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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张胜兵：你得罪了哪路神仙？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 我在2020年2月2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疫情如火考验救治能力，民间中医各显神通不犹豫》，对于民间中医在这次武汉突发疫情之时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浮光掠影式的报道，选取了几个代表性事件和人物，其中谈到：“张胜兵现象”令人感叹。 我所了解的“张胜兵现象” 多年前，通过网络，我认识了张胜兵。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在武汉开中医诊所多年，我知道他是李今庸国医大师的徒弟，他自己也有一些弟子。 这一次他与瘟神的遭遇战，应该是始料未及的。一开始，突然来了很多求医问药的发热、咳嗽患者，张胜兵一边接诊患者，一边通过网络建立了三、四个患者微信群，还请徒弟们帮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据不完全统计，救治患者上千人，后期基本“弹尽粮绝”。他把自己的系统方药、经验，通过各种渠道分享给大家，他还说瘟疫期间，一律义诊，不收诊费。 很多患者对他，感激不已，视同再造。当然，也有一些人，质疑他是否言过其实，有沽名钓誉之嫌；更有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诬污称其为“神棍”；更没想到他的母校湖北中医药大学，会发表不利于他的声明；省卫生监督部门会把他与李跃华无证行医一起，写进了“红头文件”，让整个大江南北的读者都认识了他。成了名符其实的“张胜兵现象”。 有人为他打抱不平，也有人问张胜兵：你得罪了哪路神仙？动了谁的蛋糕？ 张胜兵对此一脸茫然，他过去只想着没日没夜治病救命，没想到劈头盖脑来了这些负面的打击。 当“中医黑”喝完中药，从方舱走出来的时候，张胜兵没想到自己被黑成这个样子。 他的平台很低，身在民间，似乎谁的蛋糕也动不了，也没想到会成为新闻人物。 我认识张胜兵有几年了，为他的书写过序言，去年一起在莫斯科参加过学术会议，这一次也是我介绍他参加了“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 我是这个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专家组组长”。 这次事件升级，如果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我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我有必要介绍一下红头文件里提到的“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及其相关事情。 “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是如何建立的？ 我平时很忙，2020年1月17日（腊月二十三）早晨赶到北京，参加孙惠军先生、黄女士等人主持的北京生态医学研究会、天地生人论坛、炎黄文化学会一起在中国地质大学办的年会。 临近中午，我发完言，匆忙吃了一点饭，就坐地铁，赶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医政司、法规司的有关领导，一起座谈“一技之长人员考核”的问题。此前，我们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有几位会长、秘书长，集体给领导写信，建议本着放管服，以及“县管乡用”的原则，请把考核的工作站、点下移，在县区举行，不要集中在省里。认为这样，既能选出真有水平的民间医生，也不会降低标准。赵司长和几位领导们，认真听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说事后他们再研究，然后向于局长汇报。我们也希望得到简报，或者答复。 2020年1月18日（腊月二十四），我参加裕华区的政协会议，19日列席区人大会议，20日下午散会，21日石家庄市和各区召开了紧急会议，裕华区戎振杰局长向各医疗单位布置防控任务。我知道了有关情况，就写了建议、发表了网络文章，建议中医“首选、必选”。 我19日（腊月二十五）晚上，接到卫生部老领导70多岁张维英先生的电话，他说，武汉的事情很紧急，应该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后来连续几天，修改向最高领导部门提的建议。 我们认为，2003年的非典，以及更多的历史经验告诉大家，病毒性流行病、新瘟疫，中医应“首选”和“必选”，而不应该是“备选”之一。但是，2019年7月1日，国家卫健委和中医局的文件，限制西医使用中药，规定应该经过系统培训一年以上，经过考核合格才能开中成药，开汤药需要更多时间的学习。这个文件执行之后，很多西医为主的医院限制了西医开中药的权力，医保部门把这一条作为业务“超范围”罚款的依据。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西医开中药是违规的行为。后来见到，国家派中医医疗队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他们基本上无中药可用，更不用说让西医开中成药了。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担忧，中医药储备严重不足。 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我们建议首先暂停执行上述规定，为临床救治使用中药开辟道路，放开手脚。 在写建议的过程之中，先后认识了焦俊东院长、高海波博士、辛松峰院长、武汉的洪峰院长，高宏博士等人，再后来高海波博士把健康中国工程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严晓蒸部长等人介绍进来。严先生80多岁了，曾经是农工党中 央的老领导，他后来又介绍了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孙廷宏秘书长。大家一起商量，多次白天、黑夜，通过网络开会，临时成立了一个社会力量援助湖北（黄冈）的团队，大家分工负责，不断沟通，吸纳民间中医和社会力量，做了很多工作。 “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的宗旨，是协助政府，添彩、不添乱，有序进入，彰显特色，发挥作用，开展“中医在身边”（通过微信空降）、“康养在家”（因没有条件住院）。 我如何介绍张胜兵参加“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 在2月6日晚上，洪峰院长介绍说，“民主先生”的夫人发病几天，住不上院，很着急。晚上11点多与我视频连线，看了舌苔，问了情况，开了汤药。 但是，当时的武汉，很多地方不能取中药。 我让他把家里存的藿香正气、小柴胡颗粒喝了，还嘱咐用生姜大葱切末，外敷肚脐（神阙）等简单救治方法。 因为，当天看到张胜兵关于治疗瘟疫的初步总结，有十几条，上边还有电话，我让民主先生可以与张胜兵联系，就说是我介绍。因为他在武汉开诊所，估计可以取汤药。 后来，大家知道我和张胜兵认识，就觉得他可以在武汉做“地接”专家。 这样我就把张胜兵介绍到“中医疫情防治工作组”，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他进来后，介绍经验的讲座录音，被发到“喜马拉雅”，一下子红遍网咯。 我们一方面组织民间中医，依靠专家力量为核心，通过洪峰院长，向湖北、武汉、黄冈、天门、鄂州等疫区指挥部提出请求；一方面在北京，与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建议和申请，要求组织人员到一线去支援，希望依法依规，有序进入，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作用，贡献智慧力量。 很多民间中医争先恐后，纷纷发来请战书、决心书。 高海波博士、李沂轩院长受到天门当地邀请，带领十几个人到达疫区，克服困难开展工作，并通过网络与远在北京的焦俊东院长、高宏博士等人分析当时前方状况，提出如何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医疗队。此前，高海波博士与民间中医技术发明人冯女士等到江西了解情况，培训有关业务人员，指导工作；高宏博士写下遗书，组织一批人，自驾车到孝感，希望贡献力量。 曹东义除了通过网络“空降疫区”，指导会诊了几个病人，并通过上海周婕女士等外地志愿者，与武汉当地的志愿者们协同运作，帮助购药、煎药、送药，解决病在家中患者的困难，帮助其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中医就在身边”，指导她们利用穴贴方法、身边药食同源的物质自救，解燃眉之急，不必惊慌。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孙廷宏秘书长多次联系湖北方面，希望能把他们的物资与严晓蒸先生、张维英先生组建的救助团队送过去，这种大爱精神让人难忘。 由于政府不断加大救治力度，一省帮一市，全国各地的精英医卫人员云集武汉，疫情在武汉之外的地区控制更快。 这项社会力量的民间中医救助活动，也就逐渐显得不那么急迫了。 我对“张胜兵现象”的认识与分析。 笔者认为，张胜兵能够在武汉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逃避，大胆救治，勤于总结，帮助了大量求告无门的患者，应该得到全社会的点赞。 我在《善待民间中医，应该学习朱良春先生》一文之中提到，国医大师“朱良春精神”很可贵，民间中医需要保护。 朱良春先生发现三枝花、培育三枝花的过程，值得我们深思。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朱良春先生手里再一次得到了重复与验证。 假如没有过人的眼力，没有博大的胸怀，没有真诚感人的态度，能够发现三枝花吗？ 发现之后，能够得到信任吗？ 得到信任之后，能够充分利用吗？ 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步一步迈向科学，成为科技成果吗？ 能够甘心埋没自己，为一字不识的土专家当阶梯吗？中医现在还有这样的优越政策吗？ 三枝花是美丽的，在我们歌颂三枝花，赞扬朱老培育人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谨记朱良春先生的呼吁，要为中医药的健康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不要让他的“神仙手眼，英雄肝胆”成为绝唱，而应当一鹤引来万鹤鸣，一花报得三春辉。 朱良春先生留给后人很多思考，“朱良春现象”、“朱家军团队”、“章朱学派”，之所以广传神州杏林，远播世界各地，成为大家的学习效仿的楷模，事出有因，绝非偶然。 中医的优秀特质、独特价值落在西医目光之外。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西医靠“构成”研究人体，从“有”出发，认为“结构决定功能”，这有一定的长处，很多中医不自信，就是认为中医不善于解剖，脏腑不明，又没有显微镜，不做化学药品分析，是一个很原始的医学，应该被当代世界统一的西医学所取代。这样的观念与论点，从王清任《医林改错》，到中医界的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再到现在的现实和网络世界，仍然没有停息“自我改造”； 外界的西医，更是在“结构决定功能”的基础上，构建了“病理解剖”的强大技术壁垒，在疾病的诊断面前，中医基本上等同于“瞎子、聋子”，没有了诊断疾病的权威性。 因此，反中医的“中医黑”，就说“中医缺乏谈论人的资格”，更不用说做医生了。 这是一百年来，把中医硬推在“不科学”座位上，成了“失语的中医”。 其实，中医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不是从“有”出发，而是从“无”出发，研究世界，看待人体，都是“以无为本”，是一个“有无相生”的世界观。 “无”不是什么也并没有，而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已。 古人预设的“无”，是极精微，“小而无内”，又“大而无外”，只有这样才能“有无相生”。否则，“有无相生”就是“神造”，就是“唯心”。 中医不是神造的世界观，也不是唯心的世界观，而是自然生成“有无相生”的世界观。 《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整个时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疾病也是自然生成的，治疗疾病，也需要借助一定手段，“有无相生”，互相转化。 因此，中医既研究明物质的“有”，也研究暗物质的“无”，并且所有的“有”都来源于“无”。这个思想与《易经》《道德经》所说的“先天”、“后天”完全一致。 西医所说的“结构决定功能”只研究的是“明物质”，对于暗物质“发现一个，承认一个，发现不了不承认”。 这样的唯物世界观，是很狭隘的，因为现代物理学证明，世界的明物质，只占百分之六左右，暗物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医独特的世界观和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大智慧，是西方医学所不具备的。因此，在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人焦急等待“核酸检测”，没想到试剂盒的匮乏，假阴性的比例不少，大量患者积累在“疑似”阶段，造成延误诊断和治疗。 长期形成的就医观念，医保报销导向问题，让很多人蜂拥到医院；急诊室堆积了大量就诊患者，扩大了疫情的传播；医院成了疫情的“放大器”，而不是灭火器。 很多患者在焦虑、等待之中，步入了重症病人的“深水区”，也把武汉弄成了“重灾区”。 因此，西方医学诊断“以有为本”，虽然有“科学”的外衣，但是，绝对不是中医救治的“必由之路”。 中医救治这样的瘟疫，就应该像张胜兵这样的中医，只要病人不舒服，或者是发烧，就可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假如，武汉有很多张胜兵，就不至于医院爆满，疫情不可控制。 《内经》说：“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西医没有有效抗病毒药，希望依靠西方的神药“瑞德”来做甘霖，可惜只能是望梅止渴的“稀为”无用。还有很多貌似有效的化学制药，在那里进行分组实验，严重滞碍了中药的进入和使用；中医人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好不容易有了一系列的成绩单，但是世界卫生专家组里没有中医专家，“中国救治经验”之中没有一句中医药，这样的遗憾院士和著名专家们都只能“遗憾”，民间中医张胜兵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话语权又在哪里？ 难道能让你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去做院士和专家做不到的事情？如果这样，情何以堪？ 尽管你的方剂二十来个，在你手里得心应手，但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推广？西医连中药的使用都很难接受，怎么能接受你这一套理法方药？ 中国历史上就有过“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著名典故，今天仍然不断上演，表彰救火英雄容易，表扬防火神仙很难。 张胜兵的所作所为，就像古代的扁鹊，深入民间，解救疾苦，但是，扁鹊不得好死； 华佗精通外科，也擅长内科，他只想在民间行医治病，最后也是被迫害。临死他想把自己珍藏的医书送人，并且虔诚地说“此可以活人”，也没有得到有关监狱领导的重视，无奈之下他只有“索火烧之”。。 因此，张仲景不得已，做了长沙太守，“坐堂行医”才能实现夙愿。他改了《汤液经》，也没照本宣科抄《素问》，写成《伤寒杂病论》，被后人称为医圣。 相比之下，张胜兵有很多缺点，几年前我知道他有个绰号“鬼谷子”，我就说这个不好，阴气太盛，有伤身体。现在果不其然，有些人把“谷”去了，让他这个救人的大医等同于害人的鬼子；本来“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他倒好，自己就是一个秀才，却大言不惭叫“胜兵”。看来，他兵书读得不如医书好，不然也不应该有人黑他，而应该供着他，称他“张圣人”。 再有，今年是何年？庚子灾年！ 君不见，来了火神，应该有风神来助威；可是，后来的是雷神。 大雨下来，大江大湖大武汉，水湿过盛，方舱医院兴起，得天之助。 本来扁舟一叶，也可以济沧海，但是，不如方舟度人多。 诺亚方舟本来是外国的东西，来到神州就“中国化”了，改成了“方舱”；这方舱本来是注满患者的“修道院”和“集中营”，可是中华文化改造它，中医的药香熏染它，里边飘出来的艾灸味儿、传出来的八段锦、五禽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大乐园。 在全国都是“宅家”的时候，方舱医院的创新震惊了世界，世卫专家组成员感慨地说，假如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希望来中国救治。 我估计他看上眼的就是方舱模式，而不应该是仓促改造的ICU。 张胜兵成就了“张胜兵现象”，他是民间中医优秀代表。 他的委屈，是民间中医历史地位的缩影。但愿这是黎明前的遭遇，而不是未来必然的归宿。 2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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