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曹东义追忆先师：医人医医兼医国，邓老境界不平凡

弟子曹东义追忆先师：医人医医兼医国，邓老境界不平凡[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曹东义 [url=]铁杆e讯[/url] [color=rgba(0, 0, 0, 0.3)]昨天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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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中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河北省第四批师带徒指导老师。主持省和国家多项课题，发表论文180余篇，对风湿病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师从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

中医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也有代表性的医学大家。在近代长达一百多年的坎坷进程之中，中医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

回顾这不平凡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大的冲击面前，巍然屹立的学者之中，邓铁涛先生具有突出的地位。他在治病救人、行业自治、建言国家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他突出的学术成就，感染了很多后来者；他高屋建瓴的见解，启迪了很多人的智慧，点亮了中医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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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尊敬的邓铁涛先生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怀念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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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先生（1916-2019）是当代中医的优秀代表，其成就是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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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病是上工，主张寒温统一，强调五脏相关，攻克顽疾重症肌无力，突显理论素养与医术高超。提倡未来医学，点亮探索中医未来价值的智慧。他以超人的胆魄，纠正“自我从属”的时弊，通过读经典做临床“回归中医”，号召“做铁杆中医”巩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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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之上者，上而医国”，国家的医疗政策有缺憾，作为中医行业的大家，就应该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补偏救弊，以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邓铁涛先生不但指出了目前中医行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多次上书党和政府。他提出来的问题、建议，是很有“政策性”的策略，中央领导按着他的建议就容易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有些建议逐渐变成了发展中医事业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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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被采纳，传阅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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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徐向前元帅经过邓铁涛先生诊治，病情很快痊愈，想为邓铁涛先生解决一些个人的实际困难。邓老为领导人看病的机会不少，从来没有利用这些关系为个人提过什么要求，可是为了中医事业，邓铁涛先生认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他对徐帅说：“徐帅啊，你要救救中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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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听后，一下子就愣了。在了解到中医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后，嘱咐邓铁涛先生把情况写下来，再想办法送给最高领导。

回去之后，邓铁涛先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担心的事情，以及希望中央解决的问题，都写了出来。在1984年3月18日，邓铁涛先生将写好的长信呈给徐帅。

邓铁涛先生在信中提到，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西医并存，而且受到一些科技先进国家医学界的重视。从世界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来谈论中医药问题，是从未来战略提出问题，而不是只说国内中医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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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中医的问题，有其历史根源。由于王斌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得到重视，造成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2年卫生部召开衡阳会议之后，中医药工作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中医中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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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的问题，历史欠账太多，积重难返。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都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希望中央各部委办，能重视这一严重问题。”

徐向前元帅读了邓铁涛先生这封信，认为其所言切中要害。他立即在这封信上加了意见，转呈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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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之后，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乔石同志：请将向前同志的批语和邓同志的信，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发各同志。请田纪云同志协助卫生部党组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如有必要，请提交书记处讨论一次。”

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印发了<1984>5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附件是“邓铁涛同志给徐向前同志的信”。事后卫生部中医司把这份文件的复印件转发给邓铁涛先生。

邓铁涛先生这封信，对于促进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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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别放小，中医得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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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发展道路，总是充满坎坷。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家领导人更换之后，要调整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的一条是“精简机构”。据说，有关部门把中医药管理局列入被精简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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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也就是在中医药管理局成立4年的时候，邓铁涛先生与8位全国著名老中医药学的教授，聚首在长白山下的长春，要编写一本医学专著：《名老中医经验集萃》。但来自北京的老中医路志正先生，带来了这个令人心忧的这个信息。

大家展开了讨论：国家精简机构的决策无疑是“精兵简政”的明智之举，但举步维艰的中医药事业，好不容易有了“娘”，撤消中医药管理局这个主管机构，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极为不利的。

邓铁涛先生建议说：“我们的意见应该直接上达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大家一致拥护邓铁涛先生这个提议，并推举邓铁涛先生执笔。

您好！我们是来自广东、浙江、北京、吉林、黑龙江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几十年、七十岁上下的老中医，衷心拥护以您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我们十分赞成您所主张的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老中医们对共产党的中医政策，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感情，他们拥护共产党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情。

我们为了把几十年的学术经验留给人民，在长春市召开了《名医学术集萃》一书编写会议。我们在讨论中谈到党的中医政策，及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我们认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但历遭磨难，几经兴衰，虽然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但中医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英明措施，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的从属地位开始有所改善，从而使中医事业有较好的发展。但是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使人担忧。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把中医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大多省市的中医药管理局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有些挂着中医牌子的单位，并不是真正在搞中医；中药的管理体制，至今没有一个省市归中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质量下降，伪劣药品充斥，中药资源继续遭到严重破坏。

这个建议书，既肯定了过去的工作，也指出了当下的问题。

现在国外学习、研究中医的势头正方兴未艾。长此下去，我们真担心有朝一日会出现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习中医。为此，我们恳切呼吁：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只能加强，不要削弱；二、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三、八五期间中医专款不应低于七五水平；四、保护和开发中药资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管理。使中医药工作真正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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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8位老中医先生们就分别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所在的单位。这著名的“八老上书”者，除邓铁涛先生之外，还有任继学、方药中、路志正、焦树德、步玉如、何任、张琪7位中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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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全国又刮起了一股“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邓铁涛先生心中充满忧虑：“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于是，邓铁涛先生就和任继学教授商议，要联合其他中医老专家一起上书朱镕基总理。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紧急“刹车”。这就是第二次的中医“八老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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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11日，邓铁涛先生与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又是八位知名中医专家，一起写信给朱镕基总理，明确地提出“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

朱镕基总理，您好！我们这几个老朽，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您说几句心里话。一、这次压缩编制，把中医药管理局保存下来，我们感到十分欣慰！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从整个实力来看，中医和西医之比，仍然是小孩与壮丁之比。保留中医药管理局，便对中医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谢谢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无论老中医们个人的境遇怎样，都必须坚守着中医这个宝贝。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担心的是：

① 中医学院合并于西医学院，成为一个系；

② 中医医院合并于西医医院，成为一个科；

③ 中药新药的评审，按照西药的模式评定；

④ 中医医院医药分家；

⑤ 中医教育与中医医院“重西轻中”的倾向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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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中西医的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因为中医小，西医大，任由小者自生自灭，则中医将灭多生少矣！！有些省的按强并弱的原则，则中医之消亡有日矣！

中医药事业存废兴衰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西医院校增加中医药学的课时，以便引导他们运用中医中药治病，减少使用西药外汇之支出。据说日本会用中药的西医占60-70%，他们用中国之药源制成新药，价值比我们每年中药创汇只有5亿美元不知大多少倍。我们岂能安枕无忧乎？我们赞成国际方法研制中药，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传统与新技术结合研制新药，也容许中医院医药不分家地进行研制新药，推广新药。

老中医们的这些建议，的确立论高远，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① 中药改革决策层以及中药药审领导层，须要有真正懂中医药的专家参与。

② 报载国务院多次请专家讲课，能否也请老中医专家讲讲课，让他们讲讲中医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不是授课，而是调研的一种方法耳。以上浅见，供总理参考，并给予教正，幸甚幸甚！

这个报告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重视，他批转给卫生部张文康部长，张部长又请朱庆生副部长与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具体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究之后，提出解决办法上报国务院总理，不仅制止了这股中西医合并的风潮，保住了整个中医药事业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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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带高徒，强壮大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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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大批中医临床人才的成长。

邓铁涛先生认为，目前世界上最欠缺的是高水平的中医，欠缺在临床上有真功夫的千千万万个铁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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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认为，师带徒不仅是中医历来培养人才的一个好方法。他深感临床型名中医等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也一直在为中医界的人才培养而不断呼吁。

1988年，邓铁涛先生出版了一本《耕耘集》，里面多篇文章提及“继承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学术，已成燃眉之急”，“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 ！”

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朱杰局长，他读了这些文章，感触很深，就以邓铁涛先生的建议为基础，积极与有关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与中央人事部、卫生部的负责人取得共识，各部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起来，组织全国名老中医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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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首届全国继承老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铁涛先生代表500位老中医在会上致词，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学我者必须超过我！”听了邓铁涛先生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国务委员李铁映立即带头鼓掌，表示赞同。

第一、二批中医师带徒，有1343名学术继承人。第三、四批师带徒培养了更多的中医临床高级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在邓铁涛先生的支持下，从2000年起实施“名医工程”，得到了全国名老中医的鼎力支持。该院在借鉴传统“师带徒”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取了“集体带、带集体”的带教方法，先后有近百名中青年专家拜师30多位名中医，在全国中医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探索出了一条现代中医临床高级人才的培养之路。

广东省中医院师带徒的工作，在2003年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命代表广东省中医院到香港出诊的林琳、杨志敏主任，时常与其带教老师保持联系，以提高疗效，这充分突显了名师带高徒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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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家把名师带高徒，作为一项发展中医药事业常态性措施加以重视，与邓老当初的建议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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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高速路，政府兴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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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在刚刚经历了SARS疫情之后，国家就召开以“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关注的问题关系到中医药此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

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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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先生以“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为题，作主题评述报告。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贾谦先生说，邓老气度恢弘的大段主体报告，象一把熊熊烈火，点燃了科学家们的心烛，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仿佛令会场的气氛到了沸点。《中国中医药报》于2004年2月2日、5日、9日，分三次连载了报告全文。

2004年2月4日，《中国中医药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邓老和100多名中医药专家的建议，希望将中医药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现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日后启动的中医973项目。

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国家将对未来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拟选择20项重大专项进行讨论，而中医药学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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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先生在香山科学会议的报告，在全国中医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关键时刻，他们联名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向领导们呼吁。

中医药确实有比较优势，能解决13亿人健康问题；其次，中医药关系到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国家安全的维护；第三，中医药是解决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键；第四，中医药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希望成为千古罪人。

邓铁涛先生带头签署了这份《呼吁书》，这是香山科学会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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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6-18日，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了“新时期中医发展战略与政策论坛”的学术研讨会议。邓铁涛先生作为主要组织者，做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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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4日由科技部聘请邓铁涛先生为中医973项目专家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开展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加强对中医专项的宏观指导，研究提出专项研究重点方向和任务，协助管理部门开展专项的评审评估等工作。

中医药是我国的瑰宝，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原创优势。

正如邓铁涛先生所说，现在中医学发展有党中央重视，有人民的需要，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正确领导，有教育、研究、医疗等一套初具规模的机构系统。

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国，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之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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