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曹东义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1954年前后，毛泽东为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错误，先后撤消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取消中医思潮，得到了有效遏制。治顽疾需要猛药，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把医治历史错误的板子，打在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干部身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卫生部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中医管理的文件, 对当时中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这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中医进修西医知识，然后严格考试淘汰，两者互相结合，促使年轻的中医改行，成为西医的助手；让年老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学不会的取消行医资格。这样一来，全国可以“依法行医”的中医数量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不合格而被取消的中医达90%左右。

这一系列的规定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中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传统的师徒授受、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新出台的《条例》尽管还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那么，各地是怎样进行中医师考试的呢？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1]。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2]。”

当时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中医进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教师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无锡中医进修班许济弘老师，他虽然是主讲肠胃传染病学的西医教师，却建议说：“无锡中医进修班所采教本，大多是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内容完全是科学化的新说，这原是很正确的，不过药理学和诊断学也全盘西化，对于经专家证明的一部分有效中国方药，以及中医独擅的舌苔学等，都摒而不论，这种偏向，非特有违‘中医科学化不是西医化’的进修宗旨，抑且中医进修后，仍名中医，治病时，仍需应用中国方药（不过可以参用西药罢了），而在进修课程中，竟无中医学或科学中医方剂学，岂非和实践相脱节吗？所以我建议医政当局，应将一部分中医进修教材中，兼采有科学价值的中医方药或治疗（尤以药物学为甚），以利过渡时期的人民需要。”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因为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先生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他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他指出现有中医的素质是很低的：“这样低下的文化水平的中医，就连所谓‘不科学’的那一套中医理论都极其浅薄而幼稚。因此，欲使其参加校或班的进修，实有先予补习旧的理论知识的必要，尤其是关于中医的临床治疗的理论知识，应先给予充分的补习，例如中医在临床方面之所以能灵活运用方药，解决问题，全凭着对病人有机整体的综合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但是由于一般中医文化水平的低下，具有掌握这种认识疾病的体系概念的技能，为数并不多。而这种体系概念，实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中医的原有基础。若此最低的原有基础而不具，便无从进修提高，像这样的中医在进修教育里，可能是西医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白费时间，无所获益。”

任应秋先生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上的《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3]。”这种现象绝非只发生在四川，在全国各地也是很普遍的。

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中医内部多数人自认了余云岫的观点，以为中医理论已经“陈腐”，由此而产生了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某著名中医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进入“末法时期”的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这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错误认识可谓渊源有自。

总之，新的中医不再产生，原有的中医要接受学术改造，不接受改造的或改造不好的则被淘汰，这是大力推行《中医师暂行条例》和积极倡办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双管齐下”期在速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使广大的中医陷于被轻视、歧视的境地，使中医事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限制，甚至面临着被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团结新老中西医”的卫生方针势必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中医学术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纠正歧视、限制中医错误的契机，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几乎是一个意外，是毛泽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4]。”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那么，这个打报告白雪光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报告给毛泽东？

白学光，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地下革命、军事政治、新闻宣传、科技管理、党务工作等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曾任苏鲁豫边区书记、济南市、兰州市市委书记，《大众日报》、《解放军报》报社社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军委卫生部主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中科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副部级待遇。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95岁的白老先生仍然捐款5000元关爱灾区。

2005年，白学光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为人们作了题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从提高党员素质着手，搞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党课报告。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作者王龙，对于白学光当年给毛泽东告“御状”这件事很有意见。他在文章里以醒目的文字写到：“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他说，正当贺诚（1902——1992年）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5]。

王龙先生的叙述，是站在为贺诚先生立传的角度写的，有根据，也有观点。我们是站在毛泽东救中医的角度来写这一段历史，我们收集了许多不同的资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先生(1908—1985)，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老革命。

1949年1月北平解放，钱俊瑞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不久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又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被派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改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任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这时，他先后发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等文章，系统阐述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秘书长，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钱俊瑞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关押达8年之久。1975年5月获释。1978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主持制订《1978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建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被推选为会长[6]。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早在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上，就开始纠正错误中医政策了，后来事情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公开批判王斌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再进一步撤销他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把一项政策错误的历史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今天看来这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王斌不仅是一个老革命，他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个人观点问题。当然，在他管辖的范围里，他也“很认真负责”地贯彻了他的错误主张，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对于不少中医的生存也造成了困难，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医界对于他把中医当成封建医的所谓“马列主义观点”，是非常痛恨的。

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广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指出“以上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政治领导薄弱[7]。”

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既重申了党的正确中医政策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指示精神。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由刘少奇主席对卫生部进行了传达。

后来，卫生部纠正歧视中医错误，变成了批判王斌个人的错误言行。

王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与贺诚既是四川老乡，也是革命战友，而且都是从东北卫生部先后来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的。当然，贺诚比王斌大7岁，参加革命也早得多。王斌是从“白军”张辉赞那里被俘虏、转变过来的医务人员。

贺诚在1925年入党，1926年贺诚领导学生运动，被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忌恨，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后来果然不许他毕业，经与陈毅彻夜长谈，到广州参加革命。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开“达生医院”掩护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医院里的所谓“传染病房”，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医院的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在除掉变节的叛徒之后，贺诚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来到江西苏区，一直担任红军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陈毅腿里的子弹，也是他在长征开始前亲自取出来的。长征路上，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肿，高烧昏迷几乎不救，是他和王斌等四、五位医生一起会诊，并且由王斌和另一位从“白军”张辉赞军队里转化过来的军医李治（他日后也成了共和国的将军），一起治愈的。对于周恩来的正确治疗，主要依靠的就是外科军医王斌的准确诊断。

王斌与贺诚就是这样的“革命加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1936年贺诚护送王稼祥到苏联疗养，至解放战争时期贺诚才辗转回到国内。王斌在抗日期间就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卫生领导工作，并且对于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受伤落下残疾，他还深感遗憾。建国后，贺诚很赏识王斌的工作成绩，所以把他举荐到中央卫生部工作。

有资料介绍说，王斌(1909～1992年)是四川兴文县人，著名外科专家、也是医学教育家。少年时去成都求学，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中，任18集团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是我军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领导和担任了抗美援朝前线广大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其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曾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8]。

所以要批判王斌，是因为他在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东北卫生部部长的时候，于1950年在《东北卫生》第1卷第9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文中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中医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他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他因为政治理论水平高，才能写出来这样“高水平”的文章，被一些人当作“马列观点”看中医，因此广为流传。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他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健康报》还发表了“认真进行中医政策的学习”的社论，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开展。《社论》说，1954年“党和人民彻底地揭露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思想根源，指出卫生部门轻视党的中医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是卑鄙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表现，党和人民的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正确的，使我们大吃一惊，恍然大悟。这种鞭策，对于我们是一种有益的教诲，使我们认识到，不坚决地向那种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医政策就不能真正贯彻实现。[9]”

《新中医药》杂志，在195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华东暨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期间，60位中医代表各自的发言摘要，由此可见贯彻中医政策的号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动起了捍卫中医科学性的风潮。

1954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莹的文章“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10]，《社论》说：“在我们报纸上公开地展开这么一次思想批判，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卫生部门的思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胜利，也反映着1955年之始全国卫生工作胜利的开端。全国卫生工作同志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社论》强调，不能认为党中央做了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之后，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许多人在对于过去中医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极端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的表现，还不能深刻认识，还不能服气。有些人还有声有迹地边打侧敲；有的人虽然‘声’消了，‘迹’匿了，而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党中央三令五申之后，中医工作算有了‘起色’，但是，许多工作中新的、变相的轻视歧视言论和做法还在发生，他们，消极地对待党的政策。有的中医工作形式上建立了，但还不能迅速推进。这是轻视的‘根’的问题。由此也可以想见，阳奉阴违、形式主义、‘抬起来打’的新问题，就将可能在新的情况下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因此，这一批判运动的任务，要解决思想的问题，所以这一批判是十分重要的。”

《社论》文章回顾了轻视中医的历史，尤其是在政策上的轻视中医，“是根本性的错误”。王斌的错误在于“他创造了消灭中医的理论”。

《健康报》的社论揭开了批判王斌错误认识中医的序幕，一些中医杂志进行了转载，批判文章时见报端、杂志。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情况的综合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

1955年，上海名医张赞臣在《健康报》发表了《要肃清王斌歧视中医的思想必须追朔历史根源》一文，文章追朔了余云岫等人歧视、攻击中医的历史，认为歧视与限制中医，是一股由来已久的邪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文章还说：“我个人过去虽然参加过中医（反废止）斗争工作，为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尽过一份力量，但在解放以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对于卫生当局歧视中医、违反中医政策的措施，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能及时揭发出来，并且对中医工作产生了消极观念。现在卫生部门逐步在纠正过去的偏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比的惭愧。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肃清自己的错误思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并进一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更好地为中医工作而努力，为祖国卫生建设事业而努力！”张赞臣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论文。

邓广仁也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一文，以大量数字说明，限制中医政策给中医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11]。这场批判斗争愈演愈烈，至1957年的时候，王斌的错误已经被“拔高”成“反动言行”了[12]，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

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可见这场批判斗争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下。贺诚诚恳地说：“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的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1953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于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是，1954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后，我曾经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落后’和‘不科学’的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13]”

贺诚副部长的检查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他甚至真诚地把自己内心里的“活思想”也交代了出来，他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然而，有人并不认可。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因此，文章说：“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1] 邓广仁、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中医杂志、1955、1（1）、3-4.原载《健康报》387号。

[2] 张亭栋：“立志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182-186

[3] 任应秋：“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北京中医》1954、3、25

[4]天津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毛泽东同志论医药卫生工作内部发行 1960：16-17

[5]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64915/5767301.html

[6] http://www.huishan.gov.cn:8081/tourism/mingren/3184.htm

[7] 见《新中医药》1954年、5（8）、233-237页。

[8]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94.htm

[9]见《新中医药》1955年、第六卷、第1期、1-2页

[10] 见《新中医药》1955年、第六卷、第四期、1-2页。

[11] 见《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3-4页。

[12] 何高民、批判王斌违抗中医政策的反动言行、中医杂志、1957、12期、619-620页。

[13] 引见张效霞、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30-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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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16 09:19:50

贺诚副部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党组书记和副部长被免去了。但是，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党和政府并没有轻视，1958年，在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时候，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历史问题“老调重弹”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老中医在这个时候也被迫害，石家庄用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经验的创立者郭可明，就被迫害致死；朱良春先生尽管谨尊师命“三缄其口”，也被关了起来。这样的辛酸往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贺诚副部长是幸运的，他的骨头很硬，他于1972年，在太原市北郊的干休所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贺诚的信，唤起了毛泽东难忘的回忆。毛泽东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老革命，在自己的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地说：“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提笔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1975年，贺诚女儿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情况回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在1972年批过的信调过来，重读一遍，写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
贺诚、王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功有过，需要正确评价。中医药事业如果摆脱近代以来的不幸命运，就必须有一个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进行推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在这个扭转的变革之中，或许难免要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是一件“祸福依存”难于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个复杂事情的复杂过程，真是一言难尽。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建国后，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毛泽东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反中医人士汪企张，在建国前的《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曾经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不愧是熟知西医知识的专家，他用西医解剖、生理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中医理论里可以讲得通的内容大概没有几条了，所以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需要取消了。
傅斯年先生尽管不是医学家，他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之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取舍态度。
他说：“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咱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不无道理，在他看来中医连一个体温计、血压表、听筒都没有，怎么会有技术呢？一节挠动脉，划分寸关尺，分属五脏六腑，实在是蒙人；没有细菌学说，就说能够治疗传染病，实在是欺人之谈；中医的所有学说，都不能被当代科学所证实，所谓“国医”们，你能拿出什么真凭实据来证明自己是科学的？不是自欺欺人的？打开傅先生问号的科学知识，不在民国时代，中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整体失语的时代，话语权不在中医手里。
其实，在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上，有两大方法截然不同，又互相联系，这就是生成论与构成论。比如，一棵植物，可以分成根、茎、叶、花、果不同部分。持构成论观点的人，在看这棵植物的时候，一定会说根就是根，茎就是茎，二者不容混淆；花与叶不同，各有各的构成，各有各的概念。因此，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判断为果；达到一定要求，才能算是根。然而，在生成论观点者的眼里，根茎叶的划分是相对的，是一个连续发生的过程，它们的分别是整体派生的，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离开根的花，也没有离开茎的叶。离开了，也就失去了生命。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成论注重整体，注重动态发展，属于发生学“过程流”看问题的方法。构成论注重形态结构，重视相对静止的物质实体，属于还原分析的认识方法。
中医与西医对于人体的认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成论与构成论上。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人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成的，时刻依靠自然物质来充养，因此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而且要不停地升降出入，否则就会“气立孤危”不久于人世。西医看人体，从解剖切入，由器官而组织，由细胞到分子，分别按照结构求功能，因此能切除的就可以切除，能替代的就可以替代，可阻断的就阻断，需补充的就补充，不用考虑发生学的“过程流”派生理论。
中医与西医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不同的技术支撑的结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
在西方的世界里，古代不许讨论世界万物的起源。
古希腊奥林匹斯圣山上的众神，由宙斯统治着，阿波罗神整天驾着太阳车，由东方到西方忙碌着；富有爱心的普罗米修斯，趁着天帝宙斯不注意，盗来了火种；圣山上爱神、战神、灾难之神应有尽有，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他们统治，各种事物都由众神事前安排好了。人们得了病，自然就想到了神灵，就会到大庙里对神父诉说一番；或者在庙里睡上一觉，等一个神奇的托梦。人们被告知，疾病好了，是神的恩赐；需要报答的是，回家去做一个脏器、肢体的模型，拿回到庙里来，既敬神又“示范”，这就是很好的酬谢；患者的病不见好转，就属于不够虔诚，需要赎罪，需要摸顶，也需要等下一个好梦来临。
古希腊、罗马灭亡之后，迎来的是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圣经》具有法律效力，谁怀疑《圣经》，就将被治罪，或者被烧死。在《圣经》的“创世纪”里，上帝安排好了一切，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衍生了人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为人类准备好了的，无需问为什么，更不能怀疑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刘明武先生《换个方法读内经》说，在东方依靠药物治疗疾病的时候，西方的上帝信徒们主要靠摸顶赐福。
因此，西方世界无论是原子论，还是元素说，都是对于“现有”的万物，做“构成论”的猜想，而不是推寻万物所自出的“生成论”。
东方、西方科学的分水岭出现了：东方的生成论与西方的构成论，由此分别派生一切学问。
东方的生成论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这“先天”而生的是什么？就是元气，就是无极，就是道。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元气的逐渐分化，产生了天地。天覆地载，万物化醇。“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值得提出的是，天地生成之后，元气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远离，仍然聚聚散散，充满天地之间，因此才能“有无相生，高下相形。”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无极与“道生一”的“一”相似，而“道”只是“一切有”的“理论母核”，是应该有、应该生，却还没有“有”、没有“生”之前的一种状态。
古人的这几种思想，以及所谓“盘古开天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的神话传说，都是自然界自己自然产生、演变的过程，没有外力，没有神权，没有事先安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这种宇宙观、世界观，无疑是非常客观的，非常正确的，是西方所没有的。
西方从来没有的，我们有，而且在不同的表述里，它们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关于自然界“整体自然生成”的论述，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刻意安排的。东方不同的学说，可以互相通约，可以并行不悖，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贯通的“生成之学”，而不是西方的“构成之学”。东方整体生成之学，与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不谋而合。当然，生成的东西可以有结构，因此生成学可以包容构成学，而构成学难于模拟生成学。
生成学便于从事物的外部研究事物，也便于从动态变化之中研究万物，取类比象是执简驭繁的好方法，“虚拟化”是其“技术路线”。五材变成五行之后，就虚拟了；脏腑与五行结合之后，也同样被虚拟化了。因此，中医的脾脏，西医无法手术切除；即使切除了肉的脾脏，虚拟化的理论脾脏依然存在。
西方构成论研究万物，必须深入事物的内部，打开来研究，必须具体分析，不能虚拟化处理。因此，解剖了脏腑，就出来了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粒子，都是实指，毫不含糊。
然而，天地自然无比复杂，简单、静止是难得一见的偶然状态，或者是人为的设定，是一种因为研究而作的抽象。世界纷繁复杂，动态而模糊，许多知识都是可以意会，而难于言传的。
因此，东方的山水画，是写意、传神的山水；西方的山水、人物，就像照相一样必须写形、写真。东方的“飞天”只要身边有飘动的云彩就可翱翔天地之间，而西方的天使一定要身上长出翅膀才能飞翔。东方的菜肴讲求混合、共处，几种菜肉佐料一起烹制；西方的食物，讲求彰显个性，一样是一样的，各自界限分明。东方的建筑，南北经纬分明，一定要分正邪，讲上下。西方的建筑，可以由中央公园放散出去，无所谓邪正，建筑物相互之间各自争奇斗艳，高低错落自成风格，也不一定看重大小、上下和谐。东方的运动、戏曲、歌舞，讲求怡情乐性，养生健体；西方的运动追求极限，比赛第一就是成功。东方的月亮一定要十五圆，西方的月亮随便圆。
东方医学述说的人体，是一个自己演化的有机整体，需要医学帮助，而恢复的主体仍是患者自己。中医学认为，六气与六淫可以互相转化，毒可以化为药，邪可以转正。因此，活血化瘀就是要把瘀血，转化成运行的“活血”；利湿化痰就是要把痰湿，转化成可以利用的水液；化积消食就是要把积滞的饮食，重新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诊治疾病，也是注重疾病的暂时性、可转化性，因此就有气滞、血瘀、积聚、痹证、正虚、邪实，都是可转化的暂时现象。
西方医学认为，“假体替代”是医学领域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基因修饰、转基因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手术治疗由“大创”到“微创”，由有创到无创，长足进步；各个内科领域，也逐渐由器械介入治疗，代替了原来的药物治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方兴未艾。
中医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决不能以现有的水平来衡量；西医的进步也日新月异，不能以现在的时尚为限定，模式转化已经开始。
以上所说，是我们现在的畅想，在上个世纪中叶，中西医之间的壁垒沟壑是非常高深的，要想逾越这个障碍，不是仅凭思想工作就可以解决的，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动。
1950年8月，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已经指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经验的“实用”的益处：“西医把这些学到以后，他们的科学理论就会更加充实，服务的工具就会更加丰富。当这样的西医把他们的本领传授给别人时，他所传授的就不仅是外国的东西，而是中外古今的成果。这样做的结果，中西医之间的距离就会日见缩短，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就会日见消除”
当然，贺诚副部长的论述，也不限于“实用”和中西医团结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有可能构建一个“新医学”，他说“新中国的医学就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滋长繁茂起来；这种对于人民保健事业的贡献，对于人民的功劳，就是中西医共同造成的。所以，只有中西医开诚布公地紧密团结，相互都无保留地进行帮助，相互都无成见地进行学习，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才能开辟新中国的新医学的道路。”贺诚副部长的见识是卓越的，目标也是远大的。可惜人们在批判他错误的时候，很少提他的这种远见卓识。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其中指出：“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艰巨任务，只有通过中、西医的长期合作，才能逐步完成。中医中药的不可否认的疗效，证明中医学有合理的和有用的实际内容，而它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
社论的主要精神，还是主张中医科学化，要“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希望西医们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步使中医的知识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也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并且要“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步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论》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对于中医命运的看法。
《社论》说：“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和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医自然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的西医，也有特殊的光荣责任。”作者深知中西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格外强调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性。
1954年10月29日,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他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只要西医。”
傅先生在文章里，也提到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最后形成“一个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他还说：“中华医学会总会虽然曾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并没有组织西医有计划地学习中医。我以为，今后中华医学总会应该协助卫生部，把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这一任务，积极地担当起来。西医学习中医的主要思想障碍是瞧不起中医。这种瞧不起中医的想法必须打破。”
傅连暲,字日新，1894年农历中秋节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因不堪当地土豪的欺压，流浪到汀州城，入了基督教。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他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1918年，傅连暲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同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龙岩教员邓子恢，思想开始倾向革命。他成了名医之后，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暲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红军于1929年到长汀后，毛泽东等人又与他结下深厚友谊。1933年，他举家迁到红色之都瑞金。后来参加了长征，救治了许多伤病员，为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接了生。达到陕北之后，结识了白求恩，两人成为好朋友，白求恩还为他做了痔病手术。在白求恩精神的感召下，傅连暲加入了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化。
傅连暲先生说：“现在，北京有些医院已经开始正式聘请中医临诊，而且担任讲授。我深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全国性的学习中医的热潮必将来到，中西医的团结将有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医学也必将获得健全的发展。”被毛泽东称为“现代华佗”的傅连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曾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傅连暲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但是到了1968年3月，他再次被抄家，并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于3月29日去世。
1955年11月4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西医学习中医呼吁，社论说，在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思想障碍。“据我们了解，很多人虽然在口头上批判了轻视中医的思想，但在思想深处，仍以为‘中医终究较西医落后’，‘中医治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能不能学得什么，是否值得学习还有疑问；也有很多人，对于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想学习中医，但看到中医书籍数量多，文字难，畏难却步。另外还有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药是有效的，但中医靠经验治病，中医书不值得学，跟中医临床学习又费时费事，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必须耐心解释、逐一解决。“应当特别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体会和理解的问题，应当反求诸己，努力推敲钻研，以求了解，不应急于求成，一味质疑。我们知道，当中医有许多学理一时还不能做解释的时候，并不能就武断地批评中医不科学，也许这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水平还是有限的缘故。科学是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理知识，中医治疗疾病既有很好的效果，那就一定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是未被认识罢了。”这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的“科学观”是非常正确的，也正因为当时有了这样的科学观，才推动了当时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海中医陈苏生也撰文指出：“向中医学习的关键是一个思想问题” ，他列举了许多人在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有人说“中医值得学习吗？”有的说“我们是科学工作者，熟悉中医学的‘权威’余云岫尚且说‘中医不科学’，而今叫我们向不科学的中医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向‘无学’的中医学习，是不是科学的浪费？”如此等等，由此看来西医学习中医的阻力是很大的。
1955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社论《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
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为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作了介绍：“现在中医研究院第一批聘请了各地著名中医30多名参加工作，它特设的中医研究班，第一期吸收了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120多名，来院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学习中医，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中医研究班的设立，对于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成绩极大地影响着中医研究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研究班教学工作的领导，是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医研究班里面，中医是老师，西医是学生。教学成绩的好坏，决定于教与学的态度，刻苦钻研，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中医老师的责任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学生，共同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展起来了。
《中医杂志》1955年第九期，刊登了“中华医学会总会为加强学习中医给各地分会的指示”，指出本会共41个分会，其中只有4个分会建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12个分会的总结没有提到“中医工作”，这是很不够的。由于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是中医与西医共同的学会。中医入会之后，才体现出中西医的地位的平等。因此，总会提倡“吸收中医入会”，当时已经有196名中医入会。已经有一些分会开展了“祖国医学讲座”，总会希望这个方法要“制度化、经常化。”
中华医学会总会与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联合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期，于1955年7月13日开班，傅连暲先生到会讲话。15日的《光明日报》，16日的《健康报》、《北京日报》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当时的第一课准备讲《伤寒论》，考虑到初学比较困难，结果第一课改成了《医学心悟》。参加学习的有北京各医院有临床经验两年以上的西医，一共261名，超过了原来预定的200名。其中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医学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查理、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徐诵明、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以及部分市立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等，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经过认真细致的动员，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逐渐步入轨道。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困难中继续开展并不断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还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3人，以两年半为期，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参加学习者共4000多人。
1955年11月4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老老实实学习中医”，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顶出具体的措施和奖励办法，搞好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而且不能一开始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辨别精华与糟粕，只有在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做到。文章说：“任何学科都是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该怎样学习呢？在开始学习中医时，就要怎样讲就怎样学，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把中医学通，既掌握其特点又了解其复杂性，既了解其基础医学的知识，又懂得了临床道理。当然在学习中医医疗理论上有些困难，但从近年来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心得中来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方面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更容易体会中医道理。”“必须虚心地诚恳地向中医学习，中医无保留地教给西医。特别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的地位就要虚心的听，讲什么听什么。只有这样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文章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实在令人感动。
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其中说：“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使‘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的方针顺利实现。所指系统学习，是按照学习中医的一般规律，先选择重点的经典著作学起，然后加以博览和专修，并结合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接受，是主要指全体卫生科学工作者，不懂中医的人，都应该学习，先全盘接受下来，经过钻研、分析、整理、批判，吸收其中一切精华到医学科学宝库中来，应用到人民健康事业上去”在此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学习中医的“十二字方针”。
在1957年反右的过程之中，卫生部总结了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武汉、广州六个城市一年来西学中的工作，六个班共有学员299人，其中有科主任、主治医、住院医师、讲师、助教等，大都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高级西医师。”通过对中医政策的学习，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通过临床实践，特别是用中医的方法治愈病人之后，“对中医的疗效更是欣然信服，多数学员，愿意终身为中医学术事业而奋斗。”“一年来，学员对中医学术的努力钻研，体会到中医学术的确有丰富的内容和很高的科学价值，从根本上打消了‘中医没学头’和‘中医不科学’的错误思想，一般都经过‘由不通到通，由通到热爱中医’这三个过程，证明党的中医政策是正确的。 ”
协和医院的史济招先生事后回忆说：“1955年我院成立了中医科办公室，名老中医袁鹤侪、施今墨两位老师进协和，这是我院的一件大事。党委派我半脱产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我的任务是每周接送老师，陪同临诊。由于我的受旧社会‘轻视中医、蔑视中医和中医不科学’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并且当时我对中医还是个白丁，虽然遇到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却没有学进去。自己不干又怕影响不好，‘人在心不在’。一年过去了，我的收获不大。1955年后，两位老师相继离开，我乘此机会向领导要求全部时间回内科。记得我被批准时，我非常高兴，好象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我把《内经知要》一丢，再也不想翻了。1958年4月，领导又决定派我外出脱产学习中医，时间要两年。得悉这消息时，心里真不舒服，沉重的包袱又背上了。后来看到一共派出近20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年主治医师及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心想这次不同于以前了，党委决心要大搞中西医结合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服从需要 ”。史先生由此踏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西学中行政措施的大力推动，她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卫生部于1958年1月17日以（58）卫教字第41号文发出“关于在高等医药院校增设中医药课程的通知”，要求医疗、儿科、卫生、口腔等专业开设“祖国医学概论”，药学专业开设“本草学概论”。这样以来，新入学的西医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接触到一些中医知识，为将来的研究中医学术打下初步的基础。
1958年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三年制脱产中医研究班”毕业了，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授予金奖、银奖和铜奖。
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为此撰写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报告》说，这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于1955年12月开学，共有学员76人，都是40岁以下的西医，中有党员29人，团员23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床研究等工作。
这个班开始学习的是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以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共计六个月。这是基础课。此后即开始学习中医临证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证见习共七个月；最后临证实习一年零三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证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过一次奖。这次将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症效果。其中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15人。
《报告》说，76人中除有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将起重大作用。并且“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报告，并在1958年10月11日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批语：“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他几年来一直关注中医工作的继续。他关注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语气里看出来。他所以关注中医，是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毛泽东，在他的眼里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此言一出，谁还有胆量敢再歧视中医？他还很重视“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的培养，而且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且要各地方党委“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是不许打折扣的“最高指示”。
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写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央的批示进行宣传，以推动有关工作：“各地必须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的指示。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均应立即着手举办一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一切医学院校均应不例外地迅速增设中医课程；一切医院和医药研究机构均不例外地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社论》以不容置辩的语气，提到“各地”，并且连续用了三个“一切”，大力推动学习中医的工作，并且还强调指出：“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是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必须服从的任务；在“政治任务”的前边，再加上“严重的”修饰语，中医工作的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党和国家曾经如此重视中医工作，中医事业的局面为什么至今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其学术内涵会逐渐萎缩，近几年竟然有人重新提出来要废止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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