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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比较文化学角度，讨论源于上古史（史前史）的原始医学技术与理论边界与分层问题。讨论“三世医学”在通史和专门史中的差异，以及近400年来中西医融合带来的冲击与文化史学认知变化。
; _4 x7 J9 b' P) u【关键词】医学，药学，兽医，文化史，上古史，史前史，扁鹊
- E1 v7 P. H) U* b) I一、老官山天回医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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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长华研究员在《天回医简整理研究的重要发现与学术前沿问题》一文最后一节《中国的“三世医学”》有这样一段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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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近几十年来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特别是天回医简的出土，发现中国医学真实地存在有三种医学世系。
% J+ A! D% Z4 r& j即东方以伏羲、扁鹊为代表的“经脉医学”；西方以神农、伊尹为代表的“汤液医学”；中央以黄帝、彭祖为代表的“导引医学”。这三种医学的理论与实践自成体系，千百年来，虽有聚散分合，至今仍未改变这一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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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未，刘向等整理国家图书，采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及“以人类书”的方法，将医学定著为“方技”一大类，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医经”乃扁鹊之学，“经方”乃伊尹之学，“方中”与“神仙”乃彭祖之学，实“三世”而已。今本《黄帝内经》当是融合三世医学的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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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是中国上古史（史前史）专门史研究，依据出土医学文献而得到的一个十分重大研究结论，它足以改变“医学史”及“医药文化史”自1915年以来编史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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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刊》巴蜀书社，2019年8月，第8页
7 B7 s% W9 _. K二、本草考古学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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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中古上古史中，医药不分家、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其中，本草的应用，有达到6800年的最新纪录。这个纪录来自灵芝应用的考古纪录，是黄璐琦院士的团队“本草考古学”研究成果［2］。
1 }. P/ S% m6 n1 O% v6800年，比过去100年来，依据文献学以《黄帝内经》为始点的医学文化史结论——仅仅是不足3500年的表述，多了3300年。这次研究结果，至少，更加符合“华夏上下5000年”的史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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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学院报》2018年报道。见2023年5月29日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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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年来医学史研究框架结构
) d6 l* X- x6 T6 I, |% Z( Z纵观近现代自1915年出版了马邦贤教授《中国医学史》，马伯英教授在1980年之后的著作《中国医学文化史》和《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以及李经纬研究员90多岁还更新的《中医史》，这些权威学者所著经典医学史籍，可以发现医学医药史研究的框架有如下几个特点：
- l3 N% q" |- ^7 p一是年代起点不超《黄帝内经》（3500年内）一书发现的时间，超过了都被称为“早期医学（医学的“史前史”）”、甚至出现把扁鹊划入“神医”、是伪医学史的“权威研究结论”；
, E5 K, y" l- H0 w二是忽略了自甲骨文开始，就存在“四大官医”同位列官方编制的史实，即从来不讲其中有一个官医——“兽医”也是医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务；
4 I& E6 T8 [6 }8 B三是将医学史分为“通史”和“专门史”，即“通则”与“治则”、“方史”之分。李伯聪先生1988年《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陕西科学出饭社）一书在《附录：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中医理论性研究的一个尝试》（第396页，第400-401页）第四点举了《“太阳中风证”与“太阳伤寒证”鉴别诊断的建立》以此为例做了人工智能的逻辑递归设计：中医一向有“理、法、方、药”统一，方证对应的传统，故搜集医案之标准有二：一是医案中明确了太阳中风证或太阳伤寒证之诊断结论者：二是处方用桂枝汤或麻黄汤（或原方或有药物加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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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上古和中古史中，由巫师向医术转化时期出现的，包括“祝由”等重要的医学行为、心理学方法，被几乎抹掉，不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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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人类繁衍史上发现植物（野生到驯化）积累的药食同源医药史，在西方医药、医学规制下淡出医学医药史，建立了一套所渭的本草医学逻辑体系，从而拆散了源自道医学的“上医、中医、下医”治疗原则；
. K& c* j [5 j/ H六是音乐治疗（《四书六经》中的第六经《乐》）的失传，令这项源自华夏文化、有约9000年历史（自考古发现骨笛算起）也成了“西方传入”，完全违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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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在《7000年西方医学史》专著面前，我们的医学史仅仅是他们的一半，即3500年，没有一点“文化自信”可言；
3 k! Z. I1 p* v. t2 O, U八是医学是促进人口增长的技术保障作用，然而，我们的医学史却连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也不到，医学文化史逻辑十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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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这些中国108年来出版的医学文化史材料现状，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担起历史使命感，急需纠正过来的一项重要专门史学工作。
! H$ D* _6 y4 E四、重新定义《华夏医学史》边界与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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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从108年来的《中医史》《医学文化史》的权威专著结论，从5个角度讨论《华夏医学史》的边界与分层问题。
2 T8 z8 b5 j4 S: }1、大健康与“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的定义
/ N2 k0 N/ n- j( j张伯礼院士总主编、朱建平主编［3］在—本专著的《序二 以史为鉴 传承创新（作者：张伯礼）》一文引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研究结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为应对挑战，WHO在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医学目的是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健康能力。随着医学由疾病医学转向健康医学，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理--心理---社会---环境为一体的医学模式，中医药的养生保键、防病治病、调养康复综合优势与学术特点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张伯礼院士的这段总结，其实就是WHO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在2010年提出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ONE WORLD ONE HEALTH）”的行动口号的人群版本。因为人兽共患病己经成了全球健康大问题时，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与科普，推动民众健康知识的提高。加强兽医参与进公共卫生，同时更能防止上下游及次生的灾害同时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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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E（世界动物健康组织）成立于1924年、比1946年成立的WHO（世界卫生组织）还早了22年。
* l' A5 d. t9 ^! ?1 S$ h+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英语：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语：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OIE），也称“国际兽疫局”，是1924年1月25日建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它的总部在法国巴黎。该组织是因为在1920年比利时牛瘟兽疫之后创建、该病发端于印度，对其传播的担心导致了1921年3月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28个国家1924年1月25日签署一项协议并成立。2018年5月，OIE有182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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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全球经历了新冠病毒性感染的人兽共患病（ZOONOSES）疫情三年的洗礼，人医和兽医对医学文化史的认知，基本上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9 G& i) l$ @: J6 y2 _" \贾敬敦在题为《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的论文中，讨论过此问题，他认为：
, E( D3 |1 a2 C7 q o; w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传统因素依然制约人类健康的同时,食源性疾病与营养结构不合理、畜禽养殖方式转变与宠物快速发展带来人与动物关系深刻变化、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变化等非传统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制约凸显。面对这些人类健康的新挑战,我们必须因应时代变化,在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同时,树立营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三位一体的现代健康新理念。努力提高营养健康水平,以宠物健康为新的关注点高度重视动物健康,以人居、社区环境为重点营造健康生态环境,建立起现代健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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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 e8 ?1 E5 S［3］《百年中医史（A CENTU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12-201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 d/ }- G7 } x6 j! C2、本无学科史边界的医学史边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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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定义或者说“边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范畴，边界包括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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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疫苗学》与牛痘疫苗接种，起源自中国600多年前兽医的贡献。然而，却是近20年来，临床医学促进了人群大面积的免疫接种，在《免疫学》或者说《应用免疫学》、《临床免疫学》中，以工业制造为中心的学科。在交叉学科、尤其是生物、IT、人工智能介入医学之后，传统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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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邦炯教授编著［4］一本专著认为：《山海经》斦记疾病多达50种之多（还有127种植物），《周礼》中关于医疗机构的设置，以及“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等不同分工，不可能都是虚构或西周春秋以后的事。虽然这两部书是较晚的文献，但从其所记有关西周以前的史事，许多材料都被甲骨卜辞所证实，说明这些文献所记医学疾病材料中，也包括有殷商时期的成果和认识水平，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基于以上认识，说明商代医学开始进入了形成期。西周春秋时随着医学实践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也才有可能在春秋战国产生扁鹊（秦越人）及其弟子等众多专职名医，以及《神中农木草经》和《黄帝内经》这样伟大的中医经典论著。至此，祖国的传统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发展到了自成科学体系的成熟阶段。
! A. D7 @5 p5 o换句话说：形成一门学科，是由其专业的精细程度决定。当我们讨论医学成熟的程度，文献学材料固然重要，作为实践科学的医学，还要有社会通史的背景材料支持，才会更加符合事实。这一点，马继兴教授花了30多年的专著［5］，考证了针灸铜人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本专著也用考古学角度，认为扁鹊应该有3000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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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邦炯：《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自序》第1页
# W% [; p1 y+ Z G- [［5］马继兴：《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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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夏医学“三世医学”源流回归实践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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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始介绍了柳长华研究员在《天回医简整理研究的重要发现与学术前沿问题》一文最后一节介绍《中国的“三世医学”》的研究结论，本人认为，这是中国医学的源流回归实践的分层判断。即：
* Y/ B8 D V; d第一层 扁鹊学派始于旧石器时代，循“经脉医学”的非药物治疗派。“医经”是扁鹊之学说源流，它们的望、问、闻、切“四诊”技能，不仅是华夏文化的原创，而且在四大官医中都有用，尤其是兽医，透视诊疗一直是临床不可或缺的经验。这一派的历史最长，有8000年以上历史。近700年来中西医学融合史上，西方医学的听诊器、叩诊、封闭疗法等，可以隐隐约约见到扁鹊医学的技艺。扁鹊医学是全球认可最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华夏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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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 神农、伊尹为代表的“汤液医学”，相当于植物、矿物、动物药内服的一派。在扁鹊世代列表中，扁鹊医学的21世传人认为：神农与扁鹊学派第4世传人是一个年代。“汤液医学”在注射器作为安全给药器械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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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使用注射器做肌肉注射的药物是胰岛素，时间是1922年1月11日［6］。第一支使用注射器做肌肉注射的药物是柴胡注射液，时间是1939年,由八路军129师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在山西省太行山脉中发明创造出来，当时，还有一批中药注射液［7］。即：中西药第一支肌肉注射剂发明到开始临床使用的时间仅仅相距17年。这便是临床医学促进了医疗器械的发展。同时，传统中医药汲取了西方医学的先进工艺，增加了给药新途径（肌注，皮注、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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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胰岛素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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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g+ r$ Y5 o3 Z: c" Q$ H［7］陈竺 张茅：《钱信忠（1911-2009） 纪念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第1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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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 黄帝、彭祖为代表的“导引医学”，它的代表作《黄帝内经》现在不认为是“经”，是“解释”（医理）。在扁鹊世代列表中，扁鹊医学的21世传人认为：黄帝“导引学派”与扁鹊医学第6世传人是一个年代。从医学文化内涵上看，它应该是“医理”，包括“方中”与“神仙”。“导引医学”是“扁鹊医学”和“汤液医学”整合而成，所以，后世一直认为它是华夏医药的文化鼻祖，这个是一种误会。由于“导引医学”的自成体系，引发了近400年来，尤其是近100年来中西医学在现代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文化内涵对垒，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折衷和渗透。
9 l& e8 ^/ D# Z3 }! {4、医药文献学约束下的缺陷和扁鹊隐传史
. ^' ]' m: B% i! F3 s" [,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它可以根据学科领域划分为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等。传统的《医学文献学》仅指有文物和文字传承，并不包括口述历史。
9 G8 t# b) b$ p7 N+ j举一个通史知识：在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里面，朝鲜、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俄罗斯12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字，汉、回、满三个民族通用汉语汉文，中国历史悠久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文字和口述历史的传承。我们每一个民族都存在食品、医学和兽医学知识，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华夏医药文化史需要有更新视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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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人在2023年7月拜访扁鹊医学第21世传人所获得的一个信息：毕昔、秦越人分别是扁鹊医学派第4和第8世传人，两人生活的时代相距约800年的时间。自从秦越人（民间大夫）被宫廷官医借口杀害之后，扁鹊学派便进入隐传阶段。外间近2000多年有关扁鹊学派技术（医技）都不是其真传。目前，仅仅在重庆有一个叫“糖道行”是扁鹊医学第22世传人传承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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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r# b* V* Y7 M/ v. k* P1 }; s5、华夏史学断代史助重建中国医药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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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峰）》，而且，2019年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r. _; G+ o7 f6 e/ R3 }) W良渚文化对医药文化史的三点核心启示：5000-5500年的良渚文化（考古），证明了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历史仅仅缺500年，此其一。其二，良渚文化印证了西方传统考古学三大文明证据（文字、金属、城市）只需要有“城市+图腾”即成立。其三，良渚文化的巫师+图腾，与医药文化的形成同步。
: H+ Z7 i# ^* p& i7 y% v网名“古史微”（认证：四川誉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题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需要走出《史记》体系的魔咒》一文中认为：
$ w& D3 B6 ]' ~, i8 [( @3 ^曾经有一位知名学者［8］讲过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因为疑古运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第二句话，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时代为标志的。[1]这两句话在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是有一些市场的，但事实上，这两句话具有鲜明的“本本主义”特征，且存在着对“历史”概念的曲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历史”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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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u- ^; D' x' `［8］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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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q$ z) E, A0 h' V7 f“古史微”在此文中小结里写道：
W6 r2 y% I; P我们都知道，中国学术界在这些年基于《史记》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上个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这些年大量学者支持的“二里头夏都说”以及“陶寺尧都说”，乃至新近某些学者提出的河南双槐树遗址为黄帝时代古国说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在默认《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可靠的情况下提出的。就此而言，为了使中国的古史研究站在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上，对《史记》的古史体系进行审查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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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相比，拥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录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古老绝不是靠文献记录来支撑的，而是靠实打实的考古遗址来支撑的。中国古史学界有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一旦有一个重要的考古文化出来，哪怕这个考古文化的年代远在文献记录出现之前的一两千年，就会有那么一些学者试图从故纸堆中去寻找依据，好像唯有考古文化被文献记录过了才能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本本主义”，与弘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文字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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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浙江良渚而命名。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T/ [, y' s6 N+ T7 b' f) M一本收录了这三位著名考古学家关于良渚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和重要讲话专著，第一页是苏秉琦先生手迹（1992年）：“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似乎也在启示——“重建中的中国医药史前史”也己经在路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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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Y* \+ k- ]［9］《苏秉琦、张光直、俞伟超论良渚》，科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
1 I8 l$ B5 L0 z8 |" }3 A- o
6 p4 t. J( M/ D0 f) r; m& d本人倡议：关注中国医学史前史以及华夏文明6000年医药文化史的人士，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符合史实的《医学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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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 \8 V1 l3 X, B2023-7-9 11:03写于北京飞武汉机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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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7-29 14：30 写于广东省中山市家中
- j' h& w- L" S) [2023年8月1日15时38分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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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01时43分 第二稿写于广东中山市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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