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X# m7 W& Q p扁鹊一身都是谜，很多人没有系统掌握资料，所以，难免得出错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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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主编过《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这是一个科研报告；也出过一本《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2017年），对这个问题专门研究，有关看法请大家参考。" k2 f0 x* p6 ~$ \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院长# ?6 m: H0 i) b6 Y: C) D; U
曹东义
# s; X& G+ @6 v& f- @0 o司马迁考证扁鹊，表述里籍有难处关于扁鹊的里籍问题，最早的记载出于韩婴的《韩诗外传》，而不是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在扁鹊师徒路过虢国，打算进入宫内救治虢太子的时候，韩婴记录扁鹊自我介绍时说：“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治之。” 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具有“一字之褒贬”的“史家功夫”，一般的规律是用词极为简略，不会多说一句话。但是，他既然看到了韩婴的记载，是那样“简单明了”，为什么边却把扁鹊的自我介绍“复杂化”了？尤其是在司马迁的《扁鹊传》里，一开头就写过“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其后，扁鹊到虢国抢救虢太子，同样在作自我介绍，但是看上去很不合理，他的语言非常繁琐：“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鄚）” 韩婴与司马迁相差几十年，韩婴的说法虽然看上去“简单明了”，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此司马迁不得不放下“一字褒贬的史家功夫”，把文辞变得冗长繁琐，才能说清楚扁鹊的里籍问题，这背后有其良苦用心，牵涉到文字传抄之中的讹误问题。 《吕氏春秋·察传》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 ]0 P% o" j' D1 l2 C)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 , j- Y. p% o" W. k! \- }0 s3 j
这段记载是说，孔子的弟子名叫子夏，他到晋国去出差，路过卫国见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个人捧读一卷历史书，很认真地念道：“晋国部队的三豕涉水过了黄河。”难道说晋国的部队行军还要赶着三头猪？子夏一听觉得不对，他猜想是这个记载有错误。因为当时的文字或是记在竹简上，或是写在白绸子上，不像现在都是印刷书籍，有编辑，有校对，很容易出现传抄错误。子夏说：“不对！这个记载应该是晋国的军队是在‘己亥’的时候过的河。那个‘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因此出现了记载错误。”古人用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记载每一天，就叫“干支记日”。话说子夏到了晋国，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就请教晋国人那句话怎么读，晋国人回答说：“晋师己亥过河。” 《吕氏春秋》认为，传抄错误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字在字形上相似，但意思却不一样，不要望文生义，混淆了原来的意思。是非的界线，必须分清。 晋葛洪《抱朴子·遐览》也说：“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这也是说古书在传抄的过程之中，容易出现文字错讹的现象。 关于扁鹊里籍的记载，也是这样错讹错讹字很多，而且还很关键。有些人不善于辨别真伪字，就出现了很多混乱而不同的说法，也有很多人是根据印象，或者见到前人有某些说法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像司马迁那样首先进行考证，然后既用当时的行政区划、又用不同地表地理特证进行表述的作者是很少见的。这既说明司马迁做学问的严谨，也反映出他的良苦用心。 1、“郣海”与“渤海郡”的变迁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开头就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其中有些文字，如“渤海”的“渤”字、“鄭”字，都是传抄过程之中出现的讹误字，需要仔细辨别。 《史记》对于先秦人物的表述，一般都是称之为某国人，而用汉代的郡县表述一个先秦的人，在《史记》里是不多见的，但是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只要知道的比较准确，司马迁就可以说的很详细，尽管先秦时代郡县制并不普遍。 需要说明的是，普遍设置郡县虽然是在秦开国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再设县，这种“郡县制”成为汉代之后行政区划的主流，但是，郡县制并不是秦代才开始有的。 赵简子时代的晋国早就有郡县制，《左传》的记载很生动，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曾经悬赏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赵简子不可能用一个大家不熟悉、不了解的行政概念进行悬赏，因此说郡县制在晋国已经实行多年。只是当时县大而郡小，或者县在晋国的核心区域，而郡在边缘区域，这与秦汉时期郡管县有所不同。 汉代刘熙《释名·释州国》云：“至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汉就而因之。”刘熙所言甚是，“渤海郡”应该因为有叫“渤”的地名才设立“渤海郡”，但是，“渤”字是汉代之后才出现的俗近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时代没有“渤”这个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没有“渤”,只有“郣”和“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渤海”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汉代的古籍里，“渤海郡”都应该写作“郣海郡”或“勃海郡”，而不是“渤海郡”。 需要指出的是，今本《史记》《汉书》里的“勃海郡”是一个讹误字，这是因为郣、勃二个字在字形上很相近，造成了传抄错误。“郣海郡”是正确的表述，而“勃海郡”属于传抄错误。 《说文解字》云“勃：排也，从力，孛声”；“郣：海地。从邑，孛声。一曰地之起者曰郣。”可见勃属力部，郣属邑部，二字本意不相同。邑部的字，都是右边有耳朵，表示地名。所以《说文解字》说：“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凡邑之属皆从邑。” 先秦文献称北海、东海，多为泛称，都是因为方位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称谓。说话、写文章的人，可以因为方位的关系，用“北海”、“东海”代称渤海，但未见以渤海代东海、北海之称谓者。 渤海，古又称作“郣澥”。《说文解字》云：“澥：郣澥，海之别也。” 郣澥、郣，是海边、海岸的一部分，因郣邑而得名，特指今沧州一带沿海海陆，故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于这一带设立郣海郡，管辖有20多个县。 “郣海”是一个特称，这与“江”只表示长江，“河”只称黄河是一类的用法，属于专有名词。其后，兴起了“渤”字，而古老的“郣”因为只是一个专属的地名，没有其他含义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开始，郣、勃、渤三字混称，这种状况可以见于传抄到后代的《史记》《汉书》等秦汉古籍之中，后来有了“渤海”一词，更容易表示大海，“郣海”的“郣”字就被很多人淡忘了，甚至很多字典、字书也不再收录“郣”字。 不仅如此，“鄭”字也是一个误字，本字应是“鄚”字。 2、“鄚州”与“鄭州”的差异今本《史记·扁鹊传》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 《史记集解》引晋代徐广曰：“‘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史记索隐》说：“案：勃海无鄭县，当作鄚县，音莫，今属河间。” 司马迁的《史记》流传到后世，有些内容需要进行注释，才能被当时的人们读懂，因此，不断地有人为《史记》进行注解。比较有名的解释著作，有《史记集解》，他是南朝刘宋裴骃编攥的，全书八十卷。书中以晋代徐广《史记音义》为底本，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之说，进行增益集成而编定。原书单行，至北宋时期，与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散列于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收录在注疏体的《十三经》里。 司马迁说扁鹊是勃海郡人，这个勃海郡是汉高祖设立的，秦朝的时候勃海郡一带属于巨鹿郡。汉朝建立之后，既实行郡县制，也有侯国，并且经常变化。根据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勃海郡之中鄚县已经划归涿郡管理了。到了晋代的时候，鄚县又属于河间国。所以，晋代的徐广说：“鄚，县名，今属河间”，唐代的司马贞也说“鄚县，音莫，今属河间。” 鄭、鄚二字，形近易误，鄚字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只标示地名，没有其他含义，这样的文字在传抄的过程之中，就容易被抄错，抄做一般的流行字。故唐初的行政官府，就改“鄚州”为“莫州”。此与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尚有所区别。这是因为同时代之人，写“鄚”而误为“鄭”者十分普遍，影响办事的准确性，经常把应该由鄚州办的事情，交代到了“鄭州”，所以唐代睿宗景云年间，政府官员把“鄚州”改成了“莫州”，以与“鄭州”相区别。 鄭州、鄭县在今河南一带，离着勃海郡很远。 汉景帝时期就有名气的韩婴，他的家乡就在鄚县，正好与扁鹊同乡，《韩诗外传》是当时颇为流行的著作。韩婴写扁鹊的时候，说“入言鄚医秦越人能治之”，但是传抄之中几十年，到了司马迁时期很多抄写的有错误，变成了“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治之。” 为了防止人们继续抄写错误，或者为了准确表述扁鹊的籍贯，司马迁在提到扁鹊里籍的时候，都是“郡、县并用”，这样一来即使你抄错了，仍然很容易地根据“勃海无鄭县”加以纠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在《扁鹊传》的开头就说：“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后边扁鹊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这种“郡县并用”的深意，就是为了防止人们传抄错误，即使传抄错误了也可以纠正。 果然不出司马迁的预料，后人不仅把“鄚”误写成“鄭”，而且还把“郣海”误写成了“勃海”，甚至又变成了“渤海”。这些古往今来“翻天覆地”的字体字形变化，也许是司马迁所不曾想到的。 “齐郣海”之中的“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或者是名词的“使动用法”，意思是“靠近、接近”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齐，禾麥出穗上平也。”见贤而思齐焉、举案齐眉、齐衰、齐民要术等，都是这类用法。不要一见到“齐”就认为是齐国。如果这样，“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变成了齐国的孙悟空了，很容易闹出笑话来。 扁鹊自我介绍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变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您进去告诉虢君，就说我是靠近郣海的秦越人，家住鄚州城。” 如果不是这样，把“齐”翻译成齐国，就容易出现错误，就成了“您进去告诉虢君，说我是齐国人、郣海人、家在鄭州。”齐国、郣海、鄭州都是地名，相去几百里，让人听了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人。具有“一字之褒贬功夫”司马迁，他的笔下也不可能出现这样啰嗦、不知所云的文字。 古籍传抄之中，形近易误的例子很多，鱼鲁、亥豕之误，但是很少因此而改字，这是因为其造成的失误和危害，不如把“鄚州”当作“鄭州”大，所以用不着改字，鱼鲁、亥豕仍然并见于古今。 从校勘惯例可知，“古僻字”易误为“俗近字”，相反的“俗近字”被误为“生僻字”的情况却很少有，故唐代改古僻之“鄚”字而不改“鄭”字。 ' A9 N5 L! i! w
3、“卢医”与“卢人”的不同所传“扁鹊为卢人”之说，源于扬雄《法言》。但细考杨氏原著，可知后人误其本意。 扬雄（ 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生于西汉末年，与王莽同时。扬雄眼见政治风云变化，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他在《法言》之中述说自己的感受是：“见所不欲见，敬所不欲敬”，内心里充满痛苦。他说：“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屏蒙；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 有资料介绍说，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口吃，5岁能背诵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博览群书，长于辞赋。15岁便写出了千古绝唱的《蜀都赋》，30岁凭着一篇《绵竹颂》赋打动了汉成帝，拜为黄门侍郎，他上奏《甘泉》、《河东》等赋，成为西汉末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扬雄与王莽曾经都是朝廷的郎官，王莽篡汉称帝之后，扬雄仍然校书于天禄阁。由于受他人牵累，在即将被捕受辱的时候，坠阁自杀，未遂而留下残疾，后来被王莽召为大夫，但是他内心对于社会的黑暗充满了憎恶。 古人有诗称赞杨雄：“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 扬雄《法言·重黎》云：“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在扬雄看来，黄帝果有其人，而流传当世之《黄帝终始》一书却出于伪托，这是为王莽篡汉张目的一本书，它宣扬刘汉政权“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 王莽为了篡夺汉朝政权，一边使用“丹石符命”的把戏，制造“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命”欺骗民众，一边利用所谓《黄帝终始》，宣扬“五德终始”学说，为自己寻找政权更替的“理论根据”。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在博学多识的的扬雄看来，都很可笑，需要或明或暗地进行批判。 为了说明《黄帝终始》是一个伪造的古籍，他顺手举例，加以论证。 大禹之跛足，绝非与生俱来，而是因为治水的过程辛劳无比，三过家门而不入，常年奔波，“胫无毛”，时有跛行。巫者不学其活用五行生克，按照“水曰润下”的天性，“因势疏通”而治水成功的经验，反借“禹步”跛行以自重，说大禹的跛行是“圣人的步伐”，在跳傩舞表演的时候一瘸一拐，自我吹嘘这种“禹步”，东施效颦，成为天下笑柄。 扁鹊“为医或在齐”，较长时间行医于卢，游医骗人有所不知，以为扁鹊是卢人，鼓吹“人杰地灵出名医”，到处招摇撞骗，游方时自称“我与扁鹊同乡，都是卢人、卢医”。其实，北京的名医，未必就是祖籍北京的人。扁鹊居卢行医，久有医名，被一些不学无术的骗子利用。但是，骗子的骗术很好揭露，这就是明眼人，有学问的人，读过《史记·扁鹊传》的人，都知道“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 假如，扁鹊祖籍真是卢人，这些冒牌行骗的卢医就难以识别了。 因为，学习名医的经验，传承其学术是很高雅的事情，或者是其亲炙弟子、再传弟子、学派继承人，都是无可厚非的。只有冒牌的人，不学无术，却到处宣扬“我与扁鹊同乡，都是卢人、都是卢医。”这才可笑，才可耻。东施效颦，却不察西施之美绝非由于一时之心痛；羊质而虎皮，学其皮毛而不得其真髓。所以，扬雄不无愤怒、戏谑地说：“夫欲雠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将所谓“禹步”、“卢医”、《黄帝终始》三伪并列，讽而刺之以伪妄。后人不察，反据以为立论根据，指鹿为马，岂不悲哉！ 唐初杨玄操《难经序》云：“渤海秦越人……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或以卢扁为二人者，斯实谬矣！” 史家笔法，凡称“家于”者，多为居处，非其祖籍或出生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司马相如“家居茂陵”；《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张耳为大梁人，后移居外黄，故称“张耳家外黄。” 古人称秦越人为卢医，是说他长期在卢地生活、行医，当地的人喜欢他，因此才说他是卢医。这与其“郣海郡，鄚人”，“言臣齐（靠近）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及“在赵者名扁鹊”，并无矛盾之处。 在扬雄之前，汉景帝时韩婴之《韩诗外传》、汉武帝时之《史记》，汉成帝时刘向之《说苑》等古籍，皆称“鄚医扁鹊”，而无卢医之说，于当时是为常识。扬雄所称“扁鹊卢人也”，与今人所说“北京名医某某”，“兰考人焦裕禄”等一样，非指其原籍或出生地。 扬雄曾续写《史记》，或以为其另有所本，而不同意“鄚医扁鹊”之论，但也当详示所据，以正史失。 西汉末年，战国策士雄辩之风尚存，刘向新校诸子之书行世，各硕儒名哲竟呈其才，《盐铁论》即其代表。扬雄虽不善言，然也仿《论语》而著《法言》，崇《周易》而作《太玄》。如此著名之哲人，怎能欲立“扁鹊卢人”之论，而与“禹乎、卢乎、《终始》乎”数伪并称？！ 扬雄决不至于轻视司马迁等前辈，而不须任何论证便强其辞曰“扁鹊卢人也”。历来立论者，未见有如此拙劣笔法者。 后人误扬雄原意，或别有原因。孔府在历史上是否制酒尚难论定，然自“孔府家酒”问世，伪造者已难以胜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开发出新产品“西汉古酒”而伪制者也难尽数。如今售伪之风甚于当年，杨子之书被人曲解，良有以也。从卢县境内发现渤海已难做到，于是有人别出心裁，要在卢国域内找出“鄭”来，其“用心良苦”也。 ( r3 G% N4 s6 ^6 I ^' ?: r9 r
4、司马迁用心良苦，后人误解第一个说出扁鹊籍贯的人是韩婴，他的《韩诗外传》这部著作，当时是一部非常“畅销”的读物，受到很多读书人的热烈追捧，传抄很广，因此今天我们见到的版本都有一定的讹误字。也许这些讹误字，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并且很严重。因此，才迫使司马迁必须另出新意，才能达到“实录”不误的准确性。 司马迁的时代，由于经常有把“鄚州”误写为“鄭州”的情况，或见当世讹误流传较为普遍，他为了防止读者、传抄者再次误“鄚”为“鄭”，故在《史记·扁鹊传》中每每郡、县并提，称“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在扁鹊救治虢太子之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扁鹊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而此前韩婴的《韩诗外传》只有“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活之”，韩婴的话看上去简洁明了。 难道说具有“一字之褒贬史家功夫”的司马迁，他不知道韩婴的表述更简洁吗？司马迁的行文为什么多出这么多字来？说了郡，还要说县；说了齐，还要说郣海，还要说鄚？他这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写，完全是为了防止后人讹误。 因为，韩婴就是燕国鄚州人，他的家乡与扁鹊是同一个地方，他介绍扁鹊不需要格外提醒，不用郡县并称，或者他也没见到后人学习他、传抄他《韩诗外传》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所以，韩婴的文字很简洁，但是，容易产生讹误；司马迁的文字很啰嗦，但是能看出他要表达的准确地点，他不幸而言中，后人果误书其字，把“鄚人”写成了“鄭人”，幸“郣海郡无鄭县”而又有“鄚县”，可经过“郣海郡有鄚县，而无鄭县”的常识，或者稍加考证，就可获得正确的表述。 假如，齐、渤海、鄭都是地名，那么，扁鹊是哪里人呢？ 假如，扁鹊是泰山脚下的卢国人，司马迁能不知道？能用这么多笔墨来表述，让人不知所云？ 扁鹊自称“齐渤海”人，不是齐国的渤海，因为齐国境内无渤海，渤海不是齐国的内海。齐国濒临渤海，在渤海之南。 扁鹊自称“齐渤海”与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一样，这里的“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齐，禾麥出穗上平也。”见贤而思齐焉、举案齐眉，之中的“齐”字都是靠近、接近的意思。 扁鹊自我介绍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如果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请替我介绍，说我是靠近渤海的秦越人，家在鄚州城。” 这样用笔之细密，非司马迁不能为之。 写先秦的人，称“鄚医扁鹊”，或称“郣海秦越人”，长于称“赵人”，“齐人”。因战国以来，各诸侯列强相互攻战兼并，郡县、城邑时属燕赵，时归齐秦，颇难划定。扁鹊行医“或在齐、或在赵”，可以过洛阳，过邯郸，过齐国，来入咸阳，“名闻天下”，行医四方。 为了说明扁鹊到底是哪里人士，司马迁才不厌其烦，两次用郡县一起表述扁鹊的里籍问题，这种“指定”是富含着深刻用意的笔法，我们不可“模糊化处理”，辜负了史学家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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