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即传染病的历史

曹东义

人类的历史即传染病的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何帆

May. 21, 2009

hefancass@gmail.com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甚至比战争、革命、暴动的影响还要更猛烈。历史学家们发现，在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中都找不到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后人的生活水平会比前人更高的观念。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的爆发。传染病使得人口数量无法持续增加，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高。大规模的瘟疫爆发甚至影响到历史的演进。传染病首先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疾病摧毁了人们的身体，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能力或是无法提高生产效率。目睹瘟疫过后哀鸿遍野的悲惨场面，人们不由得发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对寿命短促的预期使得人们失去了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兴趣，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非洲国家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会增加1.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从现代化的起点（假设为1800年）算起，健康状况好的国家要比健康状况差的国家富裕13 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东亚经济从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末的增长奇迹中，大约有1/3的贡献来自于健康状况的提高。

从短期来看，传染病只是一种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高估，但是，疾病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演变，甚至文明之间的存亡。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和中世纪的黑死病有着紧密的联系。14-17 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 多年。1348－134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1/3 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传染病的爆发使很多土地空闲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界定了：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了。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瘟疫爆发之后，实际工资提高而地租下降，在农民和地主的博弈中，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逐渐受到削弱，这才给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战胜印第安人，靠的不是枪炮，因为那时候枪炮的技术并不发达，真正战胜美洲土著的是欧洲人带来的一连串瘟疫：1518－1526 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 年斑疹伤寒、1558-1559 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当欧洲人在天花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统治。西班牙人首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然后接管了印加（Inca）和（Aztec）的贡品制度，而且还在当地强迫劳工开发矿山。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采取类似手段，包括强迫奴隶从事大种植园的劳动。显然，如果没有快速的大量人口的下降和相关的社会崩溃，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或许也没那么完全。相反，欧洲人对亚洲和非洲没有大的疾病上优势，因此欧洲对它们只能采取贸易的关系，比如东印度公司以及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必须依靠与当地统治者的合作。因此，美洲和欧洲的疾病环境在欧洲征服美洲过程中扮演了首要的决定性的角色。

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基本上忽视了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而是片面地关注国家间的战争、各国军事力量对比等等。但正如理查德.奥曼（Richard Ullman）指出的，“片面地从军事方面定义国家安全带来了对现实的深刻误解。这种误解使得国家仅仅考虑军事威胁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或许更为致命的威胁”。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为健康投资》提供的资料，1990年死于传染病的全球死亡人数达1669 万，占总体死亡人数的34.4%，而死于战争的人数仅为32 万，占0.64%。死于传染病的人数是死于战争人数的50 多倍。事实上，战争总是和传染病相联系。战争能够帮助传播疾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军队的行程，流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导致大约4000 万人口死亡。直到20 世纪，在历次战争中死于瘟疫的士兵几乎都比死于敌手的士兵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作战的效率和士气。在很多时候，军队是被病菌而非敌人打败的。比如，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 万人以上。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

事实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乃是不攻而克的。后来，清兵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乘虚而入。展望未来，必须看到，由于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迅速膨胀，大规模污染问题层出不穷，21 世纪传染病可能会卷土重来。首先，即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然在为害人类的健康。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将随着商品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传播到发达国家。其次，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大。再次，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比如艾滋病（HIV/AIDS）、SARS、禽流感和这次引发
世界恐慌的甲型H1N1 病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携带病菌的病人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传染病的潜伏期还要短。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我们消费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可能来自遥远的他乡甚至异国。在种植、采摘、加工、包装、运输、储存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如果出现污染，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疯牛病和口蹄疫是非常著名的例子。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和生态系统失衡，可能恶化原有传染病或引发新的传染病。186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6℃，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增多，增加了传染病病原体生长繁殖的机会。生态系统失衡，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如废气、废水、废渣、放射性物质等的过度排放，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而且也会引起生物体变异，产生新的致病微生物，导致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发生。

尽管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科技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人仍然只是一根脆弱的苇杆。正如威廉姆·麦可尼(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的：“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导言文明，在瘟疫中穿行
吉尔伽美什，你将漂向何方？
你所追求的永生，
永远无法得到，
上帝造人之际，
就让死亡与人相伴……
吉尔伽美什，穿上新衣，
沐浴首身去吧，
凝望挽着你手的儿女，
愉悦怀中的娇妻……
——古巴比仑史诗《吉尔伽美什》

“眼前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诡谲的变化，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惑地感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春天，是一个花红柳绿、草长莺飞的季节。
2003年的春天，却是一个肃杀萧瑟、寒气逼人的季节。
当人们的目光还焦灼于海湾的熊熊战火时，一个凶恶的幽灵，正悄然而又迅疾地向人类靠近。
“非典”，在这个春天里，诡秘地由广东登陆，从空中、陆地向中国的心脏北京奔袭。
一个、十个、数百个、数千个病人出现高烧、倒下，开始有人死去。
“非典”，在这个春天里，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种瘟疫的真正威胁。
佛山、广州、香港、北京、内蒙、山西、上海、台北，新加坡、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疫情在迅速蔓延。
中国工程院院士、声震南国的名医钟南山神情忧郁：“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疫情如火，人命关天！
所有的媒体中，都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严峻的面容，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刚刚执掌党和国家权力的年轻一代领导者“揪心”，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无法回避的危机与挑战。总书记、总理频频出现在疫区。
平日里曾因“拿红包，吃回扣”、“医德医风”受人诟病的医护人员，这次冲在最前面。一个又一个医生护士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生护士冲了上去。医院，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医生护士，成为真正的“最可爱的人”。
上台的施政纲领言犹在耳，座椅还没暖热，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就黯然去职。
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崩紧了自己的每一根神经。数十亿的专用资金，紧急下拨。
数千工人日以继夜，七天建起世界上规模庞大、设施先进的传染病院。
军委主席一声令下，数千军医连夜从全国各地火速集结北京小汤山。
隔离区建立起来，平时祥和的小区里突然多了许多警察。
国家实验室昼夜鏖战，新病毒的基因测序紧张进行。
喧嚣的大学校园瞬间寂静下来，校门被訚然关上。
车站出现了神情紧张的人流，一些人开始外逃。
无数的流言在网络上和手机里不胫而走。
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行人稀疏。
一些据说有效的中药开始涨价。
所有的大型活动被取消。
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潮。
中小学无限期放假。
消毒液脱销。
口罩脱销。
SARS。
危险。
恐惧。
……
瘟疫，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也改变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瘟疫，
逼迫我们的反思，
由此，我们进入历史深处——

人类的梦魇

瘟疫，是人类的挥之不去的梦魇。
历史记载下了瘟疫肆虐的残酷。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黑死病瘟疫，导致了1／3的人口死亡；公元700～1050年间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公元1347～1351年，中世纪的西欧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扫掉了美洲土著95％的人口，由此引起了大规模黑奴的贩卖；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20世纪，仅天花就杀死了世界上3亿多人，这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20世纪所发生战争死亡人数的3倍。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现在每年全世界约有5400万人死亡，其中近2000万死于各种传染病，一些似乎已经被征服的传染病也重新出现。长时间不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白喉病，于1990年在俄罗斯重新爆发，进而波及东欧15国，病例逾10万。
瘟疫，最一般的解释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为“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
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一般是指：“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级疾病。这些病原体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与蠕虫。”根据发病的缓急和病程的长短，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根据我国卫生部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我国规定管理的急性传染病分为2类25种：甲类有鼠疫、霍乱及副霍乱和天花3种，乙类包括白喉、麻疹、猩红热、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疟疾、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等22种。同时，人类还在不断发生着一些新的瘟疫，这次暴发SARS 在最开始时，中国人称之为非典型肺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名字，称谓的混乱，显示了人们对这个新瘟疫的认识是多么肤浅。
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更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之，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西方史料，最早一次大的有文字记载的──此前只有考古物体证据上的传染病遗迹──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得详细描述了这次瘟疫流行的情形。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战争，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像“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第二个渠道是通商，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很远的另外地方。第三个渠道是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有规模的远距离人口流动的几种分类。
据修昔底得记载，在公元前431年，开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之前，古希腊人从来没有遭到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的攻击，虽然那时可能已有流感、结核和白喉等病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新型流行病从非洲传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带，再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腊。这次重大传染病造成的后果非常惨重，它使得雅典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瘟疫继续在南部希腊肆虐，导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
根据修昔底得描述的病人们的惨状，以后的科学家们推断，那场瘟疫有好多种疾病，包括鼠疫、天花、麻疹和伤寒等等。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因为雅典本来有称霸整个希腊半岛的雄心──雅典是古希腊所有城邦国中最强大的两个之一──但因为这次瘟疫，死了那么多军队，死了那么多平民，仗也难再大打下去了，雅典称霸也就此终结。
到了公元165～180年间，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另一场非常严重的黑死病瘟疫───那时候罗马是安东尼称帝，史书称之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公元211～266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就衰落下去了。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变。人们常常看不起的微小的病毒细菌，它们把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折磨得气喘嘘嘘，不堪重击。蛮族甫一入侵，它就四分五裂了。
公元1347～1351年间，也就是中世纪发生的那次大瘟疫就更令人不寒而栗，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那一次造成的惨重后果，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比如说它带来了宗教的改变。因为当时那么多人痛苦，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就要对此做出回应，就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种苦难作出解释。那个时期，西欧宗教中死神的形象特别突出，并且艺术也是突出一个“死”字。也导致了农奴的解放。在此之前，农奴不怎么值钱，土地相对更值钱，但因为有1／3到1／2的人被黑死病扫掉之后，劳动力一下子就变得珍贵了。据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当时很多土地空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界定了：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了。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这次的影响极其巨大，可以说是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另一次重大的全面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大规模的流行对于人类文明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也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让我们把观察历史的眼光从欧洲转移到世界其它地方，同样有几次大流行病值得非常注意。待到欧洲近代向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瘟疫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病毒之间的交流，在这之前病毒还基本上只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包括接近于中亚地区的陆地上的交流，欧亚之间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离的限制。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现在的专家们估计在5000万到1亿人之间，最保守的估计也有2000万。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
本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到美洲去以后，发现这个大陆土地如此肥沃，当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丰沛的劳动力，但他们自己带去的那些病毒、传染病把当地的经济生力军毁掉了。欧洲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另外寻找劳动力，这就引起了大规模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制度性的改变。我们设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于那些病毒，也许零星的奴隶贩卖会有，但绝不会成为后来那么一种规模的制度性的活动。
从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来看，瘟疫从反面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瘟疫，催生了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诞生，也催生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
最重要的是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其实，对天花防御最早的办法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这种方法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从中国传到中亚，再传到欧洲。但中国是用比较土的办法，成效不可靠，风险也高，而琴纳是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可以不断地制造疫苗。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
医学史表明，在工业化早期，对于传染病的防御方法基本上来自技术先进国家。那时候在欧洲等地，城市密集，人口密度非常大而又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传染病，扩散得非常快。17～18世纪伦敦、爱尔兰等地都发生过严重的瘟疫，然后他们政府花大力气逐步发展公共卫生系统。“预防胜过医治”就是从天花疫苗开始的，当时变成了欧洲很多国家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贡献极大，是欧洲实力增长的中心要素之一。拿破仑军队最早推广天花疫苗预防，这在他的长期征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即便到了20世纪初，也还有过两次非常大的传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万人丧失生命；再一次是1920年代昏睡性的“脑炎”——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传到别的地方去。迄今为止科学史家们还没有一个说法，完全解释这两次大流行病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
美国重大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是1918年那次大流感。那次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所以美国国会就拨款100万美元——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强化公共卫生部门，以便雇佣比较好的医生，改进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建立公共的医疗点，等等。
在这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艾滋病、埃博拉病等。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染病之大规模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化带来的。它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对人类本身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类文明每一次战胜了这些挑战，就又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
无论怎么说，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传染病毕竟是少多了。但是应该看到，人类文明在进化，技术手段在进化，病毒细菌也在进化。更重要的是，那些使得人类文明进化的技术手段本身也帮助了病菌的扩散。我们今天是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其实全球化历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以前要好几代人才来一次的对于众多区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造成伤害的传染病大流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频繁，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随着各类新型食品的运来运去——速度真是太快了——就可能使得以前那些地方性传染病，很容易就成一个大范围扩散的传染病，除非你能很快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应该说，今天的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交往更加密集、快速、频繁，也使得地方性传染病变成大面积传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高了。这是人类为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全球化也包括了疾病的全球化。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很少看到造成大面积毁灭性传染病流行，但并非没有。有时候，一些很重要的传染病依然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只是因为没有在我们的眼前展开而已，只是对于我们的震撼力还不够大而已。譬如疟疾——疟疾有很多种——少数几种很严重的疟疾在非洲等贫困区域所杀死的人每年有好几百万！

二、动物的致命礼物

我们之所以说传染病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是因为一种传染病要成为对人类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伤害的疾病，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能出现。具体说来，人类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的文明阶段，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游走，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因为农耕文明阶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这时期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成家养的了。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狩猎时，人不跟活的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养的活的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1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到了农耕文明，人跟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那种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人畜朝夕厮守，二者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这就使得那些细菌寄生虫之类，得到非常肥沃的营养。科学研究表明，正是那些农耕文明延续得最久的地区，最容易成为孳生新的传染病的发源地。
传染病跟动物有密切关系，是有科学史根据的。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尼尔的研究，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上面这些动物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寄生体，农耕文明的环境使得人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传到人身上来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乡下，甚至走出城市不远的郊区，各种动物的饲养场所密集，人跟动物还是生活在一起。各种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细菌、病毒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的身体。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起源地。
人跟动物的密切关系往往成为新的传染病的来源。艾滋病是从猴子身上传过来的，天花是从牛瘟传过来的，鼠疫是从老鼠身上传过来的，霍乱也是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狂犬病是从狗身上传过来的，很多流感是从鸡和猪身上传过来的，麻疹是从牛瘟或狗瘟传过来的，蛔虫是从猪身上传过来的，疟疾、登革热是从蚊子传过来的。这次“非典型肺炎”很多专家也怀疑动物是源头，正在做实验求证这个假设。因为细菌病毒总要找一个动物活载体，人也是动物，细菌病毒均“一视同仁”。
尽管在媒体上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把传染病源跟动物联系起来，但越是没有我们越是要强调这一点。西方人对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们在街市现场“活宰”、“点杀”鸡、鸭、鱼、鳖、蛇等活的动物。他们问：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还有这种市场？中国人的典型观念，说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讲究“生猛鲜活”，卖主说主要是把它们杀掉以后再来卖就不值钱了，活的好卖。西方学者认为这样容易引起传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这样做。果然，1997～1998年间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但它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
城市家养的宠物在疫病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几年前专家们分析新千年时就预言，21世纪对人类健康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养宠物。象家养的猫容易影响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们的哮喘。
通常，这种病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舒服，但有些也会发展成为大病。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多。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
公元前5世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新型流行病传到了希腊，雅典军队和城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雅典称霸古希腊的雄心因此破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大流感起源于美军位于堪萨斯的军营，后渡海传到在欧洲参战的美军士兵中，后又在意大利、德国大面积传播，最后导致2100万人死亡。而第一世界大战历时4年，也不过只有1500万人丧生。有人甚至据此断言，是这场流感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这种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这样不对等？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大批杀死西班牙的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消灭掉欧洲95%的人口？
任何人口流动尤其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都必然引起不同细菌病毒之间的交流，至于细菌病毒交流是否会引起人群的疾病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中国俗语“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丰富的经验性智慧，也包含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病菌交流。我们再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病菌存活、传播之间的关系寻找答案的启示。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者从欧洲到美洲去的时候，欧洲人种本身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瘟疫的“洗礼”了：每次疾病大传染都要杀死一些人，使一些较体弱的人成为牺牲品，而存活下来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14～15世纪的欧洲人已经与形形色色的病菌进行过无数次的较量了，具有了较强的免疫能力。
美洲人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大约1万2千年以前，从欧亚大陆经由“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那时候“白令海峡”是把欧洲和美洲连起来的狭长形状的陆地。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水水位上升，陆地被淹没，使得整个美洲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变成独立生长的一个世界。
最早过去的那批人群，慢慢从北美洲蔓延到南美洲，他们的人口压力相对来说很轻，在那个土地广阔资源丰沛的大陆上并没有发展出像欧洲、亚洲这么复杂的农耕文明。
他们饲养的动物很少，没有像欧洲那样人跟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那时代的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欧洲人从欧洲带去的传染病菌对于美洲人的杀伤力，远远胜过美洲本地的传染病菌对于欧洲人的杀伤力。
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的“仅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队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对皮萨罗来说幸运的而对印加人来说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陆路到达，杀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纳?卡帕克皇帝和他的继承人。皇位空缺的结果是使瓦伊纳?卡帕克的另两个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科尔卷入了一场内战，使皮萨罗在征服这个分裂的帝国中坐收渔人之利。
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描写的仔细研究现已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至少在2000万。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害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例如，1837年，具有大平原上最精致的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自圣路易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船上感染了天花。一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从2000人急剧减少到不足40人。
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这样的动物，但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热带南美的美洲家鸭和整个美洲的狗。
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新大陆驯化动物的这种极端缺乏，反映了用以启动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缺乏。在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时，美洲有大约80%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便已灭绝了。同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几种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传染病的来源。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们也不是我们喜欢搂搂抱抱与我们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如小绵羊）。豚鼠可能由一种类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锥虫感染，使我们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这一点还不能确定。开始，最令人惊奇的是，人类疾病没有一种来自美洲驼（或羊驼），这使人不由去把这种相当于欧亚大陆牲畜的安第斯山牲畜研究一番。然而，美洲驼有四个方面使它们不能成为人类病原体的一个来源：它们不象绵羊、山羊和猪那样大群饲养；它们的总数绝少会赶上欧亚大陆的家禽种群，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外地区；人们不喝美洲驼的奶，因此不会受到它们的感染；美洲驼不是在室内饲养，和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到达时的800万左右减少到1535年的零。麻疹于1875年随着一位访问澳大利亚归来的斐济酋长到达斐济，接着把当时仍然活着的所有斐济人杀死了四分之一。而在这之前，大多数斐济人已在1791年死于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到来而开始的流行病。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于1779年随探险家库克船长到来，接着于1804年又发生了一场斑疹伤寒大流行以及后来的许多“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从1779年的50万左右减少到1853年的84000人。这一年，天花终于来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杀死了1万左右。这种例子多的举不胜举。
然而，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的整个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通过船只运输传播到美洲，它们也成了对新大陆殖民的主要障碍。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是：这两种病在使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以及几乎使美国人最后取得成功的修建这条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方面所起的作用。
因此，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

《瘟疫：文明的代价》导言2

三、病菌的秘密
自然，我们都喜欢按照人类自己的观点来考虑疾病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自己和杀死病菌？然而在一般的生活中，为了打败敌人，必须了解敌人，医学研究如此，人类文明的研究则尤其如此。
因此，我们首先要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据科学家们考证，病菌这种古老的种系至少在地球上生存了20亿年，人类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百万年的历史。事实是人类在侵占了病菌的地盘而不是相反，病菌的发作、瘟疫的流行只是病菌对人类的报复。
应该看到，病菌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如使人类的生殖器溃疡或腹泻。同时，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自己。
从根本上来说，病菌的演化和其它物种没有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传播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的演化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第一种方式，也是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欢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有时感染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人的，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强笑病（库鲁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库鲁病是流行于大洋洲新几内亚东部福雷（Fore）部族中的一种致命病毒性脑病，其特征为不自主强笑、战栗性震颤，手脚有扭曲性动作，最后出现语言障碍，最后失语，直至完全不能活动而死亡。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高原地区的妇女把死者的脑髓挖出来供人们，以示人们对死者的尊敬和纪念。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过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了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福雷部族原有160个村落，3.5万人口，在疾病流行期间，80%左右的人患上此病，使整个部族陷于危亡之中。
第二种方式，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个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就是病菌干的，它们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的困境，而一些主张应该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世界的人，不得不同这种困境作殊死的斗争。
第三种方式，是一些病菌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从我们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器溃疡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用以获得宿主的帮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如一心想要消灭“好斗的”的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从而使天花大面积蔓延。
第四种方式，如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有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入新宿主的皮肤。
因此，从人类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是的，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腹泻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入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从人类的利益来看，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面对病菌，人类肌体会本能地做出一些反映。
第一，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第二，我们的再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血细胞和其它细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根据经验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这种病的。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可是，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些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第三，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它动物身上。
这四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难理解。简单的说，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后代达到易受感染的年代——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使一场流行病重新开始。
显然，传染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种的农民中存在。现代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经历表明，一个小部落可能被一个外来人带来的一种流行病几乎全部消灭——因为这个小部落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例如，1902年冬天，由捕鲸船“活跃”号上的一个水手带来的一场痢疾流行使56个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中的51个人丧生，这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南安普顿岛上的一群完全与世隔绝的人。此外，麻疹和我们的其它一些“童年”病，杀死受感染的成年人比杀死儿童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个小部落里的成年人又全都是易受感染的。相比之下，现代的成年人很少有感染上麻疹的，因为大多数人在童年时或者得过麻疹，或者接受过预防接种。那场流行病在把那个小部落中的大多数人杀死后接着就消失了。小部落人口少，这一点不但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承受不住从外面带来的流行病，而且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来人。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们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传染病而已。有些传染病是由能在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结果这种病不会消失，而且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还有一些传染病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们是麻风和雅司病之类的慢性病。由于这种病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杀死它的患者，所以患者在活着时就成了感染这个小部落的其它成员的病菌仓库。例如，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卡里穆伊巴西姆，那里的居民是几千个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麻风病发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约40%！人口少的群体毕竟也是容易得一些非致命的传染病的。由于我们对这种传染病没有形成免疫力，结果同一个人在康复之后仍会再度感染。钩虫和其它许多寄生虫的情况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为与世隔绝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谅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是我们在早期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得以形成并保持的疾病，因为那时的总人口为数甚少而且零星分散。这些疾病是我们与我们的野生近亲非洲类人猿所共有的，后者与它们的疾病相类似的。相比之下，大规模的传染病只有在积聚起众多的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积聚，随着大约一万年前农业的开始出现而出现，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开始出现而加速发展。
四、瘟疫肇端于农业文明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群众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快捷方式。
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们贮藏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目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群众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东尼瘟疫的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同样，所谓查士丁尼瘟疫的腺鼠疫也第一次在欧洲出现了（公元542—543年）。但直到公元1346年，所谓黑死病的鼠疫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那时一条新的与中国的陆上贸易路线，为满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一条沿欧亚大陆东西轴线，从到处瘟疫的中亚地区到欧洲的快速运输通道。今天，我们的喷气飞机使得甚至最长的洲际飞行比人类任何传染病的持续时间都要短暂。
因此，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瘟疫。但这个结论也有其矛盾指出：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近，由于对致病病菌所进行的分子研究，证据正在不断出现。就引起人类独有的疾病的许多病菌来说，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病菌。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群众传染病的媒介——不过只在我们的各种家禽和宠物中流行罢了！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稠密的大种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只动物：这些流行病主要地只发生在需要有大的种群的群居动物中。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例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侵袭牛和许多野生的反刍哺乳动物，但不侵袭人。反过来，麻疹也不侵袭牛。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极其相似这一点表明，后者从牛转移给人，然后通过改变其特性以适应人的情况而演化成麻疹病毒。考虑到许多农民的生活和睡眠同牛及其粪便、呼吸、溃疡和血液近在咫尺，这种转移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自从我们对牛驯养以来，我们和牛的这种亲密关系已存在了9000年之久——这大量时间足以使牛瘟病毒发现我们就在它的近旁。如表所示，其它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同样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的疾病。
来自我们的动物的致命礼物
人类疾病
麻疹
肺结核
天花
流行性感冒
百日咳
恶性疟疾携带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抗原体的动物
牛（牛瘟）
牛
牛（牛痘）或携带亲缘痘病毒的其它牲畜
猪和鸭
猪、狗
禽鸟（鸡或鸭？）

考虑到人类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病菌的攻击。这些入侵者经过自然选择的筛选，只有少数得以成为人类的疾病。只要把当前的一些疾病迅速地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原为动物疾病向人类转化疾病演化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由几十种病作为例证，这些病是我们有时从我们的宠物和家禽那里直接得来的。它们包括从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旋体病，从我们的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以及从牛那里得来的布鲁氏菌病。我们同样也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得兔热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转化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仍然不能直接地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它们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也仍属罕见。
第二阶段，原先动物的病原体的演化已达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有的获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经死了。例如，以前有一种叫做奥尼翁-尼翁热的不明热病于1959年在非洲出现，接着感染了几百万非洲人。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种病毒引起的，由蚊子传染给人。病人很快康复并不会复发，这一点有助于这种新出现的病很快消失。美国人家乡的一种病叫做布雷格堡热，这是给一种新出现的钩端螺旋体病取的名字，这种病于1942年夏季在美国爆发，随后很快消失不见了。
由于另一原因而消失不见的一种致命疾病是新几内亚的库鲁病。这种病因吃人肉而传染，是由一种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这种病毒，就终生不会痊愈。就在库鲁病快要消灭新几内亚的2万人的福雷部落时，澳大利亚政府于1959年左右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结束了吃人肉的习俗，从而也结束了库鲁病的传播。医学史连篇累牍地记载了一些我们今天闻所未闻的疾病，但这些病曾一度引起了令人恐怖的流行病，接着又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许多流行病在现代医学发明出用以确定罪魁祸首的病菌的方法之前很久便已销声匿迹了，从1485年到1552年在欧洲迅速蔓延并使欧洲一片惊慌的“英国汗热病”和18、19世纪法国的“皮卡迪汗热病”只是其中两例而已。
第三阶段可以原先的动物病原体为代表，这些病原体确已在人体内安家落户，但没有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类的主要杀手。拉沙热是由一种可能来自啮齿目动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十分难以预料。拉沙热是1969年在尼日利亚观察到的，它在那里引起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致命疾病，即使出现一例这样的病，尼日利亚的医院就得关闭。情况比较清楚的是莱姆病，它是由一种螺旋体引起的，老鼠和鹿携带的扁虱叮咬了人，这种螺旋体就从叮咬处进入人体。虽然人类感染莱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晚至1962年才在美国出现，但在美国的许多地方，莱姆病已经达到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来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纪录。
最后阶段可以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那些主要的由来已久的疾病为代表。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
在这些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一种本来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转化为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疾病？有一种转化涉及居中传病媒介的改变：如果一种依赖某种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的病菌要转移到一个新宿主身上去，这种病菌可能不得不也去寻找一种新的节肢动物。例如，斑疹伤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的，这些跳蚤过不多久就能把斑疹伤寒从老鼠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伤寒菌发现，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种效率高得多的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的方法。由于美国人大都消灭了身上的虱子，斑疹伤寒又发现了进入人类体内的一条新的路线：先是传染给北美东部的飞鼠，这些飞鼠藏在阁楼上，然后通过这些飞鼠传染给住户。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如同牛的身体相比，人类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
应该说，瘟疫的蔓延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定居，人类由游牧文明进入农业文明，为瘟疫的滋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二是聚居，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历史上最早的瘟疫记录都发端于城市；三是交往的普遍化，特别是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使人的交往更加普遍化，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以上的三条只是瘟疫爆发的条件，但它并不必然导致瘟疫爆发，导致瘟疫的最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紧张的过程。可以说一些病菌侵入人类，与人类自身的违背自然的活动密切相关。如人类对雨林的滥采盗伐，使得那些千万年来赖以寄生的古老病毒只能改变其寄主，艾滋病病毒、神秘的埃博拉出血热病毒，似乎都来自古老的森林。新的流感病毒通常诞生在亚洲，因为这里人与动物的接触密切，当病毒跨生物传播时，其基因会突变，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病毒，人的不规范行为，毫无疑问地促进了艾滋病毒的传播。全球变暖也破坏了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助长了全球传染病的流行。著名的医学专家洪涛院士面对SARS 时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古罗马有谚云：“同类不能相食”。库鲁病的消失并不等于人类已经牢记了罗马古谚。疯牛病是20世纪80年代宰杀疯羊作成牛的饲料所致。无疑人类的活动为病菌另寻寄主提供了机会，造成了病毒病菌横行的天堂。库鲁病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类仍然在以另外的方式重得着历史的悲剧。
人类不可能重复历史的老路，但人类却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五、人类进入风险社会
瘟疫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瘟疫，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对付全新的瘟疫，也必须以全球化的思路，才能奏效。
全球化，在带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由于人类社会的日益开放，由于人类交往的普遍化，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时代的风险增加了。风险代替危险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到：全球化的社会“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以往的社会当然也有危险，但它基本上是可控的、确定的。全球化的时代的风险则是不可控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他概括了这样一幅现代性的“风险图景”：“一、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二、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三、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四、影响到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五、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转变为‘确定性’。六、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成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七、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 “风险社会理论”并非由吉登斯开创，而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创立，他从8个方面概述了“风险社会”的特征：“1，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2，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3，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化道德’中结合了起来；4，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5，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和不知；6，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7，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判别；8，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如果说贝克以全球环境变暖、英国的疯牛病来诠释他的“风险社会理论”，那么21世纪的另外两个事件：美国的“9·11事件”和中国正在经历的“非典型性肺炎”，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最切实的证明。在人们为进入一个新的千年而欢欣鼓舞时，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敌人的社会”，殊不知，这个社会是“不知敌人在哪里”的社会，“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时代主词，我们生活的全球化时代危机四伏。
面对风险，“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积极的冒险精神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风险。”面对风险我们要表现得更为积极而不是过于谨慎。
只有全球的合作，我们才能真正控制今天的瘟疫，因为像SARS 已经不简单地是哪一个国家的疾病，它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以全球化思维方式才能应对新的瘟疫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付全球性瘟疫我们也要有清醒的头脑。尽管全球都在对SARS采取防治措施，一些传染病专家认为，这种病毒很可能成为永久性威胁，无限期肆虐人间，至于这种新型传染病是一再引起危机还是偶然爆发则很难预料。
2003年4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科学界正在形成共识：彻底消除新型肺感染的窗口正在关上，因为SARS病毒已经在很多地方扎根。文章说，控制任何一种呼吸系统传染的疾病都很困难。
有些专家说，在有人感染的地方，SARS看来不大可能消失。美国全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法乌西(Anthony S.Fauci)说，它可能升级、升级、再升级。它有时会快速爆发。它也可能由于公共卫生措施而停留在这个水平并逐渐退潮。它也可能目前就在退潮，但就像我们看到的流感一样，在下个季节它可能以更凶猛的势头卷土重来。
尽管各国合作对抗很多种传染病，但被消灭的传染病还只有天花。大规模接种疫苗之所以能够消灭天花因为这是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疾病。且这种被“消灭”的病菌的毒种还存在于世界上一些试验室里，谁也无法保证它将来不会再次成为人类的杀手。关于SARS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否潜藏在动物身上。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奥斯特罗姆(Michael T.Osterholm)说，它肯定要留下来。但还不清楚的是这种传染病将继续蔓延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问题，还是成为人类一种疾病，年复一年地偶然爆发。
亚特兰大全国传染病中心的修斯(James Hughes)说，“目前我很难看到如何在中国或者香港这些地方消灭它。我认为说它要留下来是明智的。” 不管SARS以何种形式发展，这种新疾病都显示了现代医药抵抗新病菌的威力，也暴露了面对自然产生的新病原即使今天的科学仍有很大局限性。
SARS在全球快速传染，因为它是几十年来可以通过喷嚏和咳嗽等方式传染的第一种危险疾病。此外，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洲际旅行，被感染者以创记录的速度把病毒带到国际社会。
已经对于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可能出现而保持警惕的世界卫生组织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做出反应。它发出全球警告，动员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和大力发动控制力量。有的科学家警告说，如果SARS是来自另外一种自然来源，例如某个物种，它就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出现。即使没有动物载体，SARS也可能继续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治标的同时，从长远着眼，采取治本的措施。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人们的健康是社会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我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到中国来，十分频繁。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的信息紧密相连。
在此情况下，如何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制度发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响本国人们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应。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它直接关涉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也会影响到国际关系。
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医务专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获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和准确。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传播和使用。这几个环节要尽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向前看，这对于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严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了和常规不一样的疾病的时候，就要立即上报。没有准确的信息统计，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而且这个信息中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协调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其次，信息过程一定要透明。这样，专家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还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搁。信息只有快速地上报，快速地公开，快速地检验，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使得这个社会的资源能够尽快集中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第二才能够达到对所有的传染病来讲最重要的处治原则：“预防胜过治疗”。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使人们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会都自觉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个人行为的规则和公共场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很复杂，但必须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际上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要使全民建立预防意识，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系统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病毒细菌感染的各个方面，并且是对全体国民免费提供传染病的治疗，因为传染病伤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我们很多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也要尽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野生动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而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瘟疫的滋生和蔓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可以说，瘟疫是人类文明代价。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穿越瘟疫，走向辉煌的历史。
尽管我们在突发的瘟疫面前曾经惊慌失措，尽管人类对瘟疫的认识还是肤浅的，尽管战胜瘟疫依然长路漫漫，甚至我们不得不接受与瘟疫长期共存的严酷事实，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在与瘟疫的抗争中不断前行。依靠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依靠人类积累的丰富智慧，人类完全曾经笑傲瘟疫，同样也会笑傲SARS 。
瘟疫的阴霾无法遮蔽文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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