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1-5-27 09:20 编辑 ! w6 U, G) m/ y) i L, x9 U
7 m2 e) R1 Y2 C; n( [' f( M难忘当初，国医大师路志正采访片段
: R6 u* y. D4 U- k# E* q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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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为了编写《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2009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采访路老，路老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其中有些内容很值得大家参考。- |# L2 C- G, Z
?& ` \7 F& `8 i2 P$ w路老说，
4 k! i6 g6 ~+ z( w+ d解放之初，中、西医并存，这也是中国卫生体制的特点之一。中医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为保障各族人民的世代繁衍和生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它的影响力，无论在从业人员，还是在就诊人数上，都远远超过西医。然而，部里的某些领导，受旧观念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医是“旧医”、“不科学”，于是就有了按照苏联的模式改造她，使“中医科学化”的错误政策的出台。卫生部不设中医机构，中医进修学校不进修中医而改学西医等等现象，就是这种错误认识和政策的具体体现。1954年这些同志否定中医的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针对中医工作毛主席发出了“重视中医，学习中医”的指示。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卫生部这才决定设立中医司、组建中医研究院、并在全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以从管理、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加强中医工作。1954年7月中医司正式成立，薛和昉同志为第一任司长，我和魏龙骧等同志也受部领导委托，来到卫生部所属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西四马市大街）上班，参与成立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我和魏老接到调入中医司技术指导科的通知，但我真正回到中医司上班却是在中医研究院筹建工作全部完成之后。 曹东义：当时中医司的建制又如何呢？ 路老：中医司成立后，由薛和眆任司长，司下设三个科和一个办公室，由于科室的规模不大，所以只是副科级编制。三位副科长分别是技术指导科魏龙骧，教育科李重人，管理科龚志贤，办公室候玉玲。 曹东义：一司两院的建立，需要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师，这些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路老：从行政体系来说，表面看来卫生部只增设了一个中医司，但全国各省、地、市、县也都需要建立一套与中医司相应的中医行政系统。这样一来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就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问题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省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对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更是猛增。向中医司告急，要求支援的报告，雪片似的飞来，又加上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调整和下放支边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医司的人员调动十分频繁，有的人还没来得及认识，就调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司的工作人员，从最多时的30多人，逐渐稳定在8人左右，而且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文化大 革 命前的1966年。 曹东义：中医司人员调动的大致情况又如何呢？ 路老：中医司成立之初，除我和魏老属部内司、局间人事调动，李介鸣调中医学院工作外，李、龚二老于1954年7月分别从四川万县和重庆调入。1956年为了在政治和技术上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吕炳奎同志从江苏调至中医司，接替薛和昉司长，薛司长是老**调国务院另有任命。自此我们中医司又有了一个门里出身的司长，中医工作也步入稳健而快速发展的阶段。待到文化大 革 命前的1966年，除李重人于1960年调到北京中医学院任副教务长兼医疗系主任；龚志贤在文 革前调回原籍重庆工作外，司里的同志还有林伟（副司长）、候玉玲（副科长）、徐永辉（李重人的爱人）、张志昆、胡熙明等。时间飞逝，现在，转眼已过去42年了，其中除我和胡熙明同志外，候玉玲情况不明，其他同志均相继作古。遥想当年，条件虽然艰苦，任务虽然繁重，但是新中国的建立，给人们带来的是全新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我们团结在吕司长的周围，为着同一个目标，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工作上彼此尊重；互相支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忙碌和奔波着。想起当时的情景，直到现在，我内心里还充满着怀念和激动。 曹东义：卫生部不是还聘请了中医顾问吗？ 路老：是的，当时还聘有四名中医顾问，他们是章次公、秦伯未、韩刚和沈德建（不是中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由于中医工作发展较快，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口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实际情况的需要，卫生部从1955～1957的三年间，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精兵强将，来充实两院的建设。记得当时调入研究院工作的有四川的蒲辅周、王文鼎、王伯岳；江苏的余无言、韦文贵；上海的章次公、沈仲圭等人。调到中医学院任教的老师有上海的秦伯未、四川的任应秋，以及随吕老来京的江苏籍的许多教师。以上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可能稍有出入。 曹东义：您的记忆力已是不错了，五十年前的事，还讲的出来，实属不易。 7 D5 A7 a9 c, g% K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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