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与“仲景村”的传说

马京雪

张仲景与“仲景村”的传说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目录

1. 引子：仲景村民到南阳祭拜张仲景 1
2. 穿越千年，张仲景的青少年时代 2
3. 张仲景成年时代，见证历史不平凡 4
4. 黄巾军“借中医传道”，开启“合久必分” 6
5. 张仲景求医问药到河北，治病救人显身手 8
6. 华佗的不幸遭遇，让张仲景有所顾忌 10
7. 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 11
8. “坐堂行医”实在是被逼无奈 12
9. 张仲景愤世嫉俗，大胆创制经典 13
10. 张仲景改传经理论，尊古不泥经 13
11. 变革“六合正精”，提倡“随证治之” 14

引子：仲景村民到南阳祭拜张仲景
《南阳晚报》记者张燕报道说，2017年2月14日，正月十八，是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年的日子。这一天，医圣祠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全国百名中医学子祭拜医圣仲景先师、中医祖庭仲景智库揭牌、国医大师唐祖宣收徒等，这其中，还有一个河北衡水“仲景村”纪念仲景的匾牌捐赠仪式分外引人注目。原来，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曾在河北衡水治病救人，挽救了一个村子人的生命，从此这个村改名“仲景村”，世世代代纪念这位伟大的“万世医宗”。这一次，“仲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特意护送匾牌来到南阳，祭拜医圣张仲景。
张记者说，1800多年前，张仲景救活了“仲景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风尘仆仆从河北省衡水市彭杜乡“仲景村”，来到南阳医圣祠祭拜的“仲景村”党支部书记司立田、村委会主任司洪群告诉记者，“仲景村”原本名叫“路马村”，东汉年间，村里发生了可怕的瘟疫，一个又一个村民相继离世，这时，张仲景来到村里支起大锅煎熬中药，村民经过治疗神奇地康复了，村子得救了。为了纪念张仲景，“路马村”村民自愿改名为“仲景村”。千百年来，家家户户恭恭敬敬供奉仲景牌位，逢年过节虔诚祭拜。
医圣祠馆长刘海燕、副馆长杨蕾从仲景村代表手中接过匾额，上面写着：“仲景村人拜仲景，新林千载学医圣。河北省衡水市彭杜乡仲景村，二零一七年正月。”
张记者说，在1985年由河北省衡水市地名办编发的《衡水市地名志》（内部资料）中这样记载：“传说，‘仲景’是历史古村。汉朝名医张仲景著有医书《伤寒论》，古时这一带瘟疫时常流行，村民依其方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作为纪念，把村名定为‘仲景’。” 不管是一辈又一辈“仲景村”村民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还是地方政府志书里屡经走访、调研、考证的记录，有一点可以断定，张仲景曾经在全国各地求学求医、治病救人，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的神医妙方使数不清的病人转危为安，他的名字永永远远镌刻在了百姓的心上。
说起此次缘何专程前来医圣祠祭拜张仲景，带着浓浓衡水口音的司立田激动地说，去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分会秘书长杨建宇从网上得知衡水有个“仲景村”，就来村里调研，并邀请他们正月十八一起来南阳祭拜张仲景。司立田说，村里人都知道“仲景村”的村名是为了纪念张仲景，也知道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但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次来了才真正了解了张仲景的生平、履历和他的伟大贡献，回去后准备在村里修建“百草养生园”，雕刻仲景塑像，弘扬仲景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南阳晚报》记者张燕，采访完仲景村支书和村主任，还特别提到，从 “仲景村”走出去的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主任委员曹东义，已是第二次来到南阳祭拜医圣张仲景。正是在张仲景的影响和激励下，他立志祖国医学，走上了悬壶济世的道路，如今已是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成为仲景学说的优秀传承人。
在医圣诞辰日，在仲景祠墓前，司立田、司洪群郑重地将刻有“仲景村人拜仲景，杏林千载学医圣”的匾牌，捐赠到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副馆长杨蕾的手中。仲景故里南阳、“仲景村”衡水，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因为医圣，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讨论张仲景的生平，离不开基本史料，一是《伤寒杂病论》的各种传本，二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陈延之、甘伯宗等人的记载。另外，就是依靠时代背景，各种历史著作进行推理。
我们的推理依据如下：
第一，张仲景是一个读书人，大学问家，可能做过官，即使是最大做到长沙太守，也应该从县级小官员开始，民间传说，口碑形成的“坐堂行医”，都可以考虑；
第二，他是一个好的医生，他的参照人物是华佗。毫无疑问，“自从懂了张仲景，中医不再学华佗”，中医一千多年以来走的道路，是张仲景辨证论治的道路，而不是华佗外科手术的道路。这一点很重要。可谓“成也仲景”现象。
第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供的《汤液经》的线索，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而且可以说明张仲景当时的困惑。
第四，黄巾军起义，太平道、天师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当时读书人的命运和前途，也改变了张仲景的人生道路。有趣的是，道教的宗主虽然被推举为老子（太上老君），但是道教的创始人、领袖人物张角、张宝、张梁、张道陵、张鲁等都是“老张家”的人。汉代姓刘的可以不纳粮，姓张的在道教里的地位受人尊重，也是一个事实。
第五，结合《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医经家、经方家的学术流派特色。有了这些条件支撑，我们就可以谈论张仲景对于中医的传承与创新了。

穿越千年，张仲景的青少年时代
根据《伤寒杂病论•自序》，张仲景说“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也就是在公元205年左右他才开始写这部不朽的著作，从一般名医需要具备的文化素质、医学素养和写书的年龄来推测，那时的张仲景大约50多岁。现在多数专家假定他出生于公元150年，也就是他比曹操大5岁，比汉灵帝大7岁。
曹操幼年读书，汉灵帝也读书，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必然也是书香门第，有着快乐的童年，那是汉桓帝刘志的年代，虽然政府有卖官的政策，大多数士族还是靠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公元167年的时候，35岁的汉桓帝驾崩了，17岁的张仲景沉浸在国丧之中，也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思索，汉桓帝一生的事迹让他感慨。
汉桓帝是东汉第11位皇帝，他即位大统的时候，只有时15岁，此前的两个皇帝都没有做满一年，就离开了皇帝的宝座。汉顺帝的儿子汉冲帝刘炳是第9位，死的时候只有3岁，是病死的，夭折；即位的第10位皇帝汉质帝，是汉桓帝的弟弟，来于今河北省博野县，当时都是蠡吾侯刘翼的儿子，因为骂国舅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毒死，死的时候只有8岁。皇太后梁纳临朝听证，由外戚梁冀掌握朝政。
汉桓帝于公元147年当皇帝，150年梁太后病逝，张仲景大约在这一年出生。汉桓帝前边的13年，基本上是个傀儡，受尽屈辱，因此在自己真正掌握政权之后，首先诛灭梁氏，这件事发生在延熹二年，也就是公元159年，那时张仲景9岁。由于诛灭梁氏的功臣，主要是宦官，朝政于是由宦官专断。
因为不善于治国安邦，导致内忧外患，公元161年，在张仲景11岁的时候，汉桓帝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桓帝卖官鬻爵的弊政对当时影响极坏，不仅贪污成了合法行为，直接破坏了吏治，而且由于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由于宦官当政、卖官鬻爵等种种弊政，桓帝朝政糟糕至极。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及郡国士人，就联合起来发起“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极力打击宦官势力。这时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道陵，都开始在各地借治病的名义传教。
以李膺为首的反宦官斗争，激怒了当权的宦官集团。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仲景16岁的时候，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教唆太学生、都国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抓捕李膺、陈实等200多人。有的党人逃走，桓帝就悬金购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第二年，在窦武等的请求下，桓帝对“党人”略为宽恕，下诏将其赦归田里，但规定他们都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桓帝时著名的“党锢”。
汉桓帝刘志一生崇尚佛、道，沉湎女色。后宫宫女多达万人，尽管他曾接受光禄勋陈蕃的建议，放出宫女500百余人，但这仍远远低于所留宫女的数量。他一生有三位先后皇后，梁皇后、邓皇后都未生育，他有三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因此他死后的皇位继承，又出现了危机。
桓帝去世，窦皇后称皇太后，即与父亲窦武临朝定策，迎立今河北省深州市、饶阳一带的解犊亭侯刘宏，是为灵帝。
汉桓帝的遗孀窦太后，临朝听政后立即发难，当时桓帝的棺材尚在前殿，就派人杀了桓帝宠幸的女人田圣，并欲将其他桓帝册封的贵人全都杀掉。在中常侍管霸、苏康的苦谏下，方才作罢。不久，窦武和陈蕃等人谋诛宦官事露，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死窦武，即把窦太后迁于南宫云台，其家属迁于比景(今越南南部)。
汉灵帝念及窦太后曾援立自己，对窦太后感恩，于建宁四年(171年)十月初一，曾率领群臣朝见太后，并亲自为她祝酒。以后又听从黄门令董萌的劝告，增加太后的供养。但太后心中悲愤，熹平元年(172年)，终因母亲死在比景，感伤而死。
汉桓帝信任宦官，大兴“党锢”，察举非人，被时人讥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他的继任者汉灵帝刘宏，也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事情，为东汉王朝的敗亡留下根苗。
比张仲景小31岁的诸葛亮，事后曾经感慨地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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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京雪 · 发表于 2017-4-19 07:31:26

张仲景成年时代，见证历史不平凡
公元168年，作为当时已经成年的张仲景，在18岁的时候，赶上了新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登基，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位新皇帝比张仲景小7岁。
汉灵帝刘宏(157-189年)，生于冀州河间国(今河北深州)。汉章帝刘炟的玄孙。世袭解渎亭侯，父刘苌早逝，母董氏。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刘志逝世后，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于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即位。
11岁登基的汉灵帝帝，开始的时候是窦太后掌权，很快在“九月证变”之后，宦官们取代了窦太后，他所面临的宦官专权局面严重，并且长达20年之久，宦官势力推行了更加严重的“党锢”，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灾难，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
汉灵帝不仅把“党锢”迫害进行了升级，他卖官的规模也比汉桓帝大许多。
光和元年(178年)，在张仲景28岁的时候，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卖官的“市场价位”，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不同地区的县官价格不一，根据需求和出资人的情况而有所浮动；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买官、求官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人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汉灵帝的卖官政策，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把卖官得来的钱财，除了用于各种政府开支之外，就是修建西园供自己享乐，他享乐与荒淫的程度，也不在汉桓帝之下。
假如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或者“南阳县令”，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职位的呢？也是靠花钱买吗？
“举孝廉”与“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在汉灵帝时期也存在冲突，他的解决方案也很不同寻常。
熹平四年(175年)三月，灵帝根据杨赐、蔡邕、马日磾、李巡等人的建议，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将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使后来的儒生晚辈，都以此作为标准。
石碑刚竖立时，坐车前来观看以及临摹和抄写的，每天有一千余辆之多，填满大街小巷。熹平石经的刻立，是此前后经学发展过程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既是政府颁布的“规范教材”，也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互相斗争几百年，彼此胜负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客观上，它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并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张仲景那个时代，也是读书人，必不可少地也要学学这些儒家经典，他学习的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他在洛阳太学门外抄录过这些刻石的经典书籍吗？
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它产生于西汉。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拆除孔子老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解释的文字竟然达到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和“家法”的束缚，再与“谶纬之学”纠缠起来，成为了“皓首穷经”，让人望而却步的烦琐哲学，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在与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它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东汉末年，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逐渐玄学化，与汉代明显不同。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深受经学的影响。他对待中医经典的态度，与当时读书人对待儒家经典的“今古文之争”，有很多错综复杂的联系。
《三国演义》引用著名耕读大家孔明的话说：“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汉灵帝刘宏喜虽然也读经典，但是他更喜好辞赋，作有《皇羲篇》、《追德赋》、《令仪颂》、《招商歌》等。
光和元年(178年)，张仲景28岁的时候，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虽然也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悬挂其中，但是在这所学校里，并不是研究儒家经典，实际上是探讨辞赋、书法这类灵帝感兴趣的学科。当时21岁的汉灵帝，重用出自鸿都门学的学生，他们出任刺史、尚书、侍中，甚至还有封侯。太学的儒生往往鄙视这些人，说他们没学问，还有很多人出身寒门，因此拒绝与其为伍。
鸿都门学这样的文学艺术大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但延续时间不长。一因士族猛烈的攻击，二因黄巾起义，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但是它在破除“独尊儒术”，改变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是有进步意义的。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
黄巾军“借中医传道”，开启“合久必分”
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这一年张仲景34岁，他不仅和大多数民众一样，一起经历战乱岁月，政治上也有痛苦印痕，或许这场动乱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青壮年时期的张仲景，有自己心目之中的英雄，也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步入中老年之后，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之中，猛烈地抨击社会上的读书人，说他们“蠢若游魂”。他在公元205年左右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他对“当今居世之士”的激烈批评，必然是根据此前读书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阅历、素养而提出来的，不可能是空发议论，毫无依据。
“当今居世之士”对待人生、对待医学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和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有着密切联系的。
张仲景时代的社会动荡，突出表现在黄巾军起义的爆发，它是一系列社会矛盾逐渐积累而形成的。
道家追求健康长寿的“神仙思想”，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的梦想，在战国时期诸子著作里也时有探索，分布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是流行很广的思想。秦皇汉武把求仙的活动，做到了极致，影响深远。但是西汉中期以后，方术少验，同时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传人队伍逐渐萎缩，因此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由宫廷走向民间，催生了道教的兴起。
张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又称张道陵，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鹤鸣山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教），行正一明威之教。他以老子《道德经》为蓝本，著作了《老子想尔注》，引道入教，把方术、黄老专为君王服务的做派，改为替普通百姓“降妖除魔，治病祛灾”，为后期道教发展奠立了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其孙张鲁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张鲁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被曹操降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天师道得以保存，此后逐渐向北方传播，成了北魏的国教。
在北方，巨鹿郡张角(今河北省平乡人)创立的太平道，也是依托黄老之学，据说他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拳事黄老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信“中黄太一”之道，“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起初，张角的活动似乎仍属普通的宗教活动。但经过不断传播，蓄积力量，到熹平年间（172－177），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等政治斗争的加剧，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思想混乱。
利用中医药治病救人的知识，为传教活动服务，是道家的一大发明。当然，佛教也有一些治病的策略，药师佛的传说也很广，但是地位并不突出。后来西方传教士，大多都是医生身份，也说明医学与宗教之间难以说的联系。
张角以符水咒说为民治病，发展徒众，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分大方三十六，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扬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三十六方遂同时起事。他自号“天公将军”，以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部众皆着黄巾以为标帜，故称“黄巾军”。
汉灵帝慌忙调集各地精兵，进剿黄巾军。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
黄巾军起义之后不久，张角病死于军中，张宝、张梁先后战败被杀。
黄巾起义之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衰败，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181-234）为帝，史称汉献帝。董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卓败，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口西迁长安。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到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历时3年。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此后三国群雄先后登场，成为乱世的开端。
曹操曾经在《薤露》诗中评价董卓之乱说：“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深刻揭露董卓之乱造成灾难：“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这就是张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时代背景。

马京雪 · 发表于 2017-4-19 07:32:49

张仲景求医问药到河北，治病救人显身手
也就是说，张仲景在写这部伟大著作之前，长达几十年，尤其是此前20年，他还经历了什么？这需要我们深入分析。
首先，作为大户人家，张仲景是一个读书人，经学之中的古今文之争，经学与文学分庭抗礼，必然在张仲景的学习过程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写作《伤寒论》的时候对待经典的态度，与此有密切关系。
张仲景有可能在河北一带做过官，旷日持久的“党锢”之祸，令他逐渐厌恶司徒，而逐渐移情于做一个医生。华佗的选择，也许不是偶然现象。《三国志》与《后汉书》都有华佗传，其中说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宦途险恶，党锢之祸令华佗有所顾虑。华佗不愿当官，想做一个民间医生，但是，身不由己，一不小心成了宫廷御医，“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矛盾痛苦的华佗，终于躲不过各种劫难，遭到杀身之祸。
张仲景对医学的态度，已经上升到人人需要的高度。他认为学习医学是读书人必须做的事情，一切有文化的“居世之士”，都应该“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不是大致了解而已，而应该“留神”和“精究”。他自己必然是这样做的，即使不是一个职业的医生，也必须这样做。就像华佗那样虽然“耻以医见业”，不愿做一个专业的医生，但是对于医学知识必须熟悉而不是陌生。这样做的目的有三点，可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对上对下，对自己都有极大的好处。
因此，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仲景必然会热心于学习和研究医学。他说“余宿尚方术”，可以知道他对医学的研究，决非一时性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有了伤寒病的流行才开始学习医学，而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医学。
张仲景研究医学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学习榜样的作为，首先注重传承。比如，他在自序之中，开篇就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每览”说明他多次看，不止一次地学习扁鹊的生平事迹，并且达到了“每览辄叹”的程度，可见扁鹊秦越人对张仲景影响很深。
扁鹊“名闻天下”，能够“起死回生”救虢太子，也能望而知之，发现桓侯的病逐渐加深，虽然没能治好，却能全身而退，不像文挚那样被齐闵王“生烹而死”；云游天下的扁鹊，过邯郸，到洛阳，来入咸阳，“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有大功于天下；扁鹊秦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被人们尊称为神医。
扁鹊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师父长桑君，喝过上池水，这些传闻，对于求知若渴的张仲景，必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张仲景说：“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医学师徒传承的神奇魅力，让张仲景非常向往，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实地考察，带着朝圣一样的感情，去看看这个令他“每览辄叹”圣人的故乡。
张仲景要北上，到赵大地走访的理由绝对不止这一条。
汉桓帝、汉灵帝都出生于今河北省，是一个有“天子气”的地方，值得他到帝王生活过的地方去拜访。
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兵圣蚩尤，都觉得燕赵大地风水好，因此不约而同，一步一步来到河北，“居涿鹿战板泉，争天下，合符釜山”，黄帝城值得他去看。
秦始皇出生于邯郸，求仙于秦皇岛；韩信背水一战，破釜沉舟，都发生于燕赵大地，值得他前往观摩。他学习扁鹊，希望到处为人解除病痛，更重要的是安国药王庙，其中供奉的神主，不是扁鹊、也不是神农，而是东汉开国的大将之一邳彤。
“药到安国始生香”虽然为后话，但是安国人为什么要把邳彤作为药王，而不是其他人？“燕赵自古多名医，名医都有大建树”。邳彤不是安国当地人，而是冀州信都人，所以，当地纪念邳彤，绝对不是因为乡土名士。也不是因为邳彤擅长医药，因为扁鹊在那个时代比邳彤在医药界出名，扁鹊的家乡任丘鄚州比邳彤的家乡信都近。当然，此后的刘河间、张易水、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窦汉卿等，似乎都比邳彤作为“药王”更合适。但是，安国人却与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偏偏把邳彤作为“药王”，立庙祭祀，此足以说明邳彤与安国有关系，而且在当时颇受人尊重。
邳彤，字伟君，汉信都(今衡水冀州市)人。自幼好学，能文善武，在耕作之余研习药理，诊治伤病。王莽时任和成郡(今晋州市)卒正。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刘秀巡视河北至下曲阳，邳彤率全城出迎，因被封为和成郡太守。之后，刘秀被王郎追剿自蓟州逃至信都，邳彤率精兵从和成赶赴信都接迎。是时，许多人慑于王郎兵势强大，主张护送刘秀回长安，独邳彤力排众议，指出“王郎乃乌合之众，根基不牢，只要信都、和成二郡合力抵御，王郎必败”。刘秀采纳邳彤主张，随即拜彤为后大将军，招募邻近郡县人马抵御王郎。
在刘、王两军“拉锯”战中，邳彤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女被王郎抓作人质，并强迫彤父手书劝其投降。但邳彤不为所动，涕泣复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力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恩也。”邳彤终于辅佐刘秀建立起东汉王朝，被封为“灵寿侯”。邳彤死后葬在祁州（今安国）南关。
汉明帝刘庄(公元28年-公元75年)，将邳彤等28名中兴汉室功绩卓著者画像于云台，称云台廿八将。在东汉时期，邳彤的事迹广为传颂，对于张仲景也应该有相当的影响。
安国修造“邳王庙”历史悠久，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张仲景批评当时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提倡“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因此，他即使不是在河北做官，也有可能到医药文化浓厚的燕赵大地来转一转。
司马迁云游四方，写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班固也游历天下，留下了很有分量的《汉书》。张仲景写作《伤寒论》前后，也不可能只在南阳城里闭门读书，也不可能仅仅去过长沙。
无论什么原因，张仲景来到了冀州信都，来到了原本名叫“路马村”的地方，恰巧村里发生了可怕的瘟疫，一个又一个村民相继离世，这时，张仲景来到村里支起大锅煎熬中药，村民经过治疗神奇地康复了，村子得救了。为了纪念张仲景，“路马村”村民自愿改名为“仲景村”。千百年来，家家户户恭恭敬敬供奉仲景牌位，逢年过节虔诚祭拜。
“仲景村”与张仲景的关系，也许还有很多我们不能推测的原因，但是“名闻天下”的扁鹊行医天下，他的信徒“医圣”张仲景在河北省衡水市仲景村留下一段故事，也属于绝非不可能的事情。
张仲景的行医方式，与扁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开创了“坐堂行医”的新模式。笔者认为，其中也许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
人们都说张仲景“坐堂行医”是一个创举，也是很高尚的亲民爱民行为。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身处那个时代，张仲景被迫无奈的一个行医方式，其中的心酸苦辣只有穿越时空，才能说清楚。
华佗的不幸遭遇，让张仲景有所顾忌
张仲景与华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现有的资料没有说他们互相认识，但是，华佗的年龄应该比张仲景大很多，《三国志》说华佗“年且百岁”，还有壮年的容貌。曹操杀害华佗的时间，虽然没有准确的日子，但爱子曹冲（196－208年）的夭折是一个佐证。曹冲八岁称象，因病死于非命。曹操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因此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大约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左右，华佗应该已经遇难了。张仲景对华佗的事迹即使不是亲见，也应该有所耳闻。
华佗何罪？怀璧其罪！
华佗深感世道昏暗，“党锢”之祸，甚于猛虎，因此，他虽然“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却不愿意为当权者服务，一心只想做一个民间医生。这样的个人理想，竟然引来杀生之祸，大约和当时时事政治有关系。黄巾军弄得“传道的像个看病买药的，看病的像个串联传道的”，华佗被迫害至死，不一定只是不想当“御医”这样简单，他假如是这样，就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如果不是政治犯，他的医书难道是“烫手的山芋”？秦始皇暴政，焚书坑儒尚且保留“医药种树之书”而不用销毁，难道东汉末年有更严格的“文字狱”吗？笔者不敢相信，曹操这样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号称善于举贤任能，“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他能用一个“他不愿意给我看病，所以我要杀了他”这样卑劣的理由，杀一个著名医学家华佗吗？我们推测，他一定要捏造一个政治罪名，让华佗屈死而不能翻身。当时能够捏造的政治迫害罪名，一个是“党锢”，一个就是“乱党”黄巾军。
道家首领传道的过程，都是用医学手段；华佗看病过程，患者整天接来送走，或者相望于道路，或者聚集在小院之内，颇像聚众传道，污蔑他是“乱党”，估计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永远不能自证清白。因此，狱卒也要远离这个“政治犯”，他再也不被当作名医看待了。
华佗被迫害致死，这对于稍微晚于华佗的张仲景来说，应该是很有刺激性的新闻。这个事件的借鉴意义，也非同小可。
张仲景年幼时期，正是汉灵帝让蔡邕等人刊刻“熹平石经”，“鸿都门学”曾经盛行之后的时代。他饱读诗书，却处于“卖官鬻爵”、“党锢之祸”不断的“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时期，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里，各地军阀崛起，杀人如麻，疫病流行。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董卓之乱前后，兼并纷争，越演越烈，东汉王朝逐渐分裂为魏蜀吴三个国家。
曹操的诗歌《蒿里行》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种乱世的出现，与“老张家”借助道教，谋求“改天换地”有很大关系。

马京雪 · 发表于 2017-4-19 07:33:20

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事出有因
张仲景的时代，张陵、张鲁、张角、张宝、张胜等人，先后利用道家、道教建立政权，或者发动农民起义，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张家人在当时“人才辈出”，惹人耳目。当时，姓刘皇族可以不纳粮，姓张的人家出了几个宗教领袖，道家创始人。
张仲景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死伤的人之中，有的死于病；有些人则死于政治。
张角等人的黄巾军起义，虽然在公元184年被镇压，但是192年曹操还收编了30万黄巾军，被人称为“青州军”，这些人有思想，有组织，不是一般参军的农民。因此，曹操对这些被招安的黄巾军，不敢重用而改为“屯田军”；200年官渡之战的时候，汝南郡黄巾军再次爆发，又被镇压。张陵创立的天师道，其孙子张鲁在汉中一带建立政权，一直存在到公元215年才被曹操招降，他们一直被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公元220年，曹操死的时候，被他收编多年的“青州军”一哄而散，足见有特殊信仰的人们难以领导。
在这个时期，张仲景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写作。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即205年之前），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大兵之后，常有大疫，在这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之中，站在潮头的张家人大批死亡和逃亡，张仲景的姓氏，由于名机，字仲景，是否受到国家讨伐黄巾军“乱贼”，而采取“株连九族”式的拖累？据说的他的师父叫张伯祖，也是老张家本族。
陶弘景《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陶弘景既主张《汤液经》与《伤寒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强调了《汤液经》治疗天行热病方剂的重要性。
陶弘景说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鸟、玄武，“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汤液经》的“六合正精”方剂，如同排兵布阵的战法，号称与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相呼应，具有“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的功效，被尊封为“神明之剂”。
对于“古贤”这样神圣的方剂，一般人都会膜拜不已。但是，张仲景却故意“避道家之称”，打散揉碎，改名换药，经常加减，如同拆旧房盖新屋，把“六合正精”做成自己的原料。
当然，张仲景“避道家之称”的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张。
天师道首领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天师道、太平道，借助为大众治病，来发展道教，号令天下的政治手段，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就好像前些年邪教利用“轮子功”危害社会，让气功一词一落千丈，很多人谈气功色变，不再相信气功了。
“坐堂行医”实在是被逼无奈
社会上思想混乱，读书的士大夫阶层觉得生命如飘荡的蓬草，不再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保健，而是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张仲景感叹说：“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张仲景认为，社会上的医生，也不思进取，“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张仲景自认为是一个“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高明医生，但是，行医治病，治病救人，如同华佗那样，也会招来祸端。
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在家里看病，会有很多南来北往的患者，进进出出，颇似传道的活动；被人请去，外出行医，也会聚集很多民众，与传教召集信徒很难分辨清楚。而且，太平道、天师道的领袖，都是以治病救人为手段的政治天才。
张仲景无论是长沙太守，还是南阳县令，坐堂问事是他的职业；坐堂行医，来再多的患者，也可以避免“借行医之名，行传道之实”的嫌疑。因此，笔者大胆想象，“坐堂行医”首先是张仲景无可奈何的一种“避嫌”选择。这个推断，与他撰写《伤寒杂病论》的“革新”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马京雪 · 发表于 2017-4-19 07:33:45

张仲景愤世嫉俗，大胆创制经典
“尊师重道”是亘古不变的传统，在西汉儒教尊敬经典的时代，“师法”、“家法”都很严格，很难出现拆了《汤液经》，改造《素问》六经，编制《伤寒论》的事情。但是，东汉末年“太学经师”，解释经典走向了烦琐哲学的异端，一句话的解释可以达到十几万言，“皓首穷经”也学不了多少真东西。
东汉末年，鸿都门学重视辞赋、文艺，受到汉灵帝政府重用，严重地冲击了太学的经典传承。“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世风日下。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天师道、太平道等大胆制造经典，也给了张仲景突破藩篱的精神力量，他对前人流传下来的医学经典，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
首先，在著作的编排上，《汤液经》用脏腑辨证论百病，用“六合正精”系列方药，治疗外感热病和天行。先列五脏辨正体系，有小补心汤、大补心汤；小泻心汤、大泻心汤。也有小补肺汤、大补肺汤；小泻肺汤、大泻肺汤。还有补肝、泻肝；补肾、泻肾；补脾、泻脾的方剂，并且都是有大有小，对仗整齐，体系完整。
《伤寒杂病论》的编写体例与《汤液经》不同，后者五脏辨证百病在前，诊治热病天性的“六合正精”四神方在后。张仲景如果按照《汤液经》的体例写一部新书，应该叫《百病热病学》，而不是《伤寒杂病论》。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以及《素问》《灵枢》论述百病，都重视脏腑辨证。《金匮要略》虽然也重视脏腑，但是在形式上远没有《辅行诀》所收载的五脏补方、泻方各分大小那样规整，一般也不用脏腑命名方剂。
张仲景为了突出伤寒病的诊治，把百病统称为“杂病”，可见伤寒病的“独尊地位”的确立，是张仲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家训”。此前的《素问》《灵枢》，只有用“热病”命名的章节，没有用伤寒命名的专篇。
张仲景之后，伤寒学家、伤寒著作逐渐涌现，“热病”、“天行”很快就成了“绝学”，没有人专门研究，也没见有人撰写专著。
这是中医历史上，诊治模式的重大转化。模式是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最简单实用的技术路线。此后，明清温病学家的崛起，也是“模式转化”的结果。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论》的传经理论，以及《汤液经》的“六合正精”的方剂体系，从临床实际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新。
张仲景改传经理论，尊古不泥经
《素问•热论》对于“伤于寒”的热病，按照每一日传一个经的模式，分类临床证候，发病日期具有“决定作用”，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日期与证候的对应关系，非常严格，固定不变。并且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验之临床，“日传一经”，并与“三日前后分汗泄”联在一起叙述，其缺陷十分突出。是遵从经典，将错就错？还是大胆改革？如何改革？
张仲景吸收《素问•热论》学说之精华，按六经分篇述其证治，同时又不拘泥“日传一经”，处处以证候为据，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论》之中，论述伤寒的病程，经常见到“二三日”、“四五日”、“五六日”、“十余日”等不确定的日期描述，这种“或然”之词，完全基于临床实际情况，也是对于“日传一经”的明确否定。
当然，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的丰富方法，也绝对不是汗法、泄法可以概括的。
变革“六合正精”，提倡“随证治之”
按照衣之镖先生的研究［5］，阴旦汤、阳旦汤有一个共同的药物组成，都有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四味药，可以叫“混元汤”；它加桂枝为小阳旦，加黄芩则成小阴旦；再加人参，就成为“大方”。这是一个规律性很强的原则［6］。
张仲景在《伤寒论》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些原则，而是“另起炉灶”，根据病情提倡“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以热病天行为例，仲景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无论病程是几天，都需要发汗解表治疗。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
这样一来，既摆脱了《素问•热论》的“日传一经”束缚，也不受《汤液经》的“六合正精”限制，而是根据“辨证论治”的实际需要，产生出一系列的“经方”，每一个“经方”都是不同病机的概括，而不是膜拜“神明之剂”，不敢越雷池一步。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
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
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
王叔和作为有幸整理《伤寒杂病论》的第一人，他在《脉经》之中，把张仲景的著作精华吸收进来，并且是按照“可”、“不可”汗、吐、下等治法进行分类，而不能完全揭秘张仲景六经辨证的突出贡献。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王叔和、孙思邈所说的“伤寒热病”，强调了伤寒学家对于热病学术的继承，却没有揭示从热病到伤寒的“诊治模式转化”，也难以预见日后的温病学创新。
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由于缺乏《辅行诀》这样的学术著作提供线索，所以，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人们对于张仲景的困惑，以及他的贡献，知之不多，研究不够。
2017、4、1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4-19 08:54:42

我:
@马京雪医师～冀宁 ，谢谢你的鼓励！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需要我们穿越时空，到那个时代想一想，看一看，张仲景在写作《伤寒杂病论》之前，他学了什么？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采取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的传统方法？他为何采取“坐堂行医”，而不去民间？是为了“秀官位”吗？他为何“避道家之称”？为何不说“撰用《汤液经》”？是为了显示“独创精神”而刻意隐瞒吗？这些问题，是千年之谜，值得一问。曹东义
马京雪: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师父早上好，读了您的文章明白了张仲景写书的背景和社会情况以及和汤液经的关系等，我感觉这篇文章有必要发出来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只是未经您批准擅自发出来，有失恭敬，伏祈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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