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第一次透露了扁鹊的真实姓名：《韩诗外传》与司马迁《扁鹊传》的信息源流考

韩婴第一次透露了扁鹊的真实姓名：《韩诗外传》与司马迁《扁鹊传》的信息源流考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摘要

西汉韩婴所著《韩诗外传》是现存最早记录扁鹊真实姓名的传世文献，其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具有不可替代的信息供给作用。本文从文献比勘与史源学角度出发，梳理《韩诗外传》为《扁鹊传》提供的关键信息——扁鹊本名“秦越人”、救治虢太子事迹、弟子群体面貌等，论证韩婴之作的“前史”地位。进而考察韩婴之孙韩商与司马迁同朝为博士的史实，从“人”的维度揭示口述传统在《扁鹊传》形成中的可能作用。通过对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扁鹊事迹的取舍与评骘——特别是“为方者宗”“美好者不祥之器”等论断的分析，阐释《扁鹊传》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的历史洞察。本文认为，《韩诗外传》的文本记录与韩商的口述传承，构成了司马迁撰写《扁鹊传》的双重信息渠道，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甄别与升华，使扁鹊的历史形象由此确立。

关键词：韩婴；《韩诗外传》；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信息源流

一、引言：扁鹊姓名之谜的文献突破

在中国医学史上，扁鹊之名如雷贯耳，但其人的真实姓名却长期隐于迷雾。今人习称“扁鹊”，实则《史记》已明言：“扁鹊者，勃海郡鄭（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扁鹊乃尊号，秦越人乃本名。然而这一关键信息的首次披露，并非始于司马迁，而要上溯至西汉早期的韩婴及其所著《韩诗外传》。

韩婴约生活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30年间，为西汉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刘舜太傅，是一位贯通《诗》《易》的经学大家。《韩诗外传》虽属“外传”体例——以经义推衍故事，但其间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其中关于扁鹊的记载尤为珍贵。该书卷十第九章载：“扁鹊曰：‘入言鄭（鄚）医秦越人能治之。’”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将“扁鹊”与“秦越人”联系起来的记载，其意义不啻为扁鹊研究打开了一扇关键之门。

那么，《韩诗外传》何以能提供如此关键的信息？韩婴的信息来源为何？司马迁撰写《扁鹊传》时，从《韩诗外传》中汲取了哪些内容？韩婴之孙韩商与司马迁同朝为官这一史实，对扁鹊信息的传递有何意义？司马迁在整合这些信息后又做了怎样的升华？本文拟从文献传承与口述传承两条线索入手，对上述问题作一系统考索。

二、《韩诗外传》的“扁鹊叙事”与信息首创

《韩诗外传》对扁鹊事迹的记载虽然篇幅不大，但在扁鹊研究文献谱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第一”地位。据学者曹东义的系统梳理，《韩诗外传》至少创下了关于扁鹊记载的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到扁鹊诊治虢太子；第一次提到扁鹊的名字叫“越人”；第一次提到扁鹊的家乡“鄚州”；第一次提到扁鹊有很多徒弟，包括子同、子明、子游、子仪、子越等。

以救治虢太子的记载为例，《韩诗外传》描述扁鹊率弟子施治的场景：“扁鹊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子同捣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治疗过程，更首次记录了扁鹊弟子的具体分工——子同司药、子明施灸、子游按摩、子仪调神、子越扶形。这种细致的记述，显示出韩婴所掌握的信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细节性，而非泛泛的传闻。

值得注意的是，《韩诗外传》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记载救治虢太子一事上，虽主体内容大致相同，但存在若干差异。例如，《韩诗外传》记扁鹊所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当生者起”，《史记》则作“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语句虽有出入，核心意涵则一脉相承——均表达了扁鹊对自身医术的谦逊认识和对生命规律的敬畏。这些差异恰恰说明司马迁并非简单抄录《韩诗外传》，而是在参考其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字加工和史实核验。

关于扁鹊里籍，《韩诗外传》记为“鄭（鄚）医秦越人”，司马迁《史记》作“勃海郡鄭（鄚）人也”。两者记述高度一致，表明司马迁采用了韩婴所提供的信息框架。虽然后世关于扁鹊里籍有“鄭人”“卢人”“鄚人”等异说，但韩婴与司马迁同为西汉早期文献，其记述的可信度显然高于晚出的扬雄《法言》及东汉以后的诸家注说。从文献年代与史料价值来看，《韩诗外传》实为打开扁鹊真实身份的第一把钥匙。

三、从“文本”到“口述”：韩商其人及其可能作用

如果《韩诗外传》的文本记载是司马迁撰写《扁鹊传》的文献基础，那么韩婴之孙韩商与司马迁同朝为官这一史实，则为扁鹊信息的传递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口述传承。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韩婴的孙子韩商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博士。而司马迁本人亦在武帝朝任太史令，二人同朝为官，属于同时代的人物。韩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帝、景帝时期，其著述《韩诗外传》在司马迁之前即已流传。而韩商作为韩婴的嫡孙，自幼耳濡目染，对乃祖之学必有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韩商不仅是韩氏《诗》学的传人，更可能掌握着韩婴在撰述《韩诗外传》时所依据的各种传闻与口述材料。

从时间线来看，韩婴与扁鹊同为燕地鄚州人，乡邦相近，地理上的亲近关系使其对扁鹊的乡里传闻有更多接触机会。韩婴将这些乡邦传说写入《韩诗外传》，而司马迁在撰史时，除了直接参考《韩诗外传》的文本外，很可能通过韩商这一中介，进一步追问韩婴的采访经过和信息来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扁鹊事迹的详细叙述——包括学医于长桑君、行医诸国、随俗为变等——远较《韩诗外传》丰富，其中固然有司马迁自己的采访与考证之功，但也不能排除韩商口述补充的可能性。

当然，囿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司马迁与韩商之间是否发生过直接的、关于扁鹊的对话。但二人同朝为官且有学术交集的可能，以及《韩诗外传》与《史记》扁鹊记载之间的承继关系，使“文本＋口述”双重信息渠道的推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无论司马迁是否与韩商面对面交流过，《韩诗外传》所奠定的信息基础，加上韩商所代表的韩氏学术传承，已足以构成司马迁获取扁鹊信息的重要来源。

四、司马迁的甄别、升华与历史判断

拥有了《韩诗外传》的文本材料，以及通过韩商可能获取的口述补充，司马迁在撰写《扁鹊传》时并非简单汇编，而是进行了审慎的甄别与提炼。

从体例上看，司马迁将扁鹊与淳于意合为一传，开创了正史为医家立传的先例。在传文中，司马迁将扁鹊置于“中世”——介于上古岐伯、俞跗与汉初仓公之间，确立了扁鹊在医学史上的坐标。他所依据的“史料”其实包含多种来源：除了韩婴《韩诗外传》，还有韩非《韩非子》中的扁鹊故事（如“扁鹊见蔡桓公”）、战国诸子中托名扁鹊的寓言等。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韩非子》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进行了改写。韩非原文作“蔡桓公”，司马迁则改作“齐桓侯”；韩非记“居十日”三次复见，司马迁则改为“后五日”。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经过考证，认为“蔡桓公”与扁鹊生活年代不符，故改“蔡”为“齐”，改“十日”为“五日”。这一改动背后，折射出司马迁对史料的甄别意识——他并非凡是扁鹊传说皆予采信，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校正。

司马迁对扁鹊的历史评价同样值得关注。传末他引谚“美好者不祥之器”，又言扁鹊“名闻天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为方者宗”的医家悲剧命运的感慨。他明确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脩序，非能易也”，将扁鹊定位为“医学之宗”，这是一个极高的历史判断。而对扁鹊“在赵者名扁鹊”的说明，则是在采纳了韩婴“鄭（鄚）医秦越人”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扁鹊”之号的来源——乃赵地百姓对秦越人的尊称，而非其本名。

五、结语

综上所述，《韩诗外传》在扁鹊研究文献谱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开创性地位：它第一次公开记录了扁鹊的本名“秦越人”，第一次记述了扁鹊救治虢太子的详细过程，第一次记录了扁鹊弟子的姓名与分工。这些“第一”为司马迁撰写《扁鹊仓公列传》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而韩婴之孙韩商与司马迁同朝为博士的史实，则为司马迁获取扁鹊信息提供了口述传承的可能路径。文本与口述的双重信息源，使司马迁得以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史料的甄别、订正与升华，最终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篇正史医家传记。

司马迁对扁鹊“为方者宗”“守数精明”的评价，不仅是对秦越人个人医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由《韩诗外传》所开启的扁鹊认知传统的权威定论。韩婴与司马迁，一前一后，一文本一口述，共同奠定了后世认识扁鹊的历史基石。

参考文献

[1] 韩婴.韩诗外传:卷十[M].

[2]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3]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4] 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M].北京:中华书局.

[5] 曹东义,张培红,张明泉.扁鹊是真实历史人物[N].中国中医药报,2022-06-27.

[6] 曹东义,张培红,张明泉.扁鹊救治虢太子 生死关头师徒缘[N].内丘县文联“扁鹊在内丘”专栏,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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