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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五年前的旧闻，今天读来仍然有些亲切，由于事情很多没能亲临会场参加会议，确有有一些遗憾，今天发表这篇旧作，与朋友一起交流。 张锡纯身处乱世，胸怀坦荡眼界宽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院科学院 1860年，张锡纯先生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很幸运，也很坎坷。幸运的是可以承接历史，专心学习传统文化，做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坎坷的是，国家的命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甚至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西方大炮保护鸦片，也为西洋文化开道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大清皇帝逃跑到承德，火烧圆明园，西方列强的霸道和侵略行径刺痛了每个中国人。 学习西方的道路很坎坷，中国人一贯主张和平贸易，丝绸、茶叶、瓷器出口到欧洲，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也难以改变习惯势力的巨大惯性。1851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说是农民起义，其中也有学习西方文化改造社会的某些因素。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50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这使中国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迫在眉睫，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于是，奕訢奏请开办同文馆。因此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大量西方书籍，由此逐渐被翻译过来。同文馆开始时，只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日文、测地、化学、天文等班，学制三年。一开始，人们都不愿意学洋文，清政府就给学生们很优厚的待遇，甚至拜官进爵加以“利诱”，才逐渐扭转了招生的难题。随着生源增多，同治六（1867）年，又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或专业。 1872年拟订了八年制的学习课程计划：第一年认字母、写字母，讲解入门的浅书；第二年练习外文句法，翻译简单的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文章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即后来的所谓科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这是一份逐渐成熟的“教学大纲”，从内容设置上不难看出，同文馆的学生们基本上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儒家正统的“修平之学”在这里不再被重视，因此可以把同文馆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萌芽。尽管从同文馆毕业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河北省南皮县的张之洞(1837-1909)，认识到西学的重要，出版《救时要务》，开办新式学堂，推动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学生们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西学”。 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在唐山，于1881年5月建成，清政府以机车行驶震及皇帝陵园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车辆，次年才改用机车牵引。这条津唐铁路的建成，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 张锡纯先生一边学习传统文化，一边研究医学，“不在朝廷之上，便在医林之中”是很多读书人的理想。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之中，曾经说过读书人应该“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这样做可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因此，医学是读书人救世济民，实现抱负与理想的重要途径。 1885年，26岁的张锡纯治愈了连当时的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足见他平时对于医学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此后，生逢乱世的张锡纯，开始应诊看病。 1893年他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34岁的张锡纯遵父命改学医学，他在清朝废科举兴学堂的前夜，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与决定，可见他们父子不仅识时务，而且能得风气之先。此后，张锡纯进一步致力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旁览历代各家之说，继承古代医学精华。同时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而这时的中医命运，正在经历深重的灾难。 国学、汉字与中医，岁寒三友受质疑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朝野震撼，举国哀痛。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没想到百日维新遭到挫折，知识分子们开始深反思。 严复（1854－1921），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否定五行的思潮，恽铁樵曾说：“戊戌而后，校中文课，偶涉五行，为师所呵叱①。”严复在讲演的时候，就曾经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 1912年北洋政府为了引进和普及近现代教育，订立教育系列科目，把学校分成专科和本科，就是在这个构建学术体系“搭架子”的过程之中，竟然没有考虑中医教育问题，教育系统“漏列”中医。 这个新法规颁布后，中医界立即觉得不能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中医界有“无后”的忧虑，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后继乏人危机”。因此，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以争取为中医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 到京之后，代表们未曾想到，会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汪大夑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中医界更是感到震惊和空前的生存压力，逐渐形成救亡图存的声势。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否认有意取消中医，“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④”。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此批。”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遭到中医界的反对，认为考试应由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1925年中医界通过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呈请教育部,要求中医加入学系,余云岫一方面组织西医界致电各省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发表文章《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大造舆论。由于余云岫的干扰，造成中医界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而且此后中西医两界的关系迅速恶化，斗争此起彼伏。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方医学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言词日趋激烈，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 张锡纯先生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风潮来临之际，大量地阅读西方科技书籍，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受新颖的西医学说的吸引，刻苦学习西医学理论。 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张氏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已年近五旬，《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出版标志着张锡纯独特的学术思想已经诞生。 张锡纯先生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参见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 在中西医论争之时，担当医学传承重任 反对中医、主张消灭中医最有影响的人物余云岫，1879年生于浙江镇海澥铺余严村。家庭很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后来也买了许多数理化一类的书来自修，到1905年，才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此后得以听到章太炎在日本讲解国学，成为章太炎众多弟子之中的一个。 他在日本学习医学时，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几千年以来，属于从中国传入的“汉医系统”。但自1868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采取新的医学政策，引进建设德国与欧美的医学体系，逐渐废止“汉医”，使日本医学得到很快的发展。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 余云岫在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开始攻击中医理论。他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学习了西医就看不起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人，远不止鲁迅、余云岫，在日本执行取消中医政策很卖力的人员之中，就不乏从中医阵营这边叛逃到西医阵营里的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1879年2月24日由内务省发布“医师考试规则”之后，在“致道馆”学习汉医的学生，就有一大半“弃汉从洋”改成了西医学生，致道馆也因此而被迫关闭。协助内务省卫生局长长与专斋，消灭汉医的得力助手原履信，他曾经是著名汉医浅田宗伯的门人，明治维新之后转换门庭，于1877年前后，到力主取消汉医的长谷川泰那里“再度受业”，并游学西医院校，不仅一变而成开业西医，而且转眼就四处游说，以现身说法劝说他人“弃汉从洋”，甚至百般诋毁汉医。他因此而得到赏识，不仅成为区议员，而且还成了卫生会的会长。他的老师浅田宗伯气愤至极，写了一封“与原履信书”，忠告他“足下诚知其罪，则宜翻然悔悟，愤然感激，以有所报于吾道，则朋友亦将知足下改过不咎。若不然，不惟取笑于当世，亦将遗臭于千载，窃为足下不取也。” 学术斗争，植根于世界观的不同，是很难改变的。但是，1895年之后，汉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在日本被取消了，此后坚持恢复汉医学术体系的许多学者，却是出身于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又学习了汉医知识的有识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看到了汉医能够独立解决西洋医学所不能解决的临床难题，看到了汉医巨大的现实价值，才起而维护汉医的。邓铁涛先生倡导“临床史观”，尽管是后话，但是可以说没有临床疗效做基础，很多人的“中医专业信念”是难以牢靠的。 余云岫来到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成功取消汉医之后10年，他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千百年来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崛起，他和鲁迅一样也是觉得“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此就希望依靠医学革命，来改造中国。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说，余云岫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他开出来的“治病药方”却是“饮鸩止渴”。 余云岫《灵素商兑》说：“或问余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强半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 从余云岫的论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借用西医的解剖、生理，来评价中医理论，已经不是论高低优劣，而是专门批判中医学的解剖错误。他之所以选择《灵枢》《素问》，是为了从根基上废止中医，“堕其首都也，弃其本源也。”他与日本首先从行政上废止汉医不同，是先造舆论，把中医理论搞臭，然后“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这是一条从精神上打垮中医的战术，余云岫借助西医解剖实证的优势，高喊着“真理就在这里，你们投降吧！” 余云岫看到“新医日盛”，中医逐渐衰微，他认为这种变化来得太慢，中医学的存在，是推行西医的“大魔障”，所以下定决心，向中医大举进攻。他说：“《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阴阳五行之说，生克衰旺之论，荧惑天下，迷惘来学，使后学不复知更有近情真切之道可以请求，乃医学之大魔障也。” 余云岫把几千年的中医历史，看成一个保守落后，永不进步的历史，而这不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说：“是故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儒盩于思孟，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仓（仓公）鹊（扁鹊）而下，无讥可也。”余云岫“医学革命”的选题，直奔中医的根基，出招不能说不狠，用力不能说不大。但是，成效不是他期望的那样“轰动”，而是缓慢地深入了一部分人的“筋髓”，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今天仍有余毒未尽的后遗症存在，也可以叫做“阴魂不散”，有着强大的“后效应”。 张锡纯先生学贯中西，他没有被西学、西医的“新学”所吓倒，而是挺立潮头，凭借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写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完成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1年张锡纯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以后任过直鲁联军军医处处长等职。他曾随军至武汉，接触了南方的人士，对南方疾病也有了一个切实的了解。其后，张锡纯随军辗转于河北的邢台、广平、邯郸、大名和如今的山东德州等地，随地行医，活人无数，他的高超医术不仅受到了业内人士的赞许，也引起了许多军政要人的重视。 1918年，奉天开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先生为院长，他提倡中西医合作，声名大噪。张锡纯的论文和著作，此前被许多人辗转传抄，奉天（沈阳）袁澍滋（字霖普），劝其将著作呈送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张氏的著作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的高振铎对本书予以校正，在奉天天地新学社资助下，张锡纯的著作首次印行第一期《医学衷中参西录》，随即风行天下，多次翻印。直奉战争爆发后，他于1923年告别“立达医院”，回到家乡，在沧县开业行医。 自《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以后，一直畅销，读者多有向张锡纯求书者，于是，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从医者竟相购书。短时期内，该书先后共印四版，张锡纯的声望为之名扬大江南北。 传播中医知识立中流，培育后学誉满杏林 张锡纯与江西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时人称之为“四大名医”，又和 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被誉为海内“名医三张”。 1926年，张锡纯受前清道尹胡珍簠的邀请，张锡纯携眷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此时的张锡纯一边授徒，一边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挂牌开业行医，其诊所取名为“中西汇通医社”，并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 1928年至1933年，是张锡纯一生中最后的5年。此时的张锡纯无论是学术还是自己的事业已经达到巅峰状态。在这5年间，他推出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第五期，在繁忙应诊的同时不忘热心地传播学术。 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很多精英人物，对于传统文化、中医理论缺乏信心，发表了很多“文化自卑”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在1923年5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率先批判阴阳五行。他说：“阴阳五行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因此而发出来这样的感慨：“学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梁文一出，一时之间，附会其声者甚众，中医之灾难，由此日渐加深。 章太炎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上，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他认为：“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他反驳说：“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⑥” 以解剖学为基准建立起来的西医学，其一切理论都是源于对人体结构的求索、推演；以西医为标准，中医学举手动口皆错；以西医为是非标准改造中医，中医的存在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学对于器官解剖的不精确，却没有看到西医对于中医传统知识产权的剥夺。毫无疑问，中医所说的五脏，其认识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长达几千年以上，从辨认器官，到起出名称，再到认识它们的基本作用，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传统中医认为五脏为五神脏，神明虽然由心所主宰，但是，五脏与精神思维有关，也与人体的情绪有关。所以人们都知道“肝胆相照”是什么意思，不是解剖学上的两个血淋淋的肉质器官；菩萨心肠与鼠肚鸡肠，截然不同；将军肝胆与胆小如鼠之胆，有天壤之别；忠肝义胆、肺腑之言，如何能用解剖学表达？财迷心窍、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在解剖学里也找不到根据；吓破了胆，西医绝对不信；心力交瘁，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西医认为思想意识只与脑有关。中华文化与中医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完全用解剖学的“科学化”改错，就只能另造汉字，不说中文。 西医知识翻译过来的时候，人们不是另造汉字，而是借用中医固有词汇，“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之后，进一步说中医错了，完全错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都是玄学、瞎猜。我们看到的是中医应用已久、自古相传的脏象学说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说话的权利，进入了一个“失乐园”的过程。 张锡纯先生《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的学术理念，受到广大学者的尊重与追捧。为了迅速培养大批高水平的中西医兼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在1933年的春天创办了四年制函授学院，为了将自己的学术很好地传播，他亲自审订讲义，兼管教务工作。 张锡纯先生因心力交瘁，操劳过度，在1933年秋天一病不起，巨星陨落。斯人虽去，学术永存。 他开阔的眼界，宽广的胸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学术风范，鼓舞着中医学子，在中华大地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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