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之镖先生用《辅行诀》，解释国医复兴根本环节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3-2-25 14:48 编辑

编者曹东义按：

百年中医磨难，道路坎坷，很多人不了解背后的原因。

医随国运复兴，虽远必至，广大同道应该阅读《辅行诀》。

因为君子务本，本立道生，读衣之镖先生文章有答案。

　　略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
　　——复兴国医的学术根柢
　　河北威县衣之镖
　　一、国医学术衰落的近代根源
　　清末学者俞樾（1821~1907）、严复（1854~1921）是最早对国医理论提出质疑者，其思想基本源于对古代玄学、巫术的理解，认为国医是建立在鬼神迷信基基础之上的学说。1879年俞氏在《废医论》中明确提出“废除中医”；严复1903年在《穆勒名学·按语》中说“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
　　192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各届政府均采取了废除国医的主张，一些政府要员如孙中山、汪精卫及著名文人学者如章太炎、周树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汤尔和、傅斯年、丁文江、吴汝仁等都有过反对国医的言论，甚至有些过激之词。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学风的持续深入发展，扯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负面影响，致使国医经典理论的优秀文化遗产，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被当作封建主义的旧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和摧残，造成国医经典理论和技术日渐荒废，临床阵地逐渐缩小。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标志着国医命运跌入深谷。一个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昌盛，保健康泰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传统文化，遭此厄运，立即引起全国各界的震惊与反对。
　　当时上海中医药界为全国组织抗争的中心，组织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1929年3月17日被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次日，选派谢利恒、张赞臣等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先后向民国党党部、政府、行政院递交请愿书，25日即达到了阻止“废止中医议案”实施的目的。
　　主张废除中医的余云岫，1916年即作《灵素商兑》，为废除中医制造学术舆论。后恽铁憔、陆士锷出而应战，此为中西学术正面交锋之始。之后十年中西对垒已如冰炭不容，其间有两次医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四次全国中医请愿，内部学术之争数起，中医条例公布于1936年初。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和十年内乱（1926~1937年）时期，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始得形式上的缓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领导特别重视中医药的继承发扬，采取团结中西医，中西并重的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中西论争的遗风依然存在。近些年来，反对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的论调不断出现，主张“废除中医”，或“废五行，存阴阳”、“废医存药”者大有人在。如方舟子、张功跃、何祚庥、冯世良、中华道一郎等。  他们虽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皆系高级知识分子，有教授、院士或政协委员，颇能蛊惑人心，混淆是非。从他们反中医的内容不外继承民国年间反中医的陈词老调，宣扬诬蔑五行学说是封闭式的循环规律，而坚持废五行或改造五行为六行；坚持用所谓西方科学思维评价中医疗效和中药功效，坚持废存药或废医验药；全国政协委员，中医世家冯世良在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公开提案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停办一切中医药学院，将全国中国中医院全面改造成西医综合医院或西医专科医院......这些言行遭到邓铁涛、曹东义师徒等及广大中医的的有力回击。党政机构鲜明坚定的保护和发展中医的态度，有效的控制了反中医事态的发展。习主席对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数次对保护和发扬中医作出具体指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如此，反中医的逆流依然存在，虽然中医法已经颁布施实，但具体施实仍是阻力重重。究其原因，固然有积重难返的因素，更重要的应是在中医学术层面，对经典理论形成过程及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致不能自强自立自信，难以伸张正义。
　　二、阴阳五行合流及其特色
　　现存世国医经典的学术内容，肇始于春秋战国，完成于两汉。
　　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强烈地震，《国语·周语》载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失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是对阴阳最早的记载。
阴阳本指物体对阳光之向背，后引伸为事物或问题的两种趋势或状态。
　　关于五行之源，有起自虞夏之说，《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云：“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比后来的五行多一“谷”，切实用而与哲学无关。
　　《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一般认为这是最早记载五行的资料。
　　阴阳和五行这两种独立产生和发展的文化，都有解释世界本质，万物生成和变化规律的作用，在漫长的研究运用的实践中，渐趋融洽。至战国齐桓公年间，稷下学宫的创立，社会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风，为阴阳五行的合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管子》已可见阴阳五行合流的轨迹，尽管有人认为该书非管仲（前723~前645年）所作，或为如现代之学报文集，但当时已有阴阳五行合流的记载是不可否认的。之后，仍是稷下学者的阴阳家代表邹衍（前324~前250年）实现了这一学术工程。
　　邹衍的阴阳五行合流思想，主要运用在他的大九洲、五德终始、明堂制的天文气象季节历法等方面，同时他还著有一部医药养生之作，名为《重道延命方》。因此，他的阴阳五行合流思想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当时的医学理论。
　　邹氏为阴阳家在稷下学宫的代表，他继承上古时期的阴阳、五行、天文、星象、季节、气候、历算、律吕等，充分利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互相交融论争的学术氛围，凝聚传统文化精髓，形成新的合而为一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于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来，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赵国纵横家毛遂（前285~前228年）所著《鹖冠子》中已有关于“元气”的记载。其中《秦录》篇有“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 之语；《环流》篇已有“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记载。邹氏的足迹曾到过赵，很可能有机会与毛遂相识，或在稷下纵横学者中得到以元气、斗建与四季四时关系的知识。
　　邹衍身为稷下重要的学者之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已完全具备阴阳和五行合而为一的条件。因为阴阳和五行两个学说都是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和万物生成变化的规律。在当时稷下学宫文化大交流、大争呜、大融合的过程中，一个阴阳五行合流的阴阳五行学即应运而生。
　　三、邹衍的阴阳五行合流与天文气象学
　　《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周易·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祖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儒、道为主。孟子曾两次在稷下讲学，邹衍本人即阴阳家学者，该学系道教的前身。道教经典即《道德经》，《系辞》系孔子为《周易》而作。《周易》为道儒两教所共同尊崇。上两条引文文义大至相似，其中自然与天、地，都是指自然界中的物质和现象。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的变化规律，即是宇宙世界一切生物的变化规律。这也正是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之真缔。研究者认为，阴阳与五行属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五行属阴阳内容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无论阴或阳，其内部都具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象反映出来，五行附属于阴阳而生存。
　　笔者对这种认识有所不解。因为在夏商至战国之前，二者不是独立存在了很长时间吗？二者合流之前既然可以独立存在，即二个学说不具依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阴阳化生五行，此阴阳所指非当是阴阳学说，而是五行的每一行的形质，可由具阴阳属性的物质化合而生成新的物质，并非是阴阳学形成在先，由阴阳学说中分出一个五行学说。笔者倾向于阴阳和五行学说同时起源于虞夏（虞朝，约公元前36世纪初~公元前2世纪初），因为虞夏时期已有铸铜技术，金属元素已出现，已具备了五行的基本要素。五行虽然可以由五行化生而成，且五行各自的特性又有阴阳之分，故可以认为二者是两个并列的体系有其本质的特点和适用对象。
　　结合前引两条经文要旨，宇宙世界一切事物的生成发展变化规律，都符合天地之间自然变化的规律。而阴阳和五行学说，都是对天上日月星辰运动天文气象规律的总结，都是对山川河海动植物变迁荣衰地理风物规律的总结。同时阴阳和五行在气质形态、适宜条件等方面也各有异同。阴阳为太阳所主之气，主光彩，主热量，主要用来研究天文气象学；五行为大地所主之有形之质，主体重，主燥湿，主要用于研究地理水文学。当然他们之间是各有侧重，相互交叉而用的。
　　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一切生物，都是在天文气象和地理水文环境下生活，身受天地自然之气的恩惠而长养，即所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故此，一切维护生物生命过程的学理，都符合天地自然之道的阴阳和五行学说。即所谓能“弥纶天地之道”。
　　由于阴阳学说以天上阳热为主，五行学说以地上水寒为主，天地气化的升降出入交互运动是阴阳五行的基本运行方式，因此，邹氏根据当时阴阳和五行学说发展的情况，顺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创立了合二为一的阴阳五行学。
　　因为天文气象学中太阳是热的主宰者，地上水的水、气、冰的三态变化决定于热度，形成了天阳地阴，尊阳卑阴、阳为主，阴为从的理念。这也应当时古人认为阴阳从属五行，或阴阳生五行的来历。如此则可以认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天人合一思想。由此而形成的阴阳五行学，实际上是古代的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等知识的综合。
　　战国时期天文气象历法，到汉代已发展成熟，至今已经2000余年，与现世天文历法基本相同，由此而总结的阴阳五行学亦在多学科，多领域中实践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对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一种揭示，这种东方科学体系，历史上虽曾有过辉煌，因近百年西方科学体系在我国的发展而倍受压抑，具有代表性的“量子力学”和“不确定定理”已有向我们民族的东方科学“太极元气”和“混沌理念”靠拢的倾向，我们的东方科学大有伟大复兴的趋势。一场深刻科学革命即将在我国产生。它将推导出大量未知自然现象的存在，解释现代所谓的一些不解之谜。如现代对埃及古金字塔诸多诡秘神奇之谜，但现发现它在建筑上的多个数字，如周长，高度，角度，几何形状重量等与宇宙时空数字密切相关。一旦这些关系的原理得到理解，则其诡秘神奇之处即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司马迁在《史记》中誉称邹衍为“谈天衍”，其人好谈天文星象，日月运行，精于天文而创阴阳学派；熟知地理风水，注意金木水火土物质的分布变化及其关系，创立大九洲之说。其天文气象及地理山川的观察和研究，实际上就是融合阴阳五行为一体的根据，它根于自然，成于然，用于自然，验证于自然，如《论语》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自邹衍倡阴阳五行说以来，已历数千年之久，而日月星辰循规变化，四季推移，年代更替，历法不紊，充分体现了这一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如果我们掌握了在阴阳和五行两个体系融合推衍过程中所出现的金木交互、水火既济、升降阴阳和火土一家，水土合德等几个特殊的理念，结合临床，将会更加感到此学说的伟大，更感到此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创立之初，即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理论体系。若避开这些特点而谈五行相互关系，必然导至逻辑思唯短路，造成认识上的错误，被某些人当成废五行的借口。
　　同时，笔者想到另一问题，即自清未至今持“废五行，存阴阳”的大有人在，此风不息，国医难以复兴。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和五行融合而成，是生物接受天地奉养的两个方面，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阴阳侧重于天气，即“气”，五行侧重于地质，即“质”。气与质本即相反相成者，作为生物的生存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无以生化而物种灭绝。
　　四、春夏秋冬四季与阴阳五行
　　《周易·系辞》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道德经》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易传·说卦》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倾”。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太极、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宫皆可追溯于此，被誉为“宇宙魔方”，可广泛的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象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二十八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象，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这说明河图、洛书确为上古星图。
　　《易经》为道、儒二教所共同之经典。其中“太极”与《道德经》道所生之“一”近意。都与元气学说的生成论相通。
　　《周易、说卦》中“帝出乎震”一段，则是一年之中，阳气循四季运行八方为一周的形象，表达了四季更替的时位规律。它与后天八卦的方位对应，体现了洛书络合五行，系统九宫的功用。
　　《易传·说卦》中“天地定位”一段，是表示事物都有相互对待和静而不变的方面，它与先天八卦时位对应，体现了先天八卦分野，归类五行的格局。
　　根据邹衍时代道学、儒学、八卦、太极元气融合发展的特点，可绘出一年季节阴阳五行分属图并简析如下：

　　阴阳五行学天文地理示意图
　　此图为外圆内方之后天八卦格式，外圆象天，为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为一年的形象，以立春到立秋为上半年，是天气渐热的趋势而属阳；从立秋到次年立春为下半年，是天气趋寒的趋势而属阴。内圈象地，为地球上四季变化的过程，与外圆对看则为天圆地方，与古天文气象学中之盖天说有关。四季有寒热温凉交替的时间规律，又有东西南北方位置和金木水火四类形质的的区别，惟独五行中“土”的阴阳属性和时位不在其中。
　　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涉及国医经典的形成和评价问题，应当剖析其精微，澄清原委，免生困惑及误解。
　　阴阳和五行的融合，是通过把五行分属阴阳两类，而实现的。也就是把五行中金和木看作一对阴阳，以木为阳，金为阴。这是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昼夜，白天为阳，夜间为阴而然，即《易》所谓的“金木交互”或“金木易位”的道理。另一方面，是把五行中之火与水看为一对阴阳，以火为阳，水为阴。这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太阳以夏至日幅射地球热量最大，此后则渐减少，减少则阴气长，故曰“夏至一阴生”；同理可推出“冬至一阳生”的规律。由于阳热宜潜降而阴水宜上承，故曰“水火既济”。金木交互与水火既济，体现了金木水火四行与阴阳统一，《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正说明了金木水火四行与阴阳的融合。
　　至于五行中土季节的阴阳配属，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中土在季节上附属于夏，为夏至到立秋，名称“长夏”，其季节气候特点为湿热俱盛，既为五行中独立的一行，又有春夏秋冬四季中均兼而有之的特点。
　　五、中土天文气象特点及阴阳属性
　　上图夏至和冬至，是一年中太阳照射地球阳光时间最长，热度最大和时间最短，热度最小的时间，可称为地球得到光照和热量多少的两个极端。如果把这个两极当做先天八卦的阴阳更为合适。夏至为阳极，阳极则生阴，谓之夏至一阴生之时；冬至为阴极，阴极则生阳，谓之冬至一阳生之时。即此而言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间当在夏至，温度最低的时间当在冬至。这是自然安排好的不变的规律，即先天阴阳两仪（乾坤）太极年周期的格式。
　　但是，世界上的实际气温与此规律并不符合，天气温度最高和最低的时间不在夏至和冬至，而是在夏至和冬至后四十五天的立秋和立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热度的升降，是一个渐变过程，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寒热积蓄的过程。实际气温的最高在立秋，之后才渐渐下降；最低在立春，之后才渐渐升高。这两个极端，即后天太极所生阴阳两仪的格式。
　　邵雍曰：“若论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功夫”。夏冬两至的寒温决定着夏热冬寒对待的格局，但实际气温的是在春秋两立之时才落实下来，其相差个半月时间的现象，即是先后天八卦向后天八卦的变化所致，按照天文气象学的说法，是黄赤相交（黄道与赤道）因素形成。立春点为今年的开始，同时也是下一年的结束。（指以坤艮为两极的年周期）上图正是后天太极年格式。
　　此图的立秋点为一年之中点，从立春到立秋为上半年，立秋到下一年的立春为下半年，此处在一年中温度最高，开始下降的分界点，是上半年春木夏火与下半年秋金冬水转折点。
　　立秋与立春在图中各有其“中”点的作用，符合事物阴阳分类的标准，有阴阳学说居中的特性；在五行学说中，有为西金东木和北水南火两对阴阳双重中点的作用。
　　天主寒热，地主燥湿，寒热决于太阳，燥湿决于地势之卑亢。水有气体、液体、固体（冰，水极似土之象）三态，而三态取决于热量，热则蒸化为湿气；凉则凝为水液，寒则结为冰。
　　图中由夏至到立秋，为一年中热最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湿气最盛的时期，《内经》称其气名之为“暑”，季为“长夏”，列为五行中之“土”。湿与热就阴阳而论，水湿阴气，属阴；温热阳气，属阳。暑之气湿热俱盛则阴阳俱盛，即《内经》所言之“阴阳不测谓之神”，既属独立的一个季节，又附属于夏火之中，为夏火的一部分。此长夏土，既不属阴，又不属阳，如比两仪高一级之极之象。但它是夏至一阴之气生出之后，阴所渐长之趋势，属先天阴的初始，故称之为阴土，而统先天太极年属阴的秋冬两季。
　　与湿热之极的暑对应，可以在冬至一阴生后到立春节，推导出一个属寒燥之气的藏冬季节来。此藏冬，对应长夏，其气燥寒俱盛，非阴非阳，位在冬至一阳生之后，有阳气渐盛的趋势，故称“阳土”而统属先天太极年属阳的春夏两季。
　　如此以来，阴阳与五行的配属已经完成。但《内经》中只言长夏却不及藏冬，大概是古代尊阳卑阴思想所致。
　　此阴阳二土，合论则不分阴阳，而位于四方之中心而不主具体的四时季节，在《素问·太阴阳明论》中为土不主时说。其文曰：“脾不主时者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时也”。《素问·玉机真脏五论》曰：“脾脉以灌四旁也”。
《素问·脏气法时论》谓：“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此脾主长夏说，在上图中，是把脾作为一个独立的季节，但是主“长夏”之土位于夏季之后半季，主“藏冬”之土位于冬季的后半季，时间各长达45天共90天。但是二个土附属在夏、冬之中。此二个土在图中被分为阴阳两个，实际上仍是天地之中间，即是中点的上和下。
　　无论从土不独主四时或脾主长夏，土在五行中有木火金水四时中均有土行之气，同时它又高于其它四行，是木火金水四行之气集合为一，有统领其它四行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其阴阳特性，分论之则各随四行之性，因其它四行实为两对阴阳，故其阴阳对消平衡亦不具阴阳特性，比四行高一层次的土行，阴阳不测。分为阴阳两土之后，中土有了阴阳之分，其位也有了天地上下之分。此中土的运动变化即是上下运动的变化，是其它四行升降出入的交互既济的内在动力。
　　故此中土的上下运动是调平阴阳五行的重要方面，它与上节所述交互金木、既济水火共同构成经方诊疗疾病，辨证组方用药的三大法则，可以说都是阴阳和五行学说融合为一的产物。
　　阴阳五行学的创始人邹衍，为皇帝设计的住所，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房子称明堂。皇帝每月换一个住处，十二个月轮一周。院子中间又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月居住。还有一说，是每季抽出十八天住在此厅，这个制度即是所谓的“明堂制度”。可见邹氏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明堂制已与《素问》中的脾不独主时说达到了完全一致。
　　六、阴阳五行合一产生的火土一家和水土合德
　　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合流是运用阴阳学说对五行分类，它丰富了阴阳学说的作用，推进了五行学的成熟和发展。根据仰观俯察天文气象规律的结果，把五行分为二对阴阳，推出土为亦阴亦阳，非阴非阳为太极元气的理念，有源于其他四行又统领四行，是木金、火水两对阴阳运行的共同交叉点和集散点的特性，对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为医学经典的内容，提供了可行的模板。
火土一家和水土合德，是医学经典中重要的二个概念，体现在藏象、病理、诊断、治则、组方用药等各个环节。
　　所谓火土一家，是指在古代天文气象学中，属火的夏季中，含有属土（阴土，脾土）的长夏之季。也就是夏火热之季的后45天，又具有湿热俱盛的特点。
　　心火之卦象为离，其形乃一阴处于两阳之中。其两阳为火在外，一阴在内为火中之阴，乃真阴或称为真水。脾为三阴之长，此真阴当即脾阴之气。
　　应当指出，早期方剂学经典《汤液经法》摘要之作《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著作，为迎合阴阳之偶数与五行奇数对应的需要，在心门另设心包一脏，将五形之火一分为二。据笔者考证，此两套补泻心方，均可用从心、从脾两套药味组成解释，但原文中在两套补泻方之间，标明“又心包气实者”一段冒头按语，以示后一套心包络补泻方是从脾土治疗的。
从《辅行诀》心门补泻共八方的主证来看，无一不是既有心脏证状，兼有中土脾胃证状，甚至为主要证状者。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全篇共载九个方剂，所用药物大都由《辅行诀》调脾之药味，即甘辛苦组成；其栝楼薤白半夏汤与前小补心汤，人参汤与小补脾汤用药完全一致，茯苓杏仁甘汤、橘枳姜汤、桂枝生姜枳实汤、乌头痛赤石脂丸亦易被认为系治脾胃之方。故张仲景反而有以脾胃为主即从土治疗胸痹的嫌疑。
　　又如现代医学亦认为，心脾两虚的病证并不少见；心开窍舌，但舌非窍而以窍称，其在口中，口可称窍，而为脾之窍，其脏象关系如此密切。
　　又，笔者曾认为古代之脾土，或为现代胰腺之误（可参《辅行诀研究·280页五脏五行配属的反思》），若果然如是，则火土一家的根据更多，有兴趣者可参考。
　　所谓水土合德，是指在古代天文气象学中，属水的冬寒水季中，含有属土（阳土，胃土）的藏冬之季。也就是冬寒水之季的后45天，俱有寒燥至极的特点。
　　水土合德一词，笔者见到的最早资料是《素问·天元正纪大论》，溯其上源，似由《周易·系辞》中“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一语中之“阴阳合德”衍化而来。《周易·说卦》有“水火不相射”之句，又有“故水火相逮”，历代学者对此两句的文义理解不一，可谓之众说纷纭。笔者在《辅行诀二旦四神方述义·104页》曾以水火不相厌恶，与“相逮”意同释“不相射”。
　　在此，笔者以水火理解为一对阴阳释之。这两句都是在讲水火关系而角度不同。“不相射”是讲其相克关系，水火有阴阳进退、互相消长的关系，如日往月来，光照不同期；“相逮”又讲了水火二者之间相互吸引、恋系的特性，如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前者是从克制和被克制关系论述克化的过程就是推陈的过程；后者是说其相克者之间相互统一，相互依存而生新的过程，即所谓无克不化的道理。
　　冬至日太阳照射地球的时间最短，热量最少，应当温度最低。但因寒的积蓄，实际温度仍在日渐升高，至立春日，气温才开始渐升，故冬至到时立春是实际气温最低的时期。同时由于水因至寒而成冰，呈天寒地坼之燥象。故此期可称为藏冬燥寒之季。藏冬之季处于冬至到立春，为冬季（立冬到下一年立春）的后一个半月。冬至为太阳光照热量最短少之时，之后渐转加强，谓之冬至一阳生。
　　此“一阳”阳气式微，热量不大，不能左右当时的寒燥至极的形势。寒对热言属阴，燥对湿言属阳，此期寒燥俱盛则可谓之阴阳不测谓之“神”而属土。同时此季之末立春，既是下一年的开始，又是上一年的结束，立春之一刹那，既不属上年又不属下年，以往为阳，来为阴则亦有阴阳不测之义，故可谓之属土，况且从此季之后，为阳气渐盛的趋势，藏冬之季可称为藏冬阳土之季。按照医学脾胃属土之说，脾主散精，主运化，可滋润，属阴土；胃主纳谷，主腐熟，性刚燥，属阳土。
　　此藏冬之阳，虽不得势，但其有使阳气渐趋强盛的作用，过此“潜龙勿用”阶段，即将大有作为。其能在极为阴寒之处存在，必是真阳或称真火。
　　此藏冬燥寒阳土之季属于冬水之季的后半季，它与冬水合居一处，是理解水土合德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水土合居，就没有水土合德。水土合居表现为水在土中，水性趋下，渗入地下，是脾土渗纳水湿之象，而五行中木火金都无此功能；水贮蓄土中而为湖泊；疏导分流于渠道，汇聚江河于大海，无一不与土相处。水居土中，土不离水，水土共生之利，非德而何？德者，恩德、品德之义也，是促进世界万物发展的动力。
　　肾水之卦象为坎，其形乃一阳陷于两阴之中。其两阴为水在外，一阳在内为水中之阳，乃真阳或称为真火。《素问·水热穴论》谓：“肾者，胃之关也。”
　　《素问·阴阳类论》谓：“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胃为二阳合明之所。《阴阳离合论》谓：“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开则显露，合是收敛，枢是转换。故阳明胃之机为阳气收敛。四季中阳气的动态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明胃与肺腑大肠，均为燥金之经，皆为阳气收敛之故。随时间推移，至冬季则阳气收藏，燥亦达至极而呈一火陷于二阴之象，而此阳明土之火亦可谓阴中之火或水中之火，而有真火、命火、元阳、阳火等诸多名讳，同为此真阳，当即胃阳之气。、
　　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胃火与肾水同居，共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也可为水土合德的表现。
　　由于水土合德，其中属土的胃火，与属火的心亦为“一家”的关系，而肾亦可称与心一家，这也是《辅行诀》交互金木，既济水火，升降阴阳三大则的根据之一。尤其外感天行玄武汤的方药组合，如抛开水土合德理念，则没法理解。因此同源于《汤液经法》的《伤寒论》和《辅行诀》都具有“水土合德”的理念，是肯定的。这对正确理解经方的组方用药规律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旦四神的图象中，肾水玄武是龟蛇互交的形象，其意义也寓有水土合德的内容。龟蛇都是水边生活的冬眠动物，它们冬眠天地下洞穴，都有可水可陆的的两栖特性，而且诸多文献中也可见到龟有雌无雄的记载，龟需与蛇结合才能繁殖，形成了北方水神是龟神合体，水土合德的形象。这种蛇缠龟玄武，曾见于河南出土的西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墓穴文物。此时，正是《汤液经法》初成的时期，书中有蛇缠龟水土合德的玄武学说，是很有可能的。
　　《辅行诀》玄武汤，属既济水火法则的温渗之剂。虽言既济水火，用药却涉心者甚少之，而以脾土之体味附姜温阳化水已燥为主，苓草参甘淡渗利为辅，并加术之苦以助肾用，用芍药酸味以益阴，助心之化而除水畅阳，有蒸冰已燥之功。玄武汤，正是藏冬寒燥证之的方，乃水土合德之正用。
七、秦汉时期的始终五德变迁
　　邹衍用五行相克来解释朝代变迁，即后朝是能克制前朝之五行属性者为常规，但并非死板的规定。
　　《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邹子认为，代周而兴者，必然是水德者，燕在北方属水，可代周之火德。但若燕昭王犹豫不决，就会失去机会，由属土德的君王代周而兴。笔者认为，这种灵活的空间，有可能是秦汉始终五德次序有所失序，或者定型不决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五行次序的变化，对研究医学典籍内容有不可迥避的问题。
　　荀子（约前313~前231年）与邹衍同为稷下学者，是儒家代表。赵国张苍（前256~前152年），与与秦相李斯（约前284~前208年）、韩非（约前280 ~前233年）均为荀子之徒。著名的《过秦论》的作者贾谊（前200~前166年）是他的学生，在世104年，历任秦御史（掌管宫中各种文书档案和图书的官职）、西汉丞相之职。对秦汉国运的定制有一定的影响。
　　按照五德终始说，夏朝木德，尚青；商朝是金德，尚白；周朝是火德，尚红；秦朝水德，尚黑；汉朝土德，尚黄。但是，汉高祖刘邦时，张苍认为秦国执政时间太短且暴虐无道，不属于正统朝廷，又说刘邦灭秦到霸上是在水德旺盛之十月，故汉应与秦朝一样尚黑，而正朔为水德。
　　公元前165年，鲁人公孙臣认为应以土德为国运，并说会出现黄龙，张苍坚持应是水德尚黑衣。第二年，真的有黄龙现身于成纪县。张苍被免去相位，与此事有较大关系。
　　直到汉武帝时，认为秦真的应属于正统朝代，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宣布汉正朔为土德（因土克水）。司马迁和董仲舒参加了这项议题的讨论，推动了改制的顺利完成的。是年，司马氏开始了《史记》的编写，董氏当年去世，年78岁。中国又由黑色世界变成黄色世界，“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改为五字。”（顾颉刚《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实现》）由于汉武帝最终否定了汉承秦制之说，定国运为土，故历史上西汉没有心火之说，因为“心者君主之官”，汉武帝决不会充许此语的存在。心者君主之官一语，只能出现在尚火德的东汉时时期。
　　王莽建立新朝，仍用土德之说。采用刘向刘歆父子五德尚土之说。
　　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均从此说。可以断定，现存经典本，“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一语，出自东汉是无疑的。也可以理解西汉为何不谈火？可以确定“心者君主之官”语出东汉。
　　如果对秦汉时期始终五德更替情况进一步深入分析。从秦至西汉早期由水德到水德，再到西汉及新莽土德，再到东汉火德的更改变化，可以隐约觉察到其中有水火既济的理念，火土一家和水土合德的脉络及潜规则。“蛇缠龟”玄武形象的出现和心脾同治，在西汉早期或秦代之前医典《汤液经法》中有所表露，应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如此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过，能解除一些矛盾着的疑惑，使事情显得更加简单明快。首先，秦国色尚玄黑，以水为德。取义水克火，以水代周之火德。
　　玄黑为黑中兼有微红的颜色，黑属水，红属火，除代替周之火德外还有承接其禅让的意思，即五行中，水火不相射，却又相逮，水火为一对阴阳，又共主寒热的对立统一性。
　　秦尚玄黑之说，根据有二种说法，一是图腾说：秦图腾属于鸟图腾，由“玄鸟殒卵““双手供奉”和“禾苗”三部分组成。它是“燕子殒卵”与“嘉禾”的复合图腾，秦人的祖先是有蟜氏之女华，她吞燕卵生伯益，伯益为秦人男性祖先。其女性祖先为有蟜氏之女华。东夷玄鸟部就是嬴政姓的先祖，嬴姓秦国，嬴姓赵氏赵国，嬴姓黄氏黄国同祖同源，嬴姓的祖先来自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族类。
　　二是玄鸟说：所谓的玄鸟就是指太阳中的黑鸟。但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自从《吕氏春秋》始，这只“玄鸟”却变成了燕子。《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曰：“玄鸟，燕也。”此玄鸟与朱鸟义同。但朱鸟为火鸟，太阳中的黑鸟有是乌鸦之说，乌鸟当是太阳中之阴暗部分，即真阴或真水部分。后黑色被称为水神之兽而名为玄武，所以玄鸟义仍指火神之兽，云火神则是早期五行说的观念。
　　此外还有秦始皇生于冬季，而冬季属水，取为国运和秦文公（名不详，？~前716年，前765~前716年在位）出猎获黑龙的两种说法。
秦朝从前221到前206年，二帝共14年。前202年，刘邦建西汉。在刘邦起义之初，斩白蛇的故事（《史记》有载）中，刘邦被称为“赤帝子”，所杀“白帝之子”，在方向上当是西方秦金色白帝之子，刘邦在南方为赤帝之子，故能克杀之。其建汉之后，当尚火运。但其所承者秦却是水德，与其反克的关系而不可取用，张苍乃借口从秦不足为一代而论，而汉上承秦之水德，与“赤帝”并有“水火”的关系，如同秦与周有相射相逮的相反相成关系。
　　及至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65年，鲁地人公孙臣、新垣平上书改正朔服色之事。对于此次的上书，文帝并没有立即回复，而是同张苍商议，张则坚持尚水德黑色，最后建议其主给罢了此议。但是一年后，真的有黄龙现身于成纪县。同公孙臣之前的谏言极其切合。于是其主再次召见此人，同意其谏言，并为之改元。张苍自咎引退相位。张苍卒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但是不久新垣平的弄虚作假事情败露，易服色成了一场闹剧，汉文帝在尴尬中不了了之。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经过蕴酿六十多年的改制正朔和服色问题问题，又由太史令司马迁等再次提出。司马迁等人认为汉朝承继的是秦朝而不是周朝，因此汉在“五德”中应归属于“土德”，因此服色应该尚黄。汉武帝采纳司马迁等人的建议，并令司马迁、壶遂、唐都编定新历法即《太初历》。
　　西汉末，为适应王莽通过“和平”禅让的手段获取刘氏江山的现实，著名学者刘歆便创造出“五德相生”为序的理论。公元8年王莽建立新朝，宣称汉是尧的后裔，属火德，自称舜的后裔，为土德。汉朝把政权禅让给自己建立的新朝，符合自然之理。
　　刘秀借机大做“火”字文章，为“有火自天，流为赤乌”，“火为主”等图谶之言，公元25年，推翻了王莽，建立东汉政权，尚红色，成了“火德”皇帝，维持到东汉灭亡。总观两汉期间的五行德运过程是水——土——土（新莽）——火的过程。其中新朝和东汉是以五行相生序而论者。除水德外，只有土、火两种。而且新朝不属刘汉，与秦相比称帝执政时间更短，不作一个朝代而论的理由应当更充足。
　　如此看来，虽然两汉期间有三种国运，实际上只有水土火三种，若不计水运在内，则只有土和火两种。可以算作东汉和西汉不同的国运。这种情况，可以认为西汉两种是水土合德的表现形式；东汉的火运，可与西汉的土运有火土一家的关系；又可与西汉的水运有相反相成的关系。总之，即此而论虽则刘汉一朝三德，貌似运用始终五德的败笔，但又切合水土合德、火土一家、水火相逮，与理不悖，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精神与论动力。
　　八、西汉校书与汤液经法成书轨迹
　　随着秦灭齐的到来，稷下学宫逐步衰落，直至停办。稷下学宫最晚大儒家荀况（前313~238年），在学术上一反孟子“性善说”，倡“性恶说”。荀子是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同培养的高足韩非（前2802~233年）和李斯（约284~203年）均是秦朝政治家思想家，却均是以法家称名的学者；张苍精通治国思想又长于天文历算科学，亦为秦吏汉相，其弟子贾谊（前200~前168年）则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博士仍可保留这些书籍。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亦可保留。百姓也可以官吏为师学校法令。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上述两事即汉后所谓秦朝的 “焚书坑儒事件”。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这种“挟书令”的愚民政策也限制了民间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公元前206年，楚汉鸿门宴之后几天，项羽沐猴而冠，火烧咸阳宫，大火烧了三月，更使秦都受到毁灭性的损害，使传统文化典藉受到了很大损失和破坏。是年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此文化损失，至惠帝时，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乃废除了“挟书令”。
　　汉文帝（刘恒，前180~前157年在位）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年）三年（前154年）正月发生了七王之乱，三月份平息。之后其子刘余（？~前128年，汉武帝同父异母兄弟）被封为鲁恭王，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时，从墙壁中发现了古笔体的尚书经文，被称为古文经。
　　至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推行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古文经学主要流线传在民间。
　　汉成帝（刘骛，前51~前7年）河平三年（前23年）下诏使谒者（官职名）陈农求遗书于太下，又委任光录大夫刘向总领校勘。整理采访的书藉命刘向校经传，太医监李柱国（疑为官职名）校方技。刘氏之子刘歆亦参加其事。汉哀帝（刘欣，前7 ~前1年在位）元年（前6年）刘向去世，由其子刘歆继其事。先后共20余年，校出了最早的书藉分类和目录学，即《七略》和《别录》。
此次校书的原始资料，除当时“采访”“求遗”所得之外，还包括入汉百多年来积存之遗书。如《史记》所收入之《诊藉》。
　　还应说明的是此次校书期间，正是第一次古今文论争开始的阶段。刘歆是古文家的主要代表。哀帝让刘歆与今文家们交流意见，但今文学家们“不肯置对”，激起刘歆愤怒，上“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他们“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因此受到权臣的打击和排挤，被迫离京六年之久。
　　校书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有关古今文冲突之的问题，尤其是《尚书》中心的五行属性是火还是土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表现在医学原始经典《汤液经法》中，在具体校订时，原文已经有心属火又属土两种内容并存形式。这是难以用简单方法处理的问题，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有仍以并存的方式记录下来。这需要有双方共同认可的权威来调平。
　　幸好刘歆与当政者王莽（前45~公元23年）为同事好友，刘歆也正为王莽以古文说教夺取政权，可谓之尚属得势。前1年汉平帝（刘衍，前9~前6年，9岁至卒在位）即位，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公元6年王莽毒死平帝，立2 岁刘姓孺子婴为太子，莽篡位誉称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建立新朝，“转正”真皇帝，先后辅政、在位共24年，至公元23年卒。
　　王莽辅政到称帝的9年中，刘歆的职位步步上升，以至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成为文化领域最高领导人。这对校书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能够得到恰当的处理会大有好处。此时期应是古文经学有所发展的阶段。同时刘歆作实际校书工作的机会有可能要减少，而其老同事李柱国的具体校书任务会有所增加。
　　汉平帝四年（公元3年）七月，王莽还在全国网罗天下散佚经典，包括医术、本草在内的各类异能之士上千数人，“皆诣公车”来京师朝廷上记录他们的学说，更正错误，统一编撰成书。
　　《汉书》所言经方十一家，是据刘歆父子《七录》和《别录》而来。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史记》《诊藉》、《仓公传》的内容，确实有《汤液经法》原始资料的踪迹。
　　《诊藉》，一般认为是西汉淳于意所作医案书。其实不然，它是汉文帝四年或文帝十三年（前176年）发生的“缇萦救父”案件审理过程中，文帝审问淳于意的笔录。除有二十五个医案之外，还有包括淳于氏从师学医过程，学习内容，学术特点，治疗方法，以及传承授徒情况等。这个笔录保存于官府，后被司马迁编入《史记》。至前23年刘向校书时得到进一步整理，并命名为《汤液经法》，后又被班固编入于《汉书》。
　　现据《史记·扁鹊苍公列传》所载，列出相关情况：
　　淳于氏，名意，山东临淄人，官至齐国太仓长，少年时喜医术，高后八年（前180年），师从同郡公乘阳庆，阳庆无子，尽教淳于意。又口传给他一些秘密方，和黄帝、扁鹊传下来的脉书，辨五色诊病，可决断人之生死，知病情之顺逆，经常外出为人治病，不以家为家。因其知病之顺逆，则治顺证，不治逆证，致使有的病家怨恨他。因此得罪了权贵，以贪污告罪于他。按法律应受到割去鼻子，砍去肢体的肉型。文帝四年（前152年）中，淳于意赴京长安服刑。蒙此大冤，因无子，只有五个女儿，大骂她们不能救此危厄，当时其最小的女儿缇萦，主动要求随父进京，为父申冤，结果文帝准状，淳于意无罪释放，还在全国免除肉刑。这就是老少皆知的缇萦救父的故事。有人考证西汉废除肉刑的时间，此事当发生在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76年。
　　从其师承来说，公孙阳庆教授给淳于意的，有口传秘授的一些东西，有黄帝和扁鹊的脉书。只言“脉书”而不言书名，符合秦前诸子百家书著不写书名的情况。当时的《汤液经法》或没有篇名和书名，正说明系汉之前资料的可能性大。其能决生死，定顺逆，符合黄帝、扁鹊的诊疗方法。
　　淳于意医案中，已明确有“天道四时”、“揆度阴阳外变”、“五色诊病”、“脾气周乘五脏”、“伤脾气”、“胃气黄，黄者地，土不胜木，故意致春死。”“定五味”、“上下经脉五诊”、“阴气传入”等阴阳五行融合而论病机病理及诊断治疗的现象，故可以认为淳于意的学术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合流为指导，与《汤液经法》别无二致。
　　淳于意在谈到授徒情况时说，他共教了六个徒弟，其中有三位都学习了五诊，三人都学了经脉上下，二人共同学了奇络法，只有冯信一人学了“案以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此15个字是《史记》原文）。此十五个字可以释为：“按照天道四时的规律，论述药物的五味性能，作为调配汤液方剂的法度。”
　　众所周知，《辅行诀》之引文多出自《素问·脏气法时论》，脏气法于四时是《汤液经法》的指导思想，四季更迭，寒暑易季的规律，与五脏五味苦欲配属表达药物的功能，是调配补泻方剂的法则。可见它与《诊藉》15个字意义丝毫不差，《汤液经法》四字，完全可以是《诊藉》15字的缩写。从而更可以确切的认定“汤液经法”书名来源于此，也可以进一步联想，《汤液经法》是整理淳于意的学术资料而成。
在仓公诊籍模式中，“诊脉”与“切脉”分别而论。先通过脉病分析，得出脉病诊断及预后诊断，此为谓之诊脉；再根据切诊血脉，按摸桡动脉的博动于脉口或气口，以侯五脏之气，此谓之切脉。
因此，仓公脉法乃是经脉与血脉的混杂脉法。
　　王莽的梦想就是以古文经学为意识形态治理国家，就是改朝换代。刘歆为了为了进一步推广古文经学。利用自己经学领袖的身份，为王莽代汉大造舆论，为王莽代汉打下了充足的理论基础。
　　王莽掌权后，刘歆先是出任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古文经学中的《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传》也被立于官学，刘歆的梦想终于实现。王莽称帝后，原温良恭俭让的形象渐减，残暴凶戾的真象毕露无遗，在社会上的威望渐降而生动乱。
  新朝的权臣之一甄丰及其儿子想借谶讳来牟利，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及刘泳，也被牵连其中，结果被捕，二子同日处斩。王莽在诏书里还声称，要依据记载“大舜处置四凶”的手法，对于新的“四凶”，还要凌辱他们，布告天下！
　　然而，王莽要求刘歆把女儿刘愔嫁给太子王临。这意味着，太子妃刘愔日后会成为皇后。王莽这又是在向刘歆示好。
　　但这种平静很快打破了。王临和他母亲王皇后的侍女原碧偷情。而原碧又是王莽的侍妾。王临和原碧商量着要把王莽毒死。这时王莽不知是否发现了什么端倪，结果是以大风吹倒王路堂为由废掉了太子。王临和刘愔被赶出了未央宫，在外居住。
　　之后，王临给王皇后写的信，被王莽发现了。王莽逼王临自杀了。因为懂天象的刘愔曾经预言过宫中会有白衣会（丧事），怂恿王临谋反，也被逼自杀了。接着，王莽的第三个儿子也被活活吓死了。
　　由于王莽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起义者风起云涌，一浪接一浪，身为皇族后裔、又享有极高声望的刘歆，也被朝中一批大臣所秘密拥戴，他根据天象来计算辰光，公元23年准备谋反。可惜，事情未成就被发现了，刘歆没有避开自杀的下埸。同年王莽战死。公元25年，刘秀（前6~公元57年）在柏乡县千秋亭建东汉，帝号光武。
　　王莽与刘歆的至密关系以王莽称帝为最高峰，之后渐有疏远，直致为敌。刘歆取得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发扬了古文经学，校勘了大量传统经典书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具大的贡献。医药方剂经典《汤液经法》得到传承与保护，与刘歆父子和李柱国的努力有直接关系。其完成校勘整理此书的时间，约在王莽开始辅政的公元前1年到称帝建新的公元9年前后。
　　班固（公元32~92年）自章帝时起即开始写《汉书》，前后历20年之久，在和帝（刘启，公元79~105年，88~105年在位）公元80年完成。据刘歆父子《七略》《别录》将《汤液经法》列入《方技略》。
　　王莽与刘歆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王莽与李柱国的关系。关于李柱国后来的行踪及生平尚无确切的资料。但清朝四川地方志中有关于涪翁的记载，此人很有即是李柱国的可能。笔者在《辅行诀阐幽躬行录，第16~19页》对此情况进行了论述，并讨论了对经脉学说及针灸理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对《辅行诀》《汤液经法》的研究有所启发。仅在此做一简单介绍，有兴趣者可参考原书。
清朝乾隆、同治代绵州地方志对涪翁均有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同治版《彰明县志》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其姓名，捕鱼为业，兼精医术，活人甚多。”
　　据《后汉书，·郭玉传》记：“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钓鱼于涪水，固号涪翁。翁乞食人间，见有病者，时下针石，应时而效，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翁授弟子程高，高授郭玉，玉为汉和帝太医丞。”今李杜祠尚保存有汉涪翁像碑一块（原置古春酣亭中）。书赞：“西汉中微，名贤放逐，有一父老，不知何出。钓隐涪江，针经著录，弟子程高，再传郭玉，矫矫清风，依依乔木……”
　　1993年2月，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发现了一座西汉椁墓，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一具木胎髹漆人体模型，高28.1cm，裸体直立，两掌向前，模型表面纵向分布有红色线条19枝，头手等处，有多处线条交会，形似人体经脉，被命名为：“西汉人体经脉漆雕”简称“漆雕”。  1993年，在绵阳市永兴双包山大型西汉木椁墓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人体经络漆雕模型。模型为裸体男性，长28.1厘米，比例协调，体表遍黑漆，分布着数道红色漆线条。这些线条的分布情况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古经络佚书的记载有相似之处。这件漆雕模型，是中国人体经络学理论最早的实物资料，证实了绵阳是我国中医针灸学、经络学说重要发源地。
　　自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3年）到公元8年王莽称帝前后，约31年，为确定书名为《汤液经法》的时间，刘歆和王莽均是古文经家，从汉武帝时期的前104年，到王莽称帝，一直是土德为国运；之后从公元25年刘秀（公元57年去世）建东汉，到《汉书》成书的公元80年，共55年之间，是刘秀由倡今废古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时间；同时社会上又发生两次古今文论争，使古文经的影响和地位得到发展和提高，形成古今经学并存的局面，如心的五行属性，就以今文家属火，古文家属土并载于《说文解字》中。
　　东汉之初，刘秀倡今文，与王莽古文相对，取火德为国运，谓之五行相生序。实质上应是针对其前的“土”运，和迎合刘邦为“赤帝子”之说，使心火为“君主之官”改变其前的心土为君主之官的合理性。尚火德之说一直延续到东汉最后。
　　东汉和帝时期成书（公元80年）的《汉书》问世之后，到三国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时期，《汤液经法》消声匿迹，即便是“仲景论广汤液数十卷”，却在书中对此只字不提，反被与几乎同代的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指出。在这130年中消声匿迹的原因，除了其中心属火之外，还有心属土之说。这是刘汉政权所不能容忍的。
　　除此之外，《汤液经法》托名商圣相伊尹所作，而伊尹的身份，还是一代最大的巫师；其基本理论是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合流思想，是稷下学宫阴阳家创始人邹衍所倡；古代医源于巫，道家脱胎于阴阳家，而东汉正是张道陵（公元34~156年）创立道教时期，而此教又是富有造反意识的民间组织，如汉末的黄巾起义，即道教起义。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此书只能在民间或道教内部传承，从而形成了百余年无声息的局面。
九、张仲景与荆洲学派
　　《辅行诀》载：“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雅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民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于规矩也。”依此可知，《汤液经法》在仲景到弘景时期这300多年中的传世概况。
　　陶氏所提及的上述8名医家，除仲景、卫汛师徒外，均亦得《汤液经法》的传承，而且各有特色和个人的经验，但不失其原则性。因资料所限，具体情况无法了解，仅就张仲景的学术特点，对照《辅行诀》略作分析如下。
　　刘表（公元142~208年）是公元190年单骑入荆州（襄阳）任刺史的，但不会一开始就建学业堂。几年后政权得到巩固，脚跟站稳后，才可能兴办教育。因此，于195年左右在襄阳办起第一所学业堂是有可能的，据说诸葛亮（公元181~23年）即曾在此校读书。
　　学业堂聘请大批名士如司马徽、宋忠等当教师，还亲自编撰古文经学教材，对古文经学的光大起到很大作用。学业堂是官学，除了官学，私学也兴盛，襄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教育学术中心。南来北往的名士鸿儒纷纷涌向荆州(这里荆州指治所襄阳)，先后前来讲学的名士达到300多人，求学的“盖千数“（史书载）。
　　东汉时虽然古文经没有取得官学地位。但是宋忠（生平不详）、司马徽（？~208年）等人讲授古文经学，特别是刘表本人的先祖即是西汉发现壁文尚书者刘余，可谓之古文经学是他的家传绝学，因此确立了古文经在荆州官学中的地位，而且发扬了古文经简明求实，注重义理的学风。荆州官学中形成以宋忠为首继承马融以名实为主要内容，与以北方幽州为中心的郑玄学派相抗衡的新的学派——荆州学派”，从而繁荣了学术文化。由于刘表是山阳高平人，其师是同乡大儒王龚之子王畅，曾任南阳太守，与王粲、王凯、王肃及后来的王弼、王叔和等都是山阳同族老乡，或为学宫所聘教官，或有裙带传承关系，故世称山阳王氏学派。
　　荆州学宫时期，张角起义和张鲁道政合一割据汉中，社会上道教理论正处复兴之时，同时本人亦具有浓厚的道教思想和意识。刘表与荆州当地学者共著有《荆州星占》道学书一部，据说为唐代李淳凤《乙巳占》的原始样料，还有人认为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是刘表所作者。因此荆州学派有引道入儒的特色，后人王弼因此成了玄学的创始人。
　　荆州官学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政权中的骨干，如曹魏政权中的刘廙、傅巽、徐庶、王粲等；蜀汉政权中的庞统、诸葛亮、尹默等；孙权政权中的潘浚都对社会有所贡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荆州学宫主讲之一王粲。与张仲景有所交往；后来撰次《伤寒论》的王叔和亦是山阳王氏族人；刘表的老师王畅曾在仲景故乡任太守，对南阳的文化会有一定影响。三方面的因素，是推论仲景具有儒道思想的根据。也可以认为，他与邹衍先儒学后阴阳，阴阳五行合一思想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是，对张仲景意识形态的认知，可以说明，《辅行诀》所谓：“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为识耳”一语，并非仲景本意，确是因为避当时黄巾之嫌，不得已而为之。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时，黄巾起义风波已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而有些方剂名称又有部分复原。
　　《伤寒论·自序》谓：“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明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此段文字是仲景对自已著作总体指导思想的表述和感想。前半部分用五常、五脏来说明以五脏为中心的经络府俞五行运动规律，与阴阳学说融会贯通，其中深刻的道理和变化运用很难掌握。其后半部分是以谦卑的态度承认自己对这种理论研究运用的的不够精熟。
　　此段文字中用了“经络府俞”四字，而不是“脏腑经络”，更不是我们现代通用的“五脏六腑十二经络”。这种情况说明仲景当时所说的经络和脏腑俞穴，与现代不同，应是他所见到的《汤液经法》中的内容。《辅行诀》的出现，已证实《汤液经法》十二经脉名称不全，经络不分手足，的情况，即便是外感天行病的治疗，也有五脏辨证的信息，有“心气不足”、“肾气不足”之用语。是从五行中纳入阴阳，以二旦汤为“阴阳不测”之“土”的形格。这与后世学者认为《伤寒论》为六经辨证，与阴阳纳入五行的说法格格不入。
　　此处有“经络”二字，所指似是十二经络之意，因为仲景时期十二经络说已经普及，上节所说西汉文帝时期出土文物针灸教具小漆人的出现，证实了淳于意时期十二经脉说尚不成熟。《史记》中《诊藉》所记淳于氏所承“扁鹊之脉书  ”、“五色诊病”均不是十二经络体系。众所周知，扁鹊是奇经八脉说的提倡者，“奇”有非偶非对之意，即有非阴非阳之意，而《诊藉》原文又有“奇络”一词，当与奇经学说相关。仲景以其当时的十二经脉审视汤液时代之奇经、奇络，当然会不得其解。
　　即此而论，仲景所言“自非才高识妙，岂能识其理致哉”并非完全是谦逊之辞，而是有其实际情况。
　　《吕氏春秋·本味》载《汤液经法》托名作者伊尹谓：“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剂甚微，皆有自起，鼎中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也。”
　　此段借烹调以言政事，实亦是和合药味以制汤剂之基础，方剂经典《汤液经法》之宗旨。而其天地四时之理数，奥妙深邃的道家学理，非俗人凡夫所能理解。张氏虽被同乡何顒称为“用思精而韵不高”之才，但毕竟于道学乃门外之汉，且其出身宦官门第，具有儒家意识，又因时值大疫流行，大部精力投身于《汤液》方药的实践和运用，没精力，没能力进行理论研究，而发出此“岂能识其理致”的感叹，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现代风行的一些经方理论，都是对后世医家对仲景方的理解和猜测而成。仲景学派林立，都是瞎子摸象各持已见；且“函鸡之鼎焉可用于烹牛”。离经典原意甚远，有待统一和融合。
　　张氏与身为一代道教领袖、在多学科领域均有所建树的三教合一思想家，具实证精神的科学家陶弘景相比，正如小巫见大巫。可以说仲景长于实践，对《汤液》方药的运用经验丰富，对理论方面不够精细，甚至对某些“古训”亦是保留而不实用或引而不发，不予解析，如传经理论，传经日数联用的问题，六经欲解时的问题，半夏补肺气的问题，小柴胡汤不能解释全部寒热往来的病机等，都暴露了其现世传各种理论的缺陷和不足。
　　由于《辅行诀》问世后的历史遭遇，一直以来，是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支撑着经典临床大厦，其人被后世奉为医中圣人，其书则称为经方。后世对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其方论不敢越雷池半步。直至近年《辅行诀》再现于世，才打破了千数年经方典藉的沉寂，开始了经方学术的觉醒。但是在学术界，仍有沉醉于张仲景的经验学说，大谈用经方的实践经验，甚至小有成效，即昂首戴面，忘乎所以。笔者在此并非抵毁经验的作用与必要，而是要提醒一下不要以为总结经验是唯一的有益工作，那样会阻遏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陶氏在理论方面论述精深，法天则地，立论严谨，法度森严，出神入化，运用灵活；虽在实践方面逊张氏一畴，但在炼丹过程当中，也曾有几年的时间有机会接触临床实践，其父祖又皆精于药，有家传之学，亦可谓之经验丰富。他为研究经典方剂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和理论依据，是研究仲景著作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先师张大昌先生称之为理事体用俱备之作。
　　通过对上述史事的分析，仲景书中之经脉学说是西汉木漆人为教具的经脉，或称即“涪翁”（李柱国？）传程高，再传郭玉的经络学说，也应是《灵枢》所载的经脉说。
　　但是否有为淳于意得传扁鹊的经脉说呢？从淳于氏所传六个徒弟中，有二人学了奇络法，三人学了经脉上下。而其经脉上下，与他的脉诊和切脉都有关系，均在仲景书中有所体现，无论《金匮》还是《伤寒》，各篇标题中都有某某病“脉治”字样；各方主治文中也多有切脉或诊脉一项，但是其奇络（或奇经）在仲景书中尚未发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仲得到了淳于氏学经脉上下三徒的学术而形成。但是就其“六经辨证”模式来看，所谓“六经辨证”本身即是淳于氏“诊脉”的内容，但不是十二经络模式，而是五脏五行模式。因此如仲景所据不是后世的十二经，则是对淳于氏的诊脉法有所改造和创新。
　　《辅行诀》与仲景书不同之处，脉法的详略是一大区别。《辅行诀》略于脉法，有可能是陶氏没得到淳于氏经脉上下的传承传承资料。同时也没有融入后世的十二经脉说。可以说仲景书是《汤液经法》中，加入了“博采”的众方而成；《辅行诀》是择录于冯信得于淳于意的《汤液经法》。所以我们学习《辅行诀》可以参考仲景书之脉学。
十、穿越时空的医典《辅行诀》
　　《汉书·艺文志》中载经方十一家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并谓：“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陶弘景《辅行诀》谓：“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五首——今捡录常情需用者六十一首，备山中预防之用耳。”
　　从上述所记可见，记载《汤液经法》书名最早的《汉书·艺文志》对经方的定义已有说明，即经方是借药物的滋味（辛、酸、苦、甘、咸）和气（寒、热、温、燥、湿）的特性，辨别药物的阴阳属性，组成水火之剂两大类方剂，能开通坚闭的气血结聚，使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运动。
　　这里有必要对文中“五苦六辛”一词进行辨析。此词历代学者解释不一，笔者感到诸说均不能通达。认为此四字之意当为辨别药物的阴阳属性。《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这就是秦国名医医和为晋侯诊病后，提出的著名的“六气病源”学说。
此天之六气，六为偶数，属阴；天之六气下降于地，即生五味，五味为奇数，属阳，此即天地阴阳反作之理。五味中酸苦涌泄为阴，辛甘发散为阳，举苦、辛以代阴阳，“辨五苦六辛”，即是辨别药物的气味阴阳属性，用来组成阴水阳火不同类别的方剂。
　　除了上述解释“五苦六辛”之外，还有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即五味五行互含学说本身即可含有“五苦”和“六辛”的内容。五味五行互含，是把五味配属五行，而每一行又各有五味五行的模式。其中酸、甘、苦、咸四味配木、土、火、水每一行又配五味，共20个位次，作为阴性味属的代表苦亦为五种，即“五苦”。唯阳性味属的代表辛味情况不同，即不但辛者能散，而且“金味辛，物成而后有味，辛者，新也。万物肃然更改，秀实乃成。”（出处不详）“  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释名·释天》）“辛，辛之言新也。”（《礼记·月令》）如此辛味就有了“辛、”（含辣）和“新”两个含义。换言之，辛味还可以被视为有辛、甘、苦、酸、咸、新六种味来，而称之为“六辛”。
　　《礼记》又名《小戴礼》，相传为孔子七十二弟子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编；《释名》为东汉刘熙撰。说明“辛者，新也”之说虽不一定是源于商伊尹，但战国时期已有此说是可信的，而且东汉书中尚有这种记载，在《汤液经法》成书时代仍流行于世是无疑的。此“五苦六辛”，是取五味的阴阳代表，系以天地之奇偶数表达药物的阴阳属性，符合伊尹原意。
　　《汉书·艺文志》谓：“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医经家，注重医学理论研究，善于推究人体的生理特征，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用以推断各种治疗手段，调制临症所需的各种药剂。可见医经家和经方家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方家主要是注重药物性能的研究方剂；医经家主要是根据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特征来确定治则和方药；二者各有侧重但殊途同归。
　　《伤寒杂病论》和《辅行诀》同源于《汤液经法》，属经方家，其组方根据应是辨别药物的气味为主，组成不同类形的方剂。它是由《神农本草经》单味药性能的研究发展至复合药物性能的研究，是药物学到方剂学的过度。
　　《辅行诀》正是在《神农本草经》《桐君采药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符合经方原始意义。其内容也正是以药物的五味功能为基础，用五味五行互含的法则，使药物性能更加细化，并以体及化的概念渗入五行学中，行施与阴阳的融合，同时，从其引文多来自《内经》“脏气法时”、“本神”、“邪客”诸篇来看，亦吸取了医经家的方法，作为组方用药方法和法则。所组成的方剂，可针对情况的不同，运用于虚实补泻各种病证。
　　《伤寒杂病论》虽然同出于《汤液经法》，而且研究其书的学者众多，但按照经方原义分析其组方意旨者并不多见。笔者感到，《神农本草经》为《汤液经法》之原始所本，除北齐徐之才《药对》有七方十剂之刍形，是经方研究的正宗，及其后之宋寇宗奭、明邹润安等数人外，所用均非研究经方的方法。这并非仲景书不是经方类，而是仲景本人对其理论研究不足，而热衷于临床实践的结果。历代学者们对此不察，反而以个人之见，自以为研究有得，谓之大胆创新，殊不知已去经方原义甚远。如以经络为基础的六经学说、病位为基础的表里辨证，以类别为辩证的阴阳辨证等，倒有些符合“医经”学派的模式了。
　　本系经方类的书藉，却使用了医经类的研究方法，应是千数年医家学者们的通病。正因如此，经方的研究门派林立，论争激烈，难以统一，却极少有从药物性味入手者，严重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近代《辅行诀》的复出，对《伤寒论》的研究可以起到使其脱胎换骨的作用，可以把《伤寒杂病论》的研究重新回归到药物性味学说的经方规道上来，可使经验医学的研究模式转移到药性理论模式上来，使经典的研究达到突飞猛进，与时共荣。
先师张大昌先生，深感于此，发挥《辅行诀》思想，模仿其模式，尽毕生之力，“稿凡八修”，完成　　《处方正范》一书，撰方120首，力图恢复《汤液经法》方三分之一，为后世经方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先师张大昌先生谓：“商伊尹以元圣之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求诸物，近求诸身，撰用《神农本草》，准次阴阳之道，参伍之变，错综其事，引而伸之，触类以专之，化为《汤液经法》。”
　　《辅行诀》书名中即标有“五脏用药法要”六字，无疑是符合《汉书》经方定义的著作。其书的最大特点，是把五味五行五脏体用化，及五味五行互含模式的创立。其五味与五脏体用化配属的根据，是《素问·脏气法时论》的五脏苦欲说而有所改进。这种五味体用化的配属，亦符合《神农本草经》《桐君采药录》药物与周天之度和四时八节之气相应的思想。原始的药物学与月令物侯有很能大关系，所谓“侯之所始，道之所生”，俗谓“三日一气，五日一侯”，天气与物侯的关系变化如此灵感，以此论药之精确可见一斑。可以说，月令所载具有“侯”之的药，大都有特功，如半夏枣仁等。
　　《辅行诀》中五脏补泻方所用药物共25种，在五味五行互含中各有其职位，各类职位的药物，在处方中具有同等的君、臣（佐臣和监臣）、佐使的职责，在方剂中有不可代替的意义。
　　外感天行病方用药30种，舍寻常食品米饭和当时生、干之姜混用而均名为姜，共用药28种，恰合四神方二十八宿之数。其阴阳五行合流的理念，使脾土的职位升级，既不属阴，又不属阳，根于四象又统领四象，有北斗居四象之中之义。
　　五脏补泻方用药数25和外感天行方用药数30，共同55种。55为《周易》天地大衍之数，与《河图》《洛书》有关。五脏补泻与五行相关，所用药数为10数之内奇数1、3、5、7、9之和；外感天行与天气阴阳相关，所用药数为10数之内偶数2、4、6、8、10之和。
　　二旦四神方由具阴阳之升降之品，及四神交互之药组成。木火为阳，金水为阴；木金药物交互使用，水火药物交互使用，二旦所用，乃四神七政中属日、月、土者，加入有升阳扶阴功用的主药，阳旦用黄芪、桂枝，阴旦用柴胡、黄芩。而四象之主味，金木所用为与其所主季气化相应者。如春温升，麻黄为主，秋收降，石膏为方主；水火所用为二者交互之气，火心用与心炎之热燥相对之地黄、鸡子黄之清滋者为主，肾取水土地合德之义，取与肾寒相对之附子之温，补脾渗湿之茯苓共为之主。
但是必须说明，六神方的药物组成，完全是在陶氏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三大原则的指导下的理论模式。而这三大原则是阴阳和五行融合过程中的产物。阴阳五行融合所产生的另外两个理念，为火土一家和水土合德。它们与三大原则息息相关，甚至玄武汤的药物组成，离开水土合德的理念，则不能通达。
　　同时，三大原则并非专为外感天行而设，它还用于五脏补泻方中。劳损五补汤中的食品疗法，果、菜、畜的使用即是金木交互使用，水火交济使用（脾土非阴非阳，取义自身体用交互）。
这种交互使用实际上是一种天地交合现象，是一种自然规律。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含意。就医学而言，他与人体之脏象和病理相关。笔者在《辅行诀二旦四神方述义》中，曾对脏象学说进行复习，说明脏腑之官窍、体官、经脉、部位等诸多方面，都存有阴阳交互的现象和意义，有兴趣者可参考，兹不复述。
　　由此可以推知，《辅行诀》所列三大法则，既有地球公转和自转，以及北斗绕北极星的运转的天文气象学依据，也有人体脏象病理机制的根据。它虽然是阴阳和五行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天地交合对人体生命的恩泽。阴阳和五行有在天和在地倾向之异，但无影响大小和先后之差，它们共同维护着世间生命的和谐和发展，天和地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不可抛开五行而论阴阳，也不可不谈阴阳只说五行，否则我们的学术就要犯大的错误。如此这般，则“废五行存阴阳”之论可以休矣。
　　近百余年来，反对中医的思潮源源不绝，“废五行存阴阳”、“废医存药”、“验药废医”等莫不以五行中土的特殊属性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五行是封闭式无限循环的模式”为口实，甚至以消灭中医为快。这些逆流存在的根源，主要在于对国医的发展历史认识不足，对国医经典建立之时及其后的发展的文化背景没有认真的考证和分析。
　　国医学起源于中古，甚至更早，商有圣相伊尹“以至味说汤”，奠定了制作汤液的基础。至战国末，邹衍倡阴阳合流学说，仰观俯察天地自然之象，促进了五行学说的成熟，脾土主四时与不主时并立而存。
　　西汉早期，淳于意承公孙阳庆之学，使黄帝、扁鹊之经脉、五诊、汤液等得以流传。及至西汉晚期，刘向父子及李柱国（涪翁？）校书，据淳于意“诊藉”或其徒冯信及的相关汤液的资料整理成书，并命名为《汤液经法》，至东汉班固据刘歆父子之《汤液经法》纳入《汉书·艺文志》，直至东汉末。
自刘向父子校书以来，社会上正处古今经文论争和始终五德正朔反复的时期，直至东汉末，才渐至平息。这个时期也正是国医经典渐渐成熟的时期，其间阴阳五行的合流已经完成，接踵而来的是升降阴阳的三大法则也已出现。
　　汉末疫病大行，一代实践大师张仲景运用《汤液经法》治疗流行的疫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是传承《汤液经法》的第一人。他所见到的《汤液经法》是《汉书》出版（公元80年）到仲景写作《伤寒论》（约公元210年）约130年中另有人整理还即是《汉书》时期原件不好估计，但其或是参考了其它“古训”，或加入了其他“众方”是很有可能的，至少是加入了淳于意传人或其他人的脉法。况且时值黄巾作乱，为避道家之嫌，又改道家方名为药物名，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已非《汉书》时原貌。
　　约仲景去世（公元219年）后14年，王叔和撰次《伤寒论》，皇甫谧评之曰：“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称其书的作用有如指能指月，而已非《汤液经法》，如得鱼忘荃之意。
　　从王叔和撰次《伤寒论》到陶弘景撰写《辅行诀》（约公元526~536年）之间约270~280年中，虽有支法师、葛洪、范将军及三国时华佗、吴普等人皆“师式此《汤液经法》”，“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炬也”。此期正是玄学从萌发，到发展乃至全盛时期，山阳王氏学派道儒融合的学风及玄学及佛教兴起的影响，三教合一思想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医学典藉的理论呼之欲出。
　　南朝陶弘景正是在此氛围中，在原典藉的基础上，融入重玄学说佛教思想，创造性的对他所见到的《汤液经法》进行研究。具体作法是摘录其中“常情所需”者六十一首（此“一”字是笔者校定所加），并在五脏补泻方后附以相应的金石方。把体用化理论，融入阴阳五行合流中，建立火土一家，水土合德理念，推出升降阴阳，既济水火，交互金木三大法则，作为理解脏象，分析病理、药理，诊断疾病，制定处方法度及其加减的要旨。
　　不幸的是，该书问世不久社会上即发生战乱，陶氏本人也因种种原因受到各种压抑，导至学术未能广泛流传，甚至因战火致残。
　　至李唐崇道，尊李耳为先祖，崇尚陶弘景的上清派，由上清派第十四代宗师李含光和其徒韦景昭（第十五代宗师），在公元475~769这十年中，在茅山紫阳观整订成为后世所称的《藏经洞本辅行诀》。至宋真宗时期（公元998~1022年，有界定在1002年者）被封闭在敦煌藏经洞。在洞中封存近900年，于公元1900年破封而出。之后18年，威县张偓南先生在敦煌重金购得，世代珍藏，传至其嫡孙张大昌，蒇经洞本已经毁佚于文革，公元1974年张大昌将背诵整理本无私奉献给了国家。使此国医传承文化得以继承和保护，近二年已来，已经列入河北省非遗名录，在全国业内亦有了一定影响。
　　今年是《辅行诀》出洞后第二故乡主人张偓南逝世100周年，在这特殊的年度里，回顾一世纪来《辅行诀》的坎坷行程，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尤其是该书的宝贵价值，非止一端，仅列数条以明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区区万言的《辅行诀》，却承载着国医经典之初到成熟的轨迹，包罗着各类疾病的国医色彩，大有不读《辅行诀》就不能说了解了国医之意，曹东义先生称之为“中医的红楼梦”，可为见道之言。
现代科学飞速发展，但对古代金字塔诸多神奇的不解之迷却不能解释。已知它的构造形状及各种数值，与古代天文气象日月星辰等甚是恰切，而且这应是破解金字塔之谜的突破口。古代天文气象学也正是医典的基础，现代科学对国医不可理解则称之为迷信。其实国医经典《辅行诀》就是医学的金字塔。
　　自近一个世纪以来，反对中医，消灭中医，废五行存阴阳，废医存药的潮流涓涓不息，究其原因，是对中医五行之土的认识不足，是对阴阳五行合流过程中产生的火土一家，水土同德的问题不够理解，认为五行学说是机械循环论。而研究《辅行诀》，探索其阴阳五行合流过程，即可明白其所以然，达到学术上的醒悟。否认中医的古天文学基础和认为五行为机械循环论，是当前中医将要伟大复兴的两大障碍，而深入研究《辅行诀》将能解决这些问题，故《辅行诀》是国医复兴的好根柢。
　　《辅行诀》问世已近一千五百年之久，问世后，始终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汤液经法》的传承一直由《伤寒论》独步天下，致使经方的研究重于经验而轻于理论；同时当前认为中医为伪科学，反对甚至要消灭中医，及废五行存阴阳等问题；以及国医衰落不振的现状，均可通过对《辅行诀》的研究而得到解决，如此千五百年以前的著作，能解决现代生活中最现实的问题，不愧是一部穿越千年时空的伟大传奇之作！
　　陶宏景一部《辅行诀》，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又一传承方剂经典《汤液经法》学术思想的旷世之作。它是古老的传统医学精神魂魄所在，虽屡遭厄难，蒙尘千载，却又亡而未亡，喜逢重生。值此国家以发展发扬中医为国策，国际声望日益高涨之时，国医学术的振兴首当其冲。如何摆脱目前中医学术仍是“末法时代”的衰落，和医疗阵地缩小的尴尬处境，是重要关键。辅行诀》的再生和研究，近数年已初露锋芒。在校勘、辩伪、整理，注解，药物性能、组方法则、临床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待业界同仁及社会同好，进一步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促进国医的复兴和发展，增强古老国医绚丽的色彩和青春的活力，再创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陈辉_YBGG · 发表于 2019-6-18 17:58:33

陈主任好：这两日看了衣大夫的新文章《辅行诀——复兴国医的学术根柢》一文，衣大夫想让我把相关感想和您谈谈。我想说的是衣大夫的文章不好懂是真的，我也未全看明白。但依衣大夫的学问特质，我们可以相信他每一句话都是可以自证而明的。并且可以知道此文有其非常个性化、独创性的地方，举例而言：他用朴素对应推导的思辩方法得出对应湿热的长夏，应该存在一个主燥寒的“藏冬”季节，这种结构性的发现可谓发前人之未发。并且全文关注了中医理论的基石缘何可以确立的根本性问题。即阴阳五行为什么可以成为、如何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此文从理论解释了阴阳如何与五行合流，从而从理论源头论证了为什么存阴阳废五行不可取。这些问题虽然人人耳熟能详，却罕有人仔细认真对待。所以，总体上我认为这是一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并且其效应在于，不同的人阅读后所得的感应点不同，从而激发更多的思考。其中是不是完全没有瑕玼，目前也不能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文由于相当长，已经初步把一家学问的大体框架立了起来。所以，我的最终结论还是能帮衬就帮衬一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力挺一下这位学者，我的建议和意见如上，供参考。怀舟2019.6.11

陈辉_YBGG · 发表于 2019-6-18 17:59:22

感谢曹教授

胡宝安颈肩腰腿 · 发表于 2019-6-18 21:51:09

感谢曹老师引经据典，阐述内容详尽！感谢老师为中医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11:30:34

往事越几年，留给历史看。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路老慢走，中医药发展需要您！沉痛悼念国医

美国的“世界中医药大学”，2024中医科学前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路老慢走，中医药发展需要您！沉痛悼念国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