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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促进中医发展，应该借力新词、新思想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在2020年新冠肺炎诊治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进行系统总结。因为疾病流行，将来还要“卷土重来”，临床救治的学术水平和指导理论研究等，也不会停止在目前水平。 如何传承创新、守正创新？ 笔者认为，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乘势而上，弘扬历史文化，吸纳一切有助于说明中医药独特价值的理论和技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道术并重走向世界，造福于天下大众。 一、根基牢固，才能千年不倒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过，发展中医学术，一定要植根于历史的深处，“根基牢固，才能千年不倒”。朱良春先生强调不能丢了中医的元神，“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道术并重，才能复兴中医。 这些战略思想，是发展中医事业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医的原创思维，广泛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女娲炼石补天启迪天人相关的整体观念，伏羲八卦把天地人相关的思想上升为哲学，炎黄“合符釜山”的龙文化为中医脏象理论提供最好的借鉴，扁鹊脉学四诊合参开创临床各科，《内》《难》理论奠基中医系统理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建立辨证论治体系，金元医学争鸣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明清温病学树立传承创新榜样，中西医汇通开启新时代探索等等，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二、新瘟疫促进中医诊治传染病理论创新 甲骨文时代的疫病零散经验，《内经》时代的热病理论体系，《难经》张仲景的广义伤寒学说，吴又可邪伏膜原“疫有九传”，温病学家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等，都是中医药与传染病瘟疫斗争的经验结晶。 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从来没有停留在一方一药的水平，是一个不断探索新模式的过程。既有理论体系，也承载着丰富的临床经验。2003年非典突来的时候，邓铁涛先生称之为“战胜非典中医有一个武器库”。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西医理念的影响，中医很多方面都在发生自我改造的西化、畸形化，比如希望有一个“有效”方剂抗病毒，似乎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完全背离了张仲景“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精神，也就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都抛弃了，剩下的只有化学成分的“神药”了，如此一来“武器库”里的经方、时方，都成了“待审核”的考生，没有多少宝贝可言了。 中医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材》，但是，我们的伤寒、温病教材，把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对等于西医的疾病差异，说什么伤寒与温病在病因、病机、传变、诊治方面完全不同。 似乎把伤寒与温病“分化”成两个独立的学科，就发展了中医学术。 但是，如此一来的人为阻隔，就隔断了伤寒与温病的互相继承与密切联系的关系，让临床人员面临传染病的时候，畏惧辨识不准，发生误治。 “清肺排毒汤”里边即使“暗含着”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也不敢公开说；似乎辛温解表治疗瘟疫是错误的，那么，张仲景的历史成就就要大打折扣了。 伤寒与温病《教材》没有阐明其区别，只是发明类型的不同，不是西医肺炎与脑炎等疾病的差异；伤寒与温病的区别，主要是辛温解表与辛凉解表的不同；温病学家总结的传变规律不全面，没有预见到温病后期阳气衰败的“突变虚寒转为内伤”，少了急救回阳就可能丧失了抢救时机，如此等等，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吸纳到《教材》之中；《教材》只是照抄前人，一样葫芦，严重背离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教材》遗漏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成就 中医诊治传染病的整个历史成就，目前看来，其最亮丽的成果，是向世界贡献了原创的“免役思想”和可用的“免疫技术”。 人痘疫苗绝对不是一个初期的、不成熟的技术，它是独立于西医隔离、消毒等学术原理之外的原创。它被英国琴纳引进、再创新为“牛痘”，法国巴斯德等进一步再创新，研制出更多的疫苗，它们都来源于中医的原创思维，是“化毒为药”思想的实用技术。 假如西方一直靠隔离、消毒治疗传染病，没有疫苗，就很难技术进步。世界医学界消灭天花，控制大多数传染病，依靠的是中医原创的“免役思想”和“免疫技术”，这是在四大发明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创。 中医还有很多原创的理论与技术，落在西医目光之外，这一次新冠肺炎中医药的表现，只是展露了冰山一角，将来中医必将为人类战胜传染病，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中医界和《教材》对于这一历史成果，以及建国后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非典等新的成果，没有吸收进《教材》。 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派，加速了中医后继人才的“理论不自信、疗效不自强、传承不自觉”，造成了中医“体系不自立”的严重后果。 几千年来，中医与中华民族，生死相依，血脉相连，走过几千年，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传染病斗争的理论与经验，《教材》因循守旧，缺乏新意，令人失望。 四、“扶正祛邪”需要吸纳新思想、新词汇 历经非典诊治和新冠肺炎救治，很多人都知道中医主要不是抗病毒，而是扶正祛邪，而“扶正祛邪”不等于提高免疫力。西医所说的免疫力，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呼吸爆发”的炎症因子反应，很多是由于免疫反应过激造成的。所以，免疫力是西医玩坏了的中医词语，尽量不要再使用到中医身上。 扶正祛邪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等于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而是关系到身体自我调节的复杂机制，不能用还原论的杀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来说明，需要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的新成果，与时俱进，增进大众对中医的理解，也可以增强中医传承者的信心。 比如，复杂性科学、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整体涌现性等新词语、新理论，也应该介绍给大众和学生们，让中医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为中医复兴加油助力。 假如没有理论，中医就走不远中医学如果只是零散的经验，或者只是某些针灸、拔罐、秘方的简单技术，它就难于有辉煌、长久的未来。相反，如果中医学有穿越历史的力量，那么它就一定包含着深厚的科学道理。 就医学来说，如果中医学与西医在研究对象、指导理论、研究方法、治疗手段上，不具备特殊性，中医学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就很容易被西医所同化和吸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中医科学化搞了上百年，中西医结合搞了几十年，却没有把中医学吸收进西医的体系之中，这也充分地从反面证明了中医学的优秀特质，它完全独立于西医的目光之外，我们不能因为对其不理解，就加以排斥，甚至错误地加以取消。 人们谈论中医，往往只说它是否属于科学，是否只是经验医学，都是把它看作一个“单一层面”的体系。其实，细说起来，中医学之中既有理论，也有技术，更有经验，是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 我们现在总说高科技，实际上是把科学与技术混同在一起论述的。严格地说，科学就是学理，就是学问，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的，它不管怎么做的事情。技术是回答“如何做”问题的，属于操作指南，可以出产品，可以产生效益。因此，科学属于古人所说的学问，属于理学；技术属于百工，属于技艺。 一个学科的确立，有其自身的学术领域，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那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理论与西医的有何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就不能成为独立的中医体系。 中医与西医虽然面对的都是一个病人，看似研究对象完全一样，其实不然。中医学看到的病人，是他（她）的状态，是这个人的精气神如何，病人因为疾病所表现的证候性质如何。西医则看重病人是否有可以被诊断为某病的形态学指标，或者是化学检验标准是否达到了病理范围。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对同一个人体，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西医使用的理论方法、治疗手段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边我们已经有所介绍。 中医学关于人的认识，关于脏象、经络、气血、津液、阴阳、五行、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药性等都属于理论；而四诊、药物采集、鉴别、炮制、针法、按摩、接骨等等，大多属于技术；每一个具体的医疗经历，经验教训，都属于经验。 理论的学习主要在学校里完成，当然，在近代教育出现之前，都是师徒相传的，往往是学理寓于经验之内，未加别白。或者，取前人的著作来自学，使自己在理论上充分掌握中医学的基本规范。邓铁涛先生说：“经典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读的”。说的就是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因为，四诊技术的磨练，诊治措施的出具，必须以理论为依据，而不能随意来做。但是，理论的素养有深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结的，而是经常处于不断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随着实践的深入，理论认识就会不断加深。古诗说：“一行白鹂排云上，便领诗情到九宵”；或者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现代中医教育的兴起，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在民间师徒传承，随着偶然缘分而自生自灭的状况。但是，进入中医学院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对于中医缺乏认识，思想长期转不过弯来，缺乏学习热情，也发现不了中医的优秀特质，到毕业的时候还是一个“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的大学生”，这是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通病。 中医属于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甚至可以称为“床边医学”，它的诊断技术必须在实践之中反复磨练。不然，别人能够发现的证候，新手就难于抓住，抓不住证候，也就不能“辨证论治”，就不会有好的疗效。 朱良春先生说：“脉诊”向来为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诊法之一，虽居四诊之末，却负冠冕之誉，故习俗称中医看病为“诊脉”、“方脉”，亦以“大方脉”、“小方脉”来概中医内科及其他各科；以脉性、脉理作为衡量医者诊疗水平之高低的凭证。以辞窥义，可见一斑。但观之当今中医界，言脉者泛泛，重脉者寥寥，部分中医仅视诊脉为装点门面的形式而已，令人慨叹。 朱老说：“近年来，从电子显象的全息效应观念，移植引伸到中医领域里，比较客观地解释了长期以来许多民间诊疗法的科学内涵，于是诸如鼻诊、耳诊、脚诊、脊诊、手诊，以致第二掌骨诊法，都得以用全息论的观点，解释得尽善尽美，说明了取人体任何一部分乃至一点，都可以测知和治疗全身每一组织、脏器的病症。这一论点无异是给中医理论，特别是脉诊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科学的定义。我想，全息论也完全适用于阐释脉诊的脏腑分配法。更何况脉的形态、频率、节律、波幅，以及‘胃、神、根’等尚难以文字描述的切脉的微妙感知，其神韵远在全息论以外。譬如一根竹管，依法制成箫、笛，几个同样的孔眼，可吹出五声八韵，抑扬顿挫，绕梁不绝。其变化之妙，全在孔眼的位置和声波振荡的轻重起伏耳。”① 朱良春先生说，书本记载的前人的经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验证，才能叫做“经验”。 无论中医与西医，在临床上都必须依据经验。一个做过十次手术的人，与一个第一次做手术的人，他们处理疾病的方式方法、手术效果，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看过几百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医生，与没有看过一两个病人的初学者，其治疗措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疗效也许明显不同。 中医学重视经典著作，是因为经典著作已经把中医药学的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成为了自成系统、能够成功应对一切复杂局面、复杂病情变化的成熟医学，它不属于只有经验的简单医学技术，而是集理论、技术、经验于一体，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反复验证了几千年的成熟医学。 中医不是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与现代西医同属一个领域，面对的都是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但是，它们对于人的认识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同行是冤家”，既然中医西医都是以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对象，其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夹克之类的新词汇，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旧瓶装新酒”，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限于解剖结构，因而没有边界，联系于天地万物。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人体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他的中医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中医先生们的忧虑。 系统视野看中医的科学性笔者对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了解不是很深，但是通过几年来的不断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这些新兴科学思想，对于中医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它们尽管从不同的领域、角度来认识世界，但是，对于中医来说，真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之意。它们的科学内涵，中医学大多已经具备，而解剖实证以还原论为主的西医学却不具备。因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就断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他多次关怀中医事业的发展，与很多热心于研究中医学术的专家学者，多次通信讨论中医学的未来发展问题，甚至直接参与人体科学的研究。 笔者较早阅读的系统论方面的学术著作，是山东中医学院的祝世讷教授的《系统中医学导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祝教授较早地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医现代研究之中，分析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差别的内在根源，就在于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与西医的还原论思维的原则性差别，论证了系统论是医学思维的发展方向，对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进行挖掘、总结、发展，就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总结为元整体、非加和、联系性、有序性、功能性、自主性等六条基本原理，建立起中医系统论的理论框架。 笔者后来学习了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综合课程的教材读本《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本书由由国际知名学者陈天机、许倬云、关子平等联袂撰成。再后来就是学习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写的《复杂性新论》，参加他们举办的“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的研讨班”的学习，了解了一些有关的知识。在这里，我希望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谈其对中医学现代研究的意义。 所谓“系统”，是指不同结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但又能协调统一到一起的事物。因此，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有联系、有区分、有上下左右、结构层次的区别，这样的结构层次的东西，称之为系统。一个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较复杂的系统可以进一步划分成更小、更简单的次系统，许多系统可组织成更复杂的超系统。人体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人体的复杂性，既有其自然属性的复杂性，也有其社会属性的复杂性、心理特点的复杂性。人的自然属性的复杂性，除了自身结构层次比较多（如表皮以内的整体、各功能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以及细胞之内的多层结构）之外，还有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体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形体改变。 以人体的结构层次复杂性为例，我们知道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 其实，最简单的无机世界里，也是因为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比如，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水的性质只能由氢二氧一的整体来说明，而不能由它们的组成部分的氢原子，或者由氧原子来分别说明，也不能由两者简单相加进行说明。也就是说，由各不同组分构成整体之后，其性质只能由整体来说明，而不能用其组成部分进行说明。人体的性质、健康状态，也只能用整个人体来说明，不能用某个系统、某个器官、某个组织来说明，更不能用某个细胞来说明。因此说，研究DNA的时候，就是在研究生物大分子，而不是研究细；研究细胞的时候，就不是在研究器官；研究器官的时候，就不是在研究人体。 生物大分子、细胞、器官、人体，有联系，更有区别。这就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尽管有一定的联系性，却是各不相同的境界。各层有各层的性质与规律，不可互相混淆，更不可互相取代。 整体才具有，而部分没有的性质，叫做“整体涌现性”，也就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然，有的时候“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在人的整体里，很多器官、细胞的功能是被压抑着的，不能“满负荷”运转，不能充分施展其生长特性，否则，人体就会陷于混论的无序状态，细胞就会变成癌症，而不断增殖。由此推测，有的时候会出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尽管这种情况比较少。这三种情况，是不同状态的转化。 人体不同层次所具有的性质，也可以称为“层次涌现性”，是上一个层次对应于下一个层次来说的。 一般说来，下层支持上层，上层约束下层，上下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和谐而正常的人体。人体的细胞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变成癌细胞。 人体的毛细血管构成的微循环，平时只开放五分之一，轮流开放与关闭，才能完成正常代谢。假如所有微循环一起开放，体循环之中的血液就大多进入了微循环，人体的大循环就会陷入瘫痪，就像青霉素过敏一样处于休克状态，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恶果。 人体去掉一个肺、或者去掉一个肾和大部分肝脏之后，仍然可以维持生命，就说明平素的脏器工作不是处于“满负荷”状态，而是留有很大的余地，是被“压抑”的状态。心脏的跳动，肾脏的滤过，肝脏的解毒能力，肺脏的换气作用，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被抑制”状态。这就像中医所说的五行生克关系一样，每一个脏腑都不能太过分，也不能太不济，一旦出现这种状态，就会影响其他几脏，就会受到克制与调节。只有动态的“适中”状态，人体才是和谐的。假如，各个脏器都把自己的功能充分展露出来，发挥到极限，人体的生命就不会稳定地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因此，中医所说的五行生克制化，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有序状态，是完全合乎科学的理论。 中医学诞生于古代，对于微观世界不太了解。所以，中医学不研究生物大分子，不研究细胞，不研究器官的具体结构，只研究人体整体的生命现象、病理变化，研究人体与四季、五味、六气、七情的关系；研究药物、针灸、按摩、食疗、气功等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过程的影响；研究药物的产地、气味、收获季节、加工炮制、配伍关系、人体效应、毒副反应、减毒增效措施等等。 中医学是以人体体表为界面，来研究人体与自然、与社会、与心理关系的。 中医学还充分重视人体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人体生长壮老已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认为“神转不回，回则不转”。神就是变化，“变化莫测谓之神”，人体的变化是绝对的，时间不可倒转，人体也就不能按相反的规律由老返童，这就是“回则不转”所揭示的基本规律。 人在天地之间，气交之内，与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人体必然受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人对疾病的认识也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医学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充分吸收了古代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不断发展到现在，尽管有所丢失，但是历尽沧桑又逢春，在现代科学观扬弃还原论，向系统论回归的时候，中医理论以它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执简驭繁的大智慧，重新站立起来，具有还原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人体自然属性的复杂性，除了结构的复杂性之外，主要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密不可分。首先是人体在自然界的出现，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出现的，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尽管地球的历史已经有40多亿年。 如果把整个地球45亿年的历史比做一昼夜，那么，地球的诞生就在0点，生命的起源是在5点45分，也就是日出的时候有了生命，细菌病毒成了最早的地球居民。晚上九点，脊椎动物诞生，22点45分，哺乳动物开始来到地球；23点37分猿猴等灵长动物才迟迟登场，而最伟大的人类祖先古猿，仅仅在23点56分才登上地球；高等的智人的整个生命只占有短短的、最后的6.5秒！也就是说，如果地球的历史是24小时，人类整个的生命仅仅只有6.5秒，而细菌病毒却已经有近20小时的历史。 人类只占有地球的部分空间，而细菌病毒占满了整个海陆空。不仅水里、空气里有细菌病毒，而且人体的表面、各个毛孔、眼耳鼻舌、前后二阴，几乎没有它们不在的地方，而且不同细菌之间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完全按比例取得利益，平衡不容打破。显然，有的细菌，对于人类是有益的，比如大肠杆菌，整个大肠之中，大肠杆菌为人类每天制造足量的维生素，可以说没有这些细菌，人体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人可以少胳膊、少腿，可以切脾、换心，却不能离开大肠杆菌，不能打破细菌在人体表面和体内取得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伴随了人类几百万年，而且在其他的动物身上，也早就达成了利益均等、平衡共享的“永久协议”，谁要破坏这个协议，就将受到严厉无情的惩罚，甚至取消它生命的资格。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古人一句格言就把水天一气的宇宙，描绘成了一幅生机昂然的图画。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所以有生机，就是因为有湿气。如果天上没有水，地上没有湿，所有的生物都会变成木乃伊。沙漠之中所以有绿洲，就是因为那一小块地方，还有一洼子湿气。 人类登上太空，上了月球，也必须模拟地球环境，一样地需要氧气，也需要一定浓度的二氧化碳，要升降出入，只要停止呼吸，也就没了生命。人类太空行走，必须戴面罩吸氧，还有防止太空射线，防止冻伤。总之是需要在太空舱里，模拟一个地球环境。在水下作业，在潜水艇里，也需要模拟地球环境。人离不开自然环境，这就是很好的说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认为，实践证明与我国传统医学相结合，是我国发展航天医学的独特优势，这不仅为保障航天员身体健康，保持良好工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航天医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再发达，人也是要靠各种食物生活，而不能、也没有必要单靠吃“化学合成的药片”生活。 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科技的进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人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多少万年的“人以食为天”，甚至已经到了“人以食为害”的程度。 人的社会属性的复杂性，表现为人体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然就像“狼孩”那样，远离社会之后，就不能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动物的属性。人在社会里，必然接受时代知识的熏陶，接受时代医疗条件的关怀。不能想象秦始皇时代，就会有今天的保健水平；今天同样也不能想象白求恩一个手指头感染，就会让一个名医失去生命。 除此之外，人还具有心理属性的复杂性。《中庸》开篇就谈论人性，并把人性上升为“道”的高度。其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古人的性命之道，也就是天地自然之道，是按照生命规律办事的基本法则。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则，就是修道，就是教育的责任。这样做的道理，就是因为这种规定性，是“须臾不可离”的“硬道理”，这里没有灵活性可讲，没有妥协，必须服从。 《中庸》作者对于人体和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因此，其接着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以十分虔敬的态度，追求真知灼见，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 《中庸》作者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告诉后人的是什么道理呢？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是中医学的有关知识，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喜怒哀乐”是人体的情绪，中医称之为“七情”。七情“未发”，怎么被称为“中”？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不然。中医认为，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悲，这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发出来的时候，只要合乎“适中、和谐”的原则，就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因此，《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这种状态才可以称为“和”，而情志太过，过喜、过悲、过怒的“失和”状态，就不是“中”，就是病态。 “喜怒哀乐之未发”，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而是隐含于中，不突出一脏的情志，五脏之间处于和谐状态，是人体的正常表现；遇到应该“喜怒哀乐”的情况，就应该表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否则就是麻木不仁，是一种失常的、不到位的表现状态，就不能称之为“中”，也不能称之为“和”。喜怒哀乐表现得很到位，既不太过，也非不及，就是“和”,是五脏功能正常的外在表现。《中庸》作者强调的是“皆中节”，一个“皆”字在“中节”的前边，它表示的意义是很严谨的。 适中、和谐是人体健康的基本原则。那么，人体健康怎么可以称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呢？ 试想，普天之下，人们要么“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要么一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都能够“发而中节”。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吗？不是一个人与自然十分和谐，分外美好的一种景象吗？ 因此，古人深信“致中和”之后，就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生物，天地与人，都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吗？ 中医学就是孕育于这样的中华文化之中，发展于这样的“致中和”的追求过程之中，生生之道不息，可持续发展不止。 自组织理论揭示中医原理笔者认为，自组织理论对于阐明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和揭示中医学治病原理，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 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其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 也就是说，即使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电脑、宇宙飞船，也是由人们从一个一个零部件组织起来的，是先有零件，后有整体，是局部决定整体。而生命现象，甚至整个宇宙，都是先有整体，而后才分化为各个部分，是整体决定部分。 自组织现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例如，人类社会比动物界自组织能力强，人类社会比动物界的功能就高级多了。自组织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 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 人体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每个人体都是从一个单细胞受精卵开始的。当然，如果克隆人成功了，克隆人就不是从受精卵开始的了，但也是从一个体细胞开始的，也是整体生成的，而不是分部合成的，是先有整体，而后分化出部分。 自组织理论的“耗散结构理论”，主要研究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及其对自组织系统的影响等问题。建立在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结构即为耗散结构，如城市、生命等。 耗散结构这个理论，是从物理学的热力学理论演化而来。因为一个物体，只要它的温度与周围环境不一样，它就会逐渐通过扩散的形式，发生热量的转移，最后达到与环境温度的一致，形成“平衡态”。这个过程，在无机世界里是很常见的，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而有生命的物体，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人的体温经常保持一个稳定的数值，并经常高于环境，人体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断从环境中获取能量、进行散热的结果，是“升降出入”维持的生命力。 人体所以能够远离“平衡态”，是因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系统内不同要素间存在“非线性”机制。也就是说，人体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物理学里的力学关系，也不是化学里的简单的酸碱中和反应，而是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比如正反馈与负反馈关系形成的回路。中医的五行学说，就揭示了脏与脏、脏与腑、脏与四肢、九窍、四季、七情等复杂的联系，都不是直接的“线性关系”。 远离平衡态、系统的开放性和非线性机制，是耗散结构出现的三个条件。远离平衡态，就是指系统内部各个区域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差距很大。 “协同学”主要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认为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是自组织过程的基础，系统内各序参量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系统产生新结构的直接根源。比如，形成人体的时候，各个胚胎层次组织的发育必须是同步的、协调的，否则就会出现先天畸形、怪胎、死胎。人体内部的心跳、呼吸、消化、免疫、内分泌都是协调的，否则就是病态，严重的就会走向死亡。癌症的产生，就是不协同的结果。 自组织理论还有一个名词，叫“涨落”，这是说，由于系统要素的独立运动，或在局部产生的各种协同运动，以及环境因素的随机干扰，系统的实际状态值总会偏离平均值，这种偏离波动大小的幅度就叫涨落。人体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阴阳、气血、升降出入的太过与不足，有余与匮乏，虚证与实证，这就是系统的涨落现象。 当系统处在由一种稳态向另一种稳态跃迁时，系统要素间的独立运动和协同运动进入均势阶段时，任一微小的涨落都会迅速被放大为波及整个系统的巨涨落，推动系统进入有序状态。人体患病之后，逐渐进入一个病理的稳态，经过针灸、按摩、吃中药等治疗，或者虽然没有这些治疗，而是经过身体锻炼、心理疏导、饮食调节，也使疾病达到痊愈，恢复健康状态，这就是系统的巨涨落现象。 当然，人体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产生了疾病，比如中风，然后由健康陷入疾病状态，并且难于恢复到从前，这也是系统的巨涨落现象。 “突变论”则建立在稳定性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突变过程是由一种稳定态经过不稳定态向新的稳定态跃迁的过程，表现在数学上是标志着系统状态的各组参数及其函数值变化的过程。人体由疾病到健康是突变，由健康到疾病的过程也是突变。这些变化过程，也是可以由很多数据进行表述的，形成了公式，就会有参数和函数的变化。 突变论认为，即使是同一过程，对应于同一控制因素临界值，突变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可能达到若干不同的新稳态，每个状态都呈现出一定的概率。人体患病，尽管都是同一种疾病，其表现和痊愈的过程也不一样，这一点正是与突变论相吻合的，也是中医辨证论治、个体化医疗的特点所在。 《内经》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形坏而无子也。”这里论述了一个女子的生命从少年到壮年，再至衰老的一个自组织过程。男子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与女子一样有规律可循，都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 “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既与父母的先天遗传有关，也与自己的后天升降出入的代谢有关，也与人体的精神情绪，人生际遇，自然界的周围环境因素有关。 人体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很多细胞都是在整体的制约下，自生成、自调节、自修复、自终结。中医认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也就是说人体的生理变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不能用他组织代替。医生的作用属于“他组织”力量，只能通过患者的自组织起作用，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和保持健康，不能取代其自身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所以《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不能想当然地把病人当做一个改造对象，想换肝就换肝，想换心就换心，甚至对病人的“DNA”轻易改造，这与自组织理论是不相容的。 有的医生只重视他组织能力，完全不尊重病人的自组织能力，经常对病人说：“到了医院里，你就听我们的吧，反正给你说了，你也不懂！”他们把医生的“他组织能力”看得太高，把病人完全作为一个被动的加工器物，进行改造。其实，他组织能力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自组织能力来实现。比如，再好的降压药，如果病人已经丧失了自组织能力，血压也不会升起来了；手术做得再好，即使缝合过程完全无菌，如果病人的自组织能力不存在了，这个刀口也不会长上了。没有了自组织能力，医生的作用就无法发挥。 中医认为，在时间的长河里，人体的生理变化是不能逆行倒转的，也就是“神转不回，回则不转”。医生的他组织作用，病人养生保健的自组织作用，都只能延缓这个过程，而不能真正逆转这种变化。“变化莫测谓之神”，神就是难以预料的变化。 自组织能力的有序，就体现于人体生理代谢的有序，就是健康。如果这种有序性出现混乱，轻度混乱就是生病，严重混乱就是生命危殆。但只要一息尚存，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就仍在调整它的混乱，使之重返有序。医生的作用，是他组织作用。医生处置得当，可以增强病人的自组织能力；医生处置不当，就会减低病人的自组织能力，甚至完全破坏了病人的自组织能力。 有资料说，美国每年因医疗或用药错误而住院治疗的病人有200万，死亡率占4%，计8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60%。然而老年人只占全国人口的17%。这说明医疗手段错误、使用药物错误，受害最多的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的自组织能力下降了，病情多为慢性病，原因复杂却治疗手段简单，难以应对复杂局面，顾此失彼，不能统筹兼顾，所以老年人受到他组织伤害也就很严重。 病人恢复健康，就是自组织能力的重新有序化。生命从羸弱、成长、壮大到衰老，以至死亡，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也要经历强弱变化的不同阶段。所以，尽管小孩与老人的自组织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小孩为“纯阳之体”，易虚易实，“脏气轻灵，随拨随应”，生机旺盛；老人脏气虚衰，气血津液诸不足，会逐渐衰亡，更容易受损害。 健康是相对的状态，体现了自组织能力的有序性。患病尽管是脱离了健康状态，但也不是完全的无序，是在另一个条件下的有序。因此，带病生存，也是一种有序的状态。任何生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阶段，谁也避免不了死亡。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带上了死亡信息，“生死相依”是一个规律。并且，随着生命自组织过程运行日程的延伸，其死亡信息也与日俱增。 现在科学和医学的水平还很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的时间还很短暂，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准确地预言一个生命的死亡时间。所以，作为医生在临床治病时，决不可任意夸大他组织的能力，掩盖医学的无知、无能，妄言病人的死亡日期。很多被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病人，奇迹般地战胜了疾病，重新获得健康的生活。这既是轻视自组织能力的表现，也是自组织能力复杂性的充分展露。 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这就是自组织能力“涨落”的不同表现形式，“巨涨落”现象一次一次地上演了人间的悲剧和喜剧。很多“健康体检”去的人，当被告知患有癌症的时候，这个人的身心受到巨创，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自组织能力迅速下降，很可能几天就死了。一句话吓死了一个人，这不是笑话，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信息”尽管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但是对于能够接受信息的人体，语言信息引起人体自组织能力巨涨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正确的心理引导，是完全可以达到药物所不能达到的作用，这就是依靠自组织理论才能解释的科学原理。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迅速启动的心理干预，就是这种积极措施的一次探索。这样做就可避免病人启动不良心理影响，避免病人的自组织能力下降，减少不必要的“次生损伤”。 任何生命，都依靠自组织能力维护生存，也不可避免地必须接受他组织的影响。空气、阳光、声光电、电磁波，对于人体来说，都是一种他组织力量。医生的治疗也是他组织力量，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境遇都是他组织力量。因此，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对于人体自组织能力很好的保护，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最直接体现。 因为我们的医疗措施，以及医护人员的语言，用药方法或药物本身，可以使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增强，或者减弱，因此，必须提倡“仁心、仁术”。如果医生的“介入治疗”，降低了病人的自组织能力，就与医学的目的背道而驰。 用自组织理论看待人体疾病，我们会增加许多智慧。比如感冒之后的发热，是立即退烧好，还是经过一段时间自然退热好？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很多人急于退烧，以为立即退烧就是好，过几天退烧就是耽搁了病情。其实未必如此。当生命机体发现微生物入侵时，就自动关闭全身的毛孔，体内的热量散发减少了。热量蓄积，体温才会升高。发热的时候，对入侵的微生物的生存是不利的，人体借助于发热，启动一些列的抗病反应。白细胞趋化，产生抗体，消灭入侵的微生物，人就会自然退热，感冒就会自愈。只是现在的临床医学还很落后，无法判明是感冒，还是其他感染的初期表现，所以才大量使用抗菌素治感冒。这既是浪费，也不利于病人的自组织能力的抗病反应。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尽管不是马上退热，但是对于人体自组织能力往往是加强的，而不是减弱这种能力。 以癌症来说，人体为何会得癌症？通行的说法是因为人的“基因”里，有一部分DNA被称作“癌基因”，还有一些DNA，被称为“抑癌基因”，各有几十条或者若干条，它们两者平时就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由于许多未知的原因，癌基因活跃起来，就变成了不听话的癌肿块。人人都有癌基因，但并不是人人都会生癌。这说明人体里除癌基因外，必然还存在着一种控制癌变的能力。这种抑制癌变的能力，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组织能力的一种机能。自组织能力按正常的程序运行，细胞就不会癌变；当自组织能力出现失衡，细胞就容易发生癌变。经过适当的治疗，也就是依靠他组织影响，以及适当锻炼、调养，也就是自组织调节，生命的自组织能力重新恢复起来。这就是许多晚期癌症病人，逐渐自愈的原因。所以，对于自组织能力的研究，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揭示其秘密。中医学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之中，有空间与时间大有作为，应该充分发挥其自身特色。 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历史上，曾经严重地背离过自组织理论。有的人提出“人是机器”，有的人提出“人是动物”的观点，忽视了人的心理因素、社会属性。 1878年，俄国病理学家梅基尼可夫发现白血球的噬菌作用，细菌若侵入体内时，白血球很快就以阿米巴变形虫状的运动，直向病原菌或死灭细胞停留处移动，然后把有害的细胞及污物吸入自己的体内，再靠其蛋白质分解酶的作用来消化它。梅基尼可夫教授因此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是，他提出“自身中毒论”学说，误导了人们的认识。他认为肠道之中的细菌，会引发慢性中毒，并加速细胞衰老，导致万病丛生。 以前人们发现，肠道中寄生着三百种以上、总数超过一百兆的细菌，可略分为有害菌、有益菌及伺机菌（即条件性致病菌）三种。 有害菌是指對人體健康有害的細菌，如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有益菌指的是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細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乳酸菌（lactic acid bacteria, LAB）；伺機菌則是較為投機的一個族群，例如偽單胞菌（Pseudomonas）和黴菌（Fungus），既非有益菌，也不是有害菌，當人體的免疫能力亦即抵抗力良好時，伺機菌按兵不動，一旦人體生病或抵抗力降低時，伺機菌便會與有害菌結合，危害人體健康。有害菌是指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细菌，如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有益菌指的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细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乳酸菌（lactic acid bacteria, LAB）；伺机菌则是较为投机的一个族群，例如伪单胞菌（Pseudomonas）和霉菌（Fungus），既非有益菌，也不是有害菌，当人体的免疫能力亦即抵抗力良好时，伺机菌按兵不动，一旦人体生病或抵抗力降低时，伺机菌便会与有害菌结合，危害人体健康。 1911年，在纽约召开的外科医生大会，英国的外科医生莱恩爵士在会议上，提倡以外科手术来解决“自身中毒”问题。以他为代表的人认为，人的躯体里有许多无用的器官，尤其是结肠，寄生着很多细菌，因而产生许多疾病。例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肠道癌症等。他认为人类的大肠是个像阑尾一样的退化器官，没有用处，是许多病痛的根源，应该予以切除。“有一种诊断为结肠炎或粘液性结肠炎的病。把发炎或激惹的结肠解释为腹痛、背痛、违和和不适、慢性病痛，以及大便常有粘液”的原因。当时，这个诊断很流行。他认为只有把结肠切除，人才会健康。 他的理论被很多内外科医生所接受，并且，他在很多内外科医生热情的观摩、注视下，熟练地做了一千多例结肠切除手术，死亡率很低，令人拍手。这种暂时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内外科医生,把结肠切除术作为治疗内科疾病的主要方法。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半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固定术、肾固定术、慢性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等。“这些理论和概念，造成几千人做了七种类型的手术，只有少数人暂时得益，很多人病情恶化；有些人死亡。”莱恩的理论又引伸出使用强泻药来通大便、用液体灌肠，在两小时内用30品脱的液体冲洗。“儿童们常常由父母给他们做‘高位结肠清洗’，并作为很多疾病的一般疗法。”不幸的是做了这些疗法的病人感到更不舒服了。后来英国的内科医生们收集了很多证据，证明了这种理论和方法的错误。 “自身中毒论”盛行的同时，美国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一起提出了“病灶感染论”。这个理论认为“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还包括整个胃肠道、生殖系统（阴道、子宫、前列腺）、泌尿系统（膀胱、输尿管、肾），以及牙齿、口腔、扁桃体和副鼻窦。它“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热心人，在医学界很受尊敬，并被广泛承认。实际上它比自身中毒论更有优势。结果在北美和英国人口中，一部分人成为多种内科和外科的治疗对象。”于是，有很多人做了拔牙、腭扁桃体切除和咽扁桃体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胆囊摘除术、子宫切除术、前列腺切除术、结肠切除术等，“进一步还知道很多病人受害。一些人切除扁桃体和拔牙后造成了死亡、肺脓肿和细菌性心内膜炎，虽然这是罕见的。英国在1931-1935年间，曾报告518人死于扁桃体切除术。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教师普遍认为，上述的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场恶梦。” 美国医学博士A·门德尔松，在1979年写了一本书叫《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其中说：“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能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他的话，有偏颇的一面，但也反映出一个现实：现代西医以外科为主导的内科治疗学，在对人体的认识上存在问题，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做法，又以科学的名义“普及”，已经造成了人类因医疗而产生的无数灾难。 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瓦金斯夭，1962年提出的胃冰冻治疗技术。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配备了胃冰冻机，设立胃冰冻治疗室。而8年后，美国五所大学联合研究声明，该技术对治疗胃溃疡毫无好处。其实，产生胃溃疡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胃酸过多，有可能是胆汗返流，有可能是人体机能排毒的一种代偿行为。外科医生们对躯体研究得详之又详，对生命却一无所知，结果，他们提出的理论就出了洋相。19世纪末的那个时代，细菌的发现以及细菌学的创立，对人类认识疾病确实立下了大功，外因致病有了实验室的依据，卫生防疫成就显赫。可是，研究的学者们却忘记了人之所以生病，内因是根本。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并谆谆告诫人们：“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记住时刻要维护生命的自组织能力，疾病就没有空子可钻。 2020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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