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瘟疫简史（夏商周 - 2020） 2020-02-17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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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养成洗手的习惯 从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中发现，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人类已经养成洗脸，洗手，洗脚等个人卫生习惯。  匜，古代洗手的主要工具之一，现于西周中后期维护水源安全 《左传》中已有“惯有挖除井中积垢淤泥维护水源安全”的记载。 先秦古籍中已有记载瘟疫 殷墟甲骨文中有疥、疟、首风、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山海经》中有疫、疠、疟、风疥的记载。商代已有麻风病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周礼》中也记载了流行性疾病和季节的关系。《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秦朝秦王政四年发生瘟疫 天下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建立公共卫生设施 中国秦汉时期已有下水道“都厕”（即公共厕所）洒水车等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对于传染病的预防，《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主要手段是设坊隔离。 西汉2年 汉平帝元始二年发生瘟疫 西汉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卷十二《平帝传》。这是中国最早对隔离制度的记载。 新朝11年 王莽执政期发生瘟疫 王莽执政时期，公元11年发生大规模疫病，“大疾疫，死者过半。”——《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玄传》 东汉38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发生瘟疫 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后汉书》卷七十—《钟离意传》 44年 汉将马援南征狭瘟疫归中原 马援在交趾（今越南），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自此将恶性疟疾带到中原。——《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89年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发生瘟疫 和帝刘肇在位时，“时有疾疫。”——《后汉书》卷六十五《曹褒传》 119年 东汉安帝元初年发生瘟疫 安帝刘祜在位时，“四月，会稽大疫。”——《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中国有42处发生了大地震，还伴有大风冰雹、干旱、瘟疫。 151年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发生瘟疫 桓帝刘志在位时，“正月，京师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后汉书》卷七《恒帝纪》 169年-185年 东汉灵帝时期频发瘟疫 汉灵帝刘宏在位时频发瘟疫，171年、175年、182年、185年，连续瘟疫大流行。 3世纪初 大瘟疫导致东汉灭亡 东汉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就历经十次大瘟疫。东汉末年，由于瘟疫流行，一些方士便以方术为人治病，公元183年，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趁大疫流行，立太平道，最终发起“黄巾起义”。瘟疫流行和战争频繁导致人口锐减，最终天灾人祸共同造成了东汉的灭亡。 约200年 华佗治疗流行性“黄疸病” 神医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他不但擅长外科，还擅长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他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疸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 200年-210年 张仲景著《伤寒论》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为了对付瘟疫，张仲景曾发明一种药叫“祛寒娇耳汤”，也就是最早的饺子。这种饺子的皮是面皮，但馅却是煮熟切粹的羊肉、辣椒和配制的祛寒药材。得病的百姓吃了张仲景的饺子，全都病愈。张仲景于200年一210年左右，著成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  张仲景208年 血吸虫病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中明确记载了曹军的真正败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也就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军遭遇了瘟疫。据有关专家研究，曹军中流行的瘟疫就是血吸虫病。赤壁之战曹军的失败，延缓了王朝统一的进程。 三国时期215年 吴国发生瘟疫 “吴，疾疫。”——《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217年-235年 魏国发生瘟疫 三国时期，魏国境内频发瘟疫，公元217年到235年，多地频发瘟疫。 有学者认为，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正因为瘟疫的流行，至魏晋时代，人们更关注存在的意义、生命的真伪，这亦导致了清谈和玄学的兴起。此外，该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疫病的描述。 225年 诸葛远征云南致兵士多染疾 诸葛亮行军云南，兵士染虐，死者甚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剑南西道》。此为疟疾在云南流行的最早记录。 西晋275年-310年 西晋武帝至怀帝时期发生瘟疫 275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291年，惠帝司马衷永平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296年，“关中大疫”；310年，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宋书》卷三十四卷《五行志》 东晋322年-356年 东晋元帝到成帝时期偶发瘟疫 322年，元帝司马睿元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溯亦同”；330年，成帝司马衍咸和五年，“五月，大饥且疫”；347年，今曲靖到广南一带发生疟疾“兴古现瘴气”；356年，“时多疾疫。朝臣有时疾，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皆不能入。”——《宋书》卷三十四卷《五行志》 约341年 葛洪著《肘后备急方》 葛洪，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中医免疫学先驱，在传染病学、寄生虫病、症状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约341年，葛洪著成《肘后备急方》一书，书中有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其中许多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首次记录，有的还是世界医学史的最早记录。书中首次记载了结核病、天花和恙虫病。他曾进行过试验：把疯狗杀死，取出它的脑子，用来敷在被狾犬咬伤的病人的伤口上。这一对狂犬病采取的预防措施，称得上是中国疫苗的萌芽。此外，葛洪还提到过用青蒿治疗寒热诸疟，其法是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用青蒿治疗骨蒸，先用它与童子便相和火煎，再配其它药。用青蒿治疗蜂蜇，将青蒿嚼烂，然后敷在患处。现在研究表明，青蒿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疟、抗寄生虫、抗肿瘤、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并附有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隋朝612年 隋炀帝大业八年发生瘟疫 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隋书》 唐朝636年-648年 唐太宗时期频发瘟疫 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636年，“贞观十年，关中、河东大疫”；641年，“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大疫”；643年，“贞观十七年，夏，谭、濠、庐三州疫”；648年，“贞观二十八年，卿州大疫”。——《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 652年 孙思邈著《千金方》 孙思邈，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于约652年，写成《千金方》一书，在书中留下了许多防治瘟疫的方子。孙思邈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他也是我国第一个麻风病专家，他对麻风病进行深入的研究，治疗的麻风病有六百余例。在病因、病机、治疗方法方面，为后世对麻风病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史料。 655年-682年 唐高宗时期偶发瘟疫 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55年“永徽六年，三月，楚州疫”；682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此外，高宗李治永徽六年，也就是655年，据《肘后备急方》卷二记载，天花病传入中土，“天花从西东流，遍于海中。” 687年 武则天垂拱三年发生瘟疫 武则天在位时期，“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 707年-891年 唐中宗至唐明宗时期偶发瘟疫 唐中宗至唐明宗时期，百年间，各地偶发瘟疫。707年、762年、789年、806年，京师、山东、河北、江东、福建等地出现重大疫情事件，“疫死者众”；832年、840年、855年、880年、891年，江淮、河南、湖北等地发生瘟疫。——《文苑英华》 北宋960年-1127年 北宋期间偶发瘟疫 963年，在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湖南疫”；太宗赵光义时期，“京师疫，遣太医和药之。”根据《宋史》记载并统计，北宋时期，瘟疫并不频繁，从建龙元年至靖康二年，整整167年中，只发生14次，平均12年一次。究其原因之一是北宋朝廷防治措施及时有效，这14次流行病中，12次有政府派医官分坊治疗并发药。 南宋1107年-1276年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发生瘟疫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根据《宋史》记载并统计，南宋时期，流行病较为猖獗，共达28次，占宋王朝流行病总数的67％，平均5年多就有一次流行。 1186年 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 刘完素，宋金时期医生。于1186年写成《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该书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为后世瘟病学派“治热以寒”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唐宋时期已有公共卫生系统 中国唐代的长安有先进的生活污水和雨水的地下水道。宋朝对于民间传染病的防治比较重视，如预防散药、夏季定时义诊、专项医药救济经费、赈灾防疫等。同时设有综合性慈善机构“居养院”、专门的“医疗慈善机构安济房”以及专门掩埋无人安葬尸体的“漏泽园”。宋朝还有了商业性的浴室。  宋朝慈善事业1308年-1331年 元武宗至元文宗时期瘟疫频发 元朝统治末期，瘟疫频发，尤其是1308年、1313年和1331年。《元史》记载：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1313年，“京师大疫”；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末，由于元廷统治不力，再加上战事频发，造成腐尸骸骨多现遍野，这亦是造成疫疠流行的一大原因。 明朝1408年-1414年 明成祖时期频发瘟疫 成祖朱棣在位时期，境内频发瘟疫。1408年，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七月江西广信府，玉山、永丰二县疫民死者千七百九十余口。尤其是1410年到1414年，连续4年，登州、临海诸州县、河南、陕西、浙江乌程等三县、湖广、武昌等府皆发生民疫。明廷对此及时采取“颁方赐药，急行埋葬”等措施。 1453年-1456年 明代宗时期频发瘟疫 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疫病频发。1453年，“冬，建昌府属县大疫，死者八千余人，武昌、汉阳疫死万余人”；1455年，“四月，西安、平凉疫，死者二千余人”；1456年，“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湖广黄梅县春夏瘟疫大作”。——《明实录》 1457年 明英宗天顺一年发生大瘟疫 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一年，北京等地发生了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顺天等府、苏州、遵化等州县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明实录》 1470年-1475年 明宪宗期间瘟疫频发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瘟疫频发。尤其是1470、1471年，连续两年发生疫情，“十二月，河间、天府、真定、保定……饥疫”，“五月，京城饥民疫死者多”。此外，1475年，福建发生疫情并发生传染扩散，造成“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明实录》 1481年 朱丹溪后继者著《丹溪心法》 朱丹溪，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的后继者于1481年根据朱丹溪的学术经验和平素所述纂辑成《丹溪心法》一书。书中总结了朱丹溪治疗瘟疫的方法：“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1507年-1521年 明武宗期间瘟疫频发 武宗朱厚照在位时期，瘟疫频发，平均每隔三年国内便发生一次大瘟疫流行。1507年，“是岁，湖广靖州等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死者四千余人”；1513年，“江西瘟疫流行”；1517年，“十月，泉州大疫”；1521年，“北直隶山东、河南俱旱，福建、福州等府亢早疠疫流行，府县官病死者四十余，军民死者无算。”——《明实录》 1522年-1565年 明世宗期间瘟疫频繁 明世宗嘉靖执政期间，各地瘟疫频繁发生。其中，1522年至1525年，陕西、南京、山东、北京等地，连续发生疫情。尤其是1554年和1565年，京城发生两次大规模瘟疫事件，“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京城饥目疫”。——《明实录》 1580年 明神宗万历八年山西大同现瘟疫大传播 “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山西通忘》卷26记载，“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1633年-1643年 明思宗时期瘟疫频发 明思宗崇祯执政时期，瘟疫频发且疫情严重。据统计，共发生大瘟疫达六次，尤其是明末1643年，北京、天津两地，分别于二月和八月发生流行性鼠疫，据《明实录》记载，“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1642年 吴又可著《温疫论》 吴又可，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被称为“治温证千古第一人”。他在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吴又可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他的治疗理论一直被后世推崇，被推广应用到多次防疫斗争中。非典时期，他的成方“达原饮”作为卫生部推荐中药方，在各大药店中熬煮，他对流行感冒的辩证和用药也是现代光谱抗病毒中成药一连花清瘟胶囊的重要支撑。  吴又可著《温疫论》1633-1644年 鼠疫或是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学者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首次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明末鼠疫发生于1633年的山西，并于1641年蔓延到华北地区。1644年，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累计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出现了“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人间地狱景象，鼠疫导致北京防备松弛，造成李自成大军轻易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明朝灭亡。 清朝1644年-1659年 清世祖顺治时期瘟疫频发 从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六年，平均每四年即发生一次大瘟疫。“顺治元年，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顺治四年，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顺治九年，万全大疫”“顺治十三年，西宁大疫”“顺治十六年，夏秋，浊州大疫”顺治十六年，夏秋，浊州大疫。——《清史稿》、《抚州府志》卷八十四 1662年-1772年 清圣祖康熙时期疫病频发 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瘟疫频发，各地大小流行病约有近30次。其中，1668年至1677年，平均三年一次。1680年至1683年，各地每年都有疫情爆发事件。尤其是1709年发生瘟疫大流行，“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铜山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 1681年 清政府肯定人痘接种技术 中国明清时期，中医养生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有组织的民间力量开始在救疫中发挥作用。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受到天花威胁，清政府在1681年充分肯定了人痘接种技术并列入政府计划予以推广。1742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宗金鉴》中也详细记载了人痘接种技术。 1726年-1728年 清世宗雍正时期瘟疫频发 清世宗雍正，虽执政时间才12年左右，但各地传染病事件发生频繁，尤其是1626年到1728年，连续三年发生大规模疫病，据《清史稿》记载：1726年，“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1727年，“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冬，汉阳疫，黄冈大疫。”1728年，“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 约早于1756年 薛雪著《湿热条辨》 薛雪，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薛雪擅长治疗湿热病，早于1756年著成《湿热条辨》一书，该书对温病学贡献非常大。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在治疗上，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1756年-1786年 乾隆二十一年、五十一年发生两次大瘟疫 清高宗乾隆一生掌舵大清朝64年，各地瘟疫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约22次，但最为严重的是乾隆二十一年和五十一年。据《清史稿》记载，这两次传染病大流行造成“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此外，还伴有大旱灾情“沛县，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沛县志》）。苏州大疫，米价腾贵。” 1777年 叶桂著《温热论》 叶桂，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叶桂著的《温热论》首刊于1777年，该书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1794年 余霖著《疫疹一得》 余霖，清代医生。1794年写成《疫疹一得》。他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1798年 吴鞠通著《温病条辨》 吴鞠通，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1798年吴鞠通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吴鞠通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1820年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流行霍乱 自清仁宗嘉庆二年至二十五年，各地流行病频繁发生，大小疫病事件约12次，尤其是嘉庆二十五年，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大规模霍乱疫情。据《清史稿》记载，“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几遍里巷；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 1821年-1849年 清宣宗道光时期瘟疫频发 从道光元年至道光二十九年，瘟疫事件达约20次，平均每一年半就有疫情发生。据统计，1821年至1824年，连续四年在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发生疫病；1831年至1836年，连续六年各地发生大小瘟疫事件，其中1834年最为严重，《清史》记载，“秋收七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 1862年 王士雄著《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王士雄，清代著名医学家，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王士雄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1838年写就《霍乱论》书稿。1862年，他旅居沪地，正值霍乱猖獗，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于是将原书重订，更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对霍乱的病因、病机、辨证、防治作出了系统论述。他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1878年 清德宗光绪四年大饥大疫 清德宗光绪执政期间，天旱少雨，鼠疫、天花等疫病频繁发生。据《蒙城县志》记载，在光绪四年，河南、山西、陕西连续三年大饥，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同时瘟疫到处传染，死者不计其数。此外，光绪二十一年，同安发生大规模流行性鼠疫；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和八月，瑷珲和北京、天津爆发大范围疫病，以霍乱为主。 1911年 宣统二年东北鼠疫 1911年2月20日，距离大清王朝最终灭亡，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清皇室的发家之地——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是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仅以官方统计，瘟疫波及东北及俄罗斯南部地区，仅中国就造成了六万多人死亡。 民国民国时期瘟疫频发 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瘟疫占自然灾害的比例高达25％，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瘟疫。1917到1918年，发生于山西、绥远地区的鼠疫，是二十世纪初较东北鼠疫后又一次恶性传染病事件，造成14600余人死亡。1921年，云南猩红热疫情爆发，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此症不治死亡”。1932年，霍乱在全国横行，至少有40万人因此丧命。 新中国1949年 张家口鼠疫 1949年10月，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市）爆发鼠疫，至当年11月8日，共因鼠疫死亡60多人。这次鼠疫爆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疫病流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责成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及时采取防治措施，至12月初，疫情被控制并最终消灭。 1960年 顾方舟研制出“糖丸” 顾方舟，医学家、病毒学家、中国病毒学之父，被称为“糖丸爷爷”。1958年，顾方舟从患者的排泄物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1959年年底，中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展开。1960年，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并以糖丸的方式，解决了让疫苗真正广泛进行免疫的问题。  顾方舟1968年 香港流感 1968年7月，香港地区爆发流感疫情，8月、9月逐步向外扩散，其强度与1957年“亚洲流感”相当。这次大流行后来被称为“香港流感”（H3N2亚型），本次流感多数患者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 1971年 屠呦呦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 屠呦呦，药学家、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1971年，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因青蒿素的应用，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屠呦呦2002年 SARS（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爆发 SARS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征，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SARS期间2003年 建立传染病应急机制 2002年11月16日，首个SARS患者出现，SARS病毒持续233天，有32个国家和地区遭受侵害。2003年4月20日，中国建立起疫情一日一报的应急机制。 2003年 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国史学者研究较少的社会现象人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作者在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诠释。 2020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其原体是一种先前未在人类中发观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12月8日，武汉确诊第一个病例。目前，有效抗病毒药物，以隔离治疗，对症支持治疗为主。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2020年 钟南山临危受命赶往防疫最前线 钟南山，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新型肺炎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2003年抗击“非典”中，钟南山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工作，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主动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角色，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为夺取应对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典疫情中，率先带领团队投入救治行动，确立广东病原学，组织广东非典防治研究，获国际上最高存活率。在甲流防治中，成功抢救多例重症甲流患者，参与制定卫生部治疗方案。2019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钟南山以84岁高龄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赶往武汉防疫最前线指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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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的历史观20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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