原等三个大队基本实现了沼气化。为了加快沼气化的速度,提高质量,降低造价,他们在建池中,通过反复实验,摸索出不同石料建土池的办法,解决了没有石料的高原山村办沼气的困难;他们还采取粘土、炉渣、白灰混合泥池壁的办法,节约水泥,降低建池造价;采取粪便、杂草池外发酵的办法,大大提前沼气池使用时间,最快的可以当天产气,第二天就可以点火使用;采取池地向太阳和地面三尺下开口建池的办法,解决了陕北高原沼气池越冬问题……。为了充分利用沼气,在县农机厂工人技术员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还试制成功沼气发电!
    (原载《延安通讯》1975年9月20日第一版)

编辑：秦人

路遥（1949年12月2日 [1]  —1992年11月17日），男，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2]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路遥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继续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该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风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1991年，路遥因此而获得茅盾文学奖。 [28]  1992年11月17日上午，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2]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3-4]  2019年9月23日，《平凡的世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5]  2019年9月25日，路遥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6]
1949年12月2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
1968年，路遥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 [7]
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2]  在路遥回乡务农期间，路遥和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的习近平总书记同住一个窑洞，两人成为朋友，曾彻夜长谈过。 [8]
1970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 [7]
1972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同年，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 [7]
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同年7月，《延河》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0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延河》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接着，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短篇小说。 [9]
1976年8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 [9]  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0]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人生》发表之后，路遥又接连写作了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 [10]
路遥在煤矿
路遥在煤矿
1984年，开始筹备创作《平凡的世界》，1985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为创作寻找素材。 [11]
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风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因此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2]
1990年到1992年，路遥处在创作休整期。一方面要恢复一下严重透支的体力；另一方面，也好对创作进行一番思考。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诸多提问，路遥决定就《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写一篇随笔，这就是后来面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11]
1992年8月1日，路遥离开西安返回延安， [12]  9月5日，路遥返回西安，亲友为他送行。 [12]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13]  11月21日，在西安三兆公墓举行告别仪式。 [12]
个人生活编辑 播报
路遥和林达于1978年元月结婚，婚礼在延川县招待所举行。 [25]  二人育有一女路远。 [26]
主要作品编辑 播报
年份
作品名称
体裁
备注
1970年
车过南京桥
诗歌
发表于延川县文化馆主办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正式开始使用笔名“路遥”，后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转载了这首诗
蟠龙坝
歌剧
与陶正合作，未刊
1971年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诗歌
1971年8月13日发表于《延安通讯》，后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塞上柳
诗歌
1971年9月28日发表于《延安通讯》，后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1972年
灯
诗歌
与曹谷溪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当年“八路”延安来
诗歌
与曹谷溪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走进刘家峡
诗歌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电焊工
诗歌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
第九支队
歌剧
与闻频合作，1972年8月20日作，国庆节在延川县演出，1972年发表于《山花》文艺小报，
桦树皮书包
叙事诗

1973年
歌儿伴着车轮飞
诗歌
《陕西文艺》1973年11月（总第3期）
优胜红旗
短篇小说
《陕西文艺》1973年3月创刊号（总第1期）
1974年
红卫兵之歌
诗歌
与金谷合作，《陕西文艺》1974第4期
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诗歌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增订版
银花灿灿
散文
《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
1975年
灯光闪闪
散文
《陕西文艺》1975年第1期
不冻的土地
散文
《陕西文艺》1975年第5期
1976年
吴堡行
散文
与李知、董墨合作，《陕西文艺》1976年第1期
父子俩
短篇小说
《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
1977年
难忘的24小时——追记周总理1973年在延安
散文
与谷溪合作，《陕西文艺》1977年第1期
1978年
不会作诗的人
短篇小说
《延河》1978年第1期
1979年
在新生活面前
短篇小说
《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夏
短篇小说
《延河》1979年第10期
今日毛乌素
诗歌
1979年5月23日发表于《山花》
1980年
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篇小说
《当代》1980年第3期
匆匆过客
短篇小说
《山花》1980年第4期
青松与小红花
短篇小说
《雨花》1980年第7期
卖猪
短篇小说
《鸭绿江》1980年第9期
病危中的柳青
特写
《延河》1980年第6期
1981年
姐姐
短篇小说
《延河》1981年第1期
月下
短篇小说
《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风雪腊梅
短篇小说
《鸭绿江》1981年第9期
1982年
人生
中篇小说
《收获》1982年第3期；单行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在困难的日子里
中篇小说
《当代》1982年第5期
痛苦
短篇小说
《青海湖》1982年第7期
1983年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中篇小说
《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
柳青的遗产
随笔
《延河》1983年第6期
当代纪事
中短篇小说集
重庆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1984年
你怎么也想不到
中篇小说
《文学家》1984年第1期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中篇小说
《钟山》1984年第5期
生活咏叹调
短篇小说
《长安》1984年第7期
人生
电影文学剧本
1984年由吴天明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人生》
1985年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短篇小说
1985年3月31日《西安晚报》
路遥小说选
中短篇小说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姐姐的爱情
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注重感情的积累
创作随笔
1985年12月19日《文学报》
1986年
平凡的世界
长篇小说，第一部
《花城》1986年第6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2月出版
1988年
平凡的世界
长篇小说，第二部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4月出版
1989年
平凡的世界
长篇小说，第三部
《黄河》1988年第3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出版
1991年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发言稿
1991年3月30日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的演讲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
讲话稿
发表于《女友》杂志“91之夏文朋诗友创作笔会”上
早晨从中午开始
创作随笔
1991年冬——1992年春发表于《女友》
1992年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散文
《延河》1992年第1期
少年之梦
散文
《少年月刊》1992年第2期 [14]  [22]
作品思想
发展空间的限制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15]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 [16]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16]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 [14]
爱情观念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创作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16]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 [16]
艺术风格
总体风格
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 [17]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18]
人物形象
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完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恩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 [17]
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弯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15]
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青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
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