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介绍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贡献

曹东义

章太炎與他的醫學[color=rgba(0, 0, 0, 0.3)]赵永金 [url=]苏州市周易研究会[/url] [color=rgba(0, 0, 0, 0.3)]2017-03-28

太炎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精深博大，涉及音韵文字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哲学、佛学，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至于他在医学上的造诣与建树，则鲜为人知。其实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也曾为他当时代的许多中西医名家所肯定。著名国医惲铁樵先生説：“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医学乃其餘绪，而深造如此，洵奇人也”（惲铁樵《章太炎先生霍乱论编后》，载1927年《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讲义》，第十七种第十五期。），他将太炎先生的医论誉为“日月之出”；陆渊雷先生称太炎先生医学是“发前古之奥义，开后学之坦途”；（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期。）章次公先生説：太炎“先生于医，是以不求偏物，立其大者，立其小者，语必征实，説必尽理，所疏通证明者，而皆补前人所未举”，可以“悬之国门”；（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一期。）陈存仁先生説：“太炎先生研究中医也很有心得”，“发为文章，精警确鉴，一时无两。此外，对中医术语之注释，若六经、若三焦；病症之论断，如心臟衰弱、回归热、温病、猩红热、神经衰弱；以至古今衡量之考证等，在在确切不移，洵至论也”（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我由于从事《章太炎全集》的编纂，致力他的医学事迹与著作的蒐集，歷时六载，采获百餘篇，得窥太炎先生与祖国医学事业的关系与影响。今就管见，浅介于后，以补史闕，并驥医林诸公，引起深入探讨之兴趣。

　　太炎先生与医学有着密切的姻缘，用他自己的话説：“吾家三世皆知医”。（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太炎先生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餘杭县誌稿·人物列传》。）“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书悉諳诵上口”，（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初仅为亲族治病，輒效”，后为乡人治医，“以家富不受人餉糈，时时为贫者治疗，处方不过五六味，诸难病率旬日起”。（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后太平天国军佔领其家乡，章鉴率家逃亡，家产毁于战火，以后“不得已，以行医为活”。太炎先生祖父医术很高明，医德也很高尚，他“治时疫之脉，絶气脱者，一剂即起。药方参变不泥古；治危症，立不到三四味，曰少则力专，多则牵制也”。（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餘杭县誌稿·人物列传》。）他给人治病，“凡医资足一日用，輒分润邻族”，（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餘杭县誌稿·人物列传》。）因此很受乡人尊敬，太炎先生从小就很崇敬他。

　　太炎先生的父亲章濬，承其父业，也好习医，据县誌所载，称他“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輒效”。（褚成博《章鉴传》，载《光绪餘杭县誌稿·人物列传》。）但他很谦虚，在对女儿《家训》中，説：“吾家世授医术，然吾未能工也”，（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叮嘱儿孙应该继承家学。太炎先生长兄章籛，也继承了家学，从钱塘仲昴庭先生学医。仲昴庭先生医术高明，曾“就征疗清慈禧太后，归又主浙江医局，所全活无虑数万人”。（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太炎先生长兄之医术，在章氏三世中最高，太炎先生曾説“吾家三世皆知医，至君尤精。……有窶人子求治疾者，必应之，所全活甚众”。（章太炎《伯兄教喻君事略》，载《太炎文録续编》卷四。）

　　太炎先生青少年时代，由他外祖父、父亲和长兄亲执教鞭，他不仅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训导，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还深深埋下了医学爱好的种子，当时他曾随长兄问学于仲昴庭先生，而“常得传”。（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

　　1890年，太炎先生二十三岁这一年，父亲去世，他便离家去杭州，入著名学府詁经精舍，随汉学大师俞曲园先生深造。经过七年勤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系统的研究，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俞曲园先生不但擅长治经，对诸子、语言、训詁、文学都有很深造诣，又爱好医学。因家人误于医，曾作《废医论》，又有《内经辨言》（又称《读书餘録》）和《枕上三字诀》各一捲，由考据经典而泛涉医典，兼谈医理，具有独到之见。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太炎先生，因此，太炎先生在詁经精舍精研经史同时，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泛涉医典，为他今后的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时代的风雷、祖国的呼唤，使太炎先生不能囿固于寧静的书斋，去潜心研究医典经籍。甲午战争惨败后，太炎先生在医国医民的二条路上，决定选择先医国病，毅然摒弃书斋，投入了社会革命洪流，去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

　　戊戌变法失败，太炎先生惨痛地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推翻已堕落为列强走狗的清政府。繁重的革命斗争和激烈的理论斗争，耗费了太炎先生大量的精力，以至他从小喜爱的医学研究，一直屈居于其他活动之后，直到1910年，他四十三岁那一年，在日本才发表了他第一篇医学论文，即《医术平议》。

　　太炎先生在第三次流亡日本期间，一共居住了五年，直到辛亥革命胜利才离开日本。这期间，太炎先生一面从事革命斗争，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他在日本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验方，并加以归类、分析和考证，成《手写古医方》一册。（该手札共一百多页，从章氏家属中失落后，为潘景郑先生购得，后又为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收藏。）这五六万字的手札，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着各种疾病古代医治的验方，吸收了大量前人精华，使他对祖国传统医学有了相当瞭解。

　　太炎先生的医学，不是纯粹从传统医学着手的，他还十分注意从西学中汲取营养。早在詁经精舍求学期间，他就广泛涉猎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并将有些学説翻译到中国。正由于他从世界范围来看待各种文化问题，因此他的学术在不少方面能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早在戊戌变法后，太炎先生在研究中西学理基础上，写成了《菌説》、《原人》、《原变》等文章，他在《菌説》一文中，阐述了生命、物种和人类的进化，强调从细菌到人，是一个自然史过程，从细菌变动物、从猴子变人，并不存在神秘的“仁”的干预。如果説太炎先生家传的医学是纯粹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话，那么这时，他已经对传统中医注入了西方医学的成果，使他对中西医学的异同得失，有了许多崭新的见解。

　　《医术平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他在文章的绪论中説：“餘以浅昧寸兹末流，精神遐沦，聊以医术乱思。伤外科之少效，念旧法之沉漂，以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傅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章太炎《医术平议·诸言》，载1910年日本《学林》第二册。）他不同凡响，独拜正史所不録的张仲景，不肯去轻附旧説。十多年后，他回想起这篇早年的医作，説：“《学林》中《医术平议》一捲，昔年妄作，是时犹信《灵素》甲乙所论经脉流注，以为实然，故所论不能得要领”（章太炎《答张破浪论医书》，载1923年《春雨杏花楼笔记》。）。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回到祖国，迎接他的是目不应暇的政治纷争和袁世凯的篡政，于是他又投入“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他遭袁世凯囚禁。在被袁世凯羈禁的三年中，他有暇去研究他自幼所喜的医学。他在给夫人汤国梨的信中説；“幡閲医书，此为性之所喜，但行篋中此种殊少耳，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亦吾人之志也”。（章太炎1913年9月18日《致汤国梨夫人信》，载《章太炎先生家书》，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他在给夫人信中，又—次説道：“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吾视陆宣公，固亦无任，而功业略可相比，困穷亦与之同，勉思此公，乃吾浙前辈，心焉慕之矣”。（章太炎1914年2月9日《致汤国梨夫人信》，载《章太炎先生家书》，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这些信中，清晰可见太炎先生当时苦闷的心情，袁世凯的虐政，无日可见青天的幽禁生活，使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救国之愿遭到挫折，医国无望，退读医书，以乡贤医界前辈为榜样，以医民之术为伍，排泄忿懣，使自己内心世界得以平衡。同时也可以看到太炎先生蒐集歷代医学文献之勤。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太炎先生復得自由。1917年他又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革命”，歷年餘，失败而归。近二十年的革命、流亡、坐牢，长年的颠沛，一连串的失败，使他鋭气日减，健康日衰。1920年，他“自一月患黄疸，至于三月”，（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6月，他又“热病大作，几死”。（拙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86年上海书店出版。）

　　太炎先生初患黄疸，自诊自治，“自治得愈”。（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过了二月，他“又病宿食，自调局方平胃散啜之，哺时即发热，中夜汗出止，自是寒热往来如疟，日二三度，自知阳明少阴病也，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不应，热作即憒憒不可，奈何，间出以芒硝窜之，微得下，表证为不衰”。（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这时他只好请仲昴庭先生之子仲右长先生来诊治。仲右长先生看了太炎先生所服药方，谓：用小柴胡汤药不误，但“此病挟热，诊脉得阳微结，何乃去黄岑加芍药，此小误也”。于是“去芍药还黄岑，少减生薑分剂”。太炎先生服此药后，仅二剂，即热作汗出，神气甚清，他大为折服，从中深悟医术药理之妙，嘆曰：“增损一味，神效至此”，“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从此治医经更慎严。

　　经此事后，他总结自己治医的体会，説：“餘少时鋭进，不甚求道术，取医经视之，亦莫能辨其条理。中岁屡歷忧患，始然痛求大乘教典，旁通老庄。晚岁更涉二程陈王师説，甚善之。功成屏居，岁岁逢天行疫癘，旦暮不能自保，于医经亦勤求之矣”。（章太炎《仲氏世医记》，载1920年《杭县誌稿》卷十八。）太炎先生正是从家庭熏陶，到生平所喜，从莫能辨其条理，到反復实践勤求，从整个传统文化着手，到抉取西方科学义理，融会贯通，左右采获，终于在医学研究道路上的然见医经之本。

　　1923年前后，南北军阀依然相争对峙，太炎先生在政治上虽然仍苦苦在挣扎，但领导时代前进重任已落在新兴的无产阶级肩上，这使太炎先生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医学研究，从而使他医学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写下了一系列医学论著。《猝病新论》一著，即完成于此，当时他称作《时病新论》，共由三十八篇论文组成。内容分为医理的商讨，医术的研究，病症的论述，古典医书和古代权衡量的考证等等，举凡相脉论气，温寒暑湿，皆具有讲説，图拟各方案，又颇能参酌科学的眼光，兼容中西之説，融今贯通，具有独到之见。正如张破浪先生所述：太炎先生“医学湛深，人所不知”，曾授予餘“中医臟腑，西医经脉，并出新著《时病新论》示餘。餘观之约二百餘页，议论透切，发人所未发”，（张破浪《春雨杏花楼笔记》，1923年益智书局出版。）并“嘱餘钞録。其时但燾先生在侧，促太炎师刊印此书，师以其间尚有未尽善处，拟待修正后，再布示于世，餘以用为研究，故不妨録存。此可见太炎师之于学，实有虚心诚意，非时下名士可比”。（张破浪《春雨杏花楼笔记》，1923年益智书局出版。）这部医著直到太炎先生去世后，由他门人孙世扬先生整理出版。解放后，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重版，更名为《章太炎医论》。

　　从五四到北洋军阀垮臺，这七年中，太炎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医学研究论述，主要有《仲氏世医记》、《拟重刻古医书目序》、《伤寒误认风温之误治论》、《治温退热论》、《论臟腑经脉之要蹄》、《论诊脉有详略之法》、《杂病新论》、《温度不能以探口为据説》、《伤寒论单论本题辞》、《论肺炎治法》、《阳明证变法与用麻桂二汤之正义》、《论厥阴病》、《黄疸论》、《张仲景事状考》、《疟论》、《温病自口鼻入论》、《中土传染病论》、《论中医剥復案与吴检斋书》、《劝中医审霍乱之治》、《中国医药问题序》、《霍乱论治》、《再论霍乱之治》、《古方权量之考证》等。

　　这些论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医学界，不少青年医学工作者曾深受他的影响。如当代著名医师叶桔泉先生，就是在“读了章太炎的《猝病新论》、惲铁樵《函授中医讲议》以及丁福保译的日本汉方医药学书籍，从中受到启发”，（叶桔泉《我的治医经歷》，载1982年《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走上了专心治医道路。著名中医章次公先生也因此投于太炎先生门下。太炎先生对章次公先生説，求医必须做到三点；“贯习群方，用资验证，一也；上不取《灵素》《内经》，下不取薛叶诸家，以长沙为宗师，二也；兼综远西之説，以资攻错，三也”。（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一期。）太炎先生不仅这样説，而且自己也这样做了。

　　1925年前后，中西医之间争执趋于炽热化了，以后又导致了“废止中医案”的出现，这是近代医学史上最牵动人心的一个问题。中医与西医作为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学种，本来各有特点和各有所长，发生争论并不足奇，完全是正常现象。可是在旧中国，当政者的不科学和不公正态度，促使矛盾变得復杂化了，使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又酿成了社会问题。民国初年，在制订教育法时，当局竟将中医教育摒弃于门外，经过中医界的激烈抗争，勉强允许中医办校，但实际上是采取了不支持和不扶植的态度。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要求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医加入学校系统。这时，西医餘云岫先生写了《旧医学校系统驳议》，加以非难。中医界纷纷撰文反驳。这往復论战的文章，被辑成一书，名为《中医剥復案》。这场论战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

　　太炎先生面对这场论争，有着自己鲜明立场，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当废除，他説中医有着它悠久的歷史和丰富的经验，可也不是什么神医，“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章太炎《论中医剥復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他在论证中西医关系时説；“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医者之妙，喻如行师，运用操舍，以一心察微而得之，此非所谓哲学医，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与何，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章太炎《论中医剥復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臟府血脉之形，昔人桷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臟府錮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氏伤寒为独盛”，“固有西医所不治，而中医能治之者”。（章太炎《论中医剥復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他又指出，“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輒谓中土医术不足道，其效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章太炎《论中医剥復案与吴砚书斋》，载1926年6月《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三册。）所以他认为西医看不起中医，是同样错误的，神医废药论也是错误的。因此，太炎先生主张中西医匯通，反对将中医教育摒斥于教育大门之外，主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但是，他的錚錚之言，在旧中国只能是一阵悲哀的孤呜，当局依然一意孤行，仍将中医教育摒弃于学校系统之外。

　　太炎先生认为中西医务有所长，并对中西医作了深刻比较，説：“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歷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説，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説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针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西医虽理论周密，方法科学，而中医在治疗多数急性热症和有些疑难杂症方面，有西医所不可及的经验，值得互相取长补短。他一再强调，保卫和发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説是并无矛盾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也为当时中西医所接受，因此不少知名的中西医都投到他的门下，崇他为师，如餘云岫，褚民谊、陆渊雷，章次公、孙世扬、徐衡之、陈存仁等，一些中医界的领导人物，如惲铁樵、丁福保、秦伯未、王慎轩、王一仁等，则非常崇敬他，与他结下莫逆之交，这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医学界的一段佳话。

　　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患者甚众，死亡极多，市民极为恐慌，医界一时无以良策。太炎先生根据古今医治霍乱的经验，针对当时霍乱的流行症状，发表了《劝中医审霍乱之治》、《霍乱论治》、《再论霍乱之治》等文，提出西医“用樟脑鍼盐水水鍼救之。”中医可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太炎先生的见解引起了医界重视，有的人赞同，有的人怀疑，有的人反对。如王一仁先生即提出异议与太炎先生商榷，一时形成了一场“霍乱论争”。经过论争和实践，证明太炎先生的见解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太炎先生所指的霍乱是指真性霍乱，而王一仁先生所指的是包括一切肠胃炎在内的假性霍乱，这在中国歷代医书上是向来不加区别的，直到清代中叶王孟英创热霍乱与寒霍乱，即今日所説的带菌霍乱，所谓虎列拉——暑疫——寒霍乱，另一种即今日所説的无菌霍乱，所谓急性肠胃炎——热霍乱。王一仁先生沿用旧説，未加区别，将暴泻之肠胃病，概称霍乱，而太炎先生的看法符合近代科学説法，严格区别了真假霍乱之治，受到医界称许。仅张赞臣先生服务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开幕经旬，共诊二百八十餘人，注射盐水者三十一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二十六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之成绩。又可见我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土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也”。（张赞臣《对章氏霍乱论之旁证》，载1927年《医界春秋》第十四期。）

　　1927年蒋介石窃取北伐成果，建政于南京，旋又製造一系列屠杀工农事件，使全国处于新的腥风血雨之中。太炎先生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加上陶成章之死的宿怨，导至他激而反蒋，至遭蒋介石当局二次通缉，使活跃于中国政治舞臺三十多年之久的太炎先生被迫退出政治舞臺，连上海法科大学及上海国民大学校长的职务，也被迫辞去，甚至他薄薄的一点产业也被当局作“逆产”没收，他自己只能匿藏起来，用他自己的手和别人的手帮筑起的墻，与时代相隔絶了。至此，他的救国愿望彻底破絶了，现实迫使他去退守医国医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即去从事他自幼酷爱的医学。如果説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人，是从医人不成走向医国之道，那么太炎先生却是医国无望而退而医人，迫使他去当一名良医了。太炎先生的晚年完全与医学联繫在一起了。

　　1926年春，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宗旨为“商量旧学，采纳新知，不特欲自显中医独立精神；且将别树一新中医旗帜，由中国医学而化为世界医学焉”。（1926年6月《中国医学院刊》第一期。）学院经一年筹备，于1927年始招生开学，并敦请太炎先生就任院长。自“霍乱论争”后，太炎先生医名大显，王一仁先生又亲自登门，与太炎先生结下忘年之交，因此中国医学院成立，王一仁先生带头推太炎先生为院长，并受到了大家支持。太炎先生虽受着当局压迫，但仍毅然就任中国医学院院长。

　　中国医学院最初建校于黄家闕路，后搬迁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以后又迁至闸北大场，并盖了新校舍。学院从创办到解散，共招收学生十三期，造就人才甚众。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新校舍遭日寇飞机炸毁，遂迁至市区江阴路勉力维持，至上海租界全部沦陷而被迫停办。学院在创办中，曾于1928年和1929年，两次发起在该校召开了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为近代中医教育诞生第一部中医教科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太炎先生主持的中国医学院的又一贡献。

　　1927年，徐衡之、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章巨膺等人，又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同年5月20日公推太炎先生就任院长。学院“发凡起例，皆经先生（即太炎先生）所手订”。（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一期。）7月，《上海国医学院院刊》问世，太炎先生亲题刊名。院刊“启事”声明説：“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説，欲以科学解释中医”。（1927年7月《上海国医学院刊》第一期。）

　　上海国医学院建校于今淮海中路重庆路口一所红砖房内，一直办到“一·二八”战火起，因兵荒马乱，经费不足，由太炎先生发起募捐，杜月笙带头认捐三千元，其他名流也纷纷解囊，后因战乱，捐款无法及时集中，学院遂告停办。上海国医学院在办校中，比较注意抛弃中西医成见，采取中西结合，正如何云鹤先生所説；“民十八年（1929年），章太炎办上海国医学院，那是国内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院中的课程，由陆渊雷先生釐订，基础医学像生物、化学、解剖、生理，都采用现代医学，应用各科则以中医原有的为主，并且侧重伤寒论的经验”。（何云鹤《现代医学和中西的结合》，载1951年11月16日《新中医药》第二卷第十一期。）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一度消失在政治舞臺的太炎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奋起奔走抗日。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抗敌，太炎先生不仅在政治上声援十九路军，又通过他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来支持十九路军。太炎先生夫人亲任医院总务长，“上下午带头偕护士查病房，以后太炎也曾到医院看望过伤员”，“医院办至战事平息结束，歷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一百四十多人，仅一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胡觉民《汤国梨谈章太炎》，载1982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932年，太炎先生定期赴苏州讲学，1934年正式迁居苏州，创办《制言》杂誌社和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时苏州国医社改为苏州国医学校，后又改名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并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校长为唐慎坊先生。太炎先生定居苏州，使苏州医界甚为欣喜，故聘太炎先生任名誉校长和研究院院长，太炎先生慨然允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原址在閶门内专诸巷，后迁至长春巷全浙会馆，校制为四年，三年课堂教育，一年临床实习。学校设有中医、西医、普通课三种，出有《苏州国医杂誌》。太炎先生曾为校刊题写了刊名，并为学校题写了“诚敬勤朴”四字的校训，还定期为师生演讲和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

　　太炎先生晚年还努力探索周易与医学的关系。他在跟沉瓞民先生“讨论周易理论时，曾经提出下列点子，嘱我们下一辈思考。点子内容是：1.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的九宫有联繫的，将前人的经验推算出来，就能得出中国农历气节二十四节气的演变，这是科学的，望能用系统排列，由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二个方面，可以説明很多问题。2.周易八卦与九宫五行为基础，演变出若干平衡关系，掌握其输传关系，可促进人体健康，这就是九宫平衡学理应用于医学。同时广泛应用，得出生克关系的平衡学理，可应用于其他科学中去。3.阴阳平衡学理也就是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阴与阳，互相依附，互相依赖，互相吸引，互相斗争，有矛盾，而且是不断生长而长大起来的。4.日本人很会研究周易理论，在二三百年前，曾将阴阳平衡学理得出一个初步设想，可惜走了弯路，引到迷信方面去了。九宫平衡学理贯通阴阳平衡学理，实际二者是一回事，我们希望下一辈能化点功夫，必能得出结果。5.要学习好中医基础理论概要，才能把九宫平衡学理应用于医疗科学”。（沉延发《忆先父与太炎先生》，载1986年《餘杭文史资料-章太炎先生专辑》。）太炎先生真不愧为深思敏学，可惜他来不及解开这些奥秘，于1936年6月14日溘然长逝了。

　　从1927年至1936年他逝世，这期间太炎先生主要医论有：《论少阴病》、《伤寒论辑义按序》、《伤寒论》、《论骨蒸五劳六极与某君书》、《与餘云岫论脾臟书》、《金镜内臺方议序》、《论湿温治法》、《伤寒今释序》、《伤寒新论》、《猩红热起》、《桃仁承气及扺当汤之应用》、《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覆刻何氏金匱玉函经题辞》、《时师误指伤寒小柴胡证为湿温辨》、《中国医学大辞典序》、《论宋人煮散之得失》、《古汤剂水药重量比例説》等。写有《论汤剂重轻之理》、《和合论》、《虫菌论》、《太阳病解》、《中国妊育医术述略》等手稿十多篇。

　　纵观太炎先生的医学经歷，其主要贡献是捍卫了祖国古老的医学，并力图赋予新的生命；他竭精殫力培养医学人才，对祖国医学教育事业“训迪之功，不可没也”。（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正如章次公先生所説；“民族革命之导师餘杭先生，亦即国医革新之导师”。（章次公《章太炎先生之医学》，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一期。）太炎先生培养医学人才的精神，迄今传为美谈，凡有请益者，无论年龄老少、地位高低，他总是毫无架子，诲人不倦，有问必答，有信必復，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陆渊雷先生説：“每晋謁，先生輒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期。）陈存仁先生説：“餘于民国廿三年间，时往请益，亲炙愈深，尝恭聆论学，滔滔不絶，如黄河远来天上，顺流而下，天地弗届，愈谈精神愈旺，娓娓竟日无倦容”。（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又説：“先生秉性孤鯁，尤好讥评显达，惟对后进，奬掖备至，至于朋友，友谊篤厚”。（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载1953年香港《存仁医学丛刊》第二卷。）这真是太炎先生诲人不倦精神的真实写照。

　　太炎先生“于学术，以小学、子书、医理，堪称三絶。三絶之中，最喜谈医，尝谓平生心得在是”。（《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章太炎》，载1935年《实报丛刊》。）的确，太炎先生的医学，“实精于理、而疏于术”。（《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章太炎》，载1935年《实报丛刊》。）他不是一个临床之医，故在医学上的贡献则不是以治好多少人疾病来计算的。虽然他也会为人疏方治病，如他曾为邹容先烈“自为持持疏汤药”，他为孙中山先生亲自“手疏医方”，嘱但燾先生送至左右，他自己也説过“餘颇为人治疾”，郑逸梅先生也亲眼见过太炎先生为人诊治疏方。但他毕竟不是临床之医，用这个标准讲，无怪今日许多医生不认太炎先生是同道了。其实，太炎先生作为学问家，则不是一般医生可以望背的，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説：“盍学问家之医生，固未可与临病之工，较一日之短长也”。（陆渊雷《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者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期。）

　　太炎先生的医学，是从整个传统文化着眼的，他精研国学，旁涉西学，返涉医学，做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非其真积力久，曷克臻此”。（唐慎轩《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序》载1936年《苏州国医杂誌》第十期。）因此他的医学见解十分广泛和深刻。惲铁樵先生曾称太炎先生的霍乱论和伤寒论：“文字之檏茂，思想之瑰奇，引证之宏通渊雅，用笔之婉曲透闢，时贤实无此种文字，古人亦无此种文字”。（惲铁樵《章太炎先生霍乱论编后》，载1927年《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讲义》，第十七种第十五期。）太炎先生的医论，有论五行学説，有论六经与臟腑，有论经络，还有论三焦，论神经衰弱，论心贜衰弱，论回归热，论温病治法、论霍乱、论伤寒、论肺痿、论鼠疫、论中风、论猩红热、论感染性病原、论传染性病原、论脚气、论黄疸、论疟、论痢、论狐惑病……等等，以及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见解，对古代医学文献《素问》、《灵枢》、《本草经》、《中藏经》、《伤寒伤》、《金匱要略》等的见解，还有对古今权量的考证，‘治学严谨、稽古证今，能独抒己见”，（廖家兴《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载1980年《浙江中医杂誌》一月号。）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太炎先生一生，医学著述丰富。他生前除零星地在报刊杂誌上发表过一些医论外，1933年徐衡之先生主编的《宋元明清名医类案》一书，收録了太炎先生医论十四篇，称《太炎先生论医集》。太炎先生去世后，《苏州国医杂誌》出过“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共收録他医学文字五十二篇。1938年章氏国学讲习会又出版了他《猝病新论》，共载医论三十八篇。这三个医论集之间，有许多相重復的篇章，世人以往閲读太炎先生医论，大扺只有这些。当年苏州国医专科学校谢诵穆先生，收集太炎先生医论数十篇，有志为太炎先生编集，而这些文稿又失于抗日战火，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太炎先生逝世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因为歷史的原因，他的医学经歷和著作，不仅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反而日渐湮没，直至近年，国务院古籍规划组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太炎先生的医学论著的整理出版，才受到了社会重视。我根据太炎先生的经歷，按图索驥，查閲了可以閲读到的与太炎先生医学有关的所有报刊杂誌和书籍，走访了有关人士，寻访了有关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将他的医学论文一一加以辑録，认真梳理发表条秩，一一加注，説明文章的来龙去脉，并予以对校；又从章氏家族中辑获未刊手稿近二十篇；并从太炎先生浩繁的著述中，辑取了有关论医的文字十多篇；然后按编年加以编次，编订成他的医论集，共一百三十餘篇，二十六万餘字，使读者尽可能一窥他的医学思想和医学著作的脉络。太炎先生医论集的校点，我请了名医薑春华教授率上海中医文献馆潘文奎等六位先生负责。如今《章太炎全集·医论集》已完成了编订和校点工作，不久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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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4-7 15:39:53

思想家、学者，医论家章炳麟

穆清国医
02-28 08:10

章炳麟先生，字枚叔，后因仲甚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生于公元1869年(清同治七年），殁于1936年。幼年曾从外祖父朱左卿学习，21岁时从德清俞樾习经学于诂经精舍，交游渐广，并开始政治活动。1903年，因给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又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激怒清廷，在上海租界被捕，羁押西监达三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对章氏鼓吹革命的檄文评价很髙。章氏不但为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亦为近代著名医论家。在他晚年定居苏州期间，受聘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章氏的医学活动，从本世纪廿年代初开始，至他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为止。他演讲《伤寒论》，评价金元四大家及近世叶吴学派于苏杭二州国医学校，发表在《山西医学杂志》、《三三医报》、《中医杂志》、《绍兴医药月报》、《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中医新论汇编》等刊物的医学论文达数十篇。章氏与医林诸贤，如唐慎坊、王慎轩、陆渊雷、章次公等交往甚密，“辄引与论医，竟日不倦”。陆渊雷曾撰文回忆说：“而游其门，相与上下议论者，又皆一时之俊”。章氏和当时中医界著名学者，如范文虎、恽铁樵、余云岫、王一仁等均有书信来往，切磋讨论诸如伤寒、杂病、脏腑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章炳鳞先生十分重视医德，生前给苏州国医学校亲笔书写了“诚敬勘朴”四字作为校训。章氏贯通中西，疏通滞义，一时无二；先生于学，精思冥悟，片辞只语，有发千古之复者，故深受医林之敬仰，被当时中医界誉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

章炳先生把张仲景奉为祖国医学之圣人，尝曰，“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对仲师所著的《伤寒论》一书推崇备至，谓：“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皮者也”。根据章氏已刊行的数十篇医论著作分析，他对外感热病的看法受晚清陆懋修的影响最深。章氏系民国时期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惟章氏有关论述《伤寒论》的许多见解，尚未引起近年研究；仲景学说学者的注意。在评价伤寒和温病流派、例举其代表人物时，则因为章氏非临床医家而遭遗漏，可谓憾事。今将章氏有关《伤寒论》研究的见解简介如下：

章氏对张仲景《伤寒论》一书研究有素，认为仲景所说的伤寒是广义的伤寒，并非专指发热恶寒一种。他在杭州中医学校所作的《伤寒论演讲词》中，对唐以来，以狭义看仲师所著《伤寒论》的错误观点提出异议。如孙思邈所著的《千金翼方》以为《伤寒论》—书，不过三方：桂枝、麻黄、大青龙汤为伤寒所设，其余均为救逆之方。章氏力斥其非，举“小青龙汤亦岂为救逆者乎”为例，纠正孙氏之说。又如金•刘河间提出：“伤寒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章氏又举《伤寒论》提纲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条文，指出刘河间的错误，并例举仲师所立的白虎加人参汤、调胃承气汤等均为治疗温病之良方。章先生认为，“外感症法，悉自《伤寒论》出，可无疑义“然《伤寒论》所说，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故不通《伤寒论》，即不能治温”。

试将章氏有关文字和陆懋修的论述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章氏和陆氏恪守《伤寒论》，否定后世温病诸家的观点如出一辙。陆懋修谓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所说的温热，“不过小小感冒，即俗所谓小风热、小风温，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痛之类”；章氏亦有“然银翘、桑菊等方服而即愈者，恐亦非真温热，不过小小风热、或少阳之游热耳。如真为温病，此等方亦不能治，必《伤寒论》中栀子、白虎等汤，治可奏效，陆懋修阐发“胃热神昏”之说，以为“从来神昏之病，悉属胃家”，竭力驳斥叶天士“逆传心包”之论，批评当时某些医生效仿《临证指南》,以犀角、紫雪、至宝之类药物，将本来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章氏也说：“更有以为温病药总寒凉，每令服犀角，而反致神昏谵语者比比……阳明病原有自汗，今反以犀角收之，于是将邪逼入肠胃，神昏谵语，自然起矣。人每不明此理，以为神昏谵语，总是邪入心包，因此犀角之误服，终不瞭然。对于伤寒和温病究竟如何分别，他说，“前人论伤寒温病，混淆太甚，后人论伤寒温病，分别太繁，惟陆九芝阳明为温病之薮一语最为切当，盖病至阳明，则伤寒与温病无异。并且发挥陆氏之说，“其实伤寒与温病，不能截然分别。凡病至发热不恶寒、口渴心烦者，既可以称为阳明病，亦可以称为温病，不必强为划分也。不然，岂有一日服麻黄、桂枝之时，则为伤寒，次日服白虎、承气之时，即变为温病乎？诚然，近年对以陆懋修为代表的经典伤寒学派的评价贬多于褒，但笔者以为，陆懋修和章炳鱗先生对伤寒和温病的关系及治法的某些见解，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由于章氏受陆懋修影响较深，故对仲最以后医家，除尤在泾、柯韵伯、日人汤本求真等少数者外，评价均持偏见。如在《伤寒论演讲词》中就有，“河间已逊仲景，叶吴辈更不如河间远矣，在评论叶天士和徐大椿时又说，“叶氏自作聪明，徐氏志在复古。在《苏州国医学校讲词》中也谈到，“降及金元，有四大家之学说，更属各偏一端矣……故子和之攻、东垣之补、河间之凉，皆属偏也。惟朱丹溪立方平稳，无关痛痒，又曰：“有明一代，良医极少，大抵均拾四大家之唾余，其能网罗诸家之学说，而自成一家者，惟薛立斋而已，其后喻嘉言堀起于江西，所著《寓意草》持论严正，尚堪师法，惟渠好苛论，若尽遵彼之《医门法律》则医亦不可为矣。清代医学，鲜有特出，如张路玉、王孟英等，其医名虽盛，亦仅偏执一端耳在《劝中医审霍乱之治》文中，也提及“近代徐灵胎、王孟英辈，竟谓霍乱不可以热药疗，热药入口即死……医者何不信经方，而信徐王之歧说耶众所周知，金元四大家和薛立斋、喻昌、叶桂、吴瑭、王士雄、徐大椿、张石顽皆为一代名医，学术上备有建树，对后世均有一定影响。所以章氏对他们的评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求全责备，未免失之偏颇，言过其实。

脏腑经络学说的考证研究

章炳麟先生亦十分重视对脏腑经络本质的探讨。如三焦本质，《内经》最早提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没有明确指出其形状《难经•三十一难》指出，“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又指出，“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无形也没有指出三焦为何物。以后医家或主有形，或主无形。至淸•唐容川汇通中西两说，首次提出三焦即解剖学之大网膜。章炳麟先生不囿此说，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三焦即西医所说的淋巴腺，其中胸管部分即上中二焦，其在下之淋巴管即是下焦。这是三焦一淋巴学说的首次提出。章氏此说，为当时中医界名流所接受，如祝味菊、包衡村、王慎轩先生均赞同这种观点。

章炳麟先生在《与余云岫论脾脏书》文中，对脾脏的考证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余云岫先生曾给章氏一信，言及胰子油即古之所谓聛脏，而左胁下的脏器，日本人所谓脾者，古籍何以不见记载？章氏接书以后，通过文字学和对古籍记载的考证，得出胰子油(今胰腺)和《华陀别传》所称的脾，亦即左胁下脏器，江南称夹肝者（今脾脏），古人皆名为脾。故古籍或言在胃下，或言在胠空处，或言磨化水谷，或言用以为淆，已混二物为一物。故章炳鱗先生肯定说，“且藏营统血，与磨化水谷，分明是两种作用，则亦必是两种器宫。两器皆称脾，此古人命名之失。考证可谓详密，解答亦颇中肯。

对于经络之研究，章氏也有个人的见解。他认为十二经脉即体内之动静脉。关于奇经八脉，认为体内的大动脉和大静脉即中医所说的冲脉，这种说法和祖国医学“冲为血海暗合。督脉即脊髓神经，任脉在男子即输精管，在女子即输卵管，带脉不详何物，而阳跷脉、阴跷脉、阳维、阴维皆足膝之筋章氏对经络的看法，在当时来说可谓不拘成见。

在医学方面的独特见解

章炳麟先生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诸方面也有许多独特见解。

力废五行学说。章炳麟先生对中医五行学说，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如他在《伤寒论演讲词》中提到：间及五行学说，特犹算家之以甲乙丙丁代数耳，在《中国医药问题序》 — 文中也说， “ 自《素问》、《难经》 , 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章氏认为古人对五行和五脏的配属关系本来就有矛盾，《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一文中谈及， “ 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 ” 且五行配五脏，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及注《周礼 • 天官 • 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说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 ” 。并且痛斥庸医以五行生克妄谈病理，糟塌中医。章氏大声疾呼：“五行之说，妄言生克，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而对张仲景在他的著作里不言五行，以六经辨证为纲予以高度赞扬，谓不袭脏腑之伪，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章氏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五行学说欠缺之处。

二、方剂和药物学的研究。章炳麟先生虽非临床医家，但对于方剂和药物的应用，亦有较深的造诣。如论柴胡、大黄，本经皆谓推陈致新；黄连、石斛，本经皆谓厚肠胃。章氏认为：大黄之推陈致新在破积攻坚，而柴胡则疏泄淋巴之瘀阻也。黄连之厚肠胃，有收敛止泻之功；石斛之厚肠胃，有润燥护腐之力。在《与田桐书》一文，谈到胃瘤（恐系胃癌)的治疗时，章氏对攻法和补法的关系以及小建中汤等方剂的分析颇能令人折服。文中有：“贵恙经徐衡之、章次公二君诊治，其初以为缓中补虚，应服大黄廣虫丸，而兄意欲服参，故改用小建中汤，其中白芍、当归，原有止痛之效，但于此证尚非的对。后闻改用大黄牡丹汤，尊意犹疑不敢煎服。其实胃中有瘤，非攻破之药断不能治，如大黄牡丹汤等，亦尚是轻剂耳。近曰本西医用中药者，对于胃癌有用抵当汤法，乃大黄、桃仁加水蛭也。中土旧法，欲攻肉积，必用水银、硇砂等。水银不敢轻试，硇砂则不妨试之。若既不肯剖割，又不肯用攻破，有形之积，何能消去？迁延稍久，大命必倾。愿勿以攻破为忌，而专以补药养痈也”。近年应用硇砂等品治疗消化道瘤，其疗效已被临床所证实。章氏在《桃核承气及抵当汤之应用》一文谈到，日人以桃核承气为新瘀，抵当汤治久瘀，并非确论。通过考证，得出“桃核承气汤乃治热结膀胱，抵当汤乃治热瘀小肠”的结论。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章氏对《伤寒论》一书着力之深。

三、对中西医学的评价。章炳麟先生对中西医学的评价很为客观，在数篇医论中反复阐述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在与友人通信的言辞之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如他在1928年给恽铁憔先生一函中就写道窃观脏腑锢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唯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伤寒论辨析最详，即入手桂枝、麻黄、大青龙、小柴胡诸方，变化错综，已非彼土所能梦到。在《中国医药向题序》中，亦有,“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绌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府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同文批评西医“冰囊却热，犯水潠之戒；炀火逼汗，有火逆之禁”。

章炳麟先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竭尽毕生精力，深为民众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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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4-7 15:51:23

沈瓞民
2010-05-25 07:44:16 编辑来源:互联网宽屏版评论

　　沈瓞民（１８７８—１９６９），名祖绵，字瓞民、迪民，浙江钱塘人，中国近代**家、国学家

　　沈瓞民幼承家学，及年长，考入浙江大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习。１８９７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地。

　　沈瓞民早年受康、梁思想影响，返国后即在上海创办“时宜学塾”和“识字处”，宣传救亡思想，被清廷列入“乱党”名单予以通缉，遂先后八次遁往日本为逋客，化名“高山独立郎”（后著＜高山忆旧录＞记辛亥**前后之事）。客居日本时与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黄兴等交往，并参与筹组光复会（后著＜记光复会二三事＞一文），又加入同盟会，主编《胡天》（后著《谈＜胡天＞杂志的回忆》宣传**）。当时著有《读史方舆纪要校补》、《中国外患史》等书籍。

　　１９０３年，沈瓞民奉浙江大学堂之命再赴日本，当时同行的还有教习祝凤楼等三人，四人皆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进修。这是他第二次赴日留学，因被分在鲁迅所在的寝室遂得与鲁迅相识。当时在这所寓所内共有八人同住一室（祝凤楼归国后为七人），室友还有陈衡恪、刘乃弼、顾琅、张邦华、伍崇学等，此外相交往的还有来自浙江大学堂的许寿裳、厉绥之等。当时他们经常评论国家大事，共抒救国宏图，“有时商量推敲文字，渴求新行；有时共抒雄图，志在光复；有时浊醪痛饮，高歌‘狂论’”，后来沈氏撰有《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等，这也是研究鲁迅早期生活和思想的珍贵史料。除此之外，今尚存鲁迅和沈瓞民等的合影多张。

　　当时在日本的浙江留学生有一**组织“浙学会”，其主要聚会地点是《浙江潮》编辑王嘉韦的寓所，前来聚会的多系有反清**传统的杭州求是书院学生，除王嘉韦、沈瓞民外还有许寿裳等。

　　“浙学会”原在杭州，以求是书院师生为骨干，后被清廷下令通缉，陈汉弟先生（书院监院）遂将之易名为“哲学会”，以之为掩护暗中开展反清活动。其中许多成员后来也相继留学日本，并另外组织秘密团体，又借日俄战争爆发之机准备扩大成员，遂纷纷潜入内地，拟在浙、皖、湘发难，将之辟为反清基地。

　　参与“浙学会”在东京活动的还有浙江人陶成章、蒋智由（＜浙江潮＞总编）及军国民教育会的龚宝铨、魏兰等，当时沈瓞民和许寿裳亦邀请鲁迅参加，不久后由浙江人为主成立的“光复会”就是萌蘖于“浙学会”的。

　　１９０４年，沈瓞民受光复会推举潜入国内策动倒清（据他的回忆：当时鲁迅也正式加入光复会），不幸事败遂潜往上海，执教于南洋公学、务本女学、健行公学和上海师范传习所。武昌首义后，他率众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一役，后返浙江先后任都督府秘书、上虞民事长、宁波民事长。袁世凯称帝之际，他曾集合独立旅、常备队，参加“二次**”并宣告宁波独立。后事败入囚，被光复会营救，再赴东瀛亡命，至袁氏暴死，方得回国。随后在山东、山西、江西等处勘察煤矿。

　　１９２１年，沈瓞民定居苏州，有书斋名“自得斋”，这是他《中国外患史》一书版权所换得的。当时他还是章太炎国学会的特约讲习。抗战时，他又任新四军地下经济组织“长江商行”董事，及至新中国成立，又先后出任江苏和苏州的省、市政协委员，继又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沈瓞民曾长期研究《易经》，著有《三易新论》。

　　其子沈延国（１９１４—１９８５）曾师从章太炎，继又入上海光华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史，曾与杨宽等编著有《吕氏春秋集解》，交中华书局出版。后亦为章氏国学会讲师兼《制言》编辑，１９４０年时曾与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上海筹建太炎文学院，由他担任教务长，并主讲中国文学史。抗战时，他与沈瓞民曾同任新四军“长江商行”董事并兼秘书。

　　沈延国还著有《邓析子集证》、《逸周书集解》、《周易证释》等，并编校有《章太炎全集》，可谓著述等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4-7 15:57:06

沈延发（1915—2001）,号子周。沈瓞民三子,194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与同窗在重庆创办“重庆济光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任主任，解放后调至北京给排水设计院任六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城市给排水设计，1959年调天津建筑设计院，主持城市规划设计。退休后回苏，开始研究家学，编著周易书稿，同时与同道共同创办“东吴科技业余学校”、“苏州市科普业余学校”等，协助长兄沈延国开办“易经研究班”。1988年，创办周易研究会设于苏州市儒学会下，1994年申报并批准登记注册成立苏州市周易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沈延发会长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近百场，同时还受邀远到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香港理工大学等处进行讲学，还在香港创办“国际沈氏易学研究总会”并任会长。
主要著作：《沈氏玄空堪舆学》、《现代高层建筑堪舆学》、《易学新论上、下册》、《周易趣谈》、《周易悟解》、《易经六十四卦浅谈》、《易经
气功》、《易经预测未来学》、《诸葛神数》、《易经冰鉴》等等三十多种易学著作。
在沈氏易学的后人中，沈延发的三子沈宗宣对易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现也已编著出版了《品味黄帝内经》一书，也列入祖父辈的《自得斋丛书》名录中。
苏州市周易研究会地处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富郎中巷21—1号，此巷为历史积淀深厚的古巷，原名德寿坊。北宋时期，为表彰刑部郎中守领富严之德而立坊，后改称富郎中巷。抗战后为新四军地下经济组织联络处，现德寿坊门坊上的红色五角星，就是当时的标志。2003年，沈宅因其历史文化价值而被苏州市政府列为控保建筑（编号：145号）。2012年，历经沧桑的沈宅在苏州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下，得到彻底地修缮，现沈氏后人仍按祖训，将主要的大厅、厢房、庭院用作周易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修缮至今短短两年，苏州周易研究会已成功举办三期初级易学培训班、一期易学提高班，为方便来访者，研究会周一至周五上午均按排人员值班，不少外地学者也有慕名造访。因此，修缮后的沈宅，秉承着其主人的意愿，为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辱使命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已成为苏州市古老城区中的一朵奇葩。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4-7 18:00:19

章太炎：性躁皆因经历少，心平只为折磨多
章太炎张其成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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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成国学基金
国学改善生活

壹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

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

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哪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

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

譬如辛亥**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

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

章太炎书法（杜甫诗句）

贰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

譬如辛亥**，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

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

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

章太炎书法

叁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

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

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

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

章太炎书法

肆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

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

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来源：群学书院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0-21 09:02:17

章太炎先生对医学的论述是一个分水岭
他的学生余云岫、鲁迅把他的缺点放大了，走向了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的斜路上去了（这一点根源于他对《内经》《难经》关于脏腑、经脉、阴阳五行的看法，以解剖为标准，导致余云岫称其为“陈腐玄虚”）；
他更多的学生章次公、徐衡之、陈存仁、陆渊雷等办中医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传承和发展了中医学术。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0-22 14:31:40

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

姜义华传叔银 7月8日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太炎思想研究》
一、关于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定位的思考
最近，为指导同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翻出了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图书馆新善本书库用铅笔抄录的章太炎1908至1909年手定《太炎集》目录，和当时所拍摄的《太炎集》手稿全部照片。又翻到当时一同发现的《訄书》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在东京刊行的再版断句本所附的《校勘表》，这是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亲自校订后制作。根据章太炎意见，秋九月，又出了一个新版，订正了讹误，取消了断句。正是在《訄书》这一新的版本上，章太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订。我仔细抄录了章太炎对该书目录所作的改动，并将书中各篇修订的地方和《訄书》及后来的《检论》逐字逐句作了比较，迻录在我从上海带去的自校本上，改动很大的，或既不同于《訄书》又不同于《检论》者，都另行抄录。我将它视为《訄书》与《检论》间的一个过渡本。
读着已经发黄发脆的这些四十多年前的笔记，不能不感谢北京图书馆当年慷慨给予的支持与极大帮助，同时，也感慨，除去朱维铮在编校《訄书》与《检论》时使用过我给他提供的所有这些材料外，至今似乎都没有学者对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这些手稿做过专门研究。出版《章太炎全集》时，似乎也没有考虑将这些手稿影印面世，供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撰写大学毕业论文开始，参与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研究，算来已五十六七年了，至今仍觉不如意处甚多，这当然是自己水平有限。1983年完成的那本《章太炎思想研究》，论及章太炎“向封建网罗勇猛冲决”，认为章太炎进行的是“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评价章太炎是“致力于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这些用语便无不打着那个时期深深的烙印。

章太炎（1869—1936）
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新的学术专著与论文，已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相关研究。但恐怕还有不少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怎样给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从早先的地主阶级反满派、封建专制主义维护者、否定主义的思想家、有学问的革命家，到新近流行的国学大师、反传统主义思想家、反现代主义思想家等等，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亦仍莫衷一是。
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如何建立起不是继续依傍他人，而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世界实际的现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想到一百多年前章太炎这方面的思考与努力。正是基于这场讨论的启迪，我想用“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奠基者”这样一个概括来说明我对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地位的总评价。
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创见与贡献是多方面的。综观1908年前后章太炎编选的《太炎集》手稿、出版的《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著作，以及对《訄书》所作的再一次大幅度修订，可以看出，它们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宗旨和基本理路，构成一个相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1910年创刊的《学林》杂志在发刊词《学林缘起》中谈到章太炎的著述“章章有条牒”时指出，他的著述，实际上主要针对当时这样一些倾向：“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这段概述，应当是得到章太炎充分认可的，它相当全面而准确第说明了章太炎思想与学术中一以贯之的宗旨与理路是什么。进一步考察一下章太炎在这几个方面坚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便不难了解他为什么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伟大奠基者。
二、弃“巫”而尊“史”的学术坚守
古代文明起源时，具有强烈宗教神秘色彩的巫师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巫师是原始社会氏族的知识精英、精神领袖，他们作为智慧的化身，负责解答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诸多疑难的问题。由巫演进而形成宗教。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证明，中国远古时代，也曾有过以宗教型神明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曾一度非常兴盛，但都没有传承下来。而宗教色彩淡薄、世俗性很强的祖先崇拜，特别注重传宗接代、血缘关系、现实生活世代相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则生生不息，发展延续下来。中华文明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较早走出了由“巫”主导的时代，而特别重视和尊重人自身的历史传承和历史联系，重视人的俗世化和人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是将人而不是将神，是将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而不是将宗教信仰或将对物的崇拜放在整个知识谱系、价值谱系的核心地位。

《红楼梦》除夕祭祖片段
近代以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人士，看到宗教在各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便试图利用经今文学的“微言大义”与“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将儒学改造为神学化、宗教化的儒教或孔教，将孔子塑造为一个教主，并提议立孔教为国教，主张在全国城乡遍建孔学会，他本人，则欲师法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成为当代中国的马丁•路德，“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就是《学林缘起》中所说的“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
章太炎熟悉康有为的这一主张，但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这既不符合儒学的实际，更不适合中国历史与当下的国情。
1897年4月在上海时务报馆中，章太炎就因为反对建立孔教，反对将康有为尊为孔教的教皇，视康有为为“南海圣人”，批评这么做“有煽动教祸之虞”，而与康门弟子发生激烈冲突，竟遭到他们一阵殴打，愤而离开时务报馆。
为说明康有为将儒学神学化、宗教化，违背儒学历史真实，1989年8月至1900年2月，他以“章氏学”署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儒术真论》。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这篇论文的全文抄清稿，章太炎对此稿又作了数十处修订与近十处重要增补。这篇论文依据《墨子•公孟》中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反证儒家确实“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认为“此足以得儒术之真”。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作为总结的最后一篇《独圣下》中，章太炎指出，正是孔子摒弃了影响甚大的上古鬼神之说、五行及感生之说，“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神怪绌，则人道始立。”北京图书馆还收藏有章太炎1913年所撰写的《驳建立孔教议》手稿，更明确指出，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十分重视历史，把许多国家档案和原始文献公之于众：“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
他概括孔子之功，“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意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土素无国教”；“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是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根本特征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概括。
章太炎本人的学术研究，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非常自觉地继承与发扬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这一“弃巫而重史”的优良传统。他对传统经学包括传统小学的检讨和新的诠释，对诸子学说的解读与弘扬，对思想史、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对生产工艺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研究的提倡，都立足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他在推进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宗教学、哲学等现代学科建立时，也无一不是“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巫与史，代表了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的两种不同路向。巫的文化，经常同神话、奇迹、江湖骗子的谎言、普遍的迷信、救世主的权势欲及宗教的狂热相联系；而史的文化，坚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将如实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演变过程视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章太炎1901年撰写的《徵信论》，从方法论上清楚说明了这两种不同路向的差异。他指出：“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议以成惑。”
针对康有为所鼓吹的三统三世说，他评论道：“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者？世人欲以成型定之，虽燔炊史志犹可。”一是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要求人们按照这个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则来改变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坚持从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学术，对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现实完全脱节的空谈与幻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坚持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充分尊重历史实际联系，须臾不离中国社会的实践。后者，正是章太炎治学的根基之所在。
三、超越琐细、疏通致远的人文化成
《学林缘起》中所说“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切中乾嘉以来盛极一时的朴学之弊。震慑于文字狱严酷的淫威，朴学家们纷纷埋首考订经典史籍中的文字音韵、典章名物，常常只知其小，不知其大，只知其分，不知其合，这就是“专寻琐细，大义不举”。章太炎本人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研究，包括他精心撰著的《膏兰室扎记》和《春秋左传读》，也不例外。章太炎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就是因为他较早便意识到朴学家们治学的这一缺陷，并在学术实践中兢兢业业致力于超越琐细、疏通致远，既知其小，更见其大，既知其分，更见其合，在人文学科众多领域构建了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
我在2002年出版的《章炳麟评传》乙编“思想家与学者章炳麟”中分十四节对传主的学术成就作了专门叙述。就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而言，我以为，以下几个领域最值得注意：
其一，语言学学术体系。
文字音韵，在清代朴学中成绩可称卓著，它们为章太炎语言学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可靠基础。章太炎本人，在早期《诂经精舍课艺文》、《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著作中，文字音韵的考订基本上沿袭前辈学者路数，而1908年前后陆续完成的《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及《国故论衡》上卷等著述，则标志着他不仅总清代以往学术之大成，而且使语言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得以诞生。他的这些著作系统研究了远古汉语言文字如何形成，其后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伴而发展和变化，各地方言为什么既相差异又相统一。他还专门批驳了一些人当时所鼓吹的“汉字比拼音文字落后而代表着不开化”这一从根本上否定汉字的论断，研究并制定了汉字注音的方案，讨论了汉字书写怎样更方便、普遍识读汉字如何与教育普及相结合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情感、意志的表达方式，章太炎语言学上的努力，所维护的不仅是汉语言文字存在与提升的必要性、合理性，而且是全部中国人文乃至社会科学以汉语言文字表达、存在、提升的必然性、合法性。
其二，历史学学术体系。
章太炎毕生酷爱读史。十五岁时初读四史；其后，考订《春秋左氏传》更是用心。《自定年谱》中说他二十一岁时“求《通典》读之，后循诵凡七八过”，对他影响最大的史书可能就是这部《通典》。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通史性质的专著，分作食货、选举、职官、礼、兵、刑法、州郡、边防八典，凡二百卷，“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批评自唐而降，诸为史者，“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力主史著当“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可以说，正是继承和弘扬了《通典》这一传统。
章太炎未能完成编撰一部《中国通史》的计划，但他的《訄书》和《检论》以及许多史论，已经展现了他的历史学学术体系的概貌。他所拟定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列有十二典，分别是种族、民宅、浚筑、工艺、食货、文言、宗教、学术、礼俗、章服、法令、武备，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制度发展沿革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正是《訄书》和《检论》及其他史论关注的重点。过去，我在《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中已经对《訄书》和《检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章太炎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重要成就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与评价时，不仅坚持澄清史事，而且特别注意从全局、从长时段加以分析，努力做到“上以藏往，下以知来”。他在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制度史方面开风气之先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他同时代人的史学研究及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其三，哲学与宗教学学术体系。
正是《学林缘起》中所说的“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激励着章太炎奋起致力于哲学。章太炎名副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和近代以来西方哲学进行高层次对话、并自觉努力构建自己哲学与宗教学体系的学者。他所撰写的《革命道德说》《无神论》《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四惑论》《齐物论释》《国故论衡》下卷以及《菿汉微言》等一系列著作，应对科学发展所引发的宇宙与人生知识的全面更新，应对全球性联系及现代化浪潮的全新挑战，应对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的大激荡，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国最富思辨性的老子、庄子哲学，印度最富思辨性的唯识法相哲学，以及他认真研读了的德国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及他们追随者的哲学著作，通过这三大哲学资源的融通和汇合，结合其他哲人的讨论，试图对东西哲学讲坛上环绕本体论、认识论争论最为激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说明自己的见解，从而构建起他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
章太炎自诩为“千百年来未有等匹”的是他精心创立的“齐物”哲学。他倡导“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就是要求摆脱或超越政治家、哲学家们制造出来并被宣布为具有普适性的那些概念、观念、标准、规范、公理的束缚，承认万事万物的差异本是客观存在，它们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都具有独立自主、不受外来控制、压迫和束缚而选择自由发展的权利。他认为，必须正视“物之不齐”这一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这就要认清“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将矛盾冲突视为唯一动力的线型进化学说的不足，看到善若进化，恶亦进化，乐若进化，苦亦进化，必须真正承认“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俱分进化论》），使“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为人类所约束；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就必须坚持历史主义态度，确认“遭本无常，与世变易。执守一时之见，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者，其例视此)，此正颠倒之说。”他提出一个极为明确的命题：“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这就是坚决反对以西方列强的是非为判断所有是非的唯一标准，坚决反对借文明、强者、“先进者”之名，无情地压迫、掠夺和蹂躏所谓野蛮、弱者和“落后者”。
“齐物”哲学还要求打破强权加于个人的种种束缚，保障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主”。章太炎指出，如果不充分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这一自主权利，那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齐物”：“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差异，不同文明各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想强行消灭这些差异，只能是幻想：“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章太炎在这里从根本否定黑格尔用世界的整体性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宇宙终极目的论，并直接否定了当时西方列强想凭借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将他们所维护的世界秩序强行推广至全世界的主张和行径。“齐物”哲学于此充分显示了它的现代品格。
在人文学术的其他领域，如文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章太炎也有许多深邃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对于这些学科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
四、立足于“自国自心”的社会科学
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治学和他所参与的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与实际斗争联系更为直接、应用性更强的社会科学领域，他更一贯旗帜非常鲜明地反对简单化地照搬照抄别国理想与经验，坚持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实际出发。《学林缘起》中说谴责一些“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奉西方特别是日本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不二经典，用许多包含着严重片面性的所谓科学理论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针对此，章太炎明确提出，中国教育与中国学术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国自心”为自己的基本立足点。
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指出，必须注意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迥然有别，两者研究的结果普适程度很不一样：“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以一方以为权概。”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所发现的自然规律，通常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则不然，它们很难超越特定时间、空间和特定基础、特定条件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根据局部地区有限现象归纳出来的社会发展法则，就不可能具有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适性。因此，在介绍和评价西方一些社会科学成果时，便不能将它们的研究所得出的若干结论简单化地套用到中国及东方其他许多国家。因为他们的研究经常“所征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显然不能置各国历史实际于不顾，而一概以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为不二准绳，以他们所确定的是非为是非：
“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
章太炎认为，这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尽量避免与克服的一种严重的弊端。
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中，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人，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做了大量介绍与宣传，并都非常热心地以这些学说作为他们推进变法维新和发动革命的指导思想。章太炎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国家论》、《代议然否论》、《诛政党》、《政党论》等一系列著作，正是以坚持从“自国自心”出发而显示了自己的特色。针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以及革命党人中一些人对于议会制的迷信，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仔细分析了西方议会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这一制度的得失，比较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国情的异同，说明“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

英国议会示意图
他特别强调，在师法和移植西方这些制度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箸，从人心所县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县拟者。汉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调，即改弦而更张之尔，何取刻画以求肖为？”他指出：“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埽地”，因此，不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代议制，而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抑官吏伸齐民”和“抑官吏伸齐民”的方法。为真正做到“抑官吏伸齐民”，他主张，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教育独立，长官亦与总统敌体；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以塞附上附下之渐；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
为真正做到“抑富强，振贫弱”，他主张，要限制遗产继承，即“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他更提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凡此，都是为了“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他还主张要确保劳动者获得应的的报酬：“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为防止资本与权力相勾结，他认为，必须严格规定：“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他称这一政体，“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这里，充分显示了章太炎政治学方面如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思考这一根本特点。
章太炎这里所提出的“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云云，和他在《訄书•定版籍》中所说的《均田法》一脉相承，互相印照，则清楚显示了他是如何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问题、土地及其他资源分配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这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属凤毛麟角。
法学，是章太炎关注的又一个重点，在这方面，他有许多专门论述。在《五朝法律索引》中，他严厉批评“季世士人，虚张法理，不属意旧律，以欧美有法令，可勷因之也”，说这些“蒏湎于西方法令者，非直不论是非，有不暇论利害，直以殉时诡遇”，同时，他也批评另一些人“沾沾欲复《唐律》”，他们不知“汉、唐二律皆刻深不可施行”。章太炎认为，要有效防止“官吏贼民，宦家武断”，“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涂。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咨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选举，则无所阿附。”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之中，章太炎最推崇魏、晋、宋、齐、梁五朝之法，说：“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以此，他要求继承和弘扬这一“损上益下”、“抑强辅微”的优良传统，“参以今制，复略采他方诸律”，建立现代法律体系。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表明了章太炎所希望建立的现代法律体系，其根本就是充分维护广大民众的各种权利，对权力的行使与资本的活动有效地实行监督和制约。他在《代议然否论》中特别强调:“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司法枉桡，其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其数于民，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不以少数制多数也。数处可否相错者，各视其处而行止之，不以多数制少数也”；“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也”；民众“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
如是等等，处处突现了他的法治学说具有何等浓厚的现代性。
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形成，章太炎也多所贡献。《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发表于1910年5月在东京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这个题目，就清楚说明了章太炎教育思想核心之所在。在个演讲中，章太炎告诫学人：
“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
他尤其痛恶拿着一些外来的教条，胡乱到处套用，说：
“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
从自国自心出发，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人的实际出发，绝非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所以，章太炎强调：“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章太炎都作了筚路蓝缕的可贵探索，贯穿着从自国自心出发的同样精神。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二十世纪初方才开始形成的。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是受西方和日本强烈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苏联强烈的影响。要不要从自国自心出发，怎样真正从自国自心出发，是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历史性难题。章太炎坚定不移地要求从自国自心出发，他的努力至今仍令人钦佩不已，就是因为他的研究，给后继者作出了表率。
我在2014年10月发表的《论章太炎思想学术的现代品格》一文，最后引用章太炎对自己“思想变迁之迹”做出的概括与总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他思想学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系由尘俗世界的空前动荡，革命风暴下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全面挑战所推动，而他经由深入思考在思想学术领域所得出的各种结论，则正是为了解决各类社会实际问题。要真正做到从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基础和足够的智慧与能力。章太炎曾说：
“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著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操“齐物”以解纷，就是确认所有的社会事状与种种思想学说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明“天倪”以为量,就是以“自然之分”权衡其是非得失，决定取舍。凭借这一态度，章太炎从中国、印度、欧洲、日本许多学派那里吸取了营养，不仅能从思想相近的学说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能从观点相异或截然相反的一些学说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的因素，经过自己艰苦的探索与独立思考，使自己的思想与学术具有了真正的批判性与原创性。我想，这正是章太炎能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伟大奠基者的秘密之所在。
（本文为《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书序。）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0-22 16:55:59

《訄书》(訄音qiú，逼迫)是章炳麟(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选的学术论文集，书名的用意是"逑鞠迫言(穷蹙的环境迫使他非说不可的话)"。

初刻本共收论文五十篇，写作时间可考的有十九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始作于1894年9月，最晚一篇完稿于1900年1月底之后。初次刊行的时间约在1900年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响。

后来多次出了重订本，影响很大，章炳麟在重订本中也逐渐地突破了一些初刻本中不成熟的主张。1915年章炳麟被袁世凯幽禁期间又对《訄书》作修改，更名为《检论》。后收入《章氏丛书》。

《訄书》集中体现了章炳麟早年的政治社会思想。《訄书》公开从正面批评了孔子和孔学，进而对于封建中国的"天道"观、"天命"论做出了有力的批判，"熔铸新理"、"推迹古近"，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基本信息
书名
《訄书》

又名
《检论》

作者
章炳麟

类别
政治思想、国学

目录
1内容概要
2版本演变
3同人的评价
折叠编辑本段内容概要
《訄书》集中体现了章炳麟早年的政治社会思想，在当时影响颇大。在内容上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广泛，对中国古代各时期、各流派的学术思想、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社会风俗、民族、政治、经济、法学等都有论述。其中《天论》、《公言》、《原学》、《原人》、《原变》、《订实知》、《通谶》等篇，依据近代自然科学一些新成果，较集中地阐述了他当时的哲学观点，包括唯物主义反映论、以进化论为依据的自然观，以及对有神论的揭露和批判等。重订本《訄书》在政治观点上批判了维新派，宣传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对于《訄书》，有一点必须得说，很显然章是希望借用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来解读中国的古典，这也许是近代所有"国学"著作所概莫能外的，首先是因为"国学"之成立，本为外来刺激所造成，因此，以西解中来报存"国学"乃当时之共同追求，章算是先驱。

其次，章作为古文经学的传人，面对继承今文经学之论敌康有为，难免会被论敌所牵制。正如朱维铮所说:"《訄书》自《订孔》以下论学术史诸篇，取舍褒贬，时见奇怪之论，原因即在章'论学的箭垛始终在订康'"(朱著《〈訄书〉发微》)而台湾学者王泛森说:"在与论敌长期缠斗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时被论敌制约形塑成一个特殊的风貌。"同时，《訄书》文笔古奥，不易阅读，"即海内通识之士，且或表同情于章氏者，亦艰于一读矣"。[1]

折叠编辑本段版本演变
章氏弟子钱玄同曾对《訄书》的演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訄书》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国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检论》"。具体言之，是书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日在苏州付梓，1900年初出版。线装一册，木刻本，收入自1897年(一说1898)以来章炳麟所撰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50篇，封面书名为梁启超题签。同年，再版，增补佚两篇。这就是曾经流行一时的《訄书》木刻本。同年还有一个未曾出版的"手校本"。

重订本共收入论文63篇,"前录"2篇其后章氏对该书作了大幅度的增删，删去戊戌变法时期主张改良的文章十三篇，增加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二十四篇，编为63篇，另"前录"(《客帝匡谬》、《分镇匡谬》)2篇，"附录"4篇出版。1904年重印于日本东京翔鸾社刊行,1906年再版。封面的题签也改成邹容的手笔(邹与他是《苏报》案中共患难的挚友)。

1914年，章炳麟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对《訄书》重订本又作了根本性的增删，改变了原来分篇不分卷的结构，辟成9卷，更改书名为《检论》，铅字排印本。

《訄书》文笔古奥，索解甚难，有朱维铮、徐复、向世陵、梁涛等不同整理版本可资参考，其中徐复《訄书详注》尤佳。

折叠编辑本段同人的评价
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即訄书)》归入他有着严格限定的"著作"之数，使之与享有盛名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0-24 11:19:06

[转帖]中医思想剧变之三：恽鉄樵的脏腑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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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筠锋于 2016/4/7 9:21:27 发布在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作者：棒棒医生  来源：健康中国人网】

中医思想至《黄帝内经》的玄学化和金元以降的尊经崇古的两次剧变，基本奠定了格局，就是玄学和崇古。更直白的说，是极度害怕变革心态下的维稳，只要稳就好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外来医学的冲击一浪更比一浪高，至明清达于极点，稳态终于不可能继续，遂引发第三次思想剧变。

清以前，外来医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体现在“技”的层面。古印度和阿拉伯医学的药物早在汉代就大量传入中土，外科手术尤为引人注目，华佗是其代表。古印度医学的外科异常发达，据大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华佗及其事迹就是印度佛经故事结合中土实际而糅合的产物。甚至有眼科医生来华执业，唐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诗》说明了这一情况：“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所谓“金篦术”就是“金针拨障术”，影响悠久。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为金篦能刮眼，更将玉尺付君身。”清程杏轩《医述》：“丹溪立相火之论...至慎柔，乃集先贤之法，以虚损、劳瘵分为两门，而金篦家始煌然添一炬矣。”一直到解放后，据说毛泽东主席的白内障还是“金针拨障术”给治好的。

尽管如此，“技”层面的影响不动中医之根本，尽可以拿来；“道”，即理论的影响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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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医理论根本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似，古希腊有四元素（气火土水）四体液（血、粘液、黄疸、黑胆）说，古印度有“四大”（风火地水）说，均曾传入中国。

南朝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唐王焘《外台秘要》：“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挽仰，喘息视暝，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这些佛医学的理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有很多矛盾处，但古代中医拿来直接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中采纳了古西医的“三魂说”（草木之生魂，禽兽之觉魂，人类之灵魂），更试图把四元素四体液说和中医五行五脏学说相结合：气、火、土、水对应肺、心、脾、肝肾。把肝肾并为一个以对应水，正如中医于四季中别出一个长夏以对应土，都是生硬的为了对应而对应，是拍脑袋的产物。王宏翰的“四行四液五脏相属论”矛盾百出，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阴阳五行。

无论“四大”还是“四行”，与“五行”都是兄弟，貌离神合，没人当他一回事，影响非常微弱。三千年历史上，真正试图中西医根本理论“结合”的仅王宏翰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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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以维萨里解剖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医学传入中国后，才掀起了惊涛骇浪。科学医学的实质与传统医学的根本是对立的，一个实证，一个玄想。“实证”注定是“玄想”的敌人，前者必欲灭后者而后快。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现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最早有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只影响少数医家。如清温病四大家之集大成者王士雄，一家四代均受《说概》和《图说》的影响，甚而因此怀疑中医脏腑学说。如王士雄之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这样对黄帝岐伯扁鹊的暗讽极为罕见，只有王清任的直接痛诋可堪匹敌：“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

自然，相反的反应更多。嘉庆道光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读了《说概》和《图说》后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中西人体的脏腑长得不一样之故。他认为，中国人肝在左边，洋人肝在右边；中国人两个睾丸，洋人四个睾丸等等。一直到晚晴，叶德辉还认为：“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这些可笑之论并非因为愚昧，相反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完全凭想象就可以产生各种理论，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胎儿是不是头向下，问问接生婆有那么难吗？中医的问题正在这里，所有的理论都不需要观察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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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晚清，西医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理论完全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实际医疗成就（尤其在传染病领域）也前无古人；中医瞠乎其后。尤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洋务、维新、革命风起云涌，如俞正燮和叶德辉般的愚蠢解释固然无济于事，继续漠视也已不可能。一大批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折衷学派应运而生，如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陈定泰、唐宗海、张锡纯等等。他们高唱“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等等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中庸”之道。

可惜，已经迟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精通现代医学的大家，他们的存在已不容汇通和折衷的余地。

1910年，东北大鼠疫对中西医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实战考试。历史上，传染病是人类也是中医的主要“敌人”。中医对传染病的理论从《伤寒论》到金元四家，尤其再到清代瘟病学，可以说已经达于中医自认为的“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的境界。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医对清瘟病学仍然极其自信。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曾经宣称：“中医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事实上，面对非典、甲流、H7N9、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等等新型传染病，今天的中医确实还在沿用瘟病学说来解决。不同的是，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传染性极烈的肺鼠疫，死亡率接近100%，混是混不过去的。实战考试结果让中医极其难堪：中医在这场“瘟病”面前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任命年仅31岁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担当重任。伍连德带着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可怜兮兮的30个西医，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防疫理论，硬是控制住了鼠疫，为中国赢得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科学荣誉。这场战役中医务人员的伤亡数据令人寻味，西医49名（包括医学生）只殉职2名，殉职率4.1%；中医近200名，殉职高达80名左右，殉职率40%以上。中医群体死亡率之所以比西医甚至其他杂役都高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的是伤寒瘟病学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结果，他们正气凛然的不戴口罩，然后就被细菌“干”了。

这场考试显示了极其显著的差异，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医仍然若无其事的存在着。于是，余云岫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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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1879～1954）和伍连德一样，他们本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最耀眼的巨星，却长期以来被刻意的遗忘了。余云岫27岁赴日本留学，学体育和物理3年后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期间1911年辛亥革命，余云岫一腔热血，不惜休学回国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回国前做饯别诗曰：“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这首诗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战斗在反中医的“沙场”上。回国5个月后返回日本继续医学修业，到1916年38岁时归国。1917年即出版批中医的独一无二之经典《灵素商兑》。

与自俞樾《废医论》以来的众多中医批评相比，《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根本，尤其自金元以来，更被视为千秋万代不可逾越的顶峰。因此，余云岫出手就直掏肺腑，把《黄帝内经》批了个稀巴烂。他的目的非常赤裸裸，就是“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乃医学之大魔障也。...吾辈以活人仁人为术，急起直追，斩艾余孽，使群趋实学，勿为空论，以登斯民于寿域，天职也，义务也，仁术也。”“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在这部奇书中，余云岫系统批驳了阴阳五行、脏腑解剖及生理、十二经脉和切脉、病原及病理等等基本理论。这种批评与《医林改错》有本质的不同，其所依靠的是强大的现代医学之必杀技。比如十二经脉，余云岫以现代解剖学的精准知识一一予以揭示批驳，如“‘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上挟鼻孔。’次指之端者，肺经之所终，而以大肠经承接之也。凡动脉无逆流而上者，其误一也。肺部动脉，无自缺盆来者，自缺盆来，惟乳动脉，其误二也。齿中动脉，皆发自颈动脉，与肺者无关，其误三也。人中之动脉，虽亦从颈动脉来，而与齿动脉不同枝，非由齿而还走也，其误四也。”可以想象，习惯于引经据典说文解字的中医面对这样的批评会是怎样的瞠目结舌。

《灵素商兑》出版后，余云岫每天阅读中医典籍，磨刀霍霍，等待着中医界的反击；中医界却仿佛被打蒙了，完全无力还击。这就像令狐冲连出四十余剑，黑白子一招也还不了。一直等到六七年后，恽鉄樵才勉力还上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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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鉄樵（1878年～1935年）大余云岫一岁，中过秀才，专业是外语和文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和《小说月报》主编，纯文科生。因为一连三个儿子死于中医之手，恽鉄樵在38岁时愤而弃文学医。恽鉄樵的学医经历与很多中医大师类似，如金元四大家之刘完素、朱震亨和李杲均是因为母病而学医。恽鉄樵学医的方式与余云岫完全不同，他是从书本而学的医，没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更没有解剖生理的实验经历；有的是绝顶的“聪明”和“悟性”。1922年，恽鉄樵发表《群经见智录》，代表中医界首次回应《灵素商兑》。没有读过医科大学基础课的恽鉄樵非常聪明，他不是正面迎战，而是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转移敌人攻击的目标。

这一招高，真是高，简直是太高了！这一招导致中医思想的第三次剧变，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医应对西医质疑的战略方向。

这一招就是把中医脏腑虚拟化，概念化，符号化，去解剖化，去实体化。即著名的论断“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意思是说，我大中医的五脏根本就不是血肉实体意义上的器官，而只是功能符号，你西医的解剖再精细再准确，也证明不了中医脏腑的错。

余云岫寂寞的等待了太久，“望之如空谷足音，求之而唯恐不得”，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狡辩，但他仍然一本正经的回招。针对恽氏《群经见智录》中大谈五行甲子，余云岫以博大精深的现代天文学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批驳，如不惜浓墨重彩论证恽氏论点“三百六十日为一气候年”的荒谬。恽鉄樵看了不得不叹服“尊论推步之学，渊博浩瀚，以弟谫陋，不足为旗鼓相当之辩论。”承认“弟固知中国前此推步之学，已为陈迹，若欲求气运之真相，非攻治近顷天文学不可。”然而，他还是坚持“至于四时的五脏，实有至理。”到底有什么至理，只可意会，只可意会。而余云岫不依不饶招招见血封喉：“今以《内经》之五脏与解剖之五脏相较，谬误昭然，不可为讳。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阁下苦心为之解脱，以为其五行甲子之说持之有效......夫解剖二字，出于《灵枢》，骨度、脉度非空想所能虚构，肝肺青白非目睹不能实指，古人何尝专凭五行甲子，以虚造四时气化之五脏，而不从事于血肉之研究乎？”面对余云岫的凌厉攻击，恽鉄樵几乎丢盔卸甲，回信中甚至说出近乎投降的话来：“总之中医若废，亦需经过一番讨论也。”医学史里恽鉄樵大获全胜的真相原来是如此这般。

——————

恽鉄樵后又写出《伤寒论研究》，进一步发扬脏腑虚拟精神，把六经六气都虚拟化。而余云岫也不厌烦的一条条批驳，直指其说“得读《内经》若和尚参禅大彻悟，皆夸大欺人语，真堪令人绝倒！”“恽氏自此入魔障矣。”“假古人之名，以逞一己之私说而已，对于古人何尝有忠实尊崇之意哉？”

余云岫可能没有想到，“自此入魔障”的并不是恽氏一人而已，而是整个的中医界。

中医界整体，从恽鉄樵以后，虚上加虚，把几乎一切人体结构都虚拟化了。五脏是虚拟的，六腑何尝不是，不然“胆主决断”何以立足？经络是虚拟的，气血又何尝不是，不然周天如何循环？六淫是虚拟的，痰饮何尝不是，不然怎样“痰蒙心窍”？

为什么现代中医不惜背叛祖宗，也要跟着恽鉄樵，钟爱去解剖化的脏腑乃至一切人体结构？无他，逃避科学检验耳！恽鉄樵以后，中医不单于病因病理是玄学，即人体自身结构也是玄学的。现代科学再发达，也无法检验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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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悟虚至道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9:27:20 跟帖回复：凯迪APP－随时随地，想上就上沙发
你用你的不玄学，解释一下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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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悟虚至道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9:27:36 跟帖回复：第 3 楼凯迪客户端下载——主流声音触之泰然
解释一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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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体卫艺子  手机绑定用户凯迪会员原创作者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9:29:11 跟帖回复：消费观察——理性看待消费第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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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9:46:45 跟帖回复：第 5 楼
《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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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余云岫（汪精卫手下的小罗哨）竟然被反中医们推崇到这么高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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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9:47:11 跟帖回复：第 6 楼
《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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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余云岫（）竟然被反中医们推崇到这么高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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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0:26:07 跟帖回复：第 7 楼
看看恽铁樵四时五行说的具体内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理解不了的人你再怎么对他说他都理解不了，只会片言只语以攻击人而已。让第三旁观看清楚，是恽氏说的对，还是余云岫这个小丑说的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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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研究第八
五行为近人所诟病
五行之说殆起于古之史官，上古史官辄兼巫祝之职，一切学
术皆出焉。《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家言，不啻数十种，后世
因之，其流不可胜竭。其书之古者，多不传，若沿流以溯之，类
皆带术数迷信气味，独《内经》不然。第《内经》亦言之不详，
致使后人以《内经》之五行，侪于阴阳家之五行。近世之排击
五行者，求五行之理不可得，则以古代印度欧西有四行之说以反
证五行说之不成立。又以近世化学八十原质，证明五行当为八十
行。凡此种种，不胜引证，一言以蔽之，五行者，迷信、腐败、
不通、无价值而已。夫在今世，排击五行，夫岂不易？譬之二十
许少年，握拳振臂，向一九十许之就木老朽较腕力。彼老朽者，
宁有抵抗之勇气，顾为彼少年计之，亦复胜之不武。且不佞今兹
不惮辞费，为五行之研究者，初非有爱于彼老朽而为之袒护，特
欲平心静气，以判决此老朽之后嗣是否当斩焉否耳。不佞谫陋，
不能多所引证，今兹所言者，仅就其一已思想之所得，公诸当
世，愿与当世贤达平心一讨论之。
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
《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脏有五
而时仅四，故以六月为长夏以配脾，何以言之？五行木生火，非
谓榆柳枣杏可以钻燧取火也。如谓木生火是钻燧取火之意，则石
亦能生火，是不仅木生火矣。金生水，亦非谓金能生水也，金类
手触之而润，乃空气凝结，古人虽愚，不至认此为金生之水。火
生土，亦非谓灰烬。土生金，亦非谓矿质。水生木，亦非木得水
而荣之谓。盖如此解释，均属牵强。《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
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
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
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
者也。今姑置六气而言五行：春为发陈，乃万物向荣之候，此时
植物之生意最著，则用木字以代表春季。夏日溽暑，骄阳若火，
则以火字代表夏季。秋时万木黄落，有肃杀之气，比之兵革，则
以金字代表秋季。金，兵也。冬令冱寒，惟水亦寒，冬为夏之
对，水为火之对，故以水字代表冬季。夏至一阴生，其时为一岁
之中央，其气候多湿，故以土字代表长夏。
五行相生之理
其云木生火者，谓春既尽，夏当来，夏从春生也。火生土
者，谓夏之季月为长夏，长夏从夏生也。土生金者，谓长夏尽为
秋，秋从长夏来也。金生水者，秋尽为冬日也。水生木者，冬尽
则为春也。春主生，所以能成生之功者，实拜冬日秘藏之赐。夏
主长，所以能成长之功者，拜春日发陈之赐。秋主收，所以能成
收之功，拜夏日长养之赐。冬主藏，所以能成藏之功，拜秋日成
实之赐。故曰相生也。
五行相克之理
春行秋令，勾萌乍达，肃杀之气加之，春之功用败矣。夏行
冬令，严寒折盛热，闭不得发，长养之功隳矣。秋行夏令，收束
不得，发泄无余，秀不实矣。冬见长夏郁蒸之气，寒水不冰，当
收反泄，盖藏竭矣。长夏为夏至阴生之候，行春令，则阳亢不和
矣。故曰克也。其春行冬令，为至而未至，谓春气当至而不至
也。春行夏令，为未至而至，谓夏气未当至而先至也。夏秋冬三
时同。未至而至为有余，至而不至为不足，虽能病人，犹贤于克
贼，不为克也。顾虽不克，其气则有偏胜，胜之甚者，必有反
应，偏胜为胜，反应为复，故言胜复。敷和、升明、备化、审
平、静顺为平气。委和、伏明、卑监、从革、涸流为不足。发
生、赫羲、敦阜、坚成、流衍为有余。有余不足，皆能为病。遇
所不胜之气则甚，病甚复遇克贼则死。《天元纪》以下七篇，皆
言此也。是故五行相克云者，换言之，即春行秋令，即当生长之
时见肃杀之气，以本气当受克耳。余三时同。五行在术数巫祝口
中，诚不免荒诞，然古代亦必有说，特吾侪不知耳。其在《内
经》，当如此解释为长也。
五行六气为宾四时为主
《内经》言在天为六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脏六腑，在药
为五味，见之于面者五色，证之于耳者五声，其在食物有五谷、五
畜、五臭，在地有五方，在天有五星，在时有五声六律。凡此种种，
自当以天地人为主，其它各种，皆侔色揣称以为配合，由四时推论
而得者。然若据此以攻击《内经》，如谓水何以生咸，咸何以生肾，
则未为知言，以此非《内经》之破绽也。声色五味谷畜等为宾，六
气五脏五行为主。若进而求六气五行之所从来，则四时为主，六气
五行五脏犹是宾也。以故《天元纪》以下七篇，皆以甲子为言，是
即四时为全书总骨干之证据。今试证之病证。
四时为主第九
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
春风、夏热、长夏湿、秋燥、令寒，此不难索解也。肝风、
心热、脾湿、肺燥、肾寒，此无从索解者也。何则？心肝脾肺
肾，同是血肉，何得有寒热燥湿之分。而《内经》所以言此者，
则以人之五脏配合四时之五气，故五脏之燥湿寒热，直谓之假定
的可也。《内经》盖认定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
者。大地苟无四时寒暑之变化，则动植不生，有四时寒暑，然后
有生物，是人为四时之产物，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
也。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
资四时以生，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也。惟其如此，则
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人身气血之运行，自然以四时为法则而
莫或违背。此为《内经》之基础，无丝毫含糊假借者。基础既
正确，然后本此推论，则委曲悉当。
四时的五脏
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
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母气既衰，子气代王。
《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
属之冬。此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
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故《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
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
矣。然此事甚费解，不辞辞费，再述病情以明之。
中西病理之不同
有人于此，初病腹满浮肿，已而四肢皆肿，以手按之，肿处
陷下，须臾复起。此为何病？何以故？则得两种答语如下：
其一，病名水肿。原因静脉血归流障碍，小血管内血压增
加，或因管壁之渗漏机过盛。凡有以上原因，液体集于皮之蜂窝
织内部，故肿。其远因凡患心脏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证。
其二，病名水肿，肾病也。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
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肤肿。肤
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窝上微肿，如新卧起之
状，阴股间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湿土太过，阳光
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故《气交变大论》曰：岁水不
及，湿乃盛行，长气反用，民病腹满身重，濡泻寒疡，流水腰
股，痛发膕腨，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
肿，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
右第一答语，为西国医学；第二答语为《内经》。以两说一
相比较，则所同者为水肿之病名，至病理则完全不同。西说从血
肉之躯研究而得，《内经》从四时运行推考而得。若据西说以研
究《内经》，则有最不可解之两点：其一，血管壁之渗漏机过
盛，液质集于皮之蜂窝织内部，究与肾脏有何关系，而《内经》
指为肾病？其二，所谓心脏瓣膜病者，谓心房回血管有三尖瓣、
僧帽瓣。血行时此瓣可司启闭，启闭不密，则脉搏不匀而心跳。
此则《内经》所谓宗气泄，左乳下跳动应衣者也。患瓣膜病者
易患水肿，与手少阴心有关系，与足少阴肾无关，谓之肾病何
也？而《内经》之意义，则谓水不及，土太过，无阳则大寒在
下，故肿。且《内经》于此病独有方，云治以鸡矢醴，一剂知，
二剂己。鸡矢醴，治脾者也。病源病理既与实地考验者不同，何
以治脾而效？于是可知《内经》之所谓肾，非即实地考验之肾。
其物是其名是，其用则非。《内经》谓十一十二月冰复，人气在
肾。又云：肾者主蛰，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
于冬气。（其他不备举）凡此皆非解剖所能明卹，亦非由解剖而
得，乃由四时推考而得者也。
不知五行生克之理，即本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行
之说不可得。不知五脏气化亦由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
脏之说不可得。五行五脏不明卹，则《内经》全书皆不明卹。
刻苦好学之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凡不知所以然，勉强
说法，必多误解，张隐庵之注释是也。下焉者不耐探讨，妄拾程
明道之言谓气运之说，除非尧舜时五风十两始验。明道非医家，
不料此语竟为后人口实。须知将气运之说抹去，则《内经》且
无一字。不知彼一面口中尊《内经》，一面谓气运之说不可从
者，对于《内经》之见解何如也。至于今日欧风东渐，则多一
重障碍。西医谓中国之药庸有可采取者，其说则谬。在西医云
然，又何足怪，而为中医者与之哗辩，谓吾国医学流传已四千年
云云，是欲以中国医学与西国医学争齿德也。
道在于一
是故《内经》之理论，即《易经》之理论。《内经》是否根
据《易经》而作？无可考证。自古医卜并称，或者两书同时发
生，亦未可知。《内经》所以言五行甲子者，即根据四时以论病
之故。《内经》所根据者既在四时，其所言脏腑，皆以四时为法
则，顺四时者不病，逆四时者病。四时气候有不齐之时，不齐能
病人；饮食男女亦自有顺四时之道，违之则病；喜怒哀乐亦有乱
脏腑循四时之序者，乱其序亦病。不幸犯克贼之时序，则病甚；
正气不支，至于不胜之时日则死矣。圣人知之，故为无为，乐恬
憺，顺时以养生。顺时云者，谓不犯不乱，使吾身脏腑之气与天
地运行之气合而为一也。能一者不病，不能一则病。故曰：揆度
奇恒，道在于一。《脉要精微篇》“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
一之情，以知生死”是“道在于一”之注脚也。《难经》、《脉
经》、《甲乙经》皆有言天人合一之处，惜言之不详，仔细探讨，
总不如《内经》明卹，故仅就《内经》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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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0:52:17 跟帖回复：第 8 楼
谈起弃医从文，人们轻易就能想起鲁迅；而谈起弃文从医，却很少有人知道恽铁樵这个名字。实际上，这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各领风骚的人物，早前就有一段文缘——鲁迅的处女作《怀旧》就是恽铁樵从来稿中发现并亲自签发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的。当时，身为编辑的恽铁樵按捺不住满心欢喜，还为来稿编加了10余处圈点批语，盛赞作者的文学功力。绍兴乡间那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从此声名鹊起，而恽铁樵也有了“评鲁第一人”之美誉。

　　1903年，恽铁樵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专修英语和文学，毕业后在长沙、上海等地执鞭任教，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小说。在林纾所译小说风行之世，恽铁樵用章回体形式翻译的《豆蔻花》、《黑衣娘》、《波痕荑因》等小说传诵一时，其声誉堪与林纾比肩。1911年，当时中国民间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吸纳了恽铁樵，翌年将其升任《小说月报》主编。此后的5年，是恽铁樵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他的名字与鲁迅、蔡元培、柳亚子等诗文巨子并驾齐驱。

　　稍后于鲁迅的弃医从文，恽铁樵在盛名之下选择了弃文从医。至今还有人为恽铁樵出走文坛而遗憾，称之为悲剧，但当人们了解到恽铁樵在中医学上的地位之后，更多的会是惊叹、感慨和沉思，而究竟是悲是喜，则另当别论。

　　恽铁樵中年丧子，3个儿子不幸先后患伤寒，为庸医误治而夭折。怀丧子之痛，恽铁樵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等医籍，求教于伤寒大家汪莲石。不久，四子也染上伤寒，生命垂危。恽铁樵自行挥就诊疗处方，挽回儿子一命。后来，一位同事的孩子也罹患伤寒阴证，恽铁樵一剂四逆汤使他转危为安。这位同事感激涕零，无以为报，遂登报鸣谢：“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由此，恽铁樵“火”了起来，门庭若市。

　　成就恽铁樵的无疑是“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和“文是基础医是楼”的人文传统。他的家乡江苏省武进县孟河，曾以“名医摇篮”而驰名于世。这里的传统是，凡子弟读完四书五经，还要诵读岐黄典籍。在乡风的熏染下，恽铁樵少时即读《医学三字经》、《温病条辨》、《素问》等医籍。20多岁时，他凭借精通英语的特长，旁及西医译本，成为近代中医界既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了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

　　然而，时逢中医发展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恽铁樵的选择更显独特。1917年，余云岫的名著《灵素商兑》搅起中医存废的轩然大波。将近5年间，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下，中医界几乎失去还手之力。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民国政府甚至意欲取消中医。形势严峻，可恽铁樵却在1920年正式挂牌从医。两年过去，他后发制人，推出《群经见智录》一书，首次从哲学、医学和文化的层面系统地回应了《灵素商兑》。医学界对恽铁樵的学术观点虽各有褒贬，但都公认他为近代中医理论家、中西医汇通派重要代表人物。

　　在悬壶济世之同时，恽铁樵既开风气又为师。1925年，他与莫逆之交章太炎及其弟子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即后人熟知的“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后来，学社在守旧者和当局的干预下停办。恽铁樵没有泄气，1933年又开办了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他所办的函授学校，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而他留下医著《群经见智录》、《伤寒研究》、《温病明理》等近50部，受益者何止千万人。由于体力和精力都过度透支，恽铁樵积劳成疾，于1935年7月26日长辞人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霍乱新论》。

　　章太炎撰挽联痛悼，“千金方不是奇书，更赴沧冥求奇秘；玉石散竟成末帙，可怜甲乙未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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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00:34 跟帖回复：第 9 楼
恽铁樵，不惑之年，爱子相继病殇，因而发愤学医。恽氏问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并常与姻亲上海名医丁甘仁先生切磋医学。1920年辞去《小说月刊》主编，正式挂牌行医，不久医名大振，尤其擅长儿科，救人无数。
其后，西医传播渐广，中医备受排斤、歧视。余云岫着《灵素商兑》诋毁中医。恽氏通过亲身医疗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国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而挺身而出，提笔与之论战。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直斥余氏论调。嗣后，恽氏在其著述《伤寒论研究》（1923年）等书中，阐述了如何宏扬祖国医学的见解以及改进中医的主张。指出中医学进步演进。“必能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疾呼中医务须改进。为倡导中医革新，I925年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先后遥从受业者千余人，培育一批人才。恽氏学术思想，在中医界“别树一帜，为革新家所宗”。恽氏一生勤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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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ccq2697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07:18 第 10 楼
转至第6楼第 6 楼民主共和党人 2016/4/7 9:47:11  的原帖：
《灵素商兑》是真正刺入心脏的匕首投枪，因为其作者余云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从求学经历可知，余云岫读了3年物理，8年医科，加上又精通传统文化和中医，可谓内外兼修中西合璧的绝顶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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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余云岫（）竟然被反中医们推崇到这么高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
小盆友，余云岫既然臭名昭著，既然钉在耻辱柱上了。你何不就<<灵素商兑>>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批驳一二！！
中医粪们愚笨到这么高的程度，真是令人作呕！！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6/4/7 11:08:1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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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民主共和党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07:40 跟帖回复：第 11 楼
恽铁樵育有4子。1916年，年已14的长子阿通殁于伤寒。1917年，第二子又殁于伤寒。同年，第三子再次因伤寒而夭折。两年时间里，连续失去3个儿子，这是一般家庭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灾难。雪上加霜的是，现在，1918年春，第四子同样患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乃太阳伤寒导致的麻黄症。

恽铁樵遍请上海滩上名医。这些名医，虽然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用伤寒方。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连续不断，遂致喘热益甚。时至今日，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常州是恽铁樵的家乡，常州所辖孟河古镇，清代出了个孟河医派，闻名遐迩。盛宣怀当年，曾以常州乡亲的名义，请孟河医派名医马培之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并获慈禧赐匾嘉奖。恽铁樵幼时身体不好，一直留意中医书籍，用心苦读，可谓粗通医道、略知歧黄。

面对四子垂死，恽铁樵彻夜未寐，时已天明，夫人泪眼相对，已是无计可施。踌躇再三，他对夫人说，我们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上海滩上的名医，没有一个能救。今天，唯一的儿子再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我想，名医爱惜名声，不肯用非常之药。有些事，只能自己来做。我来开一副药，你去赎药！

夫人听了不语。恽铁樵说，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提笔开出一副麻黄汤，立即配服。一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汗出热退，喘平气顺。三剂神志恢复，能进茶饭，继而痊愈。

从此，恽铁樵开始钻研中医经典，亲友有病都来请求开方，所治者亦多有良效。一日，商务印书馆同事的小孩伤寒阴证垂危。因相信西医，送进多家医院，遍请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无奈之中，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求救于恽铁樵。恽铁樵开出一副“四逆汤”，一剂入肚即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于是，求治者日多一日。恽铁樵每天编稿之余，应接不暇，遂于1920年辞职挂牌，开业行医。不久，即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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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idf1001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09:09 跟帖回复：第 12 楼
<<专业是外语和文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和《小说月报》主编，纯文科生。因为一连三个儿子死于中医之手，恽鉄樵在38岁时愤而弃文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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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看中醫到底有多博大精深,原來連小說月刊編輯,從來沒念過醫學的,改行中醫幾年就變中醫大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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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ccq2697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12:10 引用回复：第 13 楼
转至第11楼第 11 楼民主共和党人 2016/4/7 11:07:40  的原帖：
恽铁樵育有4子。1916年，年已14的长子阿通殁于伤寒。1917年，第二子又殁于伤寒。同年，第三子再次因伤寒而夭折。两年时间里，连续失去3个儿子，这是一般家庭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灾难。雪上加霜的是，现在，1918年春，第四子同样患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乃太阳伤寒导致的麻黄症。

恽铁樵遍请上海滩上名医。这些名医，虽然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用伤寒方。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连续不断，遂致喘热益甚。时至今日，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常州是恽铁樵的家乡，常州所辖孟河古镇，清代出了个孟河医派，闻名遐迩。盛宣怀当年，曾以常州乡亲的名义，请孟河医派名医马培之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并获慈禧赐匾嘉奖。恽铁樵幼时身体不好，一直留意中医书籍，用心苦读，可谓粗通医道、略知歧黄。

面对四子垂死，恽铁樵彻夜未寐，时已天明，夫人泪眼相对，已是无计可施。踌躇再三，他对夫人说，我们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上海滩上的名医，没有一个能救。今天，唯一的儿子再发病，医生已经无能为力。我想，名医爱惜名声，不肯用非常之药。有些事，只能自己来做。我来开一副药，你去赎药！

夫人听了不语。恽铁樵说，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提笔开出一副麻黄汤，立即配服。一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汗出热退，喘平气顺。三剂神志恢复，能进茶饭，继而痊愈。

从此，恽铁樵开始钻研中医经典，亲友有病都来请求开方，所治者亦多有良效。一日，商务印书馆同事的小孩伤寒阴证垂危。因相信西医，送进多家医院，遍请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无奈之中，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求救于恽铁樵。恽铁樵开出一副“四逆汤”，一剂入肚即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于是，求治者日多一日。恽铁樵每天编稿之余，应接不暇，遂于1920年辞职挂牌，开业行医。不久，即门庭若市。
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回应严肃的医学质疑，就说明你心虚和无知加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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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idf1001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7 11:13:51 引用回复：第 14 楼
转至第7楼第 7 楼民主共和党人 2016/4/7 10:26:07  的原帖：
看看恽铁樵四时五行说的具体内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理解不了的人你再怎么对他说他都理解不了，只会片言只语以攻击人而已。让第三旁观看清楚，是恽氏说的对，还是余云岫这个小丑说的对呢？
＝＝＝＝＝＝＝＝＝＝＝＝＝＝＝＝＝＝＝＝＝＝＝＝＝＝＝＝＝＝＝＝＝＝

五行之研究第八
五行为近人所诟病
五行之说殆起于古之史官，上古史官辄兼巫祝之职，一切学
术皆出焉。《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家言，不啻数十种，后世
因之，其流不可胜竭。其书之古者，多不传，若沿流以溯之，类
皆带术数迷信气味，独《内经》不然。第《内经》亦言之不详，
致使后人以《内经》之五行，侪于阴阳家之五行。近世之排击
五行者，求五行之理不可得，则以古代印度欧西有四行之说以反
证五行说之不成立。又以近世化学八十原质，证明五行当为八十
行。凡此种种，不胜引证，一言以蔽之，五行者，迷信、腐败、
不通、无价值而已。夫在今世，排击五行，夫岂不易？譬之二十
许少年，握拳振臂，向一九十许之就木老朽较腕力。彼老朽者，
宁有抵抗之勇气，顾为彼少年计之，亦复胜之不武。且不佞今兹
不惮辞费，为五行之研究者，初非有爱于彼老朽而为之袒护，特
欲平心静气，以判决此老朽之后嗣是否当斩焉否耳。不佞谫陋，
不能多所引证，今兹所言者，仅就其一已思想之所得，公诸当
世，愿与当世贤达平心一讨论之。
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
《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脏有五
而时仅四，故以六月为长夏以配脾，何以言之？五行木生火，非
谓榆柳枣杏可以钻燧取火也。如谓木生火是钻燧取火之意，则石
亦能生火，是不仅木生火矣。金生水，亦非谓金能生水也，金类
手触之而润，乃空气凝结，古人虽愚，不至认此为金生之水。火
生土，亦非谓灰烬。土生金，亦非谓矿质。水生木，亦非木得水
而荣之谓。盖如此解释，均属牵强。《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
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
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
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
者也。今姑置六气而言五行：春为发陈，乃万物向荣之候，此时
植物之生意最著，则用木字以代表春季。夏日溽暑，骄阳若火，
则以火字代表夏季。秋时万木黄落，有肃杀之气，比之兵革，则
以金字代表秋季。金，兵也。冬令冱寒，惟水亦寒，冬为夏之
对，水为火之对，故以水字代表冬季。夏至一阴生，其时为一岁
之中央，其气候多湿，故以土字代表长夏。
五行相生之理
其云木生火者，谓春既尽，夏当来，夏从春生也。火生土
者，谓夏之季月为长夏，长夏从夏生也。土生金者，谓长夏尽为
秋，秋从长夏来也。金生水者，秋尽为冬日也。水生木者，冬尽
则为春也。春主生，所以能成生之功者，实拜冬日秘藏之赐。夏
主长，所以能成长之功者，拜春日发陈之赐。秋主收，所以能成
收之功，拜夏日长养之赐。冬主藏，所以能成藏之功，拜秋日成
实之赐。故曰相生也。
五行相克之理
春行秋令，勾萌乍达，肃杀之气加之，春之功用败矣。夏行
冬令，严寒折盛热，闭不得发，长养之功隳矣。秋行夏令，收束
不得，发泄无余，秀不实矣。冬见长夏郁蒸之气，寒水不冰，当
收反泄，盖藏竭矣。长夏为夏至阴生之候，行春令，则阳亢不和
矣。故曰克也。其春行冬令，为至而未至，谓春气当至而不至
也。春行夏令，为未至而至，谓夏气未当至而先至也。夏秋冬三
时同。未至而至为有余，至而不至为不足，虽能病人，犹贤于克
贼，不为克也。顾虽不克，其气则有偏胜，胜之甚者，必有反
应，偏胜为胜，反应为复，故言胜复。敷和、升明、备化、审
平、静顺为平气。委和、伏明、卑监、从革、涸流为不足。发
生、赫羲、敦阜、坚成、流衍为有余。有余不足，皆能为病。遇
所不胜之气则甚，病甚复遇克贼则死。《天元纪》以下七篇，皆
言此也。是故五行相克云者，换言之，即春行秋令，即当生长之
时见肃杀之气，以本气当受克耳。余三时同。五行在术数巫祝口
中，诚不免荒诞，然古代亦必有说，特吾侪不知耳。其在《内
经》，当如此解释为长也。
五行六气为宾四时为主
《内经》言在天为六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脏六腑，在药
为五味，见之于面者五色，证之于耳者五声，其在食物有五谷、五
畜、五臭，在地有五方，在天有五星，在时有五声六律。凡此种种，
自当以天地人为主，其它各种，皆侔色揣称以为配合，由四时推论
而得者。然若据此以攻击《内经》，如谓水何以生咸，咸何以生肾，
则未为知言，以此非《内经》之破绽也。声色五味谷畜等为宾，六
气五脏五行为主。若进而求六气五行之所从来，则四时为主，六气
五行五脏犹是宾也。以故《天元纪》以下七篇，皆以甲子为言，是
即四时为全书总骨干之证据。今试证之病证。
四时为主第九
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
春风、夏热、长夏湿、秋燥、令寒，此不难索解也。肝风、
心热、脾湿、肺燥、肾寒，此无从索解者也。何则？心肝脾肺
肾，同是血肉，何得有寒热燥湿之分。而《内经》所以言此者，
则以人之五脏配合四时之五气，故五脏之燥湿寒热，直谓之假定
的可也。《内经》盖认定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
者。大地苟无四时寒暑之变化，则动植不生，有四时寒暑，然后
有生物，是人为四时之产物，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
也。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
资四时以生，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也。惟其如此，则
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人身气血之运行，自然以四时为法则而
莫或违背。此为《内经》之基础，无丝毫含糊假借者。基础既
正确，然后本此推论，则委曲悉当。
四时的五脏
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
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母气既衰，子气代王。
《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
属之冬。此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
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故《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
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
矣。然此事甚费解，不辞辞费，再述病情以明之。
中西病理之不同
有人于此，初病腹满浮肿，已而四肢皆肿，以手按之，肿处
陷下，须臾复起。此为何病？何以故？则得两种答语如下：
其一，病名水肿。原因静脉血归流障碍，小血管内血压增
加，或因管壁之渗漏机过盛。凡有以上原因，液体集于皮之蜂窝
织内部，故肿。其远因凡患心脏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证。
其二，病名水肿，肾病也。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
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肤肿。肤
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窝上微肿，如新卧起之
状，阴股间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湿土太过，阳光
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故《气交变大论》曰：岁水不
及，湿乃盛行，长气反用，民病腹满身重，濡泻寒疡，流水腰
股，痛发膕腨，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
肿，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
右第一答语，为西国医学；第二答语为《内经》。以两说一
相比较，则所同者为水肿之病名，至病理则完全不同。西说从血
肉之躯研究而得，《内经》从四时运行推考而得。若据西说以研
究《内经》，则有最不可解之两点：其一，血管壁之渗漏机过
盛，液质集于皮之蜂窝织内部，究与肾脏有何关系，而《内经》
指为肾病？其二，所谓心脏瓣膜病者，谓心房回血管有三尖瓣、
僧帽瓣。血行时此瓣可司启闭，启闭不密，则脉搏不匀而心跳。
此则《内经》所谓宗气泄，左乳下跳动应衣者也。患瓣膜病者
易患水肿，与手少阴心有关系，与足少阴肾无关，谓之肾病何
也？而《内经》之意义，则谓水不及，土太过，无阳则大寒在
下，故肿。且《内经》于此病独有方，云治以鸡矢醴，一剂知，
二剂己。鸡矢醴，治脾者也。病源病理既与实地考验者不同，何
以治脾而效？于是可知《内经》之所谓肾，非即实地考验之肾。
其物是其名是，其用则非。《内经》谓十一十二月冰复，人气在
肾。又云：肾者主蛰，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
于冬气。（其他不备举）凡此皆非解剖所能明卹，亦非由解剖而
得，乃由四时推考而得者也。
不知五行生克之理，即本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行
之说不可得。不知五脏气化亦由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
脏之说不可得。五行五脏不明卹，则《内经》全书皆不明卹。
刻苦好学之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凡不知所以然，勉强
说法，必多误解，张隐庵之注释是也。下焉者不耐探讨，妄拾程
明道之言谓气运之说，除非尧舜时五风十两始验。明道非医家，
不料此语竟为后人口实。须知将气运之说抹去，则《内经》且
无一字。不知彼一面口中尊《内经》，一面谓气运之说不可从
者，对于《内经》之见解何如也。至于今日欧风东渐，则多一
重障碍。西医谓中国之药庸有可采取者，其说则谬。在西医云
然，又何足怪，而为中医者与之哗辩，谓吾国医学流传已四千年
云云，是欲以中国医学与西国医学争齿德也。
道在于一
是故《内经》之理论，即《易经》之理论。《内经》是否根
据《易经》而作？无可考证。自古医卜并称，或者两书同时发
生，亦未可知。《内经》所以言五行甲子者，即根据四时以论病
之故。《内经》所根据者既在四时，其所言脏腑，皆以四时为法
则，顺四时者不病，逆四时者病。四时气候有不齐之时，不齐能
病人；饮食男女亦自有顺四时之道，违之则病；喜怒哀乐亦有乱
脏腑循四时之序者，乱其序亦病。不幸犯克贼之时序，则病甚；
正气不支，至于不胜之时日则死矣。圣人知之，故为无为，乐恬
憺，顺时以养生。顺时云者，谓不犯不乱，使吾身脏腑之气与天
地运行之气合而为一也。能一者不病，不能一则病。故曰：揆度
奇恒，道在于一。《脉要精微篇》“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
一之情，以知生死”是“道在于一”之注脚也。《难经》、《脉
经》、《甲乙经》皆有言天人合一之处，惜言之不详，仔细探讨，
总不如《内经》明卹，故仅就《内经》言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0-24 11:20:28

为何鲁迅会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

思孤与小明
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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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网络

编辑：超市编辑部

國之盛衰，文之盛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漢語的興衰就是國家興衰的晴雨錶，世界對漢語的看法，一定意義上就是對中國的看法，我們對待英語的態度，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為什麼這樣說？

如今，如果在中國提廢除漢字，肯定有人會說你瘋了，但是曾幾何時，東亞文化圈漢語是主要的交流語言；曾幾何時，周邊國家紛紛廢除漢語、漢字，甚至連魯迅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在我們國家飽受淩辱的時候，漢語、漢字也在飽受淩辱。

就中日韓越四國來說，漢字的廢立甚至就是文化、經濟、交往的晴雨錶，我們可以看看中、日、韓、越四國廢除漢字的歷史，就會對這個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

日本：

在日本幕末時期，日本人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嚇到。認為我們很弱，島密向當時在位的德川慶喜將軍提出名為《漢字廢止之議》（漢字禦廃止之議）的報告和提議，這被世人認為是漢字廢止論的先驅。

這一直拖到了日本二戰投降，被打痛了的日本人，又想廢除漢字了。

1946年4月，志賀直哉在雜誌《改造》上發表《國語問題》，提議廢除日語，採用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法語。

等日本人建設經濟有成就後，就開始覺得也許不用廢除漢字。

1958年開始，雜誌《聲音》連載的《我的國語教室》（私の國語教室）中，福田恒存指出“目前對漢字進行限制已經是明顯不可能的事情了”。

朝鮮：

朝鮮在獨立後就廢除了漢字，在朝鮮富裕起來在1968年時，把“漢文”教育又被編入了高中的課程。

在蘇聯沒有解體前，朝鮮過的不比韓國差。

韓國人在1980年代中期，韓國的報紙、雜誌等，開始逐漸降低漢字的頻率，在首爾奧運會後，韓國的國力增強，民族自信心增強，於1990年之後，主張漢字恢復的呼聲逐漸高漲。

越南：

越南的近代史一直蠻慘，統一不久就以為自己是世界第三大強國，被一腳踹醒後，越南現在雖然過上平穩的日子，也沒多少恢復漢字的呼聲。

只是漢字已經深入到越南人的文化中了。越南那邊看風水，算八字，寫春聯，還是用漢字。沒辦法，他們用的越南拼音文字，實在是沒漢字好看。連越南殘留的道教儀式，用的是漢字。

中國：

被吹上天的民國積貧積弱，五四運動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要全盤西化，這西化的先鋒就是文字。

當時有很多批判漢字的言論，把一切罪過都推給了漢字，這些言論在我們今天看來十分過激，也十分可笑；但是，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中國太弱小了，我們的歷史又太偉大了，這種現實和歷史的落差，讓知識份子懷疑自身，認為只要學習西方就是對的，所以這種言論在當時很有市場。

我們以魯迅為例子說明這個問題：

1934年12月，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進而表示：“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他臨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報訪員”時，更堅決地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理由是：“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現在，我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魯迅是錯的，如果說現在誰有人再提出廢除漢字，不僅是中國人，外國人也會認為他是瘋子。

歸根結底，並不是漢字本身變了，不是從“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國的結核病菌”變成了世界上最美的語言、中國文明的驕傲，也不是自動從“中國人與狗禁止入內”變成了“我愛中國人”，這一切，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在不斷發展、富強、幸福，我們有能力、有自信來捍衛我們的文字。

很大程度上，對於漢語、漢字的認同就是對中國的認同、對華夏文明的認同，根據中國人對漢字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場，根據外國人對漢字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趨向。中國有很多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語言，只不過中國通行的是普通話，在保留民族特色的情況下，漢語的推廣更有利於我們對國家的認同。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对于语言认知的误区，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试图动摇汉语的地位，甚至挟持民族、宗教来实行语言上的绑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行为只能说包藏祸心，甚至可以说另有所图，无论宗教还是经济利益方面，都值得我们警惕。

语言可以看做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可以作为增强民族自信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宗教、文化入侵的工具，在今天的中国，消除或者降低对汉字的认同或者强化对外来文字的认同甚至将外来语种作为母语，其实也是一种背叛，对当下所有中国人、中国历代先烈的背叛。

其实一定意义上了来说，韩国、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对汉字的背叛，也是对自己文化、历史和文明的背叛，中国衰落的时候，他们废弃了汉字，甚至连自己的史书都看不懂了；中国慢慢兴盛，相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汉字、汉语、中国人的态度变化。

相信堅持廢除漢字的魯迅看到今天這個局面，也會很欣慰：一個強大的中國，有能力讓所有民眾接受教育，讓所有民眾可以通過漢字來觀察整個世界，一個強大的中國，有能力讓外國主動學習漢字，主動來溝通，這些今天的中國都做到。

這就是中國強大的表現，我們以漢語為榮，我們以漢字為榮！來，給我唱五毛錢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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