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大医，传承永恒

郭氏大医，传承永恒

——悼念郭纪生先生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院科学院

今天上午，在河北中医学院参加会议，忽闻郭纪生先生因病逝世，颇感意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中午回到单位，打开微信，见到如下讣告：

讣告

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河北省首届名中医郭纪生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于2016年12月20日凌晨逝世，享年78岁。

郭纪生，生于1939年11月，祖籍河北石家庄，主任中医师、国家名中医、温病专家郭可明先生的传人，欧洲科学院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国家第四、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高级指导老师、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国家中医应急工作先进个人、河北省首届名中医、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温热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追悼会时间2016年12月22日周四上午8:30在石家庄殡仪馆永安厅举行。

吊唁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恒大华府寓所

尊郭老遗愿，一切从简。特此讣告。

2016年12月20日

看到这个讣告，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和郭先生相识和交往的事情，一下子都涌现在眼前，是那么真切，那么难以忘怀。

我和郭纪生先生相识，正是在10年前，那时非典刚过，我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50万字刚出版，在书中我写到了他和他的父亲郭可明先生。

因为我研究伤寒和温病，2004年出版《中医热病学史》的时候，首先了解了郭可明先生治疗乙脑的突出成就，知道河北省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医学家，他带领工作组成功战胜乙脑，获得了195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建国后国家第一次表彰这一成果，一共有4项，河北占两项。此后的1956年，在怀仁堂郭可明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一直是中医界的一个光荣。

2003年，非典（SARS）新瘟疫爆发，64岁的郭纪生先生主动要求上一线，并且获得了不死一人的好成绩。因此，各界赞扬，政府表彰。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发给他的奖牌，上面书写着：“父治乙脑立大德，子战非典济苍生。”

2006年春天，我在民心河西岸的“大德门诊部”，见到了郭纪生先生，畅叙中医学术。此后不久，在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树立郭可明先生汉白玉塑像的典礼上，我和郭纪生先生同时获得由石家庄市卫生局闻宏海局长颁发的聘书，说我们二人是第五医院的“中医顾问”。

此后，紧接着在亚太宾馆迎宾楼国际会议厅召开的纪念郭可明先生的学术会议上，我发表了“谁给中医打上了科学的烙印？”深刻阐述中医诊治乙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和郭纪生先生的友谊。

水月的时光不断流失，在禽流感即将爆发的时候，国家向各个省征求有效制剂，可以走绿色通道申报。因此，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申报材料送到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王培芝副局长（当时还是处长？）召集几位专家进行评审，我记得当时有郭纪生先生、杨牧祥教授、李士懋教授、赵玉庸教授等人，一起讨论、论证，《推荐意见书》由我起草，上报国家绿色通道评审，没有做临床试验就获得了新药证书，这是一次“特例”。

在此前后，北京的金花清感颗粒也立项，进行临床试验研究，有人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说是没有实验依据的“裸奔”。

此后，2011年，中健网袁野经理打算成立“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他联系了三个发起人，有郭纪生先生、李佃贵院长和我。李院长是会长，郭纪生先生和我是副会长。当然，刚成立的时候，还有韩同彪副局长、张东生副局长是副会长，由于他们是政府机关的领导，不便兼职。因此，后来几年，就是我们一正两副三个人，帮助秘书长袁野完成各项任务。当然，郭纪生先生的女儿郭媛媛、省中医院宣传部周文平部长是副秘书长，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与农工党河北省委联合发起的“基层中医圆梦燕赵行”，评选“河北省好中医”，开展“榜样的力量”等活动，都需要占用郭老大量时间。我和他经常出席这些公益活动。

一个多月之前，我们一起乘车去邯郸，参加“基层中医圆梦燕赵行”在邯郸市的收官行动。一路上，袁野秘书长开车，我和郭老谈了很多，详细询问了他的郭氏医学世家的传承情况，他比较详细地进行了阐述，包括很多文革前后，他所经历的不平凡事情，引起了我很大的震动。

在一般民间中医“草鞋没号”的时代，他们家“碧云堂”老字号就传承了一百多年，达到五六代之久。这些故事，我说很不平凡，应该整理出来，做成典范。他说，这些事都讲给郭媛媛了，由她来整理吧。并且约定，整理好了让我看看。

在今年的年会上，郭老主持了一段学术交流，郭媛媛讲述了一部分“碧云堂”的故事，展示了未来“连锁”发展的美好理想。

天不作美，在这些事情刚刚起步的时候，在第三批国医大师和国家名中医评审刚开始报名的时候，郭老淡然地走了，一如他过去的不争。

损失的是河北省、石家庄、甚至是国家的中医事业。

很多人还等着他去看病，很多人希望拜他为师，传承中医。

这一切都很遗憾地留给了后人。

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习他的大医风范，学习他非典来临不顾个人安危，年过花甲还披挂上阵去一线的奋斗精神，把中医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燕赵杏林，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如此，郭先生地下有知，必当含笑九泉。

2016、12、2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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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w! v9 ^! n附录二：《中医群英战SARS》片段“可资借鉴的石家庄经验”
曹东义当时刚撰写完《中医外感热病学史》，担心广东的经验在北京推不开，或者生搬硬套教条式地移植应用，也曾经三次上书吴仪副总理、卫生部，将当年石家庄郭可明先生治疗乙脑的经验，以及这一经验在应用之中所发生的曲折经历，提供给领导参考，因为人们对待非典的态度，与当年人们对待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十分相似，历史的经验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当下提倡的方针是“依靠科学战胜非典”，那么中医学是“科学”吗？或者说中医学术属于“科学”吗？真的有效就是科学？我们不妨现在再一次回首看一看，当年是如何确定石家庄治疗乙型脑炎经验以及推广这个经验所经历的坎坷：
$ G, ?; j( f7 y( |, x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叮咬过病人或病畜的的蚊虫再叮咬健康人时，将一种嗜神经性病毒染入体内，使大脑神经系统受到侵害，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等，病况与日俱增，经过10天左右，轻者向愈，重者丧生，存活者中将有7-20 %的人留下精神失常、失语、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后遗症。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把防治各种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著名医学科学家钟惠兰、储福棠、微生物学家黄祯祥等，都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床研究或病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乙脑”疫苗的研制成功，为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和临床预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发现该病的地区来看，仍略有扩展趋势。人民群众特别是小儿，仍未解除这种可怕的威胁。防止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危害，就成为我国医药卫生问题上一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的22种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现这种病例，一般公立医院、私人开业医师以及普通群众，都必须立即报告卫生行政机关，把患者送入传染病治疗机构进行专门的隔离治疗，同时对发病所在地进行严格消毒，以防蔓延。
然而，专门隔离治疗的效果并非令人满意，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指出：“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素类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2 f. j9 Y! N- J( Y' ^以发热为重要特征的外感病，几千年来一直是历代中医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内经》中的“热病”、《伤寒论》中的“伤寒”、《瘟疫论》中的“瘟疫”、《温热论》、《温病条辨》中的“温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虽然中医古籍中不曾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记载，但书中对“暑温”、“暑风”、“伏暑”、“暑厥”等病的描述，与“乙脑”的发病季节和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中医温热病里所说的暑温，虽然不能指定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但至少流行性乙型脑炎应该包括在中医的暑温之中。中医治疗温病的丰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一点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医师们听到“乙脑”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烈性传染病，也不敢用治疗温病的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只是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得到初步落实后，中医被请进公立医院，才有机会在西医明确诊断和配合治疗的情况下，征服“乙脑”这种烈性传染病，从而大显了自己的身手。
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在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介绍说：“1952年8月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曾有6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中医治愈，但当时并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由中医主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则是在1954年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后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首先开始的”。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石家庄市开业中医郭可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乙脑”流行期间，他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和石家庄市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工作。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7 F1 q1 k9 G% K0 u 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并于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但由于调查组的某些同志思想不纯，在那富有政治意义和科学事实的面前，不是用积极的负责态度，从政策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诚恳地搞清事实和协助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挑剔这不是，那也不是，甚至提出‘是否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怀疑’，来企图否定一切。” 最后这个调查组并没有得出可信的结论。
1955年8月，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视察组，实地考察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情况和当地举办的中医治疗“乙脑”训练班的教学效果。视察组由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负责，由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及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他们8月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视察组成员、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高崇基回忆说：“我们看到了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里中医治疗的10名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人，他（她）们都很安详地住在病房里，有的尚在恢复，有的已经开始练习活动了，他们都是非常高兴。但是当住院时的严重情况，由于高烧和神志昏迷的缘故，他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家属们告诉我们说：‘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任事不懂了，要不是到这里来治，人就算完了------’言际笑容满面，喜形于色，足够证明住院当时病人情况的危笃，和如今两种不同的心情了”。“有的同志怀疑到诊断是否正确的问题，和治疗效果是否肯定的问题，我们翻阅了1955年度中医治疗的病案（石市传染病院），并在临床观察了10例病人，访问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及病人家属，以及治疗脑炎短期训练班学员们的座谈，我们有根据地说，在临床诊断上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确定的，中医治愈率的统计结果也是肯定的。首先石家庄是乙型脑炎的流行区，发病季节又与乙型脑炎相符合，年龄性别上又不专限于某些个别情况，症状表现及身体检查神经系统症状都和乙型脑炎相同；化验检查方面，血液、脑脊液检查及血清学检查，也不例外地都证实了乙型脑炎的诊断。”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7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4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另外，北京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前往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从4例“乙脑”死亡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4株“乙脑”病毒，诊断得以进一步确定。后来采用了取自高顺生脑组织的一株病毒进行培养，并以“高顺生”名字命名，一直被制备“乙脑”疫苗所应用。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之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先生还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
! E2 L# E0 e5 q- P$ T/ o0 m 如果比照龙伯坚提出的进行临床研究的三个步骤——“找线索、肯定疗效和找理论根据”，中医治疗“乙脑”的研究算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肯定疗效”阶段。龙伯坚强调的肯定疗效工作中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六项手续是：“一，正确的诊断；二，临床病理及生理观察；三，周密的对照；四，详尽可靠的记录；五，比较长期的追踪检查；六、上百上千足够数目的病例统计” 。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将中医治疗“乙脑”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应该随着六项手续的逐步落实，最终总结出治疗“乙脑”固定的特效方药，进而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确定并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则将会对世界医学科学做出重要贡献。但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
  o  x1 d7 d" I6 k7 V         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诊断和输氧、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等必要措施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直接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2/3以上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许多乙脑患者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经卫生部先后两次派遣调查组才充分肯定了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也参加了工作组的治疗和研究。
4 g& J) S  p! b& _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经过调查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8月5日以后治疗“乙脑”的情况，认为某些中医师没有注意到多数患者的病情有“偏湿”的现象，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是使某些治疗不够顺利的重要原因。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这些方法，是以历代中医治‘温病’的方法为根据的。温病有不同的类型。流行性‘乙型’脑炎虽然病原相同，但因患者体质不同以及气温、季节等对患者影响的不同，患者的病变也有差异。其中有‘偏湿’、‘偏热’之分。‘偏湿’的即‘湿胜于热’的，病状的特征是高热无汗、渴不思饮、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沉濡弦数，腹泻。‘偏热’即‘热胜于湿’，特征是高热有汗、大渴引饮、舌苔黄燥、脉浮滑洪大。对这两种病型，治疗步骤也应有不同。今年立秋前后，北京地区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也影响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北京某些中医沿用石家庄的成方来治疗病情‘偏湿’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是‘湿遏热伏’，效果不好，甚至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总之，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 |2 W; |$ w$ _7 p 工作组主要成员蒲辅周撰文指出：“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蒲辅周指出，明清两代温病学名家的温病学著作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树立了规范，当代中医遵循这些规范能够找出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途径，“但是不等于说已经具备了治疗脑炎的特效方或者已经有了特效药（这一点不是办不到，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过目前还不可能）。即以辛凉重剂的白虎汤而论，有它的适应证，也有它的禁忌证，一切方药都是如此，全在于用之得当与不得当。至于如何才是得当，就必须掌握中医治疗上的一些原则了，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不能认辨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 ?& G8 Y$ h- f, A' c3 P8 I5 K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8月下旬在北京使用他们所说的方法治疗了一部分“乙脑”患者，效果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患者最初连服大量石膏、犀角、羚羊角等寒凉药物，反而高烧不退，病势不减，而当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病情则很快好转。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在1964年“乙脑”开始流行之际，《中医杂志》第7期连续发表了数篇介绍“乙脑”辨证治疗经验的文章，如“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热、痉厥、昏迷的临床证治体会”、“辨证论治对兼湿类型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等，表明经过几年的临床研究，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认识日益深刻，治疗经验不断丰富。如北京中医学校方和谦在文章中指出：“1955年石家庄治疗脑炎，发病偏于暑温证型者较多，而1956年北京市的发病又多夹湿邪，湿热为浊之患；去年我们参加本病治疗时，发现患者又偏于表邪闭郁，无汗喘促者为多，入院的危重患者，常先伤于肺气之化原（呈呼吸衰竭状态），而不同于前数年的心神内闭，内闭外脱症（心力衰竭状态），所以在医疗处理上就采取了透表达邪、清热解毒的治法，每收到预期效果。”
, @- [7 S$ \- ^- a 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卓著疗效是举世公认的，这一成绩首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成绩。但是，这一成绩，是在西医的辅助治疗和科学护理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如果不是请中医进医院工作，“乙脑”患者被收进专门治疗传染病的机构隔离治疗，中医则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散在的开业中医即使有机会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治疗“乙脑”，也不可能单独取得如此显著的疗效。正如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一文所说：“必须指出：（1）中医对脑炎的疗效为什么能有这样高？它是与西医的抢救（如输氧、鼻饲、强心等等）、正确的诊断、精密的观察、科学的护理分不开的；（2）获得这些成绩，并不是使我们可以自满，而是通过脑炎的治疗，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诚如四川卫生厅给我们指出的：‘通过这次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使工作得到顺利地进行，使该院中西医护人员深深的体会到只要依靠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政策办事，治疗总以救人第一，不固执个人成见，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这样不仅在中西医合作工作中能克服困难，同时为中西医共同整理祖国医学也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3）也诚如河北省卫生厅厅长段惠轩同志所指出的：‘介绍和研究中医治疗脑炎的经验，也并不是减轻西医治疗脑炎的责任。中医和西医应该团结起来，彼此学习、帮助和合作，共同做好脑炎的防治工作。” 所以，中医治疗“乙脑”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点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中医治疗“乙脑”的成功经验，对西医学习中医无疑是一极大的鼓舞。如吕维柏回忆说：“郭子化同志发表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成就的报告，给了我极大启示。这一报告治愈20例的事例，有‘清热、解毒、养阴’的中医理论，而且有权威性，是部长助理率领中西医视察组经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再加上听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同志在中华医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许多数字材料都使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由此想到，中医学真的有这样高的疗效，哪有什么不值得学的呢？因而当领导上来动员我参加西学中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中医治疗“乙脑”的临床研究工作中，突出地显现了依据西医诊断的“病”来肯定和总结中医疗效的方法与中医传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也从而显现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
4 X  Y! G) N6 {, B: ^毕竟是经过了50年，中医治疗非典虽然介入的比较晚一些，但终于一场全国规模的中医与瘟神的斗争开始了，这与邓铁涛教授等名老中医的建议不无关系。不久，新闻联播里传来消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吴仪，5月8下午与在京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中西医结合，共同完成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使命。吴仪副总理说，我国一些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以来，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防治工作中来，特别是一些老中医专家不顾年事已高，充分展示了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崇高品格和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尊敬。
吴仪副总理进一步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理论和有效的方法，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有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中医医疗体系，有优秀的中医药队伍，有完整的中医药学教育教学体系。此次疫情发生以后，中医药专家研究探索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和诊疗规律，积极运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病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经验非常宝贵，需要进一步总结、研究和推广。吴仪副总理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鼓励和支持中医药医务工作者参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各级卫生和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抓紧组织力量开展中医药科研攻关工作，积极探索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方法。通过实践和研究，提高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能力，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学术和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保持中医药的生机和活力。中西医专家、中医专家与其他学科专家以及中医药行业内部要加强团结，相互尊重，互相协作，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治疗效果。
吴仪副总理说，老中医药专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既要注意发挥老中医药专家们的作用，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要为老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16位知名中医药专家分别在会上发了言，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有关工作组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这是一个战前的总动员，既有总指挥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有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督促要求，因此才有了中医药专家的充分介入，有了大部分病人服中药进行治疗的场面，有了中医的丰厚收获。在石家庄，郭可明的儿子、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分会的主任委员郭纪生主任医师，不顾自己已经64岁的年龄，主动请缨，身穿防护服，住在隔离区，亲自观察、治疗了20多名病人，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当然，全国的中医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后面我们还要细述。

& Z4 [3 c! h. D2 m附录一：《中医群英战SARS》片段：郭纪生战非典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6日第一版刊登记者杨鸿恩的报道：“中医专家郭纪生治疗非典效果明显”，并在第二版用“杏林苍鹰战瘟神”的题目，长篇报道了石家庄市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郭纪生的事迹。文章说，郭纪生先生，今年64岁，他是石家庄市医学科学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是著名中医专家郭可明先生的儿子。郭可明先生在1954年、1955年创造了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石家庄经验，1956年1月治愈患重症脑炎昏迷的苏联专家之后，在2月被特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在会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握着郭可明的手，称赞他说：“了不起啊！”1956年夏，郭可明受卫生部的指派，参加了首都乙型脑炎的救治工作，他与蒲辅周、岳美中、张菊人等中医专家一起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石家庄经验，解决了当时医学界的一大难题，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医学奇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曲锡萍、林宏益回忆说，他们当年曾经跟随随郭可明实习，学习他的治疗经验，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在当地用郭可明先生的中医药方法加推注甘露醇治疗乙脑，曾经成功地抢救40多例昏迷的乙脑患者，无一人死亡。他们说，许多小患者醒过来之后，还带着鼻饲管就要吃的，张开的嘴巴里满舌黑苔。他们后来在70年代末调到华北油田职工医院，当时医院收治的乙脑，第一例虽然经过党委书记全院动员，组织西医的最强力量抢救，还是死亡了；后来又来了第二例昏迷的乙脑患者，又没有抢救过来。在中医科工作的曲锡萍、林宏益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他们学会的郭可明经验，连续抢救成功了几例乙脑昏迷患者，一时间中医名声大震，传为佳话。
8 u3 X  Y2 Z( H3 ]* |郭纪生自幼跟随他父亲郭可明先生学习中医，深得其父家传，此后曾经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进修深造。文革中，郭可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迫害致死。郭纪生也被下放到农村医院，他深受其父的医德思想熏陶，身处逆境而为大众服务的心愿不改，在当地治疗了许多急性、慢性气管炎的患者，逐渐成了有名的呼吸病专家、主任中医师、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他被调到石家庄市医学科学研究所任所长、院长。退休之后，郭纪生先生成了石家庄市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曾经到美国交流过中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3312例的学术经验，当地的电视台还对他进行过专访。SARS爆发后，郭纪生看到迅速蔓延的疫情，一棵救世济民的仁爱之心令他夜不成寐。他不顾自己年龄已大和随时会被感染的危险，于2003年5月5日，奋笔急书，向石家庄市卫生局请战，要求亲自上一线救治SARS患者。他写到：“在当前抗击非典的非常战斗中，作为一名中医，身肩义不容辞的重担。我从事呼吸病研究30余年，既有治瘟疫的经验，又具备了治疗该病的基本条件。在如今大疫压境的紧急时刻，理应走在防治非典的第一线。请局领导审查批准，让我到一线救治病人-----”石家庄市卫生局的领导看到郭纪生情意真切的请战书，深深地被他的高尚精神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
! ~. ]& ~$ @2 c! N& a0 i7 e" Y郭纪生带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小组，于2003年5月9日深入一线，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奋战一个月，共治疗确诊SARS患者12例，疑似患者11例，全部治愈出院，无一例死亡。他以清瘟解毒、宣肺利湿为基本治疗法则，用银花、连翘、藿香、菊花、大清叶、沙参、炒杏仁、生石膏、射干、炒苏子、白前、浙贝母、鱼腥草等为基本方，根据病程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证候特点，进行加减治疗，大致分为7个不同的证候类型。为了促进患者的痊愈，他还根据患者的情况，专门制定了中药药膳，以食辅药，双管齐下，治肺兼养脾胃，加速患者的康复过程。用梨、银耳、百合、核桃、枸杞、绿豆等分别分别配制不同的粥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临床荟萃》2004年19卷24期，刊登杨牧祥、姚树坤、王振邦、高永刚、苏凤哲、王少贤、于文涛的文章：“河北省213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分析”。文章系统总结了发生于河北省的SARS患者的临床情况。文章说，213例SARS患者属于输入性病例并在当地引起传播。有明显接触史者194例，医务人员21例全部有密切接触史。全部病例都有发热，体温38.5摄氏度以上者118例，占55.4%；伴干咳190例，占89.2%；乏力71例，占33.3%；气短49例，占23%；死亡11例，占5.2，治愈率94.8%。与中国大陆确诊SARS患者病死率7%相比，治疗效果比较好。其原因，一是省、市、县各级领导重视，治疗抢救措施得力；二是我省SARS病情发病较晚，充分借鉴了广东、北京治疗SARS的经验；三是结合我省实际，采取综合治疗方案准确有效。主要经验有：严格掌握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时机、用量及疗程；早期氧疗，及时对重症SARS患者给予无创持续正压通气治疗；中医药在治疗SARS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可以促进血象恢复、胸片阴影吸收，在降低病死率方面优于单纯西医组，对于重症SARS患者，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作用尤为显著。中医药治疗，始终以清瘟解毒为主，补益药审慎用之，一般在疾病后期，采用补中有清之法，以防“死灰复燃”；SARS患者在整个病变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瘀血表现，注重配伍活血化瘀药物，对促进肺部病变的吸收及防止肺纤维化，有较好的疗效；清热宣肺同时应兼顾保肝护肝，适当配伍使用清肝利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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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各位新老朋友、新老患者:
1 p4 J# r: @9 y9 R    大德中医门诊部已恢复正常工作。
    大德中医门诊部由郭老一手创立，他在这里风雨无阻的坚守了20年，我也跟随郭老形影不离17年。医德是大德的灵魂，医技是大德的骨骼。如今虽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和传承还在，大德的优良作风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将秉承郭老的医德医技，继续为广大患者和新老朋友们服务。我们要用坚持和信念践行“大医精诚，德操高尚”的誓言，不负郭老英名，让郭氏中医世家的技术和精神代代相传，让郭老可以含笑九泉！

郭先生一路走好，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