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梅龄、蒲志孝先生提醒我们：承继初心，面向未来，筑牢中医疫病防线

姚梅龄、蒲志孝先生提醒我们：承继初心，面向未来，筑牢中医疫病防线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转眼之间，姚梅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前的今天，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至今仍觉恍如昨日。

我与姚先生的相识，始于2018年暑期在河北承德举办的张仲景学术会议上。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系统阐述“焦膜病”理论，先生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出身中医世家，父亲姚荷生教授是江西中医学院终身名誉院长，而他一生致力于整理父辈遗稿、传承仲景学术，更在临床中不断验证与发展家学。此后，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与先生有了多次长时间的通话，我们共同讨论疫病的中医认识，他也正是在那段特殊时期，发起成立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疫病专业委员会。2021年9月26日，该委员会在南昌正式成立，姚先生当选为首届会长，我也很荣幸地担任了副会长一职，在先生带领下为中医疫病事业并肩工作。

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旗帜，在疫情并未远去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近两年，新发突发传染病仍时有发生，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不仅不能削弱，反而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更充分的准备。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的学术思想正在被系统整理和传承。就在今年4月，《〈伤寒论〉六经表证演讲录》新书发布，这部凝聚了姚氏三代人心血的著作，系统梳理了《伤寒论》中的表证内容，是先生对仲景学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结晶。在去年底的世中联疫病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也专门设立了姚梅龄学术思想研讨专场，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他的临床经验和疫病防治理论进行了深入交流。这说明，先生“审症祛疴为苍生延年，治学布道愿天下归真”的精神，正在被更多后来者接续和发扬。

姚先生曾在讲座中勉励同道“中医当自强”，强调脉诊在疫病救治中的重大作用。这些教诲言犹在耳，激励着我们这些后学，必须将中医疫病理论研深悟透，将临床本领锤炼扎实。继承先生遗志，绝非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坐稳冷板凳，整理好先生的每一份遗稿、每一则医案；需要我们勤于临床，在真实的疫病挑战面前，拿出经得起检验的中医方案；更需要我们培养好年轻一代，让中医抗疫的火种生生不息。

先生离去，是中医界的巨大损失。但他开辟的道路，他点亮的灯火，将永远指引着我们。唯有将缅怀化为行动，将遗憾转为动力，才是对姚梅龄先生最好的告慰。

两年前姚梅龄先生离去，一年前蒲志孝先生也走了，我是通过姚梅龄先生介绍才认识了蒲志孝先生。两位前辈相继谢世，中医界痛失砥柱。然而怀念不是赘述以往，而是面对未来——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才是最好的告慰。

一、疫病专委会创立的初心：为中医抗疫“立规矩、树旗帜”

姚梅龄先生发起成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疫病专业委员会，初心非常明确：让中医在疫病防治中有章可循、有旗可举。

中医药抗疫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从张仲景《伤寒论》到叶天士、吴鞠通的温病学说，历代医家在对抗瘟疫中积累了丰富的理法方药体系。但长期以来，中医对疫病的基本概念和诊疗策略尚未形成通识——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不同医家常在“寒疫还是温疫”“表证还是里证”等基本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矛盾尤为突出。

姚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痛点。他深知，如果中医人自己都无法在疫病的基本认知上形成共识，中医药就无法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真正发挥作用。因此，他倡导成立疫病专委会，就是要在中医疫病理论体系上寻求“最大公约数”，为中医抗疫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诊疗方案。

蒲志孝先生在其《中医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一文中深刻指出，中医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搞中医挣不到钱”——药贵医贱、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导致真正钻研中医的人越来越少。两位前辈从不同角度看到了同一个危机：如果中医不能在大疫面前挺身而出、拿出过硬的疗效，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被边缘化。

二、疫病专委会的未来使命：构建“可共识、可执行”的疫病诊疗体系

姚先生走了，但中医抗疫事业不能停步。专委会的使命应当从“立规矩”走向“建体系”，也就是构建一套中医疫病诊疗的共识性规范。

近年来，学界在这方面已有积极探索。有学者提出将疫病分为寒疫、温疫、寒湿疫、湿瘟、杂疫五类，再按照“初期—盛期—极期—复期”四个阶段进行分期辨证。这种“分类—分期—分证”的思路，既保留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又为快速响应新发传染病提供了框架。这正是姚先生生前倡导的方向——让中医的疫病防治从“各说各话”走向“有章可循”。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正在为这一使命赋能。就在今年初，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疫病分会在北京成立，明确提出要依托信息化技术深挖古今疫病文献与临床数据，推动中医药防治经验从“经验传承”向“数据驱动”转型。该分会汇聚了王永炎、张伯礼、田金洲三位院士和国医大师严世芸等顶尖专家，标志着中医疫病防治正在向标准化、信息化迈进。

专委会应当与这些力量形成协同，推动中医疫病诊疗方案在更大范围内落地应用。

三、疫病专委会的时代担当：在政策机遇中夯实“中医防线”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政策正在为中医疫病防治提供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2025年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明确“国家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今年7月发布的《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更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疫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并要求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急诊科，构建平战结合、响应迅速的中西医协同医疗应急工作机制。

这些政策信号表明，中医疫病防治已从“可有可无”的补充角色，上升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政策利好不等于自动落实。蒲志孝先生生前痛陈“中医的路越走越窄”，最核心的困境在于中医的价值无法在现行体制中得到合理体现——中医的简便验廉反而成了劣势，开中药处方“既费力又不讨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有了体系、有了政策，基层中医仍然没有动力去钻研疫病、参与抗疫。

因此，疫病专委会的未来担当，不仅在于学术研究和诊疗规范，更在于为中医抗疫争取合理的制度空间和价值回报。这包括推动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中明确中医的法定参与权、在医保支付中体现中医诊疗的劳务价值、在人才培养中强化中医疫病救治能力的考核权重。

四、后来者的责任：让姚先生的“火种”燃成“火炬”

姚先生离去两周年，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介绍我认识了蒲志孝先生，我去深圳看望蒲老时，还提起了姚先生——而如今，两位先生都已远行。

两位前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在中医面临困境时，不抱怨、不退缩，而是以行动去开辟道路。

当今世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威胁远未消失。中医药能否在未来“瘟神”来袭时从容应战，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多少准备。姚先生发起的疫病专委会，蒲老呼吁的中医价值回归，都需要后来者接续奋斗。

继承遗志，不是把前辈挂在嘴边，而是把他们的未竟之事扛在肩上。 让我们以扎实的学术研究、积极的政策推动、不懈的临床实践，将中医疫病防治的火种燃成照亮未来的火炬。这，才是对姚梅龄先生、对蒲志孝先生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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