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医同道 / 正文
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42)纠正歧视,让西医学习中医
曹东义 发表于:2016-8-1 19:35:11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阅读数:2643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建国后,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反中医人士汪企张,在建国前的《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曾经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1]
汤尔和不愧是熟知西医知识的专家,他用西医解剖、生理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中医理论里可以讲得通的内容大概没有几条了,所以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需要取消了。
傅斯年先生尽管不是医学家,他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之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取舍态度。
他说:“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咱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不无道理,在他看来中医连一个体温计、血压表、听筒都没有,怎么会有技术呢?一节挠动脉,划分寸关尺,分属五脏六腑,实在是蒙人;没有细菌学说,就说能够治疗传染病,实在是欺人之谈;中医的所有学说,都不能被当代科学所证实,所谓“国医”们,你能拿出什么真凭实据来证明自己是科学的?不是自欺欺人的?打开傅先生问号的科学知识,不在民国时代,中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整体失语的时代,话语权不在中医手里。
其实,在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上,有两大方法截然不同,又互相联系,这就是生成论与构成论。比如,一棵植物,可以分成根、茎、叶、花、果不同部分。持构成论观点的人,在看这棵植物的时候,一定会说根就是根,茎就是茎,二者不容混淆;花与叶不同,各有各的构成,各有各的概念。因此,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判断为果;达到一定要求,才能算是根。然而,在生成论观点者的眼里,根茎叶的划分是相对的,是一个连续发生的过程,它们的分别是整体派生的,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离开根的花,也没有离开茎的叶。离开了,也就失去了生命。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成论注重整体,注重动态发展,属于发生学“过程流”看问题的方法。构成论注重形态结构,重视相对静止的物质实体,属于还原分析的认识方法。
中医与西医对于人体的认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人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成的,时刻依靠自然物质来充养,因此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而且要不停地升降出入,否则就会“气立孤危”不久于人世。西医看人体,从解剖切入,由器官而组织,由细胞到分子,分别按照结构求功能,因此能切除的就可以切除,能替代的就可以替代,可阻断的就阻断,需补充的就补充,不用考虑发生学的“过程流”派生理论。
中医与西医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不同的技术支撑的结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
在西方的世界里,古代不许讨论世界万物的起源。
古希腊奥林匹斯圣山上的众神,由宙斯统治着,阿波罗神整天驾着太阳车,由东方到西方忙碌着;富有爱心的普罗米修斯,趁着天帝宙斯不注意,盗来了火种;圣山上爱神、战神、灾难之神应有尽有,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他们统治,各种事物都由众神事前安排好了。人们得了病,自然就想到了神灵,就会到大庙里对神父诉说一番;或者在庙里睡上一觉,等一个神奇的托梦。人们被告知,疾病好了,是神的恩赐;需要报答的是,回家去做一个脏器、肢体的模型,拿回到庙里来,既敬神又“示范”,这就是很好的酬谢;患者的病不见好转,就属于不够虔诚,需要赎罪,需要摸顶,也需要等下一个好梦来临。
古希腊、罗马灭亡之后,迎来的是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圣经》具有法律效力,谁怀疑《圣经》,就将被治罪,或者被烧死。在《圣经》的“创世纪”里,上帝安排好了一切,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衍生了人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为人类准备好了的,无需问为什么,更不能怀疑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刘明武先生《换个方法读内经》说,在东方依靠药物治疗疾病的时候,西方的上帝信徒们主要靠摸顶赐福。
因此,西方世界无论是原子论,还是元素说,都是对于“现有”的万物,做“构成论”的猜想,而不是推寻万物所自出的“生成论”。
东方、西方科学的分水岭出现了:东方的生成论与西方的构成论,由此分别派生一切学问。
东方的生成论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这“先天”而生的是什么?就是元气,就是无极,就是道。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元气的逐渐分化,产生了天地。天覆地载,万物化醇。“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值得提出的是,天地生成之后,元气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远离,仍然聚聚散散,充满天地之间,因此才能“有无相生,高下相形。”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无极与“道生一”的“一”相似,而“道”只是“一切有”的“理论母核”,是应该有、应该生,却还没有“有”、没有“生”之前的一种状态。
古人的这几种思想,以及所谓“盘古开天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的神话传说,都是自然界自己自然产生、演变的过程,没有外力,没有神权,没有事先安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这种宇宙观、世界观,无疑是非常客观的,非常正确的,是西方所没有的。
西方从来没有的,我们有,而且在不同的表述里,它们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关于自然界“整体自然生成”的论述,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刻意安排的。东方不同的学说,可以互相通约,可以并行不悖,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贯通的“生成之学”,而不是西方的“构成之学”。东方整体生成之学,与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不谋而合。当然,生成的东西可以有结构,因此生成学可以包容构成学,而构成学难于模拟生成学。
生成学便于从事物的外部研究事物,也便于从动态变化之中研究万物,取类比象是执简驭繁的好方法,“虚拟化”是其“技术路线”。五材变成五行之后,就虚拟了;脏腑与五行结合之后,也同样被虚拟化了。因此,中医的脾脏,西医无法手术切除;即使切除了肉的脾脏,虚拟化的理论脾脏依然存在。
西方构成论研究万物,必须深入事物的内部,打开来研究,必须具体分析,不能虚拟化处理。因此,解剖了脏腑,就出来了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粒子,都是实指,毫不含糊。
然而,天地自然无比复杂,简单、静止是难得一见的偶然状态,或者是人为的设定,是一种因为研究而作的抽象。世界纷繁复杂,动态而模糊,许多知识都是可以意会,而难于言传的。
因此,东方的山水画,是写意、传神的山水;西方的山水、人物,就像照相一样必须写形、写真。东方的“飞天”只要身边有飘动的云彩就可翱翔天地之间,而西方的天使一定要身上长出翅膀才能飞翔。东方的菜肴讲求混合、共处,几种菜肉佐料一起烹制;西方的食物,讲求彰显个性,一样是一样的,各自界限分明。东方的建筑,南北经纬分明,一定要分正邪,讲上下。西方的建筑,可以由中央公园放散出去,无所谓邪正,建筑物相互之间各自争奇斗艳,高低错落自成风格,也不一定看重大小、上下和谐。东方的运动、戏曲、歌舞,讲求怡情乐性,养生健体;西方的运动追求极限,比赛第一就是成功。东方的月亮一定要十五圆,西方的月亮随便圆。
东方医学述说的人体,是一个自己演化的有机整体,需要医学帮助,而恢复的主体仍是患者自己。中医学认为,六气与六淫可以互相转化,毒可以化为药,邪可以转正。因此,活血化瘀就是要把瘀血,转化成运行的“活血”;利湿化痰就是要把痰湿,转化成可以利用的水液;化积消食就是要把积滞的饮食,重新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诊治疾病,也是注重疾病的暂时性、可转化性,因此就有气滞、血瘀、积聚、痹证、正虚、邪实,都是可转化的暂时现象。
西方医学认为,“假体替代”是医学领域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基因修饰、转基因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手术治疗由“大创”到“微创”,由有创到无创,长足进步;各个内科领域,也逐渐由器械介入治疗,代替了原来的药物治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方兴未艾。
中医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决不能以现有的水平来衡量;西医的进步也日新月异,不能以现在的时尚为限定,模式转化已经开始。
以上所说,是我们现在的畅想,在上个世纪中叶,中西医之间的壁垒沟壑是非常高深的,要想逾越这个障碍,不是仅凭思想工作就可以解决的,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动。
1950年8月,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已经指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经验的“实用”的益处:“西医把这些学到以后,他们的科学理论就会更加充实,服务的工具就会更加丰富。当这样的西医把他们的本领传授给别人时,他所传授的就不仅是外国的东西,而是中外古今的成果。这样做的结果,中西医之间的距离就会日见缩短,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就会日见消除”[2]
当然,贺诚副部长的论述,也不限于“实用”和中西医团结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有可能构建一个“新医学”,他说“新中国的医学就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滋长繁茂起来;这种对于人民保健事业的贡献,对于人民的功劳,就是中西医共同造成的。所以,只有中西医开诚布公地紧密团结,相互都无保留地进行帮助,相互都无成见地进行学习,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才能开辟新中国的新医学的道路。”贺诚副部长的见识是卓越的,目标也是远大的。可惜人们在批判他错误的时候,很少提他的这种远见卓识。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其中指出:“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艰巨任务,只有通过中、西医的长期合作,才能逐步完成。中医中药的不可否认的疗效,证明中医学有合理的和有用的实际内容,而它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
社论的主要精神,还是主张中医科学化,要“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希望西医们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步使中医的知识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也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并且要“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步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论》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对于中医命运的看法。
《社论》说:“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和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医自然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的西医,也有特殊的光荣责任。”作者深知中西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格外强调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性。
1954年10月29日,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他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只要西医。”
傅先生在文章里,也提到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最后形成“一个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他还说:“中华医学会总会虽然曾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并没有组织西医有计划地学习中医。我以为,今后中华医学总会应该协助卫生部,把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这一任务,积极地担当起来。西医学习中医的主要思想障碍是瞧不起中医。这种瞧不起中医的想法必须打破。”
傅连暲,字日新,1894年农历中秋节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因不堪当地土豪的欺压,流浪到汀州城,入了基督教。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他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1918年,傅连暲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同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龙岩教员邓子恢,思想开始倾向革命。他成了名医之后,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暲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红军于1929年到长汀后,毛泽东等人又与他结下深厚友谊。1933年,他举家迁到红色之都瑞金。后来参加了长征,救治了许多伤病员,为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接了生。达到陕北之后,结识了白求恩,两人成为好朋友,白求恩还为他做了痔病手术。在白求恩精神的感召下,傅连暲加入了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化。
傅连暲先生说:“现在,北京有些医院已经开始正式聘请中医临诊,而且担任讲授。我深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全国性的学习中医的热潮必将来到,中西医的团结将有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医学也必将获得健全的发展。”被毛泽东称为“现代华佗”的傅连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曾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傅连暲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但是到了1968年3月,他再次被抄家,并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于3月29日去世。
1955年11月4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西医学习中医呼吁,社论说,在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思想障碍。“据我们了解,很多人虽然在口头上批判了轻视中医的思想,但在思想深处,仍以为‘中医终究较西医落后’,‘中医治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能不能学得什么,是否值得学习还有疑问;也有很多人,对于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想学习中医,但看到中医书籍数量多,文字难,畏难却步。另外还有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药是有效的,但中医靠经验治病,中医书不值得学,跟中医临床学习又费时费事,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必须耐心解释、逐一解决。“应当特别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体会和理解的问题,应当反求诸己,努力推敲钻研,以求了解,不应急于求成,一味质疑。我们知道,当中医有许多学理一时还不能做解释的时候,并不能就武断地批评中医不科学,也许这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水平还是有限的缘故。科学是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理知识,中医治疗疾病既有很好的效果,那就一定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是未被认识罢了。”这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的“科学观”是非常正确的,也正因为当时有了这样的科学观,才推动了当时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海中医陈苏生也撰文指出:“向中医学习的关键是一个思想问题”[3],他列举了许多人在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有人说“中医值得学习吗?”有的说“我们是科学工作者,熟悉中医学的‘权威’余云岫尚且说‘中医不科学’,而今叫我们向不科学的中医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向‘无学’的中医学习,是不是科学的浪费?”如此等等,由此看来西医学习中医的阻力是很大的。
1955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社论《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
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为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作了介绍:“现在中医研究院第一批聘请了各地著名中医30多名参加工作,它特设的中医研究班,第一期吸收了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120多名,来院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学习中医,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中医研究班的设立,对于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成绩极大地影响着中医研究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研究班教学工作的领导,是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医研究班里面,中医是老师,西医是学生。教学成绩的好坏,决定于教与学的态度,刻苦钻研,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中医老师的责任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学生,共同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展起来了。
《中医杂志》1955年第九期,刊登了“中华医学会总会为加强学习中医给各地分会的指示”,指出本会共41个分会,其中只有4个分会建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12个分会的总结没有提到“中医工作”,这是很不够的。由于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是中医与西医共同的学会。中医入会之后,才体现出中西医的地位的平等。因此,总会提倡“吸收中医入会”,当时已经有196名中医入会。已经有一些分会开展了“祖国医学讲座”,总会希望这个方法要“制度化、经常化。”
中华医学会总会与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联合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期,于1955年7月13日开班,傅连暲先生到会讲话。15日的《光明日报》,16日的《健康报》、《北京日报》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当时的第一课准备讲《伤寒论》,考虑到初学比较困难,结果第一课改成了《医学心悟》。参加学习的有北京各医院有临床经验两年以上的西医,一共261名,超过了原来预定的200名。其中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医学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查理、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徐诵明、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以及部分市立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等,参加了这个学习班[4]
经过认真细致的动员,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逐渐步入轨道。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困难中继续开展并不断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还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3人,以两年半为期,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参加学习者共4000多人。
1955年11月4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老老实实学习中医”,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顶出具体的措施和奖励办法,搞好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而且不能一开始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辨别精华与糟粕,只有在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做到。文章说:“任何学科都是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该怎样学习呢?在开始学习中医时,就要怎样讲就怎样学,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把中医学通,既掌握其特点又了解其复杂性,既了解其基础医学的知识,又懂得了临床道理。当然在学习中医医疗理论上有些困难,但从近年来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心得中来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方面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更容易体会中医道理。”“必须虚心地诚恳地向中医学习,中医无保留地教给西医。特别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的地位就要虚心的听,讲什么听什么。只有这样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文章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实在令人感动。
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其中说:“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使‘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的方针顺利实现。所指系统学习,是按照学习中医的一般规律,先选择重点的经典著作学起,然后加以博览和专修,并结合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接受,是主要指全体卫生科学工作者,不懂中医的人,都应该学习,先全盘接受下来,经过钻研、分析、整理、批判,吸收其中一切精华到医学科学宝库中来,应用到人民健康事业上去”在此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学习中医的“十二字方针”。
在1957年反右的过程之中,卫生部总结了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武汉、广州六个城市一年来西学中的工作,六个班共有学员299人,其中有科主任、主治医、住院医师、讲师、助教等,大都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高级西医师。”通过对中医政策的学习,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通过临床实践,特别是用中医的方法治愈病人之后,“对中医的疗效更是欣然信服,多数学员,愿意终身为中医学术事业而奋斗。”“一年来,学员对中医学术的努力钻研,体会到中医学术的确有丰富的内容和很高的科学价值,从根本上打消了‘中医没学头’和‘中医不科学’的错误思想,一般都经过‘由不通到通,由通到热爱中医’这三个过程,证明党的中医政策是正确的。[5]
协和医院的史济招先生事后回忆说:“1955年我院成立了中医科办公室,名老中医袁鹤侪、施今墨两位老师进协和,这是我院的一件大事。党委派我半脱产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我的任务是每周接送老师,陪同临诊。由于我的受旧社会‘轻视中医、蔑视中医和中医不科学’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并且当时我对中医还是个白丁,虽然遇到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却没有学进去。自己不干又怕影响不好,‘人在心不在’。一年过去了,我的收获不大。1955年后,两位老师相继离开,我乘此机会向领导要求全部时间回内科。记得我被批准时,我非常高兴,好象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我把《内经知要》一丢,再也不想翻了。1958年4月,领导又决定派我外出脱产学习中医,时间要两年。得悉这消息时,心里真不舒服,沉重的包袱又背上了。后来看到一共派出近20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年主治医师及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心想这次不同于以前了,党委决心要大搞中西医结合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服从需要[6]”。史先生由此踏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西学中行政措施的大力推动,她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卫生部于1958年1月17日以(58)卫教字第41号文发出“关于在高等医药院校增设中医药课程的通知”,要求医疗、儿科、卫生、口腔等专业开设“祖国医学概论”,药学专业开设“本草学概论”。这样以来,新入学的西医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接触到一些中医知识,为将来的研究中医学术打下初步的基础。
1958年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三年制脱产中医研究班”毕业了,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授予金奖、银奖和铜奖。
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为此撰写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报告》说,这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于1955年12月开学,共有学员76人,都是40岁以下的西医,中有党员29人,团员23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床研究等工作。
这个班开始学习的是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以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共计六个月。这是基础课。此后即开始学习中医临证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证见习共七个月;最后临证实习一年零三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证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过一次奖。这次将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症效果。其中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15人。
《报告》说,76人中除有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将起重大作用。并且“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报告,并在1958年10月11日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批语:“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他几年来一直关注中医工作的继续。他关注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语气里看出来。他所以关注中医,是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毛泽东,在他的眼里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此言一出,谁还有胆量敢再歧视中医?他还很重视“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的培养,而且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且要各地方党委“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是不许打折扣的“最高指示”。
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写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央的批示进行宣传,以推动有关工作:“各地必须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的指示。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均应立即着手举办一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一切医学院校均应不例外地迅速增设中医课程;一切医院和医药研究机构均不例外地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社论》以不容置辩的语气,提到“各地”,并且连续用了三个“一切”,大力推动学习中医的工作,并且还强调指出:“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是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必须服从的任务;在“政治任务”的前边,再加上“严重的”修饰语,中医工作的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党和国家曾经如此重视中医工作,中医事业的局面为什么至今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其学术内涵会逐渐萎缩,近几年竟然有人重新提出来要废止中医?
& j; d; W  C( ^4 _

[1]参见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3-312
* c8 O/ `  P7 E+ k
[2] 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内部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  19854

1 Z# C. j& R+ u, j. G
[3] 陈苏生、学习祖国医学必须批判余云岫思想、新中医药、1955611443-446
* M" Q8 Q9 Y  }- ], X
[4] 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班开学、中医杂志、195519)、6

2 v1 @/ E" C8 K8 m) E. C# d! l. U
[5] 卫生部总结中医研究班教学工作,事实说明西医学习中医收获很大、中医杂志、1957310)、507-508

5 [" O: ^* J6 {0 N$ i, ?
[6]史济招、 我是怎样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的、 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90
3 C: N- _, \* H6 l" x0 y

! ?  k- v! q5 {* ]1 ]0 v* ^* N/ n' g
0 \: m/ ^5 i/ F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返回列表 使用道具 举报
条评论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相关推荐
相关推荐
Copyright © 2016-2024 燕赵中医 All Rights Reserved.
ICP备案:冀B2-20050128号-6 冀公网安备:13019902000109号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石高新字第188号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广告合作客服QQ:5272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