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47）不情愿，卫生部还有很多中医成果不表彰

曹东义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在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表彰了4项中医成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鼓励人们热爱中医，发扬中医学术。一时之间，献方献技成为一种风气，都想得到政府重视。当然，也有的人希望再奖励中医成果的时候，自己能够“榜上有名”，既丰富了祖国医学，也为单位和个人争得了荣誉。老实说，卫生部的表彰只不过是抓一些典型做表率，是表示一种态度，由过去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转化为促进中医发展，为中医事业的振兴而鸣锣开道、努力奋斗。

然而，被表彰的4项中医成果，只不过是“挂一漏万”，是万紫千红之中的一朵花，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中医成果没有被表彰。我们这样说，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很多中医学家一生治病救人，即使不是来一个好一个，也有许多“妙手回春”、“活人无数”的鲜活例子。笔者在1985年考入中医研究院之后，曾经受教育处李俊龙处长的指派，协助整理中医研究院“博士招生专业介绍”，要撰写各位导师的研究成果，结果有成果的大都是“某某药物”“某某医疗器具”的研发与改进，获奖者大多是西学中学者，而“纯中医”的老专家们基本没有“成果”。这一现象使笔者不止大吃一惊，简直是非常震惊，在这样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里，中医学家该怎样做才能获得成果呢？难道都要做动物实验，向小老鼠祈求成果？“活人无数”的老中医，即使是被群众视为“老神仙”，也永远没有成果吗？

我们还是以前面我们说过的朱良春先生为例子吧，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利用当时开始重视中医的好政策，他一个人竟然在南通市中医院培育了“三枝花”。说是“三枝花”，其实是三个土医生，一个是旧社会靠卖艺为生的“蛇花子”季德胜，一个是考治老鼠疮为生的“邋遢医生”陈照，他们两个人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只是各有一种治疗疾病的绝技，在群众之中享有声誉。

朱良春先生闻听之后，积极走访调查研究，经过落实验证，然后把他们请到南通市中医院，让他们穿上白大褂，成了正式职工，并且是级别不低的“国家干部”。不仅解决了群众治疗蛇伤和淋巴结核的问题，而且朱良春先生还和他们交朋友，一次一次鼓励他们把秘方献出来，交给国家；并且进一步总结、提高，固定剂型，做成成药，形成成果。就这样，两位“文盲中医”，由土专家一变就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被当作专家邀请到北京参加医学科学会议。

另“一枝花”成八先生，叫成云龙，是一位乡村教员，他家种植一种叫“铁脚将军”的植物，能够治疗肺脓疡，服了这种植物煎熬的药水，很快就可以大量排脓痰，退烧，进而走向痊愈。这在还没有抗生素的年代，在肺脓疡十分常见的时期，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朱良春先生在1958年下乡巡回医疗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奇迹”，他没有当作奇闻而轻易放过，而是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成八先生。成八先生也很慷慨，就给了朱老一棵这样的植物，让他带回去研究。朱老把带回来的“铁脚将军草”种在花盆里，慢慢地它发芽长大起来，朱老就看着它长，并且利用到南京开会的机会，戴上它的整个植株，来到南京植物园，请教有关专家，终于弄明白了这个神秘的“铁脚将军草”，学名叫金荞麦，再一查阅《本草纲目》，原来李时珍早就有所记载。有记载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因此，朱老就进行临床验证，果然不负众望，“铁脚将军草”疗效不凡，几百例的大样本临床病例说明了问题。朱老并不满足“临床有效”，而是与以前一样进一步上报卫生部，请求进一步“科学验证。”

路志正先生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几次收到朱良春先生的科研报告，就进一步组织验证工作。因此，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要做“抑菌实验”，一场更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开始了。

朱良春先生说：“说来也是奇怪得很，在实验室里，金荞麦制成的培养皿里，细菌不但不见减少，而且生长的更加旺盛。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没有轻易否定金荞麦的作用，就把它带回北京去，进一步研究。结果通过‘同位素示踪’研究，发现只要有化脓性感染病灶存在，金荞麦的化学成分就通过血液循环，向病灶部位集中，进一步吸引白细胞，治愈化脓性感染。不知是否与中医所说的‘药物归经’有关？[1]”

成八先生贡献的“铁脚将军草”成了中医研究的成果，他不仅受到了奖励，而且也成了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笔者说这都是朱良春先生“点石成金”的“神仙功夫”做成的成果，朱老却感慨地说，这都是当时党的好政策带来的变化，今天的环境变化，这样的“点石成金”的作品，不会再发生了。

朱良春先生自己擅长虫类药研究，以虫类药为主治疗肝硬化、类风湿、肿瘤等疾病，效果非同一般。他治疗这些重病、疑难病，一总结竟然可以拿出来几百例的总结报告，这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不容的做到的中医大家不只朱良春一个人，邓铁涛先生、路志正先生、周仲瑛先生、任继学先生等等，每一个临床大家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尽的经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的一个理由。

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回到主题上，谁够资格是“卫生部未能表彰的大量成果”中的一个呢？我们仍然需要借用路志正先生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56年12月编辑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二辑为基准，大致上看看里边到底收集了哪些成果。

第一辑的前言说：“一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和监督下，经过了对贺诚同志错误思想的批判，党的中医政策得到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医力量和作用也有了显著的发挥。尤其是通过中、西医密切合作和临床观察，在不少疾病上对中医的疗效进行了总结和整理，不但可以提高了中医的治疗水平，并对中医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现将各地治疗报告汇编成辑，供作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56年10月23日”

第一辑所列的前4篇文章，都是关于血吸虫病治疗方面的总结报告，可见当时重视程度之高。

第5份报告，介绍的是“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介绍”，文章第一个题目就是“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在确诊上和治疗上的肯定”，介绍了1952年山东省立医院6例乙脑治疗和石家庄经验的认定过程，然后介绍了中医治疗的指导理论是中医的温病学，后面介绍的是方药的选择，以及典型病例诊治过程。

第6份报告，是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他们治疗乙脑已经3年，1955年学习先进经验之后，治愈率91.6%，死亡率8.3%，为了巩固这么高的治愈率，使它变为一种常规治疗措施，所以开始着手制定规范性方案，供大家参考。

第7份报告，是河北省唐山市中医高濯风先生写的“中医治愈14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经验介绍”，中医不仅能治疗夏季的病毒感染的乙脑，而且对于春天发病的流脑，照样疗效很好。1956年3月3日至1956年4月28日，用中医方法在唐山市传染病医院治疗14例，全部治愈出院[2]。

第8份报告，是介绍白城专区中医治疗波状热的临床经验，据介绍已经治疗300余名患者，其中痊愈200多名，因此召开座谈会进行总结，参加会议的中医师有解起英、张文儒、解起坤、赵太伯等[3]。

第9份报告是“紫草根防治麻疹初步报告”，介绍的是安徽省界首县中医范清修先生，1954年用紫草根预防有麻疹接触史的易感儿童136名，经三周观察，有117例未发生感染。1955年进行推广，经过太和县、南陵县数百例易感儿童的预防试验，有一定效果。第10份报告，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卫生防疫站贾振芳报告的，用紫草根、雷击散麻疹效果的观察报告。他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3月分别观察了11515例和600例易感儿童，还选择了300名儿童作对照，证明紫草根和雷击散不仅有预防作用，而且有治疗作用，优于胎盘球蛋白对照组[4]。黑龙省爱国卫生站也在江双城、拉林地区开展了“紫草根预防麻疹工作的调查报告”，这是资料集的第11份报告。

第12份报告，是由福建省人民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白喉治疗小组报告了“中医治疗白喉55例初步观察”。他们自1955年11月21日至1956年3月28日，共收治患者55例，采取内服中药和局部处理的方法，进行治疗观察。内服的方法，以清热解毒养阴为主，参考张善吾的《白喉治法捷要》和耐修子的《白喉治表抉微》，采用其中收载的“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除瘟化毒汤”等，加减应用。病灶局部采用福州市喉科医师王亨瑛贡献祖传秘方，以吹喉散、漱喉散、调蜜散等外用，取得了很好的经验。55例之中，死亡4例，治愈率为92.73%。每一个病人都有完整的资料，上报的材料里也有详细列表说明。4例死亡患者，大多是病程太长，入院较晚，一开始就有喉阻塞，治疗未能奏效。都进行了气管切开，仍然未能挽救。92.73%的治愈率，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他们选取了几个方子，但是在总结的时候，已经把养阴清肺汤列为主要方法。而且文章介绍的主要药物，也是以清热养阴为主。主要有银花一两半，连翘五钱，公英六钱，板蓝根三钱，丹皮三钱，白芍三钱，元参三钱，生地三钱，川贝三钱，薄荷一钱，甘草一钱。随证加减的药物，主要有生栀子、地丁、茅根、瓜蒌、桑叶、葛根、青蒿、龙胆草、知母、浙贝、紫菀、桔梗、沙参、黄芩、生石膏等[5]。

可以说他们的诊治过程，已经具备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经验。西医学习中医的天津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师繡章，引进这个经验进行了再创新。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某地发生白喉疫情，向天津传染病医院师繡章院长求救，虽然当时国内已有白喉血清，但考虑到药源不足且价格昂贵，所以他根据当时安徽、福建等地用养阴清肺汤加减治愈白喉的经验，研制出“咽白喉合剂”，经实际应用，使白喉疫情很快便得到控制，平均每个患者才花了1.50元，既经济，又无毒副作用，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医防治急性传染病的优势。

邓铁涛先生在《正确认识中医》一文里，评论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市传染病院院长学了中医之后，某地发现白喉开始流行，急需白喉血清，向他求助。他估计该地要接种血清的量，集中半个中国的存货都不够用。他便运用所学，继承中医治白喉之法，用养阴清肺汤，并拆方减成只用四味药，制成水剂，发往该地，把白喉的流行制止了。每一病例治疗成本才1.5元，且能免除今后再用血清时有血清反应之弊。这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好例子。但这样的优秀成果，没有人继续再加以研究发扬，多可惜啊!为什么被冷置呢?我看因为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国内的某些专家会给你以阻力而不是动力。‘重西轻中’这一顽疾若得不到根治，中医的创造发明与推广--难矣！[6]”

卫生部总结的第13份报告，是苏北人民医院写的“针灸治疗白喉的介绍”，收治23例患者，疗效100%，其中3里没有用其他药物，4例患者气管切开和配合抗毒素治疗。对照组16例，用青霉素治疗，其中2例死亡[7]。

朱良春先生说：“20世纪50年代初白喉流行，白喉血清供应不上，只有求诸中医和针灸，我们曾根据《内经·五色篇》：‘闕上者，咽喉也’这两句话，就用短针在印堂（闕）上一寸向下平刺闕上穴留针，止痛快，消肿速，白腐脱落平均不超过3天，退热平均2天，观察137例，痊愈133例，治愈率达97.1％。[8]”

第18分总结报告，是由北京市儿童医院任守中提交的“针灸治疗小儿麻痹症及其后遗症的体会”。文章介绍了他们医院针灸科从1953年7月到1955年9月治疗的98例小儿麻痹及其后遗症的结果。痊愈26例，其中瘫痪后在一年之内治疗的83例，痊愈26例，而瘫痪后一年以上才开始治疗的15例之中，只有1例痊愈，可见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显著进步41例，进步28例，无效2例。

第19份报告是上海市卫生局提交的“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的初步报告”，观察病例240例。

第20份报告是慈健民总结的老中医史传恩的祖传秘方，治疗破伤风，是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结合分期治疗，第一方是五虎追风散，第二方琥珀彻底汤，第三方十全大补汤。

第21份报告由兰州市传染病医院张均衡提交，介绍“应用五虎追风散治愈破伤风二例”患者。

第22份报告由大连医学院小儿科教研组赵松乔、夏经和微生物教研组陈知本报告的52例百日咳患者的诊治情况，都是以黄连来观察临床证候，以及在化验室观察黄连的抑菌作用。以黄连治疗一周，结果痊愈17例，明显好转14，进步17，无效4例。在实验研究中，发现黄连“有一定的抑菌作用。[9]”

第23份报告是由辽宁省麻风病院提交的“中医治麻风疗效的初步报告”，选用中医方法治疗麻风病的起因，是在1955年5月，有的患者反应入院之后，虽然服用了西药，还不如在院外服用中药效果好。于是引起院方注意，根据患者提供的线索，从抚顺聘请中医郭利生到麻风病院进行中医治疗，到1956年3月15日，先后治疗309例各型患者。一般经过两个月左右，患者不仅在症状方面皮损损害消失，麻痹恢复，神经胀大消失，较服砜类药效果显著而迅速。经过统计，28例接近痊愈，83例有显著疗效，有效195例，总有效率99%。他们使用的中药方剂，以《医宗金鉴》为主，有十几个方剂。计有万灵丹、神应消风散、追风散、磨风散、醉仙散、再造散、换肌散、补气泻荣汤、扫风丸（浙江第六康复医院方）、退风散、白花蛇散、苦参散、枫子丸等。根据病情证候，轮换使用[10]。报告不仅有检验报告，而且附有病理切片，治疗前后对比，可以说资料翔实，很是可贵。路志正先生当年曾经与考察组一起，踏上这个后来被称为“蛇岛”的麻风病院，协助他们总结经验。

第24份报告是中医研究院外科研究所提交的“中医用土茯苓复方治疗85例梅毒的临床观察”，该项治疗起于1954年10月，到1955年11月止，共治疗85例晚期梅毒患者。其中过去未经治疗者仅6例，多数患者进行过不规则治疗，有的患者使用过汞剂、铋剂、砷剂、青霉素、碘剂以及中药治疗。治疗组以土茯苓、金银花、白藓皮、甘草为复方，随证加减，结果良好43例，进步23例，无效19例[11]。

第25份报告是刘贵珍所写的“在实验研究中的气功疗法”。

第26份报告是河北省卫生厅中医处通讯组整理的“中医治疗精神病323例的初步报告。”其中针刺治疗78例，中药治疗152例，针药并用93例。治疗前曾经召集有关中医11人，西医2人进行座谈，通过7天会议，制订了相关的标准，经过50余天的治疗观察，治愈167例，显著好转79例，中断治疗61例，无效16例。治疗狂证的常用方剂为礞石滚痰丸、承气汤、涤痰汤、当归承气汤、当归芦荟汤、瓜蒂散、遂心丹、清心滚痰丸、龙虎丸，治疗法则为泻火、祛痰、平肝、定志。癫证主要方剂有清心抑胆汤，温胆汤、开郁汤、逍遥散、朱砂安神丸、磁朱丸、天王补心丹、养心汤、琥珀降痰散等，治疗法则为养心、安神、清痰、解郁。针刺治疗的主要穴位是风府、大椎、陶道等穴[12]。

第27份报告是中医研究院外科研究所的“中医痔瘘疗法简单介绍”。

第28份报告是陆琦介绍的“内痔插药疗法”，文章还附有115例病例报告。

第29份报告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报告的“红藤煎剂治疗阑尾脓肿的初步临床观察”，他们以红藤配伍地丁、乳香、没药、连翘、大黄、元胡、丹皮、甘草、银花，做成汤剂，共观察9例患者，除一例患者改为手术之外，其余8例患者疗效理想，可以减少手术痛苦，以及可以代替抗生素[13]。

第30份报告是天津市立医院哮喘科提交的“寒喘丸治疗寒喘的初步报告”。治疗方药是姚石琴先生献出来的秘方为基础，1954年治疗观察37例，到1956年4月共治疗8100人，其中可以统计的585例中，寒喘532例，有效488例，无效44例；支气管哮喘53例，有效45例，无效8例。秘方以生信石和淡豆豉、米粉为主[14]。

第31份报告是北京市儿童医院任守中提交的“针灸治疗单纯性消化不良的观察与体会”，文章说1953年8月至1954年12月治疗28例，治愈27例；1955年1月至7月治疗78例，治愈73例。以针刺足三里为主。

第32份报告是北京市卫生局报告的“地黄合剂治疗糖尿病的初步观察报告”，文章介绍了北京市地方工业局职工医院王俊杰院长，以中医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观察了20例患者，所用的药物为地黄、天冬、枸杞、人参、山萸肉等。能够降低血糖、改善症状。

第33份报告是上海市公安医院提交的“复方土槿皮酊治癣的临床应用小结”，治疗观察1400余例，疗效显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56年12月编辑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里，也收集了许多中医研究的科研成果，我们也可以分别进行介绍。

第1-5篇报告都是介绍中医治疗肝硬变、肝腹水的临床研究。肝腹水的鼓胀，不仅是中医内科的“四大顽症”之一，也是当时西医难以奏效的疾病，号称“十大堡垒”之一。开展中医治疗肝硬化、肝腹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篇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中医部的姜春华先生，他以巴豆、干漆为主，组成“巴漆丸”，攻逐水饮，以汤药扶正为补充，进行治疗。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内科章巨膺、庞泮池先生，主张以硝石矾石散进行治疗，他们观察了11个病例。在改善症状、消退黄疸方面有较好疗效，而且价钱便宜。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沈士芳、黄坚白、朱师墨先生报告的“肝硬化腹水中医治疗的初步经验”，1955年观察80例，可统计结果的50例。他们用泻水、疏气、利尿相结合，攻补兼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平均35天腹水消失。天津市立总医院中医科邢锡波报告“中医治疗41例肝硬化的临床观察”，也以峻下逐水取效。北京市第七人民医院报告7例肝硬变患者，主要以补肾健脾、利尿祛湿为主，配以外用消胀泻水膏，也取得了较好疗效[15]。

《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第6-10篇报告，都是中医治疗肾炎的临床总结。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部和内科教研组李景泉、王叔咸、张树基、于锐锋、王余泰完成的“中医治疗慢性肾炎的效果”，共观察24例患者，分阶段辨证用药，有效率达到81%。江苏省中医院李继祖报告的“治疗肾脏炎的初步小结”，观察了106例患者，按风水、皮水、正水、石水论治，常用方剂十几个，取得了较好疗效。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内科的“中医治疗肾炎17例初步报告”，也是“所用方剂70余个，用药100余味”的辨证论治，疗效也很好。福建省第一康复医院内科徐世彬先生报告的“慢性肾炎中医治疗效果介绍”，中医师林道铭辨证治疗的个案情况。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沈世芳、朱师墨报告的“中医治疗肾小球体肾炎的初步报道”，介绍了50个之中的30例统计结果。按八纲辨证，疗效也好[16]。

第11份报告是旅大市骨和关节结核研究小组张一忱、王栋国、郭清平、黄垂柳报告的“虎挣散治疗骨和关节结核的初步报告”，共总结200个病例。路志正先生当年曾经到这个医院进行调查，协助他们整理资料。路老说，大连志愿军疗养院报上来一个材料，是当时的院长张一忱写来的，他是一个西医。介绍的是一个中医处方“虎挣散”，治疗骨关节结核，他们认为疗效很好，就报到了卫生部中医司的技术指导科。我与魏龙骧科长一起研究，觉着值得重视，应该进一步总结、落实，就报了上去。卫生部就派我下去调查、研究，同时找来了中医研究院的一个姓杨的西医骨科大夫，我们两个就一起到了大连，一住就是二十多天，最后肯定了虎挣散治疗骨关节结核的疗效。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的话，这个虎挣散的经验可能就不存在了。“虎挣散”由马钱子、穿山甲、附子等几味中药组成，黄酒送服，并根据证候不同配合其他中药，对于其中有X线前后对比的86例患者分析，显示好转者46.4%，而症状体征改善也很明显[17]。

第12份报告是上海市徐汇医院中医科庄时俊提交的“阳和汤治疗骨结核”的报告，是个案报道。

第13份报告是吉林省通化市中医院杨永清介绍的“狼毒枣、狼毒膏治疗各种结核病经验介绍”，1954-1955年，共治疗1184名各种结核患者，有较好的疗效。

第14份报告是山东济南严忱医先生介绍的，以外用结核膏和内服消瘰丸，治疗颈部淋巴结核，也取得较好疗效。

第15份报告是牡丹江康复医院殷德厚、王贤先生的“截根术治疗颈部淋巴结结核63例疗效初步观察”，所谓“截根术”，就是在背部的腧穴，经无菌消毒之后，切开，深达筋膜，挑拨捻搓，并撒“磺胺粉”，最后复以纱布覆盖。看来这是新创造的“中西医结合”的新方法，据说有“显著疗效”。

第16份报告是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教研组和中医科联合报告的“用麝雄灸线等治疗颈淋巴结结核的初步报告”，并附有104例病案分析。以麝香、雄黄、蟾酥做成药灸的线，经酒精浸泡后点燃，灸患处，并覆以中药膏，如回阳膏、消核膏、冲和膏、红玉膏、金素膏等，内服化疽丸、养荣丸、小金丸、内托丸等，结果治愈25例，进步60例，无效10例，恶化9例[18]。

第17份报告是北京市立第一医院的“红升丹治疗慢性淋巴腺结核溃疡（19例）和手术后创口不愈合（24例）的初步观察报告”，疗效较好。

以上7份报告都涉及结核病的中医治疗，那个时代结核病的发病率很高，与当时的卫生条件、生活、营养水平有关，当然也和西医当时的治疗效果不佳有关，中医在这个领域里，有这相对多的方法和较好的疗效，因此，卫生部不厌其繁地一一加以介绍，让大家可以“货比三家”，根据自己的条件，加以引进吸收，创造更好的治疗效果。

第18份报告是天津市立第一医院外科王兆铭、冯文璋先生提交的“中医开刀治疗肛瘘外痔的初步报告”，总结病例148份，治愈率达90%。

第19份报告是福建省人民医院痔疮科李白克先生的“用灰皂散枯痔法继续治疗170个痔核病例的分析报导”。第20份报告是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闻茂康、朱仁康的“312个肛门疾患的病例报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中医治疗痔瘘的情况，于此不再多谈。

第21份报告是北京皮肤性病研究所胡传揆、方大定、赵炳南、叶千运、马海德合写的“中医治疗瘢痕疙瘩的初步结果”，治疗25例，并有19例西医治疗对照组。主要以赵炳南的黑布膏为治疗药物，取得了较好疗效。

第22份报告是沧县专署卫生科报告的中医释宝山用四妙永安汤治疗动脉栓塞性坏疽20例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疗效。

第23份报告是北京市中医医院研究室外科组的“中医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初步疗效观察”，辨证论治25例，有效率72%，对于三期患者的有效率在90%，而早期患者反而不太明显，也许与晚期患者痛苦大，症状改善明显有关。

第24份报告是北京皮肤性病研究所的方大定、赵炳南、马海德、胡传揆提交的“中医熏药治疗神经性皮炎的初步报告”，一年之中治疗97例，总结了40例。33例治愈，5例显著进步，2例进步。此方后来收入《赵炳南临床经验》一书之中。

第25份报告是重庆市第二中医院的“大叶性肺炎中医治疗的观察”，报告了9例患者，完全以中医的清热解毒等辨证治疗方法治愈。

第26份报告是重庆市第二中医院提交的7例风湿热的临床观察，大多经清利湿热而退烧。

第27份报告是上海市立中医门诊部党波平介绍的以内服中药和针灸治疗风湿热的经验。

第28份报告是重庆市第二中医院的“348例急性扁桃体炎的疗效统计”，以针药并用，或者煎剂与吹喉药并用，1次治愈158例，2次治愈56例，好转39例，失访30例。

第29份报告是苏北人民医院提交的针灸治疗破伤风8例的报告，3例死亡，5例痊愈。

第30份报告是兰州市传染病医院张均衡的“黄连治疗猩红热的初步临床试验报告”，44例患者均治愈，比青霉素、磺胺疗效不低。

第31份报告是四川医学院眼科教研组沈祖实、朗志清、方谦逊、徐志章提交的“磁朱丸治疗白内障之临床疗效的初步报告”，共观察72眼，视力有改进者44眼，维持视力者32眼，对于老年白内障有一定疗效[19]。

通过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56年12月编辑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二辑64份报告，我们不难看出中医临床研究，在当时正逐渐受到重视，改变了以往中医不被重视，甚至被限制和歧视的境遇，而且总结的病例也多是“大样本”，而不再是像古代医学家那样的个案笔谈。这许多未经卫生部表彰的临床经验，有的成果并不亚于被表彰的4项成果。散在于各地的中医治疗经验，决不仅仅限于被表彰的4项成果，恰如邓铁涛先生所说，中医战胜疾病的法宝多得是，有一个武器库，它需要人们努力去发掘。只要用心研究，积极探索，就可能超越前人，取得世界水平的突破。

[1] 朱良春讲述、曹东义整理、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130-147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90-96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97-114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115-120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127-135页。

[6] 邓铁涛、正确认识中医、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2月17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136-138页。

[8] 朱良春、朱良春医集、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17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196-211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212-224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225-249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265-275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307-311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人民卫生出版社（内部发行）1956年12月第一版、312-327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发行）、1956年12月、1-51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发行）、1956年12月、52-103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发行）、1956年12月、104-118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发行）、1956年12月、144-157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二辑（内部发行）、1956年12月、265-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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