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1-3-13 11:3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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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A; L& i* x# e* x) ^不懂历史学家“后世笔法”，就会误解扁鹊、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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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2 L% l; g/ y2 @2 p8 U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 e/ h. ?5 X! G2 x: W1 J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 C9 F" \7 n3 O/ ]7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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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 y6 M6 F. P: } 读懂《史记·扁鹊传》不容易，很多人不懂历史学家表述前人事迹的时候，会经常采用“后世笔法”，就会闹出很多误会，甚至误解了历史学家的本意。6 q& f2 S9 S: s5 |
比如，司马迁说扁鹊过邯郸，到洛阳、来入咸阳，有人说这些事只能在战国时期出现，春秋时期这三个地方不是国都，或者不叫这个名字，因此，扁鹊“不能来”。这完全是误解，不了解历史学家写书的“自由度”。7 E, f7 `3 \2 ` a9 p2 d7 w
下面是我在1996年出版的《神医扁鹊之谜》之中所写的一节文字，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扁鹊，也可以有助于大家不误解历史学家司马迁。8 |4 Z& M& o; k& }8 Y
. M$ e( t" M/ f7 |" ]/ M第五节 《扁鹊传》中的“后世笔法” 如前所述，扁鹊秦越人约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赵简子大体同世；司马迁《扁鹊传》所载史料基本可信；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所列扁鹊为越王勾践时代之人的考证意见也当尊重。但司马迁《扁鹊传》撰写时已上距扁鹊生年有几百年，有些笔法是后人追叙前辈事迹的“后世笔法。。辨之不真，易误认为扁鹊乃战国中后期人。 卢南乔先生云：“从经历说，扁鹊曾到过己成为赵都的邯郸的，本传说他‘过邯郸’，和他‘过虢’、‘过齐’，‘过雒阳’、‘入咸阳’，无一不为国都可证。我们知道，赵始有邯郸．其时在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始都邯郸’其时在赵敬侯元年（前386年）。扁鹊‘过邯郸’，只能在‘赵始都邯郸’以后，这是铁定不移的。赵简子虽‘专国政’，还是晋卿，还住在晋国的都城------绛。《扁鹊传》中始终只说扁鹊‘在赵’扁鹊‘过邯郸’，赵即邯郸，前后可印证；却不曾说他到过晋或绛，这也是确凿可据的．综合上述三事来看扁鹊绝无可能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是可断言的，因而历来以赵简子为定点去考辨扁鹊年代是不明智的。” 何爱华先生《秦越人（扁鹊）事迹辨证》也持此观点，他说：“司马迁在《扁鹊传》中确定：‘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日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实。这种事实，都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域中进行的。这种事实，在上述论著中，已为一些学者们所共认。我认为这种事实是确指：邯郸，在春秋时期．原为卫邑，后属晋，自前386年，赵敬侯由中牟迁都于此，定为赵国都城后才日益繁华．这样，他（扁鹊）过邯郸，才能为带下医的。雒阳，在春秋时期，一直叫‘成周’，战国以后改称‘雒阳’，由于周人保持一种尊重老人的传统和遗风，这样，他过雒阳．才能为耳目痹医。咸阳，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于此，筑冀阙．商鞅第二次公布变法，革除戎狄旧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秦国才有爱护小儿的社会风气。这样，他入咸阳，才能为小儿医，而‘随俗为变’地做了儿科医生工作。如果对这种事实都不能承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根据来论证他的医事‘活动时间’？” 司马迁在《扁鹊传》中指出扁鹊行医过程中曾经到过这一带地方，并没有说扁鹊所入之地都是国都。周王所居的城市叫王城，成周或洛阳并非周朝的国都，邯郸在很久以前就是赵氏封邑．所以《左传．定公十（公元前500）年》就有迫叙邯郸赵午的文字，其中云：“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因为赵简子的同族赵午世封邯郸才得名。邯郸午”；赵简子杀赵午之后，也因赵午世封邯郸才让他的嗣子“二三子唯所欲立”继其世位，所以扁鹊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是完全可以的，不必再等一百多年邯郸成了赵国都城后，才“闻贵妇人”；“周公作雒”，它虽非当时周朝的国都，但扁鹊之世，洛阳城是存在的，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洛邑或成周之内，世居周人，扁鹊“过雒阳”不必在战国之后．也无须多辩。咸阳一带，自古为秦人居住，司马迁云：“来人咸阳”是其身在长安，写东方的医学家扁鹊跋涉干山万水，为三秦人民的健康，不辞辛劳由勃海之滨向西“来入咸阳”一带行医。爱子之心，古即有之，何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才懂得爱小儿？司马迁在《赵世家》和《扁鹊传》中两次言之凿凿地指出，扁鹊诊过赵简子，卢先生强人所难非要太史公写明人绛，才能得以“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其偏颇之失，也甚明显。 前人误出其说，或许与不明史家的“后世笔法”有关。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之说，司马迁记武帝时事用“今上”“上”等是当时笔法，其述武帝之前的事则用后人追叙齣入的。后世笔法。史家称谥是一种惯例．如《左传．僖公十八年》云：“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虫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瀛，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予，生公子雍。”死后才加谥，文中“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死后的谥号。生即称其谥号，是为后世笔法：赵简子、桓侯都是谥号，这也是史家后世追叙笔法。 《扁鹊传》中。勃海郡”可能是赵简子时晋国或赵邑的“勃海郡”，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可知当时已行郡县制，但县大而郡小与秦汉不同．但赵简子时代晋国虽设郡县，因年代久远其疆域己难详知，所以称扁鹊为“勃海郡”一带的人，更有可能是指汉代的“勃海郡”。《汉书．地理志补注》、《畿辅通志》等皆云鄚在汉初属勃海郡，后才改属涿郡。后章于此还要详论． 周代管理医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医师”，“太医令”之官职出于秦。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秦穆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置官司”，但太医令之官极有可能是商鞅变法时设置的，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扁鹊为战国中期之后的人。同样，洛阳在春秋时一直叫“成周”，战国时才改称“洛阳”，邯郸和咸阳也是在战国时期才成为赵国和秦国的都城的，司马迁记述秦越人到过这一带行医，至于当时是否为今名或是否为赵、秦首都，那是无关紧要的．不会影响他准确地表述秦越人的行医概况。“扁鹊名闻犬天下”“随俗为变”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商朝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其始祖契“封于商”而得名．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明确地记述了这件事，但他于卷首称“殷契”而不称“商契”。盘庚迁股，商始更名为殷，此距契已相当遥远了。称其为“殷契”，这种后世笔法，不会造成混乱，所以不必刻求作“商契”才为正确．同样，《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虞仲为了把周的社稷传给他而“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正义》注云：“大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讳楚（庄襄王名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此又是以后世地名记前人故事的例证。《史记．三代世表》云：．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历，明天端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文中“太伯之吴”，也是后世笔法，指太伯逃到吴越之地，非当时地名也。又《史记．河渠书》云：大禹治水时“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张守节《史记正文》注：“华阴，县也，魏之‘佣晋’，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可见华阴也是汉代地名。司马迁称“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也是以汉代地名标示老子的籍贯。在不影响正确表述时．史家可以灵活变通以后世笔法表达之，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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