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任解剖引起震动，与时代关系密切

曹东义 · 发表于：2024-10-22 15:12:37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4-10-30 14:01 编辑

王清任解剖引起震动，与时代关系密切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灵枢》《难经》有脏腑大小长短、重量容积的记录；

　　王莽时期解剖犯人，北宋仁宗欧西范人体解剖，都不次于王清任的观察尸体，但是，都不如《医林改错》对于中医界的震撼大，这不是学术成就高低和水平的问题，而是那个特殊的时代西方医药传入，放大了它的影响。

　　1768-1831年王清任的那个时代，禁教百年未能阻止文化渗透（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西方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医药，几乎可以“改天换地”），禁烟（禁鸦片）也未能改变经济侵略的现状；

　　1793年，玛噶尔尼率领英国庞大的“祝寿”代表团，从天津到北京，再到承德面见乾隆，从广州离开中国，把大清的底细摸透了，“锁国”大门尽管已经落锁，但是防止外来文化侵入未能奏效，因为“钥匙”（国防机密）已经被英国师团偷走了。因此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1798年吴鞠通《温病条辨》出版，反映当时瘟疫流行的严重性，也说明中医界脱离张仲景经方派的学术创新“新时尚”。

　　1822年道光二年，皇帝在太医院禁止针灸，中医药的危机逐渐显露：

　　"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当然，道光帝八次禁止鸦片也没奏效，才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

　　武士出身的王清任，忧国、忧民，忧中医，1830年《医林改错》出版，震撼杏林。

　　根据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医近代史》记载，西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的早期传入，一是1805年牛痘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二次西方医学传入期”。

　　利玛窦（1552——1610年）1582年来华之后，在中国传教30年，上入宫禁，下接寒士，虽然不是专门介绍西方医学，但是已经把“记含之室在脑”的新学说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人们的震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年）在中国译述了《泰西人身说概》，于1635年印行，是传入中国的第一本解剖学著作。

　　罗雅谷（1593——1638年）译述的《人身图说》，也有抄本存世。但是，这两本解剖学著作虽然反应的都是盖伦时代的解剖水平，但是已经比中医古籍的《人体存真图》的“大写意”的描写，精细逼真了许多。

　　1612年熊三拔《泰西水法》介绍了西医药露的制作方法，也引起国人的重视。

　　进入清朝之后，1693年康熙患疟疾，传教士烘若翰等献金鸡纳霜，将其治愈，西药名声大震。另外，身为传教士的医师罗德先（1645——1715年）曾经为康熙皇帝治愈了上唇的肿瘤和心悸证，深得信任。所以，康熙时期有传教士西医充任御医。康熙皇帝还命人将西医的著作译成满文。

　　由此可见，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在康熙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传入的“史实期”，有了一定的规模，已经不是谣传，或者属于远在天边的事情了。

　　中国人抽烟从明朝末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的西方国家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掠夺中国的财富，在和平商业贸易的情况之下根本就竞争不赢中国，只会使用销售鸦片这种毒品贸易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他们为了从商业贸易上打败中国，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到雍正年间1729年的时候，中国高层就已经看到鸦片的危害了，所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但这个命令不管用，大家上瘾之后还是在暗中抽鸦片。

　　英国人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操控商人合格中国进行鸦片的贸易，靠着这个包装好的毒品贸易让中国的白银不断的流入英国，当时国内国库空虚，朝廷民间都很缺银子，更可怕的是鸦片对于中国人身体的危害，让吸食之人陷入到了极度萎靡的状态。

　　关于鸦片输入中国的问题，清政府并非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清政府的禁烟令最早是在雍正时期颁布的。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一道禁烟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自从雍正年间起，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曾经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非要彻底禁了这祸害不可。

雍正皇帝在位时，每年中国鸦片输入只有二百箱时，就下了严厉的禁烟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而到了嘉庆皇帝登基后，对查禁鸦片的态度，更是极强硬，明确不能再进口鸦片，从此以后，鸦片成了违禁物品。

　　而嘉庆年间，也就成为鸦片贸易的分水岭：之前还是合法贸易，虽说赚了不少钱，但还要一分不少给大清交税。从此之后，鸦片贸易，就成了完全的非法走私。

　　除此以外，嘉庆帝先后出台了五次禁令，禁止鸦片输入、吸食，也禁止内地栽种罂粟，对于从外国进口的船只，一律由公行保商出面担保，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没有装载鸦片，对于查拿不力、得规故纵的官吏役人，均加重治罪。

　　等到道光皇帝登基后，对于鸦片的危害，更是深恶痛绝，查禁要的力度，也到了空前雷厉风行的阶段。

　　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其实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曾经以凶狠的铁腕措施，掀起禁烟风暴，其霹雳雷霆手段，直叫满朝文武都哆嗦。

　　道光帝登基伊始，就重申了嘉庆帝时代的禁烟令，律劳卑事件结束后，道光帝大为光火，随后更展开了空前的全国大禁烟，从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北各省，府县村都要排查，各级官员都分摊指标，必须限制上缴鸦片，谁要是交不上，就罢官查办。

　　这个死命令一下，举国战果辉煌，短短一年间，各地上交的鸦片堆积如山，相关奏折里，还有好些地方官员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禁烟故事，看得道光皇帝心情大好。

　　补充说一句：这次强力扫烟行动中，直隶总督的战绩十分辉煌，查货上缴的鸦片烟总量，高居全国第二。这位总督也得到了道光赏识，得以官升协办大学士。

　　这位禁烟英雄，就是后来鸦片战争开打后，签《穿鼻条约》割让香港的琦善。

　　综上所述，清朝自雍正以来，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历代皇帝的禁烟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公认丰硕的。

但禁烟的后果，却是相当荒唐的。

　　一开始禁烟的时候，每年大清输入鸦片只有两百箱，嘉庆年间再禁时，每年已有四五千箱，道光皇帝发狠时，每年更有数万箱。也就是越发狠禁，鸦片问题越严重。

　　更讽刺的，就是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的讽刺，说身为一个鸦片贸易从业者，最盼望的就是清政府禁烟，每次一有禁烟行动，风头过了鸦片贸易就飙升，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对大清最严重的是：嘉庆年间的禁烟，还有个最惨后果——以前还能靠鸦片收税，之后鸦片贸易非法，税都没得收，白白银钱外流。

越禁烟，鸦片贸易越火爆，火到连鸦片贩子都盼着禁烟，为什么？

　　林林总总的原因，相关史料总结了很多，但除去社会原因和英国因素外，清政府却还有俩个要命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技术水平。

　　鸦片演变成走私后，利润十分大，发展十分迅速，相关的走私团伙，更是鱼龙混杂。

　　这类团伙以英国人为主，另外还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各国人，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跑去走私贸易，各个熟门熟路，做买卖比猴子都精，经常是把装载鸦片的趸船停泊在珠江口洋面，然后跑进广州城，在商馆里和中国烟贩子谈判。其走私之灵活，令人防不胜防。

　　而更叫清政府犯愁的，却是鸦片贸易的大杀器：趸船。

　　趸船，英文叫StoreShip，意为洋上仓库。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制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鸦片贩子也因此称之为鸦片母船。

　　这种船只除了大而坚固，火力配备也强，远远强于清朝的水师战船：当时的清朝水师，不说和英国比，就是和明朝比，也不见了明代时强大坚固的一号福船。以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里的话说：“只相当于海上警卫队”。

　　“海上警卫队”对上大趸船，基本就是找揍。所以长期以来，明知道这帮人的把戏，清朝的沿海水师，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不过趸船，那就抓接应的中国烟贩快船？

　　没想到这事更难！中国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帮会成员，有青帮的、有三合会的，更多的是天地会。他们付过定金，凭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将鸦片装到武装快船上（即俗称的“快鞋”、“快蟹”、“扒龙”，船挂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转而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打不过带撵不上，于是鸦片贸易，也就屡禁不绝。

　　但比这技术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却是大清的吏治。

　　水师不给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想不想抓。

　　自从乾隆年间起，大清朝的腐败，几乎也是加速度。鸦片贸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鸦片送进来，从水师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级别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处费，早已成了潜规则，甚至还有明码标价。高档鸦片分多少钱，低档鸦片分多少钱，全是数字化管理。

　　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以马克思《鸦片贸易史》的说法：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大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于是1838年6月2日，忧心忡忡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财政着眼，奏道光说：“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几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干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强烈要求从严、从快禁绝鸦片。

　　鉴于朝廷已多次禁鸦片，而鸦片却越禁越多，黄爵滋还在奏章中明确提出要禁止鸦片走私就必须禁止百姓吸食鸦片。他的意见是限吸鸦片者一年之内戒绝，过期仍未戒者，斩之。如是官吏，则除本人处死外，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烟措施提议。

　　黄爵滋认为，不下狠招，不能禁绝鸦片。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讨论。

　　各省官员虽然大都主张鸦片在所必禁，但支持黄爵滋以狠招禁绝鸦片的人却为少数。

中医解剖历史

不少人认为中医是没有解剖学的，且认为中医是不知道解剖这件事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里，分脏腑为五脏六腑开始，大家就应该知道，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研究解剖了，否则你以为所有的五脏里的心肝脾肺肾，六腑的大肠小肠胆胃膀胱等等都是靠前人们臆想出来的么？翻翻历史，就能看出。

黄帝内经《灵枢》：“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这一段话是“ 解剖”二字的出处，说明《内经》时代已经开始有意地解剖人体以作医学研究，古人对人体内部的血管和器官的结构无比好奇，不惜用刀剖开、切开、划开来仔细观察。这一解剖，发现了无数前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单就血管而言，《内经》解剖学还清晰告诉我们，十二条大的血管中，有的含血多，有的含气多，气血比例各不一样，但是都可以测量而得到数据，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这是气血概念的由来，此时的中国传统医学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

后面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补充：“气管近筋骨生，内藏难见；血管近皮. 肉长，外露易见。气管行气，气行则动；血管盛血，静而不动。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并非血管”。其实这一表述以现代医学看来，所谓的气就是动脉，血指的是静脉。死后静脉充盈，动脉排空，也符合内经对气管血管的描述。

回顾往史，早在先秦时期，解剖作为医学临床的研究手段是比较常见的，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割皮解肌，决脉解筋，搦髓脑，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的情景。

《汉书·王莽传》记载：汉末王莽与翟义争权，翟义失败，其同党王孙庆被捕，王莽令当时的太医及技巧高超的尚方等人共同剖割王孙庆。你没看错，古代政治争权失败的下场，也可能是记载着世界第一例有医生参与的人类活体解剖。

汉末三国时期，儒家的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儒家“仁”的思想和解剖尸体的观念发生矛盾，医者也是如此，毕竟为医者，先为人，后为医。所以偶有解剖，医家也只能旁观，再也没有能共同参与到解剖中。儒教的兴盛，让大众对躯体的完整性尤为看重，伦理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解剖身体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由此，阻止了传统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情况持续到北宋年间，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起义领袖欧希范等56人被统治阶级诱杀。行刑时，州吏吴简命医生与画工剖腹探索，绘制成图谱。其中尚有一些病理问题的论述，经由绘工宋景绘成《五脏图》《欧希范五脏图》编者和有关人员共解剖了56具尸体，对此尸体的喉部、胸腹腔脏腑进行了详细观察比较，并由画工宋景绘成图谱。被解剖的对象都是反抗北宋统治阶级而被捕的叛军，欧希范则是其中的首领。原书已佚。）

到清代，出了一位注重实践的医家叫王清任，王清任从事医学实践初期，就非常重视解剖知识。“夫业医治病，当先明脏腑”，指出对脏腑的认识“本源一错”，在临床上就会“万虑皆失”。他在研究古代医著中，发现有许多矛盾而怀疑有错，但苦无依据，于是他决心要做解剖的尝试。为了弄清楚膈膜结构，王清任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王清任30岁，行医到滦州稻地镇(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南)，发现一处义冢中有许多因传染病而死的小儿尸体，他求知心切，不避污秽，每日清晨骑马到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这样观察了十天，看到完整的脏腑不下三十余具，虽遗憾没有看清膈膜，但仍发现古书中的许多错误。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王清任在奉天府(今沈阳)时，辽阳有一妇女，因疯疾打死其丈夫与公爹，押解省府行剐刑。他得知后即跟至西关刑场，细看了心、肝、肺等内脏，却仍没有看到膈膜。后来王清任在北京行医，开设一药铺，此时他已50岁，是名噪京师的医家。他仍然找机会留心观察人体结构。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有个打死其母的人受剐刑，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可惜虽见脏腑，膈膜已破，还是没有完整地看见膈膜。直到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二月的一天夜里，王清任出诊于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看病之余，谈及膈膜一事，感叹自己留心40年，竟未能审验明确。恰巧江宁布政司恒敬在场，说他曾镇守新疆哈密，领兵于喀什葛尔，见到诛戮逆尸最多，对膈膜了解很详细。王清任喜出望外，于是拜叩而问之，终于弄清了膈膜的形态。王清任为了弄清脏腑，还曾做过动物解剖比较，对人体脏腑，苦心“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进而综合平素积累的治疗气虚、血瘀的理论和经验，于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冬，著成《医林改错》刊行于世。

书中不仅对前人的错误论断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创活血化瘀理论并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上颇有奇效。

　　以上仅为史书记载，没记载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只是解剖尸体这件事在古人眼里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所以不会用大篇幅记载出来。中医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国家，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研究的重心并未放在这方面，中医在这方面已经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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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22 15:22:33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清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清国派出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60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
曹东义发表于 1 秒前 | 只看该作者
曹东义发表于 2024-10-21 18:00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清国，这是西 ...

英国马噶尔尼使团对清朝当时的航海情况是如何评价的
wazjdb2013.04.24分享举报
1个回答
tsyemzw
2013.12.31
满意答案
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是刻毒和愚昧的，是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大倒退的重要原因。《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显然，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始终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对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明朝末期荷兰屡次在军事和贸易上败给明朝，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荷兰便改变了这种颓势，因为明朝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贸易能力随着满清的摧残而荡然无存，而满清统治者还一再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注：满清这种伪朝，乾隆这样的鞑虏它们居然也有脸皮以窃封自己为‘天朝’真是无耻之极）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乾隆的意思是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满清禽兽皇帝们的心理了。若是明朝海军尚在，若是明郑舰队尚在，被打得只能买明朝令旗以求不被劫掠的荷兰人敢如此作为吗？
         　　
         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距离明朝海军出动500艘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艇之一福船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歼灭日本海军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22 15:30:14

道光帝禁针诏免费编辑添加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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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在其继位第二年(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中设针灸为专科之沿习已久的常例，以及历代君主等权贵受惠于针灸之明证，下令云:"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道光帝禁针诏

内容
一反历代于太医院中设针灸为专科

人物
道光帝

发布时间
1822年

对象
针灸学

评价
因噎废食，本末倒置，有失草率

目录
1简介
折叠编辑本段简介
平心而论，除去近代史的几十年，清朝并不是一个很无能的朝代。清朝的前几位皇帝，的确还都是很有作为的，尤其是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皇帝来。经过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励精图治，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科的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的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为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反映在针灸学上，清代初期，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针灸要旨，内容丰富而详实，而且通篇歌图并茂，非常便于学习，自乾隆十四年后(1749年)被定为清太医院学生必读内容。太医院13科中，清代初年，沿明制，针灸为其中之一。嘉庆二年(1797年)太医院改为9科，针灸仍为其中之一科。政府还多次翻刻针灸名著《针灸大成》。所以说，清代前中期的针灸，虽然不再像明代那样名著迭出，但依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帝位传到了道光，清朝的第八位君主，情况骤变……

一个看似平庸的皇帝，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作为一代封建帝王，道光，并非圣君明主，雄才大略，也非昏聩残暴，碌碌无为。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守成者，一个本想有所作为，励精图治，起哀振弊的皇帝，却卫道乏术，无力回天，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大清王朝带着沉重的枷锁，被大英帝国强行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扭曲轨道上来。道光帝既非昏君也非明主，很容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但作为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却成为后世无法回避的历史人物。

道光帝在其继位第二年(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中设针灸为专科之沿习已久的常例，以及历代君主等权贵受惠于针灸之明证，下令云:"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道光帝一方面承认针灸一法，由来已久，却又将之永远禁于太医院，太医院的医官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敢怒不敢言。帝王在太医院明文禁止针灸，多少有伤针灸学习者的情感，这从后世的针灸学家们屡屡提起这份"禁针诏"就可以看出。但是由于针灸的疗效确切，又具有简、便、廉的特点，深入人心，在民间依然有着广泛的生存土壤。

后来，由于中国很快就陷入鸦片战争的泥塘，国力从此一蹶不振，还等不及我们看到道光帝的禁针诏发挥负面影响，中华大地已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今天看来，道光帝仅仅因为针灸有损龙威，而在太医院废止针灸，实在是因噎废食，本末倒置，有失草率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22 17:33:35

中国古代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是提供了消灭天花的途径种痘。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使得患者产生抗体。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由此蔓延天下。”也就是说，人痘术发明于16世纪中叶的安徽地区，具体发明人不详。明代许多著作如《金陵琐事剩录》《程氏医案》都提到种痘之事；清乾隆时期张琰在《种痘新书》中说：“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如果没有夸大，那应该是一个很高的成功比例了。
人痘据记载有四法：1. 痘衣法：取天花患儿内衣给健康小儿穿着。2. 浆苗法：采集天花患者脓疮浆，用棉花沾上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诱发低烈度天花，进而产生抗体。3. 旱苗法：把痊愈期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研粉，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 水苗法：又称为鼻痘法。把痘痂研粉水调，用棉花包起塞入鼻腔。后两种安全性高，故逐渐成为主流。当然，不管怎么样，人痘法不可控因素太多，弄巧成拙的事例也有，所以还不算一种特别安全的免疫法。

康熙时期俄罗斯闻听中国有此法，特地派人来理藩院学习。但是这个办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完全得以推广，相反，俄罗斯的宿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这项技术传往世界的关键中枢。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内，人痘术主要在非穆斯林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中流行。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M.L.Montague）将此法传入英国，她本人曾经罹患天花，侥幸不死，却由此毁容，因而对此病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但种痘术入欧洲之初，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议（西方国家民众目前对待各种疫苗的态度依旧是泾渭分明），伏尔泰《哲学通信》第11封信《谈种痘》说的就是此事：

现在欧洲的那些基督教国家，人们随意地认为，英国人是些傻瓜和疯子。说傻是因为他们给他们的孩子传上天花以预防天花；说他们疯了，因为他们胡乱地让他们的孩子们沾染一种确定而可怕的疾病而只不过是为了预防那并不一定会发生的灾祸。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就称其他地方的欧洲人懦弱和失去人性。懦弱，因为他们害怕孩子受一点点痛苦；失去人性，因为他们任孩子某一天面临死于天花。不过，读者随着以下著名的种痘沿革和在法国如此的引起惊骇的故事，判断出是英国人对，还是观点不同的那些人对。

……

但是所有我在这儿必须说出来的，是乔治王一世初年，那位温特莱·蒙塔古夫人，一位具有与任何英国妇女一样的杰出天才并赋有巨大精神力量的女子，曾随她丈夫出使君士坦丁堡，她毫无疑惧地为她在那儿出生的婴儿种了天花。她的牧师徒劳地对夫人说，这是非基督教的方式，因而对基督徒无效而只对异教徒有效。然而，这方式在蒙塔古夫人的儿子身上却取得了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效果。她回到英国，对那时的威尔士王妃、现在的英国皇后传述了她的这一试验。

伏尔泰的书信里有很多问题，比如他认为人痘术是锡尔嘎西人的发明，但是又说：“有人声称，这一习俗是锡尔嘎西人早先从阿拉伯人那儿借用过来的。我们且留这个历史问题给那些本内弟格丁修会的教士去弄清它吧。”而在信的末尾他又说：“我被告知，中国人近百年来已经实施种痘。事实上好处极大。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管理最好的人民。中国人确实不受这种疾病的传染，不过他们是通过鼻子，与我们吸鼻烟的方式相同。这是更为可以欣然同意的办法，其效果一样。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施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哲学家伏尔泰毕竟不是史学家，是没多大兴趣研究人痘术起源问题的。

蒙塔古夫人并不是英国人中第一个知道人痘术的，在她之前，皇家学会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却没有推行的打算，可能是怀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这一点可以参看马伯英《伏尔泰〈谈种痘〉及蒙塔古夫人传种人痘于英国史料辨误》。在蒙塔古夫人的劝说下，卡洛琳公主（Princess Caroline，1683—1737）推行了人痘法的人体临床试验，数名死囚接种后，全部存活，与天花患者共处后也无一染病，这些死囚因此得到释放，而人痘法也开始在英国得以确证。

皇家医师学会在1754年认可了人痘接种的可行性。1795年进一步宣告，人痘接种可以有效用作天花预防。而人痘术则间接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牛痘（詹纳本人及其兄侄都曾从事人痘术接种，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看 Edward Jenner, On The Origin of The vaccine Innoculation, printed by D. N. Shury, soho. 1801：1～2），他在实践中有感于人痘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又发现牛奶工不会得天花，因为她们往往从牛身上得过轻度天花，詹纳时代并无免疫理论，但他决心试验。

1796年，人体试验成功，一儿童在人工控制下接种牛痘，随之发烧，进而痊愈。从此安全的牛痘术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左右进入中国，广州十三行就曾有牛痘术使用的记录。这可称为是一次免疫技术的“出口转内销”。
而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成了人痘术在俄罗斯的“形象代言人”。她本人是伏尔泰的忠实拥趸，伏尔泰的思想对她影响巨大，有关人痘术的书信让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尤其是那时候的俄罗斯正饱受天花之害，于是这项曾经在俄罗斯湮没无闻的技术被叶卡捷琳娜拾起并且发扬光大。当时她邀请英国医师托马斯·迪姆斯戴勒（Thomas Dimsdale）来到圣彼得堡，为她本人接种人痘，消息传出，朝野震惊。谨慎起见，托马斯·迪姆斯戴勒先在几个年轻人身上做了实验，实验成功，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坚定了接种的决心。

托马斯·迪姆斯戴勒的方法是用刀在接种者臂膀上划出口子，然后将天花患者脓包结痂磨碎，塞入伤口。当时俄罗斯的臣子们个个磨刀霍霍，一旦女皇出事，必然将托马斯·迪姆斯戴勒千刀万剐。而女皇早已料到他们的作为，接种前就已经备下快马，手术结束后立即送托马斯·迪姆斯戴勒父子离开俄国，女皇大有独自承担后果的勇气。

接种过后，臣下忐忑不安，九天后，女皇依旧健康，臣民欢欣鼓舞，人痘术就此开始在俄罗斯普及，有效遏制了天花的蔓延。女皇去世后第二年，遥远的英国，詹纳发明了牛痘术。

牛痘的推广则应归功于拿破仑，1804年4月，拿破仑发布种痘令，劝告国民种痘，第二年命令军人必须接种，只有患过天花病的例外。他的举措有效遏制了天花在法国的流行，其后各国效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强制免疫。从此天花逐步得到了遏制，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之后给予世界的一大贡献。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28 20:27:17

首届王清任中医药文化节在唐山玉田举办
中国网健康 2024-10-28 14:49
10月25日至27日，第一届王清任中医药文化节、第七届全国王清任学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暨首届京津冀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河北省玉田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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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名誉副会长温长路，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闫树江，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凯，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原河北省卫健委副主任靳文龙，河北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高维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首都国医名师陶广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常务副院长、肾病及风湿免疫诊疗中心主任刘宝利，河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贺波，唐山市政府二级巡视员、唐山市发明协会会长潘树文，玉田县县委书记田军威等出席致辞或祝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国医大师李佃贵以远程视频方式向大会同步致辞。

玉田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洪福，玉田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桂平，玉田县副县长付雪松，玉田县政协副主席韩田野，玉田县政协副主席、县中医医院院长黄洪波等四大班子有关领导，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中医药专家、学者、医护人员、中医药产业等相关人士1000余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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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大会主旨演讲环节由华北理工大学中医学院院长、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吴范武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以《读王清任书，用王清任方，弘王清任说》为题；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名誉副会长、文化学者温长路，以《从王清任文化到中医药产业发展》为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常务副院长、肾病及风湿免疫诊疗中心主任刘宝利，以《王清任气血辨证对后世传承的学术影响》为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院长、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原副院长曹东义，以《变革图强与守正创新一一王清任的时代启示录》为题；先后做了精彩的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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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同时设置了十几个分会场，举办了“第十届燕赵医学讲坛暨王清任学术思想传承创新研讨会”、“中医外治专题交流研讨会”、“中西医结合眼科研讨会”、“王清任中医药文化发展专题研讨会”、“王清任学术思想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应用研讨会”、“中医导引学术研讨会”、“县级中医医院发展建设专场”、“医务社工专题研讨会”、“中医特色护理专题研讨会”、“京津冀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及“中医药现场观摩”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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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文化节还举办了王清任纪念馆暨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仪式由玉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郭斌主持，玉田县委书记田军威致辞，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名誉副会长温长路、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凯等发表讲话。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在讲解人员引领下参观了王清任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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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字勋臣，河北玉田人，是清代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解剖学家，他所著的《医林改错》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王清任纪念馆是由王清任家乡的国家三级中医医院--玉田县中医医院筹建，占地456平方米，共划分八个展区，亦为八个篇章。

十多年来，玉田县中医医院在院长黄洪波带领下，秉承“大医精诚”之古训，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凝练出“精、睿、博、诚”四字院训和“医者仁心，济世救人；中西合璧，德厚医技；传承创新，博极医源；敬孝仁德，大爱无疆”的宗旨使命，确立了“弘国医济世，奉仁德待人”的医院精神和“带着感情进病房，想着患者开处方”的行医原则，制定了“精诚仁和，传承创新，打造区域中医医疗中心，推动一院多区发展模式，争创国家级三甲示范中医院”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中医院特有的医院文化。多年来，医院深入挖掘整理王清任学术思想，传承王清任创新精神，成立了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王清任学术思想研究会，先后举办六届全国王清任学术思想研究会，注册王清任品牌商标，建设王清任纪念馆，为打造王清任品牌引领全县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医药文化的健康发展让医院先后获得“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和“河北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发展成为津京唐三角区医疗卫生的重要中医资源，深受冀东地区群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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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有着“种玉之田”美称的玉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历经千年沧海桑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种玉之人，王清任的故乡循着一缕悠悠药香，沿着清任大师的足迹，千年古县玉田的中医药文化产业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玉田县坚持因地制宜，采取中医药+产业有机融合的方式，推进中药材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加快道地药材品种培育，做好中医药产业上游文章。目前，全县种植五味子、黄芩、苦地丁等中草药品种20多个，种植面积超1.6万亩，产值近10亿元，成为农民致富的特色产业。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北京同仁堂集团投资建设的天然药物、营养保健品、中药材加工及物流等5个项目为引领，加快构建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文化、服务“六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种植、造纸、印刷、物流、乡村特色旅游及中医药康养等相关产业同步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实现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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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征程，站在新起点，玉田县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下，不断传承和发扬王清任的创新精神，擦亮王清任品牌，大力实施中药材种植提质增效、中药工业现代化、中医药健康服务、健康养老、创新发展“五项工程”，从预防、保健、诊疗、康复等多方面挖掘中医药市场资源和潜力，努力把玉田县打造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中医药产业基地。

玉田县委书记田军威表示，坚持把中医药产业作为县域的主导产业，加快构建“六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此次盛会，聚焦王清任学术思想在临床实践、科研创新、产业赋能等方面课题，愿与各方朋友一同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不断丰富中医药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充分释放中医药多元价值，加快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建设健康中国作出应有贡献。（图文：远望王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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