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当年力推中医、中西医结合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2-12-16 09:42 编辑

周恩来如何纠正歧视中医的倾向，消除中西医矛盾？

　　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团结中医为重点，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先后兼任多项领导职务，其中一项就是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革命事业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继续坚持、贯彻这一方针和政策，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从实际出发促进中西医团结，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有1亿人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乡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疗。天花、霍乱、鼠疫等16种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数死于传染病。妇女、儿童健康得不到保障，每年死亡产妇20余万，婴儿280余万。

　　由于长期革命战争需要和从旧政权接收等原因，卫生工作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正式西医不到2万人，护士1.7万余人，助产士1.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乡基层卫生机构极为缺乏。单靠西医队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

　　与西医力量严重不足相比，中医人数粗略估计有几十万，不完全统计也有9万多。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与西医形成互补。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和中西医队伍的实际状况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发挥作用。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就提出，为了与旧社会造成的不知卫生的愚昧及疾病疫疠的严重情况作斗争，必须把中西医团结起来，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使他们都能为中国人民的卫生、防疫、医疗、助产等工作服务”。《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新中国要“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问题非常重视。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

　　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中医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团结中医，因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就团结中医问题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二、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消除中西医矛盾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时代），其落后是必然的。

　　只是西医数量太少，为临时应急，卫生工作才非有中医参加不行，最终必然以西医代替。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中国将来的医学只有一个，这个科学医学一定会以苏联的医学思想为领导，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这些思想认识造成卫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视中医问题出现。1951年中央卫生部发布中医管理法规，其中《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进修班的规定》要求中医进修内容主要为西医理论和预防医学，教学方法要结合并批判中医学术的旧经验，启发学员探求新观点和方法。结果使不少进修中医动摇了对中医学的信念，仅长春一地就有43％的进修中医转为西医。根据《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审查的华北区68县，90％以上的中医被认为不合格。

　　《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要求中医考西医内容，结果天津考取者仅占投考人员的十分之一。1952年，有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毋须培养新中医”，并着手裁撤中医学校，引发中医界强烈反弹。广州中医专门学校学生罢考抵制。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中医学校联合向中央反映，称“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

　　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要求西医必须纠正对中医的态度。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周恩来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

　　“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医也必须积极改造。“中医是要改造的”，中医能够解决问题，“理论上又回答不清”。“中医科学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造中医“是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

　　从中西医平等出发，周恩来反复要求西医要客观看待中医。1950年，在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卫生界的西医迷信作了批评，指出：“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

　　1970年10月，周恩来再次批评了西医对中医的歧视，指出要说服西医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西医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讲科学，但是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中医能够治好病，中医也是科学。

　　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还提醒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周恩来指出：“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

　　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中西医团结上，西医要首先破除成见。“团结中医的主要责任在西医这方面”，“西医首先要团结中医，才能使中医感动，进而改造自己”。同时，中医也要打破顽固思想。周恩来强调：“过去是因为个人成见，中西医不免有些对立，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了团结的可能与必要。”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三、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

　　1954年，中央卫生部党组和中央文委党组先后就改进、加强中医工作向中央报告，提出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等建议，并把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作为解决中西医团结问题的关键。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为贯彻中央指示，加强中医学习、研究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蒲辅周、关幼波等名中医都来讲课，取得很好效果。周恩来专门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

　　在建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根据名中医肖友龙、施今墨等人提议，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恩来对这一提议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

　　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后，由于上马仓促，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很差。

　　卫生部打算将学校搬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医界和学院师生不满，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决校舍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周恩来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1956年八九月间，四所学院相继建立。后来一度增至23所。

　　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中医带徒弟工作也全面展开，计划1956年到1962年通过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48万名。中医药研究、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时期。

　　周恩来与老中医孔伯华亲切交谈

　　四、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经过中央努力，1956年底卫生部废除了歧视中医法令，但轻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很难从根本上纠正。在加强中医工作报告中，卫生部仍坚持称中医为“旧医”。

　　西学中研究班里，许多学员对中医存在严重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多数人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无可学之处”。“原子时代还来学二千年前的东西”是“开倒车”，西医学习中医是“浪费人才，浪费国家人力物力”，甚至一些学员单位的领导也认为“去学中医多么可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一些人又提出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学派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百家等看法。

　　为进一步端正思想，从1955年开始，卫生部对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展开深入批判。随着轻视排斥中医思想被批判，中医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派别思想有所滋长。1958年9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会议没有分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把如何估价祖国医学、如何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简单归结为政治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对钟惠澜等西医专家的批判运动，挫伤了西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1958年11月，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卫生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会议片面抬高中医、贬低西医，提出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思想。同时，会议所提出的“西医不懂中医就是半个医”，“两三年内实现中西医合流”等观点，引起了卫生工作思想更大混乱。

　　为纠正卫生部门在中西医问题上的错误，1959年1月，周恩来对卫生工作指示：“普遍号召中西医团结，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统一中国医学的捷径。”同时，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开会，针对卫生部在中西医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要求采取正面引导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澄清卫生工作思想的混乱。根据周恩来指示，卫生部配合胡乔木起草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1959年1月25日，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八个方面全面系统阐述了党的中医政策，强调必须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

　　要努力推动、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团结和依靠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社论号召：“在我们的医药学遗产方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1959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

　　为进一步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错误，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纠正知识分子工作错误过程中，“卫生系统刮起一股反中医的冷风”。绝大多数西学中学员放弃了所学中医，不少人还受到冲击，纷纷反映“学了中医上了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中医在西医院被认为是“医院里的累赘”。很多中医怀疑中医政策变了，说“过去几年（1958—1960年）的好光景是回光返照”。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国务院文教办召开教育系统大会，提出高等院校要砍掉40%。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将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经中医司和教育司协商，保留12所。会议快结束时又传来消息，中医学院仍然只留5所。

　　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紧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砍掉中医学院对整个中医工作，对广大中医影响非常大。接到吕炳奎信后，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中医学院不动”。除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外，会后实际保留中医学院21所，使初具雏形的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医学院还要办。”

　　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泽东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8年，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和理论家作为一件大事办理，“不可等闲视之”。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2月，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尽管党中央和周恩来不断提出要求，但卫生部门并没有将中西医结合指示贯彻执行好，尤其在全国迟迟没有找到中西医结合的典型。1969年8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找不到中西医结合典型，原因在于“对中西医结合重视不够，提倡不够”，“卫生部没有认真抓”。周恩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办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周恩来要求“要提倡西医大学中医，成为风气”。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

　　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

　　1970年前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中西医结合和新医学问题，要求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中医有很好的传统，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中医有科学性的一面，西医也有缺陷。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过多方筹备，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会前会后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2月8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

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又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际需要出发，以团结中医为重点，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中西医方针。他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提倡破除门户之见，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西医要中国化，中医也要科学化。他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长安街读书会（有删减）、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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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12-5 17:23:23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5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11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18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30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43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58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67
第二章、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73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73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80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90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99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105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113
第三章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119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 119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 127
痔瘘牵扯着悠久的历史 136
腹水草改写“无奈小虫何” 140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45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153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153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158
急腹症研究领域广阔 171
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成就 174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176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179
第五章、中医走出困境，奔向世界 182
结束文革成立中医管理局 182
针灸带领中医走遍全球 187
艾滋病防治挑战“鸡尾酒疗法” 190
中医战SRAS震惊世卫专家 194
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究 198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12-5 17:24:05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中医学有过辉煌的几千年历史，也有过近代长达百年的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在外部还原论的科学观、机械论的技术观、新旧取代价值观的挤压下，中医界内部发生自我改造而逐渐形成的。
历史进程到了近代，在中医按照自身规律不断发展的时候，西方医学逐渐东传，来到了中医曾经一统天下的中国。在京城行医40余年的王清任，不知是否听到了西方医学长于解剖的消息，但是他开始为祖先的解剖内容进行纠错。1830年《医林改错》出版之后，中医界信心大失。由此走上了自我改造的道路，也是一个逐渐衰退的开始。
汇通医家主张汇通中西医知识，希望熔中西医知识于一炉，愿望虽然很好，效果却事与愿违，中医很快就出现了“失去自我”的尴尬局面。
崇尚西学的精英们批判中医理论，政府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排挤、打压、歧视中医，甚至利用行政措施，积极推行取消中医的政策。这种不良思潮，直到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影响着行政领导的思想、政策。
在求生存的过程之中，中医界为了摆脱被人指责为陈旧、保守，主动打出“科学化”的招牌，希望融汇新知。中西医结合是建国后很美好的一个梦想，很多人为此奋斗终身，临床成就不少，而理论创新仍然难求。因此，很多人把中医的衰退归罪于中西医结合，这是方法论还受制于还原论时代难于避免的事情。
痛定思痛，中医在近现代走过的道路，是艰难与曲折的，某些时期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屈辱与悲壮的，就像和氏璧被当作石头一样。邓铁涛先生说，中医这个“当代的和氏”，不为自己先后被砍去左足和右足而悲哀，而是为宝玉被当作石头所痛苦。
关注中医近现代的命运，不仅是必要的回顾与总结，而且关系到将来的复兴之路。
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2月17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正确认识中医》的论文，其中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06年笔者主编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时，邓老题词：“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可见他对于世人“正确认识中医”一事，有着一般人难于理解的苦心，怀着殷切的期望。
2006年不断升级的反中医事件过后不久，我撰写了《捍卫中医》（2007年6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寄给邓老，记载这股思潮的来龙去脉。邓铁涛先生于2006年11月初提议我写一本“中医与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简史”，并寄来了他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和《中医近代史论文集》作参考。在我刚阅读有关资料的时候，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舒天先生，展转通过科技部贾谦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建国以来中医药发展的书，而且要尽快交稿。于是我就写成了《关注中医》，并在2007年下半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关注中医》出版之后，先后得到邓铁涛先生、朱良春先生、路志正先生等中医前辈的鼓励与肯定，也得到了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副校长段惠军教授等中西医结合、西医专家的肯定。段教授还鼓励说，他已经向多位西医专家推荐，让他们读读这本书，以便了解中医在近代走过的艰难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当然，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博士为我写的这两本书，以及《回归中医》一起撰写评论，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进行推荐。虽然褒奖有加，但是对于我在《关注中医》中所说“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关注中西医结合太过，而对于中医的关注有些不足。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深刻的。同时，我也见到了在本书前后新出版的同类著作，比如《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医劫》《无知与偏见》《挽救中医》《爱上中医》等等，可以说是在2006年反中医思潮前后，涌现的一批新思维的中医书籍。傅景华先生的《捍卫中医》、张效霞博士的《回归中医》，尽管与我写的两本新书同名，但是内容各异，足资借鉴。他们的作品之中，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应该在将来进行改版的时候，吸收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写成一本内容更充实的著作，更好地完成邓铁涛先生的嘱托，把中医在近现代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所取得的学术进步一一道来，并把我对于中医未来的展望与期待和盘托出，奉献给广大读者。
因此，自2008年起，我着手准备《中医近代史话》的撰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因为接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邀，准备编写《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得以多次采访路志正先生。因此在最早“走近路老”同时，看到他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比如《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这是1956年由卫生部编写的。路老1952年进卫生部工作，前后在部里为中医事业奋斗了20年，他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对于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学院副院长方朝义教授等同道，在资料查阅方面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令人感激、难忘的事情难以一一言表。
在这本书里，我大胆地提出“中医末法时期”的概念，这是受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所提“末代中医”的启发，而主张又不相同的一个观点。“末代中医”是从中医从业人员来划分的，我未敢苟同这一看法。“中医末法时期”则是侧重于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而提出来的。从王清任主张《医林改错》，唐容川提倡《中西医汇通》，已经反映出在中医与西医的对比之中，中医自身的某些不自信。后来又出现了俞樾主张废医废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带头反对阴阳五行；再发展到余云岫以“医学革命”杀中医，周树人隐姓埋名骂中医，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看不起中医，社会精英们构筑起一道封杀中医学术的铁丝网。中医界内部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压榨之下，开始“改变自己（张效霞说是‘蜕变’）”，傅景华先生说中医界内部发生分化，走向西化、异化和畸形化。邓铁涛先生针对中医界内部因为信仰危机而发生的改变，曾经沉痛地说，中医界存在着“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重问题。也有的中医专家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因此说，2006年反中医思潮所以能够“沉渣泛起”，绝非偶然，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医学经历了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末法时期”。
笔者在“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一章里，紧紧围绕有关代表“人物、事件”，力图客观地反应那个时期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因为不论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过程。在其他章节里，笔者也尽量围绕人物、事件，展示中医学在近现代所走过的道路。比如在“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一章里，笔者首先介绍了余云岫高唱“团结”赞歌的原因，他对于改造中医的“科学化”，感到“心思暗合”志满意足。他“寿终正寝”的“真幸运”，与卫生部两位功勋卓著的副部长被撤职，恰成鲜明对照。建国初期，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直接造成90%左右的中医因为“不合格”而被淘汰。这种排斥中医、打击中医的政策错误，中医界几乎是万马齐喑，无人能够“揭竿而起”进行反对，倒是毛泽东主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卫生部所犯的错误是那样严重。他关于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办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等一系列指示，挽救了中医在近代倍受打击、不断消亡的命运。
1955年，卫生部第一次表彰中医成果，虽然有四项具体成果获奖，大量成果未能被表彰，但是正确的方针路线确立之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医学终于走出低谷，走向了曲折艰难的复兴之路。
在《关注中医》第一版里，笔者用“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介绍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成就，引起一些人的不同看法。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从把中西医结合不恰当地作为“唯一道路”，到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人们不断反思，经历了许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关争论现在还时常耳有所闻。笔者赞同邓铁涛先生的看法，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今后也可以继续进行有关研究、探索，关键是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人员，应该从现有的西医院校毕业的西医专家之中挑选，可以课题招标，可以进行扶持，但是，不要引导本来就数量有限的中医人员去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的继承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未来的方向，把中医有限的经费用到中西医结合上去，就会消弱了中医的力量，误导了方向，给中医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尽管如此，过去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不可一概抹杀，因为那毕竟是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以中医方法取得的优秀成啊。因此，本书收集了一些“标志性”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供后人参考，也供人们评说。
经历文革，无疑是中医事业的一次磨难，很多中医前辈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有人甚至为此丧失了生命。尽管全国各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影响，但是中医事业就像“大病初愈”的一个患者，这场风暴无论如何都是来的太猛烈了，损失很多，代价惨重。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把中医事业的特殊性凸现出来，另立一个管理机构，拨一点经费进行扶持，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它的出现和成长也凝结着老中医们关爱的心血，不能不表。
经历SARS新瘟疫和艾滋病防治的考验，就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2007年暑期，笔者有幸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班”。笔者站在北大哲学系小会议室所在的古老四合院里，看到几十位老哲学家，如赵光武教授、冯国瑞教授、苗东升教授等一大批老先生坐在那里，用十几天的时间，不计高温酷暑，在假期里一起讨论“中医学的复兴”，而几十年之前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却在这里批判中医，这该是多大的变化啊！
十几年之前，何足道先生出版《中医存亡论》，著名中医专家陆广莘先生挥毫泼墨，为之写了很好的序言进行推荐，在序言的末尾，陆先生录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描写中医的艰难处境，抒发“堂堂小溪出前村”的情怀。尽管是小溪奔流，却与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江河奔腾气势，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后深有感触。因此，笔者师其意，也学作一首小诗，为中医而感慨：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清流日月吟。

待到平原天地阔，滚滚江河出山根。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释迦牟尼说，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在末法时代，有许许多多的魔子魔孙，将借如来佛的名义来到世间传法传道、蛊惑众生。通俗的说，在末法时期是佛法不灵了的时期，是佛法失传的时期。当然，中医不是佛教，中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不是佛法，但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中医诊治方法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似乎也存在着正法、像法、末法的现象，只是不像“佛法运”那样只有一万两千年，其阶段性也不等于“佛法运”所划分的时间段。
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问自由。自汉之后，独尊儒术，学术一统。魏晋崇尚自然，追求生命至理，尽管有玄虚之嫌，然能开思想禁锢，学风为之一变。有宋以来，讲求道德理学，门户之争，远过汉唐。于是发生过宋学排斥汉学，儒家与佛教门派的斗争。但是因果相继，经过历时沉淀，旧说新学不断交流、互相影响，兴替盛衰演进不止。
杜牧《阿房宫赋》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中医学在近代的衰退，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人群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对于中医学的影响，是促使其变化演进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中医，决定着大众的就医选择；就医选择主导着医疗的市场对谁开放，以及开放度有多大。在中医与西医的竞争之中，中医假如失去了市场，就意味着活动舞台消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社会主流人群普遍认为中医学不科学，中医界内部也自认为不科学的时期，就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在这个末法时期里，社会精英们对于中医的指导理论大加贬斥，阴阳五行几乎被废止，脏腑经络也被当成了粗俗不堪的玄虚之论。中医界内部，从清朝末年王清任按照解剖的标准，为经典“改错纠谬”开始，到汇通医家把西医的器官等同于中医的脏腑，使中医逐渐走向“失乐园”；在求生存的过程里，中医界借“科学化”改造自身，导致日后的西化、异化与畸形化；建国后中医被当作封建医、旧医，受尽歧视和限制。中医的“末法时期”前后有一百多年。此后，虽然有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但是，在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都不能证明中医学具有先进性的时期，仍然不是“走出末法时期，奔向伟大复兴”的开始。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西医学也出现了许多观念的转化，比如，曾经盛行的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正在面临考验。因为，按照生成论的过程流来看，每个生命都是从单细胞开始的，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部合成的；先有整体生成，后有局部结构派生；所有的结构都是功能的产物，是基因决定分化的结果。核酸与蛋白质是生命的重要物质，但是它们不是生命，不能等于生命。它们必须靠一定的关系（整体生命力）联系在一起，才是生命的一部分。
整体状态往往比局部结构更能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疾病病灶的产生需要经历很复杂的病理过程，对于疾病状态的干预往往优于对病灶的治疗。也就是说，状态的疾病观超越了形态的疾病观。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说明状态与形态疾病观的不同，比如各种遥控器，尽管都必须针对某一结构形态（电器），但是同样的一个信号过去，机器的反应结果或者是开机，或者是关机。开机、关机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都由一个信号引发，它针对相同结构的不同状态起作用。结构为状态服务。
现代治疗思想正在从单一线性关系的点对点，逐渐转化为整体多元调整，以期达到生命整体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生命状态的“整体最佳”超越了“局部最佳”，才是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存在的健康状态。呼吸、心跳、血液循环、泌尿、消化、内分泌都必须服从“整体最佳”，而不是让它们分别达到自己局部的“设计极限”，也就是说，最快的呼吸、最强壮的心跳、最大的内分泌量，都不是最佳状态。人到老年之后，各个器官都机能下降，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正常值”，从头到脚有许多指标不正常，如果分别检查、共同治疗，各种化学药物的“点对点的靶向治疗”加在一起，将成为人体不堪忍受的巨大负担。
复杂性科学的崛起，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型论、黑箱理论、耗散结构、模糊数学的“模糊集合”方法、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等等，使中医学的科学观摆脱了还原论的指责，为中医学走向未来铺平了道路；软技术与硬技术理论，使中医学的“神、圣、工、巧”成了硬技术难以模拟的更高技术；中药复方追求“整体组合效应”，也是单一化学制剂无法企及的学术境界；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原始创新的生态医学，正在以独特的体系走向世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的变革，为中医学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走出伴随“工业文明”而出现的中医学的“末法时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中医界坚韧不拔的努力。
马克思根据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了人类社会五个形态，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非常主流的关于社会分期的看法。
假如不从人与人的阶级关系入手，而是从人类生产力水平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来看，或许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大文明阶段”。也就是采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在采猎游牧文明时期，人们的世界观是天人相应的世界观，人类依赖自然变化，也必须顺从自然变化，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也很小。农业文明的世界观，也是靠天吃饭的天人相应，尽管与此前的采猎游牧时期相比，可以有比较丰富的物质储备，人类减少了对于自然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仍然奉行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工业文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空前提高，各种高效能机器被制造出来，甚至人定胜天的思想逐渐产生出来，人们对于物质力量的崇拜逐渐取代了对于大自然的畏敬，人们奉行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都是物质的，自然界既可被认识，也可以重新安排世界。但是，工业文明只走了三百年，就暴露出来许多弊端，人们对于大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和对于自然环境过量的破坏，制造出许多生态灾难。工业文明是一个短命的文明。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联系空前方便起来，真正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逐渐看到了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系统论、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将逐渐利用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逐步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以整体生成的世界观，包容了此前提出来的各种先进思想，以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形成整体和谐、多元并存、生生不息、人与自然可持续同步发展的世界观。
工业文明时期，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中医学的伟大复兴，必然出现在工业文明之后。这是我在2007年暑假时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之后，听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然后加以体悟，产生的感想。当然，在这前后，读到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一书，其中提到“末代中医”的概念，使我既感到震动，又不敢苟从，因此，在这里提出“中医学的末法时期”的观点，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中医进入近代之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中医依然还是那个中医，看病就找中医看，吃药也是吃中药，因为西医太少，也因为看西医太贵。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生病的时候也是大多要看中医的。但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也很有限。春秋时代的扁鹊就说过：“人之病，病疾多；医之病，病道少。”也就是说，一般的人担心的是疾病太多，而医生们担心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见到著名人物的讣告里写着“因病医治无效”的话，说明“病疾多”与“病道少”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好。
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了西医之后，谁才有资格说“因病医治无效”？是谁无效？是西医，还是中医？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不同，选择的治病医生不同，就有了评判中医与西医的水平高低的言论，有的人甚至因为“因病医治无效”愤而提出来废除中医、废除中药。这第一人，就是俞樾、俞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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