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者刘宏伟先生，介绍时逸人先生在国医节方面的贡献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3-17 16:01 编辑

时逸人与“国医节”

刘宏伟（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时逸人（1896-1966）现代著名中医学家、教育家、理论家、临床家、改革家，也是现代中医史上积极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之一。

中医是中国的“国宝”、“国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自1840年之后，由于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加之西方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不同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随着中西医论争的日益激化，有些人开始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特别是废止中医思潮的形成，加之政府也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并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动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时逸人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时逸人先生原籍江苏无锡，出生于仪征，后迁镇江。少时习儒，自学成才。1912年拜当地名医汪允恭学医，1916年悬壶开业。1928年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并受聘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校担任古今疫症教授。1929年秋受聘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并在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主编山西《医学杂志》10余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后返回上海，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40年又在上海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复兴中医社，并主办《复兴中医》杂志。解放前夕在南京创办首都中医院，1949年秋又创办中央国医馆附设中国医学专修科，后转入江苏省中医学校高级师资班任教。1955年中医研究院建院，应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首任内科主任。1961年响应党中央号召支边，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任中医科主任，兼宁夏回族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因病回南京修养，1966年6月病故于南京。著有《时氏内经学》、《中国传染病学》、《中医伤寒与温病》、《时氏处方学》、《中国内科学》、《中国药物学》、《中国妇科病学》、《中国儿科病学》、《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等30余部。

早在1926年，重庆中医邹趾痕发起“中医御敌团”，以回击西医对中医的攻击。时逸人先生在当时参与讨论时，就发出了“中医一律改称国医”（时逸人《国医御敌团刍议（中医一律改称国医）》见《三三医报》1926.3（4）20页）的呼吁，此后该团即改名“国医御敌团”，并宣称要“请于政府，收回国医正统名分”。自此以后，“国医”之称渐渐在医界流行。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简称“废止中医案”）。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会场民族和国家情绪高涨，会场中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标语，会场中人们高呼“反对废止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时逸人先生作为山西代表提议“为大会募捐，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时即募集到2000多元。此次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也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1929年12月，在中医界为抗争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称学社而再次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时，更通过了将“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的决议。这样，“国医”之称乃有了业界组织的正式定名，一直成为中医界的自我称谓。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1930年初，时逸人先生等提议仿照南京成立中央国术馆之例，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他与当时正在太原挂牌行医的名医施今墨磋商，施极表赞同，时逸人当即去南京与张简斋、张栋梁等商量，大家意见一致后，由张简斋、施今墨分别向陈立夫、焦易堂和谭延闿提出在南京开设中央国医馆。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上，设立中央国医馆议案获得通过。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还发布行政院令，将中医界1929年3月17日集会抗争的纪念日颁定为“国医节”。1931年3月17日国医节当天，中央国医馆在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这样，“国医”二字不但冠名于国家纪念日，还成了官方机构的名称。中央国医馆开馆之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国医馆代表大会，推选焦易堂任馆长，张简斋、谢利恒、施今墨、时逸人、张栋梁等十七位名医任首届常务理事。此后时逸人先生先后担任中央国医馆理事、推行处主任、学术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教材编辑委员会委员、主任秘书、副馆长、代理馆长等职。

1940年1月时逸人先生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在上海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同时组织创办复兴中医社并任社长，以及主办《复兴中医》杂志。当年他对“医育法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短评中医校立案问题时呼吁：“从事中医教育者，其亟谋进行立案，以取得法律之保障。”从而使中医行医有合法地位。关于“废医存药”之争，他在复兴中医创刊号发表《我要说的话》一文，认为“废医存药”的主张“实属任意诬蔑”，恰似抗战胜利以后，评判中国军队，“谓中国土兵不良，惟枪械尚属可用，应当重赏枪械，不必慰劳士兵”，这“岂非笑谈”。时逸人先生对“废医存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神情跃然纸上。

1948年抗战胜利后，时逸人先生与名医施今墨等在南京创办首都中医院，并任院长，施今墨负责医药业务，时逸人、张筒斋、隋翰英、施今墨等到院应诊，并举办了中医进修班，招收学员数十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

1949年秋在中央国医馆内创设中国医学专修科，以后该校由南京市卫生局接管，1954年10月15日转入南京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任教，后又并入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高级师资培训班任教，被誉为“南中医八老之一”，培养了数期中医高级师资班，学员现均为国内著名中医学家。据最新统计：首届30名国医大师中，如王玉川、王绵之、程辛农、颜正华、周仲瑛等1/3大师均毕业于高级师资培训班。

1954年时逸人先生与诸同道联名向中央卫生部提出：“为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中医工作”的建议。中央卫生部于1954年10月18日复文给予充分肯定和采纳。1955年12月19日北京成立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国家史无前例的动用行政手段，从全国征召30余位首屈一指的名医大师进京，时逸人先生奉命上调北京，应聘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任内科主任。在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的当天，由卫生部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开学（俗称“西学中班”），时逸人为主讲教师之一，讲授《黄帝内经》。中医研究院创办的首届西学中研究班，带动了全国西学中工作的开展，揭开了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的序幕。从1956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杭州、南京、南昌、沈阳、银川等地，陆续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并在1959年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前后持续近十年之久。

1961年5月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时逸人先生不顾年高体弱多病赴宁夏银川支边，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1961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宁夏分会副会长。并与苏厚润会长在银川创办西学中班，开创了宁夏的中医教育及中西医结合事业。

时逸人先生为中医事业奋斗了一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西医科大学时逸人小记：“古有三国董奉治病不计报酬，杏林春暖。今有镇江时逸人学术精湛，桃李盈门。红烛燃尽光未熄，昔人虽逝魂犹在。“ 可以说是对时逸人先生的最美赞誉。

作为时门传人，值此国医节之日，让我们缅怀先辈，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为弘扬和复兴中医而奋斗！希望中医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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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3-17 07:34:20

WAY:
[文件]

WAY:
两年前写的，请指教！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我转发一下吧？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新提醒】在美学者刘宏伟先生，介绍时逸人先生在国医节方面的贡献[来自:燕赵中医]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tid=2861&extra=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你看看，如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可以修改，或者撤稿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3-17 07:35:54

国医节94周年抗争回顾：“不准中医办学，使之后继无人，在50年内逐渐消灭”
中医书友会 2023-03-17 00:05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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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书友会第3455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I导读：小编在编辑这篇文章过程中，真的是义愤填膺。尤其是看到不准中医办学校，让中医后继无人的措施，气的我想骂人。对于这段历史和3月17日国医节很多中医人都知之甚少，希望大家能仔细读一下这篇文章，并转发给身边的中医朋友。我辈一定要牢记历史，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中医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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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却的纪念-“国医节”的回顾与启迪

作者/朱邦贤
作者介绍：朱邦贤，男，1951年3月，农工党，上海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80年毕业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师承全国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方药中。

担任《中医各家学说》主编、副主编、主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家学说”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中医分类与代码》等国家标准修订主要负责人。

主编出版了《中医常见病证专辑》《中医病证小方辞典》《中医各家学说》《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第二版）等20余种学术专著。作为《中国医籍字典》《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医学术发展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等工具书的主要作者，先后荣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6项。

每年的3月17日，是中医药界同仁不应该忘却的节日—— “国医节”的纪念日。值此“国医节”八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编者按：此文写于2009年），回顾近百年中医药曲折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我辈学人不仅应该在这一节日里缅怀前辈与“废止中医”所作的逆流挽舟式抗争的功绩，更应该从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好地弘扬中医药学术，让它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更辉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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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之争”与“国医”的由来

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的医学界始终是中医一枝独秀，承担着我国民众健康与医疗服务的基本职责。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世纪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阵营。

余云岫发起对中医的学术争论

1916年，余岩（余云岫）撰写《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的余恽之争，还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企图借用行政手段来消灭中医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当时医学界一部分留洋学成归来的“德医”、 “日医”、“英美医”等，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旗帜下，对中医持改造、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这些“废止中医”思潮的渐盛，成为旧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都曾制造过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借用行政手段来消灭中医。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走上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不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亳不掩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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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的三十二条，与汪南北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摒斥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为此，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

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

面对这种情势，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政府教育体系。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 “弃中扬西”政策。

迫于各界压力，北洋政府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把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发中医发开业执照，要警察厅负责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

如此束缚医生、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

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又一次失败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

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则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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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医节”之始末

1929年2月23日，在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授意下，新组建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主持，通过了留日医生余岩和汪企张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6项消灭中医办法

该提案称“旧医（对中医的贬称）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不能进展”，具体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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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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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中医办学，使之后继无人，在50年内逐渐消灭

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1916年，余云岫曾撰《灵素商兑》，带头向中医发难，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

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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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

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之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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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界代表会议，共商抗争大计

“废医案”一出，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这是对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医下达了死刑令。当时，中国医疗事业极其落后，很多地方缺医少药，西医总数不过6000左右，仅占医生队伍的百分之一二，取缔中医形同灭门灭族，广大中医被迫群起抗争。

上海中医药界首先揭竿而起，通电全国同仁，倡议在沪召开全国中医药界代表会议，共商抗争大计。各地纷纷响应，香港中华医药会亦寄款赞助。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共1000余人在上海召开大会

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会同上海医界同仁共1000余人，聚集于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

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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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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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推举谢利恒、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5人组成代表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随团到南京作联络服务工作），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同时决议将《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屏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的请愿书公诸报端，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

其间，冯玉祥打电报给老旧部、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把他训斥了一通，阎锡山等地方大员及许多社会名流要求中央撤销废除中医的提案，以免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代表团直接找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等国民党大佬

3月20日，赴南京请愿代表团一行乘坐火车出发，途经苏州、常州、镇江等车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欢送。21日，列车抵达南京下关时，乐队高奏，鞭炮齐放，掌声震天，千人列队迎候。南京各界代表也纷纷至代表团下榻处表示慰问和支持；南京及全国的媒体对请愿团的活动极为关注，纷纷刊出全国各地反对荒唐提案的呼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

请愿代表团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即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对卫生部则先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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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团抵宁后，先后去国民党三中全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书，并拜会了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焦易堂、李石曾、张静江、叶楚伧等国民党的政要和元老，得到了他们支持中医的承诺。

请愿团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时，代表们还没有开口，谭延闿便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边说边伸出手腕，要代表为他诊脉处方。当即由谢利恒为他切脉、唱药，陈存仁执笔记录。次日，各报都把这张处方刊登了出来。

请愿团在谒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于老说得很有意思：“中医应该另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来管和尚样，岂非笑话？”代表们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就是不去卫生部。

蒋介石：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请代表们放心

3月24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蒋氏出于民国初定，且他与各实力派、尤其是与汪精卫派的矛盾正在加剧的考虑，平息这场风波有助于打击对手，井能加强自己的势力与威望。因而表示，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然请楚，“本人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请代表们放心”。他还说，自己小时候生病都是看中医，现在生病了，有时亦还吃中药，对中医是信任的。一席话使代表们如同吃了定心丸。

卫生部长薛笃弼本来对中西医就设有定见，他24日晚宴请代表团时明确表态：只要当一天卫生部长，就绝不同意废除中医，他还希望聘请代表团的两位成员担任卫生部顾问，要成立中医的研究机构“国医馆”。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于翌日离开南京。

国民政府文官处：撒销废除旧医提案

数日后，国民政府文官处下达的公文称：废除旧医提案，“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发展，殊违先总理（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撒销”。后来，薛笃弼果然聘请陈存仁、谢利恒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中医药界为纪念3月17日集会抗争这一大事，争取国民政府将此日定为“国医节”。

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国政府反中医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弦更张。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再次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

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

1936年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承诺。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遭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极力阻挠和反对。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从而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解放前，全国中医院校仅存广州一家

这场抗争整整历经十载，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和全民抗战的兴起，双方也许都不会偃旗息鼓。但这场论争的烽火却并没有熄灭；抗战胜利后，中医处境更艰难，中西医关系犹如冰炭。在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的中医院校基本解散殆尽，仅存广州一家勉力支撑。事实证明，腐朽的旧政府是无法调和解决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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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医节”带给我们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余岩等人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抛出了一个所谓“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了卫生部主要领导人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纠正了当时中医工作上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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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六七十年代“城乡三级医疗网”中，起到极为重要作用

由于党和政府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和政策性的保护，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三级医疗网的建设上，尤其是借助于“合作医疗”形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解决了我国城乡人民群众的基本卫生保障，其中，中医药技术方法的大力推广和广泛使用，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体系中更凸显其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中医药学被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广泛使用，当人类社会面临着ADIS、SARS、禽流感等疾病严重威胁之际，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更显示出其在应对人类社会疾病谱新变化的挑战中具有现代医学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政府制定的正确的中医政策、充分肯定并鼓励中西医结合的大力引导是分不开。

“国医节”传统纪念活动，在大陆逐渐消亡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进技术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重视不够，相当一部分的业内人士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西化” “异化”和“废医存药”的趋向。

因此，中医界历来极为认真的“国医节”传统纪念活动在大陆逐渐消亡，以至于现今绝大多数中青年中医师对“国医节”懵然无知，对这一段中医前辈与“废止中医”逆流挽舟式的抗争历史也不甚了了。

近些年来，在“团结”与“中西医结合”的旗帜下，中西医之争的矛盾表面上是缓和了，但深层次的文化、观念学术，以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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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医的快速发展而言，中医药技术队伍正在大幅度地萎缩，

中医药的学术传承与研究遭受不公正的“倾斜"，

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呈现出整体性的“滑坡”，

对中医药学正在进行的向现代医学靠找的全方位的“改造”，某些新中医对分子生物学等现代技术的“头头是道”与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其技术方法的“疏忽”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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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都是在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80年前“ 废止中医”暗流的涌动中悄然发生的。

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我们有些人，其思想深处还有意或无意地继续着“ 余云岫”们的未了事业，对此种种现中医药学在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创新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应该牢牢记住近百年来中医药学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

不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方法来发展中医药学是愚蠢的；

机械地搬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方法，不进行中医药学的自主创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同样也是愚蠢的。

编者按：

关于94年前这场中医的生存之战，本文作者梳理出一个梗概，其中的艰难不是亲历者很难了解。之前书友会发过陈存仁先生（代表团5人之一）的文章《亲历八十年前中医废存之争》，记录了从如何发起到请愿的详细过程，小编读罢，深感不易，其中面临的具体困难可谓众多，大家一定要移步二帖阅读。

这段历史让小编感慨颇多，铭记历史，是最好的纪念，也是我辈发展中医的动力。请大家记住94年前的今天，记住3月17日是我们中医师自己的国医节，记住中医的发展，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放一段鲁迅先生的话，为本文的结尾吧：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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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文摘自《中医药文化（2009）》丨作者/朱邦贤丨荐稿、编辑/居业
•本文版权归权利人所有。仅供学习交流，请勿随意试药。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3-17 07:37:31

曹东义发表于 2023-3-17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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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亲历八十年前中医废存之争
陈存仁中医书友会 2023-03-17 00:05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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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书友会第3455期（原第125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I导读：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八岁丧父，遵父遗愿“阿沅学医”入丁甘仁创办的中医专门学院学习中医，又先后拜前清举人姚公鹤，朴学大师章太炎研习国文。毕业后师从名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也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广交政商界，文化界，医界名流。其患者包括胡适、杜月笙、张学良、戴笠、于右任等等。本文记录了当年汪伪政权号召取缔中医，及中医界人士与之抗争的全过程。

PS：陈在后来的书里记载，汪精卫生病仍看中医，即便他在鼓吹取缔中医的时候也是如此。陈问及缘由，汪只哈哈一笑，意思谁都知道中医治病，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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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八十年前中医废存之争

作者/陈存仁

一、废止中医轩然大波

先要追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废止中医这件事，那时刚是北伐成功开府南京，汪精卫在汉口时最出风头，他到处演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他自以为革新派领袖，屡次演讲表达他的意思，报纸上常常有这种零星的消息发表。
我们中医界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中医中药是全国人民的健康所赖，历史悠久，那时节西医全上海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对他的主张，认为纸上空谈，绝不会现诸事实。
岂知后来他们的确不是空谈，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人为委员，开会三天。那时褚民谊奔走活动及宣传，着着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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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是要逐渐淘汰中医，原案是留日医家余岩(云岫)所起草提出，他们设想得很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原来的议案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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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余岩。

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

办法：

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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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我们中医自称是“国医”，这是表示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等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剧一类的名称。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亦没奈何，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旧医”，他们自己叫做“新医”。这表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
当时西医们，也不愿意人家称他做“西医”，因为“西”字，就表示从西方来的医术，隐隐衬托出中医是中国的国家医术，所以他们一切的公私文件，一律不称“西医”两字，而对中医的名称绝对不称国医，一律叫做旧医。整个提案，含有深刻意义。
这一个议案，一经各报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一般中医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
这个议案中有一项，检查报纸杂志的，即是指我刊行《康健报》而发，我正在想如何去应付?
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
“老陈，你见到这个新闻吗?”
我说：“已经见到。”
他又说：“你的态度如何?”
我说：“我当然反对，但我要想知道令尊翁的态度如何?”
他说：“家父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也就算了。”
我就对他说：“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我要和你从长计议，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
他听了，连说：“对，对，对。”
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一同到南京路五芳斋二楼叙谈。(按：张赞臣的父亲是张伯熙，乃常州老名医，我拜姚公鹤为师，就是他老人家引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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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约定之后，我一面应诊，一面想办法，我认为老一代的中医，由于习惯关系，都是安分守己以不问他事为主旨，所以要他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老中医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大，一定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做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
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两人先后到了五芳斋，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最后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五芳斋是上海有名的点心店，主要的业务以出卖汤团、糕饼、糖山芋、糯米藕，兼卖点心菜肴。我们两人随便叫了些点心，一边吃一边讲，所花费的代价铜元十余枚，大家讲得很起劲，不知不觉已钟鸣六下。
我俩主张先请谢利恒老师来讨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再定进行方针，于是摇了一个电话(按：那时上海的电话，是要用手摇、喊号码、再接线的)给谢老师，请他到五芳斋来吃饭，谢老师一口答应，立刻搭电车到五芳斋来。
谢老师素有“美髯公”之称，飘飘然地直登楼座，他为人风趣得很，开口就说：
“你们请我吃点啥?
”我们说：“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按：所谓过桥，即是面浇头，另装一盆)，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
老师笑说：“为何大家不饮一些酒?”
我们齐声说：“好”。于是大家就边饮边吃，言归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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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师也知道国民政府要逐步废止中医，他说：
“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
我们就把召集全国中医举行抗争会的事，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他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
“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
我们两人默默无言，认为这倒是一个难题。
正在思考之时，我忽想起我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张赞臣办的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就根据我们两人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
谢老师说：“好，这样，事情就有眉目了。”
二、全沪停诊开会集议
那时节，上海本来有三个中医团体，酝酿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老师为召集人，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无形中内定丁老师做理事长，谢老师当监事长，于是我们就提出由丁、谢两位老师具名召集紧急会议，谢老师说：“好。”我们吃罢了之后，付款一元还有得找。谢老师叮嘱我们快快把全国中医地址名单开列出来，我们两人就说：
“今晚我们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
谢老师连声称是说：“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
我们回说：“遵命。”于是大家分手。
我与张赞臣两人，立刻各回家中，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我的一张名单，做到半夜三时才告完毕，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
次晨，我向丁老师处做说客，丁老师一口应允，并说：
“事不宜迟，要做就做。”
于是各人分别摇电话，约定在一家番菜馆聚会，那天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有陆仲安、夏应堂、殷受田、郭柏良等，大家看到我们所列的全国中医地址名单，认为这是“法宝”，不管我们上海市中医协会成立与否，先用这个名义发出“快邮代电”。
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这笔费用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做“快邮代电”，只是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即是快信而已。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都是赶快车 (所谓快车，即小站不停的通车)，我们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这笔费用并不太大，可是日程计算起来，快信到北京要七天(那时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我们决定对较远的省份，只好打电报，这些费用暂时由丁老师垫付。
快邮代电的原稿，由我执笔起草，大家看了，认为字句很够激愤，又经谢老师改了几个字，格外活泼生动。
我们商讨之时，药业中有一位很激烈的青年叫做张梅庵，他主动来参加，他说：
“我们先要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
他这句话一出，大家热血沸腾，一致赞成。就定期在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
到了那天，中医界有一千多人都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话都听不到，唯有张梅庵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跟着他的口号一句一句高呼，显得万众一心，对于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
最后由谢利恒老师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三月十七日假座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跟着提到经费问题，请会众自由捐助，即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到四千多元，药业方面的代表说：
“他们也准备开会集议，再送一笔款子来支持这项运动。”
当天会议开到七点钟，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就在仁济堂附近，草草地吃了晚饭，丁仲英老师说：
“看来经费不成问题，应该在通电上说明，各地代表的旅费自备，到了上海，食宿费均由上海医界招待。”
因为从前各地到上海来的人，都是住在普通的小旅馆，较豪华的人才敢入住惠中旅馆等处，普通的旅馆，每天的房金不过大洋一元四角至二元，照各地代表人数计算一下，要预先包定几家普通的旅馆，那时这种旅馆都集中在泥城桥平乔路一带。
预定开会三天，各代表的两餐，也由上海医药界指定菜馆凭券招待，计算起来，我们上海医药界还负担得起，所以后来才在通电中注明这个办法，同时也声明若愿意自动捐款者，亦表欢迎。
三、各地响应云集沪上
这个快邮代电发出后，不到六七天，南京、苏州、杭州均有复电寄来，都说决计参加，香港也有一个团体，叫中华医药会(地址在德辅道中)，他们来电说明不派代表，但是汇寄了捐款港洋一百元表示响应。
从此，我们天天开筹备会，组织了秘书组、总务组、财务组、宣传组、接待组、干事组，推选有办事能力的同道，分别负担各组事宜。
我本来是中医协会的秘书主任，到了这个时候，有几组都由我负责，幸亏有一位江湾办报出身的医界人士蒋文芳，他动笔很快，我们在商量之下，请他担任秘书，这样一来，我可以省出许多时间来策划各组事宜。
这次仁济堂的筹备大会之后，我便拟了一段极长的新闻稿，亲自送到各报馆，要求他们全部刊登，从前报馆的编辑们，一向都是信赖中医的，他们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深表愤怒，一收到这篇新闻稿，都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本埠新闻版的显著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还兼写社论，阐述中医是不可废止的，这一来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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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此次废止中医问题，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
这种反应，本来对我们中医很是有利，可是却因此而刺激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当时西医界中最会动笔墨的是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他们就出奇制胜地在各报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我们也推出四人，由一人应付一人，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本来我是应付庞京周的，两人笔战，大家认为我措辞得体，笔锋锐利。
料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此人就是当时所谓党国要人褚民谊，他拟好了一篇很长的谈话，送到报馆发表。
从前报界对中央要员的谈话是很重视的，这段谈话稿送到报馆是下午三时，《申报》编辑赵君豪接到褚民谊这篇文稿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我先去看一看，说：
“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我说：“好。”
我就立刻到《申报》编辑部，先把原稿抄了下来(可怜那时是没有复印机的)，直奔姚公鹤老师家中，商讨对策。
姚老师说：“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那么次晨就可以同时刊登于报端，否则的话民间人士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稿，未必会刊出。”
我说：“好。”
马上就在姚家小房间中起稿驳复，又请姚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遑遑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谈话，相映成趣。医界中人看了无不拍案叫绝，说我做得既快且好。(按：有两家报纸对所谓中委褚先生怕得很，隔了一二天才补登我的稿件。)
从这个时候起，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但也有一部分文字，是骂中医太保守，不能跟着时代走。
我忙了几天之后，款接组长余鸿孙来对我说：
“各省各县的医师都有信来。说有代表三五人至六七人，广州代表陈任枚来电要订高级旅馆房一间。那么平乔路的小旅馆似乎不相宜了。”问我怎样办?
我说：“款接组不能照规定的办法来做，大部分小县份代表送平乔路，小部分有钱的代表尽管为他们开第二级的惠中旅馆，或是第一流的大东旅馆，这些代表日后都有大宗捐款，我们多花一些招待费，是不会落空的。”
款接组的组员，都是年轻的医生，有二十多人听候余鸿孙指挥，某日某时到车站或码头，迎接时每组由八人等候，手执鲜明旗帜，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各地代表抵沪的消息，只是那时没有摄影记者，所以报上没有登载图片，但已声势浩大得很。
每一地方的代表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一定到大西洋西餐馆进餐，由丁老师、谢老师等坐候着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宾主双方，言论都很激烈，说这次大会，非推翻议决案不可。
到了三月十七日，计算已到的代表已经有十五省代表，二百四十三县的县代表，四个市的市代表共计正式代表二百八十一人。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因为时间上赶不到，未能出席，可是都汇来了捐款。
这次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假座天妃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这个会场是上海最宏伟的，有很宽畅的座位，到了这么多的代表还坐不满，于是由上海三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补充了全部空座，连楼上楼下两旁都站满了人，会期为三天。
四、三月十七召开大会
这一次大会，本来准备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一同参加的；但是这样一来，总商会的大厅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向医家与药店分发几种标语、旗帜、横幅等张贴在门口，以示响应。
我同一辈青年中医当天上午就到总商会内外布置一切，并且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款接组招待各地代表莅场。到了下午一时开会时间，各地代表均依时到达，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大会开幕，先由蔡济平报告筹备经过，后由谢利恒老师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
我那天担任大会的司仪，见到这般情况，认为要大家一致，唯有喊口号，可以鼓动全体的热烈情绪，以及统一意旨，标语是预先拟定写好的，于是就照标语请张梅庵领导喊口号，张氏那时很年轻，中气充沛，声如洪钟，由他先念一句，大家跟着高喊一句，一时响彻行云，好多人热血沸腾。
接着由蒋文芳宣布：“今天请各地代表拟就提案，于明天大会时交来。”
这天的秩序极为良好。
第二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逐件讨论，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这一天，各地的代表都先后登台发表演讲，从前集会还没有话筒(即麦克风)，所以代表发言，往往只是前面的人听到，懂不懂还大成问题。这一天，大家讲的话，无非是诉说各地中西医家的情况，讲者谆谆，听者藐藐，有人看这个情形不对，说主张提出一个紧急的办法，要派代表到南京去请愿，看看政府当局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到上午便把这个提议通过了。
第三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代表人数和人选的问题，一谈到人数，麻烦事情就跟着来了，有人提出一个办法：每一省要推出一个代表。那时到会的省份有十三省，应该是十三位代表，这个提案一下子就通过了，陆渊雷振臂而起，要十三省当场选出代表，上台来各作五分钟讲话，他的含意就是要考验代表的人才和能力，这一下子，却暴露出各省选出的代表都是高龄的名医，一登上了台，连口都不会开，这样一来，就把已通过的第一个办法推翻了。
接着又有人主张，不应该以省为单位，要注重人才，而代表的人数须贵精不贵多。大家又一致拥护这个办法，并且当场推选代表，第一个是谢利恒老师，由他做团长；第二个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由他作南京的领导，第三个是上海药业代表张梅庵，第四个是丁仲英老师，丁老师坚决不就，说：
“我情愿留守在上海，还有好多事要办，推荐蒋文芳做秘书。”大家也通过了。
第五个代表，各方面提出的十几人，大家争执到面红耳赤，没有解决办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发言说：
“这次运动，是陈存仁首先推动起来的，我需要他来做总干事，帮助我们做各种内部工作，有了他，我们的组织就健全了。”
谢老师此言一出，会场掌声雷动，于是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当晚在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一个惜别宴作为饯行，各省代表都勉励我们，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们被感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
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
“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
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
五、五人代表赴宁请愿
五个请愿代表推定后，就在当晚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请愿，前途未许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所说的大致也是如此。
可是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
“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
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万不料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那时上海是一个经济的枢纽，也是舆论中心，当时的新闻界就发觉到外国的大药厂，对这一个运动，显然有经济上的支援，因为中医中药一经废除之后，西药一定会畅销全国，当时谣言满天飞，但具体的事实，笔者恐记忆不准确，未便写出。
隋翰英是南京代表，他建议一定还要邀请两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那么五位请愿代表到了南京，许多中央委员都会接见，否则就恐怕到处碰壁，一事无成。
他这个建议，我们五人都表示赞成，我说：
“陆仲安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我去过他家，不如我们现在就到他家中去。”我们说罢就走。
陆仲安是北方人，爽直得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
于是次日他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只是他不担任任何名义。还有张赞臣、岑志良两人也热心得很，也不居名义而随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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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请愿团代表）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一日，搭的是沪宁路早晨九点钟的一班火车。在我们到达北站之时，只见车站上已拥满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中药店的职工等有一千多人，还有一队三十多人的军乐队，大家挥动着旗帜、标语，欢呼口号，奏着激昂的军乐，我们就在这般热闹的气氛中，登上火车。欢送行列中，大家高举手帕，预祝我们凯旋。
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四十多人，排齐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代表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在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
在我们代表出发前的几天之中，报纸上天天有我们行动的消息，都刊在显著地位，足见各方面对我们这一个运动的支持，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受到舆论方面的抨击。
我们出发时，搭的是二等车，车票是四元几角，但是一上车，就有人派给每人一沓报(包括全沪大小各报)，收费小洋二角，一杯龙井茶，也收小洋二角，我们就一边饮茶一边看报。
那时我和陆仲安会同隋翰英商讨到了南京之后，首先应向哪一个机关请愿，或者最先要拜访哪几位元老，请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我们在车厢中都宽了衣服做准备工作。
正在谈话之间。忽然车厢中出现了一位苏州代表，他说：
“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一千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了队在车站欢迎你们。”
果然不到一小时，车抵苏州，先见一片旗海，接着又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口号，我们五个代表立刻穿上外衣，步出车厢，见到下车时地上铺着一行金黄色的地毯(按：黄色是中医的标记，表示我们是黄帝内经的后人)，我们五人下车，踏在地毡上和群众握手言欢，我们挤在热烈的人群之中，身不由己，被他们包围了不得动弹，他们坚决要留我们在苏州吃了午饭再走。可是这时车站上钟声当当，我们知道火车要开了，急于上车，但是越是想走，他们越是拉住不放。
我们处在不能行动时，只好请那位苏州代表，通知车上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要他们先到南京，对南京车站上的欢迎群众和新闻记者说明，五位代表被苏州医药界留住了，要改坐夜车在明天早晨才能抵达南京，借以代致歉意。
于是我们五个代表，被簇拥到玄妙观前松鹤楼进午餐，可是松鹤楼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只能在二楼排满八席，大家很高兴地吃了一餐，我初次尝到一味名菜“炒虾脑”，认为比什么都好吃，我偷偷地问侍者，这一桌菜要多少钱?侍者吐一吐舌头说：大约要六七块钱，表示在此地已经贵极了。
吃罢之后，我见到一位医校老同学王慎轩，率领中医学生二百多人，手执旗帜来欢迎我们，同时又有中医三三五五地聚在松鹤楼下，大约也有六七百人，后来由一名纠察员指挥排列成行。等到我们下楼，一阵掌声，大喊口号，在观前街上游行起来，我们五个代表在行列之后坐了包车，随游行队伍行了好多路，到达了“留园”。
留园本是盛宣怀(杏荪)的产业，那时已公开任人游览(按：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留园”，即是盛氏后裔盛毓度所主办，沿用此名)。苏州留园地方大得很，也旧得很，园中有一个戏台，无形中成为苏州人的大会堂，座椅全是朱红色漆的，是清代遗物，既矮且小，好像幼稚园里儿童的椅子一般。
片刻之间，我们宾主已坐满了一堂，苏州医药界领袖首先致词，接着由谢团长代表致答词，谁料苏州代表们，坚请我们五个代表，每人要作一次演讲，蒋文芳讲得头头是道，张梅庵一出声，声如雷鸣，全场哄然大笑；隋翰英说一口南京话，苏州人都听不懂；我讲的是上海话和苏州话还接近，我叙述废止中医案的经过，说到了我们只靠全国人民和同业支持，中央卫生会议要是不达目的的话，外国的药商准备着巨额的款项来支持这个提案。这时人人动容，认为前途未可乐观。
本来集会演讲，中医很少参加，经过这次开会，大家增加了许多经验，论讲话的仪态，谢老师最好；引起大家激烈冲动的，以张梅庵为最好。我们演讲完毕之后，苏州医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大都是勉励我们争取胜利。
出了留园，见到外边停着五辆开篷的马车，分给我们五个代表，每人坐一辆，并且有五位苏州名医作陪。
从前任何一种民众行动，总有一场大游行。这一次是在下午四五时，他们多方面去通知，所以人数达到一千人之多，一路进行，一路喊口号，直达虎丘山下，记得先过一条小河，才到虎丘剑池前面的千人石，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虎丘塔，我们就在千人石上集议。这块石平坦得很，名虽是千人石，坐上了四五百人已挤得不得了，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分别站在剑池四周。
谢老师说：“这时我们该轻松一下，不要再大声讲话，把喉咙弄哑了，到了南京不像样的。”
大家听从他的话。谢老师讲话，美髯拂胸、神情飘逸，他本来名震全国，大家一听他讲话，觉得的确是名不虚传。
休息一会，南京代表隋翰英宣读向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他满口“南京”国语，念得很流利，读完了之后，千人石上起了一阵掌声，响声震应山谷。不一会，苏州医药界首长又约我们到前面一个寺观中去吃素，一共坐满八桌人。他们做的素菜，别有风味，花式也多得很，其中有素鸡、素鹅、素火腿等，每一碟的形态，和荤菜是一模一样的。
老同学王慎轩操着柔和的苏州话说：
“夜车票已准备好，南京也有电报来催，通知你们沿途不可逗留，因为南京方面已有两千多人在车站等车，不要使大家失望。”
我说：“好。”
接着他又轻轻对我说：“你们各位连日辛劳，要不要再到苏州著名的狮子林去玩一下?有烟霞癖的人也可以上那边去香两筒；本来狮子林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你们是特客，园中少主又是中医，所以可予特别优待，免得你们在车上等候。”
我当场向谢老师请示，老师说：
“现在周围新闻记者很多，我是不吸鸦片的，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弄出不好看的新闻来。”
不料正在这时，给张梅庵、蒋文芳两人听到，他们二人本是瘾君子，听了这话，比什么还高兴，说：
“只要少数人前去，是不会弄出事来的。”
谢老师对鸦片向来深恶痛疾，但是在这时也未便断然辞却，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到狮子林去。
我约略地看了园内的亭台楼阁，奇峰怪石，这一回倒另有一种收获，我们原来带着向南京各机关的请愿书不过七件，一计算下来，南京的“部”“会”及重要人物，大约有十二处，还缺五份，应该要即时赶写，蒋文芳负责抄两份，要我担任三份，这时我们两人心中很乱，一面急着赶时间，常常有错字，料不到苏州医生之中，有一人自告奋勇出来说“我来抄”，他写的蝇头小楷，笔笔工整，很是好看，大约不过一小时，五份请愿书已经全部抄好。毕竟苏州多文人雅士，令我暗暗佩服。
我在空余的时间，整理抵达南京时要派发的请愿团宣言书和应付新闻记者的访问资料，幸亏沪宁路夜车，离开苏州要在半夜一时半，尚有充分的时间。这时因为谢老师和隋翰英年事较高，已倦极入睡。直到十二时半，才叫醒他们，相率急急忙忙赶到车站，苏州医家想得很周到，预先为我们订了头等卧铺。车到镇江，停了半小时，管车的人不准我们离开座位，也不许下车探望，当时真莫名所以。
六、车抵南京声势浩大
三月二十二日，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接近天明，只听见人声鼎沸，有一千多医药界中人等候着欢迎我们，先由乐队奏乐，地上也铺着黄色的呢毡，我们缓步而下，立时响起一阵口号，口号过后，掌声真像雷鸣一般，其中有二三百是药业职工。
他们不但和我们热烈握手，还簇拥我们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来一个欢迎会。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争先访问，我们于是就到广场去，场上早已预备了一个讲台，先由南京医药界致欢迎词，继由我们五人轮流演讲，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也逐一答复，警察在周围维持秩序。
本来我们的秩序极为良好，一切都很顺利的，万不料车站走廊中有五百多个安徽难民，他们因为南京市长刘纪文拆造中山路，将潜建木屋拆除，其中一部分安徽人，决定在车站上坐索免费车票回家乡。
因为这些人拿不到三等免费车票，睡在地上，等了两天两夜，不得要领，这时这批难民看见有新闻记者在场，他们就蜂拥而来冲入我们的队伍，有两人跃登台上，他们很懂得投机，一上台就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要不得！说：
“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
接着就讲政府不照顾拆屋难民，他们一直讲下去，越讲越激烈，警察就出来干涉，要把讲话的安徽难民拖下台来，谁知这个讲话的难民身强力壮，挥动拳头向四五个警察一阵乱打，弄得秩序大乱。谢老师催促我们赶快离开，免得卷入漩涡。
我们几个代表，虽然离开了会场，但是大群安徽难民占了这个讲台，开会不已。后来又开到大批军警，双方大打出手。我们坐上了南京代表为我们准备好的车辆直驶中正街交通旅馆，陆仲安、张赞臣等早在那边等候，我们漱洗完毕，更换衣衫，就跟了他们二人首先去谒见国府主席。
那时节，国民政府初成立，主席的驻节之所，是一座极大的旧屋，相传为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端方都曾在这里办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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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大得很，我们先坐在门房中，将请愿书交给侍从官，递呈上去，并且说明我们要谒见主席。那侍从官说：
“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该先期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是属于卫生部的，应由卫生部先约时间。”
我们说：“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样教他们来约期呢?”
争执间隋翰英肝火奇旺，咆哮如雷，心头之火都按捺不住 (原来隋翰英此时已经潜伏着中风的先兆征象，等到我们请愿的事项完成之后。这位老人家就一病不起，可以说是为中医界争地位而以身相殉的)。
这时有好几位新闻记者正在采访新闻，我被推为发言人，把中医兴废的利弊得失，向新闻记者逐一叙述，我说：
“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
那时国民政府的房屋，又大又旧，都是大格窗框，用纸糊封的，纸都被风雨所碎，陆仲安机警得很，看见隔邻一个签押房中有电话，就走过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秘书吕筹，告诉他：
“我们来谒见主席当面递呈请愿书，可否代为想想办法?”
吕氏说：“我马上出来和你们面谈。”
片刻之间，吕氏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说：
“今天预定谒见主席的人，已经把时间排定了，你们的事情，及在下关车站安徽难民与军警大冲突的消息，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说过一句话：‘谁主张要废除中医?’至于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主席，等我安排了日子，于明天或后天中午一时电话通知你们。”
我们当时很失望，但是听到这句话，倒把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了下来，似乎有一种预感，我们是会胜利的。
走出国民政府大门，正在等车，只见街道上报童手执报纸，高呼号外，说是“下关车站闹事”，我们就买了几张看看，原来头条新闻，就是我们中医请愿团抵达南京的消息，说欢迎的人如潮涌，其中混杂了安徽难民在车站广场上开会演讲，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大打出手，警方有三人受伤，难民代表有两人被捕云云。
谢老师说，这张号外，似乎对我们很为不利。我说闹事之后，可能反而明天报纸会大字登载，对我们的请愿一定会格外重视。
七、分各方反应良好
我们坐在马车上，谈论请愿的对象，着重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对卫生部暂时决定搁置不理会。先行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我们还没有开口，谭院长已说：
“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
说时他还伸出手腕，要我们团长为他诊脉处方，当时即由谢老师为他诊治，诊毕，谢老师一边唱药味，由我一边执笔缮写，到了次日，各报都把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
我们谒见于右任院长，于老说得更轻松，他说：
“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他是最赞成中医的。
这两位首长接见我们之后，为时已是下午二时，我们就在夫子庙六朝居随便吃了一些干丝烧饼之类，急急乎又到小石桥街林森(子超)公馆拜会，那时他还没有做主席，但隐隐在政局中是一位主要人物。
到了那边，原来是一所很简陋的古老屋子，叩门后，有一个老家人来开门，又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跟出来，我们都有些害怕，陆仲安似乎很熟，用手拍拍狼狗的头，它就非常驯服，带着我们走了进去，林公子超已立在厅中等候，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并且说：
“欢迎你们来谈谈，我有福建带来的好茶叶，请你们来品尝一下。”
我们正在诉述废止中医案的事情，林公说：
“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林氏说罢之后，请陆仲安诊脉，因为他是有气喘病的，陆仲安向来是自己用钢笔开药方的，药方写毕，林氏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闲聊了一小时，大家就握别了。
我们到财政部，没有见到部长，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听戴氏说：
“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根据镇江来的消息，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欢迎的许多人拥入月台，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一拥而入，踏死一名小孩，路警拘捕了八名镇江医界领袖云。”
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怪不得车抵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不许我们行出一步。
我们到立法院请愿，院长胡汉民有病，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
“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
后来在谈话中，我们又得到一个消息，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冯氏就荐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定了好多。
那天整个下午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只是不到卫生部，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一个“难堪”。
当天傍晚，我们的请愿工作，告一段落，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欢迎我们五个代表，情况热烈，向所未见。席间要我们报告请愿的经过，就由谢团长致词，他首先对大家表示谢意，同时告诉他们：
“我们已胜利在握，各位放心，但是在未得到批文之前，最好不要公开宣扬。”
说毕，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这晚我们第一次遇到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他瘦弱得很，谈话的声音也极细微。他说：
“我早就接到你们的电报，要我做请愿团顾问，可惜我早晨起不来，要到下午二时才能开诊，所以有负大家的好意。但是我知道中央方面竭力支持你们，你们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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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金陵春的菜特别丰富，一盆鱼翅大得很，我第一次吃到熊掌，还有许多烤品。据说这席的菜式，是根据清朝的大员端方宴客的菜单，所以这席菜显得既丰富而又珍贵。后来我们打听到这一席菜的代价是四十元，这是我向所未闻的高价筵席。
席终，南京医界领导我们到夫子庙一带游览，秦淮河干涸得很，但是还有画舫和歌女，玄武湖风景最美，令人留恋不止。我们也见识了一下。
八、卫生部长折柬相邀
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时节正在举行三中全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要谒见首长，就由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出来接见，叶氏与我们大家都熟稔，他说：
“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
他又谈到我们对中西医问题都无成见，况且政府并没有废止中医的意图，认为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认为太不成话了，最高当局曾经当面询问薛笃弼，薛氏也表示他在做卫生部部长任内，决不愿意为西医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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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了交通旅馆，约定吕筹在下午一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主席接见的时间，可是直等到下午三时，还没有消息。
忽然间有一个上海籍的人，拿了一张名片来访问谢团长，这人名片上的衔头是卫生部科长，其人姓李，自称是谢老师的老病家，坐定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卫生部长昨天在部内等了你们一天，不见你们到来，极为失望，今天上午开三全大会，各方面对卫生部长指责很多，薛部长本来对中医向无歧见，希望你们急速到卫生部去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问题有所表示，俾能减低舆论界的压力。
谢老师听了这人的话，说我们还要向各方面去请愿，准备最后再到薛部长那边去礼貌一番。此人听了，带着不愉之色而去。
我们到工商部，要求谒见部长，由一位山西籍秘书代见，他也表示中医中药应该极力提倡，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
我认识李石曾，有人认识张静江，于是我们又分别拜谒这两位元老，他们透露出阎锡山已经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中央大员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又透露一个消息，褚民谊已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他默然不再出声。
这天晚上，我们听到各方面来的消息，对我们都很有利，所以大家很高兴。晚间在药业公会的筵席上，透露了我们请愿的经过，因恐中途会横生枝节，所以说得很简单，但大家已经感到满意了。
到了深晚我们回旅馆，原来卫生部的李科长又来了，他手执五张请帖，邀约我们在次夕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到卫生部一叙，同时他还说了好多话，都是暗示我们先去拜访和递请愿书才合礼貌，我们五人会商之下，认为再不去拜访，似乎不好意思，乃决定次日到卫生部走一次，递呈请愿书。到了卫生部由一位政务处长胡叔威代表接见，说是：
“薛部长到三中全会开会，不能亲自接见，非常抱歉，请你们原谅。”
中午一时吕筹的电话也来了，说定即日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为了我们晋谒便利起见，到时他开车来接。不久吕筹亲自到交通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已预备了两辆大房车，请我们即刻上车。
两车缓缓而行，开了好多时间，进入中央军校，里面地方很大，又走了好久，才到达主席官邸，客厅间已坐了几位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最后轮到我们，于是吕筹就让我们进去，只见里面陈设简单，摆上了八张沙发椅。
主席（编者按：此为蒋介石）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
主席口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见到我们都说上海话，他就改用纯粹的宁波话和我们谈话，只说了两句话：
“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
说罢，侍从人员已拿出主席的大氅，我们也只好告辞了，临走时他叮嘱吕筹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同时吩咐我们：
“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
我们应邀出席卫生部之宴，薛部长对我们客气之至，说：
“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同时还邀了从西北考察归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希望你们在席上讲话，不要过分攻击中卫会，陈代表你年纪最轻，驳复褚民谊的一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我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两位为卫生部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有联络，消除隔阂。”
正在谈话时，哈定博士到了，携带着一个手提电影放映机和银幕，卫生部许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用英语和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说得一口中国话，放映电影时，他也用中国国语讲述，影片放映了两小时之久。本来卫生部排定了宴席的座位，用中菜西吃的方式，但是哈定博士很随便，他说：“我们不妨一面吃一面看，不要太拘束。”余详本书“谢利恒师情回忆”一篇。
吃罢之后，时间已经不早，薛笃弼极诚恳地对我们逐一寒暄，说：
“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正在说这话时，哈定博士起身告辞，我们也认为极满意，不必多事费辞，欣然向薛部长称谢而别。
当晚我们就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卫会议案搁置，不再执行。请愿完全胜利，定于翌晨启程返沪，约下午五时抵达北火车站。
那天晚上，又由南京医界领袖在鹿鸣春酒家设宴为我们饯行，我们就把经过的详情报告了一下。
宴会完毕，我们商量要在南京等候批示，因公文旅行需要相当时日，何必浪费时间，于是决定派张赞臣即晚先回上海，托他带口信，说我们明天下午返抵上海，请他先通知各报记者到火车站，以便分发“请愿经过报告书”。这样决定了行踪后，正要想回到旅馆，张简斋亲自来接我们到他家里，说有好消息，同时他的汽车等在门口，我们只好坐着他的汽车都到他家去。
原来这位张先生烟瘾特别大，在南京他抽大烟几乎尽人皆知的，每天要在下午二时才开诊，出诊都在晚上，要到十时后才回家，这时正是他诊务完毕之时，他家住在梅花巷一间旧宅，里面的陈设一点也不讲究。
我们一到他家里，他就带我们进他的吸烟室，他这时已精疲力竭，倒在榻上就抽起大烟来，张梅庵和蒋文芳两人也有同好，所以都先后卧在一旁陪他抽，三筒之后，张简斋才说出这次中卫会取缔中医的议案，薛笃弼要掼纱帽不干了，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不但竭力挽留，而且还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再干涉中医行动，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完全不负责，因此卫生部次长等噤若寒蝉，不再发言。
张简斋医术很高明，南京政界中人都请他诊病，所以他说这个消息是很可靠的，我们几人暗自庆幸。这样的谈话，谈到深夜二时，谢利恒老师这时已很疲倦，我也主张回去，说这份请愿报告书还没有起草，明天如何交代，张简斋见我们还有事要办，只好着司机把我们送回旅馆，几个人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
翌日清晨，南京医界中人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这次请愿已胜利完成，并且准备搭早车返沪，所以他们特地来送行，门口有十多辆汽车，排列成行，把我们送到下关车站，为我们买了头等车票，我们就在热闹的气氛中离开了南京。
九、胜利返沪摄影留念
在车中，我首先草拟一份“请愿经过报告书”的初稿，蒋文芳为我修改了一下，谢老师审核后认为满意，我就取出一副誊写板和油印机，写好一连印了五十份，张梅庵在旁帮忙，他对调油墨太不内行，因此我和他两人弄得双手都是油墨，脸上都沾上了！文件完成，已到上海北火车站，车站上早有医药界同道七八十位来迎接，新闻记者争先来采访，由我分发油印的报告书，许多老友都对着我大笑失声，原来我满面都是油墨，怪不得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来。
次日各报把我们的新闻大事登载，总算把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推翻了。
隔了几天，主席的批谕，才寄到上海，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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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启者奉

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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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民政府文官处

中医界中人传阅了这个批谕之后，都认为满意。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积劳成疾，患了中风证，救治无效，与世长辞。我们几个请愿代表在事后，觉得人事聚散无常，该合摄一影留作纪念，因此我们又聚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铺，拍了一张照，拍照时大家推谢利恒坐在中间，余人立在后面，谢老师说：
“不可以，前面一定还要摆一个位子。”
因此我就拉蒋文芳坐在前面。第一张照片拍好之后，谢老师又说：
“对，还要拍一张，因为这次存仁弟，始终参与其事，要存仁也坐在前面拍一张。”
从前的人，对老师恭敬，向来不能师生并坐，当时我期期以为不可，但是大家说：“这一次，你确有坐在前面的资格。”
再经老师用力一拉，我也就坐了下来，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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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这件事结束之后，薛笃弼果然有两封公函寄到上海，聘请谢老师和我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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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这一种措置，在政府的方面，将中医归纳于行政系统中，尚属创举。我生平对政治没有兴趣，除了做医生之外，别人约我开药厂，或是其他商业经营，我都无意参与，但是争取中医地位，我一向是抱定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政令的反抗不遗余力。
这一次卫生部既然请我们师生两人当顾问，我提议要订国医条例，使国医有一个法定的地位，恰好那时节中央国医馆成立，副馆长施今墨要订中医的法案，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国家一定要颁布一项国医条例。”
他说：“我们已有初稿，你再拟一个草案。”
我说：“好。”
但是我对卫生部的实际职务，是无意参加的，所以后来卫生部附设中医委员会成立，我就谢绝了没有参加。
国医条例的初稿拿到了南京，屡经修改，由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立法院提出，因为那时他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况且他又是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提出之后，经过三读就通过了。
这时候，西医界倒着急起来，眼看着中医不但不能推翻，反而在国家的法例上有了立足点，因此，由上海西医界推出有力的代表二人，一个是牛惠生，一个是颜福庆，这两人对南京政坛人物熟悉得很，他们除了请愿之外，还谒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氏写了一封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是主张要废止中医，因为国医条例中有一项是卫生部要设立一个中医委员会，这是他们最反对的。
这封信，孙科就交给焦易堂看，并且要他带回去加以仔细研究，那几天中，焦氏恰巧来上海，他就把汪的原信给我看，我看了十分着急，因为此事有关中医前途，就在征得焦氏同意后，把它摄了张照片，这封信十足可以说明汪精卫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是很坚持的。后来终于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医条例，卫生部也正式设立了一个中医委员会，这都是后话。
现在我回想这一次废止中医案，起初来势汹汹，提案写得斩钉截铁般的决定，料不到全国民众的信赖力强大，掀起了巨大无比的反抗力量来做后盾，我们的胜利就是全靠全民支持得到的，这不但是西医料不到，连我们中医界最初也想不到有这一股巨大的力量潜伏着。
当我们请愿时，汪精卫不在南京，只有褚民谊一个人顶着石臼做戏，所以败下阵来，他自己觉得吃力而不讨好，痛苦万分。
抗战军兴之后，汪精卫组织了伪南京政府，初时我很着急，怕他又要旧事重提，但是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实际上政令不行。而且在他病重时节，也曾延请中医诊视，服中国药。我待本书结束之后，续写《抗战时代生活史》的时候，再写出这一段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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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银元时代生活史》丨作者/陈存仁丨编辑/王超、居业、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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