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
——祝贺衣之镖先生《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出版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河北省威县中医院衣之镖先生，长期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他的新作《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即将出版，展读书稿，受益良多，也激发了我的有关思考。
我觉得《辅行诀》带着众多的疑点，问世40多年以来，以其独特的价值，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有即将成为一部经典的趋势。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让人在研究之中，破译很多古代中医之谜。
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人说“仲景之前，有论无方；仲景之后，有方无论。”他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医经，他本人也获得了“医圣”的桂冠。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历代虽有一些医家进行研究，但不能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张仲景的学术来源。
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心中的英雄是谁？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成果，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笔者按照《辅行诀》提供的线索，探索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的矛盾心理和大胆创新的学术贡献，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海内方家。
张仲景为何避而不谈《汤液经》？
魏晋之际，皇甫谧（公元215-282）在《甲乙经》自序之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公元456─536)《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汤液经》）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他们二人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都认定张仲景在写《伤寒论》时，主要依据了《汤液经》。但是，张仲景在自序之中，谈到了自己参考的前人著作，却只字未提《汤液经》。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并不避讳自己采用了前人的著作，但是却刻意不提《汤液经》，这是为什么？
难道《汤液经》当时流传不广，不重要，不值得张仲景揭示出来？
陶弘景《辅行诀》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根据皇甫谧、陶弘景的说法，《汤液经》非常重要，而且当时流传很广，很多医学家都学习它，应用它。张仲景也应该见到了这部著作，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方剂内容。
陶弘景说《汤液经》有代表“六合正精”的系列方，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组合方阵，分别是分为大小的阳旦汤、阴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这和古人对于时空整体的认识是完整一致的，并且各有深意：“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对于《汤液经》“六合正精”的完整体系，张仲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不是继承发扬。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那么，张仲景为何否定“六合正精”、“避道家之称”？这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来加以考察。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道教广泛传播
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记载于《山海经》之中，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分布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行很广的思想。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据说他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拳事黄老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一”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172－177），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黄巾起义之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181-234）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到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3年。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此后三国群雄先后登场，成为乱世的开端。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这就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张仲景为何“避道家之称”？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于公元184年被镇压；张鲁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病之后，常有大疫，在这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张仲景的姓氏，由于名机，字仲景，是否受到“株连九族”的拖累？据说的他的师父叫张伯祖，也是老张家本族。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就好像前些年邪教利用“轮子功”危害社会，让气功一词一落千丈，很多人谈气功色变，不再相信气功了。
张仲景愤世嫉俗的情怀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张仲景批评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一本医学著作的序言里，如此批评社会，批评读书人，是非常罕见的。
张仲景对于从业医生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批评社会，看不起当时读书人的浅薄；批评医学人才庸碌无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就是扁鹊秦越人以及少数古代名医。他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整个两汉时期，长达400多年，其中也有葫翁、郭玉等名医，但是在张仲景的眼里，都不是人物。“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这样的论断，必定出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之口。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