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论《伤寒例》的归属问题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2-25 14:53 编辑

《伤寒论》叙例辨(上）

　　《伤寒论·伤寒例》，或称叙例，自明代方有执提出删削，喻嘉言等群起响应，认定伤寒例为王叔和伪托，其后注解《伤寒论》者乃多削去此叙例。王叔和著《脉经》，又把《伤寒论》之辨脉、平脉篇一起删去。这些好象都已成定论。日本学者“中西惟忠”《伤寒之研究·自序辨》更进一步引申，怀疑《伤寒论·序》也不是仲景之作。这种删削与怀疑，细察其论据，不能说是科学的，今天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

　　考据《伤寒论》之沿革自宋、金、元时代医学开始争鸣之后，外感热病在理论与经验上都有所发展。明代王安道著《伤寒立法考》论证《伤寒论》：“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暑温设也。⋯⋯今人虽以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这是第一位把仲景《伤寒论》限制为治伤寒病，而不及其它外感热病的著述。但王安道并未对叙例提出怀疑。

　　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卷八之后有《削伤寒例》一文。方氏说：“伪例者谁？或曰叔和。谓叔和者，以其编述也。⋯⋯仿例而行，则仲景之道反愈晦。⋯⋯则叔和者，亦一罪之魁耳。贤如叔和，愚意其智不乃尔也。或曰无己。谓无己者，以其注解也，此则近似。⋯⋯虽然事属久远，理在难明，必欲求其人以实之，斯亦凿矣。伪不容有，无之可也，既应无之，削之是矣，故从削”。他还不敢直指伪例者就是王叔和，而说成伪例者可能是叔和，也可能是成无己，也可能是别人，则其目的在于要削去此“例”耳。该文只放在八卷之后跋之前，遮遮掩掩，未敢大张旗鼓加以非议。

　　清·喻嘉言认为方有执削去叔和《叙例》，大得尊经之旨。其著作《尚论篇》卷首即著《驳正王叔和叙例》，逐条加以批驳。从此《伤寒例》便成为王叔和之《叙例》。他在批驳叙例之前有《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一文说：“兹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阳经中证绪分头，后学已难入手，乃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坐令读者茫然，⋯⋯如阳明经中，漫次仲景举问答一端，隶于篇首，纲领倒置，先后差错，且毫无扼要。至于春温夏热之证，当另立大纲，颛自名篇者，乃懵然不识，此等大关一差，则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之旨尽晦。

　　⋯⋯至于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等证，不过条目中事耳，乃别立篇名，与六经并峙，又何轻取重而重取轻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也哉！”喻嘉言笔下，叔和已成为医道之罪人。《尚论篇》还有《尚论仲景伤寒论大意》及《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两文，认为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把叔和纬翼仲景之词，且混为仲景之书，认定一卷之平脉与二卷之叙例一样“，其文原不雅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谓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在喻氏心目中，除了对，方有执“卓识超越前人，此外不达立言之旨尚多”有较好评价之外，而千百多年来多数伤寒名家几乎一无是处。喻氏认为：冬、春、夏、秋、寒、温、暑、热，是四时主病之大纲，而四时同为一外感，“引申触类，治百病有余能”．故又以冬月伤寒为大纲。而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可见喻氏心中另有一套《伤寒论》，把历史遗留下来的经过考核校正之《伤寒论》本，凡不合心意者，都看作不是仲景之原来面目。这种做法，看来已超出明、清考据学家的规范了。虽然喻氏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等编次方法未能推广，但其对伤寒例及平脉法等意见却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为后人所接受。

　　清·王丙（朴庄）对方、喻二氏之论极力反对，著《伤寒例新注》一卷，重加考证，认为《伤寒例》早已见于《千金方》中，“奈何不知，妄作驳之削之，方氏作俑于前，喻氏横逆于后，噂沓效尤，是诚何心哉？盖不先攻此例，则无以伸其臆说耳！⋯⋯丙所闻于先祖者如是，兹因注《伤寒例》而首述之。”王氏之祖父认为：自“伤寒（阴阳）大论曰：春气温和”以下，至“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时行之气也”皆为仲景语，其后为叔和所述，王氏说：“按唐·王焘著《外台秘要》叙古论伤寒者八家，首载此章，注云：仲景、病源、小品、千金同。可见自晋迄唐，并奉此为仲景之训，彼削之驳之者，适见其无识而已！”但陆九芝则进一步考证，认为“伤寒之病逐日浅深⋯⋯”这一段以上皆为仲景语，又认为自“凡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以下至“病人精神爽慧也”，亦为仲景引用热病论作为己话，而叔和又搜采仲景原文以入例内。陆九芝说：“彼之未见《外台秘要》者，削之驳之，尚自以为但驳叔和，而不知直将仲景语削去，徒贻笑柄而已！”

　　近人章太炎在《猝病新论·论太阳病非局指太阳》中则认为：“叔和《叙例》引《素问》以经受传，后人转相师法，遂谓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秘要引叙例首亦称仲景，此犹引《易传》称《易》，引《书·序》者称书，昔人往往有是，近陆九芝竟谓此是仲景原文。且以秘要所题伤寒日数悉归之仲景，则拘滞之见也）。刘守真见世无其病，则并仲景《伤寒论》而亦疑之。”则以《叙例》为叔和之作。但章氏在《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一文中又说：“自宋文憲承丹溪绪论，始谓《伤寒论》非真本。由是方喻诸公纷然改作，柯氏又加焉，柯氏论翼，疏发大义，傑然出诸家上，其作论注，点窜又甚于诸家。柯氏之于《伤寒论》，犹近代段氏之于《说文解字》也。聪明特达，于作者真为素臣，而妄改亦滋多矣。”

　　章氏对于叔和的评语：“伤寒论自叔和编次，逮及两宋，未有异言。叔和之失，独在以《内经》一日一经之说强相附会，遂失仲景大义。”又说：“夫仲景据积验，故六部各自为病。叔和拘旧义，故六经次第相传。彼之失也，则在过尊轩歧，而不暇与仲景辨其同异。后人诋讥叔和，核正《叙例》六日传遍之义，斯可已。若谓叔和改窜仲景真本，以徇己意，何故于此绝相抵牾之处而不改窜耶？辨论虽繁，持之不得其故矣。”（单论本林亿等校定本）方下时有叔和按语（大字者叔和按语也，夹注者林亿校语也），而成注本多删之。如云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者凡得四条：⋯⋯亦明源流较同异者，凡得七条、⋯⋯假令叔和改窜仲景真本，疑者当直削其方。有大黄无大黄者，当以己意裁定，焉用徬徨却顾为也？叔和于真本有所改易者，唯是方名，如上所举生姜泻心湯等，有所改编者，唯痉湿喝一篇。⋯⋯有所出入，一皆著之明文，不于冥冥中私自更置也。详此诸证，即知叔和搜集仲景遗文，施以编次，其矜此，犹可以改窜诬之耶？”章氏对于叔和的得失主要认为叔和于《叙例》慎也如引《素问·热论》一日一经相传误作仲景之文，并评陆九芝强调伤寒日数各条也是仲景之文，但对王叔和严谨的编次态度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千百年来考据《伤寒论》学者众多，不一一列举，摘其有代表性者如上。

　　《伤寒论》之渊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化科学都在继承中不断向前发展，绝不能象陨星那样从天外飞来，张仲景虽然被后人称之为“医中圣人”，但青年时期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是学有师承的，并非天生“圣人”。因此探讨仲景的学术渊源很有必要。且先看仲景自己怎么说。

　　仲景“自序”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湯
液》⋯⋯仲景论广伊尹湯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

　　宋·林亿等《伤寒论序》：“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湯液》；汉·张仲景论广《湯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关于仲景学术之渊源，从皇甫谧到林亿，都认为自神农之药，到伊尹之湯液，再到仲景之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后世学者并无异议。但核对仲景之“自序”，按照一般注解，却未见《湯液》之迹，其所举“上古有神农、黄帝⋯⋯”亦未提及伊尹。注解仲景“自序”者认为，仲景所撰用之书为《素问》、《九卷》（《灵枢》）、《八十一难》（《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这五种书，只有后一种是妇产科方药之书。而《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主要内容则为《平脉辨证》。因此邓老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的主要蓝本就是《平脉辨证》。由于这是仲景著作的主要依据，所以加一“并”字（并《平脉辨证》）与前面五种书相对而言。所谓“ 勤求古训”指《内经》、《难经》及《阴阳大论》而言，所谓“博采众方”、指《平脉辨证》及《胎胪药录》等而言。这就是皇甫谧所谓上承伊尹湯液之由来。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内载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而经方十一家中有《湯液经法》三十二卷。可见汉初医学之主流分“医经”与“经方”两大学派，而张仲景之学则集合两大学派而继承之。两派之学经过世代相传有所筛选，到了张仲景，通过自己的实践，撰用了医经派的《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的理论及经方派的《胎胪药录》与《平脉辨论》的经验而编写成《伤寒杂病论》。《方技略》中无《胎胪药录》及《平脉辨证》，但有《妇女婴儿》及《湯液经法》，可能都是一书而有两名。

　　一如《方技略》有《黄帝内经》而无《素问》、《九卷》。皇甫谧生时去仲景不远。皇甫氏是个博学之士，深研典籍百家之言，著述颇多，故能直断仲景学术之渊源为伊尹《湯液》。仲景诊王仲宣之医案，独见于皇甫氏序中，且评价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足见其对仲景学派之了解甚深也。《甲乙经·序》还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亡失。”可见《黄帝内经》与《素问》、《针经》、《九卷》等考证亦先见于皇甫氏之序中。足证其“仲景论广伊尹湯液”之说是有根据的。

　　元·吴澄《活人书辨·序》说：“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予尝叹东汉之文气，无复能如西都，独医家此书，渊奥典雅，焕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观仲景于序，卑弱殊甚，然后知序乃仲景自序，而《伤寒论》即古《湯液论》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吴氏从文章中的更变，亦推论出《伤寒论》源本于上世遗书，“即古《湯液论》”。

　　假如上述之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就可以得出下之结论：

　　张仲景医学渊源于“医经家”与“经方家”。

　　《伤寒论》以经方家之著作《平脉辨证》（《湯液经》等）为蓝本，但以医经之理论为指导加以整理提高而成。

　　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辩·跋》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论，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清·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凡例》则改为“上古有法无方，自仲景始有法有方”。这个结论式的评语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它正好证明仲景的学术渊源。因为《内经》能流传下来，而《经方》家之书多散失，所以说有法无方（或者说没有权威性的方书）。仲景则集医经、经方之大成，故有法有方。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有理论指导下的经验之总结，是一本上下古今承先启后的划时代之作。《伤寒论》至今仍然闪闪发光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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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3 11:30:07

上述文章，是霍立轩讲课的文字稿，我觉得很重要，请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好！本周一（2023年2月13日）晚上“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霍立轩中医师向各位同道继续分享《邓铁涛著作全集》。

 

本周一我们主要学习：
《伤寒论》叙例辨(上)

《伤寒论·伤寒例》，或称叙例，自明代方有执提出删削，喻嘉言等群起响应，认定伤寒例为王叔和伪托，其后注解《伤寒论》者乃多削去此叙例。王叔和著《脉经》，又把《伤寒论》之辨脉、平脉篇一起删去。这些好象都已成定论。日本学者中西惟忠《伤寒之研究·自序辨》更进一步引申，怀疑《伤寒论·序》也不是仲景之作。这种删削与怀疑，细察其论据，不能说是科学的，今天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3 11:49:47

曹东义发表于 2023-2-13 11:303 u8 m( V. S6 P3 {) S) o, n
上述文章，是霍立轩讲课的文字稿，我觉得很重要，请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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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本周一（2023年2月13日）晚上 ...

祝贺河北中医霍立轩中医师在隆尧县讲座成功！他向各位同道继续分享了《邓铁涛著作全集》之“《伤寒论》叙例辨(上)”的相关内容。
对于《伤寒论·伤寒例》，邓老分析了历代医家的不同意见，尤其重视章太炎先生的近代研究成就。
邓老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说：张仲景医学渊源于“医经家”与“经方家”。
《伤寒论》以经方家之著作《平脉辨证》（《湯液经》等）为蓝本，但以医经之理论为指导加以整理提高而成。
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辩·跋》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论，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清·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凡例》则改为“上古有法无方，自仲景始有法有方”。这个结论式的评语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它正好证明仲景的学术渊源。因为《内经》能流传下来，而《经方》家之书多散失，所以说有法无方（或者说没有权威性的方书）。仲景则集医经、经方之大成，故有法有方。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有理论指导下的经验之总结，是一本上下古今承先启后的划时代之作。《伤寒论》至今仍然闪闪发光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

感谢霍立轩中医师的讲述和分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20 06:59:51

《伤寒论》叙例辨（下）

削《伤寒例》与《伤寒例》之评价
仲景之学，学有渊源。《伤寒杂病论》之著述，是以经方派著作《平脉辨证》作为蓝本，运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研讨，并结合仲景师传及其本人之经验，对宝贵的“经方”进行整理，使之有论有方，故书名《伤寒杂病论》，突出一个“论”字，把理法方药贯串起来，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为我国临床医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仲景之功甚伟！《伤寒论》经过了与仲景（约生于公元１５０～２１９年）前后同时的王叔和（约生于公元２０１～２８０年）再加编次。与王叔和同时代的皇甫谧（公元２１５～２８２年）评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皇甫谧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推敲。“选论”二字，指仲景选前人之论，亦可理解为叔和编次仲景之选论时再加选论，故曰“甚精”。为什么“甚精”？因能切实合用（指事施用）。仲景、叔和、皇甫氏三人前后生活于１３０年之间。叔和身为太医令，其所见之《伤寒论》虽有错简，当不至于太乱，何况汉时已有帛书，以叔和治学态度之严谨，相信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仲景，如果叔和编次不忠于原书，则博学之皇甫氏不会给予“甚精”之评价。后世怕有亵渎医圣之名声把凡不合己意或不能领会之文字，都加罪于王叔和，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方有执、喻嘉言等医学名家，他们对伤寒病另有心得体会。《伤寒论》原书不能尽如己意，抓住《伤寒例》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几个字，以及例中有些文字不够雅驯，便主张删削《叙例》，提出“错简”之口号，以便于提出他们自己的学说。如果认为只要此方能治此病，用之有验者才是仲景“真方”，其他一概认为不是仲景之文，这刚好把《伤寒杂病论》之“论”字抛弃，退回到有方无法之古代去了。只要能对证治疗之方与药，不要其理与法，并因为仲景原序有撰用《素问》、《九卷》之文，所以便认为这个序也是伪托的了，这种做法和推论是不科学的，也是对发展仲景学说不利的。
因此，邓老认为，削《伤寒例》是任意改动仲景学说的借口。后人不细察，便使借口成了定论！正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批判刘歆一样，康氏的《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说：“按：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康氏引证《史记》等书证明秦只焚民间之书，未焚博士官家之书，从而把“书缺简脱”之说推翻。方、喻与刘歆实有相似之处。方、喻二氏窥有“今搜采仲景旧论”一句作为突破口，便一削《伤寒例》，再削《平脉》、《辨脉》及其它，能说这是科学的考证吗？
仲景原书名《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与杂病两部分，我们试把《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而观之。《金匮要略》一般认为是未经叔和整理的，因此不存在王叔和的伪作了，但《金匮要略》的第一篇文章为《脏腑经络先后病》，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金匮要略讲义》认为本篇属全书概论性质。仲景在本篇中根据《内经》、《难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杂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等方面，都举例说明，并提出原则性的指示，即学习本书以下各篇，首先必须以学好本篇作为基础。《金匮要略》开头有一篇概论性的文章，那么《伤寒论》为什么不会有一篇概论性的《伤寒例》呢？而《辨脉》与《平脉》则是《伤寒杂病论》全书的导论，不论《伤寒论》或《金匮要略》每一病证的标题都称“ ××病脉证并治”，就可知这两篇在仲景心目中的重要性了。从历史发展来看，从秦汉到三国这一时期对脉学的研究是个兴盛时期，所以到晋·王叔和便对脉学做
了划时代的总结而写成《脉经》。不能倒过来因为王叔和写了《脉经》，引用了仲景的东西，便把《伤寒论》的《辨脉》、《平脉》等均认为是叔和所作。
《伤寒例》之内容大致可分为：１．首论四时外感及时行疫气的病因病机，其义多源于《阴阳大论》及《内经》、《难经》，此例正足以证实其原序所谓撰用这些著作属实。２．论病机“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之后，纲领性地说明六经传变及其辨证机理。３．指出治疗宜早以及先解表后攻里等宜汗、吐、下、和、补等之治疗原则。４．最后论服药调护及其预后等问题。可见此例有较完整的体系和系统性。虽然所谓日传一经之说为后人所怀疑，但亦源出于《内经》，有些注家早已明确注释对日数应活看。今天来看六经辨证（包括传变）是八纲辨证之渊源，是后世温病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的始祖。六经辨证为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则《伤寒例》给予颂扬，不应贬削。
古本《伤寒论》之旁证
或问：如上所述，世间所传之《伤寒论》都是仲景原本吗？当然不是。《伤寒论》流传至今，除了经过王叔和编次之外，又经过唐代“江南诸师秘仲景之法不传”，至宋·林亿等校正，然后有赵开美本和成无己本等传世至今。其间经过传抄、失散、校正已历８００多年。书中传抄失误或编次者之夹注，被作为正文的可能是存在的。但仲景之旨，《伤寒论》原书之内容，百分之９５％以上保存于林亿校正本中，这是可以肯定的。故《伤寒例》应是张仲景之原作，而不是王叔和所伪托。
广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６０年曾出版古本《伤寒杂病论》。该书有光绪年间左盛德之序言：说明此书得自仲景四十六世孙张绍祖先生。张先生不以医为业，并引张氏说：“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一十三篇，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传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次稿，与吾取藏阙如固者较，其间多，编次亦不相类，或为叔和所篡乱，或疑为宋人所增删，聚讼纷如，各执其说，然考晋时尚无刊本，犹是传抄，唐末宋初，始易传抄为刊刻，遂称易简，以此言之，则坊间所刊者，不但非汉时之原稿也，恐亦非叔和文原稿也。”（最近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珍藏之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十二稿，亦即桂林古本之木刻本）这一古本除了有伤寒例之外还有杂病例，所谓杂病例实即《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古本伤寒例与成无己本比较，内容有增无减，唯独没有“今搜采仲景旧论⋯⋯拟防世急也”数句。对这一古本如何估计，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课题。（前年四川有人向我院图书馆求售《古抄本伤寒论》，要价甚高，嘱其抄录一般《伤寒论》所缺之文三几段来，后查对桂林古本俱有之。）
张绍祖先生所说的那一段话，值得我们参考。就是说叔和所见之稿已传抄至第七遍了，而叔和之后又已千多年，其间靠辗转手抄者达８００多年，到宋代林亿等校正，世传之《伤寒论》才基本定型。后世注家及考据学者，对此本做了大量工作，但谁能一一确定何者乃为仲景之原本？除非将来有汉墓出土之原本《伤寒论》，否则谁的考证也是难以服人的。
邓老的几点意见
１．发展仲景学说是我们的立足点。历代之考据家，绝大多数站在维护医圣张仲景之立场，认定张仲景是“圣人”，“圣人”不能有错，错都在王叔和。从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来看，这就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仲景是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对我国医学发展所作之贡献，功同《内经》。其所著述之《伤寒杂病论》，同为经典性的医学著作，这是必须承认的。但仲景是人不是神，孰能无误；王叔和也不是仲景学派的罪人，不应当把他当作靶子。我们应该站在发展张仲景学说的立场上，首先从大处着眼，挖掘整理其中科学的东西，运用自然辩证法与其他边缘学科研究其理论，并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有计划地进行验证，以发展仲景学说，这应是今天研究仲景学说的主流。
２．正确对待考据《伤寒论》的著作。明清考据学甚为发达，影响于医学至深，考据仲景学说的文献资料不少，这也是我国医学遗产之一，不能轻易地抛弃，应按历史唯物主义之原则，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这也是仲景学说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项目。邓老认为仲景之书渊源古远，不能单从文字上考核其年代为是非之标准，应寻得其发展之痕迹以找出其发展规律为目的。如桂枝湯与甘麦大枣湯之发明，可以肯定出于厨师之手，其反映医食同源的《湯液》之痕迹至为明显。两方除芍药一味之外，都是厨师所应有之物。
３．今后《伤寒论讲义》教材，应以林亿校正本为蓝本（可用赵开美翻刻本）。近年来中医学院把《伤寒论》作为基础学科学习。其实《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都是临床学科，并且是内容比较深奥的古典著作，故应放在高年级作为提高课学习。作为提高课，应把林亿等校本作为蓝本，加以探讨和注释，不宜以删削本为蓝本，以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溯流穷源。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20 08:59:46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3-2-20 09:03 编辑

   祝贺河北中医霍立轩中医师在隆尧县讲座成功！他向各位同道继续分享了《邓铁涛著作全集》《伤寒论》叙例辨（下）的有关内容。这是邓老对于《说哈论》与《伤寒例》的重要论述，这也是正确认识中医学术传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文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让人敬仰。这些论述，相比于很多“伤寒家”“温病家”，也应该是高屋建瓴的论述。
      邓老认为，削《伤寒例》是任意改动仲景学说的借口。后人不细察，便使借口成了定论！
邓老说，《金匮要略》一般认为是未经叔和整理的，因此不存在王叔和的伪作了，但《金匮要略》的第一篇文章为《脏腑经络先后病》，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金匮要略讲义》认为本篇属全书概论性质。仲景在本篇中根据《内经》、《难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杂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等方面，都举例说明，并提出原则性的指示，即学习本书以下各篇，首先必须以学好本篇作为基础。《金匮要略》开头有一篇概论性的文章，那么《伤寒论》为什么不会有一篇概论性的《伤寒例》呢？而《辨脉》与《平脉》则是《伤寒杂病论》全书的导论。
   邓老这些论述，非常重要，这与我在研究生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论要》的观点“《伤寒例》源出于张仲景而非王叔和”是一致的，这也得到刘渡舟先生的肯定。只是我的论述，没有邓老的资料丰富，说理性也不如邓老深刻。
      感谢霍立轩中医师的讲述和分享。

邓老说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从历史发展来看，从秦汉到三国这一时期对脉学的研究是个兴盛时期，所以到晋·王叔和便对脉学做了划时代的总结而写成《脉经》。不能倒过来因为王叔和写了《脉经》，引用了仲景的东西，便把《伤寒论》的《辨脉》、《平脉》等均认为是叔和所作。

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学术观点，至今未被中医届普遍采用。

所以，复兴中医，传承创新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20 09:39:45

《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曹东义著
200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外感热病学说 3
第一节  《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 4
第二节  《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学说 13
第三节  《伤寒例》与“伤寒有十” 17
第四节《伤寒论》如何处理伤寒与温病 23
第五节  华佗的伤寒“六部传变”学说 29
第二章  晋唐时期的寒温论争 33
第一节王叔和与外感热病 33
第二节  《肘后方》与《小品方》的争论 37
第三节  孙思邈与外感热病学说 39
第四节  《外台》《医心方》按病日列方 43
第五节  《诸病源候论》演绎温病 46
第三章  宋元温病概念的演化与争鸣 48
第一节韩祗和解表不用仲景方 50
第二节  庞安常辛温发汗加凉药 52
第三节  朱肱等探讨六经实质 55
第四节  郭雍认为发于春季皆温病 59
第五节  刘河间、张子和创论辛凉解表 61
第六节许叔微、尚从善八纲辨伤寒 62
第七节  王好古对外感热病的贡献 64
第四章  寒温论争引发金元医学争鸣 66
第一节  金元之前详于外感略于杂病 67
第二节  河间从外邪立论治多寒凉祛邪 70
第三节  易水创论内伤杂病功在补益 73
第四节　后世遥承易水创肾命水火之论 80
第五章  错简与补亡论下的寒温论争 83
第一节  王安道在寒温论争中的地位 84
第二节陶华论温病不可作寒医 90
第三节吴又可著成《瘟疫论》 93
第四节  方有执、喻嘉言以错简改《伤寒》 97
第五节  柯韵伯将《伤寒论》引向杂病证治 102
第六章  现代广义温病向广义伤寒回归 104
第一节  明末清初温病学说勃兴并发 105
第二节  清代温病不取仲景定义 111
第三节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115
第四节  伤于寒与感于温病因说的优劣 118
第五节  热病证治的进步与寒温学说互补 122
第七章  中西医结合背景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5
第一节  中西医论争下的外感热病学说 125
第二节  中西医团结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28
第三节  中西医结合时期的外感热病学说 134
第四节缚住“瘟神”之后 145
附：试论中医基本理论内核的合理性 15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20 09:41:09

第三节  《伤寒例》与“伤寒有十”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然而，由于今本《伤寒例》中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而且，《外台秘要》之中的“王叔和曰，”也有这段话。所以，后世有人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所作。自王安道、陶华、方有执、喻嘉言等“错简说”盛行之后，《伤寒例》被当作王叔和“赞经之辞”而大受诋毁。喻嘉言在《尚论篇》中说，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是“碎裁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繇复睹黼黻之华。”致使《伤寒例》与《评脉法》《辨脉法》等一起，被排斥在“洁本《伤寒论》”之外，一般刻本和《伤寒论》教材，都不再收录《伤寒例》，它在外感热病方面所具有的突出成就，也无缘被人们认识，实在是外感热病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笔者将敦煌卷子及其他异文仔细考证[ 曹东义：“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中华医史杂志》、1991、3、141—144。]，发现王叔和曾节录而未撰著《伤寒例》。王叔和辨治伤寒不取六经辨证，论传变独尊华佗“六部传变”学说，与仲景及《伤寒例》在学术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故《伤寒例》之作，非叔和所能伪。《伤寒例》中虽混杂后世辞句，但其原作当为仲景手笔。为了便于考校，现将《伤寒例》部分原文照录于下：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笔者按：此上文字被《外台》引为“阴阳大论云”[ 王焘《外台秘要》、图书集成印书局、1989、89]）。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节以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大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比秋之忿，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伤寒之病（笔者按：此句之下文字被《外台》引作“王叔和曰”），逐日浅深，以斯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两审也（笔者按：《外台》所引“王叔和曰”至此为一段，跳过下边三段文字，至“夫阳盛阴虚”被《外台》引为“王叔和又曰”）。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病，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饮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六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宜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笔者按：此一段文字被孙思邈《千金方》卷九所引，但未注明出于何处）。
凡伤寒之病（笔者按：此句及以下文字至“夫何远之有焉”被敦煌卷子引为“仲景曰：《阴阳大论》云[ 赵健雄《敦煌医粹》、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4]”），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复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夫阳盛阴虚（笔者按：此句及以下文字被《千金》引作“王叔和曰”；《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巧言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措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笔者按：敦煌卷子至此止，其中删去了“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与“夫智者之举措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两段与医理关系不紧要的文字）。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1981年第七次印刷、34]。
被《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的文字，系删节和改动《伤寒例》而成，比如将“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改为“夫表和里病，下之则愈，汗之则死；里和表病，汗之而愈，下之则死”。反映出其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的文字还有“夫病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可攻其外；发于阴者，宜温其内。发表宜桂枝，温里宜四逆。”
王叔和节录《伤寒例》：将今本《伤寒例》与敦煌卷子、《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外台秘要》（以下简称《外台》）等有关异文互校，可以看出“王叔和曰”系节录《伤寒例》文字所成，而非后者将“王叔和曰”的文字扩充而成：
节录《伤寒例》曾屡见于晋唐，《伤寒例》全文虽仅2474字，但其中既有《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等有关外感热病论述的精华，又有作者对外感热病脉因证治方面的独特见解，因而具有外感热病总纲的学术特色，很早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广范征引。
被称为“《伤寒论》残卷”的敦煌卷子p·3287号首尾已残，其中间一部分内容为《伤寒例》的部分引文，共431字，为连续引文，从开头至结尾完整无损，为我们考证《伤寒例》的作者，提供了唐代之前的版本证据，十分珍贵。这段文字的开头即称“仲景曰：《阴阳大论》云”，作者认定其所引用的原文为仲景所作而非王叔和手笔。引文古拙朴实，比流传至今的《伤寒例》文字更接近原貌。
王叔和引用《伤寒例》的原著已散佚，仅可借《千金》、《外台》之“王叔和曰”的文字窥其一斑。《千金》引“王叔和曰”共444字，其中138字见于《伤寒例》，另306字既不见于《脉经》，也不同于《外台》所引。《外台》引“王叔和曰”共414字，其中367字见于《伤寒例》，为两大段节录文字。《千金》、《外台》两书所引“王叔和曰”不同，说明孙思邈与王涛，均亲见王叔和的著作，而分别引用其论述。有趣的是，《千金》、《外台》两书所引“王叔和曰”中均删去了《伤寒例》的“生死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两句。这两句删去的文字，是王叔和所删，而非《千金》、《外台》两书所去。《外台》所引还删节了“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等与医理无直接关系的文字，从而使王氏引文与《伤寒例》原文及敦煌卷子表现出原作与引用的区别。《小品方》也以同样节引的方法，摘引254字，分两段节录《伤寒例》原文。
“王叔和曰”中不见于《伤寒例》和《脉经》的大段文字，当另有所出；《千金》与《外台》引文各不相同，说明均亲见王叔和的原著，而分别引用之。考《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均有《王叔和论病》六卷存目。《脉经》自序称：“今撰集歧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其中云“论”而不提“方”，故《脉经》不具方药。而“王叔和曰”却称：“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能“防世急”，当有论有方。皇甫谧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用之多验”的《伤寒杂病论》彼时应流传较广。“指事施用”之王叔和“选论”当与其《论病》六卷有关。另外，不见于《伤寒》、《金匮》的“仲景曰”、《千金》所引“太医令王叔和所撰御服甚良蜀椒丸治上气咳嗽方”等可能出于《王叔和论病》之中。
今本《伤寒例》已非仲景之旧：《伤寒例》作为外感热病总论，文辞易识，又不似《伤寒论》六经病篇有复杂的辨证关系，故能较早地被广泛征引，因此易产生脱漏和校补衍文。
《伤寒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作方书看待，宋代之后才被认作辨证论治的典范。宋·林亿称：“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实王叔和以诸“可、不可”论述伤寒证治，而不遵从仲景六经辨证之说，所以，也未能揭示仲景理论之精髓，容待后详。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研究的结果是：“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论述伤寒病不分表里证，笼统反对太医以寒凉药治疗伤寒，距阐明六经辨证实质尚有较远距离。难怪林亿谓“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王焘《外台》按仲景《伤寒论》原文中的日数，首引小建中、再引调胃承气、次引小柴胡汤分别治一日、二日、三日等四五日之前的伤寒病，可知其尚未望见仲景门墙。孙思邈等晋唐名家虽崇拜仲景对伤寒病的辨治“特有神功”，但正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所说：“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信不诬也。
《伤寒例》在流传过程中，被传抄补缺，衍入后世之文不足为奇。今本《伤寒例》之中，不仅有“今搜采仲景旧论”之叔和语，而且王氏之后也有不少后世修补文字，比如今本《伤寒论》中“大便硬”、“心下硬满”等“硬”字，在敦煌卷子、《金匮玉函经》、《千金方》中，皆作“坚”字。改作“硬”字，是由于在隋代抄写时，避隋文帝杨坚之讳，而改“坚”为“硬”字。将几种引用《伤寒例》的不同书本互相比较，可以看出，《千金》与敦煌卷子所引《伤寒例》文字，古朴近真；而今本《伤寒例》却与比《千金》晚100余年的《外台》引文相近。后者均在行文中删去了许多“者”“也”之类的语气词，使文字更加简洁明快，然而在100余年的流传之中，其错讹字也多于《千金》及敦煌卷子。
在印刷术尚未行世的唐代，书籍传抄中的编断简乱、帛残纸烂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千金》、《外台》皆引“华佗曰”之文，其中就有语句颠倒的错误。《千金》自序引仲景《伤寒论》序文时，也有整句错简倒乱的现象。所以，今本《伤寒例》在流传过程中，被人用其后成书的《王叔和论病》《外台》《千金》等后世著作进行校对、补充，从而使后人的文字衍入到《伤寒例》中，这在古籍流传过程中是非常多见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今本《伤寒例》虽然总体上首尾完整，结构井然有序，然而已非仲景之旧貌。
王叔和辨治伤寒不取六经辨证：“伤寒”一词概括了众多以发热为主症的外感热病，其证候复杂，变化繁多，《素问·热论》以六经分证，启发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外感热病，注意各症侯之间的有机联系，但也存在诸如“日传一经”、“三日前后分汗泄”之类的缺陷。仲景既取《素问》热病理论精华，又能结合临证实际；使六经分证既有疾病发展先后顺序的意味，又具有病位深浅、病情轻重的含义，成为独特的辨证施治体系，把外感热病的诊治方法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王叔和《脉经》中，以可不可汗、可不可吐、可不可下、可不可刺、、可不可火等治**述伤寒病证治，而不取六经辨证。其在《脉经》自序中称“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千金》引“王叔和曰”：“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即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逐何可以妄攻”。此亦说明王氏重视伤寒治法而对六经辨证缺乏认识。相比之下，《甲乙经》卷七有“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篇，稍晚于王叔和的皇谧却推崇六经辨证学说。《素问》以汗泄两法治伤寒热病，华佗广之而成汗吐下三法，林亿谓《伤寒论》“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程钟龄更有“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之说，见仁见智，众说不一。要言之，研究伤寒治法应在六经辨证指导下进行，方能执简驭繁，纲举目张。太阳病并非汗法代称，阳明病亦非攻下一法，何况汗法有麻黄汤、桂枝汤、麻桂各半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不同，下法也有三承气、桃核承气、十枣汤、陷胸汤、三物备急丸、抵当汤等种种差别。由此可见，王叔和在辨治外感病方面与《伤寒例》有较大分歧。
论传变叔和独尊华佗学说：《千金》引华佗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炙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困，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视病尚未醒醒者，复一法针之。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 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第一版第10次印刷、173]”。华佗这种“六部传变”学说自成体系，丰富了热病学说，其胃热、胃烂而致斑出的理论，受到唐宋迄今不少医家的称道与遵循。
自《伤寒杂病论》行世之后，华佗“六部传变”学说渐少有传者，独王叔和倡行之。《千金》引王叔和曰：“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与腠里与精气分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疼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心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王氏此论源于华佗，又有所阐发，使汗吐下三法更明晰易施，同时，论明邪气在胸与入腹，为气之浮沉所致。化引原文，何等简洁。由此也可说明王叔和在征引《伤寒例》时删去与医理关系不甚密切的词语属于同样笔法。
  《伤寒例》为论述外感热病之大纲：《伤寒例》吸收《素问》以六经分类热病证候的学术特点，又改进其与临床实际不符的“日传一经”学说，并补充各经主脉；还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的理论，认为多种热病均与外感寒邪有关；吸收《阴阳大论》精华，完善伏气为病学说，创时行疫气之论。凡此种种既体现出仲景学说与“古训”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也与其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相符，故《伤寒例》之作，非仲景本人实难如此天衣无缝。
《伤寒例》变《素问》文字以与《伤寒论》神韵相合：如前所述，《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伤寒热病证候，便于人们从整体联系上把握外感病的变化过程。但若过于拘泥“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就更加突出。仲景吸收此学说之精华而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例》正是体现出仲景遵经而不泥古的学术风格，如：“凡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在这段文字里，对《热论》原文进行了改动和补充，涵义深远。《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为限定之词，此则改为“当一、二日发”等或然之词，意寓不必“日传一经”。将“入脏”改为“入腑”，因腑病多用通下之法，而脏病少有可下之证；将“可泄而已”改为“可下而已”，《素问》用“泄”字与其多用针刺有关，改为“下”字则能与六经病篇诸承气汤相呼应。将六经病主脉增补在证侯之前，与仲景重视脉诊的特点颇为一致，如仲景六经病各篇题均为“辨x x 病脉证并治”；其自序云：“并平脉辨证”；治坏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均为脉在证先，观脉识证。由此可知，《伤寒例》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前呼后应，实出仲景之手笔。
《伤寒例》论多种热病均属伤寒：仲景六经病篇，惟以辨证论治为本，多不再分属何种外感病之证。论病之处往往冠以“太阳病（约71条）”、“阳明病（61条）”、“少阳病（12条）”等词（约近200条）而较少提及伤寒、中风、温病等病名。其云“伤寒”之处最多（约98条），但也未必是狭义伤寒。.因在《伤寒例》中已经阐明多种外感热病均与外感寒邪有关,可隶属于广义伤寒。
   创伏寒温病说,论温、暑、热病隶属伤寒。《素问》虽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说，但又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并未明示所感寒邪可以长期伏藏体内，至春天外发为温病。《伤寒例》引用《阴阳大论》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寒毒伏藏是温病、暑病的病因。故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提出伤寒更感异气变为他病，称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皆根于伤寒。《伤寒例》称：伤寒“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病证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这四种温热病与一般外感热病不同，均为原感伤寒未愈，又重新感受寒、风、温热、温气之邪，使病情更加复杂、故按“坏病”而“随证治之”。
   上述温、暑、热病，风温、温毒、温疟，温疫都与外伤寒邪有关，再加上伤寒和时行寒疫，使近十种热病均隶属伤寒，大大地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之说。甚至，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伤寒有十”。值得指出的是，伤寒、寒疫及其他四时外感病，都为热病，以发热为主症。伤寒、时行寒疫及“更感异气”而成的4种温热病，初起皆有恶寒表证，治当发汗解表，透邪外出。而温病、暑热病、冬温则初起即为里热外发，无恶寒表证，是特殊发病类型的热病，治当清泄里热，不须解表。
   正因为仲景在《伤寒例》中，已经阐明多种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故在六经病篇不再揭诸伤寒热病之名，而是据其不同证候表现，按六经辨证而施治法。如果没有《伤寒例》关于众多热病皆属伤寒之论，则难以断定仲景之书是为广义伤寒设法，或是为狭义伤寒立论；也难于理解“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为仅发于冬季的狭义伤寒，难以有那么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仲景发奋著作，良有以也。我们若视《伤寒例》非仲景之书，弃置不顾，则有负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苦心。
第四节《伤寒论》如何处理伤寒与温病
通过上一节的论证，我们弄清了《伤寒例》中虽杂有后世词语，但源出于仲景之手，而非伪作于叔和之笔。《伤寒例》的学术思想，代表了仲景外感热病的学术成就。他吸收《素问》以六经分类热病证候的学述特点，所以用“六经”作为辨证伤寒的纲领，其《伤寒论》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法”，分篇论述。《伤寒论》与《伤寒例》在论述外感热病证候时，往往用“伤寒一二日”“太阳病二三日”“发热五六日”等或然之词，改进《素问》“日传一经” 学说，使之与临床实际相符。《伤寒论》与《伤寒例》补充各经主脉，或以脉代证，使脉证合参。《伤寒论》与《伤寒例》还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的理论，使之成为“伤寒有十”。不再把伤于寒邪的热病称作“热病”，而是直接以病因的伤于寒，命名这一类疾病为“伤寒”。《伤寒例》吸收《阴阳大论》精华，完善伏气为病学说，创时行疫气之论。认为多种热病如温、暑、热病、风温、温毒、温疟、温疫都与外伤寒邪有关，再加上伤寒和时行寒疫，使近十种热病均隶属伤寒，大大地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之说。因此，《伤寒论》中一般不再冠各种伤寒热病的具体病名称谓，而是直呼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等进行论述，此处的“病”字，不是作为病名而是作为病症的“病”出现的。凡此种种既体现出仲景学说与“古训”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
既然我们认为仲景《伤寒论》是为广义伤寒而作，那么，紧接着的疑问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伤寒论》中的方药能治疗广义伤寒中的各种热病吗？或者，麻黄汤、桂枝汤能用于各种温热病吗？如果不能应用，那么，《伤寒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何在？这一问题也曾经长期困扰过历代著名的医学家，并且由于他们对于温病概念认识的不同，引发过长达一千多年的寒温论争。
有人认为仲景《伤寒论》，为众方之祖，可以辨治百病，当然能够治疗温热病；有的认为《伤寒论》久已散佚，虽经王叔和收拾整理，也非完书，其中治疗温热病的部分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需要进行补缺拾遗；有的认为仲景本来就“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立法”，所以仲景方不可以治疗温热病。各种学说久争未果，至今仍没有统一于一种学说。
笔者曾经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曹东义：《外感热病学说的演变》、《中华医史杂志》1988、4、217--222；] 、[ 曹东义：《广义、狭义温病论》、《国医论坛》、1990、4、15-18；]，探讨和呼吁[ 曹东义：《寒温一体论》、《河北中医学院学报》、1990、3、6-7；]、[ 曹东义；《寒温关系复杂化缘起探究》、《吉林中医药》1991、6、4--6。]，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择要复述于下：
历来寒温论争皆先分广义、狭义伤寒，不曾分广义、狭义温病。其实，温病之名古今含义不同，所包括的证候、治法也有所区别。古今温病含义的区别，主要是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寒温之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久而未果，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温病概念在古今、广狭方面的区别，以及由于温病概念变迁所导致的伤寒与温病关系的复杂化。
狭义温病即伏气温病，属于广义伤寒。其仅发于春季，初期即见壮热烦渴，无恶寒表证，治当清泻里热，勿须发汗解表，属于里热外发型热病。此与以发热恶寒起病的其他伤寒病，在证候和治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故另立一名。
广义温病即清代温病学家所创立的新感温病，它的证候基本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它不局限于春季发病，可包括冬温、秋燥、暑温、春温、湿温、温毒等四时温热病。从表发病而非里热外发，可以有卫气营血阶段，故初期有恶风寒的表证，治当发汗解表而非直折里热。此与古代伏气温病，在证候、治法上均有明显区别，而与仲景所论伤寒、中风脉证难别，治当同法。
欲探讨仲景《伤寒论》是否为广义伤寒而设和伤寒法能否治温病，不先弄清其所云“温病”所指为何病证，恐难以辨明。
伏气温病即狭义温病：《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为后世伏气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却没有明确提出伏气的概念。《伤寒例》吸收《阴阳大论》成果，明确提出冬伤于寒之后“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至此伏寒成温的“伏气温病说”形成。“伏气温病”学说认为，温病只发于春季，由于病因为伤于寒，是广义伤寒众多病证中的一种。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温病的证候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处“太阳病”三字不是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一天之意。“恶寒”是太阳表证必备的证候，恰如古人所云：“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证。”此处的“太阳病”因为“不恶寒”，故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一样，只能是“发病第一天”之意。仲景受《热论》学术思想影响，也有“伤寒一日，太阳受之”的论述。同理，“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这两条**中的“阳明病”，也不是其提纲证的“胃家实”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二天”之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三条原文。这也是仲景《伤寒论》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影响的有力例证。
《伤寒例》对温病初期不恶寒的描述更为明确细致：“从立春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节后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又无突来的风寒，病人不可能在近期内感受寒邪。于是，古人就认识到疾病的远期原因---“冬时伏寒”，发病之时即壮热烦渴，且不恶寒，可推知其为里热外发，非寒从外入。无寒邪在表，故不恶寒。
对伏气温病的治疗，因其为里热外发，无恶寒表证，故当直清里热，无须发汗解表；又因伏气温病，为里热外发，壮热烦渴，无麻黄汤、桂枝汤的证候，故知仲景必不以麻、桂之剂治无表证之伏气温病；另外，因其为里热亢盛之证，其白虎、柴胡、承气、竹叶石膏诸汤势在必施。
《诸病源候论·伤寒诸侯》在区别外感病表证、里证的证侯和治法上做了十分细致的论述：“伤寒初，一日至二日，病在皮肤，名为在表。表者，阳也，法宜发汗。今发汗不解者，此是阳不受病。阳受病者，其人身体疼痛，发热而恶寒，敕啬拘急，脉洪大，有此证候则为病在表，发汗则愈。若但烦热，不恶寒，身不疼痛，此为表不受病，故虽强发汗，而不能解也。”说明汗法仅用于有表证之热病。
王安道继承仲景关于温病初起不恶寒的观点，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说：“观此（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王氏此论充分说明温病是里热外发，初起便须直折里热，无须发表。
吴又可著《温疫论》时亦宗仲景“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之论。清初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亦云：“此温病由温气而得，故不恶寒，初起便即发热而渴也。”
如上所述，诸医学名家均宗仲景和《伤寒例》的伏气温病说。认为伏气温病只发于春季，初起无恶寒表证，属里热外发型热病，是广义伤寒的一种类型，治当清泄里热，不须发表。
伏气温病演化成广义温病：如前所述，伏气温病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至清代温病学成熟时，“温病”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取仲景定义：伏气变为新感；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初起烦渴、不恶寒变成发热恶风寒；仅发于春季变成可泛发于四季；直清里热变为发汗解表。这种演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使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复杂化了。
晋唐时期，伤寒与温病的界线已有模糊的趋势。葛洪《肘后方》云：“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在治疗上主张：“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疼肉热、脉洪起一二日，便做葱鼓汤----。”《小品方》的作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并据《伤寒例》中的观点，论述伤寒与温病、时气的区别，但较少言及温病的证侯。
《千金》云“《小品》曰：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疾，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瘟疫为疫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经》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或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冒寒冷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则时行之气也。伤寒之病，逐日深浅，以施方治。今世人得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主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师。师苟（不）依方次第而疗，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乃有效也[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第一版第10次印刷、173]。”《小品方》为东晋陈延之所撰，在晋唐时期影响很大，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认识。《小品方》所引用的“经言”，取之于《伤寒例》，其中有不少虚词文字的差错、讹误，明显不同的是伏寒所藏匿的部位，《伤寒例》为“藏于肌肤”，而《小品》则作“藏于肌骨”。
《诸病源侯论》以“日转一经”列述温病的证侯，但究其实质，乃承袭伤寒诸侯加以铺张而成，不仅毫无创见，而且使本已有所混乱的伤寒与温病的界线更加模糊不清。但巢氏之论仅限于以六经分证，并未言其太阳温病有恶寒表证。
到了宋代，始见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记述，但病证限于春季，病因也为外感风寒。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是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叶天士云；“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温邪既然可以“热变”，说明其为病初期不热，或亦有恶寒表证。其“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分证，也属表证无疑。吴鞠通对仲景关于温病初期不恶寒的观点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说：“仲景所云不恶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也恶风寒，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也。”吴氏不仅明确表示温病初起有恶寒表证，而且其所论温病之中包括冬温、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温毒等四时众多温病和热病，与汉代之前的广义伤寒所包括的众多热病基本相同，可以称之为广义温病。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其概念含义已由伏气变为新感；由仅发于春季变为可泛发于四季；由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由治当清泄里热变为治当发汗泄表。此与伏气温病说的学术观点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名为广义温病。
广义温病等于而不属于广义伤寒：自从广义温病学说否定伏气温病的观点，确认温病可泛发于四季、初起有恶寒表证、治当发汗解表之后，温病与伤寒的界线便由模糊而重叠起来，使二者融为一体，即广义温病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
清代之后的温病学家，以及现在的《温病学》教材，普遍认为伤寒与温病初起均有恶寒表证，只是伤寒多见于冬季。在证侯上伤寒发热轻恶寒重，鼻流清涕，口不渴，脉浮紧或浮缓，以此与温病的发热重恶寒轻，鼻流浊涕，口渴，脉浮数相区别。但是，证之《伤寒论》原文和临证实际，靠这些细微的区别是难以区分伤寒与温病的。因为“温病之恶寒轻”，不可能轻于伤寒之恶风（所谓恶风者，有风则恶，无风则不恶）；发热重也不可能达到壮热烦渴的气分或阳明阶段；桂枝汤证之“鼻鸣干呕 ”，麻黄汤证之“无汗而喘”，绝非鼻流清涕之意；脉浮缓或浮紧，不是脉浮迟。况且麻桂方皆可用于脉浮数者，如原文云：“脉浮而数，可发汗，宜桂枝汤。”“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故温病学家所称卫分证与仲景所论伤寒表证并无明显区别。入里化热之后，其清解攻下之法亦无二致。所以广义温病学论治的证侯，并不出仲景书外。其所不同者，主要在于对病因的认识和解表方药的温凉差异。
中医是通过分析病证来归纳病因的，即审证求因。温病概念演变之后，温病证侯已与伤寒难以区别，其病因又何以能有伤寒与感温之截然相反？故外感热病的伤于寒和感于温热的不同病因学说，为古今不同医家认识上的差异而致，不是区别伤寒与温病的根据。划分伤寒与温病，应以证侯为据，且不可胸中先横一个寒字，或先存一温字，然后强行割裂。
外感热病的辛温发汗与辛凉解表法，一向被看成伤寒和温病表证治法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仲景对伤寒表证并未言“当辛温解表”，或“当散寒邪”，而只云“当解表”、“当发汗”。并且对麻黄汤、桂枝汤发汗解表十分谨慎，除严格限定适应证之外，还嘱以少量多次服用，取微似汗出，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并且要温覆，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不肯多用热药，其慎辛温发汗若此，说明辛温解表药虽可用，又难以应用，稍有不慎即成误治，变为坏病。仲景还对误汗后变证，详加论述，多达六十余条，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辛凉解表虽为广义温病学治疗外感热病的主要方法，但也不可过用寒凉，否则表闭不解，病亦不去。正如叶天士所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说明不到里热亢盛的气分阶段，就不可应用寒凉药物直折其热，章虚谷也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也。”吴鞠通将仲景桂枝汤收为《温病条辨》第一方，用以治有恶寒表证的温病，此虽遭后世讥议，但其出方立论必有所据。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透邪。否则，过温则有碍病势之热，过凉则闭其腠理，使邪热不能外达，故均非所宜，但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如上所述，温病概念的变迁导致寒温关系的复杂化。寒温关系复杂化的实质是使温病与伤寒在初起证候上的差别消失，其治法也因之而完全相同。即广义温病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病因之寒温，缘于古今医家认识上的差别，不是区分伤寒与温病的依据。
狭义、广义温病与寒温之争：在寒温之争中，历来皆强调不可以伤寒法治温病，但“伤寒法”非温法之代称，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俱备于《伤寒论》中，加减化栽均可随证用于温病证治，其清、下二法更是不可或缺。
狭义的伏气温病，由于其初起证侯与伤寒由表入里不同，故知仲景必不以麻、桂方治之，因其为里热亢盛，清下之法又势在必施。
广义温病等于广义伤寒，治当同法。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辛凉解表的创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体现了热病治法的进步。前已述及，仲景虽以辛温发汗治广义伤寒表证，但反复示人慎汗取效的重要性，并未教人肆用温热。绝非后世所谓：非大剂辛温，则不足以驱寒外出。盖以热药解表和辛温发汗由来已久，非仲景所独创。在没有辛凉解表的时代，仲景非常谨慎地沿用之，并以种种法度，使难用之麻桂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恰如其自序所云：“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肘后》、《千金》、《外台》之中已收有一些辛凉解表方药。宋代韩祗和倡导“伤寒乃伏阳为热”学说，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药，而是按不同的温热时节自制辛凉清解之剂，开辛凉解表之先河。其后，宠安常、朱肱在仲景麻桂方中加入石膏、知母、葛根等寒凉药物，使辛温之方变为辛凉之剂，古方得以新用，颇为得法，后世多于遵从。宠安常、郭雍等医家还力主温病伤寒证候不同，治当别法，反对以辛温之麻桂普治一切外感热病表证，此亦属辛温解表难用之变说。刘完素主张伤寒即是热病，不可做寒医，亦自制辛凉清解方药，旗帜鲜明，影响深远。张子和进而指出：“世俗止知惟温热者可为汗药，岂知寒凉也能汗也。”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辛凉解表法，并列举了一些可以发汗的寒凉药物。
吴鞠通云：“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但是，笔者认为，王安道不云辛温发汗之难用，也不言不可用麻、桂方治温病，却提出：“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自此论出，云仲景方不可治温病之风大盛，且越演越烈，余波及今。如前所述，王安道所云温暑之病，系伏寒外发，无恶寒表证。无麻、桂汤证，何有用麻、桂方之理！若其证壮热而渴，不恶寒，以仲景之白虎、承气等加减化裁又何以不能用！故若云不可用麻、桂方治温暑则可，若言仲景方不可治温暑则非。仲景非仅麻、桂两方。王氏不仅错误地认为仲景方不能治温病，而且倡导非大剂辛温不足以治伤寒，大悖仲景之旨，致使人们局限于外感热病病名的差别，而忽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基本学术思想，在寒温论争中起了明显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清代温病学成熟之后，“温病”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广义温病实质上已等同于广义伤寒，寒温关系变为复杂，而王氏“仲景方不为温暑设”的观点，依然有着很大影响。并且这种观点被某些温病学家有意识的喧染利用，使正确评价仲景学说和处理寒温关系，产生了巨大困难。
总之，仲景时代温病，为伏气温病，发于春季，初无表证，为里热外发，治当直清里热，属广义伤寒的一种特殊类型，故令立一名，是谓狭义温病。其后狭义温病向广义温病演变：伏气变为新感；里热变为表证；发于春季演为四时皆有；直清里热改为发汗解表。温病概念的演变使温病等于而非属广义伤寒，故与狭义的伏气温病相比而名广义温病。寒温相争，主要是表证治法上的温凉差别，仲景并未倡导大剂辛温发汗，辛凉解表法的创立经历了漫长历史阶段，体现了外感热病治法的进步。病因上的寒温病因说，由古今不同医家的认识差别所致，不是区分伤寒与温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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