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李建民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1997年12月《新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四期173～185页，是1985年版本《内经时代》的书评。2012年学苑出版社再版《内经时代》时，以李建民先生的这篇书评代再版序。此次《<内经时代>补注》连载本文，赵洪钧先生写了按语，指出文中表达不当之处，置于文章后面，请读者留意。
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
（代再版序）
李建民
一、赵洪钧具备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格局
大陆医史的“内史”研究，降及赵洪钧出版《内经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已渐成熟。一九八〇～一九九〇这十年间，据统计治《内经》训诂有成的专著十一部，论文四百余篇，数量超过了之前三十年的总和。（张长城、范振城，八十年代《内经》训诂述略，《医古文知识》1995年3期，页44－47。另参见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词典》，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页1204－129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学术氛围，提供他有进一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恰恰相反，赵洪钧写作《时代》，似乎怀有抑郁之气（见“告读者”，《时代》页216），以至在建构《内经》史之流变时，对大陆医史界针砭，微言大义，历历可见。虽然《时代》一书篇幅不大，但赵洪钧全史在胸，小景之中，形神俱足。他在个人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自力出版《时代》）之下，却留下了至今令人反复咀嚼的作品。
赵洪钧是大陆第三代医史工作者。如果以出版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的陈邦贤（1919）为第一代人，与他同时的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范行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宋大仁、吴云瑞、叶劲秋、耿鉴庭、伊博恩、谢诵穆、丁济民等。第二代的医史工作者如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马堪温、甄志亚、张慰丰、龚纯、姒元翼、陆肇基、熊同检等。他们是六十年代以降医史发展的主力。这群主力目前仍是大陆医史的领导阶层。第二代人中，有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被迫改行从事医学史研究。五十年代，可以说是大陆中医的“黄金年代”。当局提倡中医，针对社会上和医界“中医不科学”的成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批人员，便利用其西医知识弘扬中医的历史成就。这种以发扬中医“发现”与“成就”为重点，成为大陆医史研究基调。
赵洪钧一九七八年考取北京中医研究院第一届医史硕士研究生，是为第三代人。“文革”之后（1976年后），大陆医史研究的倾向局限于医药学术，其内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对于第一代人范行准、余云岫辈兼通内外史，无疑格局较小。而《时代》强调用“史家眼光读《内经》”（《时代》页26），并说：
医史界和社会科学史界联系松散，一般史学家极少研究医史，医史家也不大接触社会科学史。通俗些说是两家分工太清。更有甚者，医史界和其它科技史界也分得太清。结果是互相了解、渗透都不太多。这种情况对医史研究尤其不利。（《时代》页14）。
当然，赵洪钧有一些工作假设：他认为，重建《内经》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必然在医学著作中留下印迹。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其次，“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把《内经》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中去研究，看那时的有关学科为医学提供了什么条件。这主要是为了研究《内经》，反过来也可以供研究那个时代参考。”
再者，“文革”之后的医史发展的另一个特色是体制化。一九八〇年，《医史杂志》复刊。一九八二年，“医史文献研究室”正式成所，李经纬为首任所长。透过医史人才的培养，刊物指引研究取向。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中医史“发现”“成就”的格局更形稳固。第一代医史工作者如余云岫是一面批评旧医、诋斥“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发展之希望”的情况下，一方面从事医史研究。他在《我国医学革命的破坏与建设》说：“吾意中国医学，若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不过，时过境迁，赵洪钧的时代，医史只能“建设”，不许“破坏”。余云岫说旧医学“不能迅速扫荡，推其缘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而最无价值者，门户之争，意气之诉讼也。”这话换成赵洪钧之口，大概只能被视为不经之论。
以《内经》研究为例，赵洪钧指出当时的几个流派的讲法。
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时间生物学”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上所述：（1）以经解经；（2）以医解经；（3）以现代各式各样的理论汇通经典，皆有其局限。赵洪钧以史释经，“走自己的路”。
评者认为：赵洪钧具备大陆第一代学人的格局。他的文体与思路的出现，预告了中国医史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要复活。
二、术数之学：解读内经的一把鈅匙
《时代》共十六节，但全书环绕的主题只有一条，即通过阴阳五行术数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时代》页1、页42）
以下，先胪列《时代》全书各章节的题目。
（1）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2）黄帝及其臣子和八十一篇
（3）《内经》讲些什么？
（4）《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
（5）儒家思想和《内经》
（6）《内经》和古代天文学
（7）运气学说——《内经》体系的终结
（8）《内经》与《周易》
（9）道家、道教和《内经》
（10）《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
（11）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12）出土医书与《内经》
（13）《内经》与古代音乐
（14）《内经》与其他古代学术琐谈
（15）《内经》自相矛盾举隅
（16）《内经》语言管窥
第（5）、（9）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页70）。其次，第（4）、（5）、（6）、（7）、（8）、（10）、（13）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11）、（12）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页27）。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入‘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医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页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故不烦抄录如下：
沈作喆《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歧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页1）
《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八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页29）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页30）
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页32）。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内经》讲论《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有四个阶段：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礼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相通（《时代》页64）。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页74）。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页85）。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读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页106）。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育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24卷2期（1994）页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新2期（1996），页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页121）。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它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页42）
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页117－119）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页132－140），《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页161－162、页200）。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页160）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页29）
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整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是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主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渐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年版69页）
既然《内经》在古代并不具有经典地位，医家证脉方药也各有其师受，那么，《内经》时代的医学风貌为何？
赵洪钧指出：“二千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时代》页64）扁仓两氏医传与马王堆医书是赵洪钧用以比对《内经》时代的医学源流。赵洪钧以为：“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时代》页166）两者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的。而仓公的医理，“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时代》页170）如果以《汉志》所载医经的三个家派：黄帝、扁鹊、白氏来看，扁仓二氏可能略近于“扁仓”一系，而与黄帝一系稍远。
另外，仓公诊籍讲的全是内科病。赵洪钧却认为，从疾病史来看，创伤和肿伤应是最先要对付的病，《五十二病方》便以外科见长。再者，汉代“齐鲁医学仍远较长江流域为高”（《时代》页185）。这应是《内经》时代医学的二大特点。
其次，《内经》本身文本之间叠压、重复（《时代》页205－210）。以经脉说为例便有一定的演变过程。《灵枢·本输》、《灵枢·阴阳系日月》均是十一经。《素问·刺虐论》只涉及九条经脉。足经六，手经三。《素问气府伦》手足太阴又自成一派，与他说不一。《素问·阴阳别论》有四经脉、十二从脉之说。《素问刺腰痛论篇》出现了十七个脉名。《灵枢五十营》又有二十八脉说。赵洪钧说，《灵枢·经脉》的定型经历了长时期的统一整理，内容亦体现了天人术数的架构（《时代》页188）。所以，论者不应该把《灵枢·经脉》甚至整部《内经》成书天前到战国或更早的时代（《时代》页182）赵洪钧质问说：
借助马王堆医书研究《内经》时代，总精神是强调要用发展的思想看《内经》。这些古医书出土前，为什么人们对《内经》本身的矛盾处——发展演变的痕迹，多讳言呢？为什么总是力图把《内经》成书时代说得尽量早呢？为什么《内经》之后的经脉说竟没有再增一经或减一经呢？这些问题值得医史家和《内经》家深思。（《时代》页189）
换言之，在以经释经、以医释经的研究取向之下，《内经》文本之间的矛盾被统一了。赵洪钧又说：“《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时代》页45）。在此，他似乎点出了有些学者把《内经》成书尽量提前到汉以前的心理因素。
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说：
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
由上引文，徐大椿所处的时代，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他以为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而这一条一线相传的学统应该是从宋代以下渐渐成形。但扁仓、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唐以前几位方技大家，各有师承，自成一家，而此正是《内经》未成为经典之前的时代特色。中国医学多源又彼此交流、裂变与融合的过程，挑战新一代医史工作者的创造力。
要言之，《内经》术数语言的熟悉，文本与文本之间混淆的厘清，《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再清理。由此标准，《内经》史的重建，其实才进入初步阶段。评者以为：晚周到西汉中晚期，中国医学的经验、技术演变到《内经》复杂的体系，尚需一跃。这一跃动的历史动力之一是术数之学的介入。《内经时代》一书正明示了这个进程与方向。
洪钧按:
建民先生对拙作《时代》之评论，无不一语中的且颇有过誉。得此学术同志，乃洪钧之幸事。盖《时代》问世十二年，正式撰文发表于权威期刊评论此书者，唯有建民先生。然谓:“术数之学乃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非洪钧敢认同。此乃智者偶尔之失！
李先生此论约与拙见有关。《时代》曰：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
又曰: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
李先生评论中特别点出此二段,故先生并未误解何谓《内经》体系之统帅、骨架或灵魂，因而并未误解何为解读《内经》之钥匙，但终于表达有小误。盖李先生唯一之小误乃：阴阳五行说＝术数之学。
此乃智者之失。
略读《艺文志》可知，《内经》属方技略医经类，而术数自成一略。二者道不同。《艺文志》云：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对照二者可知，术数与医经毫不相干。如此方可理解，今《内经》一百六十二篇，仅一见术数且未一引《易》语。
然则战国末之后，尤其汉代及以后，医家与术数家的确无不浸淫阴阳五行说。惟仍不能据此说:术数之学乃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解读《内经》之第一把钥匙，仍系阴阳五行说。
或问：学苑版《时代》附有大作“《内经》的体系和方法”一文，系足下研读《内经》之最后见解，乃把握《内经》之总纲领。据此，此文无乃解读《内经》之最佳钥匙乎？阴阳五行钥匙可放弃否？
答：洪钧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故“体系与方法”一文，较之阴阳五行说为尤佳之钥匙。
如“体系与方法”一文说：“《内经》赖以建立体系的是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它们都应该看作《内经》体系的逻辑起点，只是无论从作为超硬核还是从据以推出的硬核来看，天人相应都更加重要。
简言之，按轻重顺序，解读《内经》之钥匙有四把。即①天人相应说；②阴阳说；③五行说；④气及气化说。至于阴阳五行说可否与天人相应并列乃至更高，可以讨论。但是，没有天人相应之说即不便解读何以人体会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个穴位等此类不便用阴阳五行解读之问题。
最后再次说明，建民先生唯一之小误乃：阴阳五行说＝术数之学。此乃智者之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