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5-7-31 08:04 编辑
% M/ f0 P$ [+ ^+ v' A9 q4 v0 Y! o" k3 \6 @5 b
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 z" c9 j$ }) W5 [& @, q" e& X' I
20年前与冯世伦先生等讨论张仲景的著作如何写成？20年后仍在讨论。
) [1 e. N9 e' Z2 f7 F( V& @; Y& h冯世纶教授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0日的《〈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论文，对于张仲景借用《汤液经法》所载方药撰著《伤寒杂病论》，进行了细致论证与分析，读后深受启发获益非浅。同时也引起笔者进一步的思考：张仲景为什么不自言撰用《汤液经法》？张仲景在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到底“撰用”了什么著作？《伤寒杂病论》的主要成就是理论还是方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伤寒杂病论》的传承关系？ 经过不断思考，就写一篇文章《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发表于2005年5月19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同年的8月6日笔者以《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的论文与《SARS考验外感学说》两篇文章一起，参加了南阳市举办的“第十三届仲景学说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冯世伦先生，聆听了他的座谈报告，我的发言可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事后，我的《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被收载于李敬孝、姜德友、李宇航主编的《仲景学术探赜》著作的207-209页。该著作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 u1 p8 O' F- o. C; m' f/ Q近3年以来，我作为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冯世伦先生的“胡希恕冯世伦经方传承工作室”共同举办了多次“京冀经方论坛”的学术活动，得到河北省中医药学会与河北中医药大学领导鼓励和支持，也有很多同道一起参会交流。 可以说，我们对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这个问题，仍然在互相交流和探索之中，为繁荣中医学术，笔者不揣浅陋，愿以自己的浅论，就教于海内方家。
; x( x. A# ^9 b4 M# W) G* X' U仲景何不自言撰用《汤液经法》诚如冯教授所言，皇甫谧、陶弘景在晋梁时期就认定，张仲景是依靠《汤液经法》撰成《伤寒杂病论》的，王雪苔、马继兴、姜春华、王淑民教授也先后根据陶弘景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本，发表了大致相同的看法，已经逐渐成为中医学界的共识。但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以及他的著作之中，并没有他撰用《汤液经法》的直接证据。 仲景自序云：“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凭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钱超尘教授从日本古抄本《伤寒论·仲景自序》中见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凭脉辨证”21字为小字，认为这是后人的注文，以后逐渐混为仲景原文。因此说，仲景并没有提他到底撰用过哪些古籍，只是笼统地提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笔者认为，即使这样也有许多疑问等着我们破解。 首先，《汤液经法》32卷，最先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至仲景之时已有200年，其间难道没有人象陶弘景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那样，引用和改编过《汤液经法》吗？唐代的《名医录》称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伯祖见过《汤液经法》吗？改编过《汤液经法》吗？《伤寒论》《金匮要略》之中的“师曰”比比皆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呢？再有，《汤液经法》是硕果仅存的经方吗？经方留给后人的是不可逾越的科律，还是仅仅垂示一种灵活用药的法则？张仲景对于经方的态度和取舍，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还有，这混入的21字注文形成于什么时代？他凭什么或者为什么认定仲景撰用了那么多著作，却惟独不提其他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汤液经法》？ 笔者认为，如果21字的确是注文混入正文，也应当在宋代林亿校正《伤寒论》之前，根据注文的内容来看，它不可能出于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手，因为他们都把《伤寒论》当作一部方书来看，而且认为源于《汤液经法》。那么，这注文是出于王叔和？假如是他，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应当是《伤寒例》，因为只有《伤寒例》中，保留着《素问》《灵枢》《阴阳大论》等“古训”的精华。假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伤寒例》源出于张仲景，而非出于王叔和。 笔者还有一种推想，就是这21字是张仲景的原文，而“日本好事者”将其改为注文。因为从文义上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已经说出了写作《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再写“撰用”什么书似乎已无必要，只能是进一步细化的举例，举例往往不能将全部引用的古籍说全，“挂一漏万”已成蛇足。作为“医圣”的张仲景，在行文修辞上犯有这样的小毛病，也会引起某些人的极度痛苦，必欲修饰回护而后快，替古人改文章，因此正文也就变成了注文。清代的吴澄在《活人书辨序》中说：“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予尝叹东汉之文气，无复能加西都（西汉），独医家此书，渊奥典雅，涣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观仲景于《序》，卑弱殊甚，然后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伤寒论》即古《汤液论》。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篡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认为《伤寒杂病论自序》“卑弱殊甚”的好事者，有可能修改其序。 仲景到底撰用了什么古训无论“撰用”以下21字是出于仲景，还是后世的注文，都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信息：仲景看重的是《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理论著作，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汤液经法》。 《素问》《灵枢》第一次把外感热病独立出来，集中探讨这一类发热疾病的发病特点、传变规律、治疗措施，因此才有了《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这在以前是见不到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江凌张家山出土的《脉书》等古医书之中，虽然有许多古病名，但没有专门的论述外感热病的篇章，外感热病的许多证候，都散见于各经之中，相互之间并没有传变、转归的记载，治疗只见到“引炅中”“引温病”。显然还没有成熟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程度。《素问·热论》以六经分类热病的思想，“每日传一经”、“其死皆六七日之间，其愈皆十日以上”、“得病三日前后分汗泄”的认识，都给了仲景深刻的启示，确定了他以六经辨证论伤寒的思想。 在六经辨证的体系之中，一切证候都是有机联系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证候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刻处于不停变动之中。用来纠正这些证候的方药，无论是出于《汤液经法》还是《胎胪药录》，只要进入六经辨证体系，方药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复杂的联系，就有了神奇的活力而不再是孤立的方药，它们共同组成了六经辨证完整的链条，好象每一环都是那么重要、不可或缺，这就是仲景伟大的创造！ 《八十一难》《阴阳大论》对于伤寒的论述，改写了《素问》《灵枢》大力论述的热病，一变而成“只称伤寒”的局面，仲景之后以至于现代，“热病”证治几乎成了“绝学”。《难经》的“伤寒有五”，把热病、温病、湿温、中风、伤寒一起概括起来，统一到伤寒的旗帜之下，被后世称为广义伤寒。 《阴阳大论》说：“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张仲景才把他宗族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伤寒十居其七”，这也成了他创作《伤寒杂病论》的始动因素。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总结唐代之前的著名伤寒学家，计有华佗、仲景、范汪、王叔和、葛洪、陈延之等近十人，皆称伤寒而不语热病。 《素问》《灵枢》在《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热病篇》中，频繁提到的热病、热病五十九刺、热病死候、热病阴阳交、热病食复、热病治法等等，从东汉之后几乎不再被人提及了，一转都成了伤寒。所以，这些理论著作对于仲景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种理论传承上的“大是大非”，决不是《汤液经法》等几部方书所能左右的。 不应忽视《伤寒论》的理论传承一位伟人说过，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能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同样，离开了理论思维的行业，也难自立于科学之林。笔者认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理法方药、完整一套”的中医学，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以脏腑经络、辨证治法为理论体系的基本理法内核和以针对具体病证的方药针灸推拿等具体治疗措施的外围部分。不断完善的理法内核，决定着中医学过去、现在、将来的基本特征。外围的病证方药针灸推拿部分是中医学的功能带或保护带。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一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理论上，如何继承了秦汉之前的热病学说；如何孕育和播撒了后世温病学的种子，都是需要我们今后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决不是“论广伊尹《汤液》”那么简单的事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之中，对于源出于《汤液经法》的方药，加、减、拆、并，或云“常须识此”，或说“但见一证便是”；或曰“急当救表”，或说“慎不可攻”。总之，应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而不应当始终拘守一方一药，以不变应万变。
. t- }& z, @' z4 [8 Z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