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就早年《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解答质疑

曹东义

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它也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仅有山东学者李登岭先生提出质疑：
我在《余师探宝获东瀛，擎天立鳌为中医》这篇文章中说：“我写的毕业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有几万字”，我宣读完论文摘要，主持答辩的刘渡舟先生让各位答辩委员发表质疑意见，专家们很长时间默然无语。作为答辩主席的刘渡舟先生首先发言，按说一般的答辩会，都是答辩主席最后总结发言。他说：“既然大家都在考虑，那我就先说说。”刘渡舟先生“避重就轻”，肯定了我对《伤寒例》的看法，声称“从曹同志的论文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去我们都按照方有执、喻嘉言的观点，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的作品，曹同志说不是这样，而是原出于张仲景，又混入了后人的部分文字，它是《内经》理论与六经病篇的理论桥梁，是《伤寒论》的总论。这个观点很有意义。”
“这一段说：《伤寒例》出于张仲景？曹先生论文中可有：1，如何明确表述“出于张仲景”？2，有何依据？3，见到过反证吗？”
我做了进一步的回答，但是目前还未能说服李先生，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讨论也很有意义，因此，就在这里展示出来，一是为了请高明者指导，而是留给历史可以继续讨论，我们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又是学说、学术很自由的条件下，辨明某个观点，就有可能推动学术进步。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然而，由于今本《伤寒例》中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而且，《外台秘要》之中的“王叔和曰，”也有这段话。所以，后世有人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所作。自王安道、陶华、方有执、喻嘉言等“错简说”盛行之后，《伤寒例》被当作王叔和“赞经之辞”而大受诋毁。喻嘉言在《尚论篇》中说，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是“碎裁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繇复睹黼黻之华。”致使《伤寒例》与《评脉法》《辨脉法》等一起，被排斥在“洁本《伤寒论》”之外，一般刻本和《伤寒论》教材，都不再收录《伤寒例》，它在外感热病方面所具有的突出成就，也无缘被人们认识，实在是外感热病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笔者将敦煌卷子及其他异文仔细考证[ 曹东义：“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中华医史杂志》、1991、3、141—144。]，发现王叔和曾节录而未撰著《伤寒例》。王叔和辨治伤寒不取六经辨证，论传变独尊华佗“六部传变”学说，与仲景及《伤寒例》在学术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故《伤寒例》之作，非叔和所能伪。《伤寒例》中虽混杂后世辞句，但其原作当为仲景手笔。

劉美嫦 Michelle Lau:
各位老师好！回放已经处理完成，点击链接即可观看

李登岭山东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个人浅见：恰恰这一句是个反证。《伤寒例》中“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一句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口方”在《伤寒例篇并无一处！王叔和此处意为录之“证候、诊脉、声色、口方”，恰恰在后文正文398条中。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质疑，孤证不立，不能凭这一句话就把整个一篇文章都断给王叔和，二把原创的张仲景排除在外。

李登岭山东中医:
若读《伤寒论》原书，及上下各时代版本，可见“证候、诊脉、声色、口方”在正文各篇，如痙濕暍、三阴三阴诸篇，随处可见。

李登岭山东中医:
这不是孤证！

李登岭山东中医:
上个月，山中医张老师因被审稿件引用我的观点，张老师给我联系，说过此类问题。

李登岭山东中医:
谢谢讨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但我同时确信，您这个论点、论据，您个人总不敢确信

李登岭山东中医:
后世引用，和推导仲景文，毫无证据意义！

李登岭山东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海涵！

李登岭山东中医:
望继续讨论，以期出现指导意义。

美国经典中医，吴明虹博士:
[链接]张伯礼的担忧触痛了国人的心，美国记者的逼问让国人忍无可忍

吴一凡:
口口仲景述伤寒，束缚手脚步不前，临床应用是根本，何争片语与支言。

李登岭山东中医:
@吴一凡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我研究学术史，也写过《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希望澄清的问题是：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的方子被称为经方，他被称为医圣，这都是他的独创吗？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通过研读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

李登岭山东中医:
大家推崇出来的造的神级医生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有一系列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观点，。

李登岭山东中医:
《伤寒杂病论》版本渺如烟海

李登岭山东中医:
某前尚未见到可以证实的证据及可靠论证

李登岭山东中医:
个人认为：是宋人的完善的体系架构。正因为此，例篇断非仲景所作。

也许李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也把我所思考的过程和论据发表出来，就教于海内同道：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然而，由于今本《伤寒例》中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而且，《外台秘要》之中的“王叔和曰，”也有这段话。所以，后世有人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所作。自王安道、陶华、方有执、喻嘉言等“错简说”盛行之后，《伤寒例》被当作王叔和“赞经之辞”而大受诋毁。喻嘉言在《尚论篇》中说，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是“碎裁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繇复睹黼黻之华。”致使《伤寒例》与《评脉法》《辨脉法》等一起，被排斥在“洁本《伤寒论》”之外，一般刻本和《伤寒论》教材，都不再收录《伤寒例》，它在外感热病方面所具有的突出成就，也无缘被人们认识，实在是外感热病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笔者将敦煌卷子及其他异文仔细考证，发现王叔和曾节录而未撰著《伤寒例》。王叔和辨治伤寒不取六经辨证，论传变独尊华佗“六部传变”学说，与仲景及《伤寒例》在学术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故《伤寒例》之作，非叔和所能伪。《伤寒例》中虽混杂后世辞句，但其原作当为仲景手笔。为了便于考校，现将《伤寒例》部分原文照录于下：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笔者按：此上文字被《外台》引为“阴阳大论云”）。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节以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大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比秋之忿，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伤寒之病（笔者按：此句之下文字被《外台》引作“王叔和曰”），逐日浅深，以斯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两审也（笔者按：《外台》所引“王叔和曰”至此为一段，跳过下边三段文字，至“夫阳盛阴虚”被《外台》引为“王叔和又曰”）。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病，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饮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六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宜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笔者按：此一段文字被孙思邈《千金方》卷九所引，但未注明出于何处）。

凡伤寒之病（笔者按：此句及以下文字至“夫何远之有焉”被敦煌卷子引为“仲景曰：《阴阳大论》云”），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复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夫阳盛阴虚（笔者按：此句及以下文字被《千金》引作“王叔和曰”；《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巧言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措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笔者按：敦煌卷子至此止，其中删去了“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与“夫智者之举措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两段与医理关系不紧要的文字）。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被《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的文字，系删节和改动《伤寒例》而成，比如将“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改为“夫表和里病，下之则愈，汗之则死；里和表病，汗之而愈，下之则死”。反映出其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台》引作“王叔和又曰”的文字还有“夫病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可攻其外；发于阴者，宜温其内。发表宜桂枝，温里宜四逆。”

王叔和节录《伤寒例》：将今本《伤寒例》与敦煌卷子、《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外台秘要》（以下简称《外台》）等有关异文互校，可以看出“王叔和曰”系节录《伤寒例》文字所成，而非后者将“王叔和曰”的文字扩充而成：

节录《伤寒例》曾屡见于晋唐，《伤寒例》全文虽仅2474字，但其中既有《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等有关外感热病论述的精华，又有作者对外感热病脉因证治方面的独特见解，因而具有外感热病总纲的学术特色，很早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广范征引。

被称为“《伤寒论》残卷”的敦煌卷子p·3287号首尾已残，其中间一部分内容为《伤寒例》的部分引文，共431字，为连续引文，从开头至结尾完整无损，为我们考证《伤寒例》的作者，提供了唐代之前的版本证据，十分珍贵。这段文字的开头即称“仲景曰：《阴阳大论》云”，作者认定其所引用的原文为仲景所作而非王叔和手笔。引文古拙朴实，比流传至今的《伤寒例》文字更接近原貌。

王叔和引用《伤寒例》的原著已散佚，仅可借《千金》、《外台》之“王叔和曰”的文字窥其一斑。《千金》引“王叔和曰”共444字，其中138字见于《伤寒例》，另306字既不见于《脉经》，也不同于《外台》所引。《外台》引“王叔和曰”共414字，其中367字见于《伤寒例》，为两大段节录文字。《千金》、《外台》两书所引“王叔和曰”不同，说明孙思邈与王涛，均亲见王叔和的著作，而分别引用其论述。有趣的是，《千金》、《外台》两书所引“王叔和曰”中均删去了《伤寒例》的“生死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两句。这两句删去的文字，是王叔和所删，而非《千金》、《外台》两书所去。《外台》所引还删节了“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等与医理无直接关系的文字，从而使王氏引文与《伤寒例》原文及敦煌卷子表现出原作与引用的区别。《小品方》也以同样节引的方法，摘引254字，分两段节录《伤寒例》原文。

“王叔和曰”中不见于《伤寒例》和《脉经》的大段文字，当另有所出；《千金》与《外台》引文各不相同，说明均亲见王叔和的原著，而分别引用之。考《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均有《王叔和论病》六卷存目。《脉经》自序称：“今撰集歧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其中云“论”而不提“方”，故《脉经》不具方药。而“王叔和曰”却称：“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能“防世急”，当有论有方。皇甫谧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用之多验”的《伤寒杂病论》彼时应流传较广。“指事施用”之王叔和“选论”当与其《论病》六卷有关。另外，不见于《伤寒》、《金匮》的“仲景曰”、《千金》所引“太医令王叔和所撰御服甚良蜀椒丸治上气咳嗽方”等可能出于《王叔和论病》之中。

今本《伤寒例》已非仲景之旧：《伤寒例》作为外感热病总论，文辞易识，又不似《伤寒论》六经病篇有复杂的辨证关系，故能较早地被广泛征引，因此易产生脱漏和校补衍文。

《伤寒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作方书看待，宋代之后才被认作辨证论治的典范。宋·林亿称：“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实王叔和以诸“可、不可”论述伤寒证治，而不遵从仲景六经辨证之说，所以，也未能揭示仲景理论之精髓，容待后详。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研究的结果是：“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论述伤寒病不分表里证，笼统反对太医以寒凉药治疗伤寒，距阐明六经辨证实质尚有较远距离。难怪林亿谓“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王焘《外台》按仲景《伤寒论》原文中的日数，首引小建中、再引调胃承气、次引小柴胡汤分别治一日、二日、三日等四五日之前的伤寒病，可知其尚未望见仲景门墙。孙思邈等晋唐名家虽崇拜仲景对伤寒病的辨治“特有神功”，但正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所说：“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信不诬也。

《伤寒例》在流传过程中，被传抄补缺，衍入后世之文不足为奇。今本《伤寒例》之中，不仅有“今搜采仲景旧论”之叔和语，而且王氏之后也有不少后世修补文字，比如今本《伤寒论》中“大便硬”、“心下硬满”等“硬”字，在敦煌卷子、《金匮玉函经》、《千金方》中，皆作“坚”字。改作“硬”字，是由于在隋代抄写时，避隋文帝杨坚之讳，而改“坚”为“硬”字。将几种引用《伤寒例》的不同书本互相比较，可以看出，《千金》与敦煌卷子所引《伤寒例》文字，古朴近真；而今本《伤寒例》却与比《千金》晚100余年的《外台》引文相近。后者均在行文中删去了许多“者”“也”之类的语气词，使文字更加简洁明快，然而在100余年的流传之中，其错讹字也多于《千金》及敦煌卷子。

在印刷术尚未行世的唐代，书籍传抄中的编断简乱、帛残纸烂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千金》、《外台》皆引“华佗曰”之文，其中就有语句颠倒的错误。《千金》自序引仲景《伤寒论》序文时，也有整句错简倒乱的现象。所以，今本《伤寒例》在流传过程中，被人用其后成书的《王叔和论病》《外台》《千金》等后世著作进行校对、补充，从而使后人的文字衍入到《伤寒例》中，这在古籍流传过程中是非常多见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今本《伤寒例》虽然总体上首尾完整，结构井然有序，然而已非仲景之旧貌。

王叔和辨治伤寒不取六经辨证：“伤寒”一词概括了众多以发热为主症的外感热病，其证候复杂，变化繁多，《素问·热论》以六经分证，启发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外感热病，注意各症侯之间的有机联系，但也存在诸如“日传一经”、“三日前后分汗泄”之类的缺陷。仲景既取《素问》热病理论精华，又能结合临证实际；使六经分证既有疾病发展先后顺序的意味，又具有病位深浅、病情轻重的含义，成为独特的辨证施治体系，把外感热病的诊治方法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王叔和《脉经》中，以可不可汗、可不可吐、可不可下、可不可刺、、可不可火等治法论述伤寒病证治，而不取六经辨证。其在《脉经》自序中称“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千金》引“王叔和曰”：“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即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逐何可以妄攻”。此亦说明王氏重视伤寒治法而对六经辨证缺乏认识。相比之下，《甲乙经》卷七有“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篇，稍晚于王叔和的皇谧却推崇六经辨证学说。《素问》以汗泄两法治伤寒热病，华佗广之而成汗吐下三法，林亿谓《伤寒论》“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程钟龄更有“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之说，见仁见智，众说不一。要言之，研究伤寒治法应在六经辨证指导下进行，方能执简驭繁，纲举目张。太阳病并非汗法代称，阳明病亦非攻下一法，何况汗法有麻黄汤、桂枝汤、麻桂各半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不同，下法也有三承气、桃核承气、十枣汤、陷胸汤、三物备急丸、抵当汤等种种差别。由此可见，王叔和在辨治外感病方面与《伤寒例》有较大分歧。

论传变叔和独尊华佗学说：《千金》引华佗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炙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困，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视病尚未醒醒者，复一法针之。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华佗这种“六部传变”学说自成体系，丰富了热病学说，其胃热、胃烂而致斑出的理论，受到唐宋迄今不少医家的称道与遵循。

自《伤寒杂病论》行世之后，华佗“六部传变”学说渐少有传者，独王叔和倡行之。《千金》引王叔和曰：“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与腠里与精气分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疼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心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王氏此论源于华佗，又有所阐发，使汗吐下三法更明晰易施，同时，论明邪气在胸与入腹，为气之浮沉所致。化引原文，何等简洁。由此也可说明王叔和在征引《伤寒例》时删去与医理关系不甚密切的词语属于同样笔法。

《伤寒例》为论述外感热病之大纲：《伤寒例》吸收《素问》以六经分类热病证候的学术特点，又改进其与临床实际不符的“日传一经”学说，并补充各经主脉；还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的理论，认为多种热病均与外感寒邪有关；吸收《阴阳大论》精华，完善伏气为病学说，创时行疫气之论。凡此种种既体现出仲景学说与“古训”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也与其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相符，故《伤寒例》之作，非仲景本人实难如此天衣无缝。

《伤寒例》变《素问》文字以与《伤寒论》神韵相合：如前所述，《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伤寒热病证候，便于人们从整体联系上把握外感病的变化过程。但若过于拘泥“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就更加突出。仲景吸收此学说之精华而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例》正是体现出仲景遵经而不泥古的学术风格，如：“凡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在这段文字里，对《热论》原文进行了改动和补充，涵义深远。《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为限定之词，此则改为“当一、二日发”等或然之词，意寓不必“日传一经”。将“入脏”改为“入腑”，因腑病多用通下之法，而脏病少有可下之证；将“可泄而已”改为“可下而已”，《素问》用“泄”字与其多用针刺有关，改为“下”字则能与六经病篇诸承气汤相呼应。将六经病主脉增补在证侯之前，与仲景重视脉诊的特点颇为一致，如仲景六经病各篇题均为“辨x x 病脉证并治”；其自序云：“并平脉辨证”；治坏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均为脉在证先，观脉识证。由此可知，《伤寒例》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前呼后应，实出仲景之手笔。

《伤寒例》论多种热病均属伤寒：仲景六经病篇，惟以辨证论治为本，多不再分属何种外感病之证。论病之处往往冠以“太阳病（约71条）”、“阳明病（61条）”、“少阳病（12条）”等词（约近200条）而较少提及伤寒、中风、温病等病名。其云“伤寒”之处最多（约98条），但也未必是狭义伤寒。.因在《伤寒例》中已经阐明多种外感热病均与外感寒邪有关,可隶属于广义伤寒。

创伏寒温病说,论温、暑、热病隶属伤寒。《素问》虽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说，但又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并未明示所感寒邪可以长期伏藏体内，至春天外发为温病。《伤寒例》引用《阴阳大论》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寒毒伏藏是温病、暑病的病因。故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提出伤寒更感异气变为他病，称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皆根于伤寒。《伤寒例》称：伤寒“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病证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这四种温热病与一般外感热病不同，均为原感伤寒未愈，又重新感受寒、风、温热、温气之邪，使病情更加复杂、故按“坏病”而“随证治之”。

上述温、暑、热病，风温、温毒、温疟，温疫都与外伤寒邪有关，再加上伤寒和时行寒疫，使近十种热病均隶属伤寒，大大地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之说。甚至，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伤寒有十”。值得指出的是，伤寒、寒疫及其他四时外感病，都为热病，以发热为主症。伤寒、时行寒疫及“更感异气”而成的4种温热病，初起皆有恶寒表证，治当发汗解表，透邪外出。而温病、暑热病、冬温则初起即为里热外发，无恶寒表证，是特殊发病类型的热病，治当清泄里热，不须解表。

正因为仲景在《伤寒例》中，已经阐明多种外感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故在六经病篇不再揭诸伤寒热病之名，而是据其不同证候表现，按六经辨证而施治法。如果没有《伤寒例》关于众多热病皆属伤寒之论，则难以断定仲景之书是为广义伤寒设法，或是为狭义伤寒立论；也难于理解“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为仅发于冬季的狭义伤寒，难以有那么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仲景发奋著作，良有以也。我们若视《伤寒例》非仲景之书，弃置不顾，则有负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苦心。

第四节《伤寒论》如何处理伤寒与温病

通过上一节的论证，我们弄清了《伤寒例》中虽杂有后世词语，但源出于仲景之手，而非伪作于叔和之笔。《伤寒例》的学术思想，代表了仲景外感热病的学术成就。他吸收《素问》以六经分类热病证候的学述特点，所以用“六经”作为辨证伤寒的纲领，其《伤寒论》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法”，分篇论述。《伤寒论》与《伤寒例》在论述外感热病证候时，往往用“伤寒一二日”“太阳病二三日”“发热五六日”等或然之词，改进《素问》“日传一经” 学说，使之与临床实际相符。《伤寒论》与《伤寒例》补充各经主脉，或以脉代证，使脉证合参。《伤寒论》与《伤寒例》还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的理论，使之成为“伤寒有十”。不再把伤于寒邪的热病称作“热病”，而是直接以病因的伤于寒，命名这一类疾病为“伤寒”。《伤寒例》吸收《阴阳大论》精华，完善伏气为病学说，创时行疫气之论。认为多种热病如温、暑、热病、风温、温毒、温疟、温疫都与外伤寒邪有关，再加上伤寒和时行寒疫，使近十种热病均隶属伤寒，大大地发展了《难经》“伤寒有五”之说。因此，《伤寒论》中一般不再冠各种伤寒热病的具体病名称谓，而是直呼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等进行论述，此处的“病”字，不是作为病名而是作为病症的“病”出现的。凡此种种既体现出仲景学说与“古训”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

既然我们认为仲景《伤寒论》是为广义伤寒而作，那么，紧接着的疑问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伤寒论》中的方药能治疗广义伤寒中的各种热病吗？或者，麻黄汤、桂枝汤能用于各种温热病吗？如果不能应用，那么，《伤寒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何在？这一问题也曾经长期困扰过历代著名的医学家，并且由于他们对于温病概念认识的不同，引发过长达一千多年的寒温论争。

有人认为仲景《伤寒论》，为众方之祖，可以辨治百病，当然能够治疗温热病；有的认为《伤寒论》久已散佚，虽经王叔和收拾整理，也非完书，其中治疗温热病的部分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需要进行补缺拾遗；有的认为仲景本来就“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立法”，所以仲景方不可以治疗温热病。各种学说久争未果，至今仍没有统一于一种学说。

笔者曾经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和呼吁、，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择要复述于下：

历来寒温论争皆先分广义、狭义伤寒，不曾分广义、狭义温病。其实，温病之名古今含义不同，所包括的证候、治法也有所区别。古今温病含义的区别，主要是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寒温之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久而未果，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温病概念在古今、广狭方面的区别，以及由于温病概念变迁所导致的伤寒与温病关系的复杂化。

狭义温病即伏气温病，属于广义伤寒。其仅发于春季，初期即见壮热烦渴，无恶寒表证，治当清泻里热，勿须发汗解表，属于里热外发型热病。此与以发热恶寒起病的其他伤寒病，在证候和治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故另立一名。

广义温病即清代温病学家所创立的新感温病，它的证候基本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它不局限于春季发病，可包括冬温、秋燥、暑温、春温、湿温、温毒等四时温热病。从表发病而非里热外发，可以有卫气营血阶段，故初期有恶风寒的表证，治当发汗解表而非直折里热。此与古代伏气温病，在证候、治法上均有明显区别，而与仲景所论伤寒、中风脉证难别，治当同法。

欲探讨仲景《伤寒论》是否为广义伤寒而设和伤寒法能否治温病，不先弄清其所云“温病”所指为何病证，恐难以辨明。

伏气温病即狭义温病：《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为后世伏气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却没有明确提出伏气的概念。《伤寒例》吸收《阴阳大论》成果，明确提出冬伤于寒之后“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至此伏寒成温的“伏气温病说”形成。“伏气温病”学说认为，温病只发于春季，由于病因为伤于寒，是广义伤寒众多病证中的一种。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温病的证候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处“太阳病”三字不是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一天之意。“恶寒”是太阳表证必备的证候，恰如古人所云：“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证。”此处的“太阳病”因为“不恶寒”，故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一样，只能是“发病第一天”之意。仲景受《热论》学术思想影响，也有“伤寒一日，太阳受之”的论述。同理，“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这两条经文中的“阳明病”，也不是其提纲证的“胃家实”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二天”之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三条原文。这也是仲景《伤寒论》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影响的有力例证。

《伤寒例》对温病初期不恶寒的描述更为明确细致：“从立春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节后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又无突来的风寒，病人不可能在近期内感受寒邪。于是，古人就认识到疾病的远期原因---“冬时伏寒”，发病之时即壮热烦渴，且不恶寒，可推知其为里热外发，非寒从外入。无寒邪在表，故不恶寒。

对伏气温病的治疗，因其为里热外发，无恶寒表证，故当直清里热，无须发汗解表；又因伏气温病，为里热外发，壮热烦渴，无麻黄汤、桂枝汤的证候，故知仲景必不以麻、桂之剂治无表证之伏气温病；另外，因其为里热亢盛之证，其白虎、柴胡、承气、竹叶石膏诸汤势在必施。

《诸病源候论·伤寒诸侯》在区别外感病表证、里证的证侯和治法上做了十分细致的论述：“伤寒初，一日至二日，病在皮肤，名为在表。表者，阳也，法宜发汗。今发汗不解者，此是阳不受病。阳受病者，其人身体疼痛，发热而恶寒，敕啬拘急，脉洪大，有此证候则为病在表，发汗则愈。若但烦热，不恶寒，身不疼痛，此为表不受病，故虽强发汗，而不能解也。”说明汗法仅用于有表证之热病。

王安道继承仲景关于温病初起不恶寒的观点，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说：“观此（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王氏此论充分说明温病是里热外发，初起便须直折里热，无须发表。

吴又可著《温疫论》时亦宗仲景“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之论。清初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亦云：“此温病由温气而得，故不恶寒，初起便即发热而渴也。”

如上所述，诸医学名家均宗仲景和《伤寒例》的伏气温病说。认为伏气温病只发于春季，初起无恶寒表证，属里热外发型热病，是广义伤寒的一种类型，治当清泄里热，不须发表。

伏气温病演化成广义温病：如前所述，伏气温病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至清代温病学成熟时，“温病”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取仲景定义：伏气变为新感；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初起烦渴、不恶寒变成发热恶风寒；仅发于春季变成可泛发于四季；直清里热变为发汗解表。这种演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使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复杂化了。

晋唐时期，伤寒与温病的界线已有模糊的趋势。葛洪《肘后方》云：“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在治疗上主张：“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疼肉热、脉洪起一二日，便做葱鼓汤----。”《小品方》的作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并据《伤寒例》中的观点，论述伤寒与温病、时气的区别，但较少言及温病的证侯。

《千金》云“《小品》曰：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疾，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瘟疫为疫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经》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或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冒寒冷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则时行之气也。伤寒之病，逐日深浅，以施方治。今世人得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主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师。师苟（不）依方次第而疗，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乃有效也。”《小品方》为东晋陈延之所撰，在晋唐时期影响很大，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认识。《小品方》所引用的“经言”，取之于《伤寒例》，其中有不少虚词文字的差错、讹误，明显不同的是伏寒所藏匿的部位，《伤寒例》为“藏于肌肤”，而《小品》则作“藏于肌骨”。

《诸病源侯论》以“日转一经”列述温病的证侯，但究其实质，乃承袭伤寒诸侯加以铺张而成，不仅毫无创见，而且使本已有所混乱的伤寒与温病的界线更加模糊不清。但巢氏之论仅限于以六经分证，并未言其太阳温病有恶寒表证。

到了宋代，始见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记述，但病证限于春季，病因也为外感风寒。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是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叶天士云；“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温邪既然可以“热变”，说明其为病初期不热，或亦有恶寒表证。其“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分证，也属表证无疑。吴鞠通对仲景关于温病初期不恶寒的观点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说：“仲景所云不恶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也恶风寒，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也。”吴氏不仅明确表示温病初起有恶寒表证，而且其所论温病之中包括冬温、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温毒等四时众多温病和热病，与汉代之前的广义伤寒所包括的众多热病基本相同，可以称之为广义温病。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其概念含义已由伏气变为新感；由仅发于春季变为可泛发于四季；由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由治当清泄里热变为治当发汗泄表。此与伏气温病说的学术观点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名为广义温病。

广义温病等于而不属于广义伤寒：自从广义温病学说否定伏气温病的观点，确认温病可泛发于四季、初起有恶寒表证、治当发汗解表之后，温病与伤寒的界线便由模糊而重叠起来，使二者融为一体，即广义温病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

清代之后的温病学家，以及现在的《温病学》教材，普遍认为伤寒与温病初起均有恶寒表证，只是伤寒多见于冬季。在证侯上伤寒发热轻恶寒重，鼻流清涕，口不渴，脉浮紧或浮缓，以此与温病的发热重恶寒轻，鼻流浊涕，口渴，脉浮数相区别。但是，证之《伤寒论》原文和临证实际，靠这些细微的区别是难以区分伤寒与温病的。因为“温病之恶寒轻”，不可能轻于伤寒之恶风（所谓恶风者，有风则恶，无风则不恶）；发热重也不可能达到壮热烦渴的气分或阳明阶段；桂枝汤证之“鼻鸣干呕 ”，麻黄汤证之“无汗而喘”，绝非鼻流清涕之意；脉浮缓或浮紧，不是脉浮迟。况且麻桂方皆可用于脉浮数者，如原文云：“脉浮而数，可发汗，宜桂枝汤。”“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故温病学家所称卫分证与仲景所论伤寒表证并无明显区别。入里化热之后，其清解攻下之法亦无二致。所以广义温病学论治的证侯，并不出仲景书外。其所不同者，主要在于对病因的认识和解表方药的温凉差异。

中医是通过分析病证来归纳病因的，即审证求因。温病概念演变之后，温病证侯已与伤寒难以区别，其病因又何以能有伤寒与感温之截然相反？故外感热病的伤于寒和感于温热的不同病因学说，为古今不同医家认识上的差异而致，不是区别伤寒与温病的根据。划分伤寒与温病，应以证侯为据，且不可胸中先横一个寒字，或先存一温字，然后强行割裂。

外感热病的辛温发汗与辛凉解表法，一向被看成伤寒和温病表证治法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仲景对伤寒表证并未言“当辛温解表”，或“当散寒邪”，而只云“当解表”、“当发汗”。并且对麻黄汤、桂枝汤发汗解表十分谨慎，除严格限定适应证之外，还嘱以少量多次服用，取微似汗出，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并且要温覆，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不肯多用热药，其慎辛温发汗若此，说明辛温解表药虽可用，又难以应用，稍有不慎即成误治，变为坏病。仲景还对误汗后变证，详加论述，多达六十余条，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辛凉解表虽为广义温病学治疗外感热病的主要方法，但也不可过用寒凉，否则表闭不解，病亦不去。正如叶天士所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说明不到里热亢盛的气分阶段，就不可应用寒凉药物直折其热，章虚谷也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也。”吴鞠通将仲景桂枝汤收为《温病条辨》第一方，用以治有恶寒表证的温病，此虽遭后世讥议，但其出方立论必有所据。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透邪。否则，过温则有碍病势之热，过凉则闭其腠理，使邪热不能外达，故均非所宜，但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如上所述，温病概念的变迁导致寒温关系的复杂化。寒温关系复杂化的实质是使温病与伤寒在初起证候上的差别消失，其治法也因之而完全相同。即广义温病等于而不是属于广义伤寒。病因之寒温，缘于古今医家认识上的差别，不是区分伤寒与温病的依据。

狭义、广义温病与寒温之争：在寒温之争中，历来皆强调不可以伤寒法治温病，但“伤寒法”非温法之代称，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俱备于《伤寒论》中，加减化栽均可随证用于温病证治，其清、下二法更是不可或缺。

狭义的伏气温病，由于其初起证侯与伤寒由表入里不同，故知仲景必不以麻、桂方治之，因其为里热亢盛，清下之法又势在必施。

广义温病等于广义伤寒，治当同法。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辛凉解表的创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体现了热病治法的进步。前已述及，仲景虽以辛温发汗治广义伤寒表证，但反复示人慎汗取效的重要性，并未教人肆用温热。绝非后世所谓：非大剂辛温，则不足以驱寒外出。盖以热药解表和辛温发汗由来已久，非仲景所独创。在没有辛凉解表的时代，仲景非常谨慎地沿用之，并以种种法度，使难用之麻桂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恰如其自序所云：“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肘后》、《千金》、《外台》之中已收有一些辛凉解表方药。宋代韩祗和倡导“伤寒乃伏阳为热”学说，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药，而是按不同的温热时节自制辛凉清解之剂，开辛凉解表之先河。其后，宠安常、朱肱在仲景麻桂方中加入石膏、知母、葛根等寒凉药物，使辛温之方变为辛凉之剂，古方得以新用，颇为得法，后世多于遵从。宠安常、郭雍等医家还力主温病伤寒证候不同，治当别法，反对以辛温之麻桂普治一切外感热病表证，此亦属辛温解表难用之变说。刘完素主张伤寒即是热病，不可做寒医，亦自制辛凉清解方药，旗帜鲜明，影响深远。张子和进而指出：“世俗止知惟温热者可为汗药，岂知寒凉也能汗也。”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辛凉解表法，并列举了一些可以发汗的寒凉药物。

吴鞠通云：“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但是，笔者认为，王安道不云辛温发汗之难用，也不言不可用麻、桂方治温病，却提出：“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自此论出，云仲景方不可治温病之风大盛，且越演越烈，余波及今。如前所述，王安道所云温暑之病，系伏寒外发，无恶寒表证。无麻、桂汤证，何有用麻、桂方之理！若其证壮热而渴，不恶寒，以仲景之白虎、承气等加减化裁又何以不能用！故若云不可用麻、桂方治温暑则可，若言仲景方不可治温暑则非。仲景非仅麻、桂两方。王氏不仅错误地认为仲景方不能治温病，而且倡导非大剂辛温不足以治伤寒，大悖仲景之旨，致使人们局限于外感热病病名的差别，而忽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基本学术思想，在寒温论争中起了明显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清代温病学成熟之后，“温病”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广义温病实质上已等同于广义伤寒，寒温关系变为复杂，而王氏“仲景方不为温暑设”的观点，依然有着很大影响。并且这种观点被某些温病学家有意识的喧染利用，使正确评价仲景学说和处理寒温关系，产生了巨大困难。

总之，仲景时代温病，为伏气温病，发于春季，初无表证，为里热外发，治当直清里热，属广义伤寒的一种特殊类型，故令立一名，是谓狭义温病。其后狭义温病向广义温病演变：伏气变为新感；里热变为表证；发于春季演为四时皆有；直清里热改为发汗解表。温病概念的演变使温病等于而非属广义伤寒，故与狭义的伏气温病相比而名广义温病。寒温相争，主要是表证治法上的温凉差别，仲景并未倡导大剂辛温发汗，辛凉解表法的创立经历了漫长历史阶段，体现了外感热病治法的进步。病因上的寒温病因说，由古今不同医家的认识差别所致，不是区分伤寒与温病的依据。

另外，王叔和论伤寒传变独尊华佗“六部传变”，不说张仲景“六经辨证”：

王叔和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其所撰《脉经》是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很早就被翻译成外文传到其他国家，影响极为深远。他与外感热病的关系，一是他曾经整理过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使之流传于世而免遭散佚；二是他在《脉经》之中以两卷的篇幅，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内容吸收于其中，既保留了仲景学说的精华，也扩大了仲景学说的影响；三是他第一次用各种治法，对仲景《伤寒论》进行分类，开以治法研究伤寒之先河；四是他对华佗“六部传变”论伤寒，进行研究与阐发，颇能尽执简驭繁之功效。

王叔和史书无传，其事迹首载于皇甫谧《甲乙经·序》之中。皇甫谧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这就是人们认为王叔和整理过仲景《伤寒论》的依据。但是，由于历代医家对皇甫谧这几句话的理解不同，曾经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说法。

首先由于王叔和史书无传，其生平年代的确定，只能参照皇甫谧说的“近代太医令”来定。由于皇甫谧是晋代医家，所以过去一致认为王叔和是“晋太医令”。近年来不少医家提出质疑，认为皇甫谧于“甘露中”写作《甲乙经》，而“甘露”是魏高贵乡公曹髦的在位年号，即公元256年至260年，其《甲乙经·序》也应当写于魏代，因此，“近代太医令王叔和”，只能是三国时魏国的太医令，而不可能是晋代的太医令。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认为，三国魏代上接东汉，离仲景生时不远，故认为王叔和是仲景的亲传弟子。《甲乙经》的“撰次仲景选论”，一本作“撰次仲景遗论”，为这种说法增添了依据。因为“遗论”，应当由后代家人，或是亲炙弟子继承。“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既然能够“撰次仲景遗论”，那么，他与仲景的关系，理应是师徒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问题似乎不是这么简单。“撰次仲景遗论”一语，应当与王叔和《脉经·自序》相互参看。王叔和《脉经·自序》云：“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文中所说的“遗文远旨”也应该包含着仲景的学术思想在内，所谓“遗文”与“遗论”一样，泛指前代医家遗留下来的医学理论，而非专指其“生前未竟的事业”。所以，皇甫谧所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应当是指王叔和在他的著作中，采用过仲景的医学论述；或是指王叔和整理过仲景的医学著作，并且很精当实用。

王叔和的《脉经》与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一样，都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以很大的篇幅，将仲景《伤寒论》的基本内容吸收进去，做法相似而手法却极不相同。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以两卷的份量，几乎原封不动地将仲景《伤寒论》原文，按六经病篇次序抄进《千金翼方》之中；王叔和并不取仲景六经辨证伤寒的基本思想，而是将其篇章全部打破，用“病不可发汗证、病可发汗证、病发汗以后证、病不可吐证、病可吐证、病不可下证、病可下证、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病可温证、病不可灸证、病可灸证、病不可刺证、病可刺证、病不可水证、病可水证、病不可火证、病可火证”等17个治法，来分类仲景《伤寒论》的原文。比如王叔和在“可发汗”一节中，就列有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葛根芩连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麻黄附子甘草汤、五苓散等13首方药的相关条文。其中，仅与桂枝汤有关的条文，就有18条之多。

王叔和《脉经》卷七之中，除了以17种治法分类引用仲景的《伤寒论》的内容之外，还用“热病生死期日证、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重实重虚阴阳相附生死证、热病十逆死日证、热病五脏气绝死日证、热病至脉死日证、热病损脉死日证”等，将《素问》《灵枢》有关热病死证的论述，附于仲景伤寒学说之后。此点也可以看出王叔和与仲景学术的不同点：仲景吸收《难经》的广义伤寒学说，将热病涵盖于伤寒之内，其著作之中仅称伤寒，并无热病之名；王叔和不解仲景广义伤寒深意，仍将《素问》《灵枢》“热病”内容附于其后，使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牵强与不和协，两者对比非常明显。

“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皇甫谧这一论断，构成王叔和曾经整理过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有力证据，并且，还说明皇甫谧对于王叔和的整理结果，评价甚高，后人据此称王叔和是仲景之功臣。的确，没有王叔和的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科学价值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于有可能早已遗失了。此论并非危言耸听，试看从王叔和整理之后，到宋代伤寒学术兴盛之前，长达近千年的时期之内，竟然无人深刻认识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就可以说明仲景伤寒学术思想，有可能因为其理论的“寻其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见孙思邈《千金翼方》）”，而被人们束之高阁，日久失传。王叔和身居太医令之职，慧眼识珠，服膺仲景之学，大赞“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然而，他也深知，“自古相传，伤寒为难疗之疾”，伤寒学术确如仲景《伤寒论·自序》所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因此，王叔和深深感叹：“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这或许是他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初衷。自明末清初，错简派的学说盛行之后，将王叔和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功绩一笔抹杀不说，还将王叔和说成是仲景的罪人。

喻嘉言《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云：“王叔和于仲景书，不察大意，妄行编次补缀，”“至于编述伤寒全书，苟简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则我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伤寒）例》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与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己见。总之，碎裁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无繇复睹黼黻之华。况于编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致令歧黄一脉，斩绝无遗。悠悠忽忽，演习至今，所谓千古疑城，莫此难破。-----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也哉！”

笔者认为，自从宋代对仲景“尊经称圣”之后，有人便对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了颠倒，使王叔和由功臣变为罪人。其实，王叔和当时身为太医令，根本无须借当时还不出名的仲景，进行“狗尾续貂”式的“碎裁美锦，缀以败絮”的。可是，深受错简说影响的今人，仍然对“洁本《伤寒论》”，挑三拣四，想改王叔和“篡乱”之经文，以恢复所谓仲景之旧观。假如王叔和今而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当初整理仲景“遗论”，悔耶不悔？

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有一本目录学著作叫《七录》，其中记载有“《王叔和论病》六卷”，《隋书·经籍志》是记载隋代之前书籍的史志目录，其中也标明有“《王叔和论病》六卷”，说明王叔和除了撰著《脉经》和整理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之外，还有一部论述疾病诊治的著作——《王叔和论病》。《王叔和论病》虽久已散佚，但是，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与王焘《外台秘要》，皆引述王叔和的伤寒学说，应当出于《王叔和论病》之中。

《千金方》云：“王叔和曰：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然则，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不知不识，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于冥路，夭死盈于旷野，仁爱鉴兹能不伤楚！

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与腠理与精气分争，荣为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疼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心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

经言：脉微不可吐，虚细不可下，又夏月亦不可下也，此医之大禁也。脉有沉浮，转能变化，或人得病数日，方以告医，虽云初觉，视病已积日在身。其疹瘵结成，非复发汗解肌所除，当诊其脉，随时形势，求解除免也。不可苟以次第为固，失其机要，乃致祸矣。此伤寒次第，病三日以内发汗者，谓当风解衣，夜卧失覆，寒温所中，并时有疾疫、贼风之气，而相染易，为恶邪所中也。至于人自饮食生冷过多，腹藏不消，转动稍难，头痛身温，其脉实大者，便可吐下之，不可发汗也。”

《千金》所引“王叔和曰”除了第一段见于《伤寒例》之外，其余两段既不见于《脉经》，也不见于《伤寒例》，笔者认为有可能出于《王叔和论病》之中。如上章所述，《千金》引“王叔和曰”的第二段论述，是其阐发华佗“伤寒六部传变”学说的文字。王叔和以极其精辟的论述，概括了华佗以汗吐下三法治疗伤寒病的学术思想，也与其对仲景六经辨证伤寒的学术特点认识不深有关。《千金》所引“王叔和曰”的第三段，表现了王叔和对伤寒病辨证论治的思想，反对拘守传变“次第”的做法，否则会“失其机要”，病证才是临床治疗的唯一靶点，拘守“次第”就会“致祸”。这也体现出王叔和重视伤寒治法的特点，与王叔和在《脉经》之中以“可与不可”分类《伤寒论》条文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外台》云：“王叔和曰：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得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知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以（笔者按：以，《伤寒例》作‘宜’，于意为长）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笔者按：《伤寒例》作；‘土地高下，寒温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临病之工宜两审也。

（王叔和）又曰：夫表和里病，下之而愈，汗之则死；里和表病，汗之而愈，

下之则死（笔者按：《难经》五十八难、《伤寒例》、《千金》所引王叔和曰皆作‘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不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表里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然则，桂枝下咽，表和则毙；承气入胃，里平则亡。此表里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王叔和）又曰：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外，又除其内，言巧似是，于理实违。安危之变，岂可诡哉！夫病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可攻其外；发于阴者，宜温其内。发表以桂枝，温里宜四逆。”

《外台》所引“王叔和曰”的文字大部分见于今本《伤寒例》之中，是两段不连续的引文。其中删除了《伤寒例》中的部分文字，如：“岂容易哉！”“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懵然不知病源”，“夫智者之举措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王叔和所删除的这些文字，都是《伤寒例》作者为了加重语气，而与医理无关的内容。删去了这些与医理无关的文字，可以使行文更紧凑、简洁，从而使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今本《伤寒例》中掺杂了一些后世文辞，甚至于有“今搜采仲景旧论”的王叔和语，仍然可以断定是王叔和引用了《伤寒例》，而非《伤寒例》引用了《王叔和论病》。

我们说王叔和服膺仲景，所以他整理了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并且在他所著的《脉经》之中，用十几种治疗方法归类《伤寒论》条文；我们又说“论伤寒传变叔和独尊华佗，”这不矛盾吗？

笔者认为，《王叔和论病》有可能成书于《脉经》之前，在《王叔和论病》之中，王叔和首先接受了华佗的“伤寒六部传变”学说。并且，华佗以汗吐下三法论述伤寒病证治，执简驭繁，颇便于临床掌握，又发展了《素问·热论》的热病思想。所以，华佗“伤寒六部传变”学说，对王叔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被记载于《王叔和论病》之中，又被孙思邈引用，为我们探讨王叔和的外感热病学说提供了依据。此后，王叔和在写《脉经》之时，对仲景的伤寒学说进行了研究，以十几种治法分类仲景《伤寒论》原文，吸收了仲景的主要经验，将其大部分方证保留在《脉经》之中。但是，王叔和并没有对仲景六经辨证伤寒的学术特点进行阐发，他对此持不同观点，或者他对此并无认识。阐明仲景六经辨伤寒，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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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1-18 14:52:01

李登岭山东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个人浅见：恰恰这一句是个反证。《伤寒例》中“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一句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口方”在《伤寒例篇并无一处！王叔和此处意为录之“证候、诊脉、声色、口方”，恰恰在后文正文398条中。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质疑，孤证不立，不能凭这一句话就把整个一篇文章都断给王叔和，二把原创的张仲景排除在外。

李登岭山东中医:
若读《伤寒论》原书，及上下各时代版本，可见“证候、诊脉、声色、口方”在正文各篇，如痙濕暍、三阴三阴诸篇，随处可见。

李登岭山东中医:
这不是孤证！

李登岭山东中医:
上个月，山中医张老师因被审稿件引用我的观点，张老师给我联系，说过此类问题。

李登岭山东中医:
谢谢讨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但我同时确信，您这个论点、论据，您个人总不敢确信

李登岭山东中医:
后世引用，和推导仲景文，毫无证据意义！

李登岭山东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海涵！

李登岭山东中医:
望继续讨论，以期出现指导意义。

美国经典中医，吴明虹博士:
[链接]张伯礼的担忧触痛了国人的心，美国记者的逼问让国人忍无可忍

吴一凡:
口口仲景述伤寒，束缚手脚步不前，临床应用是根本，何争片语与支言。

李登岭山东中医:
@吴一凡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我研究学术史，也写过《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希望澄清的问题是：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的方子被称为经方，他被称为医圣，这都是他的独创吗？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通过研读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

李登岭山东中医:
大家推崇出来的造的神级医生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有一系列的证据，可以支持我的观点，。

李登岭山东中医:
《伤寒杂病论》版本渺如烟海

李登岭山东中医:
某前尚未见到可以证实的证据及可靠论证

李登岭山东中医:
个人认为：是宋人的完善的体系架构。正因为此，例篇断非仲景所作。

李登岭山东中医:
这个向仲景之前，是好思路！而仲景以后，却因被后世的美化，使之更加难以理解。须深思而不得浅虑。

蒋官军医生:
@劉美嫦 Michelle Lau 谢谢刘老师！

李登岭山东中医:
我会择时进一步查资料研究学习。

李登岭山东中医:
说《例》非仲景作，且非否定《例》篇的学术价值，相反，现在是低估了。

李登岭山东中医:
于何处节录何文字？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曹东义就早年《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解答质疑[来自:燕赵中医]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tid=2783&extra=
说来话长，有关讨论，似乎不能在微信里说清楚，我在“燕赵中医网”专门开一个帖子，欢迎您争论、争鸣、指导。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1-18 18:04:25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链接]曹东义就早年《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解答质疑[来自:燕赵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伤寒例》把《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的限定之词，改为“当一、二日发”等或然之词，意寓不必“日传一经”。将“入脏”改为“入腑”，因腑病多用通下之法，而脏病少有可下之证；将“可泄而已”改为“可下而已”，《素问》用“泄”字与其多用针刺有关，改为“下”字则能与六经病篇诸承气汤相呼应。将六经病主脉增补在证侯之前，与仲景重视脉诊的特点颇为一致，如仲景六经病各篇题均为“辨x x 病脉证并治”；其自序云：“并平脉辨证”；治坏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均为脉在证先，观脉识证。由此可知，《伤寒例》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前呼后应，实出仲景之手笔。

李登岭山东中医:
[链接]《和家氏伤寒论》仲景脉法述要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陶弘景《辅行诀》引用《汤液经》的方剂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都说治疗“天行、热病”，从来不说这些方子治疗“伤寒”；那个时候，《内经》的“热病”还是“热词”，而“伤寒”是后起的病名，还没有流行很广，尽管有《难经》的“伤寒有五”学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与《内经》的“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是不可比拟的。
王叔和在《脉经》里边，一方面大量引用张仲景“伤寒”，还保留了《内经》的“热病”内容。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内经》的“伤寒”不是病名，是伤于寒的省称。《内经》没有用“伤寒”做篇名，这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学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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