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佛教东来

曹东义

佛教东来　 2015-06-13 20:56

高加索地区的白皙的雅利安人的一支进入了欧洲，另一支则渗透进了印度，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征服了皮肤黝黑的土著人，并创立了婆罗门教。雅利安人自认为高人一等，设立种姓制度，分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婆罗门是祭司、僧侣思想家，地位最高；刹帝利是国王、武士，屈居第二；吠舍为农工商人，位列第三；首陀罗为被征服的土著人，也就是奴隶、雇工、无技术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最低；此外，还有贱民。这种种姓制度几千年来禁锢着印度人。可是，在公元前6世纪，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Sidharta Gautama），也就是后世所尊称的释迦牟尼反对种姓不平等，否定婆罗门教三大纲领：吠陀天启（古籍《吠陀》veda为神圣教义），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而创立了佛教。佛教认为，诸法平等，一切人都能获得解脱；世道无常，人生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认识上的"无明"，只有摆脱"业"、"惑"，超越轮回，才能成为佛，进入永恒的幸福状态。印度孔雀王朝时阿育王（Asoka)有一次杀人十多万，忽感忏悔，因此，扔掉屠刀，改信佛教，主张"法胜"，开始了佛教和平征服各民族的行动，印度大地上佛教也就兴盛起来。可是，好景不长，佛教后来融入主张语密、身密、意密的密教，终于在13世纪时绝迹于印度。不过，墙内开花墙外香，主张超越轮回、唯一佛（即释迦牟尼）的小乘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及中国的傣族等南方地区绵延不绝，而主张"生死即涅盘"、在世俗中解脱，不切除**，不否定自我，修行目标是爱、慈善的大乘佛教、中国佛教则在中华大地上流行起来，鼓吹自然适意、精神自由的中国禅宗；不读经典、仅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主张"一念三千"的唯心论、万物有佛性的天台宗；倡导缘起说的关联论、认为有情类才有佛性的华严宗等显赫热闹不已。

佛教东来，中国人对之作了全面的改造。

印度佛教有"四谛说"，也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即人生痛苦、六道（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轮回苦，具体有生、老、病、死、怨增会、爱别离、求不得、五盛阴（色、受、想、行、识）等八苦，外五欲（色、声、香、味、触）、内五欲（饥思食及渴思饮、贪图金钱、希求美色、爱好名望、贪图安逸）之折磨苦；集谛即痛苦之因在于身、口、意等"业"，贪、嗔、痴等"惑"，以及"无明"而造成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死）即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因果报应；灭谛即可灭度、解脱，可进入肉身存在、有思虑的有余涅盘，既除痛苦之因又灭肉体的无余涅盘，认识实相即本来面目的实相涅盘，不停留在灭度状态而转入现世普渡众生的无住涅盘（如密教肉身成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由主体客体、认识和环境相互依存而从污到净的转依涅盘，以及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顿悟涅盘等；道谛即解脱有道，具体为戒、定、慧三学。戒学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戒（五戒之外再加不娱乐和不装扮自己，不坐不睡高贵华丽大床，不食非时食）等持戒；定学有作不净观、慈悲观等禅定之法；慧学指最后大彻大悟，从八智慧（漏智，无漏智，根本智，后得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佛智）的低级阶段达到了高级阶段，从俗人的肉眼上升为天眼（天人相通，具有心理洞察力）、慧眼（具有科学判断力）、法眼（具有洞察事物表象背后本质的能力），直到佛眼（具有彻底认识世界的能力）。

印度佛教还有三法印说，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三大信条称作三法印。"诸行无常"指一切皆迁流不息，人的生老病死都是无常的；"诸法无我"指世界上没有独立的存在，一切由因缘和合而成，因此，也没有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或灵魂。正因为如此，不应追求色、受、想、行、识；而"我执"（执着于自我）正是万恶之源。"一切皆苦"指六道（地狱――受生命原有魔性冲动支配的身心状态，饿鬼――受**支配的状态，畜生――受恐惧支配的状态，阿修罗――受争斗好胜及骄傲支配的状态，人――受生活和生死轮回折磨的状态，天――仍有生死但**得到满足、能获得一刹那幸福的状态）轮回苦，唯有超越六道，达到"声闻"――欲觉醒的状态，"缘觉"――自我醒悟、感到喜悦的状态，"菩萨"――涌出慈悲心、为拯救别人而感到喜悦的状态，"佛"――去除意识、获得绝对幸福的状态，才能摆脱痛苦。

中国人只关心佛教对达到人生的圆满有何用处，而对上述理论一概不感兴趣。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家，只有箴言家，如孔子、老子以及明清时诸多的清言作家洪应明、吕坤、张潮、陈继儒、申涵光等。理论的欠缺使得中医一直以经验主义为圭臬；冶炼技术一再失传，只为个别的能工巧匠所掌握；哲学不关心形上学和世界本质的探讨，只热衷于阐释人生现实，因此，中国人拿来了佛教的外壳，抛弃其深奥的理论和"因明"――逻辑思考，换上了中国特色的一套：将悲观主义、痛苦解脱思想变成乐观主义、享乐隐逸思想，不需要禁欲；将"戒――定――慧"的渐修变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国人不愿放弃人生，更不愿为解脱而长期吃苦；将涅盘成佛的目标降低为不脱离人生的慈悲的菩萨和快乐的罗汉境界；将超越人世轮回改为在世俗中解脱，生死即涅盘；将修行简单化为保持淡泊适意的心境；将理论指导变成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需要研读经典，不需要反反覆覆地膜拜佛像，不需要持戒禅定……。

佛教东来，它已经不成其为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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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0 19:57:34

佛教东来的四次劫难：三武一宗灭佛

东汉明帝继位后，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高大的金人，绕着宫殿飞行，然后忽然升上天空，向西飞走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明帝召集大臣解梦，有个叫做傅毅的大臣告诉他：天竺有神叫做佛，金人就是天竺的佛祖。明帝被佛的说法吸引，派出蔡愔和秦景两位大臣去西天求取真经，两人走到阿富汗，遇到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一番交谈后，邀请他们到东土传播佛法，公元67年，两位高僧带着一尊佛像和一部四十二章经，骑着白马来到洛阳城，汉明帝热情欢迎了他们，并于第二年在洛阳郊外兴建寺院供僧人修行和翻译佛经，这便是后来的白马寺。

日慕乡关曾于几年前到白马寺参观，拜祭了两位高僧大德的墓地，对这段历史感慨不已，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宗教竟然是以这样一种神奇的方式出现，可谓奇迹。

佛家讲究是非因果，劝人向善，隐忍，修来世，对战乱频繁、苦难迭出的中国百姓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所以一经进入，马上飞速传播，成为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但自佛教进入中土，所经历的劫难也不在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武一宗之厄”。

三武，即北魏太武皇帝，北周武宗皇帝，唐朝武宗皇帝，一宗即后周世宗皇帝，这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大力打击佛教，险些将其连根拔起，对佛教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传播造成了极大影响，为什么要如此激进的铲除佛教？其背后是否有更加复杂的目的？日慕乡关来给各位说说。

东汉明帝时期，佛教进入中土，刚开始佛教被看做是一种方术，与中国境内原有的阴阳、谶纬之术类似，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影响范围有限。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因为可以有效麻醉受苦受难的百姓，稳固上层统治，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对统治者自身而言，长期的战乱、权斗消耗了太多精力，他们也需要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在本土宗教无力胜任的情况下，佛教开始受到推崇。

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既是自身教义的使然，也是中国国情的需要。

但佛教的急速发展，也引来了劫难，这第一劫，便是北魏太武帝灭佛。

“三武一宗之厄”中，太武帝灭佛最早，也最严酷，说是血光之灾并不为过，关于这次灭佛说法很多，有认为是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的争斗，也有认为是儒佛之争，佛教影响太大，影响了儒家正统地位，招来祸端。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就被认为是官家的唯一指导思想，其地位意义不言而喻，而道家作为本土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无论其主体地位，还是倡导的无为治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况且儒道两家，份属同源，谁也离不开谁。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不为本土文化人士喜爱，招致非议排斥再正常不过。

但如果说仅仅因为是宗教争斗，就能触发一而再的灭佛斗争，却有些高估了儒道学说对统治者的影响。

我们一谈及中国的儒家学说，往往附上一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话不假，但这么一说，却有意无意的拉高了评价标准，让人无所适从，不敢下口。其实以日慕乡关浅见，儒家学说并没有那么高深，薄薄一本论语，内容就那么多，有一说一即可，况且历朝历代皇帝所尊的“儒”，名义上是儒，实际用的却是“术”，汉宣帝就把话说的很直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无论谁做皇帝，统御万方才是第一要务，至于用的是儒术还是道术，只是工具的选择，并无定数。如果佛教利于治世，一样可以拿来主义，要的是手段，统治才是目的，这便是术的含义。以汉武帝为例，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并未重用董仲舒，反倒是主父偃一类的术道大家，的吃的喝，搞的老师汲黯看不下去，挤兑他：陛下用人，譬如堆薪，后来居上！

北魏太武帝乃一代圣君，不会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况且北魏乃鲜卑人建立的王朝，不存在所谓夷夏之辨，抛开这个思想包袱，剩下的就完全是“术”了。

那么太武帝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他的想法和后世的北周武宗皇帝、唐朝武宗皇帝、后周世宗皇帝是一样的，那就是佛教势力太大，影响了世俗的统治基础。

还以太武帝为例，早期的他对佛教是十分推崇的，在统一北方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佛教定为国教加以推广，佛教徒对他感恩戴德，称其：明睿好德, 乃当今如来。

太武帝的做法给了佛教大发展的机会，据统计，仅仅东西两魏民间就修筑了13700所寺庙，但佛教的扩张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极大挤压，引起了道教儒教的不满，不仅如此，宗教的发展还引来了更多社会问题

（1）占用田地

寺院的田地来源有三种，一是皇帝赏赐，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信仰的虔诚，往往选择向寺院划拨财产，其中土地是最大的一部分，北魏文帝在长安建大中寺，一次就赏赐土地一万亩，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令人咋舌。寺庙土地来源之二是信徒的施舍，这些信徒以豪门大族为主，他们本就拥有大宗田产，为了彰显佛性，往往将住房与土地一并施舍给寺庙。当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中下层，他们生活破产后投入沙门，其田产一并移交。除此以外，还有部分田产来自寺庙的巧取豪夺，北朝僧众兼并土地，比之豪门大族毫不逊色，长此以往，大量耕地集中到了寺僧手里，其富庶程度远超普通平民百姓。

（2）占据人口

农业社会生产发展，一靠土地，二靠人口，土地无论在谁手里，不多不少，但人手就不一样了。北魏时期寺院占据了大量田产，其自身耕作能力有限，不得不雇佣大量百姓协助耕种，这种帮助寺院种地的叫做“寺户”，身份地位较寺庙里的沙弥尚且不如，但至少他们能混口饭吃，加上寺庙不服役，不收税，所谓“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大量生计破产无所依靠的百姓投入寺庙，寺庙俨然成了法外之地。而缺少了劳动力，朝廷徭役无人服领，衙门征兵无人应答，田地荒芜无人耕种，长期以往，国将不国。北朝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寺庙无节制的招纳百姓，但效果了了，矛盾越积越重。

（3）引发社会矛盾

寺庙占据大量田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侣地主阶层，他们住的雕梁画栋，吃的山珍海味，甚至有些寺庙，还贩卖奴婢，外放高利贷，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成为恐怖的社会毒瘤。以放高利贷为例，北朝时期的寺院：广引财事乞贷，贪极无压。不仅放贷，而且金额极大，例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放贷20万钱，比之当世大财主不逞多让。不仅如此，寺庙放贷的利率还很高，一旦借贷人还不起，这些僧侣便利用身份，勾结官府，强力追债，给借贷人带来双重伤害。

除此以外，不少寺庙还利用宗教手段诈骗钱财，例如北朝时期一些寺庙经常蛊惑人出家，其家属想要寻回，必须出巨资打点，说好听是还俗，说不好听就是绑票。而那些入了寺庙的百姓也并非就此过上好日子，寺庙早已沦为名利场、黑社会，处于金字塔上层的僧侣，对初入门的沙弥动辄刑罚，哪有半点慈悲心肠。

各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灭佛，就成了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解决社会问题的雷霆手段。

太武帝灭佛，表面上看，是沙门藏有武器，与谋反者有牵连，其实这些都是托词，拓跋焘一代圣主，为这点小事根本用不到兴师动众，其真实目的就是借机打击佛教，以扩大税源、囤积人口、缓解社会矛盾。

北周武帝灭佛就更不用说了，北周当时统治区人口不足一千万，僧尼就过百万，如此下去，北周将成为佛国，无可耕地之农，无可征战之兵，面对强敌环伺，何以为之？

唐武宗时期，天下尚算安定，但藩镇割据，百姓困苦，寺庙占据了大量的财富，据考证，唐武宗时期，全国大型寺庙超过5000，小型寺庙超过40000，僧尼近30万。此外还有佃农15万，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寺庙经济圈。以至时人讽刺：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后周世宗皇帝是灭佛最为温柔的一位，他用新政指令设置门槛，采用了考试的形式来限制佛教徒的发展，比较而言，他的做法负面作用小，效果也还不错。说他灭佛，多少有凑数嫌疑！

至于该不该用这种激进的手段来对付佛教，见仁见智！

各位看官说说：换做你，咋整？

当然，几位皇帝灭佛，其主要目的还是遏制，并非要彻底铲除佛教，一旦佛教发展受控，对统治阶级的威胁消除，他们又会重新抬出佛教，也就是说，当佛教发展对自身不利的时候，就打压、削弱甚至消灭，对自身有利的时候，就支持、扶植，总之：教权必须服从皇权，宗教必须为朝廷服务。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0 20:30:37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0 19:572 ?/ S) Z( D# a* R9 T! J& j5 b: S
佛教东来的四次劫难：三武一宗灭佛

文保档案38 | 2300年前的繁华城池——常山郡故城
石家庄市图书馆 2022-04-19 11:13 发表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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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广袤的平原之上的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村子虽然不大，但因其悠久的历史曾一度在燕赵大地声名显赫。村子东南面农田里那些突兀矗立的土疙瘩，向人们讲述着这个村庄古老的历史，以及它所经历的雨雪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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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故城始元氏

在故城村南，有一座古城遗址。据专家考证，它就是始于战国、兴盛于汉代、迄今2300多年的常山郡故城遗址。
说起这座有着辉煌历史的古城，就要先从“元氏”的由来说起。“赵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55年），在元氏这个地方筑起了城池，以元氏城为治所设置了上原县。这是第一次让元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史学大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也记载了这段历史：因为赵惠文王的长子、赵孝成王的长兄公子元管理此地，所以称为“元氏”。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连年混战。此时，赵国的君王赵武灵王想尽了一切办法扩大赵国的版图。他下令全国抛弃过去长袍宽袖的衣服，改穿短衫胡服；淘汰笨重的战车，改习骑马射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胡服骑射”不仅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而且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地处赵国环抱之中的中山国，则民风日下、腐败堕落，赵国认为“中山可伐”，两次发兵攻中山，将其纳入了赵国的版图。后来，赵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就把原属中山国的一块土地封给了他的哥哥公子元。这就是《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这段历史。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上原县纳入恒山郡版图，更名为元氏县，郡治设在东垣（今东古城村）。汉高祖三年，恒山郡郡治迁到赵公子元营建的元氏城，管辖元氏、石邑（今鹿泉）、灵寿、九门（今藁城九门）、井陉、房子（今高邑、赞皇、邢台临城各一部分）、平棘（今赵县）、鄗（今高邑东部、宁晋、柏乡各一部分)、关（今栾城）等周边的十八个县。恒山郡管辖范围的扩大，让元氏城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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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古城墙依然矗立在故城村南

   宫廷之变改命运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为避讳刘恒的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汉景帝时，改常山国，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汉武帝时又废国复改为郡，此后，时为郡，时为国，均设治于故城。

然而，西汉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故城的政治、历史地位。

常山王刘舜是汉景帝最为宠爱的儿子，平时骄奢淫逸，家风颓败，妻妾儿女之间明争暗斗，由此引发了王室之间的内讧。刘舜病逝，太子刘勃在为父亲服丧期间，“私奸饮酒，搏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新登基的汉武帝震怒，想要加以惩戒，也借此整治这些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于是，他派遣曾经出使西域的大外交家张骞来到元氏城查办刘勃。张骞查清了刘勃所犯的罪行，据实上奏朝廷，汉武帝下诏罢黜了刘勃的王位，将他放逐到鄂西北的房县（现湖北省房县），常山国降格为常山郡。这段宫廷秘史被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录在了《史记·五宗世家》里。

不久之后，汉武帝下诏封刘勃的弟弟刘平为真定王，常山郡郡治仍设在元氏城。

常山古城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隋唐之际，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在河北、山东一带建立了大夏农民政权，在这里曾经多次与唐朝的军队抗衡。此时的常山古城已经破败不堪。后来，曾经跟随窦建德的刘黑闼再次在这里大败唐军，攻占了元氏城。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池在战火当中被烧毁。

隋开皇六年，元氏县治所迁到了槐河之阳的卧牛城，建立了一所新县城。相对于新建的县城来说，这座没落的城池从此就被称为故城，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代名城也逐渐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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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长乐”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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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厘米见方的宫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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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瓦
   众多遗迹留千古

漫长的历史在故城村遗留下众多文物古迹，常山国（郡）故城遗址、古代建筑遗迹、历代碑碣以及新石器时代石器、汉代陶器和民国时期地契等众多文物串起了村庄的历史。其中，“常山郡故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常山国（郡）故城遗址位于故城村南，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东、南、西三面残存的古城墙，逶迤连亘、若断若续，昔日的雄姿仍依稀可辨。东墙残留最高处约为3米、南墙约为6米、西墙约为5米，城墙的最宽处大约有23米厚。

据专家考证，常山郡故城遗址的城内尺寸大约东西长1200米、南北长1080米，城墙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内有与四门正对的十字交叉大道。现东门、南门遗址依稀可见，西门、北门处已成大片农田。这些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城墙，当年是用糯米熬汁，然后和上三合土一层一层地夯筑起来的，每层约6厘米，层理清晰可见，直到现在仍然很坚固。

“我小的时候，古城墙保存得还比较完好。”故城村党支书梁明聚回忆说，“只记得那时的古城墙又高又大，足有几层楼高，后来修水渠的时候，西、北面的城墙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常山郡故城遗址内曾遍布汉代陶器、瓦当、鬲足、豆颈等残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曾采集到汉代虎纹砖、“常山常贵”瓦当、云纹瓦等多件文物。故城村博物馆现仍存有汉代井圈、“常山长福”瓦当、绳纹砖等多件文物。

村中当年还建有八都壇、八都神庙、永天寺、无梁殿等建筑，八都神壇中曾立有一块三公山碑，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元氏左尉樊玮为赞颂常山相冯巡而刻立。此碑高1.91米、宽1.12米，呈圭形。额中为阳刻隶书“三公之碑”四字，左有阴刻隶书“封龙君”，右有阴刻隶书“灵山君”三字。全碑隶书24行，每行40字，实有字728个，字径约3.5厘米。清代金石学家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其书云：“隶体端劲挺秀，可以为法，不在同时《石经》之下。”

故城村目前还保存有八处百年以上的旧式民居。这些旧式民居均坐北朝南，高约3米，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含廊檐约5米。它们均有旧式门楼，门楼均有门枕石。这些旧式民居在周围高大宽敞的新民居的衬托下，散发出古老而沧桑的历史气息。

在元氏县城西北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1300多口人的小村庄。在2300年前，这里曾经城垣壮丽、市井繁华，从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直到隋末农民起义军攻破这座古城，这座历经沧桑的城池才渐渐归于沉寂，尘封于历史之中。

来源：石家庄日报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0 20:42:43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0 19:577 z- C: U6 k- r2 F0 d& ?
佛教东来的四次劫难：三武一宗灭佛

——探访元氏县国保文物单位常山郡故城遗址
石家庄文化发展 2022-07-01 14:44 发表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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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郡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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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野草、断壁残垣，若不了解，会以为这里不过是平常之地。

然而在历史上，赵子龙曾因其而自豪；在如今，南水北调工程也曾为其改道，这里就是位于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南的常山郡故城遗址。

　　来到遗址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耀眼，田野静谧，土城墙两旁的树木已是深绿颜色。

“我们站立的位置就是故城遗址的东城墙。”当地文保所的工作人员指着一堆黄土说。

常山郡故城始建于战国赵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55年）。

《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孝成王在元氏这个地方筑起了城池，以元氏城为治所设置了上原县，这是元氏第一次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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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城原为正方形，边长1200米，占地144万平方米，如今只有东、南、西三面城墙的残存。

东墙残留最高处约为3米、南墙约为6米、西墙约为5米，城墙的最宽处大约有23米厚。据专家考证，城墙有东、南、西、北四门，城内有与四门正对的十字交叉大道。

现东门、南门遗址依稀可见，西门、北门处已成大片农田。

这些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城墙，当年是用糯米熬汁，然后和上三合土一层一层地夯筑起来的，每层约6厘米，层理清晰可见，直到现在仍然很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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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城墙之内曾经城垣壮丽、市井繁华，并从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

秦灭赵国后，上原县纳入恒山郡版图，更名为元氏县。汉高祖三年，恒山郡郡治迁到元氏城，此时，元氏城成为了规模庞大的政治中心。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为避讳刘恒的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汉景帝时，改常山国；汉武帝时又因种种原因废国复改为郡，此后，时为郡，时为国，均设治于故城……寥寥数语讲述了这座城池的变迁。

如今，没有人在乎常山到底是“郡”还是“国”，也没有人在乎它的版图是增大还是缩小；然而，对于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们，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意味着天地的更换，那或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抑或是重聚或者分离的选择和期盼。

常山郡故城历经两汉、三国，至西晋初年移至真定，此城仍治元氏县。这里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隋唐之际，隋末农民起义，在战火中常山古城破败不堪。

农民起义军刘黑闼攻破此城，大败隋军，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池在战火中被烧毁……常山郡故城终成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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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线路，原计划要横穿常山郡故城，此时，常山郡故城遗址正在申报国保单位。”工作人员谈起了一段往事。

为保护故城遗址，元氏县政府提交了南水北调工程绕行常山郡故城址的申请报告。

为此，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两次来到这里考察。看到常山郡故城遗址的单霁翔很是激动，他说：“想不到这里的古城墙还保存得这么好，南水北调路线必须绕开！”

城，代表着相对于村落的繁华。人们总喜欢把对繁华永驻的向往刻在具象的载体之上，然而，对于永恒的愿景总归是奢望，荣耀是一种最容易随着时光而流转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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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雁过并非无声，漫长的历史遗留下众多文物古迹，常山郡故城遗址内曾遍布汉代陶器、瓦当、鬲足、豆颈等残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采集到汉代虎纹砖、“常山长贵”瓦当、云纹瓦等多件文物；故城村博物馆现仍存有汉代井圈、“常山长福”瓦当、绳纹砖等多件文物。

因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巨大，1993年，常山郡故城遗址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名列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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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家庄日报刘迪

图 |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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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0 20:44:51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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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图书馆 2022-04-19 11:13 发表于河北

元氏的历史：常山郡
新文旧话 2019-12-07 00:05
常山郡的由来

《史记》记载“赵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是说在战国时代赵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55年）筑元氏城（这里的元氏城是指现在故城村南那座城），自此“元氏”二字在史书上开始出现。西汉初刘邦三年（公元204年），韩信率汉军从太原至井陉口，背水一战大败赵军，追赵军于元氏城南泜水上（今槐河，辞海“泜”条有录）活捉赵王歇，斩陈余，从此赵国灭亡，史称“泜水之战”。就在当年，刘邦得到捷报后下令在元氏城内设置恒山郡。下辖周边十八县：元氏、石邑（今鹿泉）、灵寿、九门（今藁城九门）、井陉、房子（今高邑、赞皇、临城各一部）、平棘（今赵县）、鄗（今高邑东部、宁晋、柏乡各一部）、关（今栾城）等。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皇位。为避帝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这就是常山郡的由来。从此常山郡诞生于元氏城内，这段历史从两汉经三国，直至三国归晋，时间长达460年之久。

常山故郡和石家庄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我觉得这话虽有些道理但不够全面。这句话是说，没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干线，便没有今天的石家庄市。但是，石家庄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是火车拉不来的，石家庄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积淀是火车拉不来的。

有人说，石家庄市的根最初是封龙邑，其次便为常山郡。这样讲我觉得有些道理。封龙邑遗址所在地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暂将常山郡的变迁和石家庄市的形成述之于此。

自公元前179年由恒山郡改常山郡始，历经西汉、东汉到三国归晋。西晋初期，公元281年，常山郡由元氏迁至真定（今石家庄东古城）。在这长达460多年的时间里，常山郡治所一直在元氏城内。公元368年，道武帝拓拔硅称帝，国号魏（史书称北魏）。国势日强，与后燕连年交战。战争期间，拓拔硅曾登常山城东望安乐垒（今藁城市九门），觉得安乐垒之地名吉祥美好，并于公元398年下令将常山郡东迁于此。根据史料记载常山郡于公元281年到公元398年由真定（今石家庄东古城）迁至安乐垒（今藁城市九门），在真定（今石家庄东古城）共存在了117年。自公元398年至北齐时公元550年，常山郡在安乐垒（今藁城市九门）共存在了152年。北齐时公元550年常山郡又从安乐垒（今藁城市九门）迁回真定（今石家庄东古城），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常山郡置恒州，常山郡在真定又存在了39 年。唐代初年（公元618年）恒州迁址石邑县城（今石市振头），公元621年北迁真定（今正定县城）一直到公元742年常山郡建制被取消了长达135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置常山郡于真定城内（今正定城），安史之乱后（公元757年）常山郡正式取消。由此看来，常山郡在今正定设置时间仅15年。以后恒州改称真定府。宋、元、明一直称真定府。至到清雍正初年，因雍正名胤禛，为避讳与其名同音，改真定府为正定府。

十九世纪末，石家庄只是正定府所辖获鹿县的一个自然村落，其村总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200户人家，600口人。1902年之后，随着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的竣工，使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交通中枢，从而成为北方经济发展的重镇。1968年，河北省会迁来，更为石家庄的发展增加生命力。到现在，几十年的飞跃发展使石家庄成为中国北方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在常山郡存在的近800年的时间里，石家庄一直在常山郡管辖范围内，常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元素，不可能不影响到石家庄的方方面面，从石家庄区域内的宏观历史来看，石家庄的崛起，是真定府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延续。真定府的形成，是常山郡的变迁和再现。从而可以讲，过去的常山郡对今天石家庄市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说石家庄市的根在常山郡应在情理之中。

常山故郡和元氏

常山故郡在今元氏县城西北十五华里故城村南，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故郡旧城呈正方形，周长约为5公里，城墙为土筑，北墙无存；西墙存少许；东城墙现留最高6米，最宽23米；南墙仅存高3米，宽20米。逶迤连垣，若断若续，夯土层层，每层约6公分，垒筑而成。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讲，这样的土城墙在全国也不多见。

在常山郡故城址曾出土“常山长贵”瓦当，引起专家的高度重视。瓦当是筒瓦头，它的作用既能蔽护檐端，不致日晒雨淋，也能使建筑物增加美观。有文字的瓦当，常以文字来标明地域或所附建筑物的名称，“常山长贵”瓦当当属此种。

上海书画社出版的《书法研究》1984年第二期载有陶甸、郭超美、吴少林、陈焕庭的文章《秦汉瓦当书法》一文，错把汉常山郡的“常山长贵”瓦当认为是元代字纹瓦当。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山长贵’此四字之书体，‘常山’二字有楷书笔意，‘长’字带有几分隶意，奇特的是‘贵’字其笔意与汉代铜洗上之铭文相同。”作者能看出瓦当“贵”字与汉代铭文相同。

但感到很“奇特”，这是为什么呢？后经推敲，我们发现元氏的“氏”字与“代”字笔划相近，估计是将“元氏”错认成了“元代”，闹出了笑话。殊不知，“常山长贵”瓦当是地地道道的汉代文物，出土之地就在元氏的常山故郡。

在两汉时期，常山作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先后有13位皇子皇亲被封为这座古城的常山王。比如，汉武帝的儿子刘舜，孙子刘勃都曾做过常山王。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114年）常山王刘舜病故，太子刘勃继位，刘勃放荡不羁，被人向武帝告御状，言其父王殁后“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乐器）、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等罪名。汉武帝派曾出使西域为汉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张骞为使，到常山查证。张骞查明情况后，回京上报武帝，武帝不忍诛勃，下诏废其王位，并逐其携家属至房陵（今湖北房县）。

常山故郡和正定

走到正定县城，一座雄伟壮观的牌坊屹立街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两侧镏金大字，一边是“常山故郡”，一边是“赵云故里”。史书《三国志》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纂的一部史书。当时常山郡从元氏搬迁到了真定，但此真定是指现石家庄市的东古城，而非现在的正定。北齐时（公元550年）常山郡又由安乐垒（今藁城市九门）迁至真定（今石市东古城），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常山郡置恒州。而常山郡设置在现正定城内的时间，仅是复置常山郡后的公元742年到757年的15年。

由此可见，说正定是“赵云故里”实有商榷之必要，理由有二：一是陈寿写《三国志》时，正定还不是“真定”；二是赵云生活的年代（公元168年—229年），常山郡在元氏，更是与正定不沾边。历史实事是，公元281年常山郡由元氏迁址真定（今石家庄东古城）时，赵云已故世52年；而公元742年常山郡复置于现正定城时，赵云已故世513年矣。

说正定是“常山故郡”事出有因，但远不如元氏称之“故”的很。时下，有些正定人和石家庄人，包括一些元氏人、乃至不少天下人，只知正定为常山“故”郡，不知元氏更在其前，且时间最长。究其原因，一是正定作为常山郡时间虽短，但历史年代最近；二是正定的宣传力度大，喊得早，叫得响，嚷得多。而元氏呢？不知是无知，还是为了彰显古上国风范，一直沉默寡言，冷然处之……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常山真定是古称，对比现代地名，常山是石家庄市，真定是正定县，但因古今行政区划变更频繁且复杂，赵云出生地略有争议，有人说是元氏，有人说是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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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云的籍贯出生地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三国志》是正史，记载言简意赅，“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

《三国演义》是演义小说，稍微详细些，“云出寨迎接，待以宾礼，置酒共饮，纳了印绶，酒至数巡，范曰：“将军姓赵，某亦姓赵，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将军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乡。倘得不弃，结为兄弟，实为万幸。”

正史和演义都明确记载赵云是“常山真定人”，这点毋庸置疑，关键在于古代的“常山真定”到底是今天的哪里？一说是石家庄市正定县，一说是石家庄市元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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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常山郡，古代的郡相当于地级市，常山郡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石家庄市。

但古代郡下辖县，如同现代地级市下辖县区，而且郡治（相当于市政府）所在地设在下辖某个县，中间可能还会变化，常山郡就是如此。

在历史上，常山郡下辖县至少包括了元氏（今石家庄市元氏县）、真定（今石家庄市正定县）两县，两县都曾作为常山郡治所在地，虽然真定曾有一段时间脱离常山郡，但大多数时间是隶属常山郡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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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置恒山郡，郡治设在元氏故城。

文帝元年，文帝刘恒避讳将恒山改名为常山。

从西汉到三国，常山郡（有时设常山国）治一直保持在元氏故城，长达450多年。

晋代是一个关键时点，常山郡治由元氏迁至真定，《三国志》作者陈寿生于晋代，著书时是常山郡郡治已是真定，他自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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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存在元氏县和正定县对赵云籍贯出生地的争议，认为赵云是石家庄市正定县的很容易理解，因为“常山真定”就是“石家庄正定”，但也有人认为三国时期常山郡治仍在元氏，赵云对外介绍时只说了是常山人，而晋代时常山郡治已在真定，《三国志》作者陈寿记载时就把赵云的籍贯出生地写成了“常山真定”。

可以肯定的是，赵云是常山（石家庄市）人，在古今名称比较混乱的情况下，赵云可能出生在元氏，可能出生在真定，也可能出生在临城，但就现有记载来看，赵云就是出生在常山真定，也就是石家庄市正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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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书院世界数学的摇篮 ------元氏封龙书院
封龙书院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西南20公里的封龙山之阳龙首峰下，木色与青石相间的朴实、低调与书院背后的山岭浑然天成。封龙书院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的教育基地，是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的书院，也是我国古代唯一以数学成就赢得世人关注的书院。

封龙书院兴起于东汉，鼎盛于宋元。从创建年代来看，除了江西白鹿洞书院始创于唐代之外，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都始创于宋代，而封龙书院早在东汉就成为重要的教育场所。历史上的封龙书院声名显赫，在宋代与西溪书院、中溪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称为江北四大书院，与当时饮誉江南的四大学府（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竟相媲美！素有“南岳麓，北封龙”之称,被书院界誉为古代的清华大学。

封龙书院人才辈出，汉明帝刘庄的启蒙老师李躬曾在这里讲学；唐代武则天的爱将郭震到此游学，北宋名相李昉重建封龙书院,李昉的封龙书院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具有同样显赫的地位。而李昉在北宋政坛上的地位，却是朱熹所不可比拟的。《清明上河图》的首跋者张著曾担任过山长，被后人称为“龙山三老”的李冶、元好问、张德辉在封龙书院讲学、授业、著述，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在书院求学时创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戏曲家尚忠贤、杂剧家李文蔚、集贤学士焦养直、文学家苏天爵等名贤儒士都曾就读封龙书院。金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李冶在封龙书院讲学期间完成了《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两部数学著作。《测圆海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天元术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立天元一”表示所求的未知数，即“立天元一为某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设x 为某某”。《益古演段》是推广和普及天元术的数学名著。李冶是数学未知数的最早发明使用者，是代数解方程的创造者，是最早使用数字“0”的古代数学家，是小数和负号的发明者，数学界称李冶为“半符号代数之父”，他的研究成果比欧洲早300多年。

近年来，元氏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为弘扬历史文化，发掘国学精髓。2010年9月县委、县政府筹资2000多万元在封龙书院原址，根据元氏县志记载，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复建，2011年10月主体建筑完工，建设牌楼2座，拱桥2座，泮池1个，讲堂、敬斋堂、张著阁、明伦堂、崇圣殿、藏书阁等大小殿堂9座，蒙泉、读书洞、戴月亭、智公石塔等历史古迹。2013年4月25日，封龙书院正式免费对外开放。

封龙书院的重修为元氏这个千年古县和历史文化名山封龙山增添了新的光彩，吸引了大量游客，截止目前，共接待各地游客8万余人次。尤其是得到各级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支持，原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振华，海军上将马国超、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田刚教授等省市领导专家学者到封龙书院指导工作。《国务院公报》编辑部、新华网、凤凰网、光明网、河北新闻网、石家庄日报、石家庄电视台等各级媒体对封龙书院进行了报道。

随着封龙书院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深度合作。封龙书院已被中国教育数字图书馆收录。与著名高校合作成立的封龙山文化研究传承中心2014年6月24日正式挂牌,《封龙山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已被列为石家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与河北省委党校合作筹建党政领导干部国学培训基地，校领导多次到书院考察指导工作。2014年8月1日在首届冀台文化经贸博览会上，台湾专家学者到封龙书院实地考察，进一步挖掘、整理、宣传我国传统文化，打造冀台文化旅游、经济合作交流平台，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国学圣地。

封龙书院被命名为河北省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将恢复我国古代体育健身运动项目。

追溯石家庄市的历史渊源，是汉代常山郡，追溯文化渊源便是封龙书院。封龙书院就是石家庄文化的摇篮。县委县政府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把封龙书院打造成集学习、健身、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新地标！

元氏名碑之汉《无极山碑》
汉无极山碑并碑额，在河北元氏县，东汉光和四年刻立额篆书“无极山碑”四字。碑文共19行，每行字多寡不等，书法古朴，近于大三公山碑，是难得汉刻资料。拓片流传不广，近甚难见。

光和四年（缺）月单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谨案文书，男子常山盖高上党范迁诣（缺三字）为元氏三公神（缺一字）本初元年二月癸酉、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诏书，出其县钱，给四时祠具。去年五月，常山相巡，遣吏王勋三（缺）弘褒诣三公山请雨，山神即使高传言，令勋褒归（缺）雨可得。三公即与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国相巡元氏令王翊各白芊塞神山，复使高与远及县吏和下令俱诣大常，为无极山神索法食，比三公山。臣疑高迁言不实，辄移本国（缺），今常山相书言，部督邮书掾成熹参讯实，问熹县令翊各言无极山与天地俱生，从上至体，可三里所，立石为体，二丈五尺所，政南（缺）上（缺）青下黄白色，前政平可布两大席，山周币廿馀，在西南卅里，县界有名山，其三公封龙灵山皆得法食。每长吏祈福，吏民祷告，如言有验，乞合无极山比三公封龙灵山，祠（缺）七牲出用王家钱。小费蒙大福，尊神以?璧为信。臣愚以为如巡言，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雒积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大常耽丞敏下常山相（缺）从事下承（缺）用者如诏书。书到言，革在礼典，国有名山，能异材用，兴云出雨，为民来福除央则祀。元氏县有先昌三公封灵山，已得法食，而独未。光和四年二月，所子大男盖高上党迁奏记大常。大常下郡国相南阳冯府君，咨之前志，（缺）问耆叟，佥以为实神且明，每国县水旱，及民疾病，祷祈辄应时有报，又有终南之敦物，屯岱崇之松，及杨越之?屯（缺）条荡焉，材用于是乎出，官民于是乎给。在礼秩祀有功必报，今时无极山应法食，诚其宜耳。于是言大常，奏可。其年八月丁丑，诏书听其九月更造神庙，恢拓祠宫，置吏牺牲从制。月醮时祠，礼与三山同，乃立碑铭德，颂山之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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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无极山碑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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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无极山碑碑阴

元氏这个村竟是梁山伯祝英台爱情故事的发源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梁祝是否真有其人？故事又发生在哪里？河南汝南、山东济宁、江苏宜兴、浙江鄞州、浙江上虞等多个地方称是故事发源地。而在元氏人看来，元氏才是这个凄美爱情故事的真正发源地，而且有《元氏县志》、古冢等史料、史迹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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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吴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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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省保吴桥

吴桥边上的古冢

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石家庄市元氏县南佐镇南佐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走进南佐村，随意打听埋葬梁祝的古冢，老幼妇孺都能准确指出其位置，只是会告诉你，“吴桥还在，坟没了。”

吴桥，在南佐村西北。明代崇祯版《元氏县志》“桥·渡”一栏中记载：“吴桥，在南佐村西北，路通山西平定州。”

当年的吴桥横跨村西北的一条小河之上，桥面宽约三米，为单孔石拱桥。随着时代发展，这孔桥已经不能满足后人通行。上世纪70年代，为加宽桥面，紧附旧桥建新桥，在吴桥的西侧又建起了一座新桥，用水泥、护栏将新旧吴桥连在了一起，不知情的人从桥面上过，会以为这就是一座现代桥。如今的吴桥西侧石雕完全被新桥所遮挡，只有站在桥东侧才能看出旧桥的风貌。

东侧正中雕着吸水兽，两侧是龙、麒麟等祥瑞灵物，雕工精湛、栩栩如生。在桥东侧最外面一块儿拱石上，有“大宋政和丁酉”的刻字。在桥头开小卖部的村民李爱国告诉记者，这座桥建于大宋年间，距今有近千年历史，别看是老古董了，但是坚固异常，常年有百吨以上的拉煤大车从桥上驶过，拱桥都安然无恙。

“梁祝的坟墓就在桥头，我小时候还有石碑呢。”今年58岁的李爱国告诉记者，他见到过石碑，而且不只一块儿，那时候不知道碑上的文字，听老人们说，其中一块儿碑上写着“梁山伯、祝英台合葬之墓”。“文革”的时候，石碑也不见了踪影。

元氏县旅游局退休干部崔竹元说，梁祝古冢在明代崇祯版《元氏县志》里有明确记载。在“陵墓”一栏记载：“齐·梁山伯墓，在县西四十里南佐村西北隅。”“古迹”一栏中记载：“吴桥古冢”在南佐村西北隅，书院路所经由也，桥西南有古冢，山水涨溢，冲击略不骞移，若有阴为封护者，相传为梁山伯祝英氏之墓。原来墓前有墓碑，“文革”时村里修机井，墓碑被填了机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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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体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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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体精美雕琢

早在明代，“吴桥古冢”也为元氏八景之一。明代人李永有诗咏此景：“远上吴桥一径通，亭亭孤冢挟长虹。青山背后遥排拱，流水门前近朝拥。往来络绎古今人，争讶泉台宛若新。长眠想是非凡辈，千载幽明护有神。”

桥头古冢是否为梁祝合葬墓？崔竹元说，墓碑据传为清代南佐文生王剑所为，但他认为，明崇祯版《元氏县志》是元氏县最早的县志，也是记载梁祝故事最早的史料。县志是很严肃的，当年的县志中载梁山伯墓为陵墓，而非传说，说明当年修志的时候在南佐村吴桥桥头确有实物。至于后来被说成“梁山伯祝英台之墓”，则有一定的虚构成分。

2014年，元氏县曾邀省内外非遗专家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座谈研讨。民间文学研究学者陈连山认为，明崇祯版《元氏县志》里的记载无疑是元氏产生“梁祝传说”最有利的史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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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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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书院

梁祝故事与封龙书院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封龙山一代广为流传。崔竹元说，据传，梁山伯是南佐村人，祝英台是长村人，马文才是马岭村人。《元氏县志》里载：“吴桥古冢”在“南佐村西北隅，书院路所经由也”。这个书院就是封龙书院。南佐村距离封龙山上的封龙书院仅有数公里之遥。相传，梁山伯到封龙书院就读，长村的祝英台虽然是个漂亮女子，却性格泼辣。为了读书，祝英台女扮男装，偷偷跑到了封龙书院。不知祝英台女子身份的书院将梁祝二人分到了同班同室，二人同窗苦读，成了知己朋友。梁山伯慢慢知道了祝英台是个女子，二人心生爱慕，私定终身。祝家人发现祝英台在书院，强行将其拉回家中，许配给了马岭村的纨绔子弟马文才。

后来梁山伯因家贫辍学，知道祝英台许配马文才，相思过度，一病不起，竟不治身亡。家人将其葬在了吴桥之侧。祝英台知道后，痛不欲生，曾经绝食抗议。为了祭祀梁山伯，祝英台假意允婚，但是花轿需要经过吴桥，而且要允许她祭祀梁兄。大婚之日，花轿经过吴桥，祝英台在梁山伯的坟墓前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一头撞死在墓碑上。祝英台死后，和梁山伯双双化成了比翼鸟……

南佐与封龙山一代的村民都相信梁祝的故事源于元氏，《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所作并流传后世。《辞海》（1999年版）中“白朴”辞条注：白朴，元戏曲作家。隩州（今陕西河曲）人，居真定（元代属中书省真定路路治今正定镇）真定路领9县1府5州，元氏在其范围内。白朴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真定，并曾到封龙书院拜李冶为师求学。据元氏民间传说，梁山伯为南佐人，祝英台是长村人，马文才是马岭人，都在元氏山区，并距封龙书院不远。当年白朴在书院读书求学期间，根据封龙书院和当地的传说创作出《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初建于宋初的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元氏县封龙书院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个据传为梁祝二人在一起时的读书洞。元氏有吴桥，吴桥旁有古冢，而且据县志记载为梁山伯之墓，附近又有封龙书院，曾经参加“梁祝传说”研讨会的专家认为，元氏“‘梁祝传说’基本能够和本地名胜古迹联系在一起，有充分的史料来源和民间资料。”

据《元氏县志》载，早在东汉时期，“龙山三老”之一的李躬就在封龙山下结庐收徒，形成书院的雏形；宋代，封龙山中有中溪书院、龙山书院和西溪书院三座书院，其中的西溪书院，“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宋代藏有九经，历史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首位题跋作者张著于北宋末年曾任西溪书院山长（院长）。

元代封龙书院空前发展，进入鼎盛期。公元1251年，栾城籍著名数学家李冶（1192-1279年），结束了流亡生活，从山西东归，“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他潜心治学，诲人不倦。他在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等人支持下，重修李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

崔竹元说，有史料表明，白朴为元好问义子，曾被元好问送到封龙书院师从李冶。在封龙书院，白朴创作了剧本《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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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

白朴写梁祝故事

白朴（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元代著名戏曲作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作家。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出生于金朝首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父亲白华，金贞祐三年（1215）进士，官至枢密院判官，是金朝著名文士。

白朴出身士大夫之家，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士，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私交甚好，白朴为元好问义子。元好问和真定督学张德辉，经常到封龙书院同李冶一起游山并讲学，被时人奉为"龙山三老"。白朴青少年时期曾师从李冶。

崔竹元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白朴创作的元杂剧剧目之一。元代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一书中收集到白朴的杂剧共计十六种，其中一个剧目叫《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书中只录了剧目名称并没有剧本详情。当时封龙书院距离南佐非常近，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当地广泛流传，白朴听到后，难免会心情激荡，很可能根据当地梁祝故事创作了《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白朴创作《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后，曾经在真定公演，但是并没有引起反响。中年时又将剧本带到南方，同时也将剧本带到了南方。在金陵公演。因各地均有书院，引起大江南北的广泛共鸣，后剧目改名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被改编成了越剧、黄梅戏等，反倒引起了众多共鸣。在各地演出的数百年中，故事几经加工改编，形成了现在如此完美的剧情，被传播至全国乃至全世界，而梁祝故事的诞生地南佐和封龙书院却被人们淡忘了，甚至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

白朴走了，他创作的剧本流传了下来，但是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爱情故事，对这个故事的作者却有些冷落。

胡家庄抗日保卫战

千年古县，红色元氏。元氏县黑水河乡的胡家庄村在揽紫沟山脚下，西倚太行、三面环山，历来是兵家屯扎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元氏县委、元氏抗日县政府、朝鲜义勇军都在此驻扎。秦基伟、杨秀峰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居住指导全县抗战，领导元氏人民与日寇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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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
1941年10月，朝鲜义勇军进入元氏县境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八路军一个大队打仗，并对敌展开政治攻势。
当年，朝鲜义勇军和百姓同吃同住，老百姓家屋里睡不下那么多人，他们就睡在院子里，三四个人盖一床被子。乡亲们知道后，纷纷拿出自家被子给他们盖。
金学铁是在河北太行山区战斗过的30名朝鲜抗日义勇军勇十之一。他生于1916年，193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他是抗战英雄，也是著名作家。早年在黄埔军校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参加了国际抗日同盟。
1941年12月11日当晚，义勇队军开赴胡家庄，为中共元氏县委决定第二天在胡家庄召开“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大会担任保卫工作，后因敌探获悉，日军集中了500余人的兵力，附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四挺，于12日凌晨，把胡家庄包围。
突围战打响，枪炮声震撼山谷。义勇军人人争先，个个英豪，因连续射击，枪筒滚烫，拉不开枪栓，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投完了，冲上去与敌肉搏。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声震天。
此次战斗，朝鲜义勇军四位战士慷慨就义。其中，金学铁在胡家庄腿部负重伤后被押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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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胡家庄村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约4.1米的胡家庄保卫战抗日烈士纪念碑，两块青灰色花岗岩石分别树立在广场两边，上面刻着“金学铁抗日文学碑”和“金史良抗日文学碑”的碑文。
中间的石碑上是用中国和朝鲜两种文字铭刻着当年的战斗情景：“1941年12月12日拂晓，日军突袭了胡家庄。幽暗的山谷，狼藉的枪声。那天，朝鲜义勇军四名战士和营救他们的八路军十二青年在此献出年轻的生命。”
此次战役朝鲜义勇军与元氏军民并肩战斗，共御日寇，在元氏大地谱写了一曲国际共产主义的悲壮战歌。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永远铭刻在元氏人民心中。胡家庄、揽紫沟也成为中外游客进行抗战爱国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红色研学场所。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0 20:48:54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0 20:42
: B. y+ r9 v8 E7 C. E t9 ?——探访元氏县国保文物单位常山郡故城遗址
/ U$ `, k3 v1 D6 X2 a' S石家庄文化发展 2022-07-01 14:44 发表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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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元氏县万年村与皇帝有关的历史和今天
2020-07-06 来源:互联网- 由[最美旅行网]整理 349次

石家庄元氏县万年村位于元氏县最北部，北距石家庄市、南距元氏县城各15公里，是一个曾经降生过皇帝的村子。那么，这里诞生过哪位皇帝呢？就是刘秀的儿子刘庄-东汉汉明帝。

石家庄元氏县万年村与皇帝有关的历史和今天

据清同治《元氏县志》记载：东汉建武4年(公元28年)，渔阳太守彭宠、汤郡太守张丰作乱，光武帝刘秀率军平叛，皇后阴丽华伴驾从征，生显宗刘庄(汉明帝)于此。

据有关资料推测，万年村在东汉初期就比较繁荣和稳定，亦是规模较大的村庄，它位于常山郡治(今元氏故城)北6公里，距当时历史名山封龙山不过lO公里，又距古驿道不远，进退均可。当初刘秀的行营设在该村，是有一定道理的

该村始称万岁村，“岁”、“年”同义，以后又改称为万年村。

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2年)，汉明帝刘庄巡视邺地。在封龙书院收徒讲学的学者李躬前去见驾，他建言“帝生于元氏，可予优抚。”明帝降诏免元氏县田租更赋6年。

公元82年、公元86年，章帝刘炟两度北巡到常山郡(今元氏)，诏免元氏10年徭役。

古时村中溪流众多，村南、村北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池塘。据此地形地貌，加之民间传说曾有凤凰落在此处，因此村子也有凤凰宝地之称。

“据传，村子东北是凤嘴，西南是凤尾，东南和西北是凤凰的两个翅膀。”有村名层如实表达。

万岁村的历史和今天

万年村原名阴家庄。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天下大乱，百姓难以生存。南阳新野大户人家的阴四道和妹妹阴丽华也为躲避兵灾，来到常山郡北烧窑为生。后来，他们所在的村庄就被称为阴家庄。“刘秀被王郎的人马追赶时逃到了阴家庄，在这里巧遇阴丽华，一对故人结为**之好。”

阴家兄妹当年是否在此避难，史籍中无从考证，但当年刘秀在南阳没有起家的时候，确实曾和阴丽华一见钟情。《后汉书》记载：“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可以看出，青年刘秀的人生梦想就是当上威风八面的朝廷官员（执金吾为当时的官职名）、娶貌美如花的阴丽华为妻。

建武四年，刘秀在元氏平定了渔阳太守彭宠和涿郡太守张丰的叛乱，伴驾亲征的阴丽华则在万年村生下皇子，这就是后来在历史上治国有方、颇有建树的贤明皇帝——汉明帝刘庄。公元58年，刘庄登基。

阴丽华在历史上以美貌著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谥号的皇后，后人对她的评价很高。史书载：“阴后在位之时，端庄贤淑，不喜言笑，有母仪之美。皇后内持恭俭，外抑宗族，为一代贤后。”

**年间，万年村还留有阴丽华当年的“梳妆楼”，现今我们看到的只是“梳妆楼”的遗址。在万年村东北的一条小巷子里，“梳妆楼”已是一处宽阔的院子。“我们小的时候，这里还有‘梳妆楼’的地基，到处可以看到青砖碎瓦。当时一块石头雕成的拴马桩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王金英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在“梳妆楼”遗址上建起了公社修配厂，那时还能从地下挖出一块块青砖来。王金英从院子的角落里搬出了一块青砖，“这是汉砖，应当是‘梳妆楼’留下来的东西。”

多处遗迹见证千年历史

在“梳妆楼”的近旁，还有一处当年为祭祀汉明帝刘庄而建的“始生堂”遗址。

史载，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崩，皇太子刘炟即位（即汉章帝，刘秀之孙），汉明帝首举大射礼，开了帝王尊师重道的先河；汉明帝引进佛教，使中华儒道释三教文化初融。明帝功芳四海，仁风千里。依照明帝的遗诏，没有为他建寝庙进行国葬，只是在光烈皇后阴丽华的**别室内建了一个牌位进行祭祀。“无得起坟，扫地而祭。天下闻之，莫不凄怆”。于是，大臣们纷纷奏言，章帝恩准在万年建起了“始生堂”，成为汉代皇家的寝庙，并御封明帝出生地为万岁村。

出入梳妆楼和始生堂遗址都要经过一条深深的巷子，这条叫马家巷的巷子，据说也与刘秀有关系。

在万年村，还曾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南大寺”的灵岩寺，是最早的一座皇家寺庙。抗战前，灵岩寺还保存得比较完好，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把寺庙拆毁修建了炮楼。现在万年小学所在地就是灵岩寺旧址。

在万年村主干道的老十字街口东北角，有两尊石狮子伫立在一方水泥台上。观其古朴的风格，这两尊石狮子被认定是唐朝的遗存。村里的老人们分析，石狮子应该是从灵岩寺前搬到此处的。“这可是我们村里的宝贝，是我们万年村古老历史的一个见证！”因此，为了保护石狮子，村里在两尊石狮的外面分别用粗钢筋做成了罩子，并将其底座砌进了水泥台内。

古宅传说讲述古老故事

虽然万年村的许多古迹都已毁损甚至踪迹全无，但村中尚存的一座清代老宅，以及清末进士周秉仁的故居、流传千百年的故事，仍让人依稀触摸到这个千年古村的历史脉搏。

一座处在红砖、水泥的新民居包围之中的清代老宅十分显眼，它坐北朝南，青砖垒墙，灰瓦覆顶，古朴之风顿时让人似有穿越之感。王金英说，这是万年村现有的历史最长的民居，由于这座老宅的东西配房都已拆除，现在只有北屋还保留着当年的样貌。

万年村有一条街叫“牌匾街”，这与住在这里的清末进士周秉仁有关。据说，周秉仁精通天文算历，有一年他发现皇历上的日子不对，就向负责的天文台提出意见，但天文台不承认有误，双方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但经过严密推算，最终证实了周秉仁的说法。这件事让周秉仁名扬全国。还有一年，为了抵制酷吏**，为百姓争得利益，周秉仁据理力争，使得官府不得不缓解征收。于是，四方百姓集资给周秉仁送了一块牌匾，上书“名震槐阳”，以颂扬他为百姓谋福利的功绩。又有一年，瘟疫猖獗，到周秉仁家求医的人非常多，于是周秉仁在万年的十字街口接连七个昼夜施医舍药，百姓们又送他一块牌匾“医泽普护”。以至于后来，在周秉仁居住的这条街上悬挂着十数块乡亲们送的牌匾，这条街也就被叫做“牌匾街”。

在周家院子东屋西侧，一棵不知长于何年何月的粗大古槐，主干中空被劈为两半，虽然一半似已枯死，但另一半却枝繁叶茂，显示着勃勃生机。

在万年村流传下来的传说中，万岁村改名为万年村与一个叫王巩的人有关系。王巩是明嘉靖年间的重臣，相传一日早朝时，奸臣严嵩问王巩：“你我二人同朝为臣多年，愿闻大人祖籍。”王巩回称自己是元氏万岁村人。严嵩听后大笑：“久闻王大人蓄意谋反，今天竟然自称万岁，依律当斩。”王巩当即陈述了王郎赶刘秀、阴丽华生皇子及御封万岁村的故事。后来，皇上斥责了严嵩，并说“岁为年，年为岁，年岁相同”，万岁村改封万年，以免是非。于是，万岁村就此改名为万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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