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张文康老部长用“三个字”回答我

曹东义

卫生部张文康老部长用“三个字”回答我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06年，我主编并出版了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分两部分，前边是“史实篇”，后边是“反思篇”。

序言之后我先介绍了“人类与瘟神的战争”，介绍了外感热病的简要历史。紧接着就是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介绍非典从广东河源如何蔓延到广州，从深圳再到山西、北京，疫情逐渐北上；广东中医药人员是如何撞上这场瘟疫，他们如何在早期摸索和积累经验；

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写中医药经历近代屈辱历史，毛泽东大笔一挥救中医之后，邓铁涛先生在为正确认识中医而战斗的时候，他写信给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副总理吴仪总指挥，为中医药进入主战场建言献策，后来才有了吴仪副总理在京接见中医专家。

第四章“奋起反击”，写了三军会师小汤山，小汤山人人服中药的局面，也写了中医各家建言献策。第五章“胜利会师”也比较好写，写科研过程及其成就，都容易表述。

比较难写的史实，是政府和有关部门研究、决策的情况。

我在第三章“燎原北上”之中，写了“疫情如火考验疾控能力、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三节。

虽然，当时卫生部长张文康先生被免职，但是绕不开他在这一时期前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因此，我在书稿完成之后，就到北京交给有关人员，留下一封信，让张部长看看哪些地方违背了历史事实？或者哪些文字伤害了他的感情？时隔不久，他的秘书来电话表示慰问，并且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材料写，张部长不发表任何看法。”

事后，书籍出版，我挂号寄给张部长，也寄给了高强部长、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感谢他们带领大家走过非典，感谢他们给了中医机会。

后来，我在孙涛局长主持的会议上，见到退休了的张文康老部长，我说：“张部长，您还记得我寄给你一本《中医群英战SARS》的书吗？”

他坐在那里，望着我，沉吟片刻，告诉我：“关于这件事，我可以用三个字回答你。”

我急着问：“那三个字啊？”

他动情地说：“你懂我！”

张部长当过第二军医大学的政委，也当过国家局的局长，他很有魄力，也很幽默。有一次，我在广州陪同邓铁涛先生出席中医名师与高徒的会议，他快步走到邓老面前，抓住邓老的手说：“邓老，邓老，在您面前，我们都是儿童团啊！”

在《中医群英战SARS》的第二部分，“反思篇”之中，我在探索了中医历史地位、现实作用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中医药的的作用。

朱良春先生说：“西医运用已有的设备与手段，对症处理，成为主流，一统天下，中医几乎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不是邓老等大声疾呼，敢于参与，恐怕中医药将一直被排斥在外，不予考虑，那将是中医药的极大悲哀！”

有不少中医学家，在引经据典，博览群书之后，提议把非典命名为“肺湿疫”、“肺毒疫”、肺痹疫等，认为这些命名更有中医特色，也许更能反映中医对非典的认识。然而，也有专家认为，一旦这些新命名的名词引入中医界，其负面影响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应用了“肺毒疫”、“肺湿疫”等名称，那么：

首先，在中医内部要来个重新改名的学习和认识。

其次，对将来不了解这是由于命名而造成的“一病”变“二病”的人来说，对改名前的文献的学习，就需要考证和重新对译。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快就把命名前的中医防治“非典”的学术成果封进了需要“考古”的文献堆里了。

第三，对西医乃至全世界医务人员来讲，新病名必须要通过翻译才能明白。

第四，对于全国人民来讲，非典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病名，而所谓的新命名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不是我们中医“自绝”于人民吗？

第五，对于管理者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既已将“非典”纳入了作为传染病管理病种，就不可能再纳入所谓的“肺毒疫”或“肺湿疫”。

因此，不难看出，中医对非典重新命名是百害而无益，是自寻麻烦，自设门坝，这将十分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我在书里，用了将近十万言的篇幅，记录下中医界献言群英的论述，实在是为了完整地反映这一壮举。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已经年过花甲，或已入耄耋之年，他们既有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素养，又有多年亲战疫魔的直接经验，所以他们能够在SARS瘟神到来的时候，在没有直接见到患者的情况下，都能够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并且各具风采，别有洞天，这真是中医药的宝贵财产，不可多得的珍宝。在收录这些文章的时候，虽然也想精练一些，能够有所取舍，然而，实际做起来是那样不容易。虽然不是字字珠玑，不知如何取舍，却怕遗失了精华，再难寻觅。当年司马迁把仓公淳于意的25个病例，全部收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或许就有笔者的苦恼：不如此，就不足以见神龙之首尾。

其实，SARS是极有代表性的一种外感热病，以发热为突出证候，现在多认为它属于温病范畴，但是它自始至终几乎都不出现神昏谵语、斑疹透露的营血证候，而伤气与虚脱却很常见，这与温病经典的卫气营血传变规律不同。人们为什么不使用麻黄汤、桂枝汤辛温解表？《伤寒论》过时了吗？有严格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依据吗？张仲景所说的温病，与后世所说的温病一样吗？清代温病学为什么不取仲景定义？温病“在卫汗之可也”的辛凉解表治疗法则，果真能阻断外感热病的进程吗？姜春华先生的“截断扭转”学说，似乎否定了辛凉解表阻断热病进程的作用。

2020年在湖北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与17年前的非典有相似而有所不同，张胜兵、詹涛的辨证论治，曹丽蓉自救成功，葛又文“清肺排毒汤”风行全国，都说明中医药潜力巨大，的确如邓铁涛先生所说“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中医药在湖北战场，一开始不被理解，世卫专家组没有中医，不看中医治疗的医院，研究报告只字不提中医，张伯礼院士总结的“三个无中医”，很形象，也打动了孙春兰副总理，她问为什么是“三无”？后来才逐渐改变了之一的地位。世界范围的疫情爆发，欧美各地灾难深重，让大家深刻认识了中国制度的优越，而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有中医，新冠变感冒；没中医，后果很难料。”

2021年1月，石家庄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疫情反扑，我13日提出“大水漫灌，让高风险区，变成耐火材料，降低发病率。”17日，邢台市卫健委推广预防服药，19日石家庄市防空办发通知，让两天之内对高危人群服用“清肺排毒汤”，国家局王志勇局长、葛又文也来现场指导。大水漫灌的中药预防，显示了中医药的独特威力，远在疫苗的保护作用之上，中医主导，西医配合，成了新的模式。我撰文说，中医药主导“解放石家庄”的“石家庄模式”能够解放全中国，也能解放这个世界。

古为今用，需要深刻反思，外感热病是否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众多的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有无共同的传变规律和相似的治疗理法方药？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先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

《内经》热病、仲景伤寒、清代温病，在证候上基本相似，都是论述以发热为主要证候的疾病，包括了现代大部分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但是，伤寒与温病学派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外感热病的病因、病证、传变规律和治疗方法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长期论争未能统一。

伤寒与温病学派的分歧虽然有可能是病种、病证不同，但更主要的是认识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历代外感热病的理论与治法方药的继承远远大于相互的区别，都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因此存在着可以统一的基础。

在现代中西并重、结合的背景之下，我们借助于科学的慧眼，看到了古人所看不到的戾气、病邪，知道了多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感染过程、病理变化规律、治疗的关键环节。

那么，既然《内经》热病、仲景伤寒、清代温病，在证候上基本相似，都是论述以发热为主要证候的疾病，包括了现代大部分传染性、感染性疾病，那他们所阐述的理论，就存在着共性，就有统一起来的可能。

相关的话题还有许多，我在“反思篇”不仅探索了SARS中医病因如何求？其发展变化如何与历史对接、如何辨证、如何治疗，而且展望了外感热病学说如何由寒温论争，逐渐走向统一。

2008年，我主编、出版了《热病新论》，2017年与方朝义教授主编、出版了《寒温统一辨治外感病》，2018年担任荣誉主编，出版了《中医热毒理论与临床研究》，都是这一领域的有关研究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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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3-11 13:41:38

中医群英战SARS》

——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

2005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问审阅：邓铁涛、任继学、朱良春、李经纬、
余瀛鳌、贾谦、李浩、李恩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3-11 13:42:38

曹东义发表于 2021-3-11 13:41" A2 d9 ~- T7 V
中医群英战SARS》6 u0 l8 L% G3 ^- s6 Y" @: w

4 N6 V$ C9 o- D6 W——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

序

2003年的春天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春天，一场史无前列的瘟疫——SARS突然袭来。正是在这个春天，我从唐山调任河北省卫生厅厅长。上任伊始，就紧张地投入到抗击SARS的战斗中。
河北环绕京津，是首都的“护城河”。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神圣。如果河北不保，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本书《挺起胸膛，保卫心脏》一节，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燕赵大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正确决策，反映了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中医药人员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英勇事迹，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直面历史、直面中医，阐述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启人深思，耐人寻味，为更加有效地防治SARS等重大传染病开山辟道，埋石铺路。从这个角度说，这不仅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本书主编曹东义教授，20年前受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余瀛鳌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到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以来，先后主持多项课题，关于扁鹊秦生平事迹的研究获得1993年度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研究报告《神医扁鹊之谜》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优秀著作奖。他的论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和他主持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科研课题“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为完成这部著作，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任继学、朱良春、李浩教授，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李恩教授，著名医史专家李经纬研究员，著名中医文献专家余瀛鳌研究员和著名中医发展战略研究专家贾谦研究员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其索序于余，故读其书，感其事，嘉其成，是为序。

王玉梅
2005、8、25

名家点评
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点评意见：
中医药为中国防治SARS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这一段史实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分“史实篇”和“思考篇”，根据大量资料，完整地勾勒出SARS疫情的经过以及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发挥的作用。“思考篇”则汇集了各地中医防治SARS的理论和经验。这些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知识，经过系统整理后对中医药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研究者又结合外感热病史的演变，对SARS的中医认识提出了有意义的见解，建议将伤寒、瘟疫、温病融合为外感热病学，这一设想十分可取。
无论是在史实整理，还是在对中医SARS治疗认识的综合整理方面，本研究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全面详尽的，就此引出的思考也很有见地。研究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应予通过鉴定，并建议申报奖励。
南通朱良春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教授主编之《中医群英战SARS》书稿，是一部展现中医参与抗击SARS完整、全面的记录，也是通过实践融汇综合形成的《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奠基之作。书中搜集了大量客观、生动的资料，以具体的事实来证实中医药不但是能治疗急性热病，而且疗效是卓著的。有力地为中医扬威，为国争光，让中医药更顺利地走出国门，为世界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贡献。
书中对中医热病的源流、病因、论治等方面的论述，是中肯的、客观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为提高中医外感热病诊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医药剂型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此书之出版，将对新的《外感热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点评意见：
本课题设计是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部分。“史实篇”从中医的历史发展陈述了中医歧黄学术是活人之术，从《内经》到《难经》，从解剖到理论，阐述了中医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反思篇”展示了中医既能治疗传染病，又能治疗疑难杂症的能力，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评价。历史证明中医学术继承发扬光大，为世界人民健康服务的事实。
该课题研究资料丰富，史料真实，论证可信。传承中医治疗未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急救方药，使中医代代相传，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议要有系统性，完整性、有些史实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些政策的把握要进一步准确。有些观点还应进一步研究确定，如“某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种提法似不恰当，缺少原则性。应当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写实、写准。
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点评意见：
由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持的科研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课题（课题编号：0398）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分“史实篇”与“思考篇”两部分内容，共计40万字左右，“史实篇”客观记述了SARS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对广东省中医界如何采用中医外感热病理论指导临床防治SARS，进行了经验介绍。在此基础上，“思考篇”从中医药发展战略的高度，揭示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医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项研究选题针对性强，研究目标明确，资料丰富，数据可靠，研究成果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内首次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SARS防治，以及中医诊治规范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结论和较新观点，为国家及相关部门汲取SARS防治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与依据，特别是为国家将中医药纳入重大突发疾病应急系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一份难得的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项课题完成得相当好，同意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专家李经纬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SARSA于2003年春突袭，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特别在初期，中国医疗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一时还难以发挥作用，使治愈率与并发症均不能令人满意。在中西医结合、中医较广泛参与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治愈率提高了，并发症降低了，从而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一致好评。
《中医群英战SARS》之研究，忠实调查研究，客观分析综合，求实总结经验，认真反思教训，对SARS流行，被控制，以“史实篇”和“思考篇”，两大部分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述。资料翔实，分析研究客观，给我们当代乃至后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资料与有价值的借鉴。他们对SARS的研究，是很有见地的，成功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研究员的鉴定意见：
由曹东义主撰之《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堪称是与时俱进之现代疫病专著。它体现了中医药学重视学术源流变化，突出临床疗效，阐析当前所客观存在的学验思辨概况。而全书的主旋律，又是以论析SARS等病证的规范研究。作者表述了历代对有关疫病的证治特色及优势，复能结合当前现实应用、需求与发展。应予肯定的是，撰论符合史实。作者能站得高、看得远，从总体构思进行分析、讨论。
书中面对SARS的病证所属和中医对SARS在辨证结合辨病的认识，对“寒温统一论”，和伤寒、温病、温疫的病证特色和区别要点进行了阐介。尤为重要的是，全书将中医学术思想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应用。故在学术性、规范性、实践性和传承发展与实际应用方面，均堪称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申报奖励的优越条件。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李浩教授点评意见：
人类与SARS的艰苦斗争虽然告一段落，然而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仍然没有完全看清瘟神的真面目，还有许多待解的难题等着人们去攻克。禽流感、艾滋病的猖獗蔓延，也证明瘟神并没有走远。在中华大地上苦苦探索、奋斗了几千年的中医学，在SARS瘟疫的考验面前表现如何，值得学术界认真总结和深思。
曹东义教授承担的这一课题和课题的总结报告《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以大量的事实记录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再现了那不平凡的艰难岁月。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能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大棋面前，从战略的高度，深刻思考中医学的历史价值，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技术的得失问题，思其所以得，也思其所以失，着重阐述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作者把自己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体会奉献出来，供后来的人们继续研究，不断总结、反思，以有利于形成新的见解、理论，有利于将来更有效地防治SARS、禽流感等新旧瘟疫。
综上所述，这不仅是一部回顾性的研究，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同意通过鉴定，并申报科研成果。
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点评意见：
曹东义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是在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课题立项之基础上，总结撰写的一部创新之作。全书分《史实篇》和《反思篇》，用辨证的唯物史观记述和总结了2003年在我国发生的SARS历史以及中医药学在这场与SARS斗争中显示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书具有详实的史料性、政策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史实篇》回顾了中医在与瘟疫病斗争的历史，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谱写的新篇，使医学界和社会上认识到中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了中医学，也显示了中西医结合互补的优势，提高了中医药学的地位。
中医药学是以传统文化为母体，其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此次与SARS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该书做了客观的反映。
该书科学地总结了中医药在防治SARS斗争中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治疗观的特点。对于当今整体医学的发展将起到示范作用。
全书从科学发展观将传统的广义伤寒、瘟疫、温病的内在联系加以融合，提出“中医外感热病学”，在医学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将会再现一次辉煌！

序 3
名家点评 4
引言 10
史实篇 12
序幕：瘟神与人类的战争 13
第一章：瘟神偷袭广东 18
瘟神发难十面埋伏起烽烟 18
吕玉波说最难忘怀属当初 26
广东经验促成中医介入 31
第二章：高高挺立的中医 39
中医的一段屈辱历史 40
禁用词语大笔一挥救中医 46
邓铁涛论正确看待中医 52
为中医完整体系而守侯 58
向中央为中医参与请战 62
可资借鉴的石家庄经验 70
第三章：燎原北上 76
疫情如火考验疾控能力 76
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 93
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 113
第四章：奋起反击 123
中医药进军主战场 123
紧急启动中医科研 132
中医群英献方献策 144
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215
第五章：胜利会师 222
三军会战小汤山 222
流调与出师香港 230
中医会师京东宾馆 239
收获香山科学会议 268
反思篇 277
第一章：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277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时代形象 278
再次突显中医热病辨证治疗特色 280
收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282
蕴育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突破 287
第二章：SARS促使伤寒温病统一 290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291
广义伤寒学说的历史价值 292
温病概念广义狭义的演变 293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于解表 294
统一热病学说是我们的任务 295
第三章：SARS的中医病因如何求 297
疫气只说明热病的流行性 297
伤于寒只是热病的诱因 298
温热邪气说源于辛温方难用 299
毒疫之气共同构成热病病因 301
第四章：SARS按什么规律传变 303
张仲景六经分证及其演变 303
后世论传经现象的不同学说 305
明代吴又可论疫有九种传变 306
温病学派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 307
第五章：阳郁为热是热病的共同病机 310
外感热病包含的病种多而复杂 310
伤寒与温病是病种还是证候之差 311
郁阳为热是伤寒温病的共同病机 313
炎症反应是热病共同的病理基础 314
中医治疗热病主要靠宣泻郁热 315
第六章：SARS应如何辨证 316
万友生八纲统寒温 316
杨麦青以伤寒统温病 317
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 318
试说五级病证诊治体系 320
第七章：SARS应如何治疗 324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 325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 325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 326
历代都说辛温解表难用 327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 328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 33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3-11 13:43:36

曹东义发表于 2021-3-11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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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天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春天，一场史无前列的瘟疫——SARS突然袭来。正是在这个春天，我从唐 ...

张文康根据什么断疫情
站在全国的角度写非典的历史，我们就不能避开这样一个敏感的关键人物、卫生部长张文康，他刚刚因为工作出色而连任，仅仅过了一个月，又因非典之战而免职。“临阵换将”，向来为兵家之大忌；“朝令夕改”，也非智者之举措。是什么深层的原因导致了这一尴尬结果的必然出现呢？新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亲民爱民，人民的健康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大局，所以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卫生部长一职仍由政治局委员、吴仪副总理兼任，真可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初的临阵易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4月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新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这是中国卫生部第一次就非典型肺炎公开发表看法。笔者认为，张文康部长4月3日的答记者问和以后迅速发展的疫情导致了这件尴尬事件的不可避免，而张文康部长的疫情判断是这一切结果的原因。那么，张文康部长根据什么材料、报告、“科学依据”做出的疫情判断呢？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再一次感受当时那不愉快的气氛，深思所以出现这种场面的原因。终于，我们发现是什么影响了张文康部长的判断，是什么决定了双方立场、观点的严重分歧。
据《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4月18日刊登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答记者问》记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主持人王国庆说：“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通常我们这儿的新闻发布会是在上午10点举行，今天改成下午3点。由此可见，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有点特殊。今天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关于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各位也都关注到，最近有很多报道，而且还有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传言，把北京说得很可怕（笔者注：3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为疫区，并发出旅游警告）。我们发布这个通知的时候，还担心大家来不了。今天来这么多记者，说明北京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今天卫生部张文康部长专门到新闻发布厅来举行记者招待会，跟大家介绍情况，通过大家负责任地向国际报道中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和张部长一起出席的还有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先生、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先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先生。下面请张部长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张文康说：“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各位见面。今天我向各位介绍一下我国对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情况。中国大陆自2003年初发现非典型肺炎以来，截止到3月31日，共报告非典型肺炎1190例，其中广东省1153例、北京市12例、广西自治区11例、湖南省7例、山西省4例、四川省3例。已经治愈出院的934人，占总病例数的78.5%。其中广东911例、北京1例、广西8例、而湖南、山西、四川的所有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在这次疫情中，共发生死亡病例46例，其中广东40例、北京3例、广西3例、山西、湖南、四川没有死亡病例。根据流行病学和临床特点的分析，本次的疫情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1）发病时间是在呼吸道传染病容易高发的冬、春季节。（2）临床上一般有持续发热、干咳，少部分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在症状和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上不同于典型肺炎。（3）以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4）此病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绝大多数患者已经康复出院。此次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并做出指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疫情发生后，卫生部对此高度重视，三位部领导先后分赴广东指导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并先后3次派出专家组赴广东协助开展防治工作，同时向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发出了《加强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工作，积极主动地开展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省充分调集各方力量全力救治病人，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妥善的医疗救助，并开展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现场取样、实验室检验、消毒与隔离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经过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艰苦努力，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秩序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我先介绍这些，下面我和几位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在提问前，我想说说我个人的感想。以前的摄像机、照相机往往对着财政部长和央行的行长，很少对着卫生部部长。其实，卫生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中国卫生部和我，愿意跟中外新闻界交朋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请大家提问。”
张文康部长的轻松语气和负责任的介绍，并没有引起与会外国记者的好感，甚至激起了他们的“敌意”，提的问题完全不是在询问，而更像是在质问：
UBI记者问：“在过去很多年，卫生部一直讲艾滋病是一个外国的疾病，但昨天您曾经作过这样的表示，尽管广东是首先报告有肺炎的状况，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它就是原发的地方。我想问，不管这个病的原发地在哪儿，找出病因加以治疗是否更重要呢？”
张文康部长回答说：“首先我要说的是，卫生部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爱滋病是外国的病。我是一个医生，我不会说这些外行话！其次，我要说明的是，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它确切的病原体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各国科学家的公认。中国的科学家愿意跟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寻求病原，这对于进一步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是相当有益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科学家”对于这一新发的疾病取名为“非典型肺炎”就错了，这一命名将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所谓“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公认的最轻的肺炎，山西的于丽和她母亲就是靠这种认识才敢去广州的，后来卫生部和国家领导一再强调“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也都是靠了这一命名！而在越南的卡罗•乌尔巴尼2月28日接触这类患者，5天后的3月5日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这种新发的肺炎命名为“急性、严重呼吸困难综合征”，也就是SARS，属于目前为止最为严重的肺炎。中国认为最轻，乌尔巴尼认为最重。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3月15日，采纳了乌尔巴尼的建议将其命名为SARS，而不取中国科学家的命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准星”，有了是非标准。这就象给瘟神定罪，世界上都已经公认SARS瘟神是一级谋杀罪，应当打入死牢；而中国领导一再说这个瘟神属于小偷小摸，是非典型肺炎。而且，2月18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就宣布“衣原体是这次非典型肺炎的肇事元凶”，只要选择针对性强的抗生素，疗效很好。在世界面前，在外国记者眼里，这种论调，说轻了是麻木、是不负责任；说重了，就是为瘟神开脱罪责、替瘟神袒护。这就是张部长与记者们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他们分歧的根源！2500年之前，伟大的智者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诚哉，斯言！
再说，依靠科学战胜非典，是我们的方针。只是，人们对于“科学”的期望值太高，一贯将“科学”理解为“正确”，理解为“真理”，不知道“科学”也会犯错误，也经常失败。其实，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用今天的事实，否定昨天的结论；用明天的结论，否定今天的说法。科学经常处于一种探索状态，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科学”常常在否定之否定之中。那种将“科学”视为“一贯正确”神话的人，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夜以继日地为攻克非典型肺炎的病原而不懈地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完全认真负责的。有《健康报》为证：
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文章记述说：连月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多学科专家联手攻关，严格按照确定未知致病因子的步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昼夜工作，初步解开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种种谜团，在非典型肺炎病原的确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医学上对于任何一起原因未明疫情致病原的确定都需要遵循3个原则：分离培养出病原；用分离培养出的病原与病人血清反应，见到阳性结果；以分离培养出的病原接种动物，观察到同样的病理改变。目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查找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研究已完成了前两步。参与这一研究的强大的专家阵容涉及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细胞培养、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大量的研究，已为“新衣原体样因子”的致病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专家们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新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就是本次非典型肺炎暴发的病原，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原。那么，对于这一中外瞩目的致病原，科学家又是怎么确定的呢？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同样的试验也在广东省紧张进行。至2月份，细菌（尤其是肺鼠疫、炭疽、军团菌）钩端螺旋体、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人流感病毒等病原体，被一一排除。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衣原体是一类严格的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目前被划分到衣原体科，该科只有一个衣原体属。其中包括沙眼衣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兽衣原体4个最主要的种。已知能引起人类发病的为前3个种，引发人肺炎的为肺炎衣原体和鹦鹉热衣原体。所观察到的衣原体样颗粒是不是已知的衣原体呢？洪涛院士的助手王健伟博士、段淑敏副主任技师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倪安平教授、病理科陈杰教授和军事医科院端青研究员的帮助下，将患者肺组织进行切片或印片，分别用衣原体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将组织培养物用衣原体属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也为阴性。这表明，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在细胞浆内发现荧光，使科学家们对于病原的搜寻工作缩小至病毒、衣原体等少数几类微生物，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些微生物是在细胞内寄生的。进入3月中旬，病原体研究工作再度获得意义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仅分别从来自不同地区、医院并有着不同病程的全部5个尸解病例多脏器组织标本的观察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样包涵体、原生小体、中间体颗粒的存在，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尸解标本感染的组织培养细胞中存在大量衣原体样颗粒。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同种类的培养细胞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从而标志着组织培养的病原体已经获得，为进一步的病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直在组织指挥病原查找研究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连月来几次奔赴发病地区，两次在尸解现场采集标本。他告诉记者，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对于衣原体样致病因子的诸多发现，境内外都有学者存有疑义。由于有学者怀疑禽流感为致病原，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又赶赴病区，通过大量的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彻底排除了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为本次疫情的病因。据介绍，3月下旬以来，各攻关组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毕胜利研究员等专家血清学的系列研究，印证了所分离病原与病人血清有对应关系，印证了细胞培养的病原与尸解病人肺组织中的病原是一致的。他们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病人血清中均检测到人体可耐受剂量100倍的耐热内毒素，这一重要发现将为最终确定病原提供重要依据。最初，攻关组的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假说：如果死亡病人与存活病人为同一个致病原的话，那么存活病人的血清中就应当有这个病原的抗体。如今，这个假说已基本从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结果中得到了确认。令记者感叹的是，夜幕中实验室那通明的灯光。4月4日21时，记者来到洪涛院士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洪涛院士从本次疫发现场拍回的许许多多图片资料。对于这一令人生畏的急性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如此近距离接触，难道没想过自身的安全吗？洪涛说，不到现场，怎么能获得这么多资料？王健伟博士对记者说，在病原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疾病流行的现场，没有离开对病人临床病症的观察。疾病控制第一线的同志，流行病学、临床学同行们的献身精神和出色工作不但为我们寻找和印证病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给了我们很多线索。使我们的病原学研究获益并不断取得进展。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多国多地区暴发的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建立了有关这类疾病的全球实验室网络、流行病学网络及临床网络。从网络下载的德国法兰克福某实验室传出的电镜照片上，洪涛院士看到，在不同的标本中有与他们所见相同的衣原体结构。令专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来对于非典型肺炎病原学的研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继香港学者的禽流感一说被否定后，副黏液病毒的致病说也基本被否定。而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致病原一说，现呼声较高。不久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李德新研究员等专家也通过PCR技术，从病人肺、脾中扩增到国外报告的冠状病毒样基因序列，而攻关组对于5名死于次此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多器官检测，一直未能分离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任何典型病毒，他们正在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切片观察和免疫电镜研究，以期发现其他病原的蛛丝马迹。洪涛院士说，越是面对我们有利的证据，越要怀疑它的缺陷，不能先入为主，一定要始终把它当作未知病原加以寻找和排除，而不能表现出主观的偏向性。目前还很难排除其他病原，尤其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的同时感染或相继感染的可能。目前，各攻关组对致病原进一步的确认研究仍在进行中。
事到如今，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钟南山先生就不同意上述观点，据《健康报》2003年5月16日李天舒报道：面对权威研究部门作出的结论，钟南山没有让自己的怀疑沉默：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是我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怎么都没有呼吸道感染的迹象呢？讨论中，面对在座的各位专家，他神情坚定地说：“我不同意这一结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你完全可以选择沉默。”他平静地说：“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讲的如果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现在让我们翻开2003年6月2日的《健康报》，看看这段转载的“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认识科学、怎样评价科学研究的，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今天对记者说，自己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为此，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仍要继续走下去。洪涛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在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和出血热病毒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成果。今年2月7日开始，他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随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回顾当时的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余地还是留小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从此成为官方认为“非典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的一份“医学证明”。因为如果该病的病原体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有特效。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但稍后，香港一家研究机构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副黏液病毒。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随后，世界上多个实验室纷纷宣布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虽然洪涛院士的结论曾获得官方认可，但由于他仅仅观察了几个病例，就确认衣原体为非典型肺炎的衣原体，广东医疗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可。钟南山院士就坚决认为：“不可能！”他们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判断其病原体应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所以他们并没有按照衣原体方案进行治疗。洪涛说，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通过基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推测，他观察的非典患者，由于发病后免疫力下降，引发了衣原体继发感染。当时，通过电子显微镜，没看到冠状病毒，而分离到了衣原体。他承认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论有局限性，为“一孔之见”。但是，在几位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他说，对于此次挫折，别人有怨言、提出批评是应该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国报告较早，但病毒、疫苗研究却落后于国外，确实值得思考。洪涛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为此，洪涛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有浮躁情绪，要冷静！”洪涛院士介绍，目前，对非典型肺炎的研究还在继续，联合感染、继发感染也在研究之列。为此，同样分离出过衣原体的一家德国科研机构要求合作，继续对非典的衣原体感染进行合作研究。目前，对于非典疫苗研究有一些夸大的说法，比如几个月就会成功等等。洪涛认为，疫苗研究难以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希望科学界实事求是，向社会讲清真实情况。洪涛介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正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非典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有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合作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一些媒体质疑，非典时期，医学研究成果将影响临床实践，人命关天，风险加大，医学研究是否允许“出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界人士告诉记者，科学家的本职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从谬误走向真理的过程，而不必为公共卫生决策负责。科研没有止境，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应该对科学家多一分宽容。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也会不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长期以来，我们赋予“科学”以太多的神秘色彩，“赛先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我们的教主。什么东西，只要被认为不是科学的，就大有必须改正，或者淘汰的必要。“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文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文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文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李恩教授说，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中医学在本世纪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所以说到“科学”，难免“意不平”，也许离题太远了。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有两个问题请教张部长。第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台湾就非典型肺炎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第二，祖国大陆方面是否准备协助台湾地区进行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
张文康答：“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血浓于水。中央政府和祖国人民十分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对于近期台湾出现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我们十分关注，我们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并愿意跟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共同为台湾同胞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也愿意与台湾有关的医学专家共商对策，共同探讨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方法。两岸卫生系统的交流渠道是畅通的，信息的交流也是方便的，不存在所谓台湾无法取得相关信息的问题。每年两岸医学专家的交流达到几百次，几千次。所以，台湾当局声称台湾同胞的健康受到漠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当务之急是两岸加强合作，关心民众的疾苦，共同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疫情。我们希望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要再节外生枝，别有用心地散布一些没有根据、不负责任地说法，甚至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图谋以非典型肺炎疫情为由，为台湾挤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造势。这是不明智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的提问，把问题由国际引向了国内，台海与大陆虽然同宗同祖、同一种语言文化，但由于某些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由于种种阻隔，既不能实现统一，交流也那么困难。美国一致希望我们不战不和，日本甚至扬言，如果台湾脱离大陆，他们将给予台湾大量的金钱，并由他们出钱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曾经积贫积弱的祖国，一直在经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但愿这样的情况不会继续得太久。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事实上，最初病例在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非常少？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从官方层面上对这个信息进行发布？”
张文康答：“对于这个问题，最初的病例确实是可以追溯到三四个月以前，但因为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是一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疾病，一开始我们对它还没有认识。只是到了2003年的年初，我们认识到这种疾病跟以往的非典型肺炎不相同，有比较强的传染力。这样，中央派出了专家组协助广东的专家，一起研究这个疾病。经过研究以后，我们才对这个疾病的发病规律、治疗和预防逐步地加深了认识。所以在广东最早报道的病例是在11月中旬，这个病例是回顾性的病例，就是说等我们明确了诊断标准之后回过来想，这个人得的可能就是非典型肺炎。由于非典型肺炎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因此要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还要收集疫情、分析疫情，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种疫情在我们国家只有少数的省份发现，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应该由地方来公布，所以广东省和广州市分别在2月初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疫情和处理情况。在2月上中旬之交，我们向全国通报了广东的疫情。以后，我们根据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国自己的国情，决定每个月通报一次疫情。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每个国家能够每天报告，我们决定从4月1号开始，每天向WHO报告疫情。因此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有关法律，适时地报告疫情。而且根据WHO的要求，根据国际惯例，我们将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
王国庆说：“刚才记者提问说媒体没有报道，我知道今天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广东省新闻办公室提供了一个数据，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广东的各种媒体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有关文章有500多篇，如果记者感兴趣，我们可以请广东省新闻办公室给你们提供文章的目录。”
疫情报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鼠疫、霍乱被称为01、02的年代，确实是出于保密与防止引起人们恐慌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恐慌比疫情本身的危害更大。英国当时出现了风牛病，人们哄传有几万例之多，后来经过核实不过是几十例。当然，事实的真相被人们认识清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中国政府换届的时候，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更有某些不确定因素，真实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老话，也反映出中国应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两会召开的时候，广东代表就提出健全国家应急机制的议案，实在是非典带给人们的新认识。可惜这认识还没有转化为现实，SARS疫情就迅猛地扩展开了，的确有点“措手不及”。
法国记者问：“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有一点我觉得费解，因为您刚才提到现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控制，但是您又有讲疫情问题上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法国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
张文康答：“我说的是有效控制，没有说有效消灭，彻底消灭。而且我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有效控制，没有说在世界各地有效控制和完全消灭。考虑到在中国内地还是有少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有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在世界上还有十多个国家有病例发生。因此，中国愿意介绍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教训，也愿意跟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对付非典型肺炎，造福于世界人民的健康。
德国记者问：“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少，让我们感到很多东西不大了解。但是您刚才又讲，现在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一个警告，就是让大家不要去香港和华南地区。您刚才事实上是邀请大家到这些地方去。您能不能给我们澄清一下，现在那些游客和商人可以去香港和华南地区吗？”
张文康答：“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非典型肺炎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局部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且也积累了治疗和预防方面的宝贵经验。我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会按照客观实际来决定自己的对策和建议，比如WHO现在就取消了把北京列为疫区的建议。我想WHO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WHO的专家正在北京工作，他们会向WHO报告在北京是否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广东是疫情地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广东疫情处理的情况。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已经到了广东，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二阶段的合作。我想，在WHO的专家清楚地了解了广东的情况以后，WHO会考虑他们的建议。我顺便告诉大家，WHO的专家今天上午就到了广东。”
中国日报记者问：“有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疫情特别是广东的疫情正在迅速蔓延，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文康答：“我想，他们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报告，3月份，也就是3月1号到3月31号，整个广东省共发生非典型肺炎361例，比2月份下降了47.5%。其中3月上旬发病145例，中旬128例，下旬88例。3月份治愈出院的有507例，比2月份增加了133例。3月份死亡9例，比2月份减少18例。从4月份开始，病例数还在继续下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作出这个结论的。”
荷兰记者问：“我想问的是关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月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派专家到广东进行实地考察。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中国政府派出不少专家到广东去进行考察。我想广东也是接待了不少这样的实地考察疫情的专家团组。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要等那么长时间才能够到广东去考察呢？”
张文康答：“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非典型肺炎方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确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份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到中国来考察非典型肺炎的问题，我们在2月底和3月初就接待了WHO的专家到北京来考察。从2月下旬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先后派出了3批专家组到北京来，对我国在非典型肺炎的临床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与我国专家就有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讨论。WHO的专家组对我国防治非典型肺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对中国的专家所做研究工作表示赞赏，并且进一步建议开展在临床、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等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方面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的。我记得来的第一、第二批专家基本上都是流感方面的专家，是我主动要求第三批专家组要包括更多学科的专家到中国来，便于我们更广泛地进行研究和合作。我们双方商定，我们的合作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在北京，然后根据合作的需要，可以考虑到广东。现在第一个阶段在北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广东开始工作。WHO欢迎中国加入WHO为非典型肺炎建立的全球的病毒学的网络、流行病学的网络和临床学的网络。我明确表示，中国将把自己的网络跟国际网络结合起来。我还向WHO西太区主任提出我的建议，在中国的香港召开各个国家的专家研讨会，总结前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很高兴的是，我这个建议得到了西太区主任的赞成。这个会议很快就会召开。”
外国记者问：“李先生，根据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得到了很大的控制，病例已经减少了很多。我想问你们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李立明答：“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央和广东的专家一起合作，尽快地发现了本病的临床学和流行病学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采取针对性的防、治等措施，所以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一些成果。最近我们在中国CDC网站上公布了一些建议的防治方案，第一是针对流行病学的特点，也就是发病的特殊人群、传播的途径，按照呼吸传染病的综合防治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第二，就是加强医院内的防护，防止医院内的感染。这些是针对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三，是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让他们了解这次的非典型肺炎临床的特殊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疗和防御。”
张文康答：“经过这几个月，中央和广东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就像我刚才说的，积累了宝贵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经验。包括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的标准、非典型肺炎病例和疑似病例推荐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医院消毒隔离工作指南、病人住所及公共场所的消毒办法、社区综合性的预防措施等等。我们已经把它汇编成册，而且已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希望英文版尽快出来。”
新加坡记者问：“最近几个星期在北京已经开始有了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昨天您在中央电视台上被问到这样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就是非典型肺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对于公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北京为什么没有吸取广东的教训，让公众认识、了解这个疾病？您刚才说，现在这个病已经有了防治的办法，已经可以治愈。您是指用药治愈还是用人的本身防疫系统来抵抗这个病，达到治疗的目的呢？”
张文康答：“关于北京的病例，我要说明的是北京的病例不是原发的病例。就是说外地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到北京来求医，结果在北京诊断为非典型肺炎。陪他来北京的父母以及亲属，有几位也得了病。也有刚开始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的时候，个别的接诊医生也有几个得病。北京市卫生局汲取了广东省的经验和教训，很快把病人以及由这个病人传染的病人，还没有症状表现的那些接触者，都采取了适当的隔离治疗措施。北京还接受过从香港到北京来的病人，正是因为香港及时给我们通报了病情，所以一到北京，我们就把他隔离治疗。所以我们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非典型肺炎由于病原没有明确，因此，现在还没有针对性的或者说特效的药物来治疗这个病。但是，根据广东的经验，我们采取积极的对症治疗和增加病人免疫力的治疗，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经治愈出院。根据广东的经验，中西医结合的疗效比较好。”
不知道张部长对于北京输入病例的管理情况，是来自于哪里的报告和估计，实际情况的确并不象张部长说的那样好，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极深刻的教训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日后极严重的疫情扩散。客观地说，一方面我们对于SRAS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措施还不够有力。不久之后将非典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建立定点医疗，加强流调，隔离密切接触者等系列措施的出台，才逐渐弥补了这方面的漏洞。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如果卫生部能够早一些把有关这个病的信息告诉香港卫生部门，香港卫生部门是不是能够更好地防治这个疾病？这样可以救死扶伤。有一个问题问王主任，您刚才说从2月初以来，广东大小媒体对此病有500多篇报道。据我了解的数据来看，2月中旬以前报道并不是很多，也就是50次报道。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2月中旬以来，广东媒体对非典型肺炎报道的次数？”
张文康答：“实际上，中国卫生部通过各种途径向香港特区政府的卫生当局介绍了广东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我们也发现，香港卫生当局也采取了比较得力的措施。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不知病因的传染病，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按照中国广东的经验，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然后由于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后，逐渐下降。我们祝愿，也相信香港能够尽早地控制疫情的发展。而且我们跟香港方面进一步研究了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的合作。我借到香港接受荣誉学位的机会，跟董特首见了面，我们双方确认，将在流行病学、临床学和病原学方面进一步进行合作。董特首建议，香港跟广东进行合作，我们也表示同意，现在在工作层面上正在商讨合作的方式。”
王国庆答：“我们双方在遵守《基本法》的前提下，加强交流合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请广东省新闻办给你提供一个目录。”
加拿大电视台记者问：“中国应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隐瞒非典型肺炎确切发病人数的政府，现在您又说，到中国来是安全的，您怎样让别人相信您把真实的情况都告诉大家了呢？”
张文康答：“我刚才说了，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以及中国有关的法律，适时地向公众，向国际报告了我们的疫情。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从4月1号开始，每天要向他们报告疫情。这位先生似乎没有参加上半时的新闻发布会。对不起。”
关于这一点，今天看来，确实不存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也没有必要象美国那样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故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所谓“敌情”。中国也不会象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境内释放细菌武器那样制造生物武器，我们自己遭受了瘟神制造的疫情灾害，我们有什么必要隐瞒呢？我们已经承认了北京有SARS患者，在1300万人口的北京，有10多个病人与有100多个病人有多大区别呢？如何发布疫情，它的数字统计是否准确，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时候，凭什么认定“中国应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隐瞒非典型肺炎确切发病人数的政府”？在4月20日，高强常务副部长答记者问的时候，还有外国记者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外国记者说：“两个星期前，有中方官员表示，北京现在是安全的。您认为现在北京的疫情到底是什么样子？您刚才也解释了为什么前几天给出的数字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想知道北京或者说中国的卫生体系方面存在哪些不足，使得真实的情况没有足够地公布给大家？同时我也想问为什么中国在发布信息方面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说：“SARS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的疾病，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控制的措施，而且它的传染性非常强，任何地方的安全我想都是相对的。某一个地方今天没有SARS病例，如果控制不好，明天就有可能出现。上一次发布会曾经有官员讲北京是安全的我认为是根据当时北京的情况来讲的这个观点。因为当时中国疫情主要的发生地在广东，北京疫情是控制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范围内。但是最近，北京疫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从刚才公布的数字可以看出，北京的病例在逐步增加。这反映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问题就在于，北京现在已有的医疗机构分别属于很多部门来管理。既有北京市管理的医院，也有卫生部管理的医院，还有军队管理的医院和其他方面管理的医院。这种医疗机构分散管理的体制就造成了医院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不能够准确的掌握疫情情况，也不能够采取非常有效的隔离和防止扩散的措施。我不认为我刚才公布的数字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紧张的工作，我们摸清了北京实际的疫情情况，如实地向大家公布了数字。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比较严密的防止扩散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要监督、检查、落实这些措施。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北京疫情防治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
荷兰记者也对中国的失误很感兴趣，紧追不舍地问：“为什么说卫生部指导不利？能不能再详细地谈一谈？”
高强说：“卫生部是中国政府主管卫生的一个职能部门，具体负责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重任。在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它也肩负着非常繁重的任务，要负责制定诊断的标准，组织广大医疗队伍进行救治，对各地的工作进行指导，对各地的疫情进行核查，确保疫情如实上报，等等。在这次非典型肺炎的防治过程中，卫生部和全国卫生系统的广大卫生工作者尽了很大力量，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战斗在抢救患者的第一线，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我刚才给大家指出了一些问题，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今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各地的疫情报告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大家对SARS不了解，所以开始时疫情报告制度并不很完善。像广东这些地方疾病发生比较早，疫情报告制度很健全，基础工作比较好；而像北京这些地方在疫情的报告收集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而卫生部对北京市的防治工作指导检查也不够有力，也是我们工作的问题。”
2003年6月9日，《健康报》刊登记者孟庆普的报道：“阻击战中的‘突击队’——北京疾控系统抗击非典记事”。文章说，4月20日是北京非典防治的转折点。曾光教授说，前一阶段由于信息不畅等原因，防疫人员难有作为；后一阶段，“他们依靠踏实的流行病学调查、较高的疫情分析水平以及将防控关口前移等一系列的工作，出色完成了阻击非典的任务。”4月21日，市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到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查工作，指出该中心网络系统尚有缺陷。当天下午，市疾控中心召集有关区县疾控中心、铁路防疫站、武警防疫队、总后防疫队和有关医院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关于建立北京地区非典疫情报告直痛网的问题。4月22日直痛网建成并试运营，25个专门报告点，每天通过网络及时汇总，从而解决了此前北京市各级医院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致使信息收集和汇总不统一、不准确的问题。4月24日，北京成立了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下设医疗、流行病学追踪、信息、物资保障四个小组；初步构建了“三网”：坚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网络、畅通准确的信息网络、严密的隔离防治网络。以此为基点，非典流调工作全面展开。疾控中心4部传真机、8部电话响个不停，传送着来自京城各地的疫情信息，防疫人员在电脑上绘制分析图表；2500人组成的流调防病队伍，往往是刚完成了一处流调，顾不上休息又向另一处目标出发了。
外国记者问：“我想提一下艾滋病的问题，几个月以前我们听到一位姓齐的医生介绍了有关艾滋病的情况，他提到，中国很需要西方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方面给中国更多的帮助，因为这个病毕竟是从西方输入到中国来的。现在中国在输入非典型肺炎，中国有没有对其他国家给予帮助呢？而且这样的帮助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双边的渠道进行帮助？中国是怎么样跟其他政府介绍有关的信息和防治的有关情况？第二，很多跨国公司，包括英特尔已经取消了在中国的活动，他们也认为现在到中国来不是特别安全。您是不是说这些人说的都是错的？您是不是认为在中国旅游或者说在中国走动，或者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安全的还是仅仅在北京是安全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单位在发出这样的警告，叫人不要到中国来旅行。”
张文康答：“中国发现了艾滋病，当然说最早的病例可能是从西方或者某个国家到中国旅游或者工作的人员，或者说是中国的有些病人在云南或者在广西这样的边境地区在交流的时候传染上艾滋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是某个国家向我们输出了艾滋病。同样，中国广东是最早发现和最早报告非典型肺炎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向哪些地方输出了疾病。美国最早发现和报告了艾滋病，可是我们也不认为是美国输出了艾滋病。现在的问题是让全世界共同努力，尽早地发现这个病原体，发现了病原体以后，可以更有效地治疗病人，可以更有效地知道这个病原体究竟在哪儿，究竟分布在哪里，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关于旅游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在这儿以部长的名义说，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而且也积累了比较宝贵的预防和治疗的经验。在中国，中国人民包括广东人民的生活、生产的秩序是正常的。因此，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也是安全的。而且我们将根据以往所取得的经验，进一步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保护来华旅游、开会或者工作的人员的身体健康。大家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北京怎么样，我想各位都很清楚，也建议大家到广州去看看。我刚从广州回来。我声明，我没有接受航空公司的要求来给他们做推销机票的宣传。至于一些公司做出了不到中国旅游或不到中国开会的决定，我希望他们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据我所知，从昨天我向中国的公众发表讲话以后，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主意，当然我们不强迫他们改变决定。”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应当永远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是畏敬的态度，而不应当轻易地断言如何如何。像张骞通西域一样，带上自己的丝织品；像郑和下西洋一样，装上我们的瓷器，去交流、去沟通，而不要像西方列强一样、像海盗一样，只用火药说话，去进攻印地安人、占他们的土地；贩卖非洲奴隶，掳掠中国劳工；向中国输出鸦片，掠夺中国的白银、焚烧中国的圆明园。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西方列强至今也没有给予我们平等的待遇，歧视与遏止中国的各种论调，一直在西方有很大的市场。曾几何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关于动物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观点，被西方列强用做消灭“劣等民族”的根据，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引发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基础。
再说艾滋病的问题，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燕赵晚报》2004年12月15日李秀琴报道：“副作用可致命隐瞒真相，骗穷国防艾滋草荐人命，白宫被卫生部蒙了一回”。文章说，奈韦拉平是一种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早在1990年就在美国市场上投入使用。由于有很大的副作用，对于长期服用的患者有可能致命。2002年，美国卫生部获知这一情况之后，并没有停止这一药物的生产，而仍然作为他们向乌干达输送的“帮助物资”。美国卫生部传染病研究员克利福德•拉宁博士说，事情确实比他们预料的要严重，其中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病人服用了这种药物之后，可能对此类的药物产生耐药性，病人病情恶化之后将无药可救。拉宁说，卫生部的官员在2002年春天就获知这一情况，但是当布什政府向非洲推广的药物第一个就是奈韦拉平时，他们选择了沉默。此后给非洲送去了他们生产的大量的奈拉韦平，到2004年底，已经有几十万母婴服用过这种药。白宫发言人特伦特•达夫说：“布什总统的本意是好的，他只是想阻止非洲地区的艾滋病的进一步扩散，这就是他当初所有的想法。”
《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2月13日，刊登记者海霞的文章：“赞比亚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中医专家”，文章介绍说，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七七级毕业生田圣勋，在赞比亚开业行医十几年，治疗过大量的艾滋病病人，深受当地患者的好评，是上至赞比亚总统，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好朋友。2000年10月田圣勋作为总统的陪同人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格外引人注目。他熟悉艾滋病的诊治，并且研究开发出了独特的中药制剂。为了“一定要用科学的数据证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功效，田圣勋用田氏免疫激发剂治疗了非洲南部国家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扎伊尔、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以及欧洲、美国、新西兰的3000多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发现其不仅能改善临床症状，临床疗效确切，而且经国内外多家医院检测，其对病毒载量、CD4细胞数量都有影响。该药在赞比亚被卫生部批准为‘特许药品’并颁发了‘药品进口许可证’。此后，田圣勋信心大增，他决心对其做进一步的临床疗效、毒理和机理研究，拿出科学准确的实验数据来。田氏免疫激发剂除了继续在赞比亚等国临床使用外，2000年经河南省卫生厅批准，用该药在新蔡县对146例艾滋病病人临床观察2个月，临床改善率最低39.1%，最高82.6%。此后，河南省卫生厅用该药对重点地区千余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免费治疗，也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无明显的停药后的反弹现象，病人免疫细胞数量可稳定在一定的理想水平。在临床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田圣勋委托英国VIROGEN等新药研发公司、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微生物实验室等一些科研机构对该药进行药理分析，证实该药具有抗HIV作用。2003年，田圣勋又委托美国马里兰州生物模拟公司进行实验，结果再次表明，该药所含成分不仅表现出中等以上的抗HIV活性，而且安全指数符合药品安全使用的国际标准，即无明显毒副作用。田圣勋在美国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马里兰州生物模拟公司的实验结果，给该药为什么能改善艾滋病患者临床症状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在英国、日本、美国等相关实验室证实其有较强的抑制HIV活性作用后，2003年11月，德国弗莱堡大学病毒研究院发现，该药的提取物中，有能阻止HIV由融合到进入CD4受体免疫细胞和阻止融合CD4免疫细胞CCR5辅助受体的‘抑制物’，从而保护了人体正常的免疫细胞系统不受HIV病毒侵害。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HIV病毒经该药作用，在进入免疫细胞之前即崩解死亡，同时该药对人体细胞没有细胞毒作用。现在，田圣勋正在进行相关的动物实验，用更加准确详实的实验数据证实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功效。”
按说田圣勋所做的工作是客观、科学的，并且都是在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科技大国做的实验，其可信度都相当令人信服，在当代医学界也应当受到重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不相信中国人会有如此的成果，更不相信中医药能有这种作用。“为了做这些实验研究，田圣勋自己先后花费了20余万美元。这对于在非洲行医、药价低廉、收费不高的他来说，实属不易。为了观察和实验，他来回奔走在世界各地。田圣勋说，我为了扩大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影响，多次参加国际艾滋病会议，把自己的治疗体会和实验结果讲给一些外国专家和医药企业，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医药能治疗艾滋病，或者出于商业利益等而压制回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炎黄子孙，我进行的临床实践和相关科学实验证实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有可靠显著的疗效，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进行下去，将其研究开发成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为人类制服艾滋病做出贡献。”
可以说，田圣勋的成就是喜人的，而这喜人的背后也充满了隐忧。有些人，在看不到“实验数据”的时候，说中医不科学；在有了实验数据的时候，又说中医的数据不可靠，不管这数据是出于国内还是出于国外。所以说，阐明一个道理是一回事，让人接受这个道理又是一回事。在西方，为了为了维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正确性，赫胥黎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四处宣扬、辩论，并撰成了《伦理学与进化论》一书，阐发人类社会只适用伦理学，而动物界才适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硬掣进人类社会领域，说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论断”，为他们的侵略目的辩护。邓铁涛教授说：“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的大药厂是不会支持能根治疾病的药物的”，这的确是非常有见识的见解，可是，为了不锋芒毕露，《中国中医药报》在刊登邓教授这篇文章时，竟然删去了这一句话，而《健康报》在发表这篇《中医与未来医学》时却没有删去，这也令人想到我们不少中医的脊梁还不够挺直。“让田圣勋高兴的是，2004年国家科技部863重大科研课题，已经将他与河南中医学院合作的田氏免疫激发剂（更名为爱可扶正片）治疗艾滋病研究正式立题，计划2005年底完成临床实验前的所有工作。田圣勋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充满信心，记者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申请有关专利。他告诉记者：‘许多人不相信中医药能够有抗HIV活性，认为只能提高免疫功能。其实中医药在治疗HIV感染和艾滋病上，可能突破几个重大难题，有望成为HIV阻止剂、免疫增强剂，并无明显的毒副作用、无抗药性和耐药性。我们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不但要有信心，还要坚持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下一步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用事实和数据证实中医药的疗效，任重而道远啊！’”
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问：“您刚才介绍给我们说较早的时候，中国卫生部门经过各种途径向香港卫生部门提供了信息。但实际上，结果已经如此，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国，而且世界各地有千人感染了这个病。中央政府向香港作通报的方式或者说香港方面听到中国内地方面的情况，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来预防，责任是哪一方面的？”
张文康答：“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内地，特别是广东，和香港特区确实发生了非典型肺炎，而一些外国和其他的地区发生一些病例，有些人是到过中国的内地和香港。但是也有些病人既没有到过内地，也没有到过香港，他也发病了。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或者香港把疾病输出去了。第二，所谓非典型肺炎，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准确病原的疑难疾病。中国，特别是广东是经过了比较长的时期，甚至经历了比较大的痛苦才总结了诊断、治疗、预防非典型肺炎的经验。我认为，在香港，或者在任何一个地区要掌握预防、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并不是少数几个卫生官员了解就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得到全体民众、全体医护人员，包括那些病人的了解和配合，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非典型肺炎的发生和发展。”
王国庆说：“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记者。”
今天，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说，即使是中国将SARS“输出”出去了，也完全是无意的，是不具备任何责任的。这与日本当年在中国传播鼠疫、霍乱，制造细菌武器，残忍地进行人体试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也不是美国为了遏止伊朗，向伊拉克出口化学武器、在南联盟、阿富汗、海湾战争期间大量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贫油弹，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治疗一个非典患者，“抢救一个垂危病人，十分艰辛，但打死一个人，只要手指一扣扳机！要实现未来医学的美好愿望，我们该怎么办呢？战争与医学，杀人与救人，永远相伴吗？人类这个万物之灵，总会觉醒的。解除人类痛苦的曙光出现在东方。”记者们不去关心伊拉克的战火为什么这么不可遏止地燃烧着，不去关心有多少平民正无谓地死于人为的战争，不去考问美英的领导人，却在这里大兴问罪之举，我们不妨幽默地抗议一句：记者先生、女士，您这样发问是在诱导我的当事人，您有证据吗？！
西方很推崇人的自由，在法律上主张无罪假定，也就是在没有证据证明嫌疑犯是罪犯的时候，他就是无罪的，“疑罪从无”，这的确是保障人们享有自由的好法律。但这仅仅适用于国内，他们在国外却实行“有罪假定”，也就是在不能证明你清白的时候，你就是有罪的。这一点，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我们看得更清楚。这完全是不信任人，甚至不把人当作人看待，一点也不符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有虐囚事件？怎么能把阿富汗的“战俘”关在古巴的美军基地关塔那摩？因为只要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就得按美国人的标准对待他们，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谁能象我们那样优待战俘，在本国老百姓还不能吃饱的时候，战俘们却象个贵族？在延安的100多名日军战俘，每人每月5元津贴，与毛泽东、朱德一样的标准。仁义的中国人，仁义的中医！
说到无罪假定的先进性，我们不能不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说几句话，在医疗纠纷之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比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执行。这是在玩法律，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吗？诚然，患者对于医院来说属于弱者，应当同情，应当支持他们。但是医疗过程，也是一个医生、医学探索未知的过程，如果未来的道路上布满陷阱，随时都会把医生、医院陷进去，他们在进行医疗活动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要帮助患者，减轻他们的痛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是时刻要保全证据、保护医生、医院自身的不被起诉、起诉了不至于输官司，把每一个患者都当作潜在的诉讼对象，做许多不必要的“证据检查”，开大量的“高水平消费”的药物，虽然不违法，这是在保护消费者、保护患者的利益吗？患者是为了到医院消费高水平的药物吗？中医学历来倡导医生与病人是密切配合的标本关系，而且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疾病就治不好。主张医生要做救死扶伤的“苍生大医”，怎么就适用有罪假定的倒举证呢？这样一部促使患者不信任医生医院、使医学发展受限制、医患关系恶化、玩法律的《处理办法》，张部长您为什么让它通过呢？河北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李恩教授多次说：我敢断言，这将是共和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部法规！因为它阻碍医学发展、不能真正从根本上保护患者的利益。还有，张部长，你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在您的任期里，不知道您是否为了取消按西药的标准评价中药做过工作？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老先生们都呼吁了很久了，为什么还是一直按管理西药的标准管中药呢？“按芭蕾舞的标准评价京剧”，这样下去将会窒息中医学的创新，会导致中医药事业的衰退！
痛定思痛，不断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关起门来，反复抚摩曾经的疤痕，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笔者认为，将SARS定名为非典型肺炎和将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是我们认识偏差、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另外，不可轻视的是信息沟通方面的堵塞、疫情通报方面的不明朗，是人们恐慌和应对失策的重要因素。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4日刊登记者张东风的文章“反思非典肆虐北京致命因素——信息”。文章说：人们常说今天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足见信息在当今社会的举足轻重。环顾我们周围的信息媒介，广播电视报纸不说，手机短信伊妹儿，人类的信息武装到了牙齿。然而在这次北京非典的大爆发时，我们却突然发现：今天人类几乎是赖以生存的信息失灵了。说起非典，曾被媒体报道为第一例的是广东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他的发病时间是2002年12月10日。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曾被广东佛山石湾医院治愈的佛山的弼唐乡45岁的庞某，他的发病日期是2002年11月16日，应该是真正的一例。
当时还没有非典这个名词。之所以能找出佛山的病例，是参加河源会诊的广州专家在现场想起了一个月前佛山也发生了这样一起“特殊肺炎”。这个专家就是参加了广东最早三起非典病例会诊的广州中山大学三附院的副教授邓子德。对不明传染病的发现应该说是个危险信号，但人们似乎忽略了及早发出这个信息的重要性。随后，非典以高速度在广东蔓延。稍有常识的人从非典病人的增长的蔓延速度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高速传染的新病。根据我国1989年出台的《传染病防治法》和医卫系统的工作惯例，此时应立即收集并在规定渠道和范围内发布的信息有：发病时间，病情态势，治疗效果，地理分布，病人职业，人员接触等重要资讯。然而，起码至今没有看到北京的医疗系统得到过这些信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3月16日接诊了第一例非典病人，在采访中该院院长庞鹤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过如何预防SARS的文件，更没有什么诊断标准或防治手册。”
今天我们能知道的是，广东方面由政府正式发布信息的时间是2003年2月1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此时已距首发病例日87天。广州6个市的非典病人已发展到305例，死亡5人。中央媒体较早报道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2003年2月16日的节目中做了非常简单的报道，大意说的是非典并不可怕。这里，由于信息的梗阻，使我们丧失了把非典控制在局部的最初也是最宝贵的时机。
来到北京：不是笑话，北京人最早听到与非典有关的信息是广东的白醋脱销，板蓝根走俏。当时谁也没和自己和本地联系起来，忽略了现代交通的便利；由于缺乏必要信息，当然更不知道（这个）传染病的凶猛。而就在广东的疫情刚刚得以缓解时，几千里外的北京很快就不平静了。
2003年3月5日上午，军队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接到301医院电话，说前一天来院就诊的山西三名患者需要转院。这就是现知的北京最早的非典病例。27岁（女）做珠宝生意的山西人于某，2月18日去广东进货时被感染，23日回到太原后，跑了三家省会一流医院，她还告诉大夫自己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结果都说是“感冒”，不会传染。她没有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也就不会做任何防范，与家人同吃同住。于是，家人相继病倒。这次进京就诊的是先期人马——她和她的父母。接电话后，302医院极负责任地同意立即接诊。但是接的是个什么样的病人？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医护人员要不要防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相关信息！3月5日16点30分，由北京市急救中心派车把于某三人送到了302医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说：“当时转院时不了解情况，所以人和车都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302医院传染一科秦恩强医生后来回忆当时，于某三人来时是一个走着两个抬着，仅戴了副薄口罩就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由于信息的梗阻，没能引起应有的警惕。最后的结果是：于某一家八口陆续全被感染，父母先后病故。而302医院收了这一例非典病人后，前后三十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那位令人崇敬的已退休的姜素椿教授。
同在北京：如果说，广东距离北京还比较远，现代的信息手段和传染病防治的严格规定都不足以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的话，那么同在北京一地的医院该比较容易沟通了吧？事实上远非如此。
在3月5日北京见到首例非典病人于某的10天后，3月15日晚，从香港探亲回京的74岁的李某（后被称为北京“毒王”）来到北大医院急诊。由于北大医院此前并不了解非典的各项相关信息，难以确诊，做了一般处理，李某在观察室输液2小时后，就离去了。现在知道的，这位李某是北京的第二个（传染链）非典病例，他在香港曾到过导致非典蔓延的那所威尔斯亲王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本是广州去香港喝喜酒的老教授带去的，这回算是“出口转内销”了。次日即3月16日，输液后并不见效的李某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想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
据参加过抢救工作的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其敏说：“当时我们谁都没见过这种病例，只是从各种小道消息上觉得有点像广东的非典。无奈之下，我们打电话给广东一家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还不敢说，让问卫生厅去。后来还是一个护士胆大，给我们介绍了情况。”由于信息的梗阻，先不说这两例——于某和李某是如何来到北京的，奔走中都接触过什么人，仅就北大和东直门这两所医院而言，由于没有信息，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两院急诊科参加治疗和抢救的医护人员基本全部撂倒。最后，仅东直门医院一处便感染73人，其中包括16名医务人员。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殉职。
再看这位李某来京的一路：李某与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同机，这位司长也被感染；而后，这位司长又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位官员同机同座，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感染后在京不治身亡。在信息封闭的状态下，非典的传播链条就这样悄悄地连接起来了……
对传染病的防治来说，还有一个比医院更靠前的部门，就是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这次非典爆发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连他们的信息也遭遇了梗阻。在采访北大医院时，该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介绍了一个本院的病例：“我们急诊科的一个护士发烧了，我们自己拿不准，请了疾控中心的人来看，他们说不是非典；我不踏实，坚决做了隔离留观。过了几天，又请疾控中心的人来看，还说不是。最后一周过去了，确诊为非典。我们很后怕，这个人如果放回去，得接触多少人就无法估计了。”由此看来，在未采取严厉隔离措施前，大量患者四处游动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传染的主要途径。以至到了今天，我们采访的多数患者说不清是在哪里招上的。而严厉且有效的隔离决策的作出，依据只有一个——信息。
被扭典的信息渠道——“民间”？在这次非典信息的发布上，出现了一个本不该有的主角——手机短信。由于主渠道信息梗阻，迫切需要信息的百姓便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传开了“民间”信息。当然这里就少不了言过其实的成分了。且不说主渠道信息的姗姗来迟，就是公布的信息也让人明显感到，距离身边的事实太远。以非典开始在北京蔓延的4月为例，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4月3日，会上通报北京有非典病人12例，死亡3例；4月13日，北京有非典病人22例。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到4月11日，我们的非典病房全满了，进不了病房的，就躺在不通风的留观室，最多的时候躺着100多个非典病人。” 我们注意到，如果别处的病人统计上还有困难，而作为卫生部直接管理的人民医院与卫生部只一墙之隔，眼神好的人，从卫生部办公室的窗户里就应该看到人民医院里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职业良心，301医院的蒋彦永教授再也无法忍受了，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4月4日，他在网上把掌握的真实情况向新闻界做了披露。情况透明后的发展如大家所见，中央采取了果断决策，与信息透明同步的是非典疫情的被遏制。今天，许多医护人员都认为，“北京流行非典，信息不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非典信息的恶意使用：在这次非典的爆发中，有些方面对信息缺乏应有的重视（姑且先这么说），而有人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对信息异乎寻常的重视。先看广东：今年2月，当非典闹得沸沸扬扬时，由于有关方面迟迟不发布信息，于是有个外国制药公司（排名世界第六的瑞士罗氏公司）站了出来。他们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此次流行的疾病是禽流感，全世界只有他们新生产的药品“拉菲”是特效药。随后，他们的医药代表深入100多个医院，趁势推销。立时他们的销售额激增100多倍。当然，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钱他们是赚走了。事后他们公司的上海总部解释说，这是下面所为。由于信息缺位不仅给了不法商家牟利的机会，而且严重了还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秩序。无独有偶，在著名的河北省安国药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非典的流行让药贩子们喜形于色，他们高度重视非典信息，当听说中药可能防治非典后，迅速沟通信息，控制药源，大肆提价，有些药材如贯仲，最高时提价近百倍。有的药贩兴奋地说，“得多少年能赶上这么一回呀，这时候不涨啥时候涨呀！”
信息缺位的危害：危害之一，彻底丧失了隔阻非典的时机，造成了疫情的大面积蔓延，不仅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发生疫情，而且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危害之二，使人们对政府信息丧失信任感，以至对后来发布的真实信息也不相信了。如焦点访谈前不久报道的天津某地农民企图纵火烧毁隔离病区的过激行为，不能不说与我们早期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渠道有关。
温故知新：我们国家已经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疫情了。前不久纪念爱国卫生运动50年，从电视上我们又看到了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发生的一幕：当时我国政府曾谴责过美国对我东北边境实施过细菌战，面对可能爆发的疫情，我国政府首先实行了信息的透明化，不仅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消息，而且号召全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生活普遍贫困，但经过广泛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形成了一次全民的讲卫生运动。美国的细菌战始终没能奏效。
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不是对信息透明的重要作用会有个重新认识呢？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对流行疾病爆发的抵御，决不可能是医疗单位内部的事（更何况医疗单位内部也没有信息），必须是全民参与，才能众志成城。人类首次遭遇的非典终将过去，明天的天空依然蔚蓝。但我们在这次战胜非典之后，不敢说以后不会再遇上什么突如其来的冲击。不能反躬自省就不能避免重蹈覆辙。那么，是不是今天也该问一句：下次，我们该怎么办？日前，我们终于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员周汉华已经开始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发布的相关法律规定了。我们期盼着，这部法律的公布实施，能在下一个非常事件的到来之前。
《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张东风的这一篇反思文章很有见地，非常难能可贵。《健康报》2003年5月30日，刊登记者李天舒采访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学检测技术指导小组组长林锦炎教授的文章：“长缨在手缚病魔”。林锦炎说：“我记得当时陪同一位德国专家看实验室，他看到我们详细的流调资料，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充满自信的精神面貌，以及我们有条不紊的工作时，他惊讶地说了一句：‘外界太不了解你们了！’”
正是因为不了解，才产生了那么多恐慌、那么多误解。人们对于医学、对于医生、对于中医的误解，大多都是出于不了解。曾留学英、德，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后又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是当年力主取消中医的“学者”，他曾经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对中医的“仇视”，也应当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现今，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许多不负责任的广告、欺骗性宣传，大有“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局势，中医界正常的声音不见了。这样下去，不仅败坏了当代中医的形象，而且因此造成的信任缺失，势必殃及子孙。
4月4日，蒋彦永在看过张文康4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这个301医院的退休医生的第一反应就是“简直难以置信！”这位72岁的老人写了一封署名信，对卫生部的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在信中他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4月4日，他在网上把掌握的真实情况向新闻界做了披露。这封信的内容首先在海外迅速传开了，这些消息随之通过各种渠道传向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今天的蒋彦永，这个诚实的医生依然愿意生活在媒体的关注之外。他的生活节奏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早晨七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医院转转，买点菜，回来在家里上上网，看看书，除了每星期一要参加医院科里的病房查房，平时的日子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最近有报道说，蒋彦永因为医术高超如今依然经常参加医院的疑难病例会诊和各种学术活动，院方为蒋彦永提供高级专家的待遇，外出均有专车接送。记者问起他写信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4月4日成为天津首例非典患者的王某，此前曾在302医院就医，然后将非典瘟神的火种引向了天津，引起疫情的蔓延。WHO已经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区身份，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这一消息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站。尽管距离“五•一”长假还有大半个月，北京已经在讨论即将到来的旅游黄金周的安排。

新一届政府的快速反应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4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防治非典疫情做出了正确的部署。紧接着，国家领导人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为战胜非典而奔波；出台了一项一项的政策法规，为战胜SARS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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