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免疫力”是西医玩坏了的“中医词”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0-3-9 08:45 编辑

“免疫力”是西医玩坏了的“中医词”

瘟疫当前，需要正确认识“免疫力”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农工党信息员

西医登陆中国的时候，医学词语翻译的时候，不是用其“音译”或者“意译”，而是像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驱赶印第安人那样抢占了中医的词语，把中医关于“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等名称，全部占为己有，不管中医原来的含义是什么，也不管中医使用了几千年的历史，劈头盖脸就说“中医不懂解剖”，需要《医林改错》；

再进一步，中医“改错”改不了，不能改，中医名词“西化”遇到了严重的障碍，继续改下去，中医就不存在了。

这个时候，中医就有了一个“死不改悔”的罪名“不科学”，因此，继续用“中医科学化”挖山不止改造中医，直到现在，弄得中医硕士、博士毕业了，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

中医“被转基因”改造了一百多年，出了很多西化、畸形化的中医，老百姓很不满意，以为中医本来就是这样，治不了什么病。

重术轻道，衰落难逃。

一百多年的坎坷，求同存异，丢了自己，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中医法》保护中医传统知识，鼓励中医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守正创新，因此，正本清源，回归正道，也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

千头万绪，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下面我们结合当前形势，说说西医如何玩坏了“免疫”这个中医词。

（下面这篇文章，发的很早，但是，不知道得罪了哪位神仙，禁止刊登了，我加上上面的解释，再发一次，请各位看官审审，看看有毛病吗？）

目前，新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正在流行，很多人希望提高免疫力来避免感染。由此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免疫力”这个词，有一定程度的误解。

病毒性肺炎出现肺水肿、“大白肺”、“肺纤维化”，主要是患者产生的抗体太多、太集中，免疫反应过于强烈造成的，叫“免疫损伤”；使用激素治疗，就是为了压制免疫过度亢进，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免疫力这个词，源于古老的中医，被西医吸收之后，改造成了一个现代词语。

甲骨文之中有“御疫”的占卜，为的是避免患流行性的传染病，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才能达到防疫、御疫的效果。“疫”这个字，源于徭役、劳役，那是当时普通人不能推脱的义务，它和传染病流行一样非常普遍。

为了防疫、御疫，古人经常用艾草、松枝之类的植物药，来“燎于室”，约等于现在的消毒措施。除此之外，每个人还有很多避免得传染病的措施，《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也就是懂得养生保健的人，要主动躲避邪气的进犯，就如同避免被石头击伤那样。

古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说“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因此，除了外避邪气，更重要的是“内养正气”。

《素问·刺**》说，人经过内修锻炼，可以达到“五气护身”，身心强壮，再加上一定的养生保健措施，“然后可入于疫室”，执行救助任务。其所以能到“疫室”里边去，是因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中医养护、提高正气的方法很多，有精神养生、饮食起居养生、运动健身养生、四季顺时养生、导引按摩、太极拳、八段锦、药物调理养生等措施，通过这些主动的方法，达到“德全不危”，不生病的境界。

《灵枢·玉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不讲养生之道，“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甚至乱吃野生动物，其危害是很严重的。

几百年之前，在西医主要采取隔离、港口检疫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把病人、疑似患者与健康人强行分开，以应对传染病威胁的时候，中医逐渐摸索出可以推广使用的“免疫技术”人痘疫苗。

疫苗，是减毒、低毒的致病活物“邪气”，不是“好东西”。中医这个“疫苗”词起得好，很准确。掌握不好、不规范操作，疫苗就成了引起火灾的放火行为。

古代中医大力推行免疫种痘术，也就是把病人的痘疮痂，经过适当处理，变成疫苗，分干苗法、湿苗法、熟苗法、痘痂法、痘衣法等，明清时期开始大面积推广接种，并且在清代传到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后来英国的玛丽夫人，把人痘疫苗引进到英国，由琴纳改良成更安全的牛痘疫苗，再传到法国巴斯德生产出更多疾病的疫苗，人类才在近现代逐渐消灭了天花，控制住了很多传染病的流行。

中医一般不说免疫力如何，而是说养护人体的正气。

西医有“免疫病”，中医没有“正气病”。

所以大家目前应该说，想法保护、提高正气，不要说“提高免疫力”。

2020、1、26

2020-3-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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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9 11:48:02

中医的免疫思想和免疫技术，教会了西医，造福了世界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说清楚不容易，我有一本书，其中记载了这个事情

《热病新论》
——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研究
2009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主编：曹东义

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
种痘“嫁接”震惊了玛丽
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
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技术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技术的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琴纳（E. Jenner1749-1823，也常被译为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琴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琴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蒙塔古夫人玛丽是一位鄙视一切传统陋俗的妇女。虽然她是一位公爵的女儿，她却不固守人们期望于一个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那种角色。当家人不许她与她选择的男子结婚时，她就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未曾结婚——逃往法兰克福。玛丽夫人的丈夫是外交官，他们一起相继生活在欧洲的多个城市，直至他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在这里，她通过医生的讲述，知道了通过种痘可以预防天花。
希腊医生埃马努埃尔·蒂莫尼是玛丽夫人的一个熟人，玛丽从他那儿了解到许多东方的秘密。有一天他给她讲述，人们在这里如何试图防治天花。这个题目引起了这位夫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黑疤疮”当时恰恰再度使欧洲陷于恐惧之中。与呈波浪形出现的“黑死病”鼠疫不一样，天花在短得多的间隔时间内威胁人类。
这位希腊医生告诉玛丽夫人，说人们用一把小刀将一点天花脓疱的脓划进皮肤，从而使后宫的美丽女奴们可以免受这种使人破相的疾病的侵袭。想将他们的“商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出售的奴隶贩子总是这样做的。虽然用这样的方式处置后也会产生一个小疤痕，但是它与未经这样的防备措施而形成的疤痕相比是极小的。
玛丽夫人在童年时代认识了天花。她曾得过天花，当然只是轻度的状态；留在她身体上的小疤痕是看不见的，挂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她的那幅美丽的肖像画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见的。
这位希腊医生还讲述说，中国人就曾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擦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医生继续解释，在印度，人们让孩子芽天花病人的衣服，并用针尖将病人身上的脓转到健康人身上。
希腊医生接着说，几乎每一次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只出现一次轻微的、很快又消退的炎症。此后大多数种过痘的人一辈子都受到保护而不遭天花侵害。
玛丽夫人一直担心，她的儿子爱德华会在伊斯坦布尔染上天花。当别人也向她证实了希腊医生的描述时，她看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可能性：让这种形式的预防措施也在英国落地生根。
接种人痘来到英国的坎坷
玛丽夫人在1717年4月1日给一位名叫萨拉·奇斯韦尔的熟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我们家乡广为蔓延和危险的痘疤，在（土耳其）这里由于出现了一种人们称之为‘嫁接’的办法而几乎没有危险了……有些老年妇女，每年秋天，在9月，炎热天气一过，她们就做这种手术，从中大赚一笔钱。首先是一个邻人遣人去另一个邻人家，询问那里是否有人要种痘预防天花。在聚集起十五六个人后，就出现了一位拿着一个盛满天花脓的核桃壳的种痘妇。她用一根大针划入静脉，这不会比一个普通的抓痕引起的疼痛更多，然后把一个针尖上所能容纳的脓汁滴入这根血管……她以这样的方式划开四至五根血管。”
玛丽夫人的详细介绍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接种的详细情况，她紧接着描述了接种之后出现的反应：“第八天，”玛丽夫人继续写道，“种过痘的人开始发烧，他们不得不卧床两天，很少有卧床三天的。他们的脸上会出现20至30个脓疤，但它们不会留下疤痕。一个星期后病人跟种痘前一样健壮”
玛丽夫人依靠这些了解到的情况，于1717年秋，玛丽夫人让自己的爱子爱德华接种了人痘，获得了成功。
1721年，玛丽夫人回英国，希望推广接种人痘。然而，人痘到了英国，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
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走上层路线”，托关系在朋友威尔士公主卡罗琳的帮助下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
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种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
试想：当初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移植”、“嫁接”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
在西方医学的开创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里，他曾经庄严地宣誓说：“我谨向阿波罗神、医神、健康女神、药神及在天诸神起誓，将竭尽才智履行以下誓约”，其中提到“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毒物和药物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有毒的物品是绝对不可能施与病人的。更不可能把病人的毒疮痂“嫁接”、“移植”到没有患病的人体上。因此，在西方也就不可能出现“疫苗”接种的“原始创新”。
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暴发了天花，天花病的流行使诺曼人的首领只好下令，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统统杀掉。中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人痘疫苗在此后不久就被创造出来。
1519年，当西班牙军队入侵墨西哥时，他们将天花这种致命的疾病带到美洲大陆，而他们自己并没有察觉。天花当时在墨西哥是没有先例的，当地居民也没有机会增强对天花的抵抗力。在以后的三年里，天花传遍了全国各地，致使两三百万墨西哥印第安人死亡。西班牙人在攻打印加帝国时又把天花传入了南美。
16-18世纪，欧洲每年死于天花病的人数为50万，亚洲达80万人。有人估计，18世纪内有1.5亿人死于天花。
中国的种痘法传入欧洲后，遭到顽固保守分子的反对，他们责骂种痘是“狂人”的逻辑，一些基督教牧师胡说“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有些国家竟出令禁止种痘。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公元1778）却倍加赞扬。他在《哲学通讯》中一封《谈种痘》的信中称赞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种牛痘在英国为何有曲折
玛丽夫人把种痘介绍到英国28年之后，发明牛痘的安特·爱德华·琴纳（E. Jenner1749-1823，也常被译为詹纳），于1749年5月17日出生于英格兰一个牧师家庭。他在小的时候，也接种过人痘疫苗。他13岁开始跟随乡村外科医生学习医术，21岁赴伦敦师从当时英国杰出的外科医生J·亨特。亨特令詹纳终生不忘的教诲是：“为什么只凭空揣测？为什么不实地实验一下？”
18世纪，天花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詹纳从伦敦回到家乡，多年的乡村行医的经历使他注意到：乡村里的牛患了与天花相似的病，那些挤奶女工在接触到牛身上的疱疹时受到感染，身上也会长出小一些的疱疹，这就是牛痘。而感染过牛痘的人都不曾被传染上天花。
詹纳发现，牛痘的病情症状比天花轻得多，它从不曾令牛死亡，更不会令人死亡，况且人在感染牛痘痊愈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1796年5月14日，也就是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詹纳找来了一位患牛痘的挤奶女工，从她手指的疱疹中提取出一些液体，然后将一位8岁男孩的手臂用手术刀划破，把牛痘疱疹液滴在了上面。
这位名叫詹姆斯·菲里普斯的男孩大声哭叫着，他无论如何不会知道他的哭声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48天后，詹纳将从天花患者脓疱中提取的液体再一次滴在了菲里普斯被手术刀划破的手臂上，菲里普斯的免疫系统抵抗住了天花病毒的侵害。8岁的男孩菲里普斯的父母都是牧场的工人，他们甘愿让自己的孩子冒患上天花的危险让詹纳进行实验。为了感谢他们，詹纳拿出自己行医的积蓄为这家人建了一所房子，这座房子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格洛斯克郡。
英国皇家学会有些科学家不相信一位乡村医生能制服天花，还有人认为接种牛痘会像牛一样长出尾巴和角。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能立即被人们接受。英国皇家学会拒绝刊印詹纳的《牛痘的成因与作用的研究》一文，詹纳只好自费印了几百份。
当时医学界怀疑他的发现，有人报着敌视的态度写道：“我们不相信你这一套，我们是有根据的。”并将詹纳的发明称为“虚伪的预防。”
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教会，教会里有人指责说：“接触牲畜就是亵渎造物主的形象，”“接种天花乃是谎言。”
新闻界也趁火打劫，有的写道“你相信种牛痘的人不会长牛角吗？”“谁能保证人体内部不发生使人逐渐退化成为走兽的变化呢？”
报纸上出现了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某人的小孩开始像牛一样地咳嗽，而且浑身长满了毛，”“某些人开始像公牛那样的眼睛斜起来看了。”有些书上印着彩色插画来证明种牛痘的不幸。
那么，把毒素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中国人，中国的中医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有人这样问过吗？或者，就像反对中医、意欲取消中医的人所说的，中医一贯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患者？
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科学思想，才逐渐摸索出来、发明了接种人痘的免疫学方法。
严格地说，詹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对于其中的原理，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詹纳拒绝了这一要求。
1823年，詹纳去世，他和此前早就去世的玛丽夫人一样，被人们立碑纪念，并且他们不同时代的事迹被刻在一块纪念碑上。
1822年，在詹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出生。在詹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也就是1880年之后，巴斯德把免疫“疫苗”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疫苗技术。
然而，世人对于天花病毒、以及种痘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
天花由同名病毒——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引起。由于全世界的努力，1977年人类消灭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确实应当对此感到骄傲。但事实却是，这项工作从未完成。美国和俄罗斯至今仍然保存着天花病毒样品。天花是极易传播的疾病，是人类的古老祸根，也是有效的生物武器载体。感染天花的人，有25%或更多会死去，没有死的人则会毁容并成为瞎子。1999年，世界卫生联合会的决议要求美国和俄罗斯立即销毁所有天花病毒样品。但美国和俄罗斯拒不执行该决议。相反，美国还加速了其天花病毒研究。现在，美国甚至想要打开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潘多拉的盒子。一项天花病毒基因工程的计划很可能在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联合会会议上获得批准。该计划还包括嵌入相关痘病毒的天花基因的概念，以及天花病毒DNA片段的无限制传播。如果这一计划得以执行，将对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将开通用于生物战争目的的人工改造病毒的道路。
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詹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都没有见到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免疫原理。
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原理。
对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原理的认识，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对于病毒的认识，有赖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直到今天，免疫原理，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也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大概，而不是全部。
因此说，由中医开创的种痘免疫实用技术，是一种科技原始创新，此后的免疫技术改良、推广，都是引进、吸收的再创新过程。
中医如何萌生了免疫思想
既然中医种痘属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那么，这种原始创新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也可以按着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思路，进一步发问：中医的种痘的免疫技术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推广种人痘和种牛痘，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这样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更是反对中医的人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但是，这的确不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应该给出答案。
笔者认为，中医所以发明了种痘，完全是中医的科学思想哺育的结果。
首先，关于疫病的认识由来已久，甲骨文里就有关于疫的认识，甚至有“御疫”的记载。《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
御疫，应当是免疫思想最早的表述。当然，科学的进步是缓慢而曲折的，防疫、免疫技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巫祝、傩舞的精神方法，更有饮药、服丹、佩带丸药、烧香料药、药粉敷身、搐鼻等方法的探索。
其中，最鲜明的是中医关于毒与药辨证关系的认识。
《周礼》之中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也就是说，毒与药都是中医医生用来治疗疾病的，药与毒没有本质的区别。
《内经》之中不仅有关于疫病的许多记载，还有预防疫病的丰富内容。尤其是以具有大毒、小毒、常毒的药物治疗疾病的论述，对于疫苗的发明也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
如《素问·刺法论》说：“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离）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其中对于疫病流行的特征描写，是十分经典的；多种预防思想和措施，虽然有的属于“精神胜利法”，含有巫术的意味，但是，洗浴与服丹药防疫的有益探索，对后世有较深远的启迪与影响。
《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这种积极预防的思想，在《内经》之中还有许多记载。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用毒物治病，有毒无害，化毒为药，这是中医辨证法的独创思想。
《神农本草经》记载365种药物，其中上品药120种，多是无毒的药物，可以久服养生。中品药120种，“有毒、无毒”的药物都有，需要医生“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可以从中选择使用。下品药物125种，多数有毒，不可以久服，而可以用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治疗疾病。
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有毒无害，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的特色。
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
因此，西医不可能发明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
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很多，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九卷，第一节是《伤寒例》，阐述前人对于传染病的理论认识；第二节《辟温》，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很多都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
为什么“毒可以制疫”？
孙思邈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
从孙思邈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识的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只有做到了防备传染病的发生，才能叫做一个称职的医生，也就是达到了“知方”的要求。
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探索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每一位中医学者的神圣责任，是达到“知方”的必由之路。
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饮屠苏酒，服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的内服方法；也有外用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值得提出来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有毒的药物。“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还在使用方法中提到，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另外一首“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
“以毒制疫”思想，是鼓励中医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
对于毒的认识，今人与古人不同。《说文解字》说：“毒，厚也。”《阴阳大论》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也可以说明，一种不利的因素厚重之后，就可以成为“毒”。
相反，由厚重转化为轻薄，毒也就可以转化为药。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说的也是品尝了七十种药。如果都是只能让人中毒，而没有药用价值的毒素，不用说七十种，就是七种毒素，神农也早就被毒死了。
毒不仅可以化为药，而且可以预防传染病。长相凶恶的人可以做巫师咒鬼，所谓“凶神恶煞”可以辟邪，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里，鬼神迷信的成分极少，已经绝大部分被科学医学知识所取代。
毒所以能够化为药，还可以从防微杜渐谈起。
《左传》记载，有人劝说郑庄公，要在公叔段还没有成事之前下手，先发制人，否则就象蔓草一样难以去除。扎手扎脚的蒺藜，只有在幼苗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这是先民早就有的经验。
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对于“疫苗”的认识。所谓苗，既可以是植物初生之幼苗，也可以是燎原烈火之火苗。在“治未病”预防思想极为浓厚的中医学里，“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
从古人用火的历史经验里，中医知道燎原烈火不仅不能烧饭，也不能取暖、照明，只能造成危害。所以，对于人类有用的火，只能是“火苗”，或者叫“火种”。因此，《内经》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就是可以控制的火，是可以利用来照明、取暖、熟食的有用之火，而燎原烈火则是有害的火。
所以，中医的人痘疫苗叫“时苗”、“熟苗”、“旱苗”、“水苗”，总之都是疫苗，而不是叫“疫毒”。
当然，中医把人痘疫苗吹在鼻孔里，而不是最先创造“划痕法”，也有可能与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有关。
中医免疫技术如何创造的
我国古代医籍上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始于晋代葛洪（公元281-342年）的《肘後备急方》（342年）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书中这样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近人根据葛洪《肘後备急方》记载：“以（东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病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一书中记载有这一则故事：说宋真宗时（十一世纪）的宰相王旦，一连生了几个子女，都死于天花，待到老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素，王旦担心儿子重遭不幸的病害，于是招集了许多医师来商议，请他们提供防治痘疮的方法。当时有人提议，说四川峨嵋山有一个“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请，一月后，那位医师赶到了汴京。医生对王素作了一番检查后，摩著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可以种痘，次日即为他种了，第七天小孩身上发热，十二天後种的痘已经结痂。据载这次种痘效果很好，后来王素活了六十七岁。这是我国医籍上有关种痘的最早记载。
当然，还有的传说种痘起于唐代，是否属实难以论定。如在1884年武荣纶与董玉山合撰的《牛痘新书》中写到：“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此前，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公元1557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预防天花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法的实际效用如何尚未得到证实，但是，它表明古人曾经历代不懈地寻找防治天花的方法。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多方面的临床实验，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种法。
明末喻昌的《寓意草》（公元1643年）记载有顾□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种痘的医案。10年后的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董含的《三冈识略》中又记载安庆的一位姓张的医师，传习种痘术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儿的稀痘浆贮于小瓷瓶内埋在土内待用，使用时将所贮浆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长，十日痘萎。
这是清初人记录种痘的最早文献。公元1681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医生张琰，为清朝王子和旗人（贵族）种痘。
公元1695年张璐的《医通》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种痘术后，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清俞茂鲲《科金镜赋集解》（公元1727年）中，记载了他了解到的种痘的可能年代：“种痘起于明朝隆庆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从此以後，我国典籍累见有种痘的记载。
据张琰《种痘新书》（公元1741年）说：“经余种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可见当时种痘术已有相当水准了。
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刊于乾隆七年，1742年），书中对于种痘技术进行了概括总结，介绍有四种痘法。（1）痘衣法：把疮患的内衣给接种者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方法；（2）浆法：采取疮的浆，用棉花沾塞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把痘痂阴乾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把痘痂研细并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书中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优劣：“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
《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对种痘要旨、选苗、蓄苗、天时（指种痘季节）、择吉、调摄、禁忌、可种、不可种、水苗种法、五脏传送之理、旱苗种法、痘衣种法、痘浆种法、信苗、补种、自出、治法等共十八个专题作了介绍。其中如“蓄苗”一节，指出：“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则气不清，藏不洁气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说：“须贮新磁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之洁净之所，清凉之处。”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
早期的种痘术，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时苗”，实际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接种者感染一次花，这疫苗的危险性比较。大我国在种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
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法》中主张用接种“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叫做“熟苗”，这类疫苗的毒性已减，接种後比较安全。
同时代的俞茂鲲又指出，苗种递传愈久愈好。
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这种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现代科学原理的。
免疫技术造福于整个世界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据史籍记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这是文献上记载的最先派医生来我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夫人玛丽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效果很好，颇为感动。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此后，1721年发源于中国的种痘术，传到了英国。1796年詹纳改良种人痘，变为种牛痘。
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1721年，天花被从西印度群岛带到波士顿，牧师马瑟把他所知道的人痘接种术情况告知波士顿有关人员，这样美国也有部分人接受人痘接种法，如博伊尔斯顿医生就很快给他的儿子及其他儿童实施了人痘接种。天花流行之后，波士顿市政管理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死亡的300人中，种痘者仅为2%，而自然染病死亡者占14%。但此后法律的认可几经波折。独立战争时期，鉴于军队反复流行天花，华盛顿政府于1777年2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实施人痘接种。这是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前20年的事。
英国科技史家罗伯特·玛格塔在《医学的历史》中说：“古代中国人懂得将脓胞结痂研成粉末吸入鼻腔，用来预防天花，在历史上是他们首先做到了这一步。”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格·德克尔在《医药文化史》中也说：“在中国古代医学中，预防疾病占有十分重要地位……那时的中国人已经懂得把研磨好的天花痂吹入鼻黏膜来预防更严重的天花。”
上述分析表明，种人痘预防天花，有可能出现在出现于我国宋代，并且长期在民间流传，然后传向世界。这项科技发明决不是轻松得来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为了这项科技发明，曾经付出过生命的代价，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剩录》就记载陈评事之子死于种痘。因此说，种痘是中医科学文化孕育的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是无数宝贵果实之中的一个。
孟庆云先生说：“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曾为江宁(今南京)痘神庙提联：‘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他也认识到，种痘和消灾，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免疫过程。由于种痘术，中国在明代有李氏编有《免疫类方》，创立‘免疫’一词，沿用至今。”
总之，通过历史回顾，我们看到是中医学向世界贡献了免疫学的思想，贡献了可操作的实用免疫技术“疫苗”；欧洲科技工作者、医学家引进吸收了中医的技术，进一步创新推广，才使人类控制住了传染病的大流行；进一步的原理认识，则是今天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众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
种痘是中医创新的技术，针灸、小夹板、青蒿截疟、麻黄平喘、黄连止痢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当然，针灸有理论指导，中药也有理论指导。
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更为可贵。那么，中医还有哪些理论的原始创新呢？其实很多，无须多想，下面几点就是中医学的原始理论创新。
第一、扶正祛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扶正祛邪的法则，决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杀菌，尽管已经有人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经简单化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且包括了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和功能。难道能够有结构不全、功能缺乏的“正气”存在吗？邪气也不是细菌病毒所能概括得了的，六气引起人体发病就是六淫，也就是六邪。七情致病，也就变成了七邪，难道有让人体生病的七情吗？内生的痰湿、瘀浊、凝血、食积都是邪气，不止是细菌病毒的微生物为邪。
当然，当微生物已经被制成疫苗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邪气了，成了辅助正气的一部分。邪和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两类具体物质。
第二、升降出入，平衡和谐的“适中原则”。
人体作为有机生命体，一刻也离不了新陈代谢，而纷繁复杂的生命代谢，在中医的字典里无非就是“升降出入”。人体不能只入不出，也不能只出不入；不能出的太多，也不能出的太少；不能出的太快，也不能出的太慢。升降也是如此。太快太慢，太多太少都是疾病状态，需要进行治疗调整。“升降出入”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也就是说，中医抓住了人体代谢最基本的特征，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特征，并且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之中去，用以指导历代中医学者的临证医疗。
相比之下，西方医学就缺乏这样的认识，《希波克拉底文集》在论述急性热病，或者其他重症病人的时候，经常提到的“摄生”理论是节制饮食，主要的治疗措施是放血、泻下。也就是说，限制“入”，而推崇“出”。
第三、多元整和，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疗原则”。
现代西医的治疗，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直接作用，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药物治疗，都要找到靶点，对准靶点，然后才能进行治疗。
中医学除了阿是穴、小夹板固定、疮疡上药属于点对点之外，大部分治疗措施都是间接的整体调节治疗。针灸的上病治下、左病治右如此；单味中药如此，复方中药也如此；补母泻子，培土生金更是如此。
中医治疗的时候，首先把能够表征人体疾病的一切要素，都纳入进来考虑，从天地季节气候，到饮食睡眠精神，一切感觉都与治疗有关。而且，必须整和所有治疗因素，无论气功按摩、药物针灸，都可以一起上，而且都是为了患者恢复健康，不是什么“偏依”，也不是干扰，而是“一揽子解决”。
这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的现代西医所不能了解的，所谓“不得其门而入”，走的不是一条道。现代西医只研究一个因素对于人体的直接作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复方降压片、北京零号，只能是受中医影响的“中国特色”，西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鸡尾酒疗法”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思维，也是还原论思想的“大惊小怪”。
第四、动态调整，即时随机的“生态治疗原则”。
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代谢，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都进行着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上，所有的“可重复”都是粗糙的，暂时的。人体的疾病过程，也是如此。比如，SARS过程。
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发热，身痛，乏力，纳差，而不是肺炎。当然，还有的被病毒进入的人群完全没有感觉，而成为“隐性感染”。那么，是一有证候就进行治疗的辨证治疗好，还是等有了肺炎，可以被“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好？抗病毒的西药，其最佳作用时机也是早期阶段，已经成了肺炎之后，再用抗病毒药物，就变成了“马后炮”，良机已过，成了安慰剂。禽流感所以死亡率高，关键是无法早期介入治疗。当然，中医没有机会见到患者，假如，在一发病的时候，就辨证治疗了，也许就不能“确诊”了。
SARS过程之中，在广东境内中医遭遇上的早期患者，不能被确诊的患者，一定不在少数。我们缺乏的就是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缺少应对的中医理论与方法。
中医原创性的诊治方法，其作用一旦被释放出来，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能用现实的水平去评价。中医学现实的衰落，是评价方法误导的结果。
在以“国家创新战略”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中医学的先导作用，已经被国家寄于厚望，现实需要的是中医界的努力不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9 08:31:57

吹哨固然重要，中医更需要呐喊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最近听到，较早谈论疫情的李医生不幸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治身亡，令人痛惜。国外媒体说他是“吹哨的人”，他的警惕性，以及高度责任感，令人敬佩。
当然网传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和医院呼吸科主任按照渠道及时上报疫情，促使医院和疾控部门采取措施，远在李医生之前。所谓“吹哨人”，是西方故意抹黑有关部门，煽动不满情绪，希望像在香港那样操纵大陆的舆论。
先放下这些传闻，说说自己知道和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疫情爆发前后做了什么？
我2020年1月17日（腊月二十三）早晨赶到北京，参加孙惠军先生、黄女士等人主持的北京生态医学研究会、天地生人论坛、炎黄文化学会一起在中国地质大学办的年会，我发完言，匆忙吃了一点饭，就赶忙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医政司、法规司的有关领导座谈一技之长人员考核的问题，此前我们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有几位会长、秘书长给领导写信，建议本着放管服，以及“县管乡用”的原则，请把考核的工作站点下移，在县区举行，不要集中在省里，这样既能选出真有水平的民间医生，也不会降低标准。赵司长和几位领导们，认真听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说事后他们再研究，然后向于局长汇报。我们也希望得到简报，或者答复。
2020年1月18日（腊月二十四），我参加裕华区的政协会议，19日列席区人大会议，20日下午散会，21日石家庄市和各区召开了紧急会议，裕华区戎振杰局长向各医疗单位布置防控任务。
我19日（腊月二十五）晚上，接到卫生部老领导张维英先生的电话，他说，武汉的事情很紧急，应该发挥中医的作用。
后来连续几天，向最高领导提建议，先后认识了焦俊东院长、高海波博士、武汉的洪峰院长，高宏博士等人，再后来高海波博士把健康中国工程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严晓蒸部长等人介绍进来，成立了一个社会力量援助湖北（黄冈）的团队，大家分工负责，不断沟通，吸纳民间中医和社会力量，做了很多工作。
1月20日（腊月二十六），我发出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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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借鉴历史经验，实现“中医首治、必选”，这个2020-1-20下午3点多发出去的帖子，也发给很多领导参阅。
现在看来，这个2014年我曾发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只能是一个美好愿望，在那个时候，是太早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愿望或理想。因为，一是人们不会在思想上同意这样做，二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准备前提”，即使愿望再好，也无法实现。长期以来，社会对中医的欠账太多了，尽管经历了非典，但是，教训没记住，经验也就无从谈起了。
1月21日（腊月二十七），我知道了习总书记和李总理有了批示，知道一场应对瘟疫的战斗打响了。因此，我和研究生武宁联合，又发了一篇文章，同时发给《中国中医药报》和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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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从中医的历史经验、中医内部的不同学派如何“和而不同”、西医不分层和中医不分类、分型论治与辨证论治、“河舟码头学说”五个方面，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我发了一篇介绍邓铁涛先生当年替政府分忧为大众着想、呼吁中医参与、论述中医非典防治经验、引起世人关注的“铁涛精神”，希望尽快发挥中医作用，奉献中医力量。
【新提醒】学习邓铁涛先生为战胜新瘟疫奉献力量-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889&extra=page%3D1

1月25日（正月初一），我正式提出了建议，发在网上，也通过不同渠道发给各位领导
【新提醒】充分发挥中医作用，迅速控制新瘟疫的建议-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890&extra=page%3D1
我建议建立中西医协作机制、总结前一段经验、建微信专家群共享病例信息、各阶段都有中医药参与进去、杂合以治不要局限于汤药（可开放中药制剂）、启动中医药科研、加强中医参与的宣传。
25日这一天，我把《中医群英战SARS》书稿的电子版，发到了很多微信群里，希望历史经验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1月26日（正月初二）我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大家说抗病能力，而不要笼统说“提高免疫”，因为很多肺炎患者，就是因为一时间抗体产生太多（呼吸爆发），造成免疫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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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初四），我发了一篇文章，介绍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香港西医力量那么强，他们为什么到广州请年轻的中医去协助他们治疗？
【新提醒】香港医管局，当年为何请中医帮助治非典？-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893&extra=page%3D1

1月30日（初六）一篇文章，是介绍河北省当年提出的“挺起胸膛，保卫心脏”的河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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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初七），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让大家不忘非典那些事，要医患和谐，避免“硬汉方东升”遭遇的事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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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我看到武汉一位西医妇产科医生曹丽蓉，用中医药自救，治好了自己的肺炎，发表了“西医中国化”很有必要的文章，也反思了很多中医人不自信，不能用中医药救自己，更不能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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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针对很多中医焦急，不能参与治疗，有劲使不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救活与防火，都是贡献，前者是英雄，后者是神仙，贡献有大小，做好身边的事情，就是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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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三个庚子年的灾年来谈，当下应该发挥中医作用“中医就在身边”，中医可以利用微信平台，“空降到灾区、疫区”，其中的三条建议，一是组建专家团队，接受大众、患者咨询，二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牵手大众与中医，让中医接地气，有的放矢，个性化解决问题；三是，请有关部门协调，实现中医药物和物质配送，让大众用得上中医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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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欧洲历史和美国目前对于流感的恐惧，来谈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惧怕流感。当然，生活方式改变，人口密集等是重要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大众对于中医药缺乏了解，不在第一时间选择中医，不相信中医，中医在基层很缺少，这里因素造成了目前的状况，大家开始惧怕流感，社会要花很大的成本、代价应对流感。
本来，这都是可以避免的，不应该出现的出现了。值得大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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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医在战胜非典的过程之中，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却在后边迎来了取消中医的闹剧，因此我写了《中医，世界欠你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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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中医内部伤寒与温病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与，写出来《辛温解表的目的是“除热”而非“散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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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病、瘟疫的后期，或者危重阶段，主要矛盾是阳气衰竭，而不是伤阴，所以我提醒《新冠肺炎勿忘“突变虚寒转为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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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概念，千年相传，有古今不同，主要是广义狭义的区别，因此发表了《仲景的温病概念，与明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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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表《伤寒温病之因是求出来的，病因已成既往，推求未必恰当》
020年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其病名病因的推求，又和2003年非典期间一样，中医界各说各的，众说纷纭，一片混乱。
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病因是求出来的，不是测量。这就好像热药、凉药一样，不是屋里温度，而是“审证求因”
并且，病因已成既往，推求未必恰当。
中医可以“审证求因”，也能辨证论治，证候是基础、是根本，病因不是最基础的出发点。
换句话，伤寒到了阳明阶段，还需要考虑病因是伤寒吗？
有关论述，见曹东义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200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提醒】曹东义新冠肺炎再思考：病因已成既往，推求未必恰当-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ra=&_dsign=4f6d4d70
2020年2月19日，我们提出应对新瘟疫，临床路径研究很重要，应该成为战略项目
【新提醒】应对新冠肺炎瘟疫，“路径研究”很重要-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ra=&_dsign=5c152060
很多民间中医，在这次新冠肺炎瘟疫突袭的时候，变现极为优秀，我不仅把张胜兵的经验，帮助他传播，而且题词鼓励“国难出忠臣，时势造英雄；国医战瘟疫，武汉张胜兵。”但是，由于面对民间中医的尴尬地位，以及他本人过去与现在某些表述问题，引起不同声音质疑，我参与组织“健康中国工程”防疫队，也有一些探索和努力，2月21日发表了下面的帖子
【新提醒】疫情如火考验救治能力，民间中医各显神通不犹豫-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918&extra=page%3D1
2月23日，对于方舱医院这个新的救护形式，以及中医药历史上的“疫室”隔离，防疫措施，我下了下面的文章
【新提醒】曹东义：扁舟一叶渡沧海，时代方舱济众多-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921&extra=page%3D1
2月23日，我对张仲景与华佗不同遭遇，借助毛泽东《送瘟神》“华佗无奈小虫何”，谈了战胜瘟疫的社会力量问题
【新提醒】曹东义：华佗无奈小虫何，仲景来了办法多-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920&extra=page%3D1
2月26日早晨，我反思前一阶段的中医治疗，如何看待众说纷纭和展望这一未来发展，瘟疫过后，中医收获什么？写了我的忧虑和期待：
【新提醒】瘟疫过后，中医面对的是复兴，还是继续沉沦？-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ead&tid=1923&extra=
2月28日，对于病毒感染的特殊性，很多人不了解，不知道化学药物抗病毒药的副作用，因此我写了“肺炎病毒，病人自造；化药杀毒，也可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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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依靠中医药特色救治了很多人，其中最尴尬的是自封“中医黑”，也被中医药挽救了生命，他们虽然喝了中药，却仍然坚持自己“你的理论我不懂”，这是一个历史的欠账，说明白中医的学术特征，不容易。因此，我写了长文“中医黑”服中药，“你的理论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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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我撰写了关于“清肺排毒汤”的一篇科普著文章，分析为什么中医可以和而不同，而不是“唯一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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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我发表了关于中医科学原理与西医不一样的文章，可以简单概括为移动靶与固定靶的区别，一边让大众明白，也可以为中医专业人员提供思想武器。
【新提醒】走马看伤寒，“西化不了”的中医临床医学-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ead&tid=1931&extra=
3月3日，为了回应王明华先生“医很好，但是中医很乱”的观点，我发了一篇文章
【新提醒】中医乱在表面，西医乱在内里-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1933&extra=page%3D1

3月4日发表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充分发挥啊三方力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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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发表了关于民间中医发展的思考，基层强才是真正的强，不是医院多、大楼高就健康有保障。
【新提醒】善待民间中医，应该学习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thread&tid=1937
3月6日，面对中医不被理解，我又想起中医“确有专长”认定的困难，因此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提醒】假如请朱良春先生考核，认定“确有专长”会有困难吗？-中医同道-互动交流-燕赵中医网}-凝聚燕赵中医-传播燕赵中医-YANZHAOZHONGYI - YANZHAOZHONGYI.COM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3D1&_dsign=37ba0e87

习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需要复兴，复兴需要呐喊，你听到了吗？
中国不仅需要“吹口哨”的人，更需要呐喊的人。
2020、1、8初稿
2020-2-18修改
2020-2-26第三次修改
2020-2-28第四次补充
2020-3-2第五次修改
2020-3-6第7次修改

张洪奎9-3 · 发表于 2020-3-9 17:53:02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9 08:52:16

关于西医玩坏了中医的词语，有很多例子。
下面节选我编的一本书的内容
《永远的大道国医》
——和普通朋友说中医简史
与业内人士谈中西医方法差异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在中医界有人急着了解西医、汇通中西医知识的同时，西医在登陆中国的过程之中，也在“汇通”中医知识，以往很少有人注意这件事情。
汇通，本来是多条水流的汇合，畅通无障碍，容为一体的过程。但是，中西医之间学术体系上本来存在的巨大差别，使汇通医家劳而无功。主观上有汇通中西医的良好愿望，直到今天经过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引进各种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客观上仍然劳而无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这一定是存在其不可通的矛盾，有其难于汇通的巨大障碍，这个障碍今天仍然没有打通，所以，我们无权苛责前人“汇而不通”。
既然存在着“汇而不通”的障碍，中医与西医就仍然是两个体系。两个体系并存于当世，需要相互了解，需要沟通，需要翻译，而不是强行取代。在西医知识登陆中国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强行取代，是占领式的驱赶，中医就好象美州的土著印地安人一样，有一个“失乐园”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原委，还须介绍有关当时的社会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和清政府腐败无能日益暴露，医学教育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太医院和地方医学的传统医学教育日趋衰败，帝国主义纷纷以传教士身份入驻中国，实施文化侵略。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就有教会医院出现。如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首先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1835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办了广东眼科医局。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为了实施控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计划，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通商口岸及大都市设立医院，并招收中国学徒，以后由医院渐渐发展成医学校。
据资料显示，这个时期西医学在北京的传入传入情况，主要以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为主。公元1862年伦敦会在北京建立“双旗杆医院”，公元1906年由该院与其他几个医院合并为现今的协和医院，成为北京最大的教会医院。此外，公元1903年成立北京协和医学校，公元1906年清政府批准其立案，公元1908年开学，是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公元1915年洛克非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
不仅教会设立医学校，各国政府或私人也在中国设立医学校。如1907年德国人宝隆在上海设同济医院，1911年日本人在奉天设立南满医学堂等。总之，在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医学校，几乎每省都有。外国教会除了在北京开办医学院校外，还吸引留学生到海外学习西医学知识。
同时，清政府也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政策，于1865年在北京同文馆所设科学系，聘请杜琼为医学科学研究教授，这是在国内国人学习西洋医学的开端。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招收数十人，教授中西医学，于1905年改称医学馆。
至民国初年，北京、直隶、江苏、浙江、广东等省都设有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当时的北平政府，在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方针指导下，所办的七所医学校都聘用日本籍或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员充当教员，所用教本也多译自日文，与英美教会医学校形成对立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医学在西学冲击下，日趋动摇。在中西抗争的斗争中，北京中医自强不息，努力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理论水平，解决了不少医学难题，充分显示出祖国传统医学的内涵与生命力。清末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在医学界形成了留学热潮（如孙中山、郭沫若、鲁迅等）。根据资料显示，从1896年至1937年止，中国人留学日本者不下5万人，这其中有不少是学习医学的。接受了系统的医学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的归国学者，在中外医学交流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50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这使中国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迫在眉睫，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于是，奕訢奏请开办同文馆。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馆。同文官分前馆、后馆（高年级和低年级），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八年。这个官办的洋学堂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1862），转眼到了光绪年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同文馆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解散。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11日，上谕令其归并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管理。此后，即称译学馆。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也不屑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严复（1854－1921），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将其节译为《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这种观点，深刻地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因为联系到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实际上是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自己取名字，其中的适字，也与此有关。《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影响了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

严格地说，严复先生翻译错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达尔文学说的严肃性，他自称是达尔文的一条咬狗。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张的需要，已经把只适用于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赫胥黎的眼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落后了就应当获得帮助，怎么能够落后了就要挨打？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伦理学，动物界需要的是自然进化论。尽管理论上赫胥黎说得非常明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希特勒高叫消灭劣等民族等主张，仍然不能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
学术界大规模介绍西医书籍的时代，也正是开始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的时候。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梅轩、畴隐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医学家。尤其在清末民初时代,他是对中国医学界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于1903年应张之洞之聘赴京，任京师大学堂算学、生理学教师。3年后辞归上海。此后因病，向赵元益学习医学，赵精通中西医学，故丁先生亦中西兼备。1909年应两江总督端方医学考试，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声名鹊起，因而深获端方与盛宣怀的赏识，被委派赴日本考察医学。在日本，他考察了帝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青山医院、千叶医学校等，参观了解剖室、X光室、内外科室、镜检室。归国后，在上海设医学书局，办医院，建疗养院，为人诊病历时20余年。58岁后，丁福保乃专心著述，刊印书籍，在医学、文字学、佛学、古钱收藏研究、数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编撰出版了数量惊人的著作，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赢得世人的赞誉。
丁先生在赴日本考察期间，得以接触日本之西洋医学书籍，并大量购归，从事翻译。在此前中国已有英国人合信、傅兰雅，美国人嘉约翰，中国人赵元益等翻译西洋医书，但丁先生认为合信等人所译内容浅显、陈旧，而“若假道日本，当较欧美为便利”，于是仿照日本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译述荷兰医学之例，翻译日文西洋医书数十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之前，中国仅译有20余种西医书，而丁先生一生译出50余种，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世人公认，其译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曾先后获中国内部务、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的各种奖励。吴葆真评述丁氏译业，“诚空前之巨著”。在中医学方面，丁先生撰有《内经通论》、《伤寒论通论》等30余种。有人统计，丁先生医学译著共计有83种。[① 以上文字，据伊广谦先生《学贯古今中西的丁福保》一文的考证，引自网络。]①
丁先生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看待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② 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７９]②他在《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中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于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区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出于脑也；肝之制造胆汁，外肾之制造精液，胰脏（旧译作甜肉）之制造胰液，而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丁先生还批评中医其他方面的“错误”，认为，应当学习卫生学、病理学、内科学、药物学。不仅中医脏腑理论不是基于解剖，中药的运用也不是来于实验，“此无他，向壁虚造之本草误之也”。
丁先生每立一个西医学科，就要打趴下一个中医学问，真可谓“不破不立”。在当时最先了解西方的学者看来，中医学剩下的内容已经很有限了。丁先生“打垮了”中医传统各科之后，意犹未尽，又直指中医理论。他说：“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学者，皆能知其谬也。赤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以达极点矣”[③ 张效霞《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板、11页转引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259页。]③。
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否定五行的思潮，恽铁樵曾说：“戊戌而后，校中文课，偶涉五行，为师所呵叱[①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57页]①。”严复在讲演的时候，就曾经说：“金胜木耶？以巨木撞击一粒锡，孰胜之邪？！”他论述说：“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又矿质金石相伴，血肉角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且使火而可为行，则电又何为而不可？若谓原行不收杂质，则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杂质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严复把五行学说看成是混乱思维、虚造臆想的东西，这种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305页。]。“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4页。]”
章太炎曾经撰文加以批驳，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章太炎先生主张保存汉字，维护国学。
五四前后，钱玄同、鲁迅、瞿秋白、傅斯年等也主张废除汉字，把汉字当作变革图强的障碍，甚至拿“结核菌”、“茅坑”来形容汉字，这种学说的影响，直到汉字计算机输入难题解决之时才宣告结束。
中医界最早提出废五行的，应该是江苏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他在1915年时任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他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议交该会讨论。他说：“不佞之倡议废五行也，原为昌明医学，保存国粹，力戒蹈空之弊，实事求是起见”。不过对于袁氏的废五行观点流传不广，在医界未引起强烈反应。
在中西医界真正挑起阴阳五行之争的始于余云岫，他在1916年发表了《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他批评阴阳学说：“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之玄宰”，宣布阴阳学说是玄虚之学，然后进一步攻击五行学说：“至于五行之说，尤属不根。其在印度、欧西则分四行，曰地，曰水，曰风，曰火。中夏则别为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东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其为恍惚无凭之说，于此见端倪。徒以中外隔绝不通，无异说以资参者，故坐井观天，墨守其五行之说，自以为得造化之精奥耳。原夫古人所以创为四行、五行之说者，不过分别万汇，使以类相从，而挈其纲也。古人以为天地万物，皆五行相薄而成，是五行者，五原质也。而朱子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象。邵子亦云：‘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则又近乎四行之说矣。今则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笔者按：此指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
余云岫蓄意取消中医，他的看法自然不会是客观公正的评论。他说：“阴阳五行之说，其根本恍惚无凭若此，由是而变本加历，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穿凿附会，愈支离而不可究诘。本实先拨，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故一切不复置辩。”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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