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比较长，导读：
1 p6 Z6 o$ k3 T0 ~" d# R0 c0 ~: |三代人的困惑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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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 H) Z/ |2 O一、章太炎的历史困惑：废中医，还是兴中医？, o0 I/ P$ m# h z# v/ e E
二、章次公的难题：中医如何“卓然自立”？8 r* i3 }" z# V" k6 j$ @
三、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 P9 g& y4 f% T9 @8 z/ M" o0 V9 ]; E
- Y/ \! I7 t1 p! Y5 M+ o, V) M% M看清很困难，有办法才是王道；$ V0 g9 L$ m6 l* d& W
听懂不容易，做出成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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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S寻求中医“卓然自立”,章朱学派探索百年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先生在研读《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之后，提出了“章朱学派”的学术概念，他向朱良春先生建议之后，朱老经过征询邓铁涛先生、路志正先生等人的意见，接受了这个提法。孟庆云先生以《皇古融新卓然自立》为题，2014年发表在《中医杂志》第20期上，对章朱学派的特点与贡献进行了初步探索，随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后逐渐传遍全国，引起杏林同道称赞。 孟庆云先生着重介绍了章次公与朱良春先生的学术渊源与成就，突出了学术主张、人才培养、梯队建设的重要意义。他在介绍章次公先生时，追本溯源，概括地提到章次公先生是“学问博大精深的章太炎的弟子，他出于对章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章太炎为医学世家，曾向黄体仁习医，尤嗜仲景之学。”并对二章之间“宗人”的情谊有所介绍。这就揭示出自章太炎以来，以至于章次公、朱良春的传承脉络，并且说朱良春先生是“最享师承之福的大师”，他由于培养了何绍奇、朱步先、史载祥等人，既是“名师之徒”，又是“名师之师”。 笔者深受启发，曾经撰文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认为可以用“朱良春现象”、“朱家军”、“章朱学派”三个关键词，纪念朱良春大师。2019年10月12日笔者在上海，参加上海市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章朱学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传承研讨班》期间，向诸国本先生、孟庆云先生、朱建华教授求教，深切感受到章朱学派在近代百年中医传承之中的困惑与重要作用，突出表现为章太炎先生的废中医还是兴中医？章次公先生的中医如何“卓然自立”？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的如何复兴中医？ 在这大是大非的医学发展道路之中，他们站在历史的关键点上，虽然主张不尽相同，得失不一，但是他们为了探寻中医“卓然自立”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古人把立功、立德、立言称为三不朽，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因此，立功与立德本是份内之事，立言在帛贵简重的时代很不容易，在章太炎先生的时代也是很困难的。由于从事政治和国学方面的事务繁忙，章太炎先生直接看病的实践不是很多，但是其话语权与影响力很大，其对于中医发展道路的作用不容小觑。 章太炎的历史困惑：废中医，还是兴中医？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因为仰慕顾炎武（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溶、兄章篯皆善医，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他一生开方治病不是很多，而是致力于医国、医医，他担任过三所中医学院的院长，他对中医学的态度，影响了很多人。值得提出的是，他的医学立场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他的老师、学生紧密相关。 章太炎先生的老师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曾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因此被称为经学大师，在近代有很大的影响力。俞先生对中医的爱恨情仇，曾经影响了一些人，至今反中医的人还把他当做“废医第一人”。 1910年，章太炎先生在日本完成了《医术评议》的写作，这部著作就是为与“先师”俞樾以及郑文焯《医诂》（也作《医故》）的观点相争而写作的。 章太炎先生说：“先师俞君侨处苏州，苏州医好以瓜果入药，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长子之丧，发愤作《废医论》。不怪吴医之失，而迁怒于扁鹊、子仪，亦已过矣。后有郑文焯者，做《医诂》上下篇，无所发明，独尊奉《千金方》。以实校之，先师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雷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郑文焯虽素治医，乃云：古言视病，不言诊脉，惟欲按病检方。而不察起病之本，是亦徒知经方，不知医经者。诚用其术，惧不可以应变，故特取俞、郑两家之说，匡其违误，举其正则，为书四篇，文如左方。” 尽管俞樾先生晚年作《医药说》，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但是他曾经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大的不良影响。章太炎先生比老师小48岁，他跟师学习经学7年，并因为不听劝阻，执意主张推翻清朝统治，而被俞樾大骂“不孝不忠”、“非人类也！”不得已而写下了《谢本师》一文，与老师“道不同不相预谋”了。 章太炎在看待中医的问题上，与俞樾先生的观点很不相同，他早在1899年就著有《菌说》，对于西方医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日本期间，对于中西医的特点进一步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和王清任、余云岫、鲁迅一样，都是用解剖为标准来看待中医的经典《内经》《难经》的，因此在1910年把《医术评议》发表于《学林》杂志前后，他的观点必然会影响到身边的学生和徒弟们。这篇论文开头便说“余宿尚方技，颇窥众家”，他谈论医学如数家珍，“数见伤寒、温病求治于外人（西医）者，十死八九。既不晓六经传变，又以寒物却热内聚，多成结胸，视昔人所谓误汗、误下，及今世粗工以辛凉小剂治剧病者，又失之远矣。” 这是一个中医“道术衰微”与“西来奇法”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西医“审辨脏腑，形法较然，谓必有以愈于旧术”，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因此，论文虽以批评先师俞樾《废医论》为由头，希望维护中医学术的实效，但是面临的现实却在新旧医学对比十分明确的背景下，章太炎先生的心情是十分困苦的。 他“医之始，出于巫”的说法，虽然是为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明“自扁鹊、秦和，医术已不附鬼神事”，但是，其后余云岫、鲁迅等反对中医的人，却故意放大了他的缺点，一直把中医与巫连在一起、相提并论。他在《平脉篇》引用《灵枢·经水篇》的文字，认定“古人所以知脉者，悉由解剖得之。”批评先师俞樾《脉虚》论述三部九侯失当，“名曰‘废医’，乃使医术增进。” 他在《六气篇》说“夫知六气为实，五行为辞，《洪范》之言虽谬，医书顾自可通也。必以五脏属之五行，事事相比，此与白眚、青祥诸说、妄托休咎者何异？！”这些观点此后逐渐演变为否定五行的“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余云岫1917年出版《灵素商兑》正面进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理论，也因为与章太炎先生的这些主张有某些意蕴相合，因此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恽鉄樵先生1922年出版《群经见智录》，与余云岫《灵素商兑》展开论战，提出“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 余云岫反驳说：“今以《内经》之五脏与解剖之五脏相较，谬误昭然，不可为讳。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面对余云岫的攻击，恽鉄樵与中医界人士进行反击。有学者把署名噱叟的《余岩旧医学校系统杂驳议》，《驳余岩氏中医不能列入医科系统议》及杜亚泉撰《论中国医学》等几篇文章编成《中医剥复案》一书，成为广为流传的历史文献。 章太炎先生对于这一事态，他1926年在《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之中说：“得某君《中医剥复案》明中医不可废，是也。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他认为五行“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他在多篇医论中，反复阐述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他说自己与余云岫“往来频数，观其意，似以《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为有用，而上不取《灵》《素》《难经》，以其言脏腑血脉之多违也；下不取四大家，以其言五行之为辞遁也。剽剥太过，亦信有之。”他这一观点，又刊发于1927年的《医界春秋》上，向学术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章太炎先生被余云岫“谦逊”的《商兑》所迷惑，也对其批判《灵素》理论采取放任态度，他没想到1929年余云岫竟然会采用政府提案的方式废止中医，这应该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章太炎先生多次与恽铁憔先生通信，也给其新著写序言，但是并不完全赞同其学术主张。恽铁憔先生曾经赠送20册有关图书，章太炎先生1927年7月回信致谢，并直接说“鄙人少时略读医经，闻时师‘夏至一阴生’之说，以为比附卦象，非必实事。”又说：“窃观脏腑锢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唯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独《伤寒论》辨析最详，即入手桂枝、麻黄、大青龙、小柴胡诸方，变化错综，已非彼土所能梦到。” 1927仲冬，章太炎先生在为王一仁《中国医药问题》做序言时说：“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何谓自立？凡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逐渐积累经验，在众多疾病都有效验，“始可以言自立矣。” 章太炎先生再次强调“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绌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府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他批评西医“冰囊却热，犯水潠之戒；炀火逼汗，有火逆之禁”。恽鉄樵1928年秋又写出研究《伤寒论》的著作，索序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借此机会说：“是时中西医师，方以其术相倾，而铁樵固欲为中医立极者也。乃序之曰：自《素问》《灵枢》说脏腑经脉之状，于今多不验，讦者遂谓中土无医。余闻之庄生，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这种重术轻道，放弃理论指导，或者用剖衡量脏腑“本质”，与西医“求同存异”的“实证方法”，逐渐导致中医自已信心大失，这是《医林改错》以来难以扭转的“路线错误”。 假如，王清任看到了细胞、细菌，张锡纯手里有了抗生素、头孢，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些时代的难题，章次公先生、朱良春先生都遇到了。 章次公的难题：中医如何“卓然自立”？ 章太炎先生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此后还受到通缉，生活上也一度陷入窘境，这时他在上海收了两个中医徒弟陈存仁、章次公，由此改变了人生奋斗方向，由治国转入医医。 当年章太炎先生在上海曾以“卖字”为生，也就是他对蒋介石说的“靠一支笔骗饭吃”。其实他只“喻于义”，而不关心“利”，为人卓而不群，给人写字的时候从不奉承。陈存仁目睹了他的种种窘境，也为他夫人汤国梨女士多次跑菜市场，置办生活用品，甚至为应付催交20个月的房租而代她去找人要钱票。陈存仁为了缓解在章家学习兼“打杂”的辛苦，介绍了同学章次公前来拜师。此后老师家的很多杂事，都是由章次公来打点的。章次公原名成之，因慕章太炎，所以取字为“次公”，就是要做章太炎那样的事，那样的人。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喜爱章次公，称他看病“胆识过人”，又说他的脉案“笔短如其人”。 章太炎先生重视师承，他曾带陈存仁、章次公去俞樾的故居寻旧，尽管他20年前作过《谢本师》。当来到老师故居，早已换了主人，被看门的老妇“扫了出来”，又等了两个时辰，陈存仁先生回忆说：“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院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章太炎先生按照传统，执了弟子之礼，俞老夫子在地下或天上做何感想，也无人能知。 章太炎先生在杭州昭庆寺讲学三天，收徒多人，返回上海之后，师母汤国梨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应付学生的方式，他俩建议成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考试录取。汤国梨不愧当世才女，一纸招生广告，引得海内广泛响应，政界名流，纷纷解囊襄助。因此，章太炎才有了在苏州置屋办国学讲习所的资本。1927年王一仁、章次公、秦伯未等七人筹建上海中国医学院，章太炎鼎立相助，出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1929年由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等另行成立上海国医学院，仍然由章太炎先生任院长。 爱国主义是章太炎先生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早期反封建统治，后来提倡国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都进行了义不容辞的斗争。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闳硕壮美之学，而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他把捍卫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有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赏爱”。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章太炎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反对废除汉字。 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医的关注，也应当是出于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他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1924年章太炎撰写的有关中医的论著，就达到11篇；1925年有6篇中医论著；此后，一直到1935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多少不等的关于中医的论著问世。 1923年章太炎先生在学校做了《伤寒论》的讲演，记录稿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医学院院刊》第一期，由于“记录不达其意，因嘱章君次公二次抄正，复经先生手自删定，已非原稿之旧。读者幸勿以抄袭见讥焉。”这个师徒一起完成的重订本刊登于1936年夏季的《苏州国医杂志》第十期，它比较全面而准确地表达了章太炎先生重视《伤寒论》以及其对于中医学术的看法。很巧的是，这个时候朱良春先生已经转学到这个学校半年了，他从太医后人马慧卿家学医一年，慕名来到这里接受现代院校教育，有幸见到这样的学术刊物，也有幸听到章太炎先生的训话、讲演。 70多年之后，朱良春先生已经忘记了章太炎先生所讲的内容，他的浙江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听懂。只记得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瘦瘦的，留一点胡子，坐在讲台上，他的旁边站着一位书童，桌子上摆着一杯茶，还有一个烟盒，桌下放着一个痰盂。章太炎先生烟不离手，抽完一支，就接上一支；讲一句话，就喝一口茶水、吐一口痰。朱良春先生猜测，这位老人一定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他一生几次入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终生，艰苦的生活经历，一定摧残了他的身体，然而他竟然走到了古稀之年，这应当是上苍对于中华民族的眷顾，也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良师、巨擘。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他所爱护的苏州国医学校、苏州国医研究院，也在一年后因为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毁坏而关闭了。 章次公先生由于在中医学术领域的突出成就，1955年被选调到这样卫生部担任了副部级的中医顾问。毛泽东主席那时正关心中医事业的复兴问题，他让人找到了章次公来彻夜长谈。短期之内，先后两个晚上与毛主席的谈话，让章次公先生感觉到自己有责任肩负起复兴中医的大任，就经过深思熟虑写了一篇《从太炎先生论五行谈起》的学术论文，发表于《新中医药》1956年第7卷，第10期上。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中医理论的激烈论争，章次公先生也因此而被强制请到中央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3个月，这也是文革办学习班的“初级阶段”。 章次公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余杭章太炎先生，以经学大师，兼综医术，故其论医文字，有很多精湛之论，远不是我们一般执业的中医所能望其项背。即如关于中医方面的五行理论，他是抱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章次公大段引用了章太炎给吴承仁（检斋）的信，得出结论说：“太炎先生的论点，除了以仲景书中的《平脉》《辨脉》诸言五行者，误信为仲景之文外，其他都很质实，很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章次公在这里借用章太炎的学术主张，就是为了推行“质实”的中医科学化。 紧接着，章次公先生引用了刘师培《先秦史》的文章，说：“《易经》一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孔子。伏羲之时，未有五行之说，文王孔子不奉五行。故《易经》一书，无一语涉及五行。西汉焦京之流，以《易经》说灾异，杂糅五行学说，已与经文相违，而郑君之注《周易》也，则以金木水火释四象；马融作注，复以四时生五行说《系辞》，宋儒作先天后天图，至谓河图洛书，皆以五行为主，可谓岐中之岐矣。” 《易经》成书之后，的确经历过不少补充与演变，是一个逐渐丰富的发展过程，以阴阳说《易》，和以五行说《易》，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进一步运用，也是“易学”的深入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五行生克，本来与医学实践毫无牵涉，羼杂到医学里去的桥梁人物，大概是邹衍吧。”他接着引用杨宽《战国史》，进行印证。杨宽先生说：邹衍“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从原始的唯物论出发的，结果仍然陷入神秘的宗教迷信中去。”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运用，始终是与医学知识相联系的，章次公先生还引用华北名医富雪厂的著作《华北国医学院四诊要决讲义》，并评介说：“他对《黄帝内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对五行生克学说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认为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他痛切地说：‘五行生克实为医术障碍。尝考五行之说，起于周末，盛于两汉，唐宋诸儒，谓《内经》一书，全出于汉人伪造，余谓此得半之论也。----汉人迷信五行，乘机窜入，于是医学为之一厄；暨张仲景起于后汉，以六经治百病，其不取五行可知矣；乃叔和搜辑颠倒，又复羼以伪说，于是医学又为之一厄；宋元后医者，未见华元化解剖之书，未经实验，闭门而高谈五行，以饰智惊愚，于是而医学更为之一厄。余未冠时，即承家学，究心脉法，诵习经验，垂数十年，自问于医学稍得门径，窃思著成一书，一以扩古经微义，一以作后学津梁。五行腐说，铲除净尽，精义至言，足以医医，乃授之学者，而告之曰：此黄农仲景之家法也，亦吾之家法也，珍之珍之。’” 富雪厂先生的论述，得到了章次公的重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医学力图摆脱虚浮，走向实证的时代，他的“珍之珍之”的告诫，不仅害了许多后学青年，也害了中医顾问章次公。章先生当时援引其说做根据，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废除五行学说的必要性，他接着又援引了南方已故名医叶古红的观点，进行论述。 叶古红说：“经验之言为碎金，而五行谬说则砂砾。今欲整理旧学，殆犹披沙拣金。五行相克说，在所必废。而司天在泉诸神话，尤宜拉杂摧烧，不能使民生寿夭、种族强弱所关之学术，笼罩于蛮云妖雾之中以终古也。”又说：“宇内凡百事物，其真理未经发现者，无不可强以生克之义通之。五行说在我国一日不废，大足障碍一切人生日用，使永久不能与实地沟通。”由此可见，叶古红受时代的影响之深，痛恨五行学说的程度是那样强烈，这是时代的典型表现。可惜的是，中医大家章次公对于叶氏的观点，竟然表示出非常认同。 章次公先生评论说：“这是正确的。医学是科学，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装点门面，擦上许多唯心的脂粉呢？如果连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学术史上的源流派别，怎样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五运的分别怎样，都没搞得清楚，而牵强附会，谈论五行与医学的关系，则诚如太炎先生所讥切的：‘实令人笑耳。’总之，原始的五行学说，通过了方士的利用，而一变再变，早已不是朴素的唯物论，而是成为抽象的代名词了。医家因为它是每一朝代的‘显学’，受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自然要很快地羼入医经，就成了医家理论的主要骨干。我们必须认清‘代名词’的应用价值，全靠所代表的那些事物，以及发展的原理、原则而定。假使有些事物和原理原则，不适合用‘代名词’的场合，而牵强附会上去，那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太炎先生不是说过‘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的吗？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 章次公先生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在解剖实证的世界观支配下，必然会得出废除五行学说的主张。虽然，他所引皆是名家论述，尽管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都反对五行，述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在解放前取消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废止五行走“科学化”道路，是中医界求生存的被迫之举，是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而解放后，尤其是在对中医提倡“系统学习，全面继承，总结提高”的时刻，再提出废止五行的主张，自然会引起人们痛苦的联想，以及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争鸣。 争鸣之中，章先生处于明显的少数，有人辩不过他，就提出发动南京、上海的中医界一起来批他，甚至提出来撤消他的中医顾问职务。 与陈邦贤一起合编《中国医学人名志》的医史学家严菱舟，在《中医杂志》1957年第4期上，首先发表了“关于中医五行学说的讨论”，文章不点名地与章次公先生的文章进行争鸣。此后在《中医杂志》第6号上，发表的署名丁光迪的文章《学术争论：试谈五行》，则直接点出了针对的目标就是章次公先生的文章，文章从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出发，对于中医界的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从最近接触到的，五行学说的存废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中医同仁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仁认为，五行是空洞唯心的，在临床上没有用处；个别的还提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该早予扬弃的’（注：此括弧是原作者所加，括弧内容为：见《新中医》56，10，章次公文），究竟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是怎样的？要不要扬弃？这是值得慎重研究的。” 丁先生的文章直指章次公，学术争鸣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们谈论的五行学说也的确是学术问题。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但是，这两篇文章刊登的时间，也许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此前的具体斗争，也许是很激烈的；相互之间的辩论，也许是很不平静的。章次公给上海一位同道写信说：“志鸿弟：谢谢你各种建议，上海同道对我的看法毫不足怪，写阳湖赵翼一首诗给你留念：‘双眼全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道短长！’论诗五首之一。南行恐无望。小兄，次公”。 在章次公先生的信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的不满情绪，也不难看出他不愿“随人道短长”的决心。因此，他进了中央党校，尽管他不是党员。而且，他这一去就是三个月，每周一去报道，每周六回家，每天面前摆着马列的著作、毛泽东的书。既没有人过问他的学习结果，也没有人到他的房间去看看，好象人们都躲着他。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从来都没有这样寂寞过，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苦闷里。 有一天，他意外地看到他的爱徒朱良春提着一兜水果进来了。 章次公赶紧迎上前去，紧紧地抱住朱良春，不停地拍着他的后背：“老弟啊，老弟啊！你可来了，你可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此时，高大的朱良春出现在他面前，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朱良春仔细打量着这个位于一处王府之中的屋子，房间不小，当时已经是年底了，屋里只有一盆炭火，一床被褥和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外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房间，让人有一种清冷的空旷感觉。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交谈，外面的世界又通过朱良春的叙述，来到了章次公的心里，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的近况，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他久已消失的脸上。 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周总理忽然问：“怎么最近见不到章次公先生了？他在忙什么呢？”有关人员汇报了一些情况，他说，学术问题吗，不是政治问题，不要搞这种形式。因此，章次公又获得了工作的机会，获得了为人民解除病痛的权利，他被安排到了北京医院中医科，在那里救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也为他赢回了一个中医临床大家的声誉。 然而，章次公出来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一时之间中医界也投入了战斗，人们忘了章次公废止五行的主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右派分子”，批判章伯钧、李健生，批判龙伯坚、金宝善，批判一切“可能的敌人”。 《健康报》发表了“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的社论，卫生部长李德全发表了“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的文章。在这样的形势下，章次公先生也于1957年11月发表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龙伯坚向党的进攻”的署名文章，他拿了“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这么大的“官腔”批判他人，不知道是否出于本心，还是为了紧跟形势，他这个中医专家被人们动员了多少回。 章次公先生不止一次地，对到北京看望他的徒弟朱良春说：“良春老弟啊，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三缄其口！”他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吧？ 曾经的挫折，曾经的苦闷，或许已经埋下了疾病的根苗，豁达、诙谐、博学、善谈的章次公，被毛泽东誉为“难得之高士”的章次公先生，因肺癌骨转移，于1959年11月6日零时55分在北京去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曾深情地对陆广莘先生说：“欲求融合，当先求我卓然自立。”这也是他留给所有中医人的深切嘱托。 对于章次公先生的离世，《人民日报》《健康报》都发了讣告，在陶然亭进行公祭，周总理等送了花圈，骨灰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他的九个子女，在周总理过问下，卫生部每月按副部级家属待遇给100元生活费，1964年章次公的夫人戴福珍主动提出申请停止这项补助，卫生部干部司致信感谢这种高尚之举。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道术并重复兴中医 章次公由于忙于诊务，生前除了有少数文章发表之外，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出版。朱良春先生在章次公逝世20周年、40周年、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都积极筹划，举办纪念活动，征集有关文字，搜集章次公先生的医案、讲稿、文章、书信、书籍眉批、按语，结集出版，终于有了《章次公医案》的出版，有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的问世，有了《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吉光片羽的汇集。 朱良春先生在年已耄耋的时候，在工作非常繁忙，自己的经验、著作都需要整理的时候，念念不忘对于章次公先生学术成就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医学，为当代中医史保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值得称颂的，也是每一个中医学徒之人学习的好榜样。 当代许多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朱良春、路志正、焦树德、任继学、周仲瑛等，都是在中医处境日趋艰难的时候，学习了中医，传承了中医学术的。恰如2006年这些老先生们《告全国青年中医书》所说：“青年中医们、莘莘学子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这些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中医们，聚首冬暖如春的美丽羊城，一起参加‘全国第二届著名中医药学术传承高层论坛’盛会，心情格外高兴。中医药学术传承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十几年之前，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拜师大会上，我们就提出了‘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号召。近年来，看到中医药学后继有人，我们深感欣慰的同时，对全国青年中医与在校的同学怀有殷切的期望。我们青少年时期，是在旧中国度过的。我们在亲身经历了旧社会的灾难之外，还饱受排斥中医、取消中医给我们带来精神和事业上的创伤。但我们仍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中医，传承了中医。我们深切体会到今天的中医事业来之不易，也深切感受到中医事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老中医们尊尊告诫说，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她与中华民族一起走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药学以她独特的学术体系，五千年来安全有效地解决了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今天她依然优秀地与西医一起，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是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卫生力量。中医药学优秀的学术体系，历经SARS之战洗礼，不仅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使世人重新正确认识中医。中医药学首先由针灸技术的推广，已经走向世界100多个国家，成了向世界传递中华优秀文化的先行者。 老中医们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决策英明，我们坚决拥护，并将责无旁贷地将中医的科学体系发扬光大，传递下去。中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要求，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 中药防治疾病，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她，与一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行骗的行为一样，都是伤害中医事业，危害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的行为，我们坚决不答应。 “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她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技术、内容丰富的治疗经验。她的基本理论，既古老又新颖，21世纪与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相结合，必将突飞猛进，造福于全人类。青年中医们，你们理应知道祖国和世界人民对于你们的期待，期望你们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因此，必须打好中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功底，成不了优秀中医人才，也不会成为中医大家、名家，所以我们倡导你们要学好经典著作。经典是中医的‘根’，历代各家学说是中医的‘本’，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仁心仁术’是中医之魂，德才兼备是对苍生大医的严格要求。中医理论得益于丰厚的中华文化，你们有良好的现代科技基础，更要努力学好传统文化，才能在未来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我们希望你们：读经典及历代名著，勤临床，跟名师，创新论，成名家。我们要说的话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传授给你们的亲身感受也很多。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与文集，但是，我们对于你们的殷切期望，祖国和世界人民对于你们的期待，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历史正在关注着你们。道路就在脚下，努力吧，青年同志们，未来的苍生大医们!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13亿人民对你们的期待!” 这是2006年12月20日，在广州出席“第二届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会议的“全体老中医”的尊尊告诫。沿着他们所走过的道路，看看他们成长的坎坷过程，对于今天的中医们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38年，朱良春先生离开上海，回南通开业之前，章次公先生送给他一枚图章，上面有16个字：“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 这不像一个35岁的中年人与一个21岁青年的道别，而是一个承载着中医使命的嘱托。一个医生如果要达到图章所说的这个境界，那就是当世的仲景，再世的扁鹊。这是当时取消中医思潮之下，“大医精诚”思想的时代阐释，也是今天每一个中医难以达到的境界和追求。 创业时期的朱良春先生，舍诊赠药，以表里双解的方法救治大量登革热患者。在齁神殿开办中医学院，自编教材，历经4年培养出20多名毕业生，交给新中国。挖掘民间经验，培养三支花，誉满杏林。著作《虫类药用药经验》，创制益肾蠲痹丸，建立研究所，南通良春中医院，带出一支朱家军，成就“朱良春现象”，靠的都是过人的胆识与胸怀，敢于担当，勇为天下先。 纪念和学习朱良春先生，有三个关键词：朱良春现象、朱家军、章朱学派，这是一个由“现象”而逐渐形成的体系，体现了中医学术流派自然产生的过程。章朱学派从中医最为困苦、坎坷的时代走来，不断探索中医学术自立、自强的方式方法，既深接着历史，也面向着未来。 朱良春先生尊师重道，善于“发皇古意，融会新知”，他主张“道术并重”发展中医，倡导“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元神”，继承和发展了章次公先生开创的“融古创新”思想。 中医辉煌几千年，关键在于有传承，学派最大的特点也是传承。 滚滚江河向东流，奔流到海不复回。 学派的形成，有源头，有流派。只有源出高原，不断汇集江河，才能走过千山万壑，奔流到大海。也就是说，在学派形成的过程里，自觉地站立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直面时代困惑，聚集能量，解决当代发展的难题，做出不同寻常的贡献，才能成为走得久远的学术流派。没有传承的著作，偶有一得的文章，尽管经过奋斗而难能可贵，但绝对不是学术流派。 章太炎先生关心祖国的命运，办学校，讲学术，培育了大量优秀中医人才。章次公先生在早年学医、行医、讲学的人生历程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善于学习，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他受章太炎先生影响，注重印度因明学，把中西医知识融合起来，力图革故鼎新，做了很多融古创新的尝试，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有成功，也有失误，都是出于对中医事业的热爱。 章次公先生早年号称“小孟尝”，他爱惜人才，解衣衣人，推食食人的故事有很多，都非常动人。 朱良春先生早年求学，从跟随太医传人马慧卿先生抄方一年，然后进入苏州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再到上海国医学院毕业，由传统奔向现代。他青年时期要求自己必须“日有一得”，直到耄耋之岁还追求“止于至善”。他既虚心向经典学习，也真情向民间中医请教，因此才能成其大。他讲学各地，“知识不保守，经验不带走”，传承学术，鼓励后人，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彰显出坦荡胸怀。 有胸怀，才能海纳百川。有传承，才能发展壮大。 毫无疑问，章太炎先生有很多弟子，章次公先生也有很多学生和传人，而能发扬光大其学术特色的中医，不是很多；能够开宗立派，传承到未来的人物，更是凤毛麟角。 开放的章朱学派，鼓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主张开放包容，传承发展。认同章朱学派皇古创新的学术理念，传承与发展章朱学派的学术特色，就可以加入这个学术流派，并且可在此基础上创立“章朱王”、“章朱李”、“章朱赵”等学术流派，继续传承与创新，不断发展壮大。 当年，董奉为人看病不取报酬，只让患者广植杏林，为的就是做大做强中医药事业；中医学术流派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必将会使中医药事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健康中国，走向世界，影响全球，保佑苍生，造福大众。 2019年10月25日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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