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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师探宝获东瀛，擎天立鳌为中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余瀛鳌先生，1933年生于江苏阜宁中医世家，父亲余无言先生早年闻名于上海，建国初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元老；祖父余奉先先生(1860—1939年)字涤凡，自号“咸丰遗民”，又称涤凡道人，苏北三大名医之一。 余师三世医学 皆为杏林翘楚 余老祖父熟读经典与历代名著，早年即行医治病，善用经方时方，对伤寒、温病、妇科疑难杂症多有效验，中壮年时曾在湘军任职，40岁后回乡行医，声名远播。他晚年所撰几十篇医学论著，曾在《医界春秋》杂志年连载，其哲嗣余无言先生1955年编辑为《医方经验汇编》，在上海中医书局刊行，该书广为流传，曾受到蒲辅周先生等名医赞誉。 余无言先生初名愚，字择明，早读经史，后随父学医，18岁应诊。1920年至沪问学于西医俞凤宾，又向德医维都富尔学习外科，1926年回故乡益林镇开办医院。1929年与张赞臣合设诊所，共编《世界医报》，以图改进中医。1932年受聘中央国医馆为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并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等任教。1937年与友人共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科学等课程。因此，其深研仲景之学，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1943年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1956年奉调赴京，受聘于卫生部，任职于中医研究院，是北京中医学院早期的教授。曾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参加九套教材编写与审订。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认为医学不应该受国界限制，中西医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他这一思想不仅受时代影响，也表现在其对后代的教育上。其临证诊善用经方时方，辨证辨病准确，颇有胆识，著有阐发仲景学术的《伤寒论新义》和《金匮要略新义》，以及《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病篇》、《实用混合外科学》等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余瀛鳌先生，全国首届名中医，第四届国医大师，虽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当年报考大学的时候，民国政府取消了上海的中医学院，因此他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这时恰逢国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因此他得以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西学中，1958年毛泽东在他们的结业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整理提高。”他曾是秦伯未先生的入室弟子，西学中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医研究院，从事文献研究，曾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国务院古籍小组成员、文献分会主委等，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带头人，主编《中医大辞典》、《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古籍珍本提要》、《现代名中医类案选》等医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精于中医临床，在心病、肾病、肝病、糖尿病、癫痫等领域多有建树，主张辨证从简，推广“通治方”等经验。 初入高等学府 见识中医文献 我1985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了余瀛鳌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和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几位老师，都在大白楼西头的五楼办公，走廊两侧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每个屋子里都堆着很多书籍，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图书资料室，藏书很丰富，“充栋”绝非夸张，“汗牛”不止多少头。人到这里，就感到很压抑，对于自己学识的自信，也会大打折扣。 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招生名额6个，只有两个人达到复试分数线，我排第一，被通知复试的时候颇为自得，信心满满，但是当师兄随手打开一本线装书，让我读一下序言的时候，看着竖排版的老古书，繁体字，没标点，一下子汗流浃背了，磕磕绊绊读了几句，还出现了几个错字，就被叫停了。复试小组的人，虽然没有评论，我却知道了自己的水平，也深切体会到“下马威”是什么滋味。因此，在西苑医院研究生部报道后，很快就联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几名同学“旁听”进修《古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前后断续听选修课两年。 到了东直门大白楼的研究生宿舍，有很多研究生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当时的挑灯夜读是常事，晚上加餐在茶缸子里用热水器煮鸡蛋，或者用做过实验的兔子在电炉子上煮着吃，尽管有违纪律，却也也时有所闻，师兄师姐还经常在狭隘的走廊里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翩然起舞，这种生活至今令人难忘。 余老严格审稿 不厌其烦改错字 我们虽然与老师都在大白楼的楼上楼下，但是并不能经常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去，他经常深埋于各种书籍之中，担负着很多繁重的校订书籍、修改文稿、撰写论著的事情之中。余老对我提出了很多必读书和浏览参考书之外，几乎是“无为而治”的教育，对于我选什么课题，如何完成课题研究，完全不加干涉，而是海深凭鱼跃。 我先选了《肘后方》，探索其历史上的“文献构成”，写了文稿交给余老审阅，老师在我的文稿上逐字逐句批改。后来《中西医斗争史》的作者赵洪钧先生到北京查阅文献，与我们座谈，就提出不能一辈子做这样的小课题，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随手扔了，实在可惜了，他建议我做中医“明清文献考”，因为日本人已经有了《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考》。这样的大课题对于我来说，虽然很有诱惑，但是短时间内确实难于完成。 因此，我把《中医古籍图书目录》反复研究，觉得宋金元时期的伤寒专著只有20多部，可以综合起来做一篇学术论文，因此，就决定做这件事。由此开始了我的访书、读书，有些书属于孤本，就只能去特藏的图书馆，比如元代尚从善的《伤寒纪玄妙用集》，只有杭州孤山的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专门去查阅了一个星期，拍了微缩胶片，带回北京研究。 毕业答辩有风险 各位大家高抬手 我写的毕业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有几万字，写在毕业大稿纸上，交给余老审阅，他逐字逐句批阅，我再抄写一遍送过去。很快就得到了余老的批改，又有很多错误之处，我用一个星期再抄一遍送上去；拿回来的时候，又有很多修改。如此往返，我没体会老师的烦恼，却觉得抄写太浪费时间了，就贴纸条，“加在某页、某行”，余老看后对我也不作批评，竟然“听之任之”。 总算可以“打印论文”了，答辩委员会的专家请谁？这是余老决定的，他聘请了伤寒专家刘渡舟教授，温病专家赵绍琴先生，文献大家耿鉴庭先生，还有本所的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等，并且与几位同学一起答辩。我们的答辩会在小会议室举行，我第一个报告论文，很多师兄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别人不曾说、或者不敢说的内容，比如“辛温解表难用”“广义温病取代广义伤寒”等，在伤寒与温病关系十分复杂，先后斗争了几百年之后，我当着伤寒“第一把交椅”的刘渡舟先生，温病首席大专家赵绍琴先生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会怎样评价？这是大家很担心的事情，论文通不过，或有很大争议，就难以毕业，这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 我宣读完论文摘要，主持答辩的刘渡舟先生让各位答辩委员发表质疑意见，专家们很长时间默然无语。作为答辩主席的刘渡舟先生首先发言，按说一般的答辩会，都是答辩主席最后总结发言。他说：“既然大家都在考虑，那我就先说说。”刘渡舟先生“避重就轻”，肯定了我对《伤寒例》的看法，声称“从曹同志的论文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去我们都按照方有执、喻嘉言的观点，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的作品，曹同志说不是这样，而是原出于张仲景，又混入了后人的部分文字，它是《内经》理论与六经病篇的理论桥梁，是《伤寒论》的总论。这个观点很有意义。” 也许刘渡舟先生知道这个所赵洪钧没有获得硕士学位，在中医界震动很大，所以他不挑毛病，而是专门把文章的亮点找出来，高抬贵手，让小的“逃命去吧”。 余老似乎并没有觉得我的论文有多么不合适，所以他一直泰然自若坐在那里，平静地走过了这场答辩会。事后师兄才告诉我：“曹东义，你真胆大，竟然敢写这样的观点！”他们事前并不知道我的论文写了什么，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的论文，才觉得其中的突兀之处，因此，很多同学要我的文章，说是“学习”一下。 支持研究扁鹊 奠定日后方向 我毕业之后回到河北，接受了一项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这期间得到余老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说：“扁鹊（秦越人）是我国先秦时期最有代表牲的医学家，也可以说在国际医学界，是一位在诊法和治疗等方面具有杰出贡献的早期世界名医。西汉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一一《史记）一书，专为其列传，载述其生平事迹并例举其卓效治验。司马氏着重指出：扁鹊是脉学的创始人，其丰富的学术临床‘为方者宗’，明确了他在我国医学史‘一代宗师’的显要地位。此后的淳于意（仓公），华佗，张仲景，以及杲汉魏以来的历代医学名家，无不折服扁鹊的精湛医术，学术临床影响甚为深广。但由于《史记》年代久远，辗转抄印，间有讹谬之处，己难予考证，故后世学者对于扁鹊之里籍，生活年代，名号、著述，医事活动等方面歧说纷纭，莫衷一是。” 余老得知我承担这项课题之后，给予大力支持，在《神医扁鹊之谜》即将出版的时候，他为本书撰写序言，加以推荐。他说“曹东义等中青年专家，通过多年来广泛涉猎古今有关扁鹊的图书资料，并予较为全面和深入细致研究，他们主要采用文献考证结合实地考察的方法，力求去粗取菁，去伪存真，辨析疑义。其所论述的内容，阐发了较为客观和相当精辟的见解，使上述诸方面的考证、分析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对医史文献研究，弘扬中医学术和振兴中医事业，均能起到促进作用，而扁鹊为医之精益求精及其辉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我在余老的鼓励下，日后不断有所研究，陆续出版了《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医宗扁鹊》等书籍，2018年退休之后还担任了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的院长，在有关领域一直深耕不辍。 再访余老听采访 长者忧心“根基不厚” 2006年一股反中医思潮《告别中医中药》，由网络发文到登上学术期刊，再到万人签名取消中医，这样的闹剧不断升级，余老与很多老先生一样心中愤恨不平。我于2007年撰写的《捍卫中医》一书之中，介绍了余老“选择中医”的事迹： 笔者20多年之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读余瀛鳌教授的研究生，曾经深深地感佩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对余老的人生道路、学医经历、治学方法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他出身于世代名医的中医世家，为何当初学医时选择的是西医？既然选择了西医，为何又成了第一批西学中？在许多西学中都以“兼通中西”为荣的时候，余老为何一头扎进中医的文献堆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几次重大人生转折，充满传奇色彩经历背后的“活思想”是什么？笔者一直疑惑难解，又不敢问，也不便于问，直到不久前的一次奇遇，笔者终于等到了这样一次机会，揭开了多年的谜团。 2006年3月24日下午，笔者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瀛鳌研究员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复杂了。 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 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报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 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 “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 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 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 “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 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 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 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 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 您是说骗子？ 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 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 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 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 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 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 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 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 这篇当年收录到《捍卫中医》的文章，2007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之后，曾经广布海内外，引起大家的共鸣。 追求大道从简，智者一通百通 学习和应用中医，随着时光的积累，会达到一个由博返约的境界，这就是古人说的大道从简，越是复杂的事物越需要快捷的路径进行解决，余瀛鳌先生关于“通治方”的研究和推广，为中医临床提高水平，开辟了道路。 通过研究余氏医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通治方”思想的启蒙，应该是从余奉仙先生的时代，就有了奠基性的认识。比如，余奉仙先生初学中医的时候，对于脉诊用力很深，但是经过两年的钻研，觉得“脉理渊微而不得神妙”，认为自己不是学习医学的传人，几乎要焚书改行，又怕父亲责怪，才又坚持下来。再研究脉学之后，竟然豁然开朗，认为脉学应当“删繁就简，化难为易，由浅入深，方的纲举目张。”他将“持脉八法”，与四诊之中的“望闻问”相结合，“以浮沉迟数大小长短八字为纲，统帅之，以应病之表里寒热虚实盛衰，其余均为目。”这样临证几十年，执简驭繁，便于全面把握病情，治病如鱼得水，常建殊功。他自己说：“予之所以有微微虚名者，实根于此。” 大道从简的思想，也体现于余奉仙先生对于瘟疫病的认识之中，他认为吴又可《瘟疫论》所说“疫有九传”的说法需要精简，“瘟疫为灾，又可虽有九传之说，其实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与其翻之烦，不若说之简，反俾后学易于领会。予不敏之见，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分可矣。”这种执简驭繁的思想，为余瀛鳌先生通治方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余无言先生认为张仲景的著作“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具备，为后世楷模[10]。”但是历来中医注解《伤寒论》众说纷纭，在西医细菌学说日趋发展的背景下，不能仅仅吸收古人精华，还必须与时俱进融古创新，他临床治疗外感病非常重视清热与下法的运用，在清法和下法的指导下加减方药，而不是“方证对应”突出方剂的作用，这个用治法统方药的临证思路，还体现于内外科疾病的诊治之中，其大道从简、执简驭繁的思想与临证示范作用，的确为余瀛鳌先生的“通治方”研究开辟了道路。 余瀛鳌先生继承家学，又有感于教材对于疾病分型过多、方子名称多，反而令初学者不好学的弊端，提出了多种疾病的通治之方思路，治疗一个病有一个基本的方剂，在此基础上加减变化，达到抓住病机好学好用的目的。 余瀛鳌先生的弟子李鸿涛，善学多思，跟师多年，把余老“通治方”研究及临证的精华进行总结，整理出版了《余瀛鳌通治方验案按》的专门著作，分上下两编，介绍余老的通治方学术思想和“辨病辨症—通治方—通治法—应证化裁”的临证模式；下编整理余老临床各科常用通治方60首及常用加减法，充分展现了余瀛鳌先生的临床创新，也使读者阅案以识方之用，览按以明案之效。 走过非典抗新冠 前人经验不能忘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12日刊登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中医专家、文献学家余瀛鳌教授的文章：“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文章介绍了他的祖父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这种得之于家传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彰显出中医学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在大疫流行的时候自古就有献方献策的美举，这也是心系天下安危、忧国忧民的中医传统的一部分。 余教授在文章中说，非典型性肺炎作为新涌现的传染性热病，属于中医疫病、温疫范畴，目前在我国若干省市陆续有临床报道与发病统计，世界多个国家亦见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医学史中震撼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我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非典”的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并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肯定了中西医结合能提高临床疗效，使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战胜增强了信心。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的疫情记载多不胜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多次疫病流行，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曾提到他的亲族有200余人，在不到十年期间，死于伤寒(仲圣所说的“伤寒”，包括疫病在内)者“十居其七”。故汉晋以降，仲景治伤寒多种病型的经方，为后世治疗伤寒、疫病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治法与效方，奠定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迄于明清，温病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较多的名家名著，如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书先后刊行问世，使温病和疫病的学术临床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体现了我国临床医学是不断取得发展的。迄于近代，我国也有一些对疫病、温病诊疗有较大建树的医家，其中之一就是先大父余奉仙。 余奉仙，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是我的曾祖父)余赞襄学医(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熟读经典，旁及历代名著，早年即悬壶问世，诊治富于胆识，经方、时方择善而用，于伤寒、温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多所致意，效验卓著，中壮年时即已名播千里，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是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40岁前后，曾一度在南京行医，后因诊治逊清湘省记名提督董宝泉重症伤寒获效，受聘于都督府主持诊疗并佐治戎机。回阜宁后，因该县及邻近诸县(包括宿迁、盱眙、涟水、泗阳等县)均有疫病流行，求诊者户限为穿，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使先大父在诊治疫病方面学验宏富，卓有心得。这在他晚年所撰《医方经验汇编》中有充分的载述。该书所记述之治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部分医案刊用于上海《医界春秋》杂志)中。至于《医方经验汇编》全书则由先父余无言(近现代经方派名家、中医教育家)予以整理刊行。《医方经验汇编》，阐述病证颇多，其中伤寒包括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兼证、风寒两感证等；温病则包括春温、风温、冬温、湿温、暑湿、秋燥等病。尤为令人醒目的是，该书所阐论有关疫病的诊治内容十分丰富，如瘟疫、疫疟、寒疫痧霍、疫疹、疫癍、痊黄、疫痢、大头瘟、烂喉疫、嘏蟆疫、卢鹚疫、羊毛疫、蝥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燥疫、鼠疫等，凡此诸多疫病，均有临床治验及效方。此外，该书还对中风、类中风、肝风、产后风、癫痫等病，阐述了他的辨证和临床心得。由此可见，《医方经验汇编》堪称是近百年来有关疫病诊治的重要医著，其诊治经验对当前防治疫病有借鉴、参考价值。先大父生平治疫，既用古代医家名方及其变化方，又有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独出心裁创新的制方。如他辨治葡萄疫(多发于六、七岁幼孩，主症为体表皮肤忽发锦纹斑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其脉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数；或有发热，虽渴不烦……)，经数十年研究，先大父认为是患儿年幼，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染病后“恶厉之气，直犯血脉”，如不早治，预后堪忧。治以《局方》活命金丹，处方为大黄(酒浸)、连翘、芒硝、甘草、山栀(炒黑)、黄芩、苏荷、板蓝根、青黛、竹叶为引。余氏又自拟“新订消癍活命饮”，其处方为川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生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当归(酒制)、大生地、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治效卓著。 又如该书在“论瘟疫”(瘟疫系指感受疫疠之气而产生的急性传染病热病)一节中着重指出：“瘟疫之气，(王)叔和辨为异气，葛雍谓秽气触真气，(刘)河间谓为疫气，(吴)又可谓疠气与杂气，所说虽不同，其实则相似。……疫气犯人，乃有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阜宁南窑地区疫病流行，往往举家辗转染病而无一幸免，先大父当时年轻行医不久，展阅多种方书后用辟邪丸(又名逐疫丹)施治有显著效应。该方用明雄黄、丹参、鬼箭羽、赤小豆各二两，共研细末，炼蜜为丸，丸重6g，一日2—3次，温开水送服。施治后竟一一告痊。此方用雄黄、鬼箭羽以辟毒、除疫、清热，赤小豆利小便、去温邪，丹参活血祛瘀，经现代药理研究，丹参所含丹参酮有抗感染、消炎作用。此方药味少而功效专，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关于辟邪丸方，建国后还曾有广泛应用而获效者。回忆在二十余年前，我曾遇见我们中医研究院前任党委书记王发武同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曾兼任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从北京调至河北省工作后，他所主管的一所大学及其周围地区有疫病传染，患者颇多。王书记检阅《医方经验汇编》看到有辟邪丸治疗瘟疫的记载，遂以此方让师生及周围地区市民广泛服用，疫情很快获得控制。 从上述举例，不难看出奉仙公在疫病施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其丰富、独到的学术临床经验，受到后世名家的赞赏。一代宗师蒲辅周先生在谈到《余氏父子经验集》(此书系指先大父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和先父余无言《翼经经验录》二书的合订本)时曾说：“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蒲老与先父无言先生交友善，他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从四川和上海应聘至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名中医，蒲老曾多次与先父论及《医方经验汇编》有关疫病的诊治经验，并对该书的“医家隐蔽说”、“尽性篇”等阐论，尤为钦佩(见李兴培主编《蒲辅周研究》一书)。当然，属于疫病范围的病症很多，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病症予以审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同的疫病，有其重要的类似之处。诚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对于“非典”的中医治法、方药、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很多，但我们阅习古代和近现代的疫病著述，亦可从中获得启发与借鉴。 笔者是余老的入室弟子，深知余老作为中医文献学家，熟悉伟大宝库中外感热病的各种著名著作，而且多年来他经常在“京城名医馆”等处悬壶济世，在大疫当前的时候，他不是介绍几本外感热病的著作，而是别出心裁地“翻箱子底”，把传家之宝贡献出来，的确是寓意深远。余老的介绍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外感热病学家“原汁原味”的经验，丰富而生动。然而，笔者虽然行医三十年，研究外感热病二十年，今天读来也深深地感到了这博大精深的古代内容，与现代人们的医学知识之间的“巨大代沟”，是那么显著、深刻。因此，在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之下，我们对于古人的经验更应当有所借鉴、有所进步、有所创新，而不能墨守成规，仍然用古老的病名，丝毫不变地沿用古人的已有认识。继承与创新，都是发展中医学术不可偏废的方面，都是那么刻不容缓。 新冠爆发后，我曾经在网络之中撰写和发表了很多文章，也把《温疫论译注》与2020年进行再版，还讲了20讲《承先启后瘟疫论》视频课，有关图书正在出版流程之中。 2022年10月之后，国家由防感染到防重症、保健康战略转化之后，求治于我的患者很多，已经不是2020年准备带着民间中医去武汉，或者仅仅是网络问诊，支援武汉、法国等国内外患者抗击疫情了，是面对面诊治患者，或者给他们开药、煎药、寄药，所以也学习余老“通治方”经验，根据发烧为主、咳嗽为主、恢复期为主，或者密接预防感染，也提出了四五个方剂，煎好备用。来了就可以取走的策略，既帮助了很多患者，也避免了混乱。 因此，“通治方”在大面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的指导方针。 2023年、1、14 5 G2 u* i2 w8 E5 \*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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