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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e% h; D$ I6 S6 X; S近代“废除中医”史
文 | 谌旭彬
. \& u* i% Z7 g1 L& T- @9 s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 }; |- t# z' W4 y, J& q一、知识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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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学者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
/ k3 Y; l0 _( i3 `* i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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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大致相同。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并不成立，《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也没有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实是谬论。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中医的医理医道，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陆同样也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乃是“凭空结撰”而来，惟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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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8 J2 q' I) z- T9 A4 N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在西潮冲击之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 |7 g U6 v7 G) ~6 O“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5 ?* _( v8 t% Y! L2 w8 M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几成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 I) s; D' a% s; Q6 V6 g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R0 B8 ]% E8 L) M3 q二、历届政府的看法
, p3 b6 Q. _ a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也几成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7 A, C+ G! z# D+ Y1、北洋政府16年，一直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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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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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言之，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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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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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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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W8 z0 y6 X1 Q2 w* g6 H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6 K+ t* D% M0 o) W% Y7 s2、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8 |' V+ F4 a N+ M# g4 `' l2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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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偏安时，国民政府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4 b6 ]. V; S7 H$ ~: a#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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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否决。行政院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 Q4 d2 D/ \.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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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F$ @ e7 B" W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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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表示认同，内心意见则未必
" W/ g% f+ \, s/ ], t C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其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7 u2 U, X& `6 C+ s6 L* h! d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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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 ~( Q- @$ `- {* q& u- z0 V结语
! ]" |. E% i. f$ w L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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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 P+ Y6 P" z$ W9 g/ H中医理论基础“阴阳五行”，本是一种政治理论. `3 C8 W+ C Q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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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科技部出台了一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提出了132个公民应该掌握基准点。结果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如第48个基准点要求公民“知道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被网民嘲笑：“那所有初中生都不具有科学素养了，因为他们的老师一直教的是‘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基准》的第9个基准点，要求公民“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
0 N$ Q- {! H$ f, Q% R“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只是一种政治理论，无科学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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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五行，本来都是实物。《诗经》里的阴阳，乃是指日光的有无；春秋时代，“阴阳”又与“风雨晦明”合称为“六气”。“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里面说：五行水火木金土，水会渗到土里，味道变咸；火会烤焦东西，味道变苦；木有曲直，结出的果实有酸味……这些内容，其实类似“科普手册”，是给执政者所设立的“水火木金土谷”六府之人阅读的。这种“科普”在当时很先进，但在今天，则早已经成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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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技部也不是要求公民知道这些常识。第9个基准点讲得很清楚，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才是公民必须知晓的科学素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种“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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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是邹衍，但邹衍自己是不相信这套学说的，他只是拿“阴阳五行”作幌子，来忽悠君王，变相推销自己“仁义节俭”的政治理念
. e' j2 |& e. f6 t+ w9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是不言阴阳五行的。真正把阴阳五行糅合在一起上升至“哲学思想观念”的人物，是稍晚于孟子的邹衍。邹衍虽可算阴阳五行学说的开山鼻祖，但他自己，其实是不信这套东西的。
/ @( Z( z+ T" C: c; O' _这一点，《史记》当中讲得特别清楚。《孟子荀卿列传》里说：邹衍认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所以呢，目睹君王们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邹衍改变了推销的方式，造出了一套关于阴阳五行的“怪迂之变”——按邹衍的说法，每个政权都会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德对应，得到该德的支持。等到这一德衰弱，就会被“相生”的另一德取代，政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土生木，木生火，所以黄帝那时候是土德；大禹那会儿是木德；……《史记》里说，邹衍把这套东西拼凑出了“十余万言”，体量很能唬人，希望拿它来节制君王们的私心私意。最开始，君王们觉得邹衍懂得推演“天运”，很欢迎他；但不久，发现他是想要节制王权，就对他不感兴趣了。
8 g) f5 p2 h! {& V7 M7 Y, V. \4 J所以呢，史学界评价邹衍和他的“阴阳五行学说”，或说它“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李山），或说“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徐复观）。简言之，“阴阳五行学说”的始祖邹衍，自己并不相信“阴阳五行学说”，只是他实在没有办法让君王们接受“仁义”，才只好出此下策，搞出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君王们。看过邹衍著作的司马迁，也是因为体谅他的这番苦心，才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里，把他列入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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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邹衍这种“阴阳五行”，是当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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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仲舒版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也与科学无关。董的目的是想为儒生争取“天意”的解释权，来约束皇权；结果自己差点把命搭进去
2 _. G1 ~9 e+ B8 w0 S) n- [% D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政治产物，和科学没有半点关系。邹衍之后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同样都是政治产物，和科学没有半点关系。
* ~% I; ]8 U+ F" N7 r z先是秦统一六国，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必然性”，直接把“阴阳五行学说”拿了来做宣传，说什么按照“阴阳五行五德”的轮转，周是火德，秦是水德，所以理该取代周的天下；且把黄河命名为“德水”，来强化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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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汉武帝时，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的故技。先是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将其推上“宇宙终极真理”的高度；然后再鼓吹“天人合一”，以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论”可对应天每一年有366日，人有五脏可对应天有五行，论证出“人身即是一小天地”；由这两项前提，再推论得出：人道运作也必然与天道运作遵循完全相同的“规律”。天道有阴、阳，好比人道有刑、德；天道阳气繁盛阴气肃杀，故人君治国，应采儒家之“德”而非法家之“刑”；天道按“水火金木土”五行运作，相生相克；故人君治国，一举一动，也都在天意的注视之下，有不合天道之处，就会降下相应的五行灾异来警告。董仲舒幻想以抬高皇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饵，来诱使皇权接受“天意”的制约（“天意”的解释权握在儒生手中），其实只是一场春梦。汉武帝爽快地拿走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却拒绝把“天意”的解释权交给儒生——试图解释“天意”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了死牢，赦出之后“不敢复言灾异”。
4 n# e9 h1 f+ ?( U& A9 x那么，问题来了：董仲舒这种“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是当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吗？
0 {' B! k* E, G1 d! |6 B3、光武帝版的“阴阳五行”学说，被阉割成了对现实政治毫无批判力的“谶纬之学”，更是毫无价值的糟粕
, i; y5 d% ?8 r h7 B董仲舒选择了闭嘴，但武帝暴政数十年，搞到天下户口减半人吃人的程度，反倒刺激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在民间的传播。很多人拿这套理论，来攻击汉帝国的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说什么按照“五行生克”，汉朝的“火德”天命已终，应该禅让给“土德”。为应付舆论，汉哀帝只好举行仪式，宣布自己不再是“火德”支持下的“汉朝皇帝”，而是承受了“土德”天命的“陈圣刘太平皇帝”。后来王莽取代汉朝，也说自己是“土德”，用“阴阳五行”之说来粉饰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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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复兴汉室后，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把董仲舒所创造的这一套“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阉割成了用儒家经典来算命卜卦的“谶纬之学”。公元56年，光武帝下诏，由官方颁布图谶；所有谶言，只能出自官方图谶；所有谶言的解释权，也全都收归官方；严禁民间私造谶纬。如果说“阴阳五行”还有那么一点点政治理想的话，那么，谶纬学完全只是怪力乱神，在思想上对皇权起不再有任何批判性。终东汉一朝，政府一直致力诱导知识分子学习谶纬学。只有搞谶纬，才能得到朝廷青睐，才能有学生门客追捧。当然，谶纬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诱发权臣们的野心，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有天命做皇帝，所以从曹魏到隋，朝廷又转而开始严禁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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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光武帝的谶纬学，这种阉割版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 是当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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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梁启超就曾撰文厘定阴阳五行的历史源流，批评其对中国文化造成了莫大伤害
作为政治理论的“阴阳五行”被皇权消灭，惟在中医典籍里存身
+ W; m* J1 I' t& w# Y, {4、《黄帝内经》版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照搬董仲舒等人的政治理论，鼓吹“圣人治病”，酿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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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本是出于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被皇权阉割摧毁后，就只好在中医里存身了。最早把董仲舒等人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照搬过去的中医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很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
8 x% Y, a8 F3 S* I这种照搬，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场大灾难。本来，董仲舒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更不是什么医学家。但是呢，他为了证成自己的政治理念，却不惮于用“阴阳五行”大讲特讲“天人合一”。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这些东西，显然是牵强附会，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单就关节而言，董仲舒就没有把数目数对；有些“国学家”把关节替换成骨头，也还是凑不足366块。
4 d$ a# [6 h0 N2 ]《黄帝内经》大量照抄了这些说法（如《灵枢·邪客》一节）。因为其“医学理论”抄袭自政治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书中一再不厌其烦地称赞“圣人之治病”，是如何如何懂得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比如，被春天的东风吹伤了，那一定是“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肾”……这当然，完全是扯淡。《黄帝内经》所开启的中医“圣人治病”的传统，究竟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迄今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检讨。时至今日，《黄帝内经》仍在以权威典籍的身份频频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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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又来了：《黄帝内经》中牵强附会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 是当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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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在今天最大的存身之处，乃是中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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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 t! ]/ ~2 l$ U5 N, s& t3 \参考资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五行志》；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收录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三联书店，2001；章启群，《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华书局，2008；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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