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击石家庄，河北再次挺起胸膛保心脏

# b4 G8 S6 d; f; N

疫情袭击石家庄，河北再次挺起胸膛保心脏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2021年1月2日，石家庄市的省二院确诊了一位新冠肺炎患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由境外输入的“新变异”的病毒，以空前的猛烈攻势，由藁城农村的小果村撕开裂口，汹涌地向石家庄扑来。似乎是当年武汉疫情更加猛烈的反扑，一场更加悲壮的场面即将重演。

但是，剧情并没有按照过去的剧本重演，也并没有出现欧美失控的局面，一个新的“石家庄现象”出现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领导高度警觉，立即拉响了警报，石家庄市很快进入战时状态，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全员大面积”的核酸检测、几百支流调队伍立即展开，社区防控、交通管制、生活保障、治疗方案等等，都很快确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支援队伍迅速到位，一个与武汉相似的疫情爆发时相似而又完全不同场面很快出现。

疫情短时间被控制，再一次让中国和世界见证了中国力量、中国模式，也就是经历了去年湖北、武汉抗击疫情，一年之中，尽管世界的疫情虽然正在蔓延，欧美很多地区失控，但是，在中国这个似乎是布满干柴的神州大地，并没有出现恐慌、争吵和犹豫，而是紧张而有序地应对，再现中国经验。

就像当年“解放石家庄”一样，这场呼啸而来，悄然而去的疫情，短暂、激烈的战疫过程，让我们看到了石家庄与武汉的明显不同。

武汉市的情况下是遭遇战，而石家庄则是“阻击战”。

这一次阻击战之中，救治过程也明显不同与武汉的情况，去年一月27日，黄璐琦院士带领国家中医队伍到达武汉金银滩医院的时候，当地只有血必净一种中药注射液，没有其他大家熟悉的中药饮片、中成药可用。即使是，到了2月中旬，湖北的中医药参与率，才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那时，对于中医药的不信任，曾经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伯礼院士感叹的“三个无中医”情景，也是当时中医地位的一个缩影。

这一次，在石家庄不一样了，虽然还是“中西医结合”模式，但是内容不一样了：中医药第一时间上去，全部用上，而且汤药为主，一人一方，中医专家在每一位患者身边诊治。

一个新的场面展示给大家：西医搭平台，隔离消毒，护理患者，中医辨证论治。

对于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分工合作，大家没有争议，没有反对声音。

这与去年，中西医在武汉的情况大不一样。

/ `  k/ _. `4 W

去年1月20日，我曾经大声疾呼：“让中医药首选必用！”此后，不断发表文章，说“救火是英雄，防火是神仙”，“中医学习杜富国，关键时刻大吼一声：‘你退后，由我来！’”“吹哨固然重要，中医要呐喊！”

我去年写的20多篇文章，现在都用不上了，过时了。

我今年只写了两篇文章，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药大水漫灌，减少发病，让高风险区变成耐火材料”；“中药大水漫灌有学问，需要重视体质问题”。

这就是把古代熬大锅汤防疫的经验，尽量在现代条件下实现。

因为，根据流调的大数据，核酸检测的情况，往往是从感染之后，到检测出阳性，需要三、四次“假阴性”，甚至更多次“假阴性”，大约经历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被确诊”出来。

这期间，完全可以用上中药，让感染了病毒的人不发病，始终是一个“隐形感染”，或者发病后停留在轻症阶段，“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

5 c3 U8 t8 m) X9 H# ?  {- N  `+ w

这是《伤寒论》六经辨证注，提倡首先发汗解表，以及历代中医重疾病预防、防范疾病传变的经验，验证了几千年，还发明了免疫思想，原创了疫苗技术（人痘疫苗），从土耳其到英国，逐渐走向世界，造福了人类。

5 h/ v: b. D! p- A

中医近百年虽然倍受磨难，但是其优秀传统并没有消失。

中医虽然历经艰难曲折，却能顽强挺立天地之间。

' H6 E: g8 v6 q7 [$ T& i

石家庄有自己的传统，1954年郭可明先生治疗乙脑，创造了疗效世界第一的经验，他还进京抢救苏联专家，得到卫生部表彰，受到毛主席接见。

2003年，郭可明先生的儿子郭纪生先生，他64岁上一线，救治患者全部治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给他发的奖牌写着：“父治乙脑立大德，子战非典济苍生。”

去年1月2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启动清肺排毒汤临床试验，河北省是四个试点省份之一，而且河北省中医院耿丽梅教授首先肯定了它救治患者的作用，鼓舞了大家的情绪。

这是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大家都心里明白：

河北是胸膛，北京是心脏。

7 a0 N& ^9 Z3 W& N

我们付出，我们担当，

为的是，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 E3 N6 I! K' b4 w- E2 g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鑫冠疫情，石家庄现象，值得反思。

曹东义 发表于 2021-1-19 10:22
( ]" Z5 }& \; u+ W- Q0 d鑫冠疫情，石家庄现象，值得反思。

' q, u2 ~' G6 ~- t  g7 H/ A挺起胸膛保卫心脏
河北省处于环绕北京、天津的特殊地理位置，历史上早就被称为直隶，属于京畿之地。如果把首都北京称为中国的心脏，那么，毫无疑问河北省就是环绕在心脏周围的胸膛。所有进出北京的人员、物资，无论是空中还是陆地，都必须经过河北省。因此说，在某种意义上北京的疫情就是河北的疫情。历史上，为了保卫北京，河北人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比如1963年、1996年特大洪水期间，为了保卫京津、保卫京广线、保卫京浦线，河北人民宁肯淹没自己的家园，也不让洪水进逼京津。在SARS疫情肆虐北京、天津的关键时刻，如果疫情从京津蔓延到河北，再由河北回输给京津，那势必会连成一片火海，形成“火烧联营”无可挽救的局势。河北省的领导早就有这个大局意识，从早、从细抓起，未雨绸缪，在京津周围的开阔地，构筑放火隔离带，把河北省的广阔空间，变成熄灭瘟神战火的绿色保护区；河北省以不太发达的经济实力，在全国率先喊出了“非典患者全部免费治疗”的口号，农村的墙上就刷着这样的标语：“得了非典不用怕，到医院治病不花钱！”河北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承诺，是他们意识到了，在这场异常惨烈的人类与瘟神的战斗中，是我们“挺气胸堂，保卫心脏”的关键时刻了。
/ Y; I% X: V% a0 U# g8 _在河北省抗击非典指挥部里，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孙士彬的案头，堆积着中央来的各种文件，也有十几个地市的情况汇报，还有必须找各有关部门紧急办理的急件。她就是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因为她是整个河北省抗击SARS工作的联络中心、指挥中心，她不能有稍许的松懈。孙士彬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多少天以来，她就一直吃住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在新闻发布会的镜头里，看到她那疲惫的面容，也为她的健康担心，因为她不仅维系着河北省千头万绪的抗非事业，也是与笔者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与校友。从她那坚定的声音里，我们看到了省委省政府的信心，感到了必胜的力量。
; C$ |# ^! X/ T- H$ D! }9 t3 Q由作家一合、陈冲合著的纪实文学专著《路灯下的SARS》，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河北省的领导、群众、医务工作者在抗击SARS过程中的感人事迹，笔者在这里选取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 z& w$ t0 }# i, f# _2003年2月8日，王玉梅从唐山市副市长的岗位，来到河北省卫生厅任厅长，接替孙士彬的工作。她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换了一台电脑，用来查阅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信息，了解国内外的大事。2月11日，网上一条消息引起了她的注意：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医务人员感染率高达33.8%，这引起了她的高度注意，后来知道这是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有关非典型肺炎的信息。非典型肺炎不新奇，教科书上早就有，但它通常不传染；传染病有很多种，但这么高的医务人员感染率（院内感染）却很少见。于是她找来疾病控制处的同志，尽管当时还不熟悉，请他们查一查河北省、石家庄有没有这种病，问一问卫生部和广东省的同行，关于这种病有什么说法。下午，几位同志就进行了汇报：石家庄的省市大医院今年的肺炎并不比往年多，也不必往年难治疗，医务人员也没有被感染。这表明本地还没有这种病。卫生部和广东有关部门除了证明有这种病之外，并无什么说法。所以，《河北省卫生厅抗非大事记》是从2003年2月11日开始的。
4 [* v* m3 {$ x+ A7 ]  @; Q4 V  V) `; `* ]王玉梅厅长听过汇报，并没有放下心来，觉得应当以某种方式给各市的同志提个醒，要有所准备。2月13日，河北省卫生厅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要求“加强对冬春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除了流脑、流感、麻疹之外，其中提到了“非典型肺炎”。在王玉梅的倡导下，由一位副厅长主抓，医政处具体组织，在省三院大礼堂里，举办了一个“防治院内感染”的培训班，后来的事实证明，办这个班意义深远。这次SARS疫情，全国共有患者5327名，其中医护人员约占20%；死亡349例，医务人员占10%。在河北省医务人员是零死亡，感染的医务人员也发生在其他环节，真正一线也是零感染。2月25日发布的《河北省非典型肺炎应急控制方案》，为后来的SARS实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 b; K2 p/ y  d7 W8 c; x3月初，在北京的两会期间，白克明书记、季允石省长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非典的相关消息，引起了他们的重视。2003年3月11日，河北省卫生厅成立以王玉梅为组长的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小组成立后立即向全省防疫站和医院布置防治非典工作，购置、储备相关设备、药品、器材，培训治疗技术人员。工作做得扎实，但季允石省长仍然强调，一定要“细致细致再细致，落实落实再落实”。季允石省长善于记忆数字，许多经济数字张口就来，而且可以精确到个位数，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一两位。在3月末，河北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他就背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我省与周边省市相接的公路有148条，其中与京津相接的就有68条。如果把乡村小路也计算在内，全省与周边相连接共有大小路口1400多个，其中仅环北京就有1114个。”这些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将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进行盘查、消毒、检疫、防疫。
今天看来，这些数字或者准备工作好象是很平常的，其实在当时却不这样简单，因为许多情况在当时是不明朗的，甚至是扭曲的。比如，有的消息说，广东的疫情已经过了高发期，正在准备广交会；北京只有几个病人，只是输入病例，危害微不足道；发病人数不断减少，治愈出院人数不断增加，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等等。如果动作慢了，疫情堵不住，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是过于神经紧张，“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说，“瞎折腾”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掌握这个度，的确是不容易的。“广东的非典闹了3个月了，能不传染到北京？火车、航班都没停啊！河北的89/90次特快列车是从石家庄跑广州的，而从北京开到石家庄的城际列车和从南方、山西开过来的过路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有多少下车的旅客，他们不会带来SARS吗？石家庄绝对不安全，河北绝对不安全。”这话虽然是后来才说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省委领导当时的正确判断。
恐慌使人们抢购物资，抢购板蓝根、白醋、食盐；恐慌也使某些群众阻断交通、围攻定点医院，甚至火烧一线医务人员定点休息的旅馆，省委领导都做了及时恰当的处理，触犯刑律的也立即严惩不待。白克明书记意味深长地说，在我们河北省，累计发生确诊SARS病例215例，而因与SARS有关的各种问题受到行政处分的达到300多人；因罹患SARS而死亡的共有12例，而因抗击非典工作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同志就有16位。他说：“代价很大啊，总得学会点什么吧？”
3月20日，开完两会回到石家庄，许多工作刚布置下去，可是不到10天，SARS疫情爆发。当每天数以十万计的人和数以万计的车，以谁也控制不了的势头涌向河北省的那1400多个大小路口的时候，省领导们必须有所行动。而一旦行动起来，就好象开动了一架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全力以赴也不容易应付。季允石省长就象站在河北最大路口的守护者。在全省1400多大小路口的任何一个路口上，你查住100个可疑者，那都是应当应分的，而漏掉一个就可能会造成一大片人的感染！所以，你能不“细致细致再细致，落实落实再落实”吗？而这大小路口上每天的过往车辆，有许多是满载着进京的物资：从廊坊市每天运进的蔬菜9500吨、肉类280吨；保定市平均进京蔬菜1500吨，承德市每天进京蔬菜600吨，张家口向北京供应羊肉21.4吨。非典期间，全省11个市共支援北京各类抗非典商品物资价值6.34亿元，其中肉类1.59万吨，蔬菜20.86万吨，食用油30万吨，蛋类256万吨，调味品170吨，药品价值560.5万元。这既是支援，也是河北省抗非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5 ^  F! |: P/ T0 e4月26日，106国道上出现了800多辆人力三轮车结伴南下的“壮观”场面，人们不可遏止地往家赶。其中有这样三个河南民工，他们轮流骑着三轮车，昼夜兼程地往南走，因为太累了，想在石家庄改乘火车，但是还未赶到石家庄的火车站，就有一位因为劳累而死在街头。
6 F: g; B! G6 ~7 {7 U1 c2 O3 _河北省的疫情终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保定曹瑞华的哥哥曹新华家住北京，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因颈椎手术就诊于北医三院，4月4日开始发烧，8日加重，9日病故。医院的结论是：感冒引起心衰致死。4月9日，曹瑞华带着妻子、儿子、女婿等一行5人一起去奔丧。后边紧跟着曹瑞华的姐姐曹桂芝，她也带着3个亲友来奔丧。两拨人分别呆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返回保定。4月12日起，9个人里有8个陆续开始发烧。北京曹新华的妻子、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及外孙也尽数感染，分别住进北大医院、积水潭医院，当时就有3人被确诊为非典。保定的8个发热患者，先后在一家个体诊所就诊输液，不见好转。4月16日乘坐高客大巴去北京看病，因没有床位，又于当晚乘火车返回保定。在他们“自由活动”了7天之后，于4月18日到保定市传染病医院就诊，当即被留置观察，很快被列为疑似病例。21日，确诊曹瑞华及其子、其姐、女婿等5人为非典患者。28日，其妻及为他诊病的个体医生，也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27日，曹瑞华因救治无效病故。没有隐瞒疫情，也没有迟报疫情，情况在第一时间上报，仍然给市里、省里的领导带来震惊！白克明书记21日晚，连夜赶往保定；季允石省长当天检查了石家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师范大学、省直第一幼儿园等。白克明书记事后说：“我是真怕啊！”他一怕人多。河北省有6700万人，是北京的六七倍，天津的七八倍，一旦疫情在河北蔓延，北京天津势必腹背受敌，难以收拾。二怕不懂。几乎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
在2003年4月22日，内蒙SARS患者33例，山西SARS患者141例，河北还是零报告。好象形势很好，其实SARS病毒已经随着人员的流动来到了河北省，不仅保定的曹氏家族从4月12日开始发烧，而且在他们之前，邢台市新河县的一位男子，在北京通州区打工，4月5日因高烧在北京住院，当初定为扁桃体炎，住几天之后病情不见好转，于4月9日在北京乘坐高客回到清河县。13日，由他的哥哥开车送到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经过抗真菌治疗病情一度好转，此后病情反复，经石家庄专家会诊后认为符合疑似患者的标准，4月25日转到省胸科医院，确定为SARS诊断病例。
到4月28日，河北省的SARS患者已经猛增到30例，而同时的内蒙是114例，山西243例。其后一周，至5月5日，河北疫情由30例，再度飚升至107例，内蒙也由114例增至230例，山西由243例增至360例，北京1960例，广东1465例。华北的疫情大规模爆发了，真是大难临头，国家领导人也称SARS是“一场灾难”。曾经热闹的城市，转眼间变得泠泠清清，各种群体娱乐活动都被取消。在农村，正村自为战，除了已经封堵的必要通道，各个街口都站着盘查的人员，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就喊出：“站住，量量体温！”
在经济最落后的张家口，SARS患者是这样来到的：4月21日凌晨，张家口传染病医院院长张春泽紧急赶到火车站，市里的领导干部已经都在那里了。原来从火车上下来3个人，需要留置观察，而且铁路上的有关人员希望整个车厢的人都留下来。张春泽用了很多的道理解释，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多人都留下来。说实话，传染病院当时好不容易才腾出的12张病床，哪里有能力接待这么多病人呢？提起条件，那就更不好意思了。4月24日这一天，真正的非典病人来了，一来就是十几个，一个病区住满了，再腾新的病区。这家医院共有100张床，当时还住着50多个一般病人，得赶紧转走。55岁的护士李淑琴被任命为病区护士长，没过几天又升为全院总护士长。她介绍说，那一天，有12个“疑似”在病房里敲玻璃，意思是让我们进去。我们也知道该进去，可是连个防护服都没有，谁不心里发毛啊！听说别处都是穿4层防护服呀。大家都盯着我，好象我有办法。我只好真的“老奸巨滑”一回，就把被单子扯下来，叠巴叠巴裹在身上，这不就是防护服吗？我又把塑料袋往脑袋上一套，让护士用胶条粘严实，这不就成了帽子了吗？连眼罩都有了！我就第一个进去了。刚才这些“疑似”还闹哄哄地不好好呆着，一看我这样进来了，都安静了。我说对不起，别看我这行头差点儿，好药有的是，大家尽管放心。这工夫，别的护士也都学着我的样子，武装起来进了病房。我真的心里非常感动。我说，我带上来10个，我就原封不动地带回去10个，有一个死的，我就从这5楼上跳下去！病号中有一个在《光明日报》打工的记者，当时就站在我身后，后来知道他叫郭艺才，1米8的大个儿，小伙子长得那叫帅！当时他就哭了，说了一句话没把人吓死，他说：“姐，我爱你！”（笔者按：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感受！）到28日防护服才够用，医院也住满了SARS患者，有32个确诊病人。我们筹备新的病区，又要照顾病人，连续几天不能睡觉。杨护士长还年轻，累得例假都不正常了，没有准备，把防护服湿透了，红了一块，又不能出来换。当着那么多男病人，我当时眼泪“刷”的就出来了，赶紧拿了一个单子，从后面给她罩上了。
这就是我们此前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张家口还有这样一幕：2003年4月23日，东甘庄村的支书李世亮，接到洋河南镇党委书记孙昌宝的电话：赶快回村，村里出非典了！回到村里，孙书记正在村里等着他呢！劈头就说：事情闹大了！原来村里有一个叫李世忠的人，死在了北京，4月8日从北京拉回来的。他媳妇刘正英，烧了他的被褥和他使用过的一切生活用品，然后火化了。原来是死于非典！现在刘正英被感染，住在医院里；她的亲家母李玉涛也被感染了，也住了院；同样被感染的还有她的女婿。非典在东甘庄闹大了，你这书记快想办法吧！李世亮开了大喇叭，对全村广播：李世忠在北京是非典死的，传染了几个人，大家不要怕，但最好在家里坐着，别出门乱串，别在大街上坐一块儿，要多晒太阳，多通风，也可以在村边种地。最重要的是，在外打工的，特别是在北京、山西打工的，不准回村！回了村的就地隔离，不准出门！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让人们紧张的不是李世亮所说的，而是村外迅速来了一大批警察。警察们把村子包围了，却不进村，这是为什么？李世亮拉上村主任李小平前去探个究竟，还没走到跟前，就见防疫站的人老远就喊：“你们别往前走了！站在下风口！”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村被整体隔离了。封村？也可以这么说吧。然后，紧接着，身穿防护服、手拿喷雾器的消防人员，进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消毒。幸运的是，封村21天，村里只感染了4个人，死了一个人（李玉涛），并没有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河北省的中医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也同样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一开始，主管中医工作的孙万珍副厅长、省中医局的王振邦局长就组织省中医药管理局的人员积极运筹，谋划河北省中医界如何参与非典的治疗工作。在4月22日，也就是在全省第一例SARS被确诊的当天，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中医医院高度重视非典的防治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组织中医药人员进行有关知识的培训，做好技术储备以防大疫，建立发烧咳嗽门诊，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搞好院内消毒隔离工作。并且公布了值班与咨询电话，由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开通专家咨询热线。组织成立了河北省防治非典中医专家组，每个专家都配备小灵通移动电话，24小时不关机，随时为全省各地的医院提供中医药技术支持。除了印发卫生部《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之外，还编发了《河北省临床应用参考》的配套文件。增加了药品参考剂量，“方证分析”和“临证参考”的内容。
在5月8日吴仪副总理与在京的中医药专家座谈之后，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市统筹调配当地的中医药资源，从各市的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医院的中医科选配中医药专家，为非典治疗专家组充实中医力量；从上述医院中，为非典定点医院选配中青年中医骨干，使他们尽早进入临床一线，积极运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全过程救治。“非典定点医院”在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煎剂方面有困难的，各市卫生局可从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进行调剂解决，配齐备足。如果需要，可由提供中药及其煎剂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负责煎制和配送。总之，一切为了救治患者，为了更方便、更及时地使用中医药治疗SARS病人。
全省有11所中医医院与7家“非典定点医院”建立了中医药对口支援关系。全省各地共有100名中医药人员参加SARS的诊治工作。其中，定点医院的中医人员52名，从其他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选派的48名；进入一线的中医药人员38名，二线中医会诊专家62名。他们在临床上，与西医人员并肩作战，较好地发挥了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作用。省中医药管理局还组建了省直中医药治疗非典的预备队，随时待命，准备进入一线。截止到6月6日的统计，在全省215例确诊SARS患者中，有162例使用了中医药治疗，占75%；其中108例使用了汤药，占全部SARS患者的50%。根据同期统计数据，广东SARS患者1511例，使用中药873例，其中用汤药873例；北京SARS患者2522例，使用中药1413例，其中使用汤药708例；天津SARS患者175例，使用中药125例，其中使用汤药47例；内蒙SARS患者284例，使用中药189例，其中使用汤药96例。由此可见，河北省中医药参与SARS治疗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还积极鼓励、支持进行中医药治疗SARS的科研工作，组织了4个市参与了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资助开展的“SARS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本书《中医群英战SARS》就是省局的立项课题“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的课题总结报告。河北以岭药业集团研制的莲花清瘟胶囊，作为全国抗SARS的首个中药制剂，通过了国家“抗SARS药物绿色通道”。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22日刊登记者杨鸿恩、通讯员吴伟民的报道“保定市中医药参与非典治疗效果明显”。文章说，河北省保定市在非典患者治疗中，重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在定点医院收治的31例确诊患者中，除刚开始收治的3例患者没有使用中药治疗和1名重证女孩无法使用中药而死亡外，其余27名患者全部使用了中药参与治疗，目前已有20名患者痊愈出院，其余7名患者的病情也大有好转。今年4月18日，保定市发现第一名非典疑似病例后，市卫生局极为重视，立即确定该市传染病院为非典收治的定点医院，并要求在治疗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4月23日，该市又抽调3名中医专家，直接参与该院非典患者的救治。他们每天都到传染病院对患者进行逐一会诊，详细查看患者的情况和病情资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中医药治疗方案（笔者按：这就是传统的辨证论治），使患者用上了中药汤剂治疗。据临床观察，使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的患者，均减轻了发热症状，缩短了发热时间，有效地促进了肺部炎症的吸收，且防止和减少了使用大量抗菌素和糖皮质激素对患者心、肝、肾及消化道的损害，无1例消化道大出血发生。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患者的病情恢复，缩短了病程，提高了治愈率。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6日第一版刊登记者杨鸿恩的报道：“中医专家郭纪生治疗非典效果明显”，并在第二版用“杏林苍鹰战瘟神”的题目，长篇报道了石家庄市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郭纪生的事迹。文章说，郭纪生先生，今年64岁，他是石家庄市医学科学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是著名中医专家郭可明先生的儿子。郭可明先生在1954年、1955年创造了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石家庄经验，1956年1月治愈患重症脑炎昏迷的苏联专家之后，在2月被特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在会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握着郭可明的手，称赞他说：“了不起啊！”1956年夏，郭可明受卫生部的指派，参加了首都乙型脑炎的救治工作，他与蒲辅周、岳美中、张菊人等中医专家一起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石家庄经验，解决了当时医学界的一大难题，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医学奇迹。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曲锡萍、林宏益回忆说，他们当年曾经跟随随郭可明实习，学习他的治疗经验，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在当地用郭可明先生的中医药方法加推注甘露醇治疗乙脑，曾经成功地抢救40多例昏迷的乙脑患者，无一人死亡。他们说，许多小患者醒过来之后，还带着鼻饲管就要吃的，张开的嘴巴里满舌黑苔。他们后来在70年代末调到华北油田职工医院，当时医院收治的乙脑，第一例虽然经过党委书记全院动员，组织西医的最强力量抢救，还是死亡了；后来又来了第二例昏迷的乙脑患者，又没有抢救过来。在中医科工作的曲锡萍、林宏益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他们学会的郭可明经验，连续抢救成功了几例乙脑昏迷患者，一时间中医名声大震，传为佳话。
7 T$ ?# P9 F9 y4 `郭纪生自幼跟随他父亲郭可明先生学习中医，深得其父家传，此后曾经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进修深造。文革中，郭可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迫害致死。郭纪生也被下放到农村医院，他深受其父的医德思想熏陶，身处逆境而为大众服务的心愿不改，在当地治疗了许多急性、慢性气管炎的患者，逐渐成了有名的呼吸病专家、主任中医师、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他被调到石家庄市医学科学研究所任所长、院长。退休之后，郭纪生先生成了石家庄市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曾经到美国交流过中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3312例的学术经验，当地的电视台还对他进行过专访。SARS爆发后，郭纪生看到迅速蔓延的疫情，一棵救世济民的仁爱之心令他夜不成寐。他不顾自己年龄已大和随时会被感染的危险，于2003年5月5日，奋笔急书，向石家庄市卫生局请战，要求亲自上一线救治SARS患者。他写到：“在当前抗击非典的非常战斗中，作为一名中医，身肩义不容辞的重担。我从事呼吸病研究30余年，既有治瘟疫的经验，又具备了治疗该病的基本条件。在如今大疫压境的紧急时刻，理应走在防治非典的第一线。请局领导审查批准，让我到一线救治病人-----”石家庄市卫生局的领导看到郭纪生情意真切的请战书，深深地被他的高尚精神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
郭纪生带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小组，于2003年5月9日深入一线，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奋战一个月，共治疗确诊SARS患者12例，疑似患者11例，全部治愈出院，无一例死亡。他以清瘟解毒、宣肺利湿为基本治疗法则，用银花、连翘、藿香、菊花、大清叶、沙参、炒杏仁、生石膏、射干、炒苏子、白前、浙贝母、鱼腥草等为基本方，根据病程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证候特点，进行加减治疗，大致分为7个不同的证候类型。为了促进患者的痊愈，他还根据患者的情况，专门制定了中药药膳，以食辅药，双管齐下，治肺兼养脾胃，加速患者的康复过程。用梨、银耳、百合、核桃、枸杞、绿豆等分别分别配制不同的粥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 A% R# f( P0 L2 C* I% Q《临床荟萃》2004年19卷24期，刊登杨牧祥、姚树坤、王振邦、高永刚、苏凤哲、王少贤、于文涛的文章：“河北省213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分析”。文章系统总结了发生于河北省的SARS患者的临床情况。文章说，213例SARS患者属于输入性病例并在当地引起传播。有明显接触史者194例，医务人员21例全部有密切接触史。全部病例都有发热，体温38.5摄氏度以上者118例，占55.4%；伴干咳190例，占89.2%；乏力71例，占33.3%；气短49例，占23%；死亡11例，占5.2，治愈率94.8%。与中国大陆确诊SARS患者病死率7%相比，治疗效果比较好。其原因，一是省、市、县各级领导重视，治疗抢救措施得力；二是我省SARS病情发病较晚，充分借鉴了广东、北京治疗SARS的经验；三是结合我省实际，采取综合治疗方案准确有效。主要经验有：严格掌握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时机、用量及疗程；早期氧疗，及时对重症SARS患者给予无创持续正压通气治疗；中医药在治疗SARS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可以促进血象恢复、胸片阴影吸收，在降低病死率方面优于单纯西医组，对于重症SARS患者，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作用尤为显著。中医药治疗，始终以清瘟解毒为主，补益药审慎用之，一般在疾病后期，采用补中有清之法，以防“死灰复燃”；SARS患者在整个病变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瘀血表现，注重配伍活血化瘀药物，对促进肺部病变的吸收及防止肺纤维化，有较好的疗效；清热宣肺同时应兼顾保肝护肝，适当配伍使用清肝利胆药。


第五章：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