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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山汉碑的“政治解读”,有助于了解中医药传承

2020-07-05| 发布者: 燕赵中医书院| 查看: 5632 |原作者: 曹东义|来自: 燕赵中医网

习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封龙山汉碑文化揭示的历史脉络,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医药与中华民族血脉相 ...

    文/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主任中医师
    农工党河北省委会文史理论专委会主任委员

    2020年6月28日坐落于封龙山书院旁边的汉碑博物馆,向前来参观的游人学者敞开了一个神秘大门,告诉大家一段尘封的历史,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医药的坎坷传承。
    战国时期,赵灭中山国,封公子元在元氏,是这里行政建制的源头。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在元氏置县,公元28年东汉明帝刘庄在元氏县出生,把中国的历史与封龙山的联系拉得更为紧密起来。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常山郡就在元氏境内,都说明这里是汉代风云极不平凡的地方,否则就不会留下名震遐迩的很多汉碑。
    6月29日第六届石家庄市旅发大会的300余名嘉宾分为4个观摩小组,分别到重点旅游项目现场进行观摩,浓厚的汉文化让人赞叹不已。对于汉碑的文物价值,过去基本上都是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从篆书到隶书转化时期的标志性碑刻,对于其中承载的历史文化、政治风云,问津者不多,少有学者研究,因此需要一个“政治解读”,揭示其重要历史意义。
千年古县元氏县著名的三幅碑拓《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在书院南侧的河北元氏汉碑国际隶书名家邀请展展出,引得观众纷纷驻足欣赏。
    三公高官,权力巨大,人臣成神深受崇拜
    《祀三公山碑》刻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篆书,10行,行17—20字。现存于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上。此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元代廼贤《河朔访古记》云:“三公神庙,在元氏县西北二十里封龙山下,榜曰‘天台三公之庙’,庙有《汉三公山碑》一通。”即指此碑。其字体在篆隶之间,又称“缪篆”,与印玺文字有相同之处。汉印中多见之。笔画由秦篆的圆转,变为汉隶之方折,书风古劲而茂密。齐白石的篆刻深受此碑影响。
    三公山即今河北元氏县仙翁寨山,在封龙山西十里,是汉代常山郡祭祀,乞雨的重要场所。从战国到秦,汉,三国时期,元氏县(常山郡)的封龙山、三公山、白石山、灵山、无极山的几大名山,是我国北方名山,也是古代地区文化的代表,以及政治风云的中心。
    《汉三公山碑》释文:
    祀三公山碑: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常山盯陇西冯君到官,承饥衰之后,□惟三公御语山,三条别神,向在领西,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我,民流道荒,醮祠希罕,□奠不行,由是之来,和气不臻,乃来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德广,其灵尤阙,处幽道艰,存之者难,卜择吉□治,东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荐牲纳礼,以宁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民无疾苦,永保其年。长史鲁国颜氵交、五官掾阎?、户曹史纪受、将作掾**,元氏令茅匡、丞吴音、廷掾郭洪、户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纪焉。
    在古代“三公”具有很高的职位,周代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或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总揽军政大权。
    元氏封龙山附近的大山,能用“三公”为名称,足见其身世不凡,具有神秘的力量,因此在此祭祀、做法,祈求风调雨顺,立庙刻碑就加深了这种信仰。
    《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孔夫子“不语乱力怪神”,敬鬼神而远之。东汉时期汉明帝派张骞通西域,引进佛教在中原流传,并在洛阳建筑白马寺,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也造成了“众神信仰”的逐渐泛滥,为道教创立埋下伏笔。
    《汉三公山碑》刻立的117年,东汉安帝刘祜已进宫即位10年,他虽然已满了23岁,但实际政务大权仍然握在邓太后和邓骘手中。范晔《后汉书》说:“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文中“计金授官”是卖官鬻爵的代名词;“移民逃寇”则为天灾人祸横行的描述;“推咎台衡,以答天眚”,则是甩锅地方官员、欺骗蒙蔽上苍的鄙劣手法。
    张角创立太平道,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公元184年发动黄巾起义,这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烈爆发的突出表现,它与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的情形完全不同。张角作为宗教首领,不是因为自身窘迫,而是生活十分优越,有百万信众拥戴,看不惯朝廷腐败政治,打算取而代之。因此,他们喊出来的政治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虽然黄巾起义在公元184年被镇压下去,但是,其引起的政治动荡并未随之而平息,而是继续存在了近40年,并成为东汉政权崩溃,逐渐过渡到三国时代的重要因素。要说明其复杂内幕颇不容易,但是不做这样的探索就很难解释当时的风云变化,以及很多人物的命运,比如“华佗送人不敢要的图书,张仲景用了不敢说的《汤液经》”,为何会逐渐失传?不分析时代背景,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封龙山汉碑的时代背景,以及三款汉碑不同的文字内容,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封龙山高,神明保佑,难以挽回东汉颓势
    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正月的《元氏封龙山之颂》,又叫《封龙山颂》。刻碑那年,医圣张仲景大约14岁,他自称“余素尚方术”,而当时方术最显赫的人物是河北巨鹿张角。
《元氏封龙山之颂》碑文为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径约一寸五分。宋代洪适《隶释》、郑樵《通志》、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皆著录了《封龙山颂》碑刻。明代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跋汉封龙山碑》载:“右《封龙山碑》,在元氏县。汉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石刻虽颇剥蚀,而文字尚可寻究。碑首云:‘封龙山者,北岳之英也。’此本得之刘智安主事。”
    金石学者刘宝楠,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调任元氏知县,第二年的十一月,在距元氏县城西北四十五里王村的一座废弃三公祠里,发现了《封龙山颂》的碑刻。刘宝楠便命人搬运到城中,但是这通汉碑有将近五十公分的厚度,使《封龙山颂》恰似 “胖墩儿”,而同处封龙山的《白石神君碑》等汉碑,厚度还不足二十公分,山路运输困难,遂将其凿断为数截运至城中,置于薛文清祠之东厢(文清书院),刘宝楠命工匠重新嵌合,并让次子刘恭冕对碑文进行考释。此后百余年间,拓本制作,广布海内,并被故宫博物院收藏,但是20世纪50年代《封龙山颂》碑被砸毁,残石下落不明。相关学者考释其碑文为:
    元氏封龙山之颂:
    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于邦内。磥硌吐名,与天同耀。能烝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遭亡新之际,失其典祀。延熹七 年(164年),岁贞执涂,月纪豕韦,常山相汝南富波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陈德润,加于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圣朝克明,靡神不举。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黍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寔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于是纪功刊勒,以炤令问。其辞曰:
    天作高山,寔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赞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刻石纪铭,令德不忘。
□□□□□元氏郎巽、平棘李音、史九门张玮、灵寿赵颖、县令南阳□□□□□□□□韩林□(林)纵至,石师□□造,仲张□绛伯王季……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封龙山颂》的整幅裱本,有两处题记,其中一处为刘宝楠好友张穆所题,为此碑发现两年后的初拓本。
    从此碑文来看,主要讲述东汉延熹七年(164年)正月,常山相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为恢复新莽以来被长期废弃的祭祀封龙山神典秩,上书汉桓帝,并获恩准。皇帝派人带领乡民修缮神祠,隆重祭祀,这是一个在当时很重要的事情,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天人和谐,谷物丰收。此碑刻立的第二年,汉桓帝发动了一场诛灭宦官的斗争,把宫廷斗争演化到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
    汉桓帝刘志是东汉第十位皇帝,祖父刘开是河间孝王,父亲刘翼为刘开庶子,受封蠡吾侯,级别不高,与皇权相去甚远。然而由于8岁的汉质帝,被把持朝政的梁太后之兄梁冀毒杀,就另立刘志为帝。因此公元146年,15岁的刘志从河间入京登上了帝位,成为汉桓帝。刘志年少,又是突然从地方调入中央,在朝中没有任何势力,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了梁冀的傀儡皇帝了。后来他经过多年蓄积力量,依靠宦官除掉了梁氏外戚,几个有功宦官被封为“五侯”;后来宦官当政为非作歹,引起士人不满,他就用“党锢”的罪名压制士大夫,并且择机除掉了宦官五侯。
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严惩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因之得罪了当权的宦官,被桓帝下狱论罪,从而激起了太学生刘陶等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迫使皇帝不得不释放朱穆。当时京师有3万太学生,他们与鲠直的官僚、名士结合在一起,势力很大。
    桓帝的卖官鬻爵是从延熹四年(161年)开始实行的。这年零吾羌和先零羌等少数民族起义,战火波及到三辅 (今陕西省中部)地区,桓帝为了减轻国库的财政支出,就下诏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同时下令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卖官鬻爵影响极坏,不仅让贪污合法化,直接败坏了吏治,而且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党人出狱,也就分头回乡。范滂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突然害病死了。他活了36岁,前后立过梁皇后、陈皇后、窦皇后三个皇后,只有三个女儿,但没有生一个儿子。窦皇后急忙请她父亲窦武入宫,跟他商量妥当,让汉章帝的玄孙、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做了皇帝,就是汉灵帝。
    汉灵帝生于冀州河间国,世袭解渎亭侯(今河北深州),父刘苌早逝,母董氏,于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即位,当时只有12岁,比张仲景小7岁,又是一个小皇帝,他在位期间做了很多让人感慨的事情,封龙山《白石神君碑》的刻立,也和他有关系。
    白石神君,自带武功,顶天立地坐镇一方
    东汉隶书碑刻《白石神君碑》,俗称《白石山碑》。立于汉灵帝(刘宏)光和六年(183年),当时医圣张仲景33岁,第二年黄巾军起义爆发。它是常山相南阳冯巡、元氏县令京兆王翊所立。碑通高2.4米(座已失),宽0.81米,厚0.17米。额题为“白石神君碑”五个篆字。碑文隶书,共14行,行35字。现位于河北省元氏县25公里的封龙山上。
《白石神君碑》碑阳和碑阴的铭文,为那段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脚。
    碑阳铭文曰:
    盖闻经国序民,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有二义,或祈或报。报以章德,祁以弭害。古先哲王,类帝禋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设坛屏。所以昭孝息民,辑宁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一,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犹自挹损,不求礼秩。县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三公守民盖高等,始为无极山,诣太常求法食,相县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遂开拓旧兆,改立殿堂。营宇既定,礼秩有常。县出经用,备其牺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无伏阴,地无鲜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用能光远宣朗,显融昭明,年谷岁熟,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尔乃陟景山,登峥嵘,采玄石,勒功名。其辞曰:
    严严白石,峻极太清。皓皓素质,因体为名。唯山降神,髦士挺生。济济俊乂,朝野充盈。灾害不起,五谷熟成。乃依无极,圣朝见听。遂兴灵宫,于山之阳。营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告,终然允臧。非奢非俭,率由旧章。华殿清闲,肃雍显相。玄图灵像,穆穆皇皇。四时禋祀。不愆不忘。择其命辰,进其馨香。牺牲玉帛,粟稷稻梁。神降嘉祉,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永番昌。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常山相南阳冯巡,字季祖;元氏令京兆新丰王翊,字元辅。长史颍川申屠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玮。祠祀椽吴宜。史解微。石师王明。
整个碑的阳文说明,《白石神君碑》的刻立是为了纪念重修的白石君庙宇,而这个翻修的过程,经过国家最高管理宗庙部门太常和尚书的批准,有规划,有经费,是一个规范的项目。而批准这个项目,既有章可循,也参照当地其他神山的祭祀惯例,因此说“经国序民,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令蔡邕(官拜郎中)等以隶书书写《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刻于碑石上,作为官方教材,立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据称,当时抄书的人,每日达千人,颇为壮观,其背后也有不同的议论。
    从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经典成为国家推行政教的范本,五经博士广收门徒,国家设立太学,思想建设高度统一。但是,经学繁荣到东汉,逐渐走向烦琐哲学的误区,一句经文的解释可以达到几万字,因此很多读书人“皓首穷经”,颇不容易,也有民谚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汉灵帝也不喜欢儒家经典,而是很重视诗词歌赋的艺术培养,因此,他建立鸿都门学,不仅招收贵族子弟,很多寒门学子也能入学深造,得到官府任用。此后建安文学的兴起,也和汉灵帝的这个举措不无关系。
    汉灵帝不仅在经学之外,开创文学艺术培养学校,对于张角等倡导的太平道,一开始也采取包容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儿子汉少帝刘辩(176年-190年3月6日)也寄养在“史道人”家里,被人称为“史侯”。尽管董卓杀汉少帝有很多原因,但是刘辩不在宫里长大,不懂大汉威仪,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白石神君碑》说:“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一,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把一个山神描写为一个将军,受到政府部门和民众这样崇拜和礼赞,这应该是黄巾军头领“占山为王”的榜样。
    《三国志》说:“张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馀人。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瘿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众奉燕,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
    常山郡的真定县城,东汉末年坐落于石家庄东古城,隋唐之后才迁址到滹沱河北岸的现在地址(北岸当时叫安乐垒),真定县(东古城)与元氏县相距不远,都属于常山郡,郡治(首府)在元氏县。
    博陵,东汉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相当于今河北定州、深州市、饶阳、安国等地。
    根据资料记载,瘿陶之战,自张角黄巾起义后,河北地区大大小小农民起义不可胜数。中平二年(185)二月,博陵(今河北县南)张牛角部与常山(治元氐西北)褚飞燕部联合,以张牛角为帅,共攻瘿陶(今宁晋西南)。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飞燕改名张燕。燕又联合其他起义军,众至100万,号称黑山军。
    张飞燕领导的黄巾军达到百万之众,纵横几个郡县之间,由于“灵帝不能征”,就用了“招安”的手段,张飞燕摇身一变成了“平难中朗将”,比宋江接受招安早了近千年。
    《九州春秋》曰:“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张璠《汉纪》云:“又有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后,董卓迁天子於长安,天下兵数起,燕遂以其众与豪杰相结。袁绍与公孙瓚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瓚,与绍战,为绍所败,人众稍散,太祖将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师,拜平北将军;率众诣鄴,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曰:门下通事令史张林,飞燕之曾孙。林与赵王伦为乱,未及周年,位至尚书令、卫将军,封郡公。寻为伦所杀。”
    史书记载的这些黄巾军时期的乱象,在封龙山汉碑《白石神君碑》的碑阴铭文之中,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白石神君碑》碑阴铭文:
    务城神君钱二万李女神义钱三万□□石神君义钱二万璧神君义钱一万主簿□音叔道主簿郝幼幼高主簿郝尚文休主簿□渊孔先主簿王合元先主簿□□文业祭酒□礼孝仁祭酒范□孔周祭酒张广德林祭酒郭稚子碧祭酒郭挈仲业都督赵略孔达主簿郝明孔休主簿杜斐文达主簿马靖文□主簿韩南儒伯主簿□观泰弘主簿李斐叔宗主簿□当季元主簿□志元恪主簿张斐休武祭酒陈光长林主簿□由季儒
    碑阴的铭文,都是捐赠者的姓名,以及捐赠的金额多少,列在最前边的竟然是四位“神君”和“女神”,他们既然可以称神,其在人间的声势、影响自然非比一般。
排在巫婆、神汉后边的人,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助手“主簿”和“祭酒”。
    主簿相当于各级领导的秘书,陈琳在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杨修在曹操称魏王时,任曹操主簿;黄权原为益州牧刘璋主簿;吕布早期因其勇武被并州刺史丁原任为主簿;田仪是凉州刺史董卓主薄,为董卓亲信;杨仪最早任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殷观乃原荆州牧刘备主簿;廖化最初为关羽主簿;司马懿曾任曹操主簿;凌敬任窦建德主簿,曾在虎牢关之战前献其策于窦建德,窦建德未采纳,最终败亡;陈寿历任卫将军姜维主簿;骆宾王历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
    祭酒是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
    这些与政府高官联系密切的文人墨客,跟随、拥趸在巫婆、神汉后边,一起出资、站台,帮助白石神君庙的修建,并且把名字刻在《白石神君碑》碑阴,留给后人深刻的思考。
    东汉灵帝时期,黄巾军起义爆发之前,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汉末名医华佗、张仲景命运受影响
    专家考证认为,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华佗应该比他大20-30岁。
    在封龙山汉碑刻立的时代,孕育了张角黄巾军起义爆发,也改变了汉末名医华佗和张仲景的命运。
    《三国志》、《后汉书》的《华佗传》都说“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医药著作不烧。老医生华佗主动送人的书,为什么会触犯法律?难道“年且百岁”的民间老中医,他的书不许在社会流传吗?这个问题,困扰了笔者很多年。
    从敦煌传出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我们可以得到了很多启示,它“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
    这个据说是由陶弘景及其弟子编撰,保留了《汤液经》60首方剂的古医书,带给我们很多历史信息。其著作的基本形式,或者叫书籍体例,是前边按照脏腑虚实归类方剂,用来治疗内科杂病;后面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阴旦、阳旦所形成的“六神方”,治疗外感“天行热病”。
    这种用脏腑辨证治疗内科杂病的特色,与《内经》“五脏者,身之强也”的思想相一致,也和《汉书艺文志》所说“经方家”用脏腑分类疾病的方法一脉相承,而与《金匮要略》有着明显的差别。
    按照五行归类的方法,人的脏腑也属于“四神像”所代表的时空,也就是春(东木肝)夏(南火心)秋(西金肺)冬(北水肾)。中间的长夏(中黄脾)不主时,却主管升降。
    《汤液经》用大小阴旦、阳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在形式上代表 “六合正精”,说它们属于“神明之剂”毫不夸张。
    《易经•系词》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地象征阴阳,白天黑夜的对比非常鲜明;四季气候温热凉寒,其变化也很鲜明。因此,四气与四季相对应,也是中药功能划分“四气五味”的重要依据。
    《汤液经》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阴旦、阳旦来表示方剂的作用,与临床治疗所用方剂的功用紧密相关。
    因此,陶弘景说:“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四神兽所代表的图形,在东汉末年与黄巾军有关,是一个非常敏感、又令人害怕的象征。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有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阳旦汤,但是并不放在一起集中论述,而是错杂、散在于六经文字之间,因此看不出它们属于“六合正精”,是一个“撕碎了的残片、散落的零件”。
    张仲景不敢谈论《汤液经》,事出有因
    张仲景为什么要改造“六合正精”?为什么他在《伤寒论自序》之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却避而不谈对他最有借鉴意义的《汤液经》呢?
    这里边大有文章,有非常重的历史原因。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家著作总共11部著作,即使是神农、黄帝为作者的书籍,也不叫“经”,而《汤液经》32卷被称为“经”,是因为它是非常重的经方著作,被历代医学家所传颂。
    皇甫谧又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皇甫谧距离张仲景、王叔和生活的年代很近,只有几十年,他的话应该有较大的可信性。
    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中说:“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综观其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汤液经》作为经方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东汉时期仍然十分流行,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后来它竟然“人间蒸发”,逐渐消失了。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来分析,尤其是黄巾军所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
    四神兽被借用,成了太平道黄巾军的“圣物”
    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据说他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依托黄老之学,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一”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张角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随着东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他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军”,被蔑称为“黄贼”。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就有曹操等人。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这个时期,张仲景大约30多岁,其仕途之路不能不受影响。
    黄巾起义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181-234)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到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3年。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此后三国群雄先后登场,成为乱世的开端。其后20多年,黄巾军仍然很有势力,经常发生暴动。
    《三国志•张燕传》说:“灵帝不能征”,而将其招安,而加封其“平难中郎将”笼络他,这件事发生在元氏封龙山一带。
    这段历史不仅曲折,而且还很漫长。黄巾军主力虽然在公元184年被镇压,192年在山东青州仍然有百万黄巾军,曹操击破他们之后,收编了30万黄巾军,成为青州军。在这次战斗之中,黄巾军劝降曹操的信中说:“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在太平道信徒的心目之中,“中黄太乙”主宰天地万物,它的四周分布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
    中医被道教利用,行医与传道界限被模糊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著名医生如华佗、张仲景那样,一定经常被患者所包围,或者追随到各地。因此,医生看病行医的场景,与道教首领传教布道的过程很相似,医疗与传道的界限混淆了。
    有圣人、经典、道场、信徒,才能成为宗教,老子去世几百年之后,被尊为道教的教主“太上老君”,与当时佛教传入、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流不无关系。
    华佗送给狱卒的书,如果不是《汤液经》,也一定是和《辅行诀》一样,它在卷首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三皇的圣象,一看就像道教的经典,或者像图谶之类的禁书。因此,狱卒畏法,不敢接受。假如华佗交给狱卒的《活人书》,没有图像,只有方药、案例、经验,狱卒很可能会千恩万谢、欢天喜地接受了。
    华佗作为一个久经世故的老中医,他绝对不可能私自传授禁书,也不可能明知法律不允许,还勉强“出书一卷”交给狱卒的。
    值得提出的是“出书一卷”,与“写书一卷”不一样,他拿出来的书,有可能是他游学的时候,接受自前人的著作,也有可能是事前早就写好了,打算“传道、解惑、授业”的医学著作。他烧了这部“可以活人”的宝书,的确很令人惋惜。
    张仲景由于身份特殊,他在利用《汤液经》的时候,尽量避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兽,在《伤寒杂病论》之中,把它们“打散揉碎”、“再利用”,避免其与黄巾军以及其他道教首领有关的嫌疑,在书中的序言里只字不提《汤液经》,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
    说来也是巧合,无论是太平道、天师道,还是“黑山贼”,他们的首领都姓张,“余宗族素多”的张仲景,学医于张伯祖,老张家是一个大家族,正在经受时代风潮的冲击,这也许就是张仲景不得不“坐堂行医”的幕后原因。
    张仲景把《灵枢》改称“九卷”,因为“灵”的繁体字“霊”与巫术、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仲景虽然也“宿尚方术”,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旗帜鲜明的反对“钦望巫祝”的行为,其中也有难以为他人体会的苦衷。
    习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封龙山汉碑文化揭示的历史脉络,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医药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死相依的历史,历经非典与新冠,我们更加珍惜这个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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