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5 Y& Z7 S4 b扁鹊一身都是谜,很多人没有系统掌握资料,所以,难免得出错误的观点。/ `7 ^. g Y3 L3 h9 N8 `1 t
- x' U5 l' ^* D* g' l" j1 m f曹东义主编过《神医扁鹊之谜》(1996年),这是一个科研报告;也出过一本《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2017年),对这个问题专门研究,有关看法请大家参考。+ N4 @4 p, k% N6 z2 N# T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院长
. i# v) c& F( B/ k- l/ v曹东义( v& l Z! @2 m3 f& l
司马迁考证扁鹊,表述里籍有难处关于扁鹊的里籍问题,最早的记载出于韩婴的《韩诗外传》,而不是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在扁鹊师徒路过虢国,打算进入宫内救治虢太子的时候,韩婴记录扁鹊自我介绍时说:“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治之。” 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具有“一字之褒贬”的“史家功夫”,一般的规律是用词极为简略,不会多说一句话。但是,他既然看到了韩婴的记载,是那样“简单明了”,为什么边却把扁鹊的自我介绍“复杂化”了?尤其是在司马迁的《扁鹊传》里,一开头就写过“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其后,扁鹊到虢国抢救虢太子,同样在作自我介绍,但是看上去很不合理,他的语言非常繁琐:“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鄚)” 韩婴与司马迁相差几十年,韩婴的说法虽然看上去“简单明了”,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此司马迁不得不放下“一字褒贬的史家功夫”,把文辞变得冗长繁琐,才能说清楚扁鹊的里籍问题,这背后有其良苦用心,牵涉到文字传抄之中的讹误问题。 《吕氏春秋·察传》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 _0 _+ J1 D; f! L4 J- x! r; ?: L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
2 d% T( i F# z$ P9 [' L这段记载是说,孔子的弟子名叫子夏,他到晋国去出差,路过卫国见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个人捧读一卷历史书,很认真地念道:“晋国部队的三豕涉水过了黄河。”难道说晋国的部队行军还要赶着三头猪?子夏一听觉得不对,他猜想是这个记载有错误。因为当时的文字或是记在竹简上,或是写在白绸子上,不像现在都是印刷书籍,有编辑,有校对,很容易出现传抄错误。子夏说:“不对!这个记载应该是晋国的军队是在‘己亥’的时候过的河。那个‘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因此出现了记载错误。”古人用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记载每一天,就叫“干支记日”。话说子夏到了晋国,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就请教晋国人那句话怎么读,晋国人回答说:“晋师己亥过河。” 《吕氏春秋》认为,传抄错误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字在字形上相似,但意思却不一样,不要望文生义,混淆了原来的意思。是非的界线,必须分清。 晋葛洪《抱朴子·遐览》也说:“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这也是说古书在传抄的过程之中,容易出现文字错讹的现象。 关于扁鹊里籍的记载,也是这样错讹错讹字很多,而且还很关键。有些人不善于辨别真伪字,就出现了很多混乱而不同的说法,也有很多人是根据印象,或者见到前人有某些说法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像司马迁那样首先进行考证,然后既用当时的行政区划、又用不同地表地理特证进行表述的作者是很少见的。这既说明司马迁做学问的严谨,也反映出他的良苦用心。 1、“郣海”与“渤海郡”的变迁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开头就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其中有些文字,如“渤海”的“渤”字、“鄭”字,都是传抄过程之中出现的讹误字,需要仔细辨别。 《史记》对于先秦人物的表述,一般都是称之为某国人,而用汉代的郡县表述一个先秦的人,在《史记》里是不多见的,但是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只要知道的比较准确,司马迁就可以说的很详细,尽管先秦时代郡县制并不普遍。 需要说明的是,普遍设置郡县虽然是在秦开国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再设县,这种“郡县制”成为汉代之后行政区划的主流,但是,郡县制并不是秦代才开始有的。 赵简子时代的晋国早就有郡县制,《左传》的记载很生动,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曾经悬赏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赵简子不可能用一个大家不熟悉、不了解的行政概念进行悬赏,因此说郡县制在晋国已经实行多年。只是当时县大而郡小,或者县在晋国的核心区域,而郡在边缘区域,这与秦汉时期郡管县有所不同。 汉代刘熙《释名·释州国》云:“至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汉就而因之。”刘熙所言甚是,“渤海郡”应该因为有叫“渤”的地名才设立“渤海郡”,但是,“渤”字是汉代之后才出现的俗近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时代没有“渤”这个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没有“渤”,只有“郣”和“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渤海”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汉代的古籍里,“渤海郡”都应该写作“郣海郡”或“勃海郡”,而不是“渤海郡”。 需要指出的是,今本《史记》《汉书》里的“勃海郡”是一个讹误字,这是因为郣、勃二个字在字形上很相近,造成了传抄错误。“郣海郡”是正确的表述,而“勃海郡”属于传抄错误。 《说文解字》云“勃:排也,从力,孛声”;“郣:海地。从邑,孛声。一曰地之起者曰郣。”可见勃属力部,郣属邑部,二字本意不相同。邑部的字,都是右边有耳朵,表示地名。所以《说文解字》说:“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凡邑之属皆从邑。” 先秦文献称北海、东海,多为泛称,都是因为方位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称谓。说话、写文章的人,可以因为方位的关系,用“北海”、“东海”代称渤海,但未见以渤海代东海、北海之称谓者。 渤海,古又称作“郣澥”。《说文解字》云:“澥:郣澥,海之别也。” 郣澥、郣,是海边、海岸的一部分,因郣邑而得名,特指今沧州一带沿海海陆,故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于这一带设立郣海郡,管辖有20多个县。 “郣海”是一个特称,这与“江”只表示长江,“河”只称黄河是一类的用法,属于专有名词。其后,兴起了“渤”字,而古老的“郣”因为只是一个专属的地名,没有其他含义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开始,郣、勃、渤三字混称,这种状况可以见于传抄到后代的《史记》《汉书》等秦汉古籍之中,后来有了“渤海”一词,更容易表示大海,“郣海”的“郣”字就被很多人淡忘了,甚至很多字典、字书也不再收录“郣”字。 不仅如此,“鄭”字也是一个误字,本字应是“鄚”字。 2、“鄚州”与“鄭州”的差异今本《史记·扁鹊传》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 《史记集解》引晋代徐广曰:“‘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史记索隐》说:“案:勃海无鄭县,当作鄚县,音莫,今属河间。” 司马迁的《史记》流传到后世,有些内容需要进行注释,才能被当时的人们读懂,因此,不断地有人为《史记》进行注解。比较有名的解释著作,有《史记集解》,他是南朝刘宋裴骃编攥的,全书八十卷。书中以晋代徐广《史记音义》为底本,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之说,进行增益集成而编定。原书单行,至北宋时期,与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散列于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收录在注疏体的《十三经》里。 司马迁说扁鹊是勃海郡人,这个勃海郡是汉高祖设立的,秦朝的时候勃海郡一带属于巨鹿郡。汉朝建立之后,既实行郡县制,也有侯国,并且经常变化。根据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勃海郡之中鄚县已经划归涿郡管理了。到了晋代的时候,鄚县又属于河间国。所以,晋代的徐广说:“鄚,县名,今属河间”,唐代的司马贞也说“鄚县,音莫,今属河间。” 鄭、鄚二字,形近易误,鄚字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只标示地名,没有其他含义,这样的文字在传抄的过程之中,就容易被抄错,抄做一般的流行字。故唐初的行政官府,就改“鄚州”为“莫州”。此与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尚有所区别。这是因为同时代之人,写“鄚”而误为“鄭”者十分普遍,影响办事的准确性,经常把应该由鄚州办的事情,交代到了“鄭州”,所以唐代睿宗景云年间,政府官员把“鄚州”改成了“莫州”,以与“鄭州”相区别。 鄭州、鄭县在今河南一带,离着勃海郡很远。 汉景帝时期就有名气的韩婴,他的家乡就在鄚县,正好与扁鹊同乡,《韩诗外传》是当时颇为流行的著作。韩婴写扁鹊的时候,说“入言鄚医秦越人能治之”,但是传抄之中几十年,到了司马迁时期很多抄写的有错误,变成了“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治之。” 为了防止人们继续抄写错误,或者为了准确表述扁鹊的籍贯,司马迁在提到扁鹊里籍的时候,都是“郡、县并用”,这样一来即使你抄错了,仍然很容易地根据“勃海无鄭县”加以纠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在《扁鹊传》的开头就说:“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后边扁鹊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这种“郡县并用”的深意,就是为了防止人们传抄错误,即使传抄错误了也可以纠正。 果然不出司马迁的预料,后人不仅把“鄚”误写成“鄭”,而且还把“郣海”误写成了“勃海”,甚至又变成了“渤海”。这些古往今来“翻天覆地”的字体字形变化,也许是司马迁所不曾想到的。 “齐郣海”之中的“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或者是名词的“使动用法”,意思是“靠近、接近”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齐,禾麥出穗上平也。”见贤而思齐焉、举案齐眉、齐衰、齐民要术等,都是这类用法。不要一见到“齐”就认为是齐国。如果这样,“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变成了齐国的孙悟空了,很容易闹出笑话来。 扁鹊自我介绍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变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您进去告诉虢君,就说我是靠近郣海的秦越人,家住鄚州城。” 如果不是这样,把“齐”翻译成齐国,就容易出现错误,就成了“您进去告诉虢君,说我是齐国人、郣海人、家在鄭州。”齐国、郣海、鄭州都是地名,相去几百里,让人听了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人。具有“一字之褒贬功夫”司马迁,他的笔下也不可能出现这样啰嗦、不知所云的文字。 古籍传抄之中,形近易误的例子很多,鱼鲁、亥豕之误,但是很少因此而改字,这是因为其造成的失误和危害,不如把“鄚州”当作“鄭州”大,所以用不着改字,鱼鲁、亥豕仍然并见于古今。 从校勘惯例可知,“古僻字”易误为“俗近字”,相反的“俗近字”被误为“生僻字”的情况却很少有,故唐代改古僻之“鄚”字而不改“鄭”字。
+ [" o3 A# H, J: s. f3、“卢医”与“卢人”的不同所传“扁鹊为卢人”之说,源于扬雄《法言》。但细考杨氏原著,可知后人误其本意。 扬雄( 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生于西汉末年,与王莽同时。扬雄眼见政治风云变化,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他在《法言》之中述说自己的感受是:“见所不欲见,敬所不欲敬”,内心里充满痛苦。他说:“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屏蒙;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 有资料介绍说,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口吃,5岁能背诵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博览群书,长于辞赋。15岁便写出了千古绝唱的《蜀都赋》,30岁凭着一篇《绵竹颂》赋打动了汉成帝,拜为黄门侍郎,他上奏《甘泉》、《河东》等赋,成为西汉末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扬雄与王莽曾经都是朝廷的郎官,王莽篡汉称帝之后,扬雄仍然校书于天禄阁。由于受他人牵累,在即将被捕受辱的时候,坠阁自杀,未遂而留下残疾,后来被王莽召为大夫,但是他内心对于社会的黑暗充满了憎恶。 古人有诗称赞杨雄:“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 扬雄《法言·重黎》云:“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在扬雄看来,黄帝果有其人,而流传当世之《黄帝终始》一书却出于伪托,这是为王莽篡汉张目的一本书,它宣扬刘汉政权“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 王莽为了篡夺汉朝政权,一边使用“丹石符命”的把戏,制造“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命”欺骗民众,一边利用所谓《黄帝终始》,宣扬“五德终始”学说,为自己寻找政权更替的“理论根据”。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在博学多识的的扬雄看来,都很可笑,需要或明或暗地进行批判。 为了说明《黄帝终始》是一个伪造的古籍,他顺手举例,加以论证。 大禹之跛足,绝非与生俱来,而是因为治水的过程辛劳无比,三过家门而不入,常年奔波,“胫无毛”,时有跛行。巫者不学其活用五行生克,按照“水曰润下”的天性,“因势疏通”而治水成功的经验,反借“禹步”跛行以自重,说大禹的跛行是“圣人的步伐”,在跳傩舞表演的时候一瘸一拐,自我吹嘘这种“禹步”,东施效颦,成为天下笑柄。 扁鹊“为医或在齐”,较长时间行医于卢,游医骗人有所不知,以为扁鹊是卢人,鼓吹“人杰地灵出名医”,到处招摇撞骗,游方时自称“我与扁鹊同乡,都是卢人、卢医”。其实,北京的名医,未必就是祖籍北京的人。扁鹊居卢行医,久有医名,被一些不学无术的骗子利用。但是,骗子的骗术很好揭露,这就是明眼人,有学问的人,读过《史记·扁鹊传》的人,都知道“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 假如,扁鹊祖籍真是卢人,这些冒牌行骗的卢医就难以识别了。 因为,学习名医的经验,传承其学术是很高雅的事情,或者是其亲炙弟子、再传弟子、学派继承人,都是无可厚非的。只有冒牌的人,不学无术,却到处宣扬“我与扁鹊同乡,都是卢人、都是卢医。”这才可笑,才可耻。东施效颦,却不察西施之美绝非由于一时之心痛;羊质而虎皮,学其皮毛而不得其真髓。所以,扬雄不无愤怒、戏谑地说:“夫欲雠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将所谓“禹步”、“卢医”、《黄帝终始》三伪并列,讽而刺之以伪妄。后人不察,反据以为立论根据,指鹿为马,岂不悲哉! 唐初杨玄操《难经序》云:“渤海秦越人……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或以卢扁为二人者,斯实谬矣!” 史家笔法,凡称“家于”者,多为居处,非其祖籍或出生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司马相如“家居茂陵”;《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张耳为大梁人,后移居外黄,故称“张耳家外黄。” 古人称秦越人为卢医,是说他长期在卢地生活、行医,当地的人喜欢他,因此才说他是卢医。这与其“郣海郡,鄚人”,“言臣齐(靠近)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及“在赵者名扁鹊”,并无矛盾之处。 在扬雄之前,汉景帝时韩婴之《韩诗外传》、汉武帝时之《史记》,汉成帝时刘向之《说苑》等古籍,皆称“鄚医扁鹊”,而无卢医之说,于当时是为常识。扬雄所称“扁鹊卢人也”,与今人所说“北京名医某某”,“兰考人焦裕禄”等一样,非指其原籍或出生地。 扬雄曾续写《史记》,或以为其另有所本,而不同意“鄚医扁鹊”之论,但也当详示所据,以正史失。 西汉末年,战国策士雄辩之风尚存,刘向新校诸子之书行世,各硕儒名哲竟呈其才,《盐铁论》即其代表。扬雄虽不善言,然也仿《论语》而著《法言》,崇《周易》而作《太玄》。如此著名之哲人,怎能欲立“扁鹊卢人”之论,而与“禹乎、卢乎、《终始》乎”数伪并称?! 扬雄决不至于轻视司马迁等前辈,而不须任何论证便强其辞曰“扁鹊卢人也”。历来立论者,未见有如此拙劣笔法者。 后人误扬雄原意,或别有原因。孔府在历史上是否制酒尚难论定,然自“孔府家酒”问世,伪造者已难以胜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开发出新产品“西汉古酒”而伪制者也难尽数。如今售伪之风甚于当年,杨子之书被人曲解,良有以也。从卢县境内发现渤海已难做到,于是有人别出心裁,要在卢国域内找出“鄭”来,其“用心良苦”也。
, S0 u- z& S- g3 I( [5 y! [& F4、司马迁用心良苦,后人误解第一个说出扁鹊籍贯的人是韩婴,他的《韩诗外传》这部著作,当时是一部非常“畅销”的读物,受到很多读书人的热烈追捧,传抄很广,因此今天我们见到的版本都有一定的讹误字。也许这些讹误字,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并且很严重。因此,才迫使司马迁必须另出新意,才能达到“实录”不误的准确性。 司马迁的时代,由于经常有把“鄚州”误写为“鄭州”的情况,或见当世讹误流传较为普遍,他为了防止读者、传抄者再次误“鄚”为“鄭”,故在《史记·扁鹊传》中每每郡、县并提,称“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在扁鹊救治虢太子之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扁鹊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而此前韩婴的《韩诗外传》只有“入言鄭医秦越人能活之”,韩婴的话看上去简洁明了。 难道说具有“一字之褒贬史家功夫”的司马迁,他不知道韩婴的表述更简洁吗?司马迁的行文为什么多出这么多字来?说了郡,还要说县;说了齐,还要说郣海,还要说鄚?他这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写,完全是为了防止后人讹误。 因为,韩婴就是燕国鄚州人,他的家乡与扁鹊是同一个地方,他介绍扁鹊不需要格外提醒,不用郡县并称,或者他也没见到后人学习他、传抄他《韩诗外传》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所以,韩婴的文字很简洁,但是,容易产生讹误;司马迁的文字很啰嗦,但是能看出他要表达的准确地点,他不幸而言中,后人果误书其字,把“鄚人”写成了“鄭人”,幸“郣海郡无鄭县”而又有“鄚县”,可经过“郣海郡有鄚县,而无鄭县”的常识,或者稍加考证,就可获得正确的表述。 假如,齐、渤海、鄭都是地名,那么,扁鹊是哪里人呢? 假如,扁鹊是泰山脚下的卢国人,司马迁能不知道?能用这么多笔墨来表述,让人不知所云? 扁鹊自称“齐渤海”人,不是齐国的渤海,因为齐国境内无渤海,渤海不是齐国的内海。齐国濒临渤海,在渤海之南。 扁鹊自称“齐渤海”与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一样,这里的“齐”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齐,禾麥出穗上平也。”见贤而思齐焉、举案齐眉,之中的“齐”字都是靠近、接近的意思。 扁鹊自我介绍说:“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鄚。”如果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请替我介绍,说我是靠近渤海的秦越人,家在鄚州城。” 这样用笔之细密,非司马迁不能为之。 写先秦的人,称“鄚医扁鹊”,或称“郣海秦越人”,长于称“赵人”,“齐人”。因战国以来,各诸侯列强相互攻战兼并,郡县、城邑时属燕赵,时归齐秦,颇难划定。扁鹊行医“或在齐、或在赵”,可以过洛阳,过邯郸,过齐国,来入咸阳,“名闻天下”,行医四方。 为了说明扁鹊到底是哪里人士,司马迁才不厌其烦,两次用郡县一起表述扁鹊的里籍问题,这种“指定”是富含着深刻用意的笔法,我们不可“模糊化处理”,辜负了史学家的一片苦心。 ( Z! Z1 Y7 N# R%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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