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杆中医”彭坚教授怀念其伯父，以及与《湘江评论》旧址跨时空的渊源关系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2-6-19 14:47 编辑

白果园33号
      一座名宅与一位名医的往事
      彭坚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长沙市白果园，是一条著名的文化老街，街口的右侧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铜雕，分别雕刻着青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和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谋划和平起义的两个历史场景。这一片老街包括化龙池、苏家巷、老泉别径、观音井等，有许多名人故居和旧闻轶事，毫无疑问，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上述这两处。其中的一处，程潜公馆旧址，现在成为湖南和平起义历史陈列馆；另外一处，湘江评论印刷厂的旧址，即白果园33号连同31号，则是我们彭家的老宅。
33号的墙上篆刻着“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的招牌，下刻：“白果园今三十三号，为一九一六年实业家章克恭等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印刷车间旧址，【湘江评论】曾在此印刷。湘江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学生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由湖南学生会主办，毛泽东任主席。创刊号当天即告售罄，第二期加印至五千份。【湘江评论】一九一九年七月份创刊，九月遭封禁，仅出版五期，但对湖南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印刷处旧址，大门是关着的，不能进去。在离白果园不远的修业小学内，则是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旧址，已经修缮一新，作为红色旅游点，供人学习参观。
我出生在长沙另外一条老街西园北里，两岁时住进白果园31、33号宅院，从上幼儿园，到读小学、中学、大学，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颗白果树，更不知道为何叫白果园？也许同比邻的化龙池、苏家巷一样：“哥只是个传说”吧！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有传说、有故事的优雅环境里，心里多少有一些自豪感。
这个宅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门牌号是“白果园8号”，几经更改，才变成了现在的白果园31、33号，占地面积35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是住家，上下两层，共有一个天井，两个堂屋，十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阳台，一口水井，一个厕所；后部分是一个面积大约100多平方米的厂房，前后有门相通。1916年，章先生创办了湘鄂印刷公司，湘江评论就是在这里印刷的。一场文夕大火，把这个宅子烧成了断壁残垣，后来按照原样恢复重建，只是楼板由木地板改成了水泥板。新的湘鄂印刷厂是伯父的朋友刘士安先生续办的。我们全家住在前部分，进门第一间左边的客房，就是伯父当年看病的诊室。刘士安则在后部分开印刷厂。因为经营艰难，大约1962年左右，湘鄂印刷厂关闭，整栋宅子的产权属于彭家，户主是伯父。
伯父彭崇让（1902～1978）是湘雅医院教授，中医顾问、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1959级中西医结合班导师，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的中医名家。但是伯父一直很低调，他的往事大部分是母亲告诉我的。我家祖籍是岳阳彭家大院，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从岳阳农村来到长沙，成为第一代民间医生，祖父这辈，共有五人行医，以大伯祖父彭韵伯名气最大。伯父因为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只读过四年私塾，但聪明过人，悟性很高。他修过钟表，当过会计，做过小学总务，农矿部庶务，曾经跟随他的伯父彭韵伯伴诊过几年，最后苦读《伤寒论》，走上行医之路，29岁时，即医名鹊起，门庭若市，成为长沙一代名医。表姐郭先岱，在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1941年成为他的第一个亲传弟子，跟诊五年，后来成为湘雅附二院教授、中医科主任。我是伯父的关门弟子，也是1966届长沙一中高中毕业生，从1971起，跟伯父学习五年，1979年考取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还有50年代初伯父带的一批中医学徒，以及59级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即跟他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二、三十人，他们都曾经是湖南中医、中西医结合队伍中的顶梁柱，目前大部分已经谢世。小时候，我看到伯父每年都要抽出几天时间，把《伤寒论》背诵一遍，反省一年来看病的功过得失。我在1970年代跟随他当学徒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伤寒论》，这种高屋建瓴的教学方法，使得我一开始就懂得了有别于西医的中医方法论，接触到了书中的药物、方剂、大量的临床知识，从而为后来当医生时避免了走许多弯路。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详细介绍了自己“读伤寒，用经方”的成才之路，文章广为传播，在中医界有一定影响。
伯父没有生育，我的兄弟姐妹共五个，其中二哥、三姐过继给他做儿女。我的父亲是伯父的堂兄弟，母亲是伯妈的亲妹妹，伯妈就是二姨妈，加上大姨妈带着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女儿郭先岱，这一大家子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再加上还有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即黄文进两口子，共13人同住在这个宅子里。黄文进是烈士后裔，据担任过“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副馆长的刘向上先生介绍：黄文进的母亲郑家奕与杨开慧在同一个党支部，他的母亲与父亲黄则民、杨开慧、李维汉等，于1925年共同创办了“杨柳坡党支部”，这是湖南最早的农村共产党支部之一。1930年9月19日，郑家奕被国民党杀害，牺牲地点在今长沙县开慧镇葛佳山村，比杨开慧烈士牺牲还要早一个多月。就义时极为壮烈，全身骨头被打断，用箩筐装着抬去埋葬在大友桥下。丈夫黄则民被迫外出逃命，留下两男一女三个幼儿。伯父听闻后，立即通过朋友，将他们收养到自己膝下。三个儿女后来都成才，大儿子黄文进从此成为我们的家人。长大后，伯父送他到“怡康堂药店”当店员，当时要交500元保证金，到了1950年代，进行工商业改造时，500元翻成了3000元，达到划工商业者标准了，因为黄文进是烈士后裔，入了党，当了官，伯父为保护他，主动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伯父还有一顶帽子是“地主”，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望城县的黄金乡杨家坳，买了一栋屋，十担谷的田，请了一个长工，伯父为当地乡亲们看病，从不收钱，口碑甚好。光复后，全家回到了长沙。土改时，长工特地来报信，要伯父赶快回去，因为乡里划成分了，按照政策，伯父顶多划成小土地出租，如果不回去，则可能划成地主，没收土地，分给贫农。伯父笑了笑说：“我本来就是城里人，还回乡里去干什么？土地我不要了，送给贫农就是”。他当了大半辈子的医生，却戴上了“资本家”、“地主”这两顶帽子，但有幸得到湘雅医院领导和职工们的理解和宽容，在往后任公职的几十年中，包括在“文革”中，他本人并没有因此遭多少罪，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然而，却让过继给他的二哥建中与姐姐慧中受了许多委屈，因为“出身不好”，在读大学、毕业分配、调回长沙方面，遇到了很大的磨难。
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让民间有名望的中医进西医院，后来又发出中西医结合的号召，湘雅医院首次聘请郑艺文、我的伯父、谭务权、郭先岱等到医院担任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伯父获得了很高的礼遇，表姐郭先岱其后担任了湘雅附二院教授、中医科主任，而郑艺文、谭务权两位名中医则受到不公正对待，平反改正后，郑老获得了教授职称，享有九十余年的高寿。
伯父身为湘雅医院中医首席专家，几十年来，与西医同行合作愉快，与普通员工相处融洽，与弟子们教学相长，与省市领导来往密切，特别是来湘雅住院的中央首长，请中医看病时，多数是找伯父。如徐特立的夫人患有“癔病性昏厥症”，已经40多年，一旦发作，则昏迷不醒，用任何药物都无效，几天后才会自动苏醒。1964年初，老人家在长沙发病，住进湘雅医院，伯父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后鼻饲，半小时后就苏醒了。徐特立大为惊讶，问“这是用的什么祖传秘方”？伯父回答：“这个病古代就有，在《史记 · 扁鹊仓公列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个病，扁鹊切脉后，断定他三天后会苏醒，没有开药，并说：'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可见这个病在古代是常见的。后来在《旧唐书 · 许胤宗传》中，柳太后患此病，御医许胤宗用黄芪、防风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只不过是'新瓶子装老酒'，改熏蒸疗法为鼻饲而已。”伯父50年代就是长沙市人大代表，他担任第三届省政协常委，据说就是徐老推荐的。王震将军从长征以来就落下了肠道疾病，几十年未愈，经伯父治好了。四怡堂药店收银台核价的马二嗲，60年代看到过伯父给王震将军开的一张处方，后来把处方的药物报给我听，原来是补中益气汤合四神丸，这确实是治疗慢性肠炎的两首古方，至今我还常用，并收载在《彭坚汤方实战录》一书中。伯父在湘雅医院主要工作是教1959级“西学中”班学生，给他们上中医课，带他们查房，不上普通门诊，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给院内外的患者看病，热情招待，忙得不亦乐乎，但从来不收挂号费。伯父在十年动乱中，开始也受到冲击，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到医院扫地、倒痰盂。不久，林彪下达一号令，叶剑英路过了长沙，要找伯父看病，看管人员即本院的工人，大声呵斥：“快去戴罪立功，以后不要再来上班了！” 伯父来不及回家换衣，就穿着一身搞卫生的“油抹布”衣服，直接去见叶帅了，从此不再受到管制。然而，伯母代他受苦了，因为逃难时在乡里买那块地时，地契上写的是伯母的名字，她受到牵连，被造反派剃了阴阳头，由我母亲陪着，遣送到望城县杨家坳去接受批判。临走前，母亲嘱咐我去给伯父“暖脚”，我也在这时，住到湘雅北院的伯父身边，正式开始了学徒生涯。我至今保留着伯父在这期间亲手记录的600多页病案，有待今后整理出版。
伯父把名利看得很淡薄，对待生死很坦然。他早就是三级教授，湘雅医院两次要评他为二级教授，他都婉言谢绝，认为自己贡献不大，如今已经满足了。作为一名老中医，他只活了76岁，寿命不算长，这与他长期辛劳过度，做事极端认真有关。他去世的那一天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伯父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伯父一会儿招呼伯母，给参加抢救他的学生们煮荷包蛋，一会儿喊我接尿，当我刚把尿壶凑上去时，伯父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身亡。不少读者特别是文学家朋友读到《我是铁杆中医》中描绘的这个情节时，不禁潸然泪下。伯父生前交代，骨灰不留，洒在湘江河里。至今没有祭奠他的地方，只有在每年清明节到上善园给父母、伯母上坟时，遥望着静静北去的湘江，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伯父声称效法孔夫子的“述而不作”，只编写过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几种讲稿。又说“不留只字在人间”，他没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但是在与我朝夕相处的几年中，他给予我的种种教诲和指引，对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后辈的成长有莫大的启示；他的平等待人，急人所难，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以及治病的独到思路和丰富经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把这些珍贵的言谈、无形的资产，记录在《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中，书的扉页是我与伯父1976年的合影。
这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11月推出的大型学术著作，共60万字，一经问世，立即受到第一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的很高评价，受到基层医生的广泛欢迎，邓老、朱老委托曹东义教授为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大道不孤，德必有邻”，刊登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出自《论语》，主要意思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将有许多志同道合者与他相伴。两位大师和曹教授的勉励令我心中既温暖又惭愧，他们看出了我在书中透露出来对中医事业现状的不满，对中医发展前途的忧虑。我选择在2007年出版这部书，是早有“预谋”的，因为这一年，我年届60岁，即将退休，离开讲台，从今以后，可以放下一切，畅所欲言。国家和政府一贯重视中医，中医事业的发展竟然如此艰难，现状如此不堪，究竟是为什么？需要有人讲真话！邓老、朱老以耄耋之年，尚且在执着地为中医事业的振兴大声疾呼，号召学中医的人，要做“铁杆中医”，我们作为后继者和晚辈，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坚决响应？我把书名叫做《我是铁杆中医》，表达了热爱中医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要与前辈大师并肩战斗捍卫中医的决心！封面设计采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感的人物构图，在素以严谨著称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也许这改变不了什么，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非议，那都无所谓，因为我已是教授，又会看病，人的一生，难得如此，该满足了！
在当今社会，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够通过出版的著作，讲出真话，让世人得知真相，何幸如之！岂不快哉！何必舍此他求！
伯父去世后，伯母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湘雅北院，我们找到房管部门，希望接她回白果园与我们同住。当时正好在落实房屋政策，工作人员一查档案，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这个宅子一直是家人居住，从来没有出租过，当初就不属于房改范围。伯父被湘雅医院聘任后，认为自己是公职人员了，湘雅也安排了他的住房，故他一定要把私房交公，房管局只好“代管”，并且留下了字据。后来伯父、郭先岱、黄文进几家，都陆续搬走，新进了几家住户。根据政策，这个住宅，全部要退还给伯父，房管部门落实政策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完成了这个清退、归还、安置的任务。
大约在 2001年初，长沙市政府规划修复几处文化老街，市长来视察时，指出我们家的住宅，是印刷湘江评论的旧址，从前到后，整个宅子，都要保护好，要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我们平民百姓哪有这个能力？幸亏餐饮业“盛世芙蓉”的老板伸出援手，连同隔壁罗家的住舍一起租过来，加以修缮，办成了如今富丽堂皇的“31号餐馆”，而“33号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成为了餐馆的厨房，虽然显得有些落寂，但回望白果园街口那幅巨大的铜雕像，当年毛泽东在杂志创刊号上发出的豪言壮语似乎就在耳边回响：“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今读起来，仍然觉得新鲜、生动，切中时弊！
2022年，是伯父诞生120周年，恰好在今年，《我是铁杆中医》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三版，篇幅超过100万字，当医生的儿子、儿媳，都参与协助我完成了第三版的编写工作，侄孙去年考入了吉林中医药大学，彭家几代人薪火相传，继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这是献给我伯父寿诞的最好礼物！
第三版序言的标题是“风云十五载，弹指一挥间”，第二句取自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在拙著出版的十五年间，中医事业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特别是经受了新冠肺炎的考验，人们终于目睹了中医治病的疗效，看清了捆绑、阻碍中医事业发展的原因所在，人们对于中西医观感的变化，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从毛泽东办【湘江评论】，点燃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今天，不过103年，也在“弹指一挥间”；人生百年，何尝不还在“弹指一挥间”？做人，就要做好人，做有良心、有道德底线的人，特别是从事医生这个职业者，应该把名利看淡一些，把患者的生命看重一些。
站在这座名宅前，怀念我的伯父，不禁浮想联翩，写下了这篇感慨万千的文字！
   2022年6月15日，于含浦家苑
      为【文史拾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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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19 10:17:50

曹东义:把中医的“裹脚布”去掉·365医学网  https://m.365heart.com/shownews.asp?id=117585

把中医的“裹脚布”去掉
作者：曹东义[1]
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医林改错》改错了方向，汇通医家失去了自我，中医科学化走向了西化，这些都是强加给中医的“裹脚布”，限制了中医的创新能力和发展。

在几年前的一次闲谈之中，说起当时的中医大学生、研究生们都要学习英语，并且还要过四六级；研究生大多做动物实验，做到细胞、分子水平才算先进，而对于四大经典课程的学习，已经退居后列。70多岁的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资深教授李士懋先生，听后摇摇头，长叹一声，反问道：“在大家都争着裹小脚的时候，假如你不裹，嫁得出去吗？！”听了他风趣的话语，我一点笑意也没有，反而产生了很沉重的感觉，甚至几次在梦里，梦见自己这个中医被缠着脚，艰难行走。醒后痛思：什么时候才能把缠在中医脚上的裹脚布放开？不管这缠足的布是什么材料做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时候缠上去的，因为它有碍于中医的进步与发展，就必须把这缠足的裹脚布去掉，中医学才能按着自己天然的样子，蓬勃发展，大步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精华，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但是，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岁月里，也存在过被一些人误导的病态审美思想，“裹小脚”就是需要淘汰的不良文化。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说过，一些文人为了某种不健康的审美要求，把好端端的梅花枝干，剪裁得病歪歪的，枯枝残花可怜巴巴的，却被一些人当作楚楚动人的景色。其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咏之歌之，不绝如缕。

谁给中医学缠上了裹脚布，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这个问题需要大家仔细研究，更需要有勇气予以坚决破除，才能有利于中医学快速发展。

笔者认为，限制中医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思想方法的失误。比如，以解剖为标准衡量中医理论的脏腑概念，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思想障碍。中医的脏腑理论当然是以大体器官解剖为原型而建立的一个虚拟化的理论模型。原型与模型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建立模型就是为了执简驭繁，进行概括性的一种简单描述。模型可以描述原型的结构，比如沙盘；也可以描述原型的运动形态，比如氢原子的电子云图；也可以描述原型之间的联系，比如天体星系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是描述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模型。古人关于脏腑上中下三焦分布的概念，就是一个结构模型；十二经脉循行，则既有结构模型的意味，也有事物联系模型的特点。气是模型，阴阳也是模型，五行更是模型，虚实寒热表里、六经辨证、卫气营血理论，无一不是模型方法，为的是以简明易了的方式，说明复杂变化的人体。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不了解古人以模型说事的方法，硬是对应成西方医学的解剖概念，就是一种误导。因此说，《医林改错》改错了方向，汇通医家失去了自我，中医科学化走向了西化，这些都是强加给中医的“裹脚布”，限制了中医的创新能力和发展，阻碍了中医学前进的步伐。

毫无疑问，《医林改错》对于中医学是有贡献的，不能一笔抹煞。但是，它的贡献是其中以“逐瘀”为代表的方药，是活血化瘀的思想，这些创见性的成就，都是基于《内经》以来的气血理论，而与脏腑结构无关，也与细胞、分子、基因无涉。因此，《医林改错》就错在以解剖为标准的改造中医理论上，贡献在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临床治疗成就。

中医的临床治疗一定要先有西医的诊断，是一层裹脚布；临床有无疗效，一定要按照分型一成不变，也是一层裹脚布；不许参用其他治疗措施，只许观察一药一方，还是裹脚布。按照化学合成方法、单一有效成分的思路，研究中药、研究汤方、说明疗效、不许自制丸散膏丹，都是五颜六色的裹脚布。

中医学的裹脚布已经缠了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人已经习惯成自然，即使放开了缠足的裹脚布，脚已变形，路也难以走快了。但是，对于那些刚进入中医之门的青年学生们，刚步入临床的青年中医们，放开他们的裹脚布，也许还可以长成一副天足，走在新世界的康庄大道上，快步前进，迅猛发展。因此，鲁迅先生“救救孩子们”的喊声，对于今天的青年中医们，也许是很重要的。

来源：医学教育网　

2017/2/16 18:27:34    访问数：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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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19 10:22:04

朱建华师姐:
@彭坚 真正的铁桿中医纪念彭崇让先生120周年诞辰彭氏家族为中医药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朱建华师姐: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您的分享蒲老所言极是

朱建华师姐:
@彭坚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两位都是优秀的师承指导老师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扬、光大呕心沥血

彭坚教授:
@朱又春，朱建华： 这是湖南省文史馆馆长出题命我写的文章，很快将刊登在《文史拾遗》杂志上，尽管避免了很多敏感的词语，还是有人看了不舒服，正如当年《我是铁杆中医》刚出版的情况一样，有很多同行看了书名和封面就恶心，包括某个国医大师，连内容都不屑一顾，所以我对邓老、朱老、您们一家特别感激！当一个人对名利已无所求，能够放下来的时候，心里是坦然的，但这种文章也只能在《文史拾遗》这类闲人读的杂志上登一下而已！朱家才是中医界一枝独秀！朱氏门人则是花团锦绣！

方邦江上海:
[链接]视频丨医聊家：龙华医院门诊量过万急诊医生关舱归岗回归正常诊疗

朱晓春师兄上善若水止于至善:
@上海龙华～方邦江 师弟威武！为你点赞！！！

朱又春:
@彭坚 心底无私天地宽，问心尤可对神明。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知音难求，中医传承几千年，不怕风雨如磐。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黎明即将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没有中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19 10:57:20

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 中医世家 https://www.zysj.com.cn/zaji/60581.html

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时间 2008-12-09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的常见做法，在应用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下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

笔者在这此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被歧视到了什么地步。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埋下了伏笔。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像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朱良春先生的担忧成为现实，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变而成“守型死招”，错误地认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这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破裂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可以常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稍微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即使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因素，反而使中医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析、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等全国著名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来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研究了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以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发挥中医优势，诊治西医治疗不了的疾病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人群。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万余人死于亚健康或“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

几乎所有亚健康的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的人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主要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它们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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