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扁舟一叶渡沧海，时代方舱济众多

曹东义

扁舟一叶渡沧海，时代方舱济众多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日常生活之中，人们为了安全总是希望舍弃独木舟，登上一条大船横渡沧海，当年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到大海上寻找三仙山和长生不老药，就是这样“舍小取大”才到了日本列岛，把一个炎黄文化，华夏文明，带到当时还算荒岛的日本，开启了划时代的变革，因此，在盛唐时代还有很多遣唐使来学习，鉴真和尚晚年失明仍然东渡，这都是郑和下西洋之前，哥伦布没有出生的时候，发生过的大事变，因此，至今日本民间仍然有“徐福节”纪念这段历史，日本前首相羽田仔三次到中国，他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代，不能数典忘祖。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刻，国家迅即启动应对措施，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抢救危重症患者；又迅速新建和改造很多大型场馆，速成了很多方舱医院，收治轻型患者，这是在2003年建设小汤山医院基础上的升级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举措。

值得提出的是，这两个模式的互补性很强，而且在大批量救治患者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创举。

火神、雷神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小单间布局，抢救仪器众多，各种治疗措施交错实施，生命信息起伏犹如过山车那样牵动人心。

相比之下，方舱医院虽然是医院，但是大开间，尽管保护隐私不太理想，但是，大家庭一样的氛围，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的健身锻炼，彼此关爱的问候，使到了这里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多少天来自己独处恐惧的心理阴霾，空气里飘散的中药香气，虽然喝上去仍然苦口，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良药，并且大家都坚信只要在这里甩下瘟神追赶的脚步，就能找到战胜疾病，获得健康的希望。

方舱是一个大学校，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大课堂，过去太忽视中医药的学习了，从这里出之后，很多人不会忘记在方舱的日子，再有了感冒发烧，也许不必急于拥挤到大医院，三番几次去等着做核酸检测，不论是否确诊，都逃不脱焦虑与恐惧。

“中医在身边，中药在厨房。”有了感冒发烧，首先要喝葱豉汤，不理想的时候加生姜，加大葱、大蒜，或者再用上中成药，再通过微信互联网，咨询自己平素信赖的社区医生，尤其是需要问问自己熟悉的中医，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千万不要在冬春季，已有不舒服就跑到大医院，尽管水泄不通的求医者，自己还要挤进去，甚至不惜大声呼喊、呼救，希望天使医生快来拯救自己，这既容易加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不利于有病的身体恢复健康。

平时不养生，急了找医生。

这一次大家基本明白了，冬春季的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性疾病，你没办法，医生也没办法，不要寄希望于打针退烧，也不要希望输液了事，重要的是“养生成就健康，我的健康我做主”。

人体有独特的“内在卫生资源”，百药都能制造，只要内在的卫生资源维护好了，生产能力提高起来，就可以没病防病，有病尽早恢复。只有身体内部不生产降压药、降糖药、抗生素的时候，你才需要到医院里开，到药店去买，否则，不用去。

不是药片成就健康，也不是医院成就健康，成就健康的是养生。

养生十一个硬道理，硬道理就是不讲道理，你违背了就要受惩罚。

养生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中医药养生保健的内容特别多，学一招可以用一生；多学几招，更好用。

“康养在家”是一个小舢板，没有风浪的水域慢慢划，还可以观赏两岸的风景。得病也一样，小病是提醒，大病是还债，带病延年，健康快乐，需要的是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一些列的措施。

习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不认真学习怎么能读懂？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不学习怎么能掌握？

中医药“是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不走近中医药这个宝库，给你钥匙又有何用？

历经劫波情谊在，重生之后学中医。我想，这也许是很多人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实践真知吧？

方舱医院的主要功能是隔离病患，中医历史上有关隔离的故事，也有很多。

《论语》伯牛记载说，孔夫子的学生伯牛得了病，孔夫子这个老师去看他，但是，很令人意外的是，孔夫子没进屋，在窗户里拉着伯牛的手，仰天长叹：你真不幸啊，竟然得了这样的病！

孔夫子为什么不进屋？这符合儒家的礼节吗？显然不合适，但是，不合适的事情是事实，而不是虚构。这说明，孔夫子进了屋，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所以，学生不让他进去，无奈之下，只能在窗口握别。古书没记载孔夫子带没戴口罩，我想，如果孔夫子现在还在世，他一定会带上口罩的。这既有利于保护自己，更是减少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半月的损失，何乐而不为呢？

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关于隔离的记载就更专业了，被隔离的人居住在“疫室”之中，作为医生怎么办？能说他传染，我不进去吗？

中国秦汉时代不比欧洲，那个时候他们发明了制造玻璃的技术，医生到隔离点看望病人，需要穿上古代隔离服“鸟人服”，长鼻子，有玻璃眼镜；修道院集中收治肺结核病人，所以叫白色恐怖。

书归正传，《内经》之中，有一篇《刺法论》，其中说：“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黄帝关心大众健康，询问各种瘟疫的预防方法，并且限定“不施救疗”，还不能被传染，这与现在西医不一样，不说“无药可治”。

这个难题，难不倒天师岐伯。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不得传染病，是因为正气存内。但是，还要“避其毒气”。毒气从哪里来？从鼻子“天牝”而来，因为没找到可以粘附的机会，病毒就“复得其往”，是随着呼吸，又出去了。一来一往，病毒是一个过客，没引起感染。

如何做到这一点？岐伯告诉黄帝，首先是要有思想准备，要“气出于脑”。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显然，这些思想准备，是与四季五方有关系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标准体位朝南而立，太阳从东方属于“木”地方升起来，林木与人体的肝气相通，对应春天；太阳从右边落下去，那里属于太白金星的势力范围，配金秋肃杀之气，与肺气相合，肺气不降就呼吸困难；头顶的太阳，与南方的夏天一样，象征红色的火焰，与心气相通；在下边的肾水，幽暗寒冷，像北方冬天的气候，也如同燕山一带北京雨燕的颜色；中央属土，黄帝之所以取代炎帝，就是土德深厚，居住在中央可以指挥四方。

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能力，能借四面八方之气，得到一年四季寒热温凉不同气候的精华，就有了“五气护身”的能力，这是《西游记》和各种武侠小说“金钟罩”、“铁布衫”的原始版。

因此，岐伯说：“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有了五气护身的心理支撑，就是“正气存内”了，进入疫室隔离区，就不会被感染了。

当然，除了心理强大之外，《黄帝内经》还有很多导引、服药避免瘟疫邪气伤害的方法。因此，下边紧接着就详细讲述了“又一法”吐纳、“又一法”药浴“又一法”服小金丹，三法四法用下去，为的是“无疫干也”。

只有这样坚持不懈探索，才能发明人痘疫苗的免疫方法，否则，只有隔离，只会搭建“疫室”，是永远不能创造免疫技术的。

中医不认为隔离最可靠，最可靠的是养身保健。

“养生成就健康”，而不是隔离、杀菌，；如果隔离、杀菌可以成就健康，隔离点就成了保险柜了，但是那只是一个愿望而已。

中医养生保健的内容很多，成书于先秦的《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传说，也有很多属于养生保健的内容，神奇的地产动植物，具有养生治病的效果，令人向往不已。

《神农本草经》把365种药物，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无毒，主养命，可以久服轻身益气延年；中品有毒或无毒，主养性；下品有毒，主治病。因此，《神农本草经》格外注重养生保健。

（一）养生成就健康有境界

《黄帝内经》之中，有大量的养生保健内容，尤其是《素问》的前十篇，有很多叙述充满智慧。《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黄帝与岐伯的讨论，就是人的寿命为什么没有达到理想的百岁：“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尽管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寿命不到五十岁，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长寿达到百岁的人，探求两者的差别，就是追索原因，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六世轮回”，是真正的医学探索，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开端，也是追求健康长寿的思想基础。

岐伯的回答，是从生活方式来论述的，而不是从遗传、医疗的角度看问题：“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人类理想的寿命是一百岁，被称为“天年”，是每个人应该达到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当然，达到这个境界需要讲究养生之道，应该顺从阴阳之道，有一定的保健方法，“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都是内涵很丰富的系列措施。“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为的是“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养生源于农业文明，养生成就健康。养生保健的作用，主要是“精神内守”，让生命处在一个完满的状态，达到“德全不危”的目的。

生命不能创造，只能保养，适当延长生命的长度，扩展生命的宽度，提升生命的质量。养生是一个硬道理，硬道理就是不讲道理，谁违背了养生之道就要受惩罚，古今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因此，《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由于人的体质与养生保健措施的不同，可以分别达到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不同境界，他们的寿命都可超越一般人。

（二）顺时养生道法自然

在顺时养生方面，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做法，目的都是顺应自然界阴阳气候的变化，在起居、饮食方面有所调整。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实寒变，奉长者少。”

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也是各种温病的好发、高发季节，春季的养生很重要。冬天“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经过一冬天的闭藏，到了春天，阳回大地，温到人间。善于养生的人，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在自家的院子里漫步，促进气机升发，顺应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在情志上也要“生而勿杀，予而勿夺。”如果不在春季养生，就可能伤肝，而且到了夏天还会出现“阳虚生内寒”的变化。也就是养身保健，不仅有利于当下，还为将来打基础。反之也是这样，违背养生原则，也可以影响未来。

“夏三月，此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勿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夏天是春天的进一步发展，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生机更加繁茂，人的夏季养生也应该尽量增加在室外的活动，“若所爱在外”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状态。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秋季虽然硕果累累，但是，这个收获的季节，也是阳气收敛的时刻，并且即将步入严冬，养生需要注意“收敛神气”，在饮食起居方面也要有所体现。

“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勿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古代的冬天，严寒迫使万物与人们“去寒就温”，储存与保留春天萌发的物质基础，为春天再次展现生命的活力做好准备。

四时的变化鲜明而不可抗拒，因此，《内经》说：“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圣人深入了解了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所以才有了养生保健的积极作为。只要按照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养生保健，就能达到不生病、少生病的人生境界。“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三）治未病不是乱吃药

古人把养生保健看作“治未病”，积极预防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至今仍然需要我们遵循。“是故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不是乱吃药，也不是没病找病乱体检，而是强调要抓紧健康管理，用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当的健身锻炼，防患于未然。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把生命放在天地之间，注重人体正气，让人体与阴阳四时、环境万物融为一体，这是“寿命之本”。

掌握了养生保健的规律，就是具备生命智慧的圣人。“圣人抟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内经》尊尊教诲，反复强调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尤其是要保护阳气，它不仅为身体提供动力，而且可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四）养生保健是主动作为

养生保健是积极作为，不是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而耳目聪明，身体强健，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圣人“为无为之事”，就是防患于未然，不是乱吃药“治未病”，而是恬淡虚无，随遇而安，让正气充足，“德全不危”，健康长寿。

贤人的养生保健，一定要不忘天地人的和谐：“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地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协和相处，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达到长生久视的境界。

毫无疑问，人的体质健壮，内在脏腑的和谐，对于养生保健是很重要的。《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古人一贯提倡，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做到了这些，才能修身齐家，并进一步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养生保健不是简单的只与个人身体有关，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天下是否太平。《易经》说：“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养生保健就是这样的利天下的大事业。

20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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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2-24 08:27:46

第五章：胜利会师
三军会战小汤山
SARSA患者初到北京的时候，想在哪里就诊就可以到哪里就诊，后来病人逐渐增多，很多医院被SARS病毒“污染”；才开始有了定点医院，先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然后疫情进一步扩展，病人继续增多，成立了6家定点医院；然后疫情进一步增加，紧急征用、启动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等实力最强、条件最好的三甲医院作为定点医院；用一周的时间，紧急建设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从军队调集医务人员进京，集中收治患者，大规模服用中药，降低病死率、医护人员感染率。随着各项措施的加强，流调救治关口的前提，终于将瘟神引燃的战火扑灭，迎来胜利的曙光。
《健康报》记者方彤4月23日报道，“北京6家定点医院收治‘非典’”。消息说，北京市卫生局日前指定6家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分别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北京胸科医院、丰台长辛店医院、协和医院西院（专收外宾）、402医院。另据了解，煤炭总医院目前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的医院，北京九仙桥医院有可能成为下一批接受非典病人的医院。以上这些定点医院没有门诊，只收确诊的病人，进行住院治疗。其他综合性医院，都设有发热门诊。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北京市许多规模较大的三级医院，并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非典”患者在这些医院集中接受治疗，不利于切断传染源，不利于医护力量的调配，也不利于病情的观察与诊治。因此，设立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十分必要。
《健康报》4月24日刊登记者李仁丰、孙扬，通讯员蒋月荣、赵红、马红的报道：“首都医护人员踊跃报名，抗击非典医疗队奔赴火线”。报道说，连日来，首都几家大医院纷纷组建医疗队，投入到抗击非典战斗的最前线，广大医务人员没有退缩，踊跃报名参战。昨天下午，由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118名医务人员组成的非典防治医疗队，在副院长刘晓勤的带领下，奔赴北京胸科医院。4月16日，中日友好医院在北京市卫生局接受了派驻医疗队赴北京胸科医院诊治非典病人的任务。他们将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同开设80张病床。接受任务后，中日友好医院及时组建了医疗队，并建立了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任命副院长刘晓勤为医疗队队长及临时党支部书记。118人中包括医生护士、医技消防和后勤管理人员，出发之前都进行了相关培训，为全体队员进行了体检，备齐了所需物品，对家属也进行了慰问。
4月19日凌晨，北京友谊医院受北京市卫生局指令，紧急组建5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三批抗击SARS医疗队，支援北京市胸科医院。院总值班迅速落实各项任务，所有的人员接到命令只有一个回答：“好！我马上到！”凌晨2点15分，12名护士和2名医生，作为第一批人员到达指定地点，第二批、第三批也分别在上午与下午到达。
4月18日，北京朝阳医院接到上级通知，在3天之内按隔离标准划分区域，筹备各种器械、物资、药品及组建医疗队。党团员纷纷报名请战。4月20日，医院从各科抽调38名医护人员，来到新的工作地点，下午就迎来了“非典”患者。
北大一院在接到承担胸科医院40张病床，专门收治感染的医务人员之后，集中力量安装需要的氧气等设施，仅用3天就完成了病房的改造装修。在短短的一天里，报名的医护人员，超过1100人。目前北大一院已经抽调80余人的医疗队，到胸科医院工作。
《健康报》6月18日，刊登记者陈会扬、方彤的文章“背水之战——北京非典医疗救治记实”，很客观地表述了这一历史过程。文章说，非典袭击医院，救治几近瘫痪：3月31日，官方公布北京确诊非典病人12名。这个数字在有千万人口的北京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欢乐祥和之中，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病毒向这个特大型的城市发起了迅猛的攻击。作为首都，北京有着全国最丰富的医疗资源。但在与非典的初次交手中，北京医界陷入混乱：部属、市属、军队、行业医院各自为战，信息不畅；没有应对重大疫情的救治规范和指导方案；定点医院的医疗设备、设施、环境、技术水平在非典面前漏洞百出。4月初，北京地坛、佑安两家传染病医院迅速住满。北京就在郊区选择胸科、丰台长辛店、402等医院作为定点医院，认为根据当时报告的发病数，这些医院应该能够保证所有非典患者住上院。可到了4月27日晚，北京累计收治确诊非典患者已达1114名，这些医院的救治力量远远不够用。非典初期，各级医院都开设了发热门诊。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具备条件的发热门诊，成了非典的疫源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诊第一名非典患者时，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只在市里接受过一次培训。仓促应战的人民医院前后接诊发热病人8360余人，先后有90多人被感染，医院被封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3月下旬接诊第一名非典病人，到4月13日，医院在已经收治非典四五名病人的情况下，才开始筹备非典专用病房。接下来医院有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医院救治力量全线告急。就在这样的无序之中，北京先后有近4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大量病人滞留在各医院的留观病房里。非典初期，北京的医疗救治工作陷入了应对失据的困难境地。
第一次战略转折——战役组织开始规范有序：转折点应该是4月20日。这一天，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出台，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做了调整，王岐山走马上任。北京市的非典防治重点随之迅速由早发现、早报告，转到早隔离、早治疗。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提出：“防治工作要牢牢抓住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这个核心，整合集成资源，强化救治工作，增强收治能力，提高治疗效果，消除群众恐惧心理。”同一天，北京成了非典医疗救治中心。指挥中心成立后，首先组织专家对13家医院进行检查指导。检查发现，医院对非典治疗方案尚未形成共识，病例书写和化验项目不全；个别医院措施不到位，隔离设施不完备；医务人员连续工作时间过长，培训不及时；数据统计上报交叉、重叠；定点医院重症抢救设施和经验不足。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医疗救助中心总指挥韩德民说，针对这些问题，指挥中心迅速调整战略：扩大定点医院的床位数量，体现集中收治；将重症患者向具有抢救能力的医院转移；采取医疗队与定点医院对口支援的方式，集中优势力量，加强对危重非典病人的救治工作。
第二次战略转折——精兵强将上前线：为了尽早实现非典救治“两高两低”目标，北京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提出实行改建和扩建两条腿走路（方针），即增加新的定点医院，保证随诊随收；征用技术力量强的三甲医院，同时把北京的ICU力量调集起来，抢救重患，降低死亡率。人们不会忘记，北京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诞生以及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宣武医院被紧急征用的过程。至5月8日零时，北京市各区县非定点医院确诊的非典患者，已经全部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实现了从提高收治率向应收尽收、随诊随收、集中治疗的重大战略转折。要真正实现降低病死率的目标，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解决重症病人的救治问题。为此提出了打好非典防治的5月攻坚战。为打赢这一战役，指挥中心统一调动全市的ICU装备，紧急在中日、宣武两大医院再各增加20张ICU病床，保证重症患者的收治。同时紧急调运监护仪、呼吸机、X线机、心电图机等，加强所有定点医院的装备。指挥中心还成立了专家医疗组，建立危重病人报告制度；对危重病人实行动态监测；组织专家会诊，指导危重病人抢救；落实科研观察床599张，建立中医专家与定点医院对口技术支持机制等；为降低病死率提供重要技术保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指挥中心还成立了由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协和医院杜斌和北大人民医院安有仲组成的三人ICU专家护送队。席修明称这是一支“专家敢死队”，每天从死亡线上“捞”病人。
摆脱尴尬，迎来曙光：北京发热门诊一度有123家。由于防护隔离措施不到位，一些发热门诊一度成为新的疫源地。广安门医院发热门诊被污染后，导致中华园工地25名民工感染是其中最严重的事件。病人倒下，医务人员也随之倒下，非典的医疗救治效率大打折扣，宝贵的医疗救治人力资源也因此陷入紧张。这是非典救治中的尴尬。摆脱这一尴尬，实现医疗救治工作的质量飞跃，必须把发热门诊整顿好。5月2日，指挥中心将发热门诊减为66个，向公众公布名单及电话。对保留的发热门诊按要求改造。流行病调查前移到发热门诊。设立电话，使发热门诊诊治关口再向前移。各发热门诊对疑似病人设立专门通道隔离就诊。在此期间，北京先后对5家存在问题的发热门诊进行整改。医务人员感染一度高居北京非典感染的首位。为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率，指挥中心制定了加强医护人员防护的具体办法：对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医护人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定期安排非典救治一线医护人员轮休，避免因过度劳累造成减员；在非典病区设立专职安全监督员；成立专家督导组，并先后对医务人员感染率较高的人民医院、东直门医院、广安门医院、潞河医院等实行停诊封闭隔离。5月24日北京宣布，到24日的一周时间内，北京医务人员日均直接确诊感染非典1.1例，比以前日均6.7例大幅下降。自5月中下旬，北京疫情呈明显下降趋势。5月19日，新发病例下降到个位数，进入6月份，北京日报新发病例持续保持在个位数，最近又连续多天为零。在经历了坚苦卓绝的背水一战之后，北京的非典防治终于曙光初现。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8月1日刊登张晓冬的文章《决战小汤山》，记述这一壮举，文章说：历史将永远记住2003年北京的春天。在这个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曾为这座城市带来危难、恐慌和悲壮；也正是在这个春天，如惊涛骇浪般的抗非斗争，为中华民族凝聚了党心、民心、军心，锤炼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4月下旬，就在北京市非典疫情异常严峻的形势下，随着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全军1383名医务工作者开始迅速向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集结，拉开了首都人民决战非典的序幕，清幽宁静的休闲景区一夜之间变工地。小汤山，原本是北京人休养度假的清幽静处。可在近一段时期，“小汤山”已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4月24日，解放军总后勤部接到北京市非典防治联合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求援：为阻击肆虐的非典疫情，请求军队派医务人员支援北京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此前，由于北京市卫生系统已向所属医疗系统下达了一条“死命令”：全市各个医院发现非典病人必须无条件收治。但由于非典疫情来势凶猛，而且传染性极强。一般的综合性医院根本无法做到非典病人与其他病人的隔离与封闭治疗；加之市民对非典疫情存在着一定的心理恐惧，对全市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北京市的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北京非典疫情的不断发展，4月22日，北京市委、市政府经过紧急磋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迅速筹建一个非典应急专科医院，以缓解北京市疫情防治工作的压力。
经过调研与实地勘察，市委、市政府认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小汤山镇具有三个明显的优势条件：一，这里三面环山，风清水秀，四季温泉，气候环境非常好；二，建在这里的小汤山疗养院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可以解决水、电、气、热等方面的医院必备的设施；三，在小汤山养老院后面正好有一块一百多亩的空地，而且原本就是作为医院建设的规划保留地。医院选址的问题就这样立即得以解决。
24日凌晨2时，北京市五家建筑公司的6000多名建筑工人紧急开进小汤山，迅速展开了医院主体工程建设的会战。昔日清幽宁静的小汤山，一夜之间变成一片机器轰鸣的大工地！与此同时，解放军总后勤部在接到北京市的求援后，当天下午就向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请示报告，很快便得到军委江主席以及其他领导的批准和批示。4月24日，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建华率领从驻京医疗单位抽调多名专家组成的小汤山医院军方筹备小组，连夜开进小汤山，与北京市筹建小组联合办公，迅速投入医院建设的设计规划、设备安装调试、药品器材筹措等工作。4月26日，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向全军和武警部队下发了《关于抽调紧急支援北京市防治非典定点医院人员的通知》，要求全军连夜开始行动，紧急抽组医疗队奔赴首都。
七天时间创造一个世界医院建筑史上的奇迹：建造一座1000张床位的现代化传染病专科医院，最艰难的并不是工程施工本身，而是要在短短五天时间内，完成医院所需各种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况且，在原来的规划当中，化验科、放射科、重症监护室等一些传染病医院必须配备的重点部门并没有考虑在内，尚需要重新规划与设计；此外还有大批量的药品、器材等医疗保障物资需要紧急筹措……而这些艰巨的任务，无不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死死压在李建华部长和几名军队专家的心头。
的确，在要五天之内完成医院CT机、移动X线机、生化分析仪、B超和环氧乙烷消毒柜等大型医疗设备，以及计算机、空调、电话、氧气站、垃圾焚烧炉等数以万计的医疗保障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任务，并且制定和落实一个包括390种西药、76种中药共计近20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保障计划，确实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更何况，所有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还须等到病房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更是时间紧迫。但是，非常时期总是有一种非常的力量。医院筹备组在军委、总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迎难而上，从4月24日晚上开始就全面投入了一场与非典抢夺时间的特殊战斗。
他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药品器材的筹措工作。医院药品器材的采购要在3天内完成，可两种最主要的防治药品早已在市场脱销。为此，总后所属数家军用物资订购局、供应站都领受任务，八方出击。电话打遍全国之后，海南省主管部门勇挑重担，保证两天后供货。4月28日第一批重点药品运到，解决了收治病人的燃眉之急。移动X线机全国告急！呼吸机脱销！防化学口罩无货……医疗卫生设备采购更是困难重重。这些大型设备在救治中绝对不可或缺。非常时期的军人总是有着非常的智慧：华东军用物资订购局立即组织了超常规采购，他们采取了让厂家先生产后补合同、预付现金等“非常”方式组织供货，10万只防化学口罩就是他们带着现金到厂家，现场组织生产并发运到北京的。3台移动X线机、28台野战防疫车，也是这样采购到的……4月30日凌晨，最后一批400张病床运抵小汤山，标志着小汤山医院物资筹措任务基本完成。
为了确保医疗仪器设备安装调试任务的顺利进行，筹备组从4月26日即开始从总后药品仪器检验所、301医院和20多家地方公司，紧急抽调42名医疗设备工程师开赴施工工地。为了赶时间，他们打破常规，只要设备一到，他们不等病房建好，就先用吊车把设备吊进去，边砌墙，边安装，然后不分昼夜以最快的速度调试、检测。总参通信部、总后司令部自动化局和卫生部信息中心密切配合，一天之内就开通了1000多部电话……4月30日12时，小汤山医院9000多万元药品器材全部到位，所有医疗器材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全部完成。一个具有现代化规模的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就这样在短短七天时间内奇迹般建成！
1200名军队医务人员星夜赴京：4月25日晚，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的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连夜飞向全军。这道军令，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从所属医疗单位紧急抽调1200名医务人员，分三批到达小汤山。第一批要求4月27日24点以前必须到达小汤山，第二批要求5月3日以前要到达小汤山，第三批于5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小汤山，以尽早展开小汤山医院的医疗收治工作。从4月27日上午开始，汽车、火车、飞机、满载着一支支出征的队伍，分别从大江南北、白山黑水、大漠戈壁等地军营，迅速向首都北京开进。
27日中午，南京南空454医院接到中央军委紧急通知，要求派出13名医护人员支援北京组建防治非典定点医院。消息一经传出，各科室100多名医护人员纷纷递交请战书。27岁的内分泌科医生樊勇的请战理由简单而坚决：年轻，单身，没有后顾之忧，能熟练操作呼吸机。在赴京医护人员中，50岁的传染科主任张长法年龄最长。起初，进京人员中没有他，张长法主动找到院领导递上请战书：我从医20多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作为一名传染病研究的专业人员，有义务到最前方去！
在羊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为62名医护人员进京支援首都决战非典的勇士送行。连日来，为支援首都的抗非斗争，一医大校园出现了父亲为儿子请缨，新婚妻子鼓励丈夫上“前线”的动人情景。该校附属珠江医院神经内科的刘亚杰医生和侨谊科护士是一对恋人，他们约定在“五一”节结婚，请柬也发给了亲友。得知学校要组队到北京后，两人推迟了婚期，双双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该校附属南方医院的郭亚兵副教授早已在抗非典一线工作了数月，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家人，此次率队赴京，爱人仍坚定地支持他。护士长王晓艳、护士王静新的爱人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家里有我呢，孩子我来带，老人我来管，你放心吧！”
在山城重庆，4月30日，一个隆重的誓师大会正在第三军医大学进行，60多名勇士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大会的气氛随之庄严肃穆起来。当王赤才副校长宣读中央军委命令的时候，当队员从罗振江政委手中接过队旗的时候，当队员代表和家属代表上台讲话的时候，教学馆会议厅爆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出征队员们一个个在队旗上签下他们的名字，也签下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上午10点钟，校领导和全校师生将队员们送到机场，机场领导到场迎接并做了最高规格的候机安排。随着波音737飞向湛蓝的天空，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浓浓的祝福和期盼。
在河南郑州，驻豫其分部所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战，不到半天时间，就收到1000多份要求到非典一线的请战书。最终，他们从信阳、郑州、新乡、驻马店等8个市选调出26名白衣战士组成河南省首批援京医疗队，奔赴抗击非典一线。他们中有50多岁的老专家，也有20多岁的女护士，还有正在哺乳期的母亲。
在甘肃兰州，兰空473医院院长雷汉飞、政委高金洪接到支援北京市非典防治工作的命令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全院医护人员发出了“紧急动员”。顿时，到政治处递交请战书的医护人员排成了长队，他们中有年轻的母亲，有成双成对的夫妻，还有两鬓发白的专家。短短两个小时，请战书雪花般地“飞”到了政治处。护士李可萍在请战书中写道：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挂在嘴上让人听的，争做“五个模范”不是写在本子上让人看的。我多次参加岗位练兵，次次取得好成绩，无论从军队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还是从个人的临床经验来说，我去北京抗击非典最合适不过了。呼吸内科主任宋正苓写道：疫情就是医生的战场。作为一个从事医学30多年的医务人员和有着30多年党龄的党员，不能亲临非典战斗一线，就是失职。
一个个动人场面，一个个激情时刻，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全部铭刻成一个个历史定格。这些军中白衣天使们虽然不是奔赴边疆和战场，也没有战火的洗礼，但是决战非典的战斗与战争同样不可预测、险象丛生。为了赢得北京抗击非典的决胜，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决不能让祖国和人民失望，决不能让非典继续肆虐！截止到5月5日，随着最后一批312名医务人员5日全部抵达北京，第一批从全军和武警部队紧急抽调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市组建的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全部人员集结宣告顺利完成。5月31日，从全军补充抽调的183名医务人员，经过严格的医学检查和岗前培训后奔赴小汤山医院。来自全军13个大单位133所医院的这1383名医护人员中，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只有19岁；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有600多人，高学历人才的密集比例创下全国医院之最。
依靠科学与疫魔短兵相接：5月1日深夜。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上，一辆辆救护车顶灯急速地旋转着、闪烁着，直奔小汤山。随着第一批非典病人从北京市16家医院顺利转运到小汤山非典医院，一场直面疫魔的大决战正式打响！由于这次从全军紧急抽调的医护人员，绝大多数都没有接触和救治过非典病人，因此，抓好科学救治和自我防护工作，成为医院党委首先抓住的关键环节。4月29日和5月1日，该院连续召开两次党委会，指定各支部书记、副书记分工负责，明确了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工作思路，并从各病区主任中抽调5位教授，成立专家救治组，由全军防治非典专家组成员、副院长周先志担任组长。来自解放军第302医院的周先志，是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收治者，北京市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的主治专家，从今年3月份以来，他已经先后治愈出院27名患者。抢救危重病人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是考验医务人员医疗技术的关键环节，也更能考验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和道德良知。因为患者的分泌物和呼出的气体，随时可能会感染在场的每一个医护人员。周先志介绍说：“比如气管插管，不插，病人会憋死；要插，就有非常大的危险。”医院领导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阅各病区危重病人的情况。天天在一线指挥的周先志，每天坚持进病房面对面了解危重病人的病情。
为了提高患者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医院专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两位专家进驻小汤山，利用中华传统医药“助攻”非典。5月25日，院党委又成立由21位教授组成的基础疾病救治专家指导组，涉及消化道、心内、肾、泌尿、耳鼻喉等专业，指导全院基础病治疗。由于众多专家的参与，很多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也加快了康复进程。
最激烈的战斗，还是发生在重症监护室（ICU）。这里的8名军医和26名护士全部来自第四军医大学，另外两名军医来自武警部队。他们要一天24小时对患者进行“零距离”抢救和护理。一次，重症监护室一位47岁的女病人，两小时内心脏数次停止跳动。军医柳英和孙绪德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反复对其实施心脏按压，终于使病人的病情重新稳定了。在过去的50多天里，小汤山医院先后有20多例报病危的病人，医护人员共插气管抢救70多次。在医疗实践中，医院积极依托专家组的作用，注重抓好基础疾病的诊治和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探索出“早干预（强调早期治疗）、重支持（注重支持疗法）、抗感染（防止病毒和细菌感染）、慎激素（合理使用各类激素）、调心理（坚持心理辅助治疗）、勤观察”的具有“小汤山特色”的综合治疗方案，先后创建了三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心理治疗和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有效地将死亡率降到了最低水平。据统计，在与非典疫魔短兵相接的50多个日日夜夜里，小汤山医院先后成功救治了67名危重病人，在收治的十四批共680名非典病人中，只有8名危重病人因多种并发症不治死亡，其余全部康复出院，创造了大规模收治非典患者后死亡率仅为1.17%的奇迹。
爱心在这里筑起新的长城：解放军第307医院护士刘雪涛，是5月1日晚接收第一批病人时的接诊护士。她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接触非典病的的那一幕：那天晚上，她们每个人都穿着三层防护服，戴着三十几层的口罩和护目镜，守侯在接诊中心门前。虽然是晚上，但闷热无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汗水在有空隙的地方流淌，一会又如无数只蚂蚁在身上爬行……当第一批救护车载着数十名非典病人停在隔离区门前时，来自304医院的护士长韩红芳朝着还有些犹疑与恐慌的护士们喊了声：“跟我上！”就第一个迎上前去搀扶每一位下车的病人。由于病人们都是第一次踏入这个陌生的新建医院，许多人脸上都表现出一种慌乱不安的神情，韩红芳对病人的问候却因此而更加地亲切；她不停地向每一位病人询问病情状况，又不停地对每一位病人介绍医院的情况，并且帮他们提上行李物品，护送到每一个病房……在她的带领下，接诊中心的护士们一个个丢掉了恐惧与犹豫，奋勇当先地迎上前去扶病人、抬担架。那一夜，她们一直忙到凌晨五点，直到把最后一名患者送到病房安顿下来，韩红芳才回到房间打了个盹。非典病人护理任务重，患者每人每天平均要输七八瓶液体，加上发药、抽血、打针、整理病历、做患者思想工作等，奋战在一线的护士们工作十分辛苦。每天上班6个小时，这6小时就不喝水、不上厕所，有的医生、护士嘴唇起疱流血，口罩和嘴唇都粘在了一起。由于连续作战的疲累和艰苦的工作条件，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医院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昏倒在工作岗位上。
白色而宁静的隔离病房，住院病人没有亲人的探视与问候，穿着隔离服的医生和护士们，成了他们唯一能交流的对象。为了给病人们更多一些的温暖，也为了让病人的心理压力得到更多地释放，医护人员不顾与非典病人过多接触的危险，都尽量在病房里与病人多呆一会儿，多聊一会儿。5月4日，是一病区患者刘先生的生日，细心的护士长陈红在与病人闲聊时得知后，亲自与营养部联系，为他订购了一个生日蛋糕和一束鲜花。当天晚上，她与科主任郭晓钟带领所有值班护士一起来到患者床前，共同陪他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刘先生眼眶里闪动着晶莹的泪珠，说：“病魔虽然让我与亲人隔离，可我也有幸认识了你们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解放军！”。
在全院528名护士中，年龄最大的47岁，最小的只有19岁。以职业论，她们是护士；面对危险，她们是战士；对待一个个患者，她们是天使。她们的勇敢、坚韧和无微不至，常使许多患者热泪盈眶。13病区11床一位64岁的老大爷，患有脑瘫，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饮水、洗脸、擦背、大小便后的擦洗，全由护士轮流照料。老人虽然说不出话，但眼角时常流淌的泪水，表达了他心中的感激。
5月10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惊醒。半小时后，一位73岁的老太太转入ICU。这是首例需要在ICU救治的SARS患者。这位病人进入病房后一直神志不清，而且躁动不安。“上呼吸机！”重症监视室熊主任一声令下，医护人员迅速给患者建立静脉通道，连接脉搏、血氧、血压、心电监护。烦躁的病人不断将面罩拽下，将输液针头蹬掉……平时简单的操作，变得困难重重。防护服太厚，稍微一动，就呼吸困难。护目镜卡得额头生疼，里面全是汁水，只能通过镜片边上的缝隙看东西……5时30分，患者安静下来，血氧饱和度由71%升到95%。此时，每个医护人员累得脑袋仿佛大了一圈，一个个都感到精疲力尽。但尽管这样，他们每个人的脸上仍然带着甜蜜的微笑，接着去护理照料其他的病人。
严防死守创造出“零感染”的奇迹：5月22日上午9时，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28名康复患者在鲜花与祝福声中，满怀信心地走出了隔离病区的大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凝聚了1300多名军中白衣天使们50多个日夜的心血和汗水！此时，临危受命的院长张雁灵、政委徐达穗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当初，他们在上任时是向总后首长立下过军令状的，要确保小汤山医院医护人员“零感染”。今天这个目标总算实现了！为了实现医护人员零感染率的目标，确保决战非典全胜，医院党委从组建的那一刻开始，就把“严防死守”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紧抓不放。5月1日，医院专门成立院内预防感染组，抽调了25名医护人员担任专职督导员，制定了100多条细之又细的预防措施和30多条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定，并指定副院长邓传福担任组长，住进隔离区专职负责，实施24小时督导。
5月2日，张雁灵与各病区主任签订预防感染“军令状”。各级主管对医护人员的生命健康负总责。25名督导员分临床组、后勤组和辅诊组，时时监控所有人员，包括清洁工。督导员焦卫红经常5点起床，抽查有关科室和病区；50岁的副主任医师米润昭，每天在现场检查医护人员穿脱防护衣、戴口罩，发现问题当即纠正。13病区有位军医出污染区时忘脱鞋套，督导员刘云当面指出，给予严厉批评。经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副院长邓传福，每周召集督导员开3次会，每人必须汇报一件好事、两件以上的“违纪事件”，且要指名道姓。一个月来，督导员汇报的“违纪事件”数百件，每件都立即反馈给各病区，立即纠正。其实，这些“违纪事件”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如每次洗手没达到3分钟、行走路线错误，没有卷着脱防护衣等。这些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虽然被许多人看来有些僵硬甚至有些苛刻，但对于非典病人高度集中的小汤山医院来说，却不能不将它作为一条“铁律”。
与院领导一样寝食不安的，还有那些签下“军令状”的各病区主任。他们在带队出发的时候，也都纷纷向原单位领导作过保证，一定要将医护人员平平安安地带回来。于是，在小汤山医院就常常能听到或看到这样的“先进事迹”：比如，一病区主任郭晓钟，曾连续3天在深夜2点打电话提醒医生护士开窗通风；比如，14病区主任冯华松发现病房垃圾放置不规范、医生淋浴室下水道不畅，立马现场盯着医护人员纠正解决……小汤山医院感染A区的楼前有一片草坪。为减少感染的机率，医院召开的病区主任、护士长会，都在这里举行。面对看不见的敌人，要切实做到预防感染，就必须杜绝一切形式主义。每天8时，医务部、政治部、院务部和护理部交班，10分钟；8时30分，医院开交班会，10分钟，而且都是站着开。院临时党委开会，最长的只有40分钟。各临时党支部也是站在户外开短会。院领导查房，病区汇报不超过10分钟。他们从不向基层要汇报材料。谈心活动大多通过“小灵通”进行，个别的面对面谈心。同时，医院也注重加强医护人员的生活调剂，广泛组织医务人员开展钓鱼、球类等户外活动，帮助医护人员缓解压力、恢复体力。
艰苦细致的预防工作，为小汤山医院决胜非典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小汤山非典医院组建后50多天里，医院先后收治了十四批共680名患者，1400多名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却无一人被感染。6月23日，当第一批990名军队医护人员在完成抗非使命后即将凯旋而归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称赞他们创造了“小汤山奇迹”！
2003年6月20日上午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非典患者出院。《健康报》2003年6月23日转载新华社消息：小汤山医院全体官兵抗击非典功绩突出，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撤消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删除，我们最终走出了非典的阴影。
流调与出师香港
流行病调研在传染病的控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调查清楚了传播链，才能做到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疾病的蔓延。理论上虽然容易做到，而实际上施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流调人员付出的艰辛努力一般人也是难以想见的。
《健康报》2003年5月30日，刊登记者李天舒采访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学检测技术指导小组组长林锦炎教授的文章：“长缨在手缚病魔”。文章说，2003年1月21日，林锦炎教授在东莞开会，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他赶到中山市，与其他调查人员一起对救治非典病人的医院进行全面现场调查。结果出来以后，连夜起草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这就是大家说的第一份《通知》。“在里面我们首次描述该病的表现、流行特点、预防消毒措施等等，特别指出了要加强医务人员的防护工作，并提出病房通风是防护关键等一系列措施。第二份《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是在大年初三（笔者按：即2月3日）完成的，我们开始从临床诊断、防治等方面全面总结SARS，后来还因此成立了三个分工不同的小组，我担任了病原学检测技术指导小组的组长，负责进行SARS病毒的病原学查找。”流调就要接触患者，就有被感染的风险，他身边第一个被感染的人就是邓子德教授，“他是和我们一起参加中山流调工作的，不幸被感染了，让我们意识到危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第二位熟悉的人是我们单位从事计划免疫工作的吴承刚同志，本来他是不需要去做流调的，但当时人手不够，我亲自抽调他去做非典病例的个案调查，他毫无怨言，在汕头、汕尾和惠州等地奔波，不慎被感染，结果他的妻子也被感染----想起这件事，我特别内疚。春节前，我们就预料到情况会有变化，因为中山市已有病例了，广州不会一直保持平静。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回家可以，但一律开着手机，以便和单位保持联系’。果然不出所料，大年初二，情况开始恶化，医务人员感染开始增多，我们立刻通过手机召集已经回到肇庆、汕尾等地的同事，要求他们立刻赶回广州。所有的人接到电话马上赶回，我们的工作一点也没有耽搁。”病原学检测的工作，很快就有了结果：“我们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我们小组的试验人员主要从细菌培养、病毒分离、血清学检测、免疫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等方面开展病原学检测工作，一切能用的技术全用上了，我主要扮演技术支持和综合判断的角色。我们通过科学的试验检测，很快就排除了当时社会上传言很盛的肺鼠疫、肺炭疽、流行性出血热、军团菌等几种令人恐慌的传染病。”4月初，第一次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广东考察时，全世界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广东，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不仅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赞许，也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林锦炎教授说：“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他们，不隐瞒任何资料，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全力配合。我记得当时陪同一位德国专家看实验室，他看到我们详细的流调资料，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充满自信的精神面貌，以及我们有条不紊的工作时，他惊讶地说了一句：‘外界太不了解你们了！’”是啊，SARS瘟神在广东十面埋伏、共同出击，用了3、4个月的时间却没有打跨他们，这当中虽有许多原因，而流调、疾控工作的确功不可没。
2003年4月22日，《健康报》刊登记者邢远翔、陆铁琳、李天舒的报道：“这里，同样是战场——广东疾控人员抗击非典纪实”。文章记述了疾控人员为查清病原、控制疫情流行所做的突出贡献。
2003年5月9日，《健康报》刊登记者杨丽佳、宋国梵的报道：“疫情这样被堵截——来自上海非典防控前线的报告”。记述上海疾控中心的人员，为了寻找传播链信息，如大海捞针一般的辛苦寻找信息线索和忘我工作的辛劳事迹。
2003年6月9日，《健康报》刊登记者孟庆普的报道：“阻击战中的‘突击队’——北京疾控系统抗击非典记事”。文章说，4月20日是北京非典防治的转折点。曾光教授说，前一阶段由于信息不畅等原因，防疫人员难有作为；后一阶段，“他们依靠踏实的流行病学调查、较高的疫情分析水平以及将防控关口前移等一系列的工作，出色完成了阻击非典的任务。”4月21日，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到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查工作，指出该中心网络系统尚有缺陷。当天下午，市疾控中心召集有关区县疾控中心、铁路防疫站、武警防疫队、总后防疫队和有关医院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关于建立北京地区非典疫情报告直通网的问题。4月22日直通网建成并试运营，25个专门报告点，每天通过网络及时汇总，从而解决了此前北京市各级医院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致使信息收集和汇总不统一、不准确的问题。4月24日，北京成立了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下设医疗、流行病学追踪、信息、物资保障四个小组；初步构建了“三网”：坚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网络、畅通准确的信息网络、严密的隔离防治网络。以此为基点，非典流调工作全面展开。疾控中心4部传真机、8部电话响个不停，传送着来自京城各地的疫情信息，防疫人员在电脑上绘制分析图表；2500人组成的流调防病队伍，往往是刚完成了一处流调，顾不上休息又向另一处目标出发了。
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沈壮说，没有人愿意被隔离。所以，每确定一个隔离地区，疾控人员都要经过深入分析、评估后才做出决定。中华园工地就是这样，4月29日22点，宣武区CDC接到回民医院报告，中华园工地有5名工人21点30分到该院就诊，确诊为非典病人。他们立即调查处理：对22名确诊和疑似的病人进行个案调查，对593名工地民工进行了流调；对353名民工在工地就地进行医学观察；另外有202名民工被送到首钢特钢公司（广外街道）院内进行医学观察；对工地内外环境进行了消毒处理；封锁了现场，划分出了清洁区、半清洁区、污染区等。这些现场管理措施都是连夜进行的。5月1-2日，北京市和宣武区CDC人员又来到工地，对环境卫生、人员情况再一次进行地毯式调查。截至6月3日10时，北京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有29848人，已经解除隔离观察27998人。对实行隔离的100多处隔离区，两级疾控中心的调查人员都要做详细的调查和医学观察。其工作量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健康报》5月26日刊登记者钱峰的报道：“内地与香港交流非典流调隔离经验”。文章说，卫生部在5月23日上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来自香港的3名医护专家介绍了香港非典流行、控制情况，并与各地交流了流行病学调查、治疗护理及防护经验。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的报告显示，特区政府卫生署每当接获疑似或确诊非典的呈报，便立即开展追查跟踪。精密细致的追踪，往往就可以在时间、地点、人物和情景各层面提供了重要线索，证实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传播途径。这些资料不但可以显示某些病人致病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其他人为何不受感染。更重要的是，它对一连串疾病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了具体的方向性指导。香港还专门开发了一个网上SARS电子数据库，向卫生署及时提供非典患者资料。特区政府还借助了警方高度精密的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工作系统。香港专家还针对家居隔离问题介绍了当地的经验。香港的家居隔离得到了其他部门配合。卫生署派医务人员上门为家居隔离者服务，一是向被隔离者解释其需要履行的义务；二是检查家庭环境卫生；三是教被隔离者量体温，一旦有症状，可联系诊治。对家居隔离者，香港警务人员上门抽查，看是否遵守。若有违例者，可用发警告信等形式规范其行为。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高度评价了香港非典流调的方法与内容。王陇德还强调香港的指挥中心，不是仅仅掌握几个数字，而是看调查的范围、对象是否合适，充分了解个案，在此基础上指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香港与大陆紧密相连，地缘近促使交流也多，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广东的疫情主要是通过香港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
2月21日，一位来自广州的刘姓医学教授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参加婚礼。他于3月4日死于SARS。在等电梯时他与7个人接触，其中有美国商人 Jonny Chen、加拿大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此后SARS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开始蔓延。
3月14日和19日，来自深圳的一名男性，在香港淘大花园E座的兄弟家，因腹泻使用了卫生间。14日该男子已经发生了SARS症状，后来使护理过他的护士和他的兄嫂先后也发病。到4月15日，淘大花园的15000居民中，共发生321例SARS病人。其中，E座居民为主，占全部病人的41%，而边缘的11座仅占18%。
2003年3月29日，香港的SARS患者为470人，包括3名医护人员以及22名淘大花园的居民。受SARS的冲击，香港各中小学及幼儿园自当天起停课。
《健康报》记者钱峰报道，4月11日，从国务院台湾事物办公室新闻发布会获悉，祖国大陆欢迎台湾医学家到大陆考察，交流学术，探讨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措施；大陆的医学家，也非常乐意去台湾进行有关的交流活动。卫生部台港澳办公室主任刘陪龙介绍，祖国大陆非常关心台湾岛内的非典疫情，愿意沟通有关情况。国务院台湾事物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李维一说，已通知各地台办，要关心各地的台胞，保障他们的健康。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介绍说，据台湾统计，到4月8日，台湾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20例，没有死亡病例。
2003年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深圳考察工作，会见了香港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听取了他关于香港防治非典和近期经济形势的汇报，表示中央政府关心、支持香港的“非典”防治工作。抗击非典，需要内地与香港共同研究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4月12日，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广医附属一院、广州胸科医院、广州儿童医院、广州八院和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在广州召开的非典型肺炎病原学进展发布会上，两地科研人员宣布，通过基因测序，粤港两地已知病毒高度同源，超过99%。双方将进一步交流有关资料、经验。
《健康报》记者王雪飞报道，4月23日“两岸三地专家研讨非典面对面”，在北京召开大陆、台湾、及香港、澳门共60多人出席了会议，交流了有关经验。会议主持人、著名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介绍了广东的诊治方案；香港卫生署助理署长梁挺雄介绍了香港控制传播的措施；台湾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林瑞雄关于非典传播途径的学说受到与会专家重视。台湾自3月13日发现第一例非典之后，至4月21日，累计发现非典病例192人，当时尚无SARS病人死亡发生，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及早隔离。目前香港的新发病例，每天在20-30例左右。交流中，两岸专家认为，应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同胞的健康。
4月30日，《中国中医药报》转引新华社记者王燕萍、白冰4月28日报道，中医药医疗价值，引起香港医学界重视。借鉴内地抗非典经验，香港医院管理局已经开始全面向医护人员提供中药冲剂，以减低医务人员在一线工作时的感染。与此同时，香港医院管理局正通过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委派内地中医中药专家到港，协助香港研究如何结合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说：“香港医管局高永文先生带着一批专家来我院交流防治的经验。不久，他又与我通电话，要求派两位医生到香港，为有需要的患者治疗。接到这个邀请，我犹豫了许久。邀请中医药进入公立医院诊病，这在香港医疗史上可是开了先河，但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在国内，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即使中医药的效果差一些，也没有人去说。而在香港等于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有疗效了，那么就让世界认识了中医药，让中医药有机会走向世界；疗效不佳，就会给中医药抹黑，会给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责任重大啊！这时，一些对中医药缺乏信心的人，甚至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是香港某些人的阴谋，他们是想向全世界证明中医药无效。然而，回顾两个多月的实践，我相信中医药的临床疗效，相信我们队伍业务素质的水平。我欣然应允了香港医管局的要求。”
2003年5月4日香港卫生署宣布当天仅有10例新增非典病例，这是自3月以来发病人数最少的一天。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9日刊登记者周颖、胡延滨的报道：“广东省中医院专家赴港交流抗非典方法，共同研究制订香港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临床规范”。文章说，5月3日，应香港医管局的邀请，广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林琳副教授和中医内科专家杨志敏副教授前往香港，与香港中西医专家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提高临床疗效的方法。她们以广华医院为基地，进行非典防治交流以及研究工作。据悉，这是香港医管局首次邀请内地中医师到港参与治疗非典患者，并希望在一周内制订出香港首例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临床规范。广东省中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所取得的效果受到多方关注。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考察组专家对该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所取得的疗效给予较高评价之后，香港一些学会和大学陆续邀请该院专家赴港介绍经验。
4月初，港进联和香港中医药学会邀请该院的有关专家访问香港，并举行了“中西医结合对抗非典型肺炎”的讲座。香港浸会大学也在其后专程邀请该院专家赴港，介绍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有关经验。同期香港医管局组织有关专家专程来广东省中医院实地交流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方案和经验。提议邀请内地中医专家来港的新界东医院联网中医药统筹专员梁秉中表示，内地中医专家来港与香港医生合作抗击非典是一个创举，是香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里程碑。长期从事中西医学研究、中医药和生物药开发的邓志仁指出，临床上，如能及时、合理地使用中医药治疗非典，不仅能够有助于降低死亡率，而且对缩短患者的治疗周期和恢复期有明显的帮助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未用过或少用中药的患者，疗效也许更为显著。他说，恰当地辅以中药辨证治疗，比单纯使用西药，有治愈率高和死亡率低的优点。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刘良教授强调，中医药不但可以配合预防非典，在发病早期、后期以及恢复期都可以加入治疗，而并非在西医药无法救治时才加入。他认为，中医药是可以介入治疗的各个阶段，以实证为本、以病人为主体，配合西医药治疗。他表示，中医讲究机体的免疫力，包括扶正祛邪和因时、因地、因人而处方用药，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客座教授岑泽波指出，香港中西医有良好的合作前景。他认为，非典是中西医合作研讨的开始，日后可进行更全面的合作探索。
5月4日林琳和杨志敏出席了由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举办的非典治疗研讨会，百余名中西医师分享了广东省中医院以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病人的经验。
林琳、杨志敏两位青年女中医，不辱使命，扬威香港，在世界的窗口上展示了中医药的古老又年青的魅力。吕玉波院长说：“可幸的是，林琳、杨志敏两位专家很争气，在香港奋战3个月，取得了很好的疗效。香港某些媒体都作了多次大篇幅的报道。医管局还这样宣传：‘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中医药治疗的作用，鼓励医生在治疗中使用中药。’他们的成功，要感谢医管局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感谢全国名老中医邓铁涛、颜德馨、周仲瑛等的精心指点；要感谢医院近十年的人才发展战略。邓铁涛老多次说过：‘机遇钟爱有准备的人。’人创造奇迹常常是在瞬间，但没有一个创造奇迹的是依靠瞬间的。正是由于他们在医院‘育人工程’的推动下，平时刻苦努力，点滴积累，才会有今天的成功。”
2003年6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王燕萍、白冰的报道：“香港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接受中医治疗”。报道说，林琳、杨志敏教授5月3日到香港之后，协助香港医疗界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非典型肺炎一个多月以来，她们已经为88名患者、298人次进行了诊疗，取得了良好疗效。杨志敏说，刚开始只有深切治疗部的病人要求接受中医治疗，而且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当治疗效果显现出来后，主动要求借助中医治疗的非典患者明显增多。香港联合医院一名非典病人首先尝试接受中医治疗，因为疗效好，同病房的6位病人同时提出要求接受中医治疗。连日来两位专家穿梭在香港的10家医院，为非典病人诊治，有的病人需要复诊十几次。香港有关方面证实，经过林琳和杨志敏中医诊治的病人，有的已经出院，有的从深切治疗部转到普通病房，病症明显减轻。林琳和杨志敏的到来，是香港公立医院首次引入中医治疗方法。“香港方面配合很好，医生也很合作，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尽快找到有效治疗方法”，林琳说。据介绍，由于病人的需要和香港方面的要求，林琳和杨志敏将延长留港3个月。她们表示，只要病人提出要求，一定会尽心尽力治疗。“眼前疗效是最重要的，救人是第一位的”，她们这样说。
林琳和杨志敏在香港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也不断与国内的老专家请教治疗方法，邓铁涛教授在她们出行之前就表示一定做她们的坚强后盾。前方战况时刻牵动着后方老专家们的心。邓老就几次主动打电话询问她们的情况，她们也时常求教。杨志敏的电话费主要花在求师问药上，而不是与家人的联系方面。2003年5月22日，林琳打电话给朱良春先生的女儿朱婉华主任询问病情，有一个非典合并肺纤维化的患者，一开始是肺脾两虚，湿浊内阻的症状，舌质淡，全身无力，脉滑。经过治疗之后，出现阴虚症状，口干舌质转红，请教怎样分析病机和用药。朱婉华立即向朱老汇报了有关情况，朱老根据病人的病情，拟订了益气养阴，解毒化瘀的处方：北沙参30克、麦冬15克、生黄芪30-45克、生白术15克、金荞麦30克、鱼腥草30克、穿山龙30克、杏仁15克、薏苡仁30克、广地龙15克、地鳖虫15克、桃仁红花各10克、紫丹参15克、甘草6克。5月29日林琳回电话说，用药后效果很好，病人体力恢复很快，肺部阴影吸收也很明显。
香港与大陆合作探讨中西医结合防治非典，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开拓了中西医结合的新领域。而同样疫情深重的台湾，中医药参与非典治疗却并不尽人意。其中的复杂原因，也颇难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研究》中的“抗击非典大事记”记载：2003年3月14日，台湾发现首例非典疑似病例。
3月27日台湾有关当局宣布非典型肺炎列为第四类传染病。
5月6日台湾公路总局景观科科长周启辉成为首位因SARS而死亡的台湾政府官员。
5月8日台湾通报病例达到930例，其中死亡13人。
5月12日台湾台北市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因SARS事件被撤职，为台湾首个因SARS而被惩处的官员。
5月15日台湾当天新增病例26例，创历史新高记录。
5月20日，台北松山医院完成改建，当天成为台湾第一家收治SARS患者的全功能专责医院。
5月21日台北市SARS通报病例再创新高，达64例。
5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原来对台北市的旅游警告，扩大至全台湾。
5月28日台湾公布岛内疫情最新数字，累积病例610例，死亡新增5例，累积81例。
5月29日，台湾新增SARS病例29例，累积病例660例。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26日刊登新华社记者赵卫、秦大军24日的文章：“大陆公布抗非典中药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祖国大陆日前公布一批经临床验证对非典治疗有一定疗效的中药，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连日来，岛内多家媒体相继报道这则新闻。台湾医学界人士表示，希望能早日与大陆同胞分享防治非典的成功经验。台湾联合报24日的报道说，大陆中药防治非典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已在非典临床治疗中使用过的30种中成药中筛选出8种有效药。该报还详细介绍了这8中药品的名称、功效和治疗方法等。台湾TVBS电视台和东森电视台不仅及时播报了大陆筛选出防治非典的有效中药，还介绍了研发相关防治非典新药的进程。据岛内媒体的报道，大陆使用中医药治疗非典取得疗效，使中药材在岛内出现热卖，“金银花、板蓝根等药品价格大幅上扬，产于大陆的缺货，药商甚至不顾价格，回买台湾的库存药材。”岛内知名中医陈钦铭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祖国大陆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非典，而且取得成果表示非常高兴，并希望能够与台湾同行和民众早日分享这些宝贵经验。作为岛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副教授，这位行医30多年的中医师说，讲究对症疗法的中医和推崇支持疗法的西医各有所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治疗非典是最理想的方法，大陆在这方面走在前面，并已取得成果，值得台湾学习和引进。他呼吁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用中医药治疗病痛的传统，大家应该共同携手来发扬光大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争取早日战胜非典病魔。在岛内多家媒体的网站上，也常有希望两岸携手抗非典的留言。有网友写道，希望当局在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与同胞共同对付非典这一可怕的敌人。”
《健康报》5月26日刊登记者刘燕玲的报道：“海峡两岸研讨中医抗非典”。《中国中医药报》同一天也刊登了记者周颖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海峡两岸中医药专家通过电视电话研讨防治非典”。25日上午，中华中医药学会邀请了北京和广州的中医药专家，通过电视电话连线的形式与台湾专家进行研讨交流。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的秘书长李俊德与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服务中心主任曹原彰共同主持，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曹洪欣教授做了题为“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的作用”的主题发言，全面讲述了SARS的病因、基本病机、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的主要作用，以及大陆初步筛选出的对非典不同病理环节和改善临床症状有效的8种中成药及使用方法，引起台湾专家的极大关注，认为“很具体、很实用”，并围绕这8种药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北京和广州的专家一一做了认真细致地解答。应台湾专家的要求，北京专家当场将8种中成药的药方传真到台北会场。研讨会上，广东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陈伟还就广东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的情况做了多媒体演示。北京专家晁恩祥、仝小林、王书臣、王融冰、武维屏，广东专家杨志敏、林琳就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的有关问题与台湾专家进行了切磋。台湾专家高明见、林昭庚、施纯全、陈俊明也分别介绍了台湾治疗SARS的情况。中华中医药学会傅世垣副会长、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服务中心荣誉主任冯沪祥，都发言说希望加强两岸的进一步交流。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11日刊登消息说，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8日晚与台湾东森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邀请两岸的医学专家就防治非典的有关问题共同探讨，交流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和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上淳、台湾“中研院”生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何美乡、台湾福大中医院院长张福太分别在北京、台北参加了会议。钟南山说，大陆在防治非典方面多头并举，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介绍了有关非典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老年非典的特点、非典病例检测等方面的情况。陈可冀根据临床经验，介绍了大陆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非典的经验。他说目前有1/3的非典患者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了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研究的攻关，这是一个有前瞻性、有对照的多重性工作。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减轻症状，缩短发烧天数，减少激素的副作用等方面，产生了初步的效果。台湾专家也介绍了他们的情况。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20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赵卫、秦大军的报道：“台湾中医名家表示，抗非典应靠中西医合力”。文章说，肆虐多时的台湾非典疫情，在各方的努力下日渐趋缓，但对岛内的中医界来说，防治非典却似乎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岛内多位中医名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均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体制、门户之见等多种因素，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在岛内抗击非典过程中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效，他们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本来可以大有作为！”在岛内中医界声望颇高的台湾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林昭庚博士指出，当局以往推行的是医院治疗与中医诊所平行的双轨制，并且强调中医在理论上不宜从事医院的治疗工作，以及中医不能使用现代医疗仪器看病、不能开具西药等政策，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极大地限制了中医的发展。他还说，岛内有关部门每年提供给全台中医经费仅占医疗总额的4%。他进一步说：“不是我们中医有心无力，而是有力使不上！”出身中医世家的87岁老中医张正懋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占领者蓄意以西医打压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造成岛内中医药研究发展缓慢。他还痛心疾首地指出，门户之见也是造成中医在防治非典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大主因。
虽然岛内中医界面临种种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从中医药理的角度，对非典这种全新的病毒进行研究。林昭庚说，从非典患者的临床表现可知，其影响之经络脏腑包括足太阳病（表证）、手足太阴病（肺及脾之证），因此病因上最可能为“两感伤于寒湿，转化为湿温，形成湿热毒邪壅肺证。”他不无遗憾地说：“传统中医已经发展出透邪外达、截断病势，以及益气凉血、护阴等方法与方药，应能协助现代医学应付SARS。”行医已经30年的台湾名老中医陈钦铭认为，中医治病补虚泻实，讲求平和温润、阴阳平衡；西医则讲究发病源头消灭病毒。但由于非典病毒演变太快，西医难免会力不从心，“因而更需要中西医的合力”。他还说，对付像SARS这样的变异极快的病毒，中西医合力才能事半功倍。岛内曾有报道说，有非典患者在发病初期出现过腹泻症状。台北医师公会理事长陈旺全说，从中医药理的角度其实不难理解这一点。他说，着眼宏观治疗的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出现症状中医很快会从肺部寻找原因，而西医则强调微观治疗，容易把目光局限在发病部位。陈旺全还认为，非典的治本之道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中医一向强调“上工治未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自身如果正气充足，阴阳平衡以及气血通畅，身体自然不会有病痛。他还具体指出，经常刺激按压合谷、曲池、足三里这三个穴位，可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皮质酮的增加，对加强身体的免疫机能有良好效果。中医在岛内缺少扶植但仍在顽强发展，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对中医药持有信心。家住台北信义路的李先生，在隔离期间曾在岛内媒体网站上写道：“因为SARS的不确定性，我们急着想要去寻找疫苗，但是却忘记了中医告诉我们的观念，只有免疫系统能真正让自己恢复正常。”老中医陈钦铭，这位曾经促成两岸中医药界第一次友好往来的老中医还强调，祖国大陆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经验，台湾应加快与大陆的合作，让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为两岸民众造福。
大陆与台湾虽然都有中医，但中医政策不同，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更加突显了中医地位的区别。在台湾的陈立夫先生，曾经感慨地说要为毛泽东作传，颂扬他对中医的政策。这话的确是有感而发。曾经极力主张废止中医的傅斯年，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原来如此！竟有这样荒唐的理由！然而这就是历史，是中医半个世纪历史地位的写照。在台湾，中医更难于被重视。《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月28日，刊登丁兆平的文章“傅孔之争为哪般——‘废止中医’风波回顾”，记述了当年斗争的激烈，争论双方几乎进行决斗。同时，这篇文章也透露出了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中医地位的某些信息。文章转载《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先生有关傅斯年与中医的某些论述，颇有参考价值，这里也再次引述如下：
柏杨《投奔中医记》云：“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之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华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杆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的严重的致命伤。有时侯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象是治病，倒象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勒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柏杨先生提到的协和医院研究中药的事，不仅是“肉包子打狗”没了下文，而且，据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介绍，1925年初，在中国人做了协和医院的院长之后，孙中山大总统因患肝癌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治疗效果不佳，有人建议他服些中药看看，竟然因为是西医院，不允许用中药，只好从协和医院搬出来，搬到铁狮子胡同去吃中药。在具有西洋科学头脑的中国人眼里，中医药向来是上不了台面的，形同巫神。然而，通过这次SARS瘟疫之后，我们应当开始清醒了。恰如邓铁涛教授给本书的题词所说：“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两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新华社日内瓦6月23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3日在日内瓦宣布，正式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从爆发非典型肺炎（笔者按：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中期就将本病命名为SARS，“非典型肺炎”的名称是中国的地方特色，属于不规范的称谓，这时的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会使用“非典型肺炎”这个称呼的，新华社记者只是在沿用中国的“土名”）疫情的地区名单中除去。公报说，到6月22日香港已经连续20天没有新发非典型肺炎（SARS）病例出现，从而具备了从非典“发生本地传染的地区”名单中排除的条件。在香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已经被截断，当地居民和国际旅行者感染非典的风险正在消除。世界卫生组织高度称赞香港的防治措施，它说，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开始，香港政府就向公众和媒体提供了公开、真实和充分的相关信息，香港出色的科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医生在追踪传染线索、鉴别病原体、研究诊断试剂和制定治疗规程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香港现在能够控制病毒的蔓延。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撤消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删除。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2-24 08:27:19

《中医群英战SARS》

——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

曹东义主编、
200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序 3
名家点评 4
引言 10
史实篇 12
序幕：瘟神与人类的战争 13
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 18
瘟神发难十面埋伏起烽烟 18
吕玉波说最难忘怀属当初 26
广东经验促成中医介入 31
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 39
中医的一段屈辱历史 40
禁用词语大笔一挥救中医 46
邓铁涛论正确看待中医 52
为中医完整体系而守侯 58
向中央为中医参与请战 62
可资借鉴的石家庄经验 70
第三章：燎原北上 76
疫情如火考验疾控能力 76
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 93
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 113
第四章：奋起反击 123
中医药进军主战场 123
紧急启动中医科研 132
中医群英献方献策 144
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215
第五章：胜利会师 222
三军会战小汤山 222
流调与出师香港 230
中医会师京东宾馆 239
收获香山科学会议 268
反思篇 277
第一章：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277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时代形象 278
再次突显中医热病辨证治疗特色 280
收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282
蕴育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287
第二章：SARS促使伤寒温病统一 290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291
广义伤寒学说的历史价值 292
温病概念广义狭义的演变 293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294
统一热病学说是我们的任务 295
第三章：SARS的中医病因如何求 297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97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98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方难用 299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301
第四章：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303
张仲景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303
后世论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305
明代吴又可论疫有九种传变 306
温病学派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307
第五章：阳郁为热是热病的共同病机 310
外感热病包含的病种多而复杂 310
伤寒与温病是病种还是证候之差 311
郁阳为热是伤寒温病的共同病机 313
炎症反应是热病共同的病理基础 314
中医治疗热病主要靠宣泻郁热 315
第六章：SARS应如何辨证 316
万友生八纲统寒温 316
杨麦青以伤寒统温病 317
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 318
试说五级病证诊治体系 320
第七章：SARS应如何治疗 324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325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325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326
历代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327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328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330

下面，节选其“三军会战小汤山、流调和出师香港”
这两节的内容，提供大家参考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5 10:13:05

钟南山说方舱医院没什么特别治疗，对得起广大医护人员吗？
原创拨开迷雾看世界拨开迷雾看世界昨天
2020年3月12日，在广东省疫情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

“这个方舱医院我觉得最大的作用是，把病人和正常人分开了，它们整个并没有说特殊的很多治疗，但是经过一段恢复了。”

16个“生命之舱”，从开建到休舱，37个日夜，1.2万多名患者、94支医疗队、8000多名医护人员、众多的保障人员和志愿者，在这里同舟共济。

这些，就这么被钟院士这么轻轻巧巧一句话贬低了？

就在同一个发布会上，钟院士还说：

“两个月之内，你想呃就是，研发出特效药，或者特殊的办法，还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对这么一个新的冠状病毒，别说这一次，上一次那个17年前的SARS到现在也还没研发出来。”

既然早知道17年前非典的特效药都没有研发出来，为什么不早说？

自担任“高级专家组”组长之后，钟院士又出过什么好主意呢？

01 方舱医院立大功

王辰院士在2月1日到了武汉后，面对武汉病床短缺的矛盾，2月3日向中央指导组提议设立方舱医院。中央指导组当机立断，当晚，三所总共43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就在武汉开建。
　　
2月5日，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收治病人。

此后，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以“一日一方舱”的进度，先后建立了16家方舱医院，国家卫健委接管了其中的14家，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医疗队进驻方舱医院。

35天里，武汉接连投入使用的16个方舱医院已经累积收治了12000多名患者。

12000多病人的治疗、饮食、后勤、保障、康复、心理辅导......这些，都是繁重的任务。

江夏方舱医院，是中医方舱医院，收治567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以宣肺败毒汤和清肺排毒汤为主，配合颗粒剂随症加减，有的辅以太极、八段锦和穴位贴敷等，没有一位患者转为重症。

2月25日，湖南省援鄂抗疫国家中医医疗队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月12日正式开始收治患者，至3月8日休舱，累计收治病人1056人、治愈出院875人、转院181人，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病亡、零回头。

江苏医疗队队员在舱前摆造型庆祝休舱。

沌口方舱医院，来自重庆、甘肃、黑龙江、广西、内蒙古、天津、陕西、四川等地的9支援汉医疗队和武汉亚心总医院、汉南区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组成医护团队在此提供医疗服务。自2月17日正式开舱收治病人以来，累计接收入院患者990人。

贵州医疗队队员在送别康复患者后庆祝。

光谷方舱医院自2月17日开始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累计收治病人数875人，治愈出院691人，转院184人，实现了“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目标。

休仓大吉

光谷方舱医院兔子舞

江汉方舱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累计收治患者人数最多、累计出院患者最多的一家。在34天运行时间内，累计收治了轻症患者1848人，零病亡、零回头、零感染。转走521名患者，其中重症的只有57例。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共设床位1461张，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支支援湖北医疗队，自2月7日起，累计收治病患1760名，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治愈人员零复发。

患者出院

新疆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副领队巴哈古丽·托勒恒，跳出一段拍掌弹指、转腕抖肩的“黑走马”。

海南医生教起了儋州调声《嘱姑九点半》，音乐欢快，舞姿轻盈，跳出了好心情、跳出了精气神儿。

还有医生们紧跟潮流，伴随着热门歌曲《火红的萨日朗》跳起了四川坝坝舞！

这些独具特色的舞蹈都激发起了患者们的运动热情……

3月1日——硚口武体方舱医院将休舱。

3月6日——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3月8日——武汉一天9家方舱医院休舱。

3月9日——武汉2家方舱医院休舱。

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至此，武汉全部方舱医院休舱。

江苏医疗队队员庆祝休舱。

难道就因为不是钟院士提的建议，就可以这么贬低方舱医院，和那么多医护人员的奉献？

“只是把病人分开，没有特殊治疗”，那么请些保姆是不是就可以了？

02 肯定“人传人”

全国除武汉以外确诊的首批患者，是在深圳。

2019年12月29日，一个深圳男孩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去武汉探亲，2020年1月4日回深圳。

病例1，66岁的外公1月3日就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4日返深后就诊。此后，这家人除了女儿外全部相继确诊，成为了病例2-病例4。

而男孩回来后和未去过武汉的奶奶同住，奶奶成了病例5。

第一个拉响警报

没到过武汉的奶奶也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值得欣慰的是，因为社区医生和疾控人员第一时间要求病人"戴口罩"，这个家庭外的密切接触者无一人被感染。

当晚，深圳连夜召开全市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启动了联防联控。

1月17日上午，广东省领导和钟南山院士率队到深圳调研疫情防控，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工作，并表示要在全省抓紧推行深圳的做法。

这时候，钟南山院士已经知道了“人传人”。

1月18日晚，钟南山院士乘高铁抵达武汉。

03 当选专家组长，宣布“人传人”

1月19日上午开会，钟南山院士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专家组成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中国科学院院士、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清一色的西医院士。

会后，钟南山院士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

当晚，钟南山从武汉飞北京。

1月20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

钟南山院士以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名义，正式宣布：肯定“人传人”。

高级别专家组公开确认“人传人”，当然就比其他低级别的人说的话有份量，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抗击疫情的全国性战斗这才算正式打响。

1月20日新闻节目，白岩松问钟南山院士，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累计198例，死亡3例，是因为这个病对生命的危害性远远小于SARS，还是因为我们积累了打SARS那场战役有很多经验？

钟南山院士信心满满的回答说：

“我想两个因素都有。首先刚才讲的第二个因素，这个肯定的。因为现在一旦有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的话，我们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一些有低氧血症，我们很快的用上这个，不单是一般的氧疗，或者说是面罩通气，高浓度的氧疗等等，治疗的措施跟支持疗法，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钟南山院士丝毫没有提当年中西医结合战胜非典的经验，不禁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熟悉“拨开迷雾看世界”的读者都知道，2003年抗击非典，中医药立了大功，如果这次疫情把中医药排除在外，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参考：钟南山自称非典中倒下，回家自我治疗5天痊愈。

我们当即连续提出预警：

为什么我们估计如果没有中医药介入，死亡率可能高达19%呢？

因为非典时期主要发病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加拿大，纯西医治疗的平均死亡率就是19%。而中国大陆因为中医药的贡献死亡率是6.6%，中医第一时间介入的广州更是只有3.6%。。

而武汉第一时间宣布的全部定点救治医院都是西医医院，当地救治组专家也全部是西医。

武汉把中医排斥在外，这是没有吸取非典的经验和教训，犯了北京当年犯过的同样错误。

作为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犯了方向性错误。

湖北依然大量使用钟南山院士治疗非典时发明的，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剂量抗生素、激素治疗新冠病毒。

钟南山院士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月21日，钟南山院士称这个病毒没有特效药。

1月23日，李兰娟院士建议武汉封城。

1月24日，作为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上马新药物。

前方战况危急，而钟南山院士的解决方案是让病人去等特效药？

想想看，非典过去17年了，非典特效药有了吗？凭什么17年干不成的事，现在就能马上干成？

非典的经验早已证明证明中医有很好的疗效，为什么还要老百姓当小白鼠，去试验希望渺茫的新药？

对此，中医专家纷纷呼吁让中西医结合疗法进入主战场。

1月23日，张伯礼院士大声疾呼：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应发挥更大作用！

诊疗指南虽然列入了中医，但是不能有效应用：

1月25日，“拨开迷雾看世界”赴北京，见到了非典时上书国务院的应光荣教授。

当年应光荣教授的上书，由温家宝总理批示，吴仪副总理亲自部署，让中医进入了北京非典救治主战场。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中医药介入后，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

这次，应光荣教授又重新出山，再次给最高领导人上书了。

当年中医泰斗吕炳奎等人多已仙逝。

名中医周超凡(右)再次为应光荣教授(左)上书签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1月2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确立落实了中西医结合的战略。

当天，第一支中医国家队即抵达武汉与金银潭医院对接，这支中医国家队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的20名医护人员组成，27日正式开始诊疗工作。

1月27日，第二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抵达武汉，进驻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该院当天即被纳入定点收治医院。

这支中医医疗队由当年抗非典功勋中医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即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

1月28日，钟南山院士终于也出来支持说话了：

“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这么做。”

在视频中，钟南山院士哭了。

参考文章：靠眼泪能打胜仗吗？

既然中医一开始就应该介入，钟院士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呢？

这时候，钟院士在干什么呢？

钟南山在大力推荐血必净注射液。

钟院士和红日药业的血必净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钟南山系公司和红日药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同为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钟院士还是该公司董事。

2月3日，武汉首批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出院。

2月3日当天，在王辰院士建议下，中央指导组下令组建方舱医院，当晚即开建3所方舱医院。

2月4日，钟南山在恒大牵线下，与哈佛大学成立科研攻关小组。

2月7日，钟南山院士又说，并不指望中药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

这么贬低中医药，钟院士还记得你当初的论文吗？

2003年钟院士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8例非典病人，死亡10例。没有中医参与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钟院士请中医科的五位医生帮忙，中医药介入后，71个病人只死了1个。死亡率1.4%。

03

专家组换帅

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通知，调整新冠病毒专家组成员。

新组长由国家健康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担任。钟南山院士仍为专家组成员。

最引人注目的是，专家组名单中增加了中医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张伯礼、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李光熙，以及多位军队专家。

实际上，这等于是“高级别专家组”名存实亡，被新的专家组完全替代。

2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路透社专访，全程用英文交流。

钟南山院士又哭了。

钟南山含着泪说道："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李文亮是英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可是，李文亮医生不就是使用了钟院士的抗生素、激素、抗病毒、吸氧疗法牺牲的吗？

2月18日，在广东省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称“一旦有一些证据，中药是可以放心用的”，到底是有证据了，还是要继续等？这就叫人糊涂了。

中医药并不是直接杀病原体，而是让人体恢复正常功能去消除病原体。

很多人为钟院士辩解说他是西医不懂中医。其实，钟院士的中医造诣很深。因为钟院士是靠中医起家的。

1978年，钟南山和侯恕合写的论文《慢性支气管炎275例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就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1979年钟南山获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在英国，钟院士充分展现了中医功底：

“钟南山从中医传统讲起，讲了中西医呼吸医学的诊断，讲中医是如何观察病人舌象的。他指出，当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发作期，通过舌头颜色就可以判断病人缺氧和酸碱平衡的情况，还讲了中医针刺麻醉等等。”

《钟南山传》103页叶依著 2014年8月第一版

钟南山还懂中医舌象。

钟南山还会使用中医针灸麻醉。

《钟南山传》105页叶依著 2014年8月第一版

当初的中医专家，怎么现在不懂中医了呢？

2月19日上午10时，钟南山院士及其团队在广州与哈佛大学医学专家进行了第二次视频会议，就新冠肺炎快速检测诊断、临床救治、药物筛选、疫苗研究、流行病学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研讨。

参与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院长何建行教授、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金存教授、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George Q. Daley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副院长David Golan、哈佛大学医学院免疫系主任Arlene Sharpe院士、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哈佛雷根研究所主任 Bruce Walker、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传染病系主任Lindsey Baden，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等。

哈佛校长Lawrence S.Bacow表示，哈佛大学非常感谢有机会参与攻克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他对哈佛大学和钟南山率领的广州呼研院共同合作、发挥各自科研优势攻克新冠病毒肺炎充满信心。

钟南山院士表示，相信通过三方共同努力，一定能尽快形成一批科研成果，一定能对疫情防控、患者救治起到积极作用，最终彻底消除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威胁。

钟南山院士，前方战情如此危急，每天都有病人不幸去世，您还气定神闲的“尽快形成一批科研成果，一定能对疫情防控、患者救治起到积极作用”？

等您和哈佛的神药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2月16日至24日，同济医学院法医教授刘良，带领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完成了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

根据解剖结果，刘良提出警告：病人气道有很多粘液，如果不化解，单纯给氧，会起反作用，把粘液推得更深更广，反而加重了病人的缺氧。参考：遗体解剖显示，钟南山推荐的吸氧疗法可能增加了死亡率

必须要化痰。刘良认为，还可以再多进行一些尝试，如对中药的运用。

很快，武汉病人的死亡人数从每天一百多大幅下降至两位数。

2020年2月27日，在广州市政府疫情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

“这几年，广医与上海一家公司合作，研发氢氧气雾化机，可以从水里转化氧气和氢气，改善病人的氧合情况。目前2000台在黑龙江、云南、广东、以及武汉推广，希望这些仪器在救治重症病人起到作用。”

在3月3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加入了钟南山院士大力推荐的吸氢疗法，引起争议。

一般治疗方法第3条，增加了：

“有条件可釆用氢氧混合吸入气（H2/O2：66.6%/33.3%）治疗”

钟南山院士终于如愿把这种吸氢技术写进了国家第七版诊疗方案。

那么，钟南山所说的广医与上海一家公司合作，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从天眼查可以看到，上海潓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了广州南山氢分子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南山氢分子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潓美投资70%，广州南山健康占股30%。

广州南山健康科技创新中心是家有限合伙企业，有两个股东。

大股东周荣80%，他是广州呼研所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有34家公司，和钟南山院士有很多交集。

20%股份的南山医药创新研究院，是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陈利国，历任广州呼研所财务经理、副总经理、监事。陈利国有21家公司。

从法律上看，广医和钟南山所说的这家上海合作企业，没有直接的关系，倒是和钟南山以及周围的人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关系。

真心疼钟南山院士，这么大年纪了，既要救民于水火，又要操心这么多公司，太难为您老人家了！

只能说，2月8日这个专家组换帅，真是太正确了！

更多文章：

钟南山力荐吸氢疗法加入诊疗方案，背后的利益链曝光

真相来了：钟南山与哈佛大学建立新冠病毒科研攻关小组

钟南山称“一旦有一些证据，中药是可以放心用的”，到底是有证据了，还是要继续等？

遗体解剖显示，钟南山推荐的氧疗法可能增加了死亡率

热泪盈眶：钟南山与中医的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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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5 10:54:08

赤脚医生出名不是因为一根针一把草，而是疗效！疗效！疗效！
原创拨开迷雾看世界拨开迷雾看世界 2月26日
最近，武汉民间医生李跃华火了。

被污蔑为抗拒就医，大摆官架子的退休副厅长陈北洋，2月3日一家被确诊为核酸检测阳性，多方求助无果。最后只好请私人诊所的李跃华医生治疗。惊喜的是，陈副厅长三天、老伴四天、儿子七天体温恢复正常，二人复检均是阴性，一人虽有反复但已无碍。

这个李跃华医生，使用的是穴位注射法。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李医生用这个方法治愈了10例确诊病人，5例疑似病人。

他用穴位疗法做预防，与确诊病人在一起无任何防护措施，但没有感染。另有一百多人用此法预防，也没有得病。

武汉爱因思门诊院长李医生

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苯酚1毫升，加入到生理盐水100毫升中，再加入百分之二利多卡因5毫升，即得浓度在万分之6.4的苯酚溶液。

扶突 (2个) 、天突、肺俞 (2个) ，每个穴位注射上述苯酚溶液0.5毫升, 每日一次, 连续3天。

李跃华医生已经研究穴位注射方十几年了，上面的论文说：1）治疗感冒120例，全部治愈。2）治疗口腔—生殖器疱疹25例，全部治愈，观察三年无复发。3）治疗腮腺炎31例，全部治愈。4）治疗带状疱疹46例，全部治愈，随访三年无复发。5）治疗反复发作的化脓性扁桃体炎及扁桃体肿大38例，全部治愈。6）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25例，全部治愈，随访两年无复发。

这个故事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重点在下面：

赤脚医生手册

穴位注射法并不新鲜。当年的《赤脚医生手册》就有这种方法的很多应用。

不用以为赤脚医生一根针，一把草，是糊弄老百姓。

赤脚医生受群众欢迎，是因为疗效！

我举个让人惊掉下巴的例子吧：

西医认为一旦发病死亡率100%狂犬病，《赤脚医生手册》就能治好。

狂犬病发作，可以用桃仁、大黄、地鳖虫各三钱，一天一到二剂，大小便排出红色粪水，拉干净病愈。

这个方法不是天方夜谭。这个方子出自中医经典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即“下淤血汤”。

下淤血汤，由大黄、桃仁、和地鳖虫三味中药，以蜜和黄酒调服，最早是治疗妇人腹中淤血的。

中医根据狂犬病人发病后“瘀热在里，其人如狂”的症状，将下淤血汤用于治疗狂犬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解放前，无锡人周小农在《山西医学杂志》发表文章，谈到治疯犬咬伤之方：“象邑多疯犬，遭其害者治多无效。适有耕牛亦遭此患而毙。剖其腹，有血块大如斗，黧紫，搅之蠕蠕然动，一方惊传异事。有张君者，晓医理，闻之悟曰：“仲景云‘瘀热在里其人发狂’。又云‘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下血狂乃愈’。于斯用仲景下瘀血汤治之。不论证之轻重，毒之发与未发，莫不应手而愈。转以告人，百不失一。”（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浙江宁海名医严苍山1924年撰《汤头歌诀续集》亦载此方，名“癫狗咬毒汤”：

癫狗咬毒无妙方，毒传迅速有难当。

桃仁地鳖大黄共，蜜酒浓煎连滓尝。

可见用此方治疗狂犬病在浙江流传已广。

解放后关于用下淤血汤治狂犬病的案例就更多更规范了。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黄道六医案 (江苏医药•中医分册1979；<2>41)：

1956年8月，余在某某县人民医院搞中医药治疗“乙脑”试点，该县某区转来一狂犬病人，不能见水，喝水时要用毛巾遮目，方可饮下，病情十分严重，院领导召集全院医务人员会议，并邀余参加，讨论治疗方案。西医称狂犬疫苗早巳用过，效果不显，别无良法。征询余之意见，爰书《金匮》下瘀血汤方，嘱即配服。翌日晨，果下恶物甚多，怕水尚未尽除，嘱继续配服原方，恶物下尽，病亦霍然。下瘀血汤配制和服用方法如下。

处方：生大黄9克，桃仁7粒(去皮尖)，地鳖虫7只(活去足，酒醉死)。

配制和服法：上3味共研细末，加白蜜9克，陈酒1碗，煎至七分，连滓服之。如不能饮酒者，用水对和，小儿减半，孕妇不忌。空腹服此药后，别设粪桶1只，以验大小便，大便必有恶物如鱼肠猪肝色者，小便如苏木汁者，如此数次后，大小便如常。不拘剂数，要服至大小便无恶物为度，不可中止，如留有余毒，则有再发之虞。如服后大小便正常而无恶物者，非狂犬病也。愈后不禁忌。

余用本方治疗狂犬病多例，屡试屡验。

二、沈占尧、李辉《狂犬灵防止狂犬咬伤45例》（《浙江中医杂志》1984年10期）

笔者近10年来用“狂犬灵”防治狂犬咬伤者百余例，有完整资料45例，简介如下：

狂犬灵用方：桃仁(去皮尖)6克、土鳖虫(去头足)6克、生大黄9克、蜂蜜15克(冲服)，早晚空腹时服，一般服药5-10剂，重者服20剂。（此方即下淤血汤方）

凡狂犬咬伤者服药后，必泻下猪肝、鱼肠样黑色大便，小便如苏木水样，服药至大、小便正常为度。

如服药后二便正常，系非狂犬所伤，可做鉴别参考。

经治45例，男性39人，女性6人；其中15岁以下的11人，15-50岁之间的28人，50岁以上的6人。该45例思者经治疗后，随访2-10年均未发病。

看吧，明明中医药早就能治愈的恶性病，西医却一再以科学的名义宣布：狂犬病发作死亡率100%，无药可治！

只因为中医没有话语权。

参考：中西医之争内幕和诸葛亮七擒孟获，孟获大呼“这不科学”

《赤脚医生手册》

不看权威，看疗效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文，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被视为教材的蓝本。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118万册。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

不久，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

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疾病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赤脚医生手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老百姓的评价标准很简单，你能治好病就是有本事，治不好病而吹嘘自己科学，有双盲试验，只会被老百姓打出家门。

老百姓只看疗效，不看权威。

对比现在医疗服务的昂贵和低效，赤脚医生是一个奇迹。

医疗为人民服务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剩下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因此，6月26日，毛主席对此作出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解决医疗用品和药物匮乏的问题，救治常见病症，预防传染疾病和地方性疾病，宣传科学医疗常识，培养简单的医疗技能和具备一些医疗技能的当地医疗人才。这也使得“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他们活跃在农村的青山绿水、田间地头，送药行医，以最低的成本、最广泛的覆盖、最高效的运行、最深入的普及、最低的门槛使得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

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 以上用于农村。

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在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和学习借鉴西方医学的关系上，毛主席主张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并把“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针。

为了推动中西医结合，从1955年12月开始，卫生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了六期为期二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班；成立了直属的中医研究院。

1956年9月，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创办了四所中医学院。

1958年9月，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后，卫生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呈送该班的总结报告。10月1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语，充分肯定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成绩，同时进一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还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治疗多种传染病以及聋哑、骨折、急腹症、冠心病、白内障、再生障碍性贫血、大面积烧伤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5年，我父亲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了一个脊柱下肿瘤切除手术，用的就是针灸麻醉。父亲说，针灸麻醉还是有点痛，但是可以忍受。手术全程他意识完全清醒，医生的对话也听得一清二楚。老教授带着一个年轻学生手术，切开一节椎骨一看，肿瘤位置不太好，年轻人用灵巧的手法将肿瘤翻出来切除，老教授兴奋的表扬：“干得漂亮！”，然后拍拍父亲的肩膀，“小伙子，以后打篮球都没问题！”

回忆起那时候医生的医德医术，父亲至今赞不绝口。

那时候西医学习中医成了热潮，尼克松访华时也参观过针灸麻醉技术切除甲状腺的手术，一时成为新中国的国际传奇。屠嗷嗷受中医古籍启发，发现了青蒿素，也是这个时期的成果。

当时中科院祝总骧和针灸专家郝金凯合作研究经络，发现了循经感传现象，从电学、声学的角度证实了经络的存在。祝总骧后来因此研究发明了312经络锻炼法，治好了自己的多种慢性病。如今96岁的他依然健步如飞。

医疗市场化改革浪潮

农村医疗改革

1982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落，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六年间下降40%。次年，随着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村合作医疗出现雪崩式的解体，覆盖面骤降至11%，比一年前下降40%多。到1989年，合作医疗覆盖面降至最低点4.8%，还不到30年前1958年水平的一半。只在上海郊区、江苏南部(苏南)等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合作医疗才得以保留。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奠基在集体经济之上的。集体经济一垮，合作医疗解体。绝大多数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20世纪90年代初，90%以上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99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政府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99年是3500万元，9亿农村居民平均每人0.038元。（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城镇医疗改革

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人民的事业人民办”的旗号下，政府大幅退出了城镇医疗卫生领域。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市场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80年代开始了改革。1980年，政府补贴降为30%，1987年降到19%。90年代末，政府补贴仅为6%。（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说难听点，这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医院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不得不以盈利为导向，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鼓励病人做过多的价格不菲的医疗诊断，并且开过量的药品。相反，基本医疗服务(通常是没有利润的) 的开展却非常有限。最恶劣的是，出现了急救室不交押金就不给抢救的现象。

结果，卫生总费用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飞速增长。1990年，卫生总费用700余亿元，到2000年高达4764亿元。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也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负担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

截至2002年末，城镇居民大约只有一半的人口拥有医疗保险，与改革开放初期医疗保险几乎覆盖全体城镇居民形成鲜明对比。

市场化下的医疗行业

国家只给医院发20%的经费，医院只给医生发20%的工资，其他的要你自己去市场上赚。经济指标从科室承包到个人承包，工资奖金和你给医院创造的收益挂钩，这就是医疗乱象之源。

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塌方式腐败，对中药、西药的审批都需要花巨款买批准文号，大大增加了药品的成本。而中医太便宜了。一把草，一根针能值几个钱？利益集团要赚钱，必除之而后快。

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便宜的、廉价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统统被淘汰出局。而药品、耗材的回扣成为行业规则。

于是，医生们一边拿着和辛苦程度不相称的工资，一边又拿着行业规则的药品回扣。区别在于，有良知的医生坚守不害人的底限，而无良的医生则靠过度治疗赚更多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恶性病如癌症病人、白血病人就成了香馍馍。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人是最舍得花钱的。

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害怕病人行凶，互害模式就是这样造成的。

方舱医院：美好的感觉回来了

———郭松民

有将要离开方舱医院的患者，在接受采访时一脸留恋地说：“很好，我都不想走了。”

毫无疑问，让人感到留恋的，当然不是生病的感觉，而是方舱内那种美好的人际关系。

方舱医院内的氛围，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征：

1、最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心为病人，病人感激医生；

2、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的床位，吃一样的伙食，享受一样的医疗服务。

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

4、集体乐观主义精神、充满必胜信心。

方舱医院是公益性的，这是决定舱内医患关系的基础性原因。

从病人的角度看，由于不再担心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赚钱，所以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大增强，医患之间的相互猜疑消失了；

同时，病人还会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尽量自己克服困难，努力不给医护人员“添麻烦”。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病人的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所以会更加友善、耐心地对待病人。

医生不需要考虑经济指标，也不需要考虑病人的经济能力，按照最有效的方案治疗。

西医有效西医上，中医有效中医上。不看权威，看疗效。

而医患关系是良性互动的，方舱医院无疑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所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在访问了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有医生感慨，感觉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不过，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至少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也就是医疗改革全面铺开以前的，而不是“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九十年代末，那时的医患关系甚至比今天还紧张。

这证明，严厉打击并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公益性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

这个实验也证明，而一旦医生和患者双双摆脱经济压力的束缚，医患关系就回到其最初的起点：为人民服务。

参考资料：

1、《赤脚医生手册》

2、郭松民 | 抗疫观察：方舱医院的社会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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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0-02-2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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