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名四大医：施今墨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1-1-8 14:09 编辑

中医大拿施今墨临终，无偿捐献10亿药方，捐赠遗体以供医学研究[color=rgba(0, 0, 0, 0.298039)]欢

1969年8月22日誉满京华的名医施今墨安息，施今墨为中医发展呕心沥血，解惑了众多疑难重症，为国家献出百余药方。

施老作为一代名医，不仅具备高超的医术，更具有高风亮节的节操。

一、为中医证言的"独行者"

中医讲究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区别于西医，一直被国人认可。而在1929年汪精卫政府突然提出"废除中医，推行西医"，认为中医与封建思想一样，是阻碍时代进步的因素。

中医就是落后的产物，应被替换抛弃。当时国人问诊西医后，感觉西医比中医药效猛、作用快、效果显著，纷纷推崇西医。

一些近代学者们也开始支持西医，甚至提出：新病就要西药医的谬论。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理是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智慧体现，虽然中医文化还有待继续研究。

但一味废除过于偏激。就在推崇西医的呼声高涨时，有一个中医主动站出来，呼唤中医不能废止。但也不能固步自封，要与西医相结合，他就是被成为为中国近代医学"大拿"的施今墨。

二、难施抱负的"百姓官"

施今墨年幼时，因母亲体弱，从小树立刻苦学医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名医，在他20岁左右时已经熟知中医理论。

但当时处于乱世中，政治不稳定，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为官从政才是乱世的唯一出路，于是将送他进到西大学堂读书。

在那里施今墨学习进步思想，接受先进的改革理论，后来结识黄兴先生，参与了辛亥革命。黄兴病故后，施今墨出任湖南教育厅长。

但当时社会动荡，安稳都是难题，对教育更无人关注，施今墨难以施展抱负。1917年施今墨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

本想为孤儿们建立一个和谐安宁的童年生活园地，但社会的腐朽、官场的混沌及权贵的骄横令施今墨失望透顶。施今墨不堪与污秽的权势为伍，愤然辞职，决心弃政从医。

为官的施今墨不争权夺利，与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截然相反，但迫于时代动乱，想有一番作为的施今墨改变不了环境，只能选择另样的生活。

三、弃政从医的"医学大家"

前有文豪鲁迅弃医从文，后有名医施今墨弃政从医。辞职后的施今墨终于可以一心追求自己最初的理想，成为一名中医。

辞职之后，施今墨一心学医，钻研病例，医术渐渐被认可，名声也家喻户晓，誉满京师，他的诊所门前经常出现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的状况。

施今墨不但医术了得，医德也被人称赞。对病人他充满爱心，有时他病倒在床，还对徒弟说：有病重的病人领进来我给看。

对同道他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时常与同道交流心得，互通经验。施今墨的"今墨"，取义有三：

其一，取自诞生地，"今墨"同"黔"；其二，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有突破，成为当代医学绳墨。

如此一位"医学大家"，为医学潜心研究，为病人倾注心血，为世道平添光明。

四、力挽狂澜的"榜样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废除中医，当废除中医的言论日益高涨之时，施今墨站出来呐喊中医不要被舆论同化，要齐心协力，探寻出真正为病患解忧的药理。

当时中医、西医分派明显，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施今墨却做起了中间人，主动与社会上比较有名望的西医联系，举办研讨会，探讨药性药理。

施今墨独自奔南走北，团结同道，成立中医工会，组织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力求为中医证言，解中医危机。

在施今墨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中医工会成立了。中医们对于西医理论也不再抵触，主动结合西医发扬中医。

为了能够让中医顺应发展，施今墨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将中医与西医的病名统一，方便看诊，结合国人的身体素质，对中医的处方进行完善。

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医。施今墨曾说：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是一条腿行走，只有同时掌握中医和西医，才能用两条腿走路，这样才能走得长远，走得平稳。

后来在中医的理论被认可下，国民政府只得解除废除中医的政策，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施今墨以治病的妙手回春技术，为中医赢得了长久生存的权利。

五、一代医学名家的爱国心

施今墨热爱医学，为的不仅是治病救人，更多的是为祖国的医学发展，对中医事业的传承尤为关心。

1954年施今墨受总理接见，他向总理提出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项目，提高中医地位。在中医中药博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耗尽心力研究的验方，后来验方被制成药，畅销国内外。

1969年施今墨病重，他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了，而我的这些经验，是可以继续服务医学，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

施今墨临终前，留下了10张精心研制多次推敲实验过的药方，每张药方估价超过1个亿，他将这些药方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甚至还捐赠了自己的遗体，以供后人进行医学研究。

1982年由几位医学家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出版，将施今墨的毕生医学经验及药方撰写收录，实现了施老"传承医学经验"的遗愿。

施今墨不仅将药方一直传承至今，他为百姓解忧，为医学发展奉献的精神也被后辈学习敬仰。施今墨药方的成药造福了中国千万黎明百姓。

施今墨对生命的看重让国人在危难时看到希望，施今墨为中医的生存及发展做出的贡献保住了中医文化血脉，这样的医学从业者值得我们每个人敬重。

精选留言

周桂平$ m& ~9 D8 \2 N4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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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味施氏糖尿安是施小墨根据其父的方子做成的胶囊我吃了三年，病真的好很多，可惜现在在市场再也看不到了，真可惜。) v1 K, a+ H) {- k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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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5 08:58:55

施今墨先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中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5 09:00:25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5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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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1]
施今墨是中医临床家，医术高超活人无数，也治愈了民间的许多疑难重症。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施家台门。外公为清末大吏李秉衡。
1902年随父到山西，入山西大学堂读书。后因参与反对校长之学运而遭开除。
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
1906年山西法政学堂毕业，保送京师法政学堂。并开始业医。
1912年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后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曾延请施今墨诊病。
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获胜。
1930年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报纸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看病。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
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任副馆长。与魏建宏、刘肇甑、陈公素等人创立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
1940年《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出版。
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
1966年 “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
1969年春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8月22 日病逝于北京，遗嘱火化并捐献遗体作医学解剖。
1971年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万安公墓修建衣冠冢。
人物故事
早年生活
因施今墨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
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他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政治生涯

施今墨(右)
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1921年他自己更名“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施今墨在法政学堂以及后来参加同盟会革命从政时，都经常为人诊病，已小有名气。此时一旦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力挽狂澜

施今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医德高尚

施今墨
施今墨医德高尚，对病人充满爱心。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学生们说：“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谪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则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他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2]
个人成就
用药方法

《施今墨对药》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3]
中医成就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革新中医

《施今墨医案解读》
为了振兴中医，施今墨开过医院，办过药厂，但都失败了。最终施今墨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必须办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最终为更多的中医所掌握，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施今墨注重实践，在带学生实习时，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善采百家之长，总结经验，不断充实自己。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的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仔细观察丁诊病过程，很得启发，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经过整理后颇有参考价值。为利于学生学习，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讲授。施今墨在临床上，不分中医、西医，不分经方、时方，只要利于治病，均随手拈来。他曾对学生说：“全面精查、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敦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对经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在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600余人，现分布在全国，都是中医的骨干。
施今墨认为，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习、继承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对于外感热性病，历来医家都强调其病因是外邪所致。施今墨说：“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不论其为传染性或非传染性，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六淫，疫病之邪皆为外因，若单纯外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传染性颇高，传播最为广泛，然而流行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温热蕴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确为至理名言”；又说：“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邪，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于是施今墨创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寓西医之定量、定性，又寓张锡钝之清热、解表于其中，谓之“七清三解（清里药味与解表药味的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诸法”。在临床中示明表里关系，非常实用。运用他的这个理论遣方用方，感冒发热，往往只两三剂药，应手而愈。施今墨所创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疗效显著，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为广大华侨所喜爱。
辨证论治
独到见解
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里止血药、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堵塞，血亦渗出，人皆束手，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固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当与不当，在于辨证”。施今墨之认证准，施治确，由此可见一斑。
行医记录

施今墨(左二)
施今墨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1928年初春，他出诊天津，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索前医方剂视方，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遍选。而病势日重，原因何在？他经详尽辨析，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导致正气衰微。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约9．4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灭。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终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复发勃勃生机。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约94克），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热退眠安，神志清醒，饮食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施今墨于临床体会：局方至宝丹化痰、醒脑、退热、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起死回生。
学术贡献
施今墨善于处方，精于配伍。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虽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往往数剂即见功效。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流传于世的《施今墨对药》是其学生、长女婿祝谌予随他学医时，发现老师处方中往往是双药并书。经留心收集，整理出100多对药，请教于他。施今墨讲，自己在阅读古方书时，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有的互相配合、增强疗效，有的互相制约、防止偏胜。非常符合中医“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自己默默记下，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于是就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用药特点。祝湛予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向同学们介绍了“施今墨药对”。学生吕景山毕业后将此药对又加工整理，1982年出版了《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作为对施今墨的纪念。
呼吁重视中医治未病思想 [4]
在试验抗衰老药物初获成功的基础上，1959年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上，施今墨作了《关于抗老强身的科学根据、社会基础和医药方案》的发言。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变事后医疗为事先保健预防”是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的责任。古人治未病的思想，应该继承发扬，利用中国传统医学养生理论开发中药保健品，强身健体抵抗衰老是治未病思想的实践。
抗衰保健法 [4]  （作者系施今墨幼子施小墨，北京同仁堂施小墨医馆馆长）
施今墨是中药保健品开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然而，由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意识较弱，在一段时间里，我国中药抗衰老保健品的开发受到一些影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人们对养生保健品需求大大提高。施今墨的中药保健方为抗衰老保健品的开发和产业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4]
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医药老店苏州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根据施今墨的补益神气精血方，开发研制出“健延龄”胶囊。“阴阳者，天地之道”，治病之道在于调和阴阳，这是中医治病求本大法。养生同样要以调补阴阳为本。施今墨认为：“配备平衡，方免偏胜。太极阴阳，如环无端，平衡则相抱相守，不平衡则渐离渐散”。“健延龄”的配方，重点在于使神气精血配备平衡，其中以西洋参、紫河车益气养血，阴阳双补；以黄芪、山药健脾益气；以黑豆、黑芝麻益肾养精；以珍珠、琥珀、首乌安神养心。《黄帝内经》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抓住调和阴阳这个根本，是抗衰老保健品开发的关键。 [4]
人物评价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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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纪念施今墨逝世50周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新闻网[引用日期2019-08-23]
2.  施如瑜．一代名医施今墨：《瞭望》，1986年08期
3.  高益民．施今墨的经典方药——益肾强身丸、防衰益寿丸：《首都医药》，2005年07期
4.  施小墨．治未病大家施今墨的抗衰保健法：人民政协报，2015-06-17期05版
5.  施小墨．施今墨：《中国医药学报》，1986年第02期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1-5 09:49:50

曹东义发表于 2021-1-5 09:009 G5 K: S' a; c/ C4 u
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中国近代中医临床 ...

我所知道的老北京四大名医
——老北京的记忆系列
作者：虚竹先生点击：4573发表时间：2019-06-04 11:50:53字数：3920闪星数：5

　　我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说，买药就买同仁堂（的药），看病就找施今墨。这位施今墨大夫就是老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当年老北京有四大名医，除了施今墨之外，还有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
　　但是既然是四大名医，看病为什么只找施今墨啊？！因为那时候其他三位中的孔伯华、汪逢春两位已经离世了，而另外一位萧龙友也因年事已高，基本不怎么接诊了。
　　解放前的北京市（当时叫北平市）中医师比比皆是，能妙手回春的医师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他们这四位能获此殊荣，而其他人则不行呢？！这四位医师除了人品、医德，医术高明之外，还能够在引领、保护、发展中医方面做出贡献，敢在中医危机的关头挺身而出，能亲力亲为，发挥了旗帜性的作用，因此才能获得如此众多的百姓认可。
　　据说，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了“废止中医药案”。此案提出后，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质疑。在北平，孔伯华、施今墨等人积极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反“废止”斗争，并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准备到南京请愿。各地的中医界代表纷纷响应，3月各地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会议，会上华北中医界代表北平的孔伯华先生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并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举行了抗议集会。并推举了以孔伯华先生等5名资深人士组成联合请愿团，奔赴南京向政府请愿，请求政府保留中医行业。
　　由于全国中医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终于使当局收回成命。通过这次反“废止”的斗争，为我们传承、保护了祖国传统中医学，振兴国粹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医界人士发扬光大中医树立了的信心，为这次抗议集会成为了我国中医的一个转折点，史称“三·一七事件”。
　　“三·一七事件”之后，政府为了缓和各界质疑，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任命施今墨担任国医馆副馆长。但国医馆设立仅仅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形同虚设。不久施今墨先生愤然辞去国医馆副馆长之职。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看到要振兴中医，仅仅依靠政府是行不通的，需要中医界本身自强自立、自谋生路。要发展中医，则必须发展中医教育，才是中医的振兴之路。于是在北京的这四位大师先后兴办了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自己的人才。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在学院经费出现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资助。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10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为处于逆境中的北平中医事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2年施今墨先生在北京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西医课程，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中西医结合的医学院。施先生还创办过中医学校、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直至1954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施今墨先生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时，依然还提出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等建议。
　　汪逢春先生也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医界栋梁之才。其中，赵绍琴为当代名医，著有《温病纵横》、《温病浅谈》《赵绍琴临床400法》、《文魁脉学》等书。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
　　说起这四位名医基本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人，最后一位离世的施今墨老先生也是在六十年代末。而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无缘与他们见面，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交往。但听父亲讲，早年曾请施老看过一次病。据说当年的号也不是很好挂，每天仅有几个号，并且基本不能加号。故而需要很早去排队。于是父亲就托了人挂号。此人是否就是今天的所谓“黄牛”，我就无从知晓了。不过此人的敬业精神还令人称赞的，他再三嘱咐我父亲一定要早去，因为，如果施老身体好的话，前一二位病人，施老会亲笔写处方的，后面的病人就只能由施老的学生或家人代笔了。不过，那天不知是施老身体欠佳啊，还是真去晚了，父亲还是没能得到施老的亲笔处方。施老半躺在椅子上，用手给父亲号了号脉，然后口述说：某某（药）若干钱，某某若干钱，等学生把处方写好递给施老，施老接过来看了看，提起笔对个别药名或计量做了些修改，再递给那位学生。于是那位学生，机械地说，先抓三副吧，每副煎两次，混合后分早晚各一次服用。这份药方，我父亲一直保留着，最早是准备复诊时携带，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纪念和收藏。但是十分可惜，文革期间还是遗失了。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我父亲患了中风，半身不遂，于是到北京市中医医院就诊。当年看病，病人是不允许选择医师的，一般是由护士分配。但为了治疗的连续性，基本是固定在一个诊室，我父亲经常被分诊的诊室是15诊室，诊室内有两位女医生，一位姓刘，一位姓施。于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她们二位轮流给我父亲看病开药。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姓施大夫叫施如瑜，就是施今墨老先生的小女儿。到了八十年代，我调入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因为我所在民主党派分工为“医药卫生界”，故有幸接触到了一些四大名医的后人和弟子，不断听到一些有关四大名医的琐事，我想把知道的一些事件记录下来，其中或许有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也许能为后人全面了解老北京的四大名医作一点儿注脚。
　　施老的儿子施小墨女儿施如瑜都是我所在的民主党派成员。（民主党派的党员一般都叫成员）而我们民主党派的主任委员——祝谌予，还是施老的女婿。他担任过北京中医学院的首任教务长。而且祝老的儿子，也就是施老的外孙也参加了我们的民主党派。由于施老的外孙和我年纪相仿，于是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并且聊的很是投机。于是有机会听他谈一些施老的轶事。
　　据施老外孙子祝肇刚讲，施老的学生很多，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所谓入室弟子，这样的据说仅有九位。而加入到我所在党派的，除了其父祝谌予，还有一位是李介鸣。第二类是他们主办的国医学院的学生，这样的就有几百位之多了。再有就是临时收的了，对一份药方、一件病例进行过指导的，施老也同样认可其为自己的弟子。当然“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弟子太多了难免也会有被忘记姓名者，故后来所谓施老的弟子中也偶有冒名者。不过据说施老也并不计较！
　　说起萧龙友萧老，当年弃政从医，深知行医的艰难，因此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医学事业，故而子女们都没有继承萧老的事业。而当年我在北京十三中，也就是原来的辅仁男附中，教我们数学课的老师姓萧，叫萧浓华，文革期间有人说她是萧龙友萧老的女儿，若干年来我一直深信不疑。退休后偶然听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讲，萧老有位嫡孙女叫萧承棕，现在在中医药大学的某附属医院工作，并已经成为北京市著名中医师。于是我到网上去查找，偶然发现一篇介绍萧承棕的文章系赵雪锋所作，我知道银河悦读中文网中有一位作家叫赵雪锋，于是连忙与雪峰先生联系，不料雪峰先生一片茫然，不知所云，此时我才搞清楚，此“赵雪锋”非彼“赵雪锋”，如此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也为此文添加了一段趣闻……
　　不过，此文中介绍到萧老的子女确实是没有继承其而学医的。可见世间传言萧老不愿儿女学医，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萧老的子女中也没有我的老师，看来文革中的一些说法，也只能姑妄听之，不可当真。
　　说起萧老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因我十分喜好书画，故时常听到一些有关书画界的趣事。据说当年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接到一项为古代名人画像的任务。当制作李时珍画像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模特，于是就借鉴了自己老岳父——萧龙友的形象，经过蒋大师的进一步加工、创作，至今这副肖像已经成为了李时珍的标准像，并且还依照此像专门出版过邮票。这幅肖像或许还能为我们从中略窥一些萧老的真容。
　　汪逢春汪老是一位传奇人物。据说汪老看病开方，很有些特色，汪老喜欢使用一些鲜的植物入药，例如：鲜栀子、鲜薄荷等等，有时还有些水果。甚至汪老有时还开出与成药同煎的药方。
　　汪老门下的几位弟子，也是我们党派的成员。如赵绍琴、谢子衡等等。赵绍琴老在医学上很有建树，留下很多的著作。而谢子衡谢老除了在医学上有所建树之外，还对书画很有研究，并且成为京城的一位著名画家。我收藏的我们党派出版的一本画册，其中还有谢老的一幅山水画作品。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当年，汪老也很喜欢书画，据我熟悉的一位中医药大学教授讲，汪老不但是一位医家还是一位很好的文学家、书画鉴赏家。因此汪老的学生中出一位画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汪老教学不但要求学生读医书，而且还要大家读《荀子》。汪老晚年和弟子们共同编纂了《泊庐医案》其中有汪老和众多弟子的名号，记录了自己平生所诊断的病案以备后人查询。汪老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自掏腰包印刷了这本凝结自己和弟子们心血结晶的《泊庐医案》免费赠送，体现了汪老的仁心仁术。
　　老北京的四大名医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机遇也有局限。而他们的后人们却在改革开放后为中医发扬光大做出新贡献。施今墨先生之子施小墨　，曾开设了“施小墨诊所”。诊所是两层建筑，首层销售中成药及保健品，二层为施小墨和姐姐施如瑜的诊室和药房。施小墨擅长内、妇、儿科、癌症等疾病的治疗。施小墨主张积极养生，认为每人每天需要吃些粗粮、杂粮和坚果，同时也要重视锻炼。施先生自己也身体力行，每天都坚持步行上下班，保证走一万步的运动量。
　　孔伯华孔老的后人开设了“孔伯华医馆”，将中医文化与养生文化融为一体，设中医诊疗、太极推拿、养生咨询、健康管理、学术交流等专项服务内容，并提供高端养生会员服务。孙老后人至今已有四代。三子孔嗣伯曾在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出诊，其擅长于心脑血管病、肾病、消化系统疾病。嫡孙孔令诩擅治肿瘤及疑难杂症。嫡孙孔令誉擅治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
　　萧龙友萧老的子女虽多不从医，但嫡孙女萧承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某附属医院任教授。萧承宗萧大夫主治妇科及疑难杂症，责任心极强，为人心地善良，医术更是高超。四大名医中唯有汪逢春后人皆不从医，可谓是一大遗憾，所幸汪老弟子众多，几位高足传承了汪老的医道，也算是弥补了这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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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篇人物小记里介绍了北京老一辈的四大名医，篇幅有限自然不能面面俱到，主要还是介绍了施今墨的生平与轶事，后文里挑选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各自生平中的几件趣事，分别将四大名医的不同性格与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篇回忆文，思人思物，于中医传承的层面上也有一定裨益。推荐阅读！编辑：穆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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