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0-3-19 10:19 编辑 # W' J$ j1 ^! P `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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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大发明“疫苗”，向世界奉献“化毒为药”的大智慧
/ r; U; T/ O6 e曹东义; I% y7 |* a6 k/ W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5 z, N2 p8 }0 B( f6 E) L$ r2 c
( i$ w# G1 h7 v9 H% P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罗盘（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最早被认识的是前边的“三大发明”，后来才加上造纸术，成为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其实，改变世界的还有一大发明，这就是“疫苗”，它不仅属于技术，而且还承载着思想，是不可能从西方发明，只可能形成与东方的中医。: j+ A' \- c3 f& x- n' V
因为西方对待传染病的方法，是隔离（港口检疫、修道院等），医生穿着“鸟人服”看病，病人穿着“麻风服”才能上街。$ i U4 Z \! f1 H% X/ T
疫苗的原理，是把病人的“痘疮痂”，想办法弄到没有病的人身体上，这个做法与“隔离”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中医的“化毒为药”大智慧，是不可能发明接种“疫苗”技术的。1 }' |/ z2 f& R0 r, \* K
因此，先有免疫思想，然后才能发明“疫苗”，这是学术原理的原创，不单单是一项技术。
# S$ ^' @+ f) ^9 `疫苗成为人类战胜传染病的最重要武器，它是中医发明的，不是西方发明。
& v1 _& T. q X4 s5 J4 q3 |西方坚持不接触的“隔离”原理，永远也不会发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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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的提出2 P- I, O4 B& Q5 ^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1861~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了一个高峰，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这个发明清单被后来的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 I" D U& ~1 v, ^9 j L1 q( W
火药的发明，与中医关系密切，它是道家追求健康长生不老，在炼丹的时候，配方药，发生了爆炸，所以叫“炸药”，也就是丹药爆炸了。
: m# b2 _" h# `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发明炸药而开始的，是没想到的副产品。
* f/ ^0 L/ H' b$ z诺贝尔是为了研究炸药、改良炸药，这个和中国人发明炸药完全不同。) |2 w- Q8 |% | \1 V# Q. q,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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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疫毒、疫室、疫苗、防疫，免疫，是一些列的学术探索+ q- A5 K2 c1 l S( j
甲骨文之中有“御疫”的占卜，为的是避免患流行性的传染病，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才能达到防疫、御疫的效果。 “疫”这个字，源于徭役、劳役，那是当时普通人不能推脱的义务，它和传染病流行一样非常普遍。 为了防疫、御疫，古人经常用艾草、松枝之类的植物药，来“燎于室”，约等于现在的消毒措施。 除此之外，每个人还有很多避免得传染病的措施， 《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也就是懂得养生保健的人，要主动躲避邪气的进犯，就如同避免被石头击伤那样。 古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说“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因此，除了外避邪气，更重要的是“内养正气”。
3 l8 n( h3 |+ n f3 ?- |0 J《灵枢·玉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不讲养生之道，“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甚至乱吃野生动物，其危害是很严重的。 * F: ?3 K1 U9 j7 E$ |1 d. t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人古代也有隔离的措施，有“疫室”。
3 ~! ~+ S9 l6 I" e《论语》记载孔夫子去看他的学生伯牛，不进屋，在窗口握手，并仰天长叹：“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夫子应该进屋，不进屋，这说明，伯牛的病有传染性，进去不好。 所以，孔子的学生们，伯牛不让孔子进去，是为了保护老师。
) C3 g! d6 E# T7 B) }! ?: I《素问·刺法》说“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这是为了探索防疫，而开展的讨论。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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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说，人经过内修锻炼，可以达到“五气护身”，身心强壮，再加上一定的养生保健措施，“然后可入于疫室”，执行救助任务。其所以能到“疫室”里边去，是因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中医养护、提高正气的方法很多，有精神养生、饮食起居养生、运动健身养生、四季顺时养生、导引按摩、太极拳、八段锦、药物调理养生等措施，通过这些主动的方法，达到“德全不危”，不生病的境界。
3 b: u7 w0 {6 b q1 A, g几百年之前，在西医主要采取隔离、港口检疫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把病人、疑似患者与健康人强行分开，以应对传染病威胁的时候，中医逐渐摸索出可以推广使用的“免疫技术”人痘疫苗。 疫苗，是减毒、低毒的致病活物“邪气”，不是“好东西”。中医这个“疫苗”词起得好，很准确。掌握不好、不规范操作，疫苗就成了引起火灾的放火行为。
* P7 H0 v9 ^7 H古代中医大力推行免疫种痘术，也就是把病人的痘疮痂，经过适当处理，变成疫苗，分干苗法、湿苗法、熟苗法、痘痂法、痘衣法等，明清时期开始大面积推广接种，并且在清代传到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后来英国的玛丽夫人，把人痘疫苗引进到英国，由琴纳改良成更安全的牛痘疫苗，再传到法国巴斯德生产出更多疾病的疫苗，人类才在近现代逐渐消灭了天花，控制住了很多传染病的流行。
+ }( {7 Y0 O) y中医是如何发明免疫技术“人痘疫苗”？如何传到世界？如何被“引进再创新”？
6 K. \) t1 e7 K! G疫苗技术，如何被逐渐推广？& m6 b# H4 q5 w' F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说清楚不容易，我有一本书，其中记载了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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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Q# f! M9 f) D: M0 v4 h5 T《热病新论》 ——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 2009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主编：曹东义 # d- E5 N$ o" h! o1 l8 U
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 种痘“嫁接”震惊了玛丽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 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 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技术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技术的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琴纳（E. Jenner1749-1823，也常被译为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琴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琴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蒙塔古夫人玛丽是一位鄙视一切传统陋俗的妇女。虽然她是一位公爵的女儿，她却不固守人们期望于一个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那种角色。当家人不许她与她选择的男子结婚时，她就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未曾结婚——逃往法兰克福。玛丽夫人的丈夫是外交官，他们一起相继生活在欧洲的多个城市，直至他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在这里，她通过医生的讲述，知道了通过种痘可以预防天花。 希腊医生埃马努埃尔·蒂莫尼是玛丽夫人的一个熟人，玛丽从他那儿了解到许多东方的秘密。有一天他给她讲述，人们在这里如何试图防治天花。这个题目引起了这位夫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黑疤疮”当时恰恰再度使欧洲陷于恐惧之中。与呈波浪形出现的“黑死病”鼠疫不一样，天花在短得多的间隔时间内威胁人类。 这位希腊医生告诉玛丽夫人，说人们用一把小刀将一点天花脓疱的脓划进皮肤，从而使后宫的美丽女奴们可以免受这种使人破相的疾病的侵袭。想将他们的“商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出售的奴隶贩子总是这样做的。虽然用这样的方式处置后也会产生一个小疤痕，但是它与未经这样的防备措施而形成的疤痕相比是极小的。 玛丽夫人在童年时代认识了天花。她曾得过天花，当然只是轻度的状态；留在她身体上的小疤痕是看不见的，挂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她的那幅美丽的肖像画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见的。 这位希腊医生还讲述说，中国人就曾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擦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医生继续解释，在印度，人们让孩子芽天花病人的衣服，并用针尖将病人身上的脓转到健康人身上。 希腊医生接着说，几乎每一次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只出现一次轻微的、很快又消退的炎症。此后大多数种过痘的人一辈子都受到保护而不遭天花侵害。 玛丽夫人一直担心，她的儿子爱德华会在伊斯坦布尔染上天花。当别人也向她证实了希腊医生的描述时，她看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可能性：让这种形式的预防措施也在英国落地生根。 接种人痘来到英国的坎坷玛丽夫人在1717年4月1日给一位名叫萨拉·奇斯韦尔的熟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我们家乡广为蔓延和危险的痘疤，在（土耳其）这里由于出现了一种人们称之为‘嫁接’的办法而几乎没有危险了……有些老年妇女，每年秋天，在9月，炎热天气一过，她们就做这种手术，从中大赚一笔钱。首先是一个邻人遣人去另一个邻人家，询问那里是否有人要种痘预防天花。在聚集起十五六个人后，就出现了一位拿着一个盛满天花脓的核桃壳的种痘妇。她用一根大针划入静脉，这不会比一个普通的抓痕引起的疼痛更多，然后把一个针尖上所能容纳的脓汁滴入这根血管……她以这样的方式划开四至五根血管。” 玛丽夫人的详细介绍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接种的详细情况，她紧接着描述了接种之后出现的反应：“第八天，”玛丽夫人继续写道，“种过痘的人开始发烧，他们不得不卧床两天，很少有卧床三天的。他们的脸上会出现20至30个脓疤，但它们不会留下疤痕。一个星期后病人跟种痘前一样健壮” 玛丽夫人依靠这些了解到的情况，于1717年秋，玛丽夫人让自己的爱子爱德华接种了人痘，获得了成功。 1721年，玛丽夫人回英国，希望推广接种人痘。然而，人痘到了英国，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 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走上层路线”，托关系在朋友威尔士公主卡罗琳的帮助下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 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种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 试想：当初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移植”、“嫁接”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 在西方医学的开创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里，他曾经庄严地宣誓说：“我谨向阿波罗神、医神、健康女神、药神及在天诸神起誓，将竭尽才智履行以下誓约”，其中提到“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毒物和药物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有毒的物品是绝对不可能施与病人的。更不可能把病人的毒疮痂“嫁接”、“移植”到没有患病的人体上。因此，在西方也就不可能出现“疫苗”接种的“原始创新”。 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暴发了天花，天花病的流行使诺曼人的首领只好下令，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统统杀掉。中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人痘疫苗在此后不久就被创造出来。 1519年，当西班牙军队入侵墨西哥时，他们将天花这种致命的疾病带到美洲大陆，而他们自己并没有察觉。天花当时在墨西哥是没有先例的，当地居民也没有机会增强对天花的抵抗力。在以后的三年里，天花传遍了全国各地，致使两三百万墨西哥印第安人死亡。西班牙人在攻打印加帝国时又把天花传入了南美。 16-18世纪，欧洲每年死于天花病的人数为50万，亚洲达80万人。有人估计，18世纪内有1.5亿人死于天花。 中国的种痘法传入欧洲后，遭到顽固保守分子的反对，他们责骂种痘是“狂人”的逻辑，一些基督教牧师胡说“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有些国家竟出令禁止种痘。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公元1778）却倍加赞扬。他在《哲学通讯》中一封《谈种痘》的信中称赞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种牛痘在英国为何有曲折玛丽夫人把种痘介绍到英国28年之后，发明牛痘的安特·爱德华·琴纳（E. Jenner1749-1823，也常被译为詹纳），于1749年5月17日出生于英格兰一个牧师家庭。他在小的时候，也接种过人痘疫苗。他13岁开始跟随乡村外科医生学习医术，21岁赴伦敦师从当时英国杰出的外科医生J·亨特。亨特令詹纳终生不忘的教诲是：“为什么只凭空揣测？为什么不实地实验一下？” 18世纪，天花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詹纳从伦敦回到家乡，多年的乡村行医的经历使他注意到：乡村里的牛患了与天花相似的病，那些挤奶女工在接触到牛身上的疱疹时受到感染，身上也会长出小一些的疱疹，这就是牛痘。而感染过牛痘的人都不曾被传染上天花。 詹纳发现，牛痘的病情症状比天花轻得多，它从不曾令牛死亡，更不会令人死亡，况且人在感染牛痘痊愈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1796年5月14日，也就是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詹纳找来了一位患牛痘的挤奶女工，从她手指的疱疹中提取出一些液体，然后将一位8岁男孩的手臂用手术刀划破，把牛痘疱疹液滴在了上面。 这位名叫詹姆斯·菲里普斯的男孩大声哭叫着，他无论如何不会知道他的哭声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48天后，詹纳将从天花患者脓疱中提取的液体再一次滴在了菲里普斯被手术刀划破的手臂上，菲里普斯的免疫系统抵抗住了天花病毒的侵害。8岁的男孩菲里普斯的父母都是牧场的工人，他们甘愿让自己的孩子冒患上天花的危险让詹纳进行实验。为了感谢他们，詹纳拿出自己行医的积蓄为这家人建了一所房子，这座房子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格洛斯克郡。 英国皇家学会有些科学家不相信一位乡村医生能制服天花，还有人认为接种牛痘会像牛一样长出尾巴和角。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能立即被人们接受。英国皇家学会拒绝刊印詹纳的《牛痘的成因与作用的研究》一文，詹纳只好自费印了几百份。 当时医学界怀疑他的发现，有人报着敌视的态度写道：“我们不相信你这一套，我们是有根据的。”并将詹纳的发明称为“虚伪的预防。” 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教会，教会里有人指责说：“接触牲畜就是亵渎造物主的形象，”“接种天花乃是谎言。” 新闻界也趁火打劫，有的写道“你相信种牛痘的人不会长牛角吗？”“谁能保证人体内部不发生使人逐渐退化成为走兽的变化呢？” 报纸上出现了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某人的小孩开始像牛一样地咳嗽，而且浑身长满了毛，”“某些人开始像公牛那样的眼睛斜起来看了。”有些书上印着彩色插画来证明种牛痘的不幸。 那么，把毒素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中国人，中国的中医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有人这样问过吗？或者，就像反对中医、意欲取消中医的人所说的，中医一贯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患者？ 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科学思想，才逐渐摸索出来、发明了接种人痘的免疫学方法。 严格地说，詹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对于其中的原理，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詹纳拒绝了这一要求。 1823年，詹纳去世，他和此前早就去世的玛丽夫人一样，被人们立碑纪念，并且他们不同时代的事迹被刻在一块纪念碑上。 1822年，在詹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出生。在詹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也就是1880年之后，巴斯德把免疫“疫苗”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疫苗技术。 然而，世人对于天花病毒、以及种痘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 天花由同名病毒——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引起。由于全世界的努力，1977年人类消灭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确实应当对此感到骄傲。但事实却是，这项工作从未完成。美国和俄罗斯至今仍然保存着天花病毒样品。天花是极易传播的疾病，是人类的古老祸根，也是有效的生物武器载体。感染天花的人，有25%或更多会死去，没有死的人则会毁容并成为瞎子。1999年，世界卫生联合会的决议要求美国和俄罗斯立即销毁所有天花病毒样品。但美国和俄罗斯拒不执行该决议。相反，美国还加速了其天花病毒研究。现在，美国甚至想要打开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潘多拉的盒子。一项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计划很可能在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联合会会议上获得批准。该计划还包括嵌入相关痘病毒的天花基因的概念，以及天花病毒DNA片段的无限制传播。如果这一计划得以执行，将对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将开通用于生物战争目的的人工改造病毒的道路。 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詹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都没有见到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免疫原理。 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原理。 对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原理的认识，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对于病毒的认识，有赖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直到今天，免疫原理，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也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大概，而不是全部。 因此说，由中医开创的种痘免疫实用技术，是一种科技原始创新，此后的免疫技术改良、推广，都是引进、吸收的再创新过程。 中医如何萌生了免疫思想既然中医种痘属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那么，这种原始创新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也可以按着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思路，进一步发问：中医的种痘的免疫技术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推广种人痘和种牛痘，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这样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更是反对中医的人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但是，这的确不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应该给出答案。 笔者认为，中医所以发明了种痘，完全是中医的科学思想哺育的结果。 首先，关于疫病的认识由来已久，甲骨文里就有关于疫的认识，甚至有“御疫”的记载。《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 御疫，应当是免疫思想最早的表述。当然，科学的进步是缓慢而曲折的，防疫、免疫技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巫祝、傩舞的精神方法，更有饮药、服丹、佩带丸药、烧香料药、药粉敷身、搐鼻等方法的探索。 其中，最鲜明的是中医关于毒与药辨证关系的认识。 《周礼》之中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也就是说，毒与药都是中医医生用来治疗疾病的，药与毒没有本质的区别。 《内经》之中不仅有关于疫病的许多记载，还有预防疫病的丰富内容。尤其是以具有大毒、小毒、常毒的药物治疗疾病的论述，对于疫苗的发明也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 如《素问·刺法论》说：“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离）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其中对于疫病流行的特征描写，是十分经典的；多种预防思想和措施，虽然有的属于“精神胜利法”，含有巫术的意味，但是，洗浴与服丹药防疫的有益探索，对后世有较深远的启迪与影响。 《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这种积极预防的思想，在《内经》之中还有许多记载。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用毒物治病，有毒无害，化毒为药，这是中医辨证法的独创思想。 《神农本草经》记载365种药物，其中上品药120种，多是无毒的药物，可以久服养生。中品药120种，“有毒、无毒”的药物都有，需要医生“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可以从中选择使用。下品药物125种，多数有毒，不可以久服，而可以用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治疗疾病。 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有毒无害，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的特色。 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 因此，西医不可能发明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 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很多，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九卷，第一节是《伤寒例》，阐述前人对于传染病的理论认识；第二节《辟温》，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很多都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 为什么“毒可以制疫”？ 孙思邈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 从孙思邈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识的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只有做到了防备传染病的发生，才能叫做一个称职的医生，也就是达到了“知方”的要求。 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探索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每一位中医学者的神圣责任，是达到“知方”的必由之路。 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饮屠苏酒，服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的内服方法；也有外用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值得提出来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有毒的药物。“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还在使用方法中提到，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另外一首“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 “以毒制疫”思想，是鼓励中医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 对于毒的认识，今人与古人不同。《说文解字》说：“毒，厚也。”《阴阳大论》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也可以说明，一种不利的因素厚重之后，就可以成为“毒”。 相反，由厚重转化为轻薄，毒也就可以转化为药。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说的也是品尝了七十种药。如果都是只能让人中毒，而没有药用价值的毒素，不用说七十种，就是七种毒素，神农也早就被毒死了。 毒不仅可以化为药，而且可以预防传染病。长相凶恶的人可以做巫师咒鬼，所谓“凶神恶煞”可以辟邪，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里，鬼神迷信的成分极少，已经绝大部分被科学医学知识所取代。 毒所以能够化为药，还可以从防微杜渐谈起。 《左传》记载，有人劝说郑庄公，要在公叔段还没有成事之前下手，先发制人，否则就象蔓草一样难以去除。扎手扎脚的蒺藜，只有在幼苗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这是先民早就有的经验。 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对于“疫苗”的认识。所谓苗，既可以是植物初生之幼苗，也可以是燎原烈火之火苗。在“治未病”预防思想极为浓厚的中医学里，“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 从古人用火的历史经验里，中医知道燎原烈火不仅不能烧饭，也不能取暖、照明，只能造成危害。所以，对于人类有用的火，只能是“火苗”，或者叫“火种”。因此，《内经》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就是可以控制的火，是可以利用来照明、取暖、熟食的有用之火，而燎原烈火则是有害的火。 所以，中医的人痘疫苗叫“时苗”、“熟苗”、“旱苗”、“水苗”，总之都是疫苗，而不是叫“疫毒”。 当然，中医把人痘疫苗吹在鼻孔里，而不是最先创造“划痕法”，也有可能与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有关。 中医免疫技术如何创造的我国古代医籍上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始于晋代葛洪（公元281-342年）的《肘後备急方》（342年）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书中这样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近人根据葛洪《肘後备急方》记载：“以（东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病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一书中记载有这一则故事：说宋真宗时（十一世纪）的宰相王旦，一连生了几个子女，都死于天花，待到老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素，王旦担心儿子重遭不幸的病害，于是招集了许多医师来商议，请他们提供防治痘疮的方法。当时有人提议，说四川峨嵋山有一个“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请，一月后，那位医师赶到了汴京。医生对王素作了一番检查后，摩著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可以种痘，次日即为他种了，第七天小孩身上发热，十二天後种的痘已经结痂。据载这次种痘效果很好，后来王素活了六十七岁。这是我国医籍上有关种痘的最早记载。 当然，还有的传说种痘起于唐代，是否属实难以论定。如在1884年武荣纶与董玉山合撰的《牛痘新书》中写到：“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此前，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公元1557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预防天花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法的实际效用如何尚未得到证实，但是，它表明古人曾经历代不懈地寻找防治天花的方法。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多方面的临床实验，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种法。 明末喻昌的《寓意草》（公元1643年）记载有顾□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种痘的医案。10年后的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董含的《三冈识略》中又记载安庆的一位姓张的医师，传习种痘术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儿的稀痘浆贮于小瓷瓶内埋在土内待用，使用时将所贮浆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长，十日痘萎。 这是清初人记录种痘的最早文献。公元1681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医生张琰，为清朝王子和旗人（贵族）种痘。 公元1695年张璐的《医通》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种痘术后，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清俞茂鲲《科金镜赋集解》（公元1727年）中，记载了他了解到的种痘的可能年代：“种痘起于明朝隆庆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从此以後，我国典籍累见有种痘的记载。 据张琰《种痘新书》（公元1741年）说：“经余种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可见当时种痘术已有相当水准了。 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刊于乾隆七年，1742年），书中对于种痘技术进行了概括总结，介绍有四种痘法。（1）痘衣法：把疮患的内衣给接种者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方法；（2）浆法：采取疮的浆，用棉花沾塞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把痘痂阴乾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把痘痂研细并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书中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优劣：“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 《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对种痘要旨、选苗、蓄苗、天时（指种痘季节）、择吉、调摄、禁忌、可种、不可种、水苗种法、五脏传送之理、旱苗种法、痘衣种法、痘浆种法、信苗、补种、自出、治法等共十八个专题作了介绍。其中如“蓄苗”一节，指出：“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则气不清，藏不洁气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说：“须贮新磁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之洁净之所，清凉之处。”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 早期的种痘术，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时苗”，实际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接种者感染一次花，这疫苗的危险性比较。大我国在种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 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法》中主张用接种“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叫做“熟苗”，这类疫苗的毒性已减，接种後比较安全。 同时代的俞茂鲲又指出，苗种递传愈久愈好。 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这种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现代科学原理的。 免疫技术造福于整个世界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据史籍记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这是文献上记载的最先派医生来我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夫人玛丽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效果很好，颇为感动。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此后，1721年发源于中国的种痘术，传到了英国。1796年詹纳改良种人痘，变为种牛痘。 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1721年，天花被从西印度群岛带到波士顿，牧师马瑟把他所知道的人痘接种术情况告知波士顿有关人员，这样美国也有部分人接受人痘接种法，如博伊尔斯顿医生就很快给他的儿子及其他儿童实施了人痘接种。天花流行之后，波士顿市政管理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死亡的300人中，种痘者仅为2%，而自然染病死亡者占14%。但此后法律的认可几经波折。独立战争时期，鉴于军队反复流行天花，华盛顿政府于1777年2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实施人痘接种。这是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前20年的事。 英国科技史家罗伯特·玛格塔在《医学的历史》中说：“古代中国人懂得将脓胞结痂研成粉末吸入鼻腔，用来预防天花，在历史上是他们首先做到了这一步。”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格·德克尔在《医药文化史》中也说：“在中国古代医学中，预防疾病占有十分重要地位……那时的中国人已经懂得把研磨好的天花痂吹入鼻黏膜来预防更严重的天花。” 上述分析表明，种人痘预防天花，有可能出现在出现于我国宋代，并且长期在民间流传，然后传向世界。这项科技发明决不是轻松得来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为了这项科技发明，曾经付出过生命的代价，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剩录》就记载陈评事之子死于种痘。因此说，种痘是中医科学文化孕育的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是无数宝贵果实之中的一个。 孟庆云先生说：“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曾为江宁(今南京)痘神庙提联：‘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他也认识到，种痘和消灾，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免疫过程。由于种痘术，中国在明代有李氏编有《免疫类方》，创立‘免疫’一词，沿用至今。” 总之，通过历史回顾，我们看到是中医学向世界贡献了免疫学的思想，贡献了可操作的实用免疫技术“疫苗”；欧洲科技工作者、医学家引进吸收了中医的技术，进一步创新推广，才使人类控制住了传染病的大流行；进一步的原理认识，则是今天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众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种痘是中医创新的技术，针灸、小夹板、青蒿截疟、麻黄平喘、黄连止痢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当然，针灸有理论指导，中药也有理论指导。 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更为可贵。那么，中医还有哪些理论的原始创新呢？其实很多，无须多想，下面几点就是中医学的原始理论创新。 第一、扶正祛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扶正祛邪的法则，决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杀菌，尽管已经有人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经简单化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且包括了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和功能。难道能够有结构不全、功能缺乏的“正气”存在吗？邪气也不是细菌病毒所能概括得了的，六气引起人体发病就是六淫，也就是六邪。七情致病，也就变成了七邪，难道有让人体生病的七情吗？内生的痰湿、瘀浊、凝血、食积都是邪气，不止是细菌病毒的微生物为邪。 当然，当微生物已经被制成疫苗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邪气了，成了辅助正气的一部分。邪和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两类具体物质。 第二、升降出入，平衡和谐的“适中原则”。 人体作为有机生命体，一刻也离不了新陈代谢，而纷繁复杂的生命代谢，在中医的字典里无非就是“升降出入”。人体不能只入不出，也不能只出不入；不能出的太多，也不能出的太少；不能出的太快，也不能出的太慢。升降也是如此。太快太慢，太多太少都是疾病状态，需要进行治疗调整。“升降出入”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也就是说，中医抓住了人体代谢最基本的特征，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特征，并且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之中去，用以指导历代中医学者的临证医疗。 相比之下，西方医学就缺乏这样的认识，《希波克拉底文集》在论述急性热病，或者其他重症病人的时候，经常提到的“摄生”理论是节制饮食，主要的治疗措施是放血、泻下。也就是说，限制“入”，而推崇“出”。 第三、多元整和，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疗原则”。 现代西医的治疗，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直接作用，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药物治疗，都要找到靶点，对准靶点，然后才能进行治疗。 中医学除了阿是穴、小夹板固定、疮疡上药属于点对点之外，大部分治疗措施都是间接的整体调节治疗。针灸的上病治下、左病治右如此；单味中药如此，复方中药也如此；补母泻子，培土生金更是如此。 中医治疗的时候，首先把能够表征人体疾病的一切要素，都纳入进来考虑，从天地季节气候，到饮食睡眠精神，一切感觉都与治疗有关。而且，必须整和所有治疗因素，无论气功按摩、药物针灸，都可以一起上，而且都是为了患者恢复健康，不是什么“偏依”，也不是干扰，而是“一揽子解决”。 这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的现代西医所不能了解的，所谓“不得其门而入”，走的不是一条道。现代西医只研究一个因素对于人体的直接作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复方降压片、北京零号，只能是受中医影响的“中国特色”，西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鸡尾酒疗法”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思维，也是还原论思想的“大惊小怪”。 第四、动态调整，即时随机的“生态治疗原则”。 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代谢，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都进行着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上，所有的“可重复”都是粗糙的，暂时的。人体的疾病过程，也是如此。比如，SARS过程。 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发热，身痛，乏力，纳差，而不是肺炎。当然，还有的被病毒进入的人群完全没有感觉，而成为“隐性感染”。那么，是一有证候就进行治疗的辨证治疗好，还是等有了肺炎，可以被“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好？抗病毒的西药，其最佳作用时机也是早期阶段，已经成了肺炎之后，再用抗病毒药物，就变成了“马后炮”，良机已过，成了安慰剂。禽流感所以死亡率高，关键是无法早期介入治疗。当然，中医没有机会见到患者，假如，在一发病的时候，就辨证治疗了，也许就不能“确诊”了。 SARS过程之中，在广东境内中医遭遇上的早期患者，不能被确诊的患者，一定不在少数。我们缺乏的就是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缺少应对的中医理论与方法。 中医原创性的诊治方法，其作用一旦被释放出来，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能用现实的水平去评价。中医学现实的衰落，是评价方法误导的结果。 在以“国家创新战略”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中医学的先导作用，已经被国家寄于厚望，现实需要的是中医界的努力不懈。 # A) Z7 F. x. ]0 a( H# j+ x(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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