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中医的俞天任说：为什么说中医还不行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12-4 19:30 编辑

曹东义编者按：转发俞天任先生的这篇文章，尽管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的不理解，依然是余云岫“废医存药”、“方舟子”的“废医验药”老论调的翻版，没什么新东西。但是，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其错误，不是歪曲作者的原意，我还是全文转帖了俞先生的全文。
在第二楼，我会转帖一些专门批驳这些论调、错误言论的专著《挺起中医脊梁——“废医验药”危害中医》一书的部分内容，供广大网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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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为什么说中医还不行原创 2017-12-02 俞天任大家

著名科学期刊《自然》的官方网站在前天，11月29日刊发了一篇题为《虽然存在有关安全的疑问，中国还是准备降低对传统药物的规定》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在10月份发文通知，从2018年初开始，中国国内的传统中药将不再需要通过成本高周期长的人体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的临床试验，生产厂家只需按照中药经典药方生产就可以了，而这份“中药经典药方”的清单则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同拟订。有些文章中有说“只需要提供临床试验之前基于动物或体细胞的药理与药物毒性研究即可”的，但这句话并不见于《自然》网站所发表的原文。

本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中医药专业毕业生就已经可以无需通过国家医学考试而执业，像传统的学徒那样。甚至中医诊所的开业都无需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只需报备即可。

这是医疗事业从未有过的巨大改革，是一次改天换地的大跃进。完全可以相信，经过这次医学大跃进，我国各地的“医疗资源不足”的现象将得到彻底的前所未有的改变，各种中药、中药制剂以及中医诊所可能会像雨后春笋那样大批涌现。但是这种大量出现的中药制剂和中医诊所所改变的“医疗资源不足”是不是好现象很可疑，因为这些中药制剂和中医诊所能否称作“医疗资源”还不一定。

“中医中药”经常被一起提起，但中医和中药（包括一些传统医疗手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中医理论”源起于当时还没有物理、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原始人类对于疾病以及发病原理的茫然猜测，结果用一种混沌，充满迷信观念的阴阳五行理论来含糊不明地解释疾病和发病原理，这种理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进步和进化，到现在还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形状。

传统的中医理论甚至连病名的分类都无法进行，只有从直观认识而来的“症”的概念，至于“症”从何来则使用万能武器的“正邪理论”来解释。实际上中医理论中的“邪”，无非就是“疾病”，说穿了中医理论是一种以结果来解释起源的原始思维方式，已经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如果说原始人类在没有科学知识的时候做出这种猜测还是可以理解的话，现代人依然拘泥于这种“理论”就完全是一种反智的行为了。中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存在的价值，也值得花一点力气保存，但是如果用来治病救人则是万万不可行的。

一般都用“西医”作为“中医”的对立面，这种分类方法并不一定合适，如果“西医”是指“西方医学”的话，那么原来的原始西医和中医也区别不大，理论中充满了不确定的猜测和毫无理由的臆断。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在西方诞生了现在被我们称为“西医”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

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人们能确定疾病的病因从而找到治疗原来是无法治疗的疾病的方法，能够征服越来越多的疾病，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

举例来说，“心肌梗塞”是一种现在很常见的成人病，现代医学科学已经确认了这种集遗传和生活习惯于一体的疾病的病因。这种病在生活水平普遍很低的过去并不为人所重视，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疾病对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据统计2015年全世界有1590万人罹患心肌梗塞。

在过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种疾病都是束手无策的，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医学科学开发出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CABG）技术，也就是冠脉搭桥手术，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但是搭桥手术之后的生存率还取决于各种因素，手术本身对患者的年龄也有要求，而且手术难度也很大。于是在1977年左右现代医学科学又开发出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方法，也就是常说的“装支架”，简单有效而且成本很低，以至于现在这种手术几乎都到了“滥用”的地步，心肌梗塞病人只要病情发现及时，一般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现在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技术，希望这项技术能带来彻底治愈心血管疾病的方法。

而在这段时间，中医并没有一点进步，依然没有拿出可行的治疗方法。虽然经常能看到各种论述中医治疗心梗的文章，但是即便是中医本人在罹患心梗时也肯定寻求西医的帮助而绝不会去服用那些文章里所说的中药，然而西医如果生病，除了已经被宣告不治之外不会去寻求中医，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找中医的人要么没病，要么没治”的说法虽然尖刻了一些，但也反映了现实。

大家都知道，单纯按照中医理论是无法进行诊断的，因为中医理论就没有“疾病”的概念，现在所有的病名的定义和诊断标准都来自现代医学理论，离开了现代医学，离开了各种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中医们就连病人的病名都无法确认，更不要说治疗了。谁能保证免除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只靠古老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出来的中医从业者能够看懂现代医学的各种化验结果和报告呢？谁能保证他们能够确认疾病呢？在无法确认疾病的时候如何检验他们的治疗结果，万一发生医疗事故又如何进行追查和处理呢？

医疗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理学、解剖学以及工程技术的进步基础上的，而阴阳五行理论支持的中医从理论上就是无法进步的，中医先天性地决定了它无法得到科学和技术的支持。

但中药以及传统疗法和中医不同，中药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和疾病搏斗的经验记录，里面有非常多有效的验方和方法，就好象文明的发展程度较低的南美印第安人也可以发现金鸡纳树皮可以治疗疟疾一样，中药和中医没有关系。

可以说中药是宝库，但这个宝库中的记录必须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鉴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确定其有效成分和治疗机理，确立对于其有效成分能够稳定地萃取的方法，就像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出对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有效的青蒿素一样。依靠中医是找不到青蒿素的，中药起码还知道青蒿。

中药中药物和验方的有效成分、安全剂量以及副作用的确认，离开了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进行的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是绝对不行的，哪怕是“千百年来”一直在被使用的药方也不行。而且对于这些“经典药方”的认定决不能依据权力由政府机关进行，只能在经过了科学的严格检测之后才能认定。除了确认有效成分和治疗机理以提高治疗效率之外，确认并驱除有害成分以及确认副作用也是科学检测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一直在被使用”不能成为御免的理由。

人类这几十年来在科技上的发展已经使得“千百年来”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一直在影响着人类健康的相当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已经被减到了最低。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在大多数地区都得到了超过20岁的增长，从原来的50岁前后增长到了70岁以上。

所以不少中药验方中的副作用在现在暴露得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副作用在原来被其他有害健康的原因掩盖了起来。像前段时间由台湾和新加坡的医师提出来的马兜铃酸会造成泌尿系统癌变和肾伤害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可能确实已经使用了上千年，而且其中有些中药也确实能够治病，但在过去可能还轮不到马兜铃酸来危害人类的健康，在它起副作用之前有更多的有害因素已经起了作用，而且即便是马兜铃酸在起作用也没有为人所认识。

但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医学科技水平能够定位到马兜铃酸引起的健康危害，而且因为其他因素对健康的危害已经大为减少而使得这种危害更为凸显了出来。完全可以想象，还有其他很多这种潜在的，原来没有被认识到，有可能危害而且严重危害人体的物质存在于“千百年来一直在使用”的中药之中。要找出并消除这些有害成分，除了花费时间、精力和投资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任何大跃进的方法都是非常危险的。

有关部门希望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的动机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些问题绝不是靠大跃进，靠降低门槛就能解决的。大跃进只会促生当初想象不到的后果，降低标准只会产生大量只顾骗钱的庸医和假药。有一种“三拍”的说法，“脑子一拍，‘有了’；胸口一拍，‘看我的’；最后是大腿一拍，‘糟了’”，这种例子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与其以后再花大力气修补后果，还不如在决定之前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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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z, c% l* ]: \. i
王芬
% z F" w* ~9 v* i: o6 F" J5 J) h; ?中医不能包治百病，但也确实能治愈某些病症！不要妖魔化地否定中医！中医中药需要大家客观评价、理性支持！
) {+ ^+ J- V; p+ v/ ~8 L
1 F+ {6 Y* ?$ ^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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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4 Z4 T! s: f/ mDoctor Hu
3 F3 c1 K0 K: ]# n医学是一个高技术门槛,低社会门槛的行当，无论中医或西医，这往往决定了专业从医者说话的严谨性以及媒体人发声的随意性。姑且不论作者立论是否正确，其立论依据很难充分，以阴阳五行作为评判中医的标准是典型的一偏之见，实际临床还是看疗效P: 一位曾经沉迷西医后来转投中医的郎中) y' f5 L5 l v5 R& R* [- m% _% k

, r4 p; N- W& P! ?) r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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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Q* n" H& P/ [+ k
三洞桥人
% Z7 S, z! h% [$ f, `7 |7 \中医和中药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没有中医的中药，和没有中药的中医，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医药诞生于中国，服务于世界，千百年来，无数人受惠于中医药，转危为安，起死回生。中医药的作用举世公认，亟待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扬光大。中医药的望闻问切，八纲辩证，君臣佐使，等等理论和实践，到今天仍有实际意义。
$ c/ ?6 d( K6 \+ U) }/ H1 Z- A
0 ?! J. i* @/ F: _2 @# t
2天前
178
) V* a5 P) \2 H) [6 ~
东方天天; @' r- G5 z: z6 F
打Call!大家风范，有理有节- ]5 [+ k- m9 k/ O. |

" J9 V$ ^4 b- L$ y5 f# _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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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P: [5 X4 E0 d( e0 t# e% ?小元$ A" g" x' W) C9 D, q! V' G6 J
中药对病人有个最大的好处:安慰心理得到了满足。$ t9 m# Y$ ?) U. k, V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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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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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0 h3 Z* K/ \
张瑞
/ ]7 t+ w0 S0 ]/ ?$ c3 @* B国际社会巴不得你废除中医，好让所有宝库他们随便用' j" S3 m/ y! o
- ], g! F* X. K1 f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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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L8 y& [) d* X2 w8 D- J热血老兵
1 G/ ~6 I) B% y5 E/ J; \2 Y我估计，您老会收到一火车的板砖半截砖加鼻涕加口水……不过我觉得有道理，中医，怎么说呢？常被说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可是，它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糟粕……还夹杂着很多迷信……4 i' P8 I3 M; Z: ?

: U1 A( v& Z& d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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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 x y( K E7 k6 j5 d
陈尚诚
" ]8 J# ^4 ?& T非常中肯，从来不排除草药含有治病的化学成份，但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双盲试验。草药的治疗作用与中医理论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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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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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少放盐
6 ?& i' b# A/ A' s1 o我不学医也不懂医，听过一次人体五行的课后就对中医怀疑了，当时把讲师问尴尬了，肾为什么主水？黑色食物为什么补肾？红枣为什么补血？西红柿也是红色为什么不能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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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 p% ~- U- C% S* S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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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p& g6 j& i
如果，会有如果
1 G, k$ h: G6 ^認為中醫養生之理還是不錯的，如果說西醫是有病才去治，中醫就是從病的源頭進行防治，中國古人本就有未雨綢繆的想法，因此我自認為中醫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如果人人都學一些中醫養生，醫院會少很多人。中西醫各有長短，何必一較高下呢？
* i+ Z) T: o: [& h1 g3 ~, A: t7 a0 }+ p: m. [' C- ]

2天前
97
. K8 Q) F* U. E" Z) ^
深井烧鹅! [" _7 B# K/ q
楼上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别的国家抢中医，抢的也是一种文化，可以用来推销保健品，化妆品，不见得是要用来开堂治病7 W3 X6 f, ^) q* k% x7 y( @( V# H
) o2 |! A2 n/ N+ y' \

2天前
92

& r5 m1 Q( O$ |小河
* B2 I; U: O$ }8 B- V上面的三桥洞人，来来来，说道说道“望闻问切，八纲辩证，君臣佐使”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玄学的东西还能有实际意义？！% X. k( S z5 W) Z3 T

, J* y# U/ M( ~2 a: a3 Y' t
2天前
75

4 Z" T/ `: ~9 M; E% Q刘
9 g4 s2 a% J3 u: Q打call，医学治病人命关天，可半点马虎不得3 |/ \$ {6 h+ z% F4 @

1 w- m2 v( y% u" W% J r
2天前
62
' s7 k9 Y i$ h' a$ |- s
小河$ P5 g8 m# [- K& \: Y# U8 `4 A
青蒿素来源于黄蒿吧。中药终究还是糟粕多于精华，但是相比中医的一无是处，还是有些许可用之处的。
0 t h, s @! W- U' x# _3 e) {6 W4 r8 m' _" S; s' w

2天前
60

! l" L5 B) I- x" M M) nLucky) M- w5 g* Q2 _# Q
说中医养生，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事实上，因为有了宝宝，学习科学育儿和循证医学。正常人没事养啥子生嘛，不乱吃乱喝就是了。全家都这样，目前为止，娃娃和大人都身体棒棒哒，没去过医院8 r0 }) h( `4 W4 N+ o

* X7 W! Z- `5 ^) P% Y% z" b% P8 L2 j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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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W9 A T" s& X* m一缕青烟9 N8 r" ~6 r1 Q( b& C" H
过去在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医和西医在医院里面因为利益纠纷少，所以相安无事，而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医疗市场完全的都被政府推了出去。各个单位自挣自吃，可以不断增加检查的西医医院，西医科室则不断发展壮大，简便易廉的中医和中医疗法则日渐萎缩，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曾经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收费低廉，则逐渐萎缩。国家之所以采用中医备案制度，是有前提的，只限于中药汤剂，针灸，拔罐（不允许注射剂及中药注射剂），这就给中医毕业的学生一个机会，参加规培结束后，可以进行门诊的诊疗，这就是所谓的，给饭碗自己要饭政策。如果中医行之有效，群众喜闻乐见，ok，它将继续存活下去。（病在自己身上，舒不舒服自己也知道。）如果爆发了作者所说的，大量不懂化验单被批庸医，最后难以生存，市场自然也会给予效验。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群众说中医行就行。而不是办公室的某人说。至于刚才所说的化验问题，《误诊学》写的很清楚，现在的误诊率为什么比之前（没有各种大型检查上马），没什么变化？个别年度甚至还超过了。难道各个医院的院长，政策决策者不应该反思下吗？为什么病人多了，检查多了，病人的满意度下来了？群众觉得你医院不行呢？
5 x, w2 m5 I ~0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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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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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
8 m# A) J" W. t, I中医都进课堂了，你说势力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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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 w6 P/ ~% Z6 m' s: r7 f/ [! }
2天前
41

* E. D. }& Z* w4 R% m, s嘉灯4 V$ l3 i3 O9 M
那么为什么还有别的国家申请中医是他们的2 b5 P! }, y0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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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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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7 K9 r4 `2 E+ I. Y陈芝麻4 }7 u8 e3 j5 s0 b, z
有道理的，毕竟现代医学能通过科技手段看到细微的病理变化，宏观和微观都可以，而中医则不容易
8 G5 \. U, I0 C% E# N" d. [1 e( L3 d9 e1 T1 o$ I) k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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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青烟" S9 N3 |3 ^" j6 J& P
倒也是有理有节。我毕业是中西医结合，工作在西医医院，西医科室，作者说的那些情况（肾毒性，心肌梗死）的病例可以说是每天的日常。作者所说的1.中医发展的局限性2.中医诊断的局限性。也是客观事实。但人的立场不同，说的话也不同。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医学毕业的医生如果想进入医院恐怕只有西医院中医科，中医院，而各省中医院因为保留一部分中医的老医生以及有比较好的机制，经过市场市场经济的冲刷都保留的非常好。考个地市级的，中医院，据我所知，几乎是门可罗雀，而县级的中医院那就更不要说了，也是，个别的医院相对好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 B' B% q' Q$ ^
& u4 ?# I6 y( L, C/ n6 v: j( X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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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7 Q; @4 k* n: ]zy4 U/ C, \4 K9 Z. v9 A/ x* W" c- ?
医药行业本就不该政府设置门槛，真正的门槛在于市场机制。哪怕没有了政府监管，也会出现真正有信用权威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来给各个医院或者药厂来评级。而政府的监管不是过头了导致新药或新疗法大幅延缓上市，就是被部分医药公司收买尽不到客观评级或监管。非常赞同中医理论上先天不足这个说法。后天能否看齐西医衍生出来的现代医学，这个仁者见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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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x( [7 k; M+ W& P9 Y% r& p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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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 p) ~- O# ]2 E# Y
良上君子4 m$ k, P, t1 M9 `# C) _
说的好，把我心理的话说出来了，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中医原地踏步，陈陈相因，张口就是黄帝内经，青蒿素是西医。中医要用科学的方法，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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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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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p- O% B/ F$ }# e! c1 G
相顾
# X! c8 M9 p6 ?8 U8 |中医有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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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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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4:22

不能自诩为科学代言人

方舟子首先一口咬定，科学诞生在西方，与中国无缘，中医因此也就不属于科学。他靠着这样的简单推理，不从人类积累知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来看问题，所以就走向了荒谬。他说：“中医是一种文化的东西，但它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因为这是在人类有科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就基本定型的体系。”他认为，中医学无论多么安全有效，肯定不是科学，而只能算一种文化。这种勉强的肯定，包含着坚决的排斥，是十分有害的言论。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是不容隔断的，科学也不是凭空里产生的，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事实，在事实基础上不断思考，不断总结的过程。科学必须以整个人类生产、生活为基础，必须吸纳以往的物质和思想文明成果。
现在，我们说搞科学研究，往往是先由科学家提出学说，或者假说，然后再验证，再进一步推广。也就是学理在前，方法在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许是一样的过程，但是，流传下来的往往只有技术，而没有相应的学说。甚至只有“衣钵”、“法器”，理论原理则需要后人去体会、去悟道。所谓奥妙无穷，言不尽意，心领神会等等，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比如，埃及金字塔留下了许多后人难以破解之谜，它的建筑特点毫无疑问是符合建筑学原理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不是按照建筑学建造的，因为建筑学成熟的时间很晚。古人制酒、制醋、制糖，都符合生物化学原理，或者说成功地运用了生物化学方法，但是，并不是按照生物化学而产生的行业。制盐、冶铁也是这样，先有具体方法而后才有相关学问诞生。四川都江堰的建造，符合流体力学原理，也是流体力学方法在前，而相关学问在后。龙泉、太阿宝剑在前，而冶金锻造学在后。烹饪技术在前，而营养学在后。按照营养学去训练厨师，可能不会产生几大菜系的高级厨师，而可能培养出来一些“化学提取师”。
学有专攻，法不二门。按流体力学原理，建不成金字塔；生物化学方法，也造不出龙泉宝剑；分析化学方法，指导不出中药的组方原则；靶点攻击的受体学说，也难以阐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因为中医追究的是辨证之后的病机，运用的是整体效应治疗，而不是分析化学效应。
西医借助化学、物理学的成就，建立了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超声诊断学、核磁、CT诊断、细菌化疗、肿瘤化疗等等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样，可以无障碍接受，全部同化吸收。而中医学与之学理不同，难以借鉴化学、物理学的成就，也不能建立相应的学科。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随着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自组织理论等新学术体系的建立，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兴起，都在中医学里找了相关的内容，中医学在没有形成这些新学科之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方法。这正好与我们刚刚说过的“古代科技往往先有技术方法，而后建立现代学理”一样，说明中医学符合未来科学的要求，经过转换，可以建立相应的有关学科，从而发展中医学。“远缘杂交”正是建立新兴学科的重要条件。
方舟子说：“人们有选择使用自己相信的医术的权利。由于目前中医还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可以对现代医学技术有所补充，试图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取消中医，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学术界、科普界人士应该做的，是加强科普，让公众掌握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提高辨别医疗保健真假的能力。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应该做的，则是加强对中医药的管理，加强对中医药安全性的研究和监控，同时应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那些试图证明中医基础理论的物质基础的科研项目。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类中医基础研究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科研成果的，只是在浪费科研经费。有关中医研究的科研经费应该用于检验中医具体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如果是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从人文的角度研究中医理论体系，我完全赞成。”
方舟子以为自己是懂得科学的，其实与科学巨匠相比，他只是一个“科学小矮人”；与未来科学相比，他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假如他以如此浅薄的知识为凭据，让人们远离中医药，那他就不仅仅是知识浅薄的问题了，而是“空谈误国”的问题。因此，他远离中医，不信任中医，我们管不着；但是，他还要代表科学，向群众宣传中医不科学、不可信，动摇中医生存的群众基础，破坏中医生存所依赖的市场，让中医自己走向灭亡，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
方舟子断言：“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医的衰落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特有的、非科学的医术。在医学科学诞生之后，各个民族的医术都无法避免走向衰落的命运。它们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们之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或即将被医学科学所吸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医术就会是例外。医学科学早就进入中国并牢固地确立了起来。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更好的医学，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一个古代医术体系恋恋不舍。”
经过这些“理论铺垫”，方舟子逐渐走上了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的不归路。他要替天行道，要为“科学大帝”清君侧了。
与方舟子志同道合的张功耀，更是直接以科学代言人的身份站出来，大声疾呼：“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在2006年，他从网络到公开媒体上，不断兜售《告别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让人们联想起教堂里神父们经常 “以圣灵圣父的名义”来说话，方舟子、张功耀有什么资格可以代表科学说话？有授权吗？科学是一个多么广大的体系啊，他们怎么能代表得起？他们精通所有的科学分科之学？是这些学科的带头人？有权代表科学说话？他们能代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能代表过去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未来的科学？谁能相信！代表不了，强行“代表”，那就是冒用“科学”的旗号，把科学当大棍子使用，这是亵渎科学！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更是荒唐。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总合，包括巫术与宗教，都是文化的体现。古代之巫与现代之巫相比较，就有原始与进步的差异；宗教也是发展的、变化“进步”的。张功耀可以代表进步的巫术与宗教，来批判中医吗？他经常说中医不进步，其实，他最不进步，他站在21世纪现实的讲台上，仍然重复着70年之前有些人的过激语言，甚至连腔调也没有变化。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他仍然像100年之前一样，念念不忘改造中华文化，说什么要取消阴历、取消孙子兵法、中国古代无科学、李约瑟的难题根本不存在、要愚公移山、开启民智，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话如果讲给西太后听，也许会很新鲜，现在仍然以此为“卖点”，已经错过了100年。
还有一个自称能代表科学来反对中医的人，不但比他们两个人的资格老，而且还号称是无所不知的“万能院士”。网络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丁肇中的不知道，与何某某的无所不知”。文章说，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回答许多专业之外的问题时，甚至是关于物理学的某些问题，经常谦虚地说“不知道”，而“万能院士”等人，对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医学，经常拿着“伪科学”的大帽子、大棍子进行攻击。他们往往说“我依靠科学原理，不用了解中医的理论，就知道中医属于伪科学。”真是一个自诩“只有你问不到，没有我不知道”的“科学狂人”。
在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伴生了三类社会现象，正在损害科学的清誉。一类社会现象是产生了不少“科学傻子”，只要一听到“科学”两个字，听到某人说某某是科学的，就顶礼膜拜，根本不问所以然，这是科学的悲哀，因为他们是把科学作为宗教来崇拜的。把科学当作神，推倒玉皇大帝，另立起一个“科学大帝”，仍然是愚昧的表现。还有就是借科学名义行骗的“科学骗子”，借科学名义打击异己的“科学棍子”，都在危害科学的清誉。
2007年爆发的“茶水发炎事件”很有典型意义，值得人们反思。
2007年3月19日，中新网杭州刊发一则记者柴燕菲、特约记者郑瑜、李京报道的消息《用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化验出“发炎”》。记者们说，随着人们健康知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患者对医院、医务人员的期望值不断增高，而现代医学的局限以及一些医务人员的不负责任，使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针对医院前来投诉的人很多：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看了个小病花了两千多元，病历和药物的明细单都没有；一个医院口腔门诊部花四千块钱给患者装的烤瓷牙居然是个合金的假货；明明是一般的主治医师却偏偏说成是北京大医院来的教授、专家。因此，他们突发奇想，要亲自试验一下医院的诚信度。
本网记者和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新闻007》记者一起暗访了某些医院。仅仅化验一项得出的结论就让人“不寒而栗”。是什么让记者们“不寒而栗呢？原来，他们用一只崭新的玻璃杯泡了绿茶，并将茶水当做尿液的样本送检。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杭州萧山区萧绍路1541号的萧山钱江医院。值班的蔡医生在问了记者的大致情况后，叫记者先去做个小便化验。记者把事先准备好的茶水倒进盛放尿液样本的量杯，然后送进了化验室。不到5分钟，化验结果就出来了。上面的数值显示：包括胆红素在内的三个指标超标。蔡医生看了化验单一眼后表：，“从化验单显示的：‘白血球，1到3个’说明有炎症，可能是尿道炎，必须先配点药回去吃，不好的话马上再来。”蔡医生给记者开了三盒消炎药，两盒甲讽霉素胶囊，一盒阿奇霉素片，包括药费和检查费，记者一共花了两百二十多元。记者的科学素养使他们觉得这可能是这家医院的偶然失误，因此，他们就又到了位于杭州萧山区萧绍路608号的萧山华东医院。化验员拿到记者的茶水样本后，把它送进了检验机，几分钟后，报告单出来了，胆红素一个加号。“胆红素什么意思？”记者问到。值班医生告诉记者：“胆红素一个加号问题不大，不象白细胞，有白细胞可就问题大了”。当记者问可不可以不配药，这位医生没有回答，只是说最好做进一步检查。
记者们不敢大意，又来到第三家医院，这是位于杭州学士路一号的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当听说记者小便时有点痛，这位医生让记者先做个小便化验，记者把事先准备好的茶叶水送进了化验室。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白细胞2个加号，显微镜还检测2到3个白细胞。“有炎症了，尿路感染，挂盐水效果好。”医生让记者不要紧张，并给记者开了3天的盐水消炎，花费了近400元钱。
茶叶水难道真的会发炎？大医院难道也会搞错？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又在这家医院用同样的茶叶水作了第二次检测。化验单上显示，仪器检测白细胞一个加号，人工显微镜检测白细胞1到3个加号。在2天的时间里，记者跑了10家医院，其中4家是民营医院，6家公立医院，6家公立医院里有4家是省级医院，都是用同一杯茶叶水作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是：2家民营医院和2家省级医院茶叶水中没有被检出白细胞，另外6家医院不同程度的被检测出了白细胞和红细胞，其中2家医院的化验单上显示，用显微镜也能看到白细胞，5家医院给记者配了消炎药，总计药费1300元左右。
他们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生化专家和主管化验师，他们都肯定茶水中不可能有红、白细胞的存在，那么记者去医院检测出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检验仪器出了问题还是化验师的检验水平有问题？难道是一些化验员在有意篡改化验数据？这个问题在网上披露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2007年4月8日，生命科学类专业网站———丁香园网站公布一份报告，称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全国92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自发参加了模拟“茶水尿常规”检测，回收有效报告单136份，其中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为127份，占总数的93.4%；未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为9份，占总数的6.6%。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主任康熙雄介绍说，浙江的报道发表后，引起医疗界广泛关注。一些医生在丁香园网站论坛展开讨论，并参照报道，自发形成了一个模拟“茶水尿常规”检测方案：用一只100毫升的崭新玻璃杯，取5至10克绿茶泡成茶水，并对茶水进行尿常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反应居多，回收的136份有效报告单中，127份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57份报告单检出“胆红素”，42份报告单检出“白细胞”，28份报告单检出“红细胞”。
人们经过认真细致地反复验证，终于揭开了一个“科学障眼法”制造的“茶水发炎事件”的真相，如果见了科学仪器报告的结果就作为证据，就“铁证如山”地断定患者的病情，有的时候就会被“科学愚弄”。人们不能一听科学仪器，就顶礼膜拜，甘心做“科学傻子”。
同样损害科学清誉，与科学傻子一同出现的，就是“科学骗子”。2008年的“三鹿牛奶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安徽阜阳“大头娃娃”是喝了不含蛋白质的牛奶造成的，国家就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检测奶粉的含蛋量。可是含蛋量检测的科学方法，让科学骗子利用了，害了不少儿童，也打垮了一家民族明星企业。
2008年9月国家查出三鹿集团和其他20多家企业，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之中混入三聚氰胺，使儿童赖以生存的牛奶变成了“毒牛奶”，让很多儿童发生肾结石和肾损害。人们普遍谴责刻意掺杂使假的犯罪分子，然而对于科学技术在整个事件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我们习惯了“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说法，对于科学技术被不怀好意的“科学骗子”所利用，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
“科学骗子”为何要在牛奶之中，添加三聚氰胺呢？原来是为了把原奶加水，把稀释之后蛋白含量不足的问题遮盖过去，而掺杂使假，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欺骗群众，长期食用这样的奶粉，不仅会损害肾脏，也可以造成“大头娃娃”。
食品的营养价值，主要由其中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来决定。由于直接测量食物之中的蛋白质含量很困难，因此，人们普遍采用“凯氏定氮法”来进行检验，也就是通过测“含氮量”来估算蛋白质含量。这也是还原论指导下的“科学方法”，用其中的关键因素代表整体，而不是真正的整体检验。由此，就像“茶水发炎事件”那样，龙井茶水竟然被几十家三甲等医院的化验室，煞有介事地检查出来“泌尿系炎症”；有的竟然据此报告单，开出来几千元的药费。
这是“科学的障眼法”在捉弄人们，以分析还原的方法说明整体状况，往往就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蛋白质主要由氨基酸组成，其含氮量一般不超过30%，而三聚氰胺的分子式含氮量为66％左右。因此，添加三聚氰胺会使得食品的蛋白质测试含量偏高，从而使劣质食品通过食品检验机构的测试。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测试蛋白质含量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由于食品和饲料工业蛋白质含量测试方法的缺陷，三聚氰胺也常被不法商人用作食品添加剂，以提升食品检测中的蛋白质含量指标，因此三聚氰胺也被人称为“蛋白精”。
三聚氰胺是李比希于1834年合成的化工产品，现在常用尿素作原料进行人工合成。它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可以作阻燃剂、减水剂、甲醛清洁剂等。它的树脂硬度比脲醛树脂高，不易燃，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光泽度和机械强度，广泛运用于木材、塑料、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气、医药等行业，而不能用于食品之中。
尽管“科学骗子”明知三聚氰胺不能用于食品之中，然而利益的驱使让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儿童没有母乳，或者母乳不足，需要添加牛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了，不成想他们柔弱身体赖以生存的“婴幼儿配方奶”里竟然暗藏杀手。
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进入胃肠道之中，遇强酸或强碱水溶液水解，胺基逐步被羟基取代，首先生成三聚氰酸二酰胺，进一步水解生成三聚氰酸一酰胺，最后生成三聚氰酸，成了毒害肾脏的物质。动物长期摄入三聚氰胺会造成生殖、泌尿系统的损害，膀胱、肾部结石，并可进一步诱发膀胱癌。
目前已经知道，转基因大豆之中，缺乏对人体有益的大豆异黄酮；各种蔬菜、水果之中，常见农药、生长素、化肥超标的报道；不少肉制品之中，瘦肉精、激素含量也时常见到“超标”的现象；毒大米、增白馒头也被媒体多次披露。这种以“高科技”造假的“科学骗子”，正在威胁人民大众的饮食安全问题，应对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食品的不安全，环境灾难，往往都是科学骗子打着“科技产品”惹得祸。
我们应该打击的是那些利用科学名义行骗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把科学本身一同株连进去。方舟子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以中医的名义行骗的行为都归到受害者中医身上，借机把整个中医界称做骗子。
古人所赖以生存的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安静的环境，正远离我们而去。如果不用中医学所总结的养生之道善待生命，而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那么我们要应对的事情，无论是突发的，还是逐渐积累的，就会越来越多。

不要以“伪科学”清君侧
方舟子在2006年10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文章说“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如果用科学哲学中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对中医进行一番分析，我想不难认定中医不是科学。我不想在此做这种枯燥的‘科学是什么’的理论分析，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我们认为，中医是保障人们健康、诊治疾病的行业，它是否属于科学其实并不很重要，因为科学是是什么本身还没有搞清楚，有广义狭义的区别，有简单与复杂性的不同，有现在与未来的差异。一般说来，科学是研究为什么的，很多“为什么”的解释，也就是科学道理，经常处于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变化之中。医学的根本目的是安全有效地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持健康体魄，这些问题中医学在历史上有了很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有很多经验教训。
中医学的安全有效性，就像中华饮食的不同烹饪方法，追求的是色香味，当然“冒死吃河豚”是有危险的。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早就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之前，古人利用微生物原理酿造出了白酒，但是并不主张酗酒，也对化学制剂的醋和糖，有过很多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为什么鲁菜要这样配，粤菜要那样的火候？为什么一样材料，搭配却不一样？什么温度、多长时间的加工方式？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并没有“科学”地研究含有多少维生素，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不是鲁菜、粤菜师傅要解决的问题。假如，有所谓“科学”营养学家，以科学为招牌，非要鲁菜、粤菜的师傅们拿出“科学数据”来，加以说明、证明自己的做法“最科学”，才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说他们这样做了食物出售，就是“有意无意”地坑骗顾客。然后，再煞有介事地拿着科学仪器进行化验，说其中的某一成分是致癌的，某一成分是可以引起肾损害的，某一成分是对肝脏不利的！然后，“以科学的名义”宣布：“你们不去除这些成分就是伪科学、危害科学、危害大众生命健康！”
面对这样的“科学”营养师的指责，大家是否都去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去药房里吃西药片？因为，据说他们的做法“最规范”、“最标准”，也“最科学”，或者如某些人宣扬的“最符合科学”。难道我们的生活果真要进入“纯净化学药片”充饥的时代了吗？
如果我们的鲁菜、粤菜的师傅们说，尽管我们说不出你要的大道理，但是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反复试验、反复验证过的，我们的祖先都说这样做好吃、好看、有营养。难道这就是“不科学”的行为，或者是宣扬“伪科学”？因为饮食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科学”难道不管这样的大事？
方舟子说：“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现代医学的学生除非是本人对医学史感兴趣，否则没有人会去研读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苏里、哈维等等历代医学大家的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行医。现代医学的论文也没有人会把前贤语录当论据，靠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所以，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方舟子说的不错，西医的许多经典都过时了，没有人再感兴趣了，用这些经典指导临床就会出笑话，所以不会有西医学生去问津了。但是，西医学的基本方法没有变，无论什么时候也必须学盖伦创立的解剖学，必须在解剖的基础上研究功能。盖伦命名的骨头，方舟子改不了，“后方舟子”也改不了。哈维说的循环，伽利略的显微镜，威尔啸的细胞学说，霍夫曼的细菌理论，那一个西医也必须学，不学习这些知识就成不了西医。科学创新是有基础的，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当然，中医学对于前人知识的依赖更大，这就像一颗大树、一条河流一样，不能断绝本源。
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这是由于这些中医经典具有很高的普适性，运用这些经典，就能解决临床问题，就可以在西医没有治疗办法的时候，找到办法，甚至解决西医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SARS的“疑似”阶段，临床上没有找到病灶、病菌，没有药敏试验证据的时候，进行西医药的攻击治疗，就是盲目的“以药试病”，因为目标不明确，可攻击的靶点不清楚，所以是“不科学”的做法，尽管临床上这种“不科学”的做法很普遍。中医则不然，中医治疗依据的是“病人的反应性”，也就是方舟子看不明白的“证候”，他坚决不承认的“辨证论治”。方舟子以为，只要你们中医说不出什么是“证候的物质基础”，你们就不能使用证候的概念，否则就是虚无缥缈的玄学，就是不科学。
方舟子说：“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虽然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融入了东西方各国科学家的贡献。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在方舟子的潜意识里，中医只在中国生存着，只要一出国界，就找不到中医了；说中医的学术语言，外国人也不懂，外国人永远理解不了中医理论。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医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走出了国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针灸、针刺麻醉就掀起了一股中医热。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国外学习中医的留学生，是非常之多的，遍及一百多个国家，中医的诊所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很多出国的西医，往往那要先学习一些针灸之类的中医知识，以便交流或者有利于在国外谋生。那些只懂西医知识，看不起中医学问的西医，在国外大受其苦，完全不被当作一个医生看待，远没有中医医生那样可以“落地生根”，一展宏图，尽早过上好生活。近些年在美国申请考针灸执照的许多考生里，绝大多数是美国白人，而不是华裔中国人。
方舟子说：“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生物学又建立在物理、化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方舟子这个批评也没有说对。
中医学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绝对不是无缘的，更不是互相冲突、对抗的。中医的针灸所用的材料是金属，扎针要靠物理学的力来推动，针刺的部位要避免重要解剖脏器；中医所用的中药，经过煎煮，会分解出许多化学成分；不加煎煮，经过萃取，或者酒精提取，也可以找到许多化学成分，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往往让化学家们十分头痛，不知道为什么中药的化学成分这么多，更无法一个一个地控制其含量，调节其比例，更无法预测各个化学成分之间，会在煎煮的时候相互作用，会产生多少新物质？显然，不是中医不需要物理化学，而是现在的物理化学太幼稚，根本无法解释中医的所以然。
难道因为你方舟子看不懂魔术，就要判魔术师“无中生有”？变魔术的人、学魔术的人都属于“伪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方舟子也未必看得懂，爱因斯坦在方舟子对面坐着，也极有可能会被当作“伪科学家”。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经验积累的结晶。虽然经验有时候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历史是否悠久也与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无关。有的科学学科（例如现代医学）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有的非科学学科（例如算命、巫术、星相）的历史甚至比中医更悠久。事实上，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中医之所以相信虎骨、虎鞭、熊胆、犀角是良药，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所谓取象比类，类似感应巫术。水蛭会吸血，中医就让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够活血化瘀，蚯蚓（地龙）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中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以生物的习性附会其死物的药效，这显然不是经验结晶，而是变相的感应巫术。”
科学不等于经验，但是科学绝不排斥经验，把经验与科学对立起来很危险。朱良春先生说：“所谓经验，就是把别人说的东西，拿来经过自己验证，是有效的，然后变成自己的认识，这才是经验。经验也就是经过验证的知识。”中医的很多经验，就是这样形成的，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有什么不好呢？而很多据说是很科学的药品，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有的要了患者的性命，这值得自豪吗?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介绍说，敌敌畏的发明，曾经获了诺贝尔奖，但是日后发现这个“科学成果”，严重地危害生态环境，所以虽然全球严令禁止再生产敌敌畏，但是被破坏的生态何时得以恢复，还是难以预料的。《本草纲目》所说的方法固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既不会给患者造成医源性疾病，也有利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念，有利于自组织能力的恢复。中医使用虎骨、熊胆、犀角，绝对不像方舟子所说的是为了强壮、凶猛，更不是出于“巫术”的猜测，而是有大量临床依据的用药经验。当然，这些强壮、勇猛的动物，因为机械文明、批量掠夺的原因，迅速减少数量，甚至逐渐接近灭绝的危险，需要人们保护。中医药界完全遵循这一宗旨，积极寻找替代品，培养家养、驯养动物，以便治病救人，这就是与时俱进。靠水蛭（蚂蝗）吸血，曾经盛行于西方，西医比中医用得多，曾经是四体液学说治疗疾病的支柱疗法，中医现在还在使用这些动物药，完全是基于临床需要，而不是什么“巫术感应”，只不过在方舟子看来中医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归为巫术之中。
方舟子说：“没有科学的指导，宝贵的经验也很容易走偏。以抗疟良药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是受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验方的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显然是一个验方，与中医的辨证论治、复方配伍的理论无关。后来的中医医书例如《本草纲目》虽然都有青蒿可截疟的记载，但是现代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那种芳香可食用的青蒿（香蒿）并不能治疟疾，青蒿素是从中医并不认为能截疟、辛臭不可食用的另一种植物臭蒿（黄花蒿）提取出来的。我们只能推测葛洪说的青蒿指的是臭蒿，被后来的中医家搞混了，所以现在往往就把臭蒿改叫青蒿了。”
方舟子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中医的独特贡献，在他的眼里不仅无功，反而有过，他经常这样看问题，也经常用这样的观点评论中医。谁说过黄花蒿是臭蒿，不可用呢？黄花蒿的叶不是青的吗？葛洪的记载，中医一直在用，而且“绞取汁”的煎服法也必须遵循，才可以“效专力宏”，单方一味而有效。否则入了煎剂，单靠青蒿就不灵了，必须多种中药配伍起来，而且治疗的机理，也从专门抑制疟原虫，改变为针对机体反应性。中医针灸可以截虐，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曾经大显神威，临床上也屡有报道，但其机理绝对不是用针灸刺杀疟原虫。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效。但是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中国人大约在明朝的时候已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这应该是一种经验结晶，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医却把天花当成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甚至在更安全、更有效的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在今天看来这种与有效的经验相结合的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何况，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中医的疗效，是因为相信自己曾经被中医治好过，而中医家也在医案中津津乐道如何巧治某个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不幸的是，患者的证言和医生的‘医案’并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疗效的证据。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受到心理暗示时更是如此，患者的痊愈不一定是所接受的治疗导致的，因此某个患者被某个中医用某种疗法治好了病，并不能做为该中医医术高明、该疗法确实有效的证明。一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必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的。现代医学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确立了这个原则，古人迷信名医医案本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一些‘中医泰斗’仍然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标准，碰巧‘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就大肆吹嘘，没治好的病例则只字不提，连把自己的亲人治死了也不知反省，这和江湖医生有什么区别？”
我们奇怪的是，中医所有的好东西，到了方舟子的嘴里，都变了味儿，都成了可以毒死人的毒药，或者属于“可笑”的奇谈怪论。中医发明的人痘疫苗技术，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经过千百年的临床实践探索才发明出来的。在西方医学的思想体系里，很难会产生这样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信奉的是隔离，是杜绝病人与健康人的直接接触，所以也就不可能把病人的疮痂，接种到健康人的身体上。所以这样的原始创新，一定会被“以毒攻毒”、“化毒为药”的中医创造出来，而不可能首先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可以参见笔者主编的《热病新论》，这本书2008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医学的“原始创新”，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其功甚伟”不容抹杀。
中医治疗向来依靠心理作用，讲求医患和谐、密切配合，而且是“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中医决不把病人当作化学药品的实验场，不过分看重药物的作用。中医认为一切治疗措施，都是为了病人恢复正气，恢复阴阳平衡、脏腑和谐，医生只不过是一个辅助手段，绝对不是病人主宰。恰如扁鹊那样，他们师徒救活了虢太子，“天下尽以为扁鹊能够生死人（让死人复生）”，扁鹊却说：“越人（扁鹊的名字）非能生死人，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才是中医的传统，是中医应该有的态度，假如有人败坏了这个传统，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医学的问题。
中医非常注重病人精神在疾病治疗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医认为“人是形神一体之人”，精神与肉体不可分离。中医绝对要依靠病人的自主意识的紧密配合，而不会为了排除“心理作用”，把药物与心理疗法对立起来，不会“分解病人”，让他（她）再去心理科挂一个号，也绝不会对他说：“你的病，是精神科的范围，我们只管这个器官的毛病，不管精神。”中医一定会把病人的形体与精神，统筹一体结合起来加以兼顾，所谓“千方百计”，一切的措施包括心理暗示，都是为了患者的健康。中医是“一揽子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而不是让病人在各个专科之间转来转去，就像一个误入医学丛林的“迷路者”。
方舟子说：“为中医辩护的人经常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证据根本不值一驳。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靠医术来维持，这证明不了其医术的科学性。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几千年来也都在繁衍生息。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于其他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又如，历代中医都认为女性受孕时间为月经净后六日内，还胡说什么单日受孕为男，双日受孕为女，而那段时间恰恰是女性最不容易受孕的‘安全期’，如果古代中国人为追求多子多福真按中医的指导择日‘敦伦’，反而是无意中在搞计划生育了。”
方舟子否定中医不遗余力，凡是能够陷害、栽赃的地方绝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摸索，有效预防和治疗了烈性传染病的危害，中医药对于SARS疫情控制、甲流防治、艾滋病救治的突出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医学、医生在疫病流行之中的作用，或者全民族的人均寿命，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完全是医学问题。古代有多少人，有经济能力，经常靠医药养生保健呢？毫无疑问，以中医药知识、方法作为寿亲养老的依靠，是广大民众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一个光荣传统。被毛泽东赞扬为“伟大宝库”的中医药，在方舟子眼里不仅“不值一提”，而且“莫须有”地认定“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方舟子鼓吹“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由三十岁）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肆意抹杀和否定中医的历史贡献，放大、拔高西医药作用，挑拨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其实，人均寿命的提高，有现代西医的贡献，也有中医学作用。人类战胜传染病，靠的是预防接种和抗细菌、抗病毒药物。预防接种的免疫思想、免疫技术，源于中医学的原始创新，人痘疫苗技术是中医免疫思想哺育出来的科学成果，后来的牛痘疫苗疫苗是在中医人痘疫苗技术上的改良和再创新。细菌感染西药杀菌、抑菌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医药也有不俗的表现；抗病毒药研制很晚，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流行，比如乙脑、流行出血热、甲肝合并乙肝、艾滋病、SARS等，都有独特的优势，是人类的财富，不容肆意歪曲和抹杀。人均寿命的提高，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更与人们注重养生保健，提高抗病能力有关，这些方面中医药有大智慧，其作用不容低估。
中医与西医在历史上，都有过对于生育问题的错误观点，这并不奇怪，西方古代在人体生育问题上的各种猜想，也有许多荒谬的成分。奇怪的是，有的人借此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医。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尽管原因很多，中医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历史事实不容否定，至今依靠中医“先调经，后种子安胎”而获得生育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也绝对不是“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按照方舟子“敦伦”的说法，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降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因为他的父母绝不是因为认识到“中医属于伪科学”，就“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地“敦伦”，才有了方舟子的降生。任意贬低或者抬高一种医学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做法，也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方舟子辩解说：“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检验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舟子竭尽全力批判中医，歪曲、否定中医的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他之所以丑化、摸黑中医，就是要推行“废医”的主张，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决定的发展传统医药的根本大法，把党和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取消，把一个高尚而合法的中医职业消灭。这就是他的目的，为此他不遗余力攻击中医，添油加醋地夸大中医的缺点，颠倒黑白地抹杀中医的成就，混淆视听地丑化中医形象。方舟子鼓吹的“废医验药”的危害性，下一节我们还要展开论述。
方舟子说：“我们也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有人声称中医是‘超科学’、‘人体科学’，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证明其正确性云云，这和那些‘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宣称算命、风水是超越现代科学的‘预测科学’、‘环境科学’并无不同，不过是一厢情愿。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能否超出朴素的民族感情科学地看待中医，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素养的试金石。”
方舟子说对了一点，科学是发展的。科学的阵营越来越壮大，绝不会停止在简单物理化学的范围里裹足不前，未来的科学一定会超越当代的科学，“人体科学”也不是“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就已经完结了的。“算命先生”、“风水大师”也不是方舟子所能理解的。《易经》肯定与算命有联系，风水大师也一定要用阴阳学说，我们必须历史而客观地评价这种社会现象。古人靠《易经》预测战争、灾祸的应对方式，就是向不可知论、神命论的挑战，屈原《卜居》也不是迷信行为。相反，如果帝王决策一件事情，就凭着脑子一热就决断，或者像方舟子这样想当然地发泄爱憎感情，那个世界将会比用《易经》预测、占卜，要混乱得多，无序得多。如果“激情杀人”的罪犯，在作案之前先去咨询“算命先生”，可能十有八九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我国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存在，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体现。“风水先生”讲求的“天地人和谐”精神，也远比没有规划的乱建设好。当人们游览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的时候，肯定会被“风水先生”们设计的皇家陵园体现的天地人和谐精神所征服，这是一种美的创造，是体现中华文化文明的宝贵遗产。
科学史上不乏“否定之否定”的先例，以新、旧论中西医不是方舟子的发明，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历史陈迹。中医的历史悠久不是缺点，而是成熟的象征，也是具有广泛“普适性”的证明。SARS病毒第一次造访地球，中医药就有战胜它的利器，神舟飞船上天，中医药就可以预防太空病。中医并没有因为古老而被时代遗忘，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率先走出国门，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向世界各地。
方舟子说：“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但是，我们并不否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只要西医，废止中医”的观念，在方舟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他扭扭捏捏、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大篇，才抛出来这个伪装了很多“科学外衣”的炮弹。他说中医是否科学是假，以“伪科学”为武器、为打手，为“科学的医学”西医“清君侧”，才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本来，经过百十年的认真识别，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医、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道路，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自主创新，将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领域。方舟子却处心积虑地要断其一翼，让中国只有西医，让中国人都吃西药。医药产品技术含量高，产业链很长，往往是中国人吃西药、用医疗器械的时候，西方的资本家在取得利润。方舟子这样做的背后，有没有西方资本的背景，我们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他这样不遗余力地取消中医，西方资本家心中的畅快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方舟子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错误主张也是很不得人心的。
发现一个生物蛋白、一个分子靶点，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假如在西医之外另建一个医疗体系，可以提供世人更多的医疗保健的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一个体系，那该是多么伟大发明创造啊，其中蕴含着多少诺贝尔奖也未可知。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多么需要中医药之类的原创科技体系啊，为什么念念不忘将其消灭呢？难道中医药时刻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吗？绝对不是。
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之中，经常会有新知识取代旧知识的情况，这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现象。如果一被“证伪”，就属于“伪科学”，那么整个一部科技史，就变成了“伪科学”的历史了。因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个学说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证伪、取代，现在看来，“日心说”也不正确，也被证伪了。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它的“中心”在哪里，现在还没有结论。我们不能据此宣布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都是“伪科学家”，一部天文学的历史都是伪科学的历史。
科学探索经常会有失败，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充满了坎坷，比如2003年中国疾控中心（CDC）对于SARS病毒的认识，就是一个既艰辛，又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是饱尝了失败的苦涩，却没有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根据2003年4月7日的《健康报》记者郑灵巧所采写的“破译病因之谜”的文章报道，2003年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虽然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洪涛先生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
就这样辛苦的工作，却错过了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尽管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我们现在可以不避讳地说，科学家的辛苦是一回事，“科学结论”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科学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在疫情如火的紧急时刻，在全国人民急切期待的眼神里，一大群顶尖的科学家，在科学的设计方案指导下，在最适宜搞科学研究的地方，用科学的仪器进行研究，用认真的科学态度分析，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应当叫什么结论呢？起码不是随意的、伪科学的，也决不是凭空的臆测、毫无根据的虚妄空谈，而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结论”！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物，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
“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神，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五•四”之后，科学这个“赛先生”与作为自由化身的“德先生”，在中国被当作神灵，一直被崇拜到如今。“科学”从一种手段、一种精神、一种知识体系，逐渐异化，成了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菩萨；成了代表正确、代表真理的形容词。人们不允许“科学”出错误，一切的“科学实验”必须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等，在这种高期望值之下，在这种不现实的虚幻之中，促成了一桩桩的学术腐败，养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正应了“不是棒杀而是捧杀”、“举得越高，摔得越重” 的那句老话。这种不正确的“科学观”是十分有害的。相比之下，一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科学都成了四旧的代名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这个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中医学，还一再被许多人认为“不科学”！
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哪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为什么科学还需要不断进步？正是中医介入SARS的治疗过程，才出现了小汤山人人服中药的局面，中医治疗的安全、有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
人不能超越历史、不能避免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永远正确。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曾经说过中国将来也要走世界统一的拼音文字的道路。这是历史和技术的局限造成的。假如他们老人家活到现在，看到汉字在计算机里的输入速度远远超过英文，看到人类语言学家对于汉字的新认识，他们一定会为汉字的优秀结构、为我们的古人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而骄傲！今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走世界统一拼音文字的道路”的提法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经不止一次说，假如后人认为他的工作“四六开”，有60%是正确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既是谦虚，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著名科学家宋正海研究员发起签名运动，为的是“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并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此次恳请书的实名签名活动，是在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之后发起的，在2006年11月14日于网上发布，到30日结束，仅半个月就有150位签名，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职称（职务）的专家学者。
宋正海先生指出：当前中华文化碰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仅指发生了要取消中医的这场闹剧，而本质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假借批判“伪科学”，实际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具有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妄图在中国实现全盘西化。更严重是这股势力内外呼应，气势汹汹，又掌握相当多的话语权，因而广大善良的人们茫然不知他们的根本目的，还以为他们真心干着反学术腐败的正义事业。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在这种严峻的大形势下，仍有这么多志士仁人亮明身份站出来为弘扬中华文化，护卫民族精神家园而齐声呐喊，这体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历史终会记住他们在国家陷入某种形式危亡时的疾呼。此次签名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希望更多关爱中华优秀文化，护卫民族精神家园的人士能团结起来，构筑起一条新的长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新的贡献。
宋先生说，“伪科学”一词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原本含义很明确就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它确切的名称是学术不端行为。然而时至今日（十几年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海外反华势力和国内某些学霸）,原本他们背景不同、利益不同，现却殊途同归，假借批伪科学，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在科学界大搞“文字狱”。他们很多言行已经涉嫌人身迫害、名誉损害。而今更可恶的是他们将批“伪科学”的矛头集中指向汉字和中医：把汉字具有优越性的学术观点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对中医搞出了一个取消中医的所谓万人（实为138人）大签名的哗众取宠闹剧，给国家主管部门施加压力。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分分合合，人民倍受战乱之苦，其中更是经历了几次文化大浩劫，然而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却巍然屹立。她吸纳百家文化，有容乃大，更加熠熠生辉，其原由正是要归功于汉字和中医。汉字和中医正是传统文化最好依托，也是护卫中华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民族能不能长存，一个国家能否长久保持独立，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基于文化之上的人民。两者缺一不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学术争论，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的《十条诫令》，其中提出对中国青少年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具体要求，“要利用所有的资源，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等（见金鑫、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美国智囊库兰德公司提出对华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2:07

《挺起中医的脊梁——“废医验药”危害中医》

2012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主编：曹东义

副主编：
毛嘉陵、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心主任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导
彭坚、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导
马华、山西医科大学教授、硕导
杜惠兰、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教授、博导
朱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继续教育分会副会长
周天寒、重庆中医药学会会长
杨国汉、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
金世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高丹枫、北京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武智、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朱桂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卓启忠、齐鲁石化中心医院副院长
刘世峰、重庆中医副主任医师
王维恒、
曹晓芸、河北医科大学硕士
白洁、河北省药品检验所药师
编委：
朱胜君、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治医师
刘理想、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
王丽、吉林省中医药研究院博士
高绍芳、河北医科大学博士
王明华、浙江西医博士
伏新顺、青海中医副主任医师
张锦祥、广东中医硕士
高峻、北京中医
王淑文、河北赞皇县中医师
李源、河北宁晋县中医师
姬领会、山东淄博中医师
顾问：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马有度、重庆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孙万珍、河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
李恩、河北医科大学教授、博导

主编介绍：（可放在封面折回来的地方）
曹东义，男，1958年生，硕士毕业，主任中医师，现任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医研部主任，硕士导师。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分会、继续教育分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分会理事。2005年拜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先生为师。2008年获“河北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称号。主持多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神医扁鹊之谜》《中医外感热病学史》《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河北中医五千年》《中医养生读本》《中医知识普及读本》等著作10多部。

腰封
30多位中西医科技工作者联名批驳“废医验药论”，宣传中西医知识。

目录
引言不能回避的问题 4
第一章科学被误解的悲哀 6
没有弄清科学究竟是什么 6
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审判 10
不能自诩为科学代言人 22
不要以“伪科学”清君侧 27
勿以“废医验药”危害中医 37
莫用“中医骗子”嫁祸中医 40
“睁着眼摸象”危害大 51
装神弄鬼的方舟子 55
第二章疾病复杂，医学幼稚 60
中西医学术源流皆不相同 61
解剖学发展带动手术进步 65
显微镜帮助人们了解微观 67
细胞病理学扬弃解剖学 68
发现微生物改进免疫技术 69
纺织印染促进化学制药 70
抗生素利器不该被滥用 73
分子医学扬弃细胞病理学 75
遗传学有助于对人的尊重 77
核酸对细胞生物学的挑战 79
探索核酸与蛋白的复杂关系 81
DNA重组技术带来的忧虑 83
宋安群挑战基因理论 84
细胞调控带来的难题 86
全能细胞核挑战器官解剖 88
免疫中的细胞吞噬 89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90
抗原与抗体的相互斗争 92
用免疫原理进行诊断 94
炎症介质引发炎症 96
研究生物治疗技术 99
生命的整体涌现性 100
第三章中医以独特方法认识人体 102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103
阴阳是古代汉语写的辩证法 105
五行是以人为本的哲学 107
五行学说是改良的八卦 109
人人必须升降出入 111
取象比类是难于取代的研究方法 115
模型虚拟化是中医智慧 116
中医靠模糊集合走向清晰 119
经脉、络脉联络表里上下 120
灰箱更符合临床实际情况 124
合而治之是中医的特长 125
风雨寒暑专病虚人 126
饮食自倍先伤肠胃 129
情志过激伤人正气 132
久视长卧损伤气血 135
酒色过度身乃不固 136
依据证候治疗未病 138
治病八法代表众法 140
治病寻求阴阳平衡 144
恢复和谐脏腑不争 145
流通气血祛除痰湿 147
组方选药如同调兵选将 151
甚者独行单方一味 152
组合方剂必有主辅 154
遵古炮制减毒增效 157
方随证转活法治病 159
难言之密在于用量 161
第四章、世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医 164
首先是政治，然后才是学术 165
中医的指南针不在西医手里 168
谁是健康的主宰？ 170
包容疾病才能获得健康 172
“人体观”决定中医特色 174
中医体现了“时空整体观” 176
发展中医药需破解理论难题 178
中医的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 181
中医需要更多的国医大师 183
“中医孔子学院”向世界展示新姿态 184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2:39

引言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卫生体制的特色，也是《宪法》精神的体现，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健康选择。“废医验药论”既危害中医药事业，也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需要深入分析其错误，指出其危害，把正确的道理告诉大众。这是一件既重要又严肃的事情，也是医务、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随着西方科学与西医的传入，一百多年以来，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目光之下，中西医不断交流，与时俱进。中医学者也一直在努力改变自身，试图证明中医的科学性。经过从王清任《医林改错》，到张锡纯《衷中参西》，再到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一系列的努力与奋斗，中医学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想把中医“西化”的人，也无法将其西化，可以说“中医依然还是那个中医”。由此，一些对中医了解不深的人，提出来“废医存药”、“告别中医中药”、“废医验药”的错误论点。这些主张由于持论偏颇，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中医学的优秀特质说清楚。
《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地问” 唱得好：千万里（年），我（们）一直追随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你不像在我梦里，在梦里（治疗疾病）你是我的唯一（选择），（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周围的一切）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课本里学的都是科学和英语，中医的语言我很陌生），而你却依然是你（生命离不开疾病，面对中医的时候，听到的依然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邪正斗争）！你总是问我爱不爱你（是否选择中医）？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与西医相比）到底好在哪里？
一百多年以来，由于中医改变不大，而西医却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登陆中国的西医了。很多人不了解，现在西医许多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有的观点在某意义上说是向中医原理的回归。比如西医原来依靠器官解剖，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但是细胞生物学的诞生，就发现了肺的非呼吸功能、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泌尿功能、胃肠道有很多内分泌功能，因此，细胞生物学判定靠器官解剖，将人体归类为某几个系统的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每一个器官功能的维持，都必须依靠全身各个器官的协助。中医说的“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非独肺也”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分子生物学的建立，把“细胞形态差异决定细胞功能不同”的理论推翻了，全身所有的细胞（除了成熟的红细胞与生殖细胞），细胞核都一样，每个不同细胞核里DNA的基因既不多也不少，结构决定功能的学说走不下去了。因此，分子生物学走向了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向着中医学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学术特征进一步靠拢。“每一个体细胞核，都可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生命”，把只有多能干细胞、定向干细胞可以分化，而分化完全的体细胞不再可分化的旧观念彻底革除了，中医全息诊疗的眼诊五轮学说、舌诊摸脉，也不能说毫无道理。生命自组织理论的建立，为中医学扶正固本、注重自身平衡的理论，找到了更为强大的科学理论支撑。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的深入研究，使中医辨证论治、复合组方的治疗思想，比单一靶点的化学药物更显优势。如果仍然用器官解剖看中医，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衡量中医，其论点就显得格外狭隘。然而。持狭隘科学主义观点看中医的言论，仍然严重影响着很多人对中医的态度，这极为不利于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有害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我们不能回避他们的拷问，也必须回答中医学为何不能取消、如何优秀。
反对中医，以批判中医为己任的所谓学者时有耳闻，张功耀、方舟子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2007年出版的《捍卫中医》一书，对于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发动网络签名取消中医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对方舟子的错误言行，将在本书里加以分析、批评。方舟子是一个学习生物化学的人，不是科学巨将，也不是医学大家。我们没有见到他在生物化学的专业领域里有多少成就，却经常见到他以狭隘、错误的理论为根据评价中医，在各种公开刊物上发表攻击中医的错误言论。
他在网络里，标新立异，模仿旧时《雨丝》杂志，汇聚大量攻击中医的文章，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尤其错误的是，他以“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为栏目，以有人假冒中医名誉的事件嫁祸中医，是非常错误之举。因为中医是受害者，他的栏目应该叫“打着中医旗号的骗子”，而不可像鲁迅当年所犯的错误那样，把中医误称为骗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边还会展开来说。
对于攻击中医的错误，如果听之任之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然而，方舟子不仅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2007年还公开出版了《批评中医》的“专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不得不做一次消防队员，跟着他这个放火的来灭火。
其实，对于中医，不是不能批评，也不是中医必须拒绝批评，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标准来批评，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不能把一些人妄议中医的言论，作为评价中医的标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 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
尽管方舟子们不是杜林，我们也不是恩格斯，但是，方舟子等人在医学和中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主张，什么“科学成就健康”、“废医验药”等等，不仅已经形成了“体系”，而且对于一般民众的误导，远比杜林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更严重。因此，我们也必须向恩格斯学习，“放下其他工作”，尽力消除他的不良影响。在医学、科学、中医、西医的广阔领域里，同他辩论，与他争鸣，指出他的谬误，尽可能地以现代语言，说清中医药科学性的原理所在。
恩格斯说：“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恩格斯运用“伪科学”严厉批判那些不懂科学，却冒充科学的人；方舟子等人却拿着“伪科学”的大棍子，到处追打中医，要用“清君侧”的方法把中医驱除出历史舞台，把中国中西医并存的卫生体制，变成只有西医、没有中医的独角戏。这不是好玩的闹剧，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中医与西医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是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中医是一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业，它的从业人员从事的是治病救人的高尚职业，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医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中医学是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学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正在走向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中医药工作者肩负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是我国“中西医并重”卫生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容肆意诟病。
方舟子提出“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并多次公开推销这种错误言论，别人批评他，他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了说清楚他的错误立场、方法、观点，有必要写一部专著，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以正视听。
第一章科学被误解的悲哀
科学本来是在反对宗教束缚的斗争之中挣脱出来的，理性认识世界的学问，也是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和科学精神的总体体现。科学本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3:46

第一章科学被误解的悲哀
科学本来是在反对宗教束缚的斗争之中挣脱出来的，理性认识世界的学问，也是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和科学精神的总体体现。科学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法人，它没有代言人，不允许有人如方舟子者，自诩为科学的化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实行“一神崇拜”；甚至以狭隘的“科学主义”为是非标准，“尊王攘夷”攘外安内地替科学“清君侧”，到处乱扣“伪科学”的帽子，把科学俗化为一个打击异己的棍子，这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的清誉，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没有弄清科学究竟是什么
方舟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绕来绕去并没有说清科学是什么，却宣扬说“科学是件好东西，凡事给贴上科学的标签就仿佛身价百倍。”他说科学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在‘赛先生’进入中国，并逐渐被公认为好东西、成为正确和真理的化身之后，中医就也要来沾科学的光了。”
这段话有两点严重的错误：其一，“科学是件好东西”一说，是对于科学的严重误解和亵渎。科学不能被庸俗为“好东西”，它是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研究方法、知识体系和奋斗精神的总和。假如科学是“正确和真理的化身”，是可以利用的“好东西”，也就把科学变成了让人们顶礼膜拜宗教。有的人把科学当棍子使用，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科学霸权主义。“科学霸权主义”实行唯我独尊，凡是被认为不科学的东西，都要统统打倒；凡是异己者敢于说自己合乎科学，就把它们归属于“伪科学”范畴，以便经常地为“科学大帝”清君侧。其实，世界上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很多的“好东西”，文化、艺术、技术，甚至宗教也是可以合理地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到处拿着科学的显微镜、放大镜到处寻找异己、排挤异己、消灭异己，实行“唯一科学教”。其二，多年以来中医不但没有“沾科学的光”，反而被狭隘的科学主义者百般诋毁、反复扫荡。但是，由于狭隘科学主义的能力有限，并没有推倒、打败根基深厚的中医。相反，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新近出现的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在中医学里找到了最为典型的力证，正在努力地从中医那里寻找智慧，探索为什么在那么早的时候，中医学就可以解决很多复杂性问题，它的方法论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普适性的原理。在2007年暑期、寒假里，北京大学哲学与现代科学研究中心两次举办“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议。其论文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出版了增刊，其中既有钱学森先生对于中医的论述，也有北大赵光武教授、冯国瑞教授，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等对于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方舟子说：“尽管科学哲学界对如何判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有所争议，存在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体系。这些标准是从被公认为科学的学科的特征归纳、总结出来的。不管采用哪一套标准，例如理论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测量性等等来衡量，都可以判定中医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结论丝毫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科学的判定标准是根据现代科学制定的，而在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诞生之前，中医体系就已基本定型了，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科学体系。实际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界把中医或任何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当成科学看待。”
方舟子在论述之中，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东西，都归为“非科学”的。这不仅落入了“中国古代无科学” 民族虚无主义的旧窝巢，也连累了他自己十分推崇的欧洲，因为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同样“古代无科学”。这样一来，就孤立了科学，使科学成为了一个没有基础的“空穴来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至于规律，则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下面是“百度”搜集的关于科学一词几种常见的定义，其中并没有关于以文艺复兴为分水岭，把科学界定为现代才有、古代没有的定义：
《辞海》1979年版: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辞海》1999年版：“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
法国《百科全书》:“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可见，判定是否属于科学，不是以时代早晚进行界定的，而是其是否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当然，科学一词的出现，是近代才有的，它只是一个概念诞生的早晚，不是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出现的标志。那么，作为词语的“科学”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的呢？
1997年，樊洪业先生在《科学》杂志创刊100年之际，撰文介绍《“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其中说：“‘科学’这个词，在中文中诞生，至今刚满百岁，这100年中，它愈走愈红火，成为当今社会传媒中出现频度最高的用语之一。本文考察《科学》杂志与‘科学’概念传播的关系，以为其百岁之贺。”
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之中，“科学”最早被翻译成“格致”，也就是通过推求原理，达到获取知识的学术活动。“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略称，来源甚古，已有几千年。但是，古代的“格致”偏重于强调人体自身的修养，而不重对于外在自然界的研究，与自然知识的“科学”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界定”科学的概念的时候，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就有了“格致西学”的名称。樊先生说：“1897年以前，中文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清政府在20世纪初制定的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包含数、理、化、天、地、生各门。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后，蔡元培执掌民国政府教育部时，宣布在学校中废除‘经学科’，在语词上与经学有直接历史渊源的‘格致’一词也由此废止。学校中的‘格致科’则仿日本的说法，变成了‘理科’”
樊先生说，日本在幕府和明治维新初期，也是吸收中国文化而使用“格致”“格物”或“穷理”这类概念的，用以指称科学技术。1874年，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时懋，在《明六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为“科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很推崇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A. Comte，1798～1857），孔德按“实证性水平”对各门知识进行分类，排出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的次序。受此影响，西周就把science理解为“分科之学”，于是译为“科学”。
分科之学，是人类在一定阶段关于世界的知识，按照分门别类之后的简单概括。一位著名学者说过，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不得不分为各个分科之学。中国古代非常推崇“通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是古人的追求。以现代发展的目光来看，整体必须包容部分，通学可以包容科学。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才产生了分科研究的科学。
由维新运动发端而实施的，是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科学教育取代了儒学教育。190l年以后，“科学”一词已多次出现在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的文章和译著中，表明了它在本世纪初已被先进的知识界所接受。此外，也出现了用其冠名的机构和刊物。1901年，虞辉祖、钟观光等人看到新兴的理化教学急需某些简单的实验教具，为此创立了“上海科学仪器公司”。他们接着又于1903年创办了《科学世界》杂志，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
用“拿来主义”方法引进的“科学”概念，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弄明白它的确切含义，很多人就把“科学”当作神灵一样崇拜起来。五四时期高举着“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的大旗，开始了一场新文化的运动，其积极意义人所共知，其过激言行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认识是极为不正确的。对于“科学”的正确认识，现在仍然没有完成。
李侠先生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4年第6期的文章《简析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说：“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说，science 一词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因而科学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就包含着知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词（episteme），这个词从词源学上说就是来源于一个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对此，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科学的进程导向一种稳定的平衡，导向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的稳定化和巩固化。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按照西方学者的传统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6世纪（哲学家怀特海的一本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把16世纪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而科学一词获得现代的意义更是很晚近的事情。”
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曾经考查了“科学”一词的来源。他在“天地生人讲座”的一次报告中说，据他研究，“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的意思。后来，日本人在翻译时译成：科学是分科之学，哲学是综合之学。我国是沿用日本人的翻译。1970年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Science(科学)一词的解释中，确有arranged(分类)的意思。直到现在，我国有的词典对科学一词的解释，如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科学”的释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仍然明显地带有“分科的”含意。《辞海》对于“科学”的界定与此相似，也是三大知识。说明我国科技界与世界科技界的认识相似，“科学”就是系统知识。
科学是知识，因此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古代科技史》说：“中国古代无科技 ”。既然科学是知识，我国古代没有知识吗？没有知识的中华文明，还能叫文明吗？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字面上的“科学”一词。但是，我国古代关于知识的记载，对于知识的追求，那是不可否定的。《礼记• 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先格物致知，有了知识才能有好的作为。“学而优则仕”的规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管理水平的科学化，是需要知识为基础的。
有学者指出，对于知识的追求，中国的“格物”一词与古希腊拉丁文的“知识”一词两者含意是一致的，都比目前对“科学”一词的解释要来得准确。因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不能仅限于分科的，不可将反映综合性的客观规律知识，排斥在科学之外。
事实上，现今的西方科学，也已发展了宇宙学、地球系统科学等一些综合性科学，至于新兴的各种交叉科学正在雨后春笋地发展成长。可见，不论是分科的，还是交叉的、综合的和整体的，只要它们确系属于各自客观规律的反映，都应归属于科学的范畴之内。并且，中国古代的“格物”的含意---穷究事物的原理，比之古希腊的“知识”更为准确而深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科学的理解，比之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要准确、全面。由于中国的格物，长于整体观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世界千余年；但在近代的分科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科学。在复杂性科学崛起的今天，中国传统的八卦、五行学说，由于很好地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模型，为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莫把科学异化为宗教审判
所谓“科学”既然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知识体系，那么人类科学的历史也就很长久了。
方舟子说：“现代科学的源头来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然后向全世界传播的。古代中国也有灿烂的文明，某些技术发明甚至长期领先西方，但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个问题是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方舟子这段话，乍看上去好像是一段学舌，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这是一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其想说的就是科学是西方发明的，与中国无缘。“李约瑟难题”的表述，在方舟子引文里也有一些走样、变味。假如李约瑟说“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他怎么会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难道李约瑟写的是“五•四”之后“赛先生”来到中国后的科技史吗？显然不是。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值得去写。
关注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展开论述，才能说得清楚。
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李约瑟的“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
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的问题是深刻的，自然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把李约瑟对于中国的“表扬”，当作应该检讨的“难题”，这是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对于李约瑟先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这样问：为什么欧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难道中国从古至今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才是应该的和必然的吗？欧洲文艺复兴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曾经创造了很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过长久的衰落。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
现在，让我们探索一下西方文明的发展，以及科学是怎样诞生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属文明时代的到来，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兴起的基础，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同时期的中国古代那样，产生阴阳、五行学说。因为，阴阳学说可以出现在石器时代，而五行学说只能出现于金属文明形成之后的时代。
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的爱琴海地区，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的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带纵横航行，随后进入了一个停滞的时期。迫于在西方贸易线路上与腓尼基人的竞争，他们建立了新的贸易基地，接着在公元前8世纪使殖民地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最初在意大利的匹兹库萨(在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尔岛)建立殖民地，之后又把势力稍微地向北推进到西西里岛的库米大陆以及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
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半岛处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的时期。“古意大利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族。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的铜器时代,他们穿越北部和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并残暴地迫使许多当地土著部落迁徙他乡。他们起初过着游牧生活，但已经具有制作铜器、使用马匹和带轮子的大车的技能。抵达意大利之后，他们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随后几个世纪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生活方式，直至罗马文明的衰落。“古意大利人”是由几个民族构成的，包括萨宾人、翁布里亚人和拉丁人。
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新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埃特鲁斯坎人居住在独立的、强大的城邦中，城邦之间通常结成联盟。这些城邦最初由一个君主统治，后来变成通过议会和选举出的官员施行统治的寡头政治。埃特鲁斯坎人本来是农耕部族，拥有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用这些军队来统治周边民族，同时他们也喜欢经营商业和从事手工业。托斯卡纳和北部的拉丁姆地区应该是埃特鲁斯坎人最早的定居地。一小部分拉丁人在这片领土的南端生息繁衍，在那里最终建立了罗马城。
古希腊最著名的数学家有：丢番图，被誉为代数学鼻祖；阿波罗尼奥斯，圆锥曲线的研究；欧几里德，着有《几何原本》，奠下了以后欧洲数学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多个定理，包括勾股定理，并发现无理数；阿基米德，带动几何发展，善用穷举法、趋近观念（十分接近现代的微积分）。
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上。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西方哲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特别是一群通称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
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宇宙论”，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元典里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与猜想有所不同，比如“《易》有太极”、“道生一”、“天地之大德曰生”等。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一切事物从哪来？它到底是由什么制造的？我们如何解释大量事物组成的本质？为什么我们能用单一数学来描述它们？而这些问题，在《圣经》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之后，在“创世纪”里都由上帝来完成，谁也不许怀疑了，这就步入了禁锢思想的那个“黑暗的中世纪”。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拒绝用传统的神话解释他们所见的现象，而赞同更理性的解释。他们主张依靠推论和观察，来阐明围绕他们周围的真实自然界，而且他们把论点突出出来，告诉他人。他们的争议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只有一些片断出现在后世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作的引用里。
在古希腊曾经盛行过许多“元素学说”，比如希腊神话说阿波罗每天驾马车载着太阳由东向西跑，但许多希腊哲学家，并不满意这种说法，他们试图以自然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宇宙现象。
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39～544年）是希腊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由推理及观察认为：水可以结成固体，也会蒸发成气体而消失在空中，而且许多生物都在水中活动，它们也许就是由水产生的，所以，水必定是构成宇宙的本质。但泰利斯认为他的结论并非就是真理，并告诉学生：“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们要努力改进我的教导。”这正是希腊哲学迷人的地方：提出学说，接受批评和改进。
泰利斯教育出一位勇于批评的学生亚纳西曼（Anaximes）。亚纳西曼认为，人和动物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而人死后肉体在空气中消失不见，只剩灵魂；火是稀薄的空气，水是浓缩的空气，水再浓缩就结冰，再浓缩就成石头。所以，空气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元素。另一些哲学家则以另一套推理，认为火才是自然的本质。
各种元素说被古希腊哲人提出讨论，于是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哲人兼医生恩培多克（Empedocles of Agrigetum约公元前495～前435年）综合各家之说，继承了伊奥尼亚学派关于宇宙本原的学说，把水、火、气综合在一起，再加上第四种元素“土”，作为“万物之根”，即万物的本原。他认为，由实际观察，空气、水、火、土并不能互相转换，自然物质是由这四种元素，配以热、干、湿、冷等四种性质所组成的。
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因此，他认为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这种观点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
恩培多克将它推论到医学，认为人体也有相关的四种体液与这四元素和四性质互相配合，可以说是“四体液说”的雏形。
他认为，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存在的东西：树木、男人、女人、兽类、鸟类、鱼类和神灵。
这四种元素本身不变，在万物中存在着，它们按不同的比例互相混合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例如：肌肉由四种元素等量混合而成，神经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混合而成等等。在这个时候，四种元素聚集而成一个存在物;在另一个时候，这个存在物又分解为四种元素。宇宙万物处在这种结合和分解的不断变化之中。他试图以此解决事物的“一”和“多”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解决“变”和“不变”的矛盾。这比先辈们的思想前进了一步。
很显然，四元素学说属于构成论，倾向于具体结构，容易走向实证和解剖，也容易由哲学走向科学，比如原子、物质是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后来都成了实证科学的基本概念；中医的五行学说属于关系论，容易说明事物之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具体形质，所以不容易派生解剖实证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边还要展开论述。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是一位雅典哲学家，他开创了“伦理哲学”，使古希腊哲学从单纯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类本身，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偶像。他采用的“诘问式”教育方法，对西方的思维方式有极为重要的贡献。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古典希腊哲学家，受教于苏格拉底，并教导了亚里士多德。他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描绘了他幻想的“完美”国家。他也写了《律法》和许多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他认为通过直觉(感观)所获得的知识，总是会留下困惑和不纯的观点，而且对所谓“沉思的心灵能从世界中获得‘真实’的知识”感到不满，认为只有灵魂能掌握知识的结构、事物的真实本质，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一个充满瑕疵的拷贝。因此，人们把柏拉图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3月7日),与柏拉图一起，被称为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两人之一。亚里士多德更重视从感观获得知识，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论灵魂和很多其它的作品。
在西方哲学的世界观、人体观的指导下，诞生了西方古代的医学思想。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与他身后的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都重视解剖与实证研究，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不得已做了许多大胆的猜想。
希波克拉底在《古代医学论》里说：“我们必须坚信，每一种病症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当这种东西转化为其他结合物时，病症便消失了。”“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疼痛，以及人体的何种构成受到损伤。”“我希望，这种精确的真相在一切举例中显示出来。”“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 ”
从上述引文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波克拉底是很重视结构问题的，为将来的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他们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生理功能，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与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方法的制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论述都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当然，其中的错误也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已经粗疏不堪，必须予以废除。如希氏说：“海绵状多孔的器官如脾脏、肺和乳房，随时准备吸干紧挨它们的东西”，“肝脏紧密而宽大，当肠胀气增加，受阻而变的较硬时，就会持续猛烈地对抗气机。但肝脏抵抗而不退让。 ”
希氏说：“人通过口鼻吸入的气，先进入脑，而后大部分进入腹中，一部分进入肺和血管。由血管通道，空气靠这些器官布散全身各部。进入肚子的那一部分空气将肚子变凉，但没有更多的用途；而进入肺和血管的空气是有用的。当空气进入脑和体腔时，人便清醒，肢体便运动。故血管被黏液阻断，空气不能源源通过时，患者便出现不语和无知觉。”“空气在小血管内变凉，而后再由这些管道呼出。因为呼吸不能停下来，总是吸入、呼出地运动。任何部位一旦因故停止了呼吸，便会发生瘫痪。”“黏液质的父母，生下黏液质的孩子；胆液质的父母，生下胆液质的孩子；痨病的父母，生下痨病的孩子；坏脾气的父母，生下怀脾气的孩子。”“总之，患者的一切症状都是由于性冷的黏液流进血管，使热血变凉而停滞。 ”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疾病成因的解释并不准确，但他提出的人体气质类型，却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其中关于手术的记载非常精细，所用语言也非常确切，足以证明这是他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医自扁鹊和《黄帝内经》奠基以来，以及开创辨证论治的张仲景，追求的都是在不解剖器官的生态条件下“尽见五脏症结”，依据的都是古人关于气、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理论推求，几千年来只有不断完善的演进，也没有改弦更辄的革命性变化。
从学科奠基的年代看，中医与西医十分接近；而在地域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古代西医也有四元素学说、四体液学说、冷热干湿，好象西医也与中医一样擅长理论推求，不重实证解剖。其实不然，土水气火，虽然与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字面上十分接近，好象只差一个金，但是其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我在后边还要展开论述。
中医与西医碰在一起，是人类近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的交融与渗透，也没有能够完全同化、吸纳对方，却依然沿着其固有的惯性，双轨制地向前飞奔、演化。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边的话题，说说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中世纪黑暗”。
古罗马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其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市民法(仅适用于罗马公民)、自然法(适用于所有人)和国家关系法(用于调节罗马人与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从公元二至六世纪，罗马法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至公元534年在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
我们现在仍可从《民法大全》里，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比如对证据、公正、思想自由和契约精神的肯定。
其中规定，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武力威胁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古罗马这种对于自由精神十分尊重的情况，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不复存在了，逐渐步入了一个“中世纪黑暗时期”。
“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十四世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提出来的。他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对自公元410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所发生的事情，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们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十四世纪末与十五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在十六与十七世纪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17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在“中世纪黑暗”过程中，相伴出现的“宗教审判所”，具有典型意义。“宗教审判所”是13～19世纪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又译为“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1633）异端裁判所、宗教法庭。它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它认为《圣经》具有法律效力，怀疑、反对《圣经》的观点，就属于“异端”，应该加以禁止。因此，它对于人们的思想、科学、文化意识进行禁锢，形成了近代科技史上很多有名的历史事件。
宗教裁判所是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建立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为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曾建立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是为宗教裁判所的发端。霍诺里乌斯三世继任教皇后，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重申设置机构的重要，并任命由其直接控制的托钵僧为裁判官，要求各主教予以协助。于是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天主教国家普遍成立。
僧侣裁判官主要由多明我派修士担任，也有少数方济各派僧团成员。最初裁判官巡回侦审，后来建立地区性的常设裁判所。裁判官掌握对本地区异端的搜查、审讯和判决大权。主教和世俗政权有协作、支持的责任，但无制约、干预的权力。
“异端”包括不同于罗马正统教派的言行和思想。不少反封建斗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民间魔师、术士皆为裁判所打击迫害的对象。
“异端罪”的侦审秘密进行。控告人与见证人姓名保密。罪犯、恶棍乃至儿童，皆可作见证人。一经被控，绝难幸免。为被告作证、辩护者，有被指控为异端的可能，因此无人敢为。被告如认罪并检举同伙，处理从宽。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宗教仪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后缝缀黄色十字架受群众凌辱等，皆属轻罚。对不认罪、不悔过者，刑讯逼供，从严定罪，处以徒刑或死刑。死刑多为火刑，交由世俗当局执行。对被判死刑、徒刑者，财产没收归教会和世俗政权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没收异端财产而获得利益，是世俗政权积极支持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之一，从而造成滥肆搜捕、定罪，株连扩大的恶果。
学者指出，在天主教国家里，除英国和北欧国家外，先后皆有宗教裁判所活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历时较久，凶残恐怖较著，不仅用来镇压异端，并用来迫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处火刑。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马建立最高异端裁判所。18、19世纪，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把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主要职能是监视和处罚参加进步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进步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
漫长的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期,教会和反动封建政权勾结在一起,残酷镇压一切进步力量,整个欧洲像是一个无形的思想监狱。宗教审判所却成了血腥地制裁和处决异教徒的场所。凡是它认为是异端思想和行为的,宗教审判所统统都要管.揭露教会黑暗和反对封建统治的人，甚至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会受到它的黑手迫害。从坐牢抄家流放到火刑，什么手段都用．仅1438年，受迫害的人就有近10万人，足见其残忍和残酷！
被宗教审判所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之中，最早发现肺循环的西班牙医学家塞尔维特（1511-1553年），因为批判盖伦的解剖错误和神学权威而被处于火刑。
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萨留斯（1514-1564年），他出版的《人体的构造》也因为指出了盖伦解剖的错误而被判处死刑。
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年2月19日出生于波兰维斯杜拉河畔的托伦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当议员的富商，他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哥白尼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被送到舅舅务卡施大主教家中抚养。务卡施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与当时的知识界、革命家来往极为密切。1491年，18岁的哥白尼按照舅父的安排，到克拉科夫大学去学习天文和数学。在那个“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年代，许多学说都被歪曲和阉割了，被用来为封建统治服务。托勒密的“地心说”就被教会的天堂、地狱学说所利用，成为不可质疑的教条。
1496年，23岁的哥白尼为了取得出国的路费和长期留学的生活费用，他再次接受他舅父的安排，决定一辈子担任教会的职务。在1496年秋天，哥白尼披上僧袍，来到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
博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徳•诺瓦拉（de Novara，1454-1540）对哥白尼影响极大，在他那里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后来在费拉拉大学获宗教法博士学位。哥白尼作为一名医生，由于医术高明而被人们誉名为“神医”。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任职当一名教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他的成名巨著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在意大利期间，哥白尼就熟悉了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前三世纪）的学说，确信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这个日心说是正确的。他大约在40岁时开始在朋友中散发一份简短的手稿，初步阐述了他自己有关日心说的看法。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中观测计算所得数值的精确度是惊人的。
1533年，哥白尼60岁的时候，他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日心说”的要点，由于教会没有预测到这种学说对于《圣经》的挑战性，所以他并未遭到当时那个教皇的反对。但是哥白尼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他70岁时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1543年5月24日他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这部书。在书中他正确地论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样严重低估了太阳系的规模。他认为星体运行的轨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的学说里的数学运算很复杂也很不准确。但是他的书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驱使一些其他天文学家对行星运动作更为准确的观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麦伟大的天文学家泰寿•勃莱荷，开普勒就是根据泰寿积累的观察资料，最终推导出了星体运行的正确规律。
显然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它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动摇了《圣经》关于天堂、人间、地狱说法的“地心说”，上帝的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
哥白尼的书启发了伽利略和开普勒，他俩又成了牛顿的主要前辈，他们的发现才使牛顿有能力确定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可见，科学的诞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不断继承前人成果、不断创新的一个结果。《天体运行论》是当代天文学的起点──当然也是现代科学的起点。
哥白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用科学的观察否定了天主教会关于天堂地狱的旧思想，他在《天体之运行：导言》里说：“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真见到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看出来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思想家罗素也高度评价哥白尼的贡献，他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暇的正统信仰……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不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相抵触。”
哥白尼是幸运的，但是宗教势力对于科学精神的反感和迫害，落到了传播他的科学成就的布鲁诺身上，使他成了为科学而殉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布鲁诺（1548—1600）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城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布鲁诺家境贫寒，10岁就进了修道院，15岁成为修道士。但是，在修道院中他刻苦自学，读了大量书籍，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特别是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后，更激起了他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热情。当时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布鲁诺性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对天文学和哲学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写过一篇题为《诺亚方舟》的文章，不但猛烈地抨击了固守《圣经》教条的学者们，而且无情地讥讽了罗马教廷和古代权威亚里斯多德。他的这些行动，立刻遭到宗教卫士们的围攻，罗马教皇还公开宣布他是“异端分子”，派专人监视他的活动。
1576年，28岁的布鲁诺毅然扔掉袈裟，逃出了修道院，前往罗马、威尼斯等地，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因为遭到教廷通缉，布鲁诺不得不在1578年离开意大利，先后流亡瑞士、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澳地利、匈牙利等国，长达13年之久。布鲁诺每到一个地方，经常出去作报告、写文章，还时常地出席一些大学的辩论会，用他的笔和舌毫无畏惧地积极颂扬哥白尼学说，无情地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1583年，布鲁诺来到伦敦，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比较安静的时期，他的哲学著作《论原因、本原和统一》以及《论无限的宇宙和多世界》就是在伦敦写成并于1584年出版的。
他写道：“要是因为感官不能理解也不能看到一个事物，就否认了它的存在，那么必然也要否定他自己的存在。”他声称如果有神的话，自然界本身就是神，不相信世上有什么“造物主”。
他在《论无限的宇宙和多世界》里，不但系统阐述和赞扬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且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说：“无数的世界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的广阔胸怀中产生、发展、灭亡，又重新产生……宇宙中有无数绕着自己的太阳运转的地球，就象那些绕着我们的太阳运转的行星一样。”在布鲁诺看来，宇宙是无限大的，也是物质的；宇宙中无数的恒星都是类似太阳那样的巨大而炽热的天体，太阳不过是一个行星系的中心，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布鲁诺甚至还预言，生命不但存在于地球，也可能存在于我们还观察不到的遥远的行星上。他所描述的与无数太阳系并存的无限宇宙图景，差不多三百年后才得到科学界的公认。
在天主教会的眼里，布鲁诺的学说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施展狡诈的阴谋诡计，以收买布鲁诺的朋友，将布鲁诺诱骗回国，并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宗教判所的监狱里，次年2月被押解到罗马，接连不断地审讯和折磨竟达8年之久！布鲁诺始终没有屈服。
布鲁诺在监狱里，宗教裁判所对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他就范，公开声明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布鲁诺没有屈服。他自勉说：“如果愚昧无知者的法庭吓唬你，企图消灭你珍贵的事业，你一定要坚贞不屈，不要失掉勇气，甚至也不要退步。”他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有一次审讯的时候，主教规劝布鲁诺：“只要你公开表示认罪和忏悔，不但可以免除对你的火刑，还可以在罗马教廷中给你安排一个令人羡慕的高位。”布鲁诺嗤之以鼻，大声呼喊：“收起你们这一套吧！我没有罪，也根本没有做过需要忏悔的事情！”主教露出了凶相，狂怒地吼道：“你坚持异端邪说，执迷不悟，等待你的就是火刑！”布鲁诺镇定自若地说：“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会退让！”罗马教廷把布鲁诺看作顽固不化的魔鬼，决定对他处以极刑。当布鲁诺听完判决以后，冷冷地刽子手们说：“你们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恐惧！”
1600年2月17日，52岁的布鲁诺被押赴罗马鲜花广场，捆绑在火刑柱上。临刑前，罗马教廷还奢望布鲁诺屈服，最后一次对他劝降：“只要你忏悔，马上可以免刑。”布鲁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宁愿做烈士而牺牲！”在被火焰和浓烟包围着的时候，布鲁诺还在发表最后的演说：“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红衣主教们担心布鲁诺当众扫了自己的威风，用钳子夹住他的舌头，不让讲话。教会甚至害怕人们抢走他的骨灰来纪念他，匆匆忙忙把他的骨灰连同泥土一起抛撒在台伯河中。几年之后，人们不顾教廷势力的威胁和阻挠，在烧死布鲁诺的地方树起了一座布鲁诺纪念碑，使他的英名万世流芳。但是，宗教迫害科学的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公元1619年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动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
但是科学的脚步并没有因为教会的禁锢而停止，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后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体，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出生在意大利西海岸比萨城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据说他的祖先是佛罗伦萨很有名望的医生，但是到了他的父亲伽利略•凡山杜这一代，家境日渐败落。伽利略最初进了佛伦勃罗萨修道院的学校，他专心学习哲学和宗教，很想将来当一个献身教会的传教士。但是他父亲凡山杜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儿子带回家，他劝说伽利略去学医。17岁那年，伽利略进了著名的比萨大学，成了医科学生。比萨大学是所古老的大学，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这很合伽利略的心意，但是伽利略对医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很少上课，一上课就对教授们教课的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使教授们难于回答，在教授们的眼里，伽利略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坏学生。不过，伽利略的兴趣不在医学，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并且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自古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学说。
伽利略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通过观看教堂吊灯的摆动，研究了摆动的运动规律，也发现了摆动与心跳之间的关系，研制出脉搏计；通过测定物体在水中的重量发现，物体投入水中减轻的重量，刚好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在这个重大发现的基础上，伽利略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可以很方便地测定各种合金的比重。一千多年之前，中国汉末曹冲称象的故事，我们传为美谈很久，却没有像伽利略那样开发出“比重称”，这件事情不知道李约瑟先生感慨没有？
1589年夏天，25岁的伽利略，在盖特保图侯爵的推荐下，获得了比萨大学数学和科学教授的职位。不久，伽利略进行了自由落体实验，他在比萨斜塔上扔下的铁球，不仅证明了不同重量的物体由同一高度下落时速度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胆的结论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结论。在那些思想保守、头脑僵化的人眼里，这个举动无异于挖了他们的祖坟，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与伽利略开始势不两立了。在比萨大学呆了一个学期，伽利略又失去了职位。
伽利略再一次求助于盖特保图侯爵，他把伽利略推荐给帕多瓦大学， 1592年，28岁的伽利略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科学和天文学教授。
利略在帕多瓦大学工作的18年间，最初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一直感兴趣的力学研究方面，他发现了物理上重要的现象——物体运动的惯性；做过有名的斜面实验，总结了物体下落的距离与所经过的时间之间的数量关系；他还研究了炮弹的运动，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加速度的概念：他为了测量病人发烧时体温的升高，在1593年发明了第一支空气温度计。
1609年6月，伽利略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荷兰有个眼镜商人利帕希在一偶尔的发现中，用一种镜片看见了远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伽利略非常高兴，急忙跑进他的实验室。他找来纸和鹅管笔，开始画出一张又一张透镜成像的示意图。伽利略由镜管这个提示受到启发，看来镜管能够放大物体的秘密在于选择怎样的透镜，特别是凸透镜和凹透镜如何搭配。他找来有关透镜的资料，不停地进行计算。整整一个通宵，伽利略终于明白，把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像那个荷兰人看见的那样，遥远的肉眼看不见的物体经过放大也能看清了。他一连干了好几天，磨制出一对对凸透镜和凹透镜，然后又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可以滑动的双层金属管。伽利略小心翼翼地把一片大一点的凸透镜安在管子的一端，另一端安上一片小一点的凹透镜，然后把管子对着窗外。当他从凹透镜的一端望去时，奇迹出现了，那远处的教堂仿佛近在眼前，可以清晰地看见钟楼上的十字架，甚至连一只在十字架上落脚的鸽子也看得非常逼真。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经过不断改进，放大率提高到30倍以上，能把实物放大1000倍。现在，他犹如有了千里眼，可以窥探宇宙的秘密了。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月亮是个光滑的天体，像太阳一样自身发光。但是伽利略透过望远镜发现，月亮和我们生存的地球一样，有高峻的山脉，也有低凹的洼地（当时伽利略称它是“海”）。他还从月亮上亮的和暗的部分的移动，发现了月亮自身并不能发光，月亮的光是透过太阳得来的。伽利略又把望远镜对准横贯天穹的银河，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银河是地球上的水蒸汽凝成的白雾，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伽利略决定用望远镜检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他用望远镜对准夜空中雾蒙蒙的光带，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根本不是云雾，而是千千万万颗星星聚集一起。伽利略还观察了天空中的斑斑云彩——即通常所说的星团，发现星团也是很多星体聚集一起，像猎户座、金牛座的星团都是如此。他还发现了木星周围环绕着它运动的卫星，还计算了它们的运行周期。伽利略还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的黑子，他通过黑子的移动现象推断，太阳也是在转动的。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促使伽利略动笔写一本最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书，他要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观测结果。
1610年3月，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在威尼斯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但是，他没有想到，望远镜揭开的宇宙的秘密大大触怒了很多人，一场可怕的厄运即将降临在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头上。
1615年冬天，伽利略的名字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他被传讯到罗马来接受对他的审讯。教会推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因为在神学家看来，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因为上帝创造太阳的目的，就是要照亮地球，施恩于人类。这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维护这个荒谬的理论，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不惜用恐怖的暴力对付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们。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活活被烧死，他的罪名只不过说了地球是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居住，却因违背圣经的教义惨遭迫害。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也是因为他到处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动摇了地球中心说。1616年2月，宗教裁判所宣布，不许伽利略再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无论是讲课或写作，都不得再把哥白尼学说说成是真理。他如果敢于反抗，下场绝不会比布鲁诺更好。在教会的威胁下，伽利略被迫作了放弃哥白尼学说的声明。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回到佛罗伦萨，在沉默中度过了好些年。
经过长久的酝酿构思，用了5年多的时间，伽利略另一部伟大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在1632年2月出版。该书以三个人对话的形式，以充分的论据和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客观地讨论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本书有力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证哥白尼的地动说，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
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这本书出售，并且由罗马教皇指名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审查。到了10月，宗教裁判所要69岁的伽利略去罗马接受审讯。这时，他已经病魔缠身，行动不便，许多关心他的人到处为他说情，但是罗马教皇恼怒地说：“除非证明他不能行动，否则在必要时就给他带上手铐押来罗马！” 1633年初，伽利略抱病来到罗马。他一到罗马便失去自由，关进了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并且不准任何人和他接触。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法庭上，真理遭到谬误的否决，科学受到神权的审判。那些满脸杀机的教会法官们，用火刑威胁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就要对他处以极刑。年迈多病的伽利略绝望了，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根据资料介绍，伽利略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这位开拓了人类的眼界，揭开了宇宙秘密的科学家，1637年双目完全失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唯一的亲人——小女儿玛俐亚先他离开人间，这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即使这样，伽利略仍旧没有失去探索真理的勇气。1638年，他的一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在朋友帮助下得以在荷兰出版，这本书是伽利略长期对物理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现代物理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后来，宗教裁判所对他的监视有所放宽，他的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气压力的发现者托里拆利来到老人身边，照料他，同时也是向他请教。他们又可以愉快地在一起讨论科学发明了。1642年1月8日，78岁的伽利略停止了呼吸。300多年之后，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其平反。
在伽利略之后，近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逐渐由天文、力学、数学等学科扩展开来，诞生了化学、生物、声、光、电等许多数不清的近现代科学技术，近来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等新科学思想和学科。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冲破宗教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才能解放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客观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的探索和认识也会不断深入、扩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领域里、某一水平上。
尽管科学终于冲破了宗教的束缚，战胜了迷信与愚昧，但是科学没有消灭宗教，在欧美的许多科学家还是虔诚的信徒。方舟子十分景仰的科技先导美国，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把手放在《圣经》上，由神父引导着宣誓，而不是把手放在《科学词典》上，信誓旦旦地崇信科学。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方舟子为何不“妨之、咒之、取消之？”却在中医诞生的祖国，大事宣扬中医如何“不科学”、“伪科学”，实在是别有用心。
欧洲文艺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打破“一神论”，恢复古希腊“众神”统治下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自由。很不幸的是，在西方科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很多人把科学定义“狭隘化”，在没有弄清什么是科学的情况下，就虚拟了一个“科学神”，把科学说成是一个神，崇拜起来，而且是排他性地主张“科学一神论”，凡是不符合他们观点、他们看不懂的东西，都判为“异端”邪说，都指为“伪科学”、反科学，这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也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格格不入的。
方舟子说：“有些中医支持者为了把中医说成科学，另外提出了科学判定标准。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中医是科学，然后再去设立相应的科学标准。我们要判定某个事物的属性，应该根据已有的标准，而不应该特地为之另设新的标准。这在历史上也是错乱的。如果中医是科学的话，相当于要把科学诞生的时间提前上千年，从而大幅度地改写世界科学史。而在本质上与中医并无区别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甚至连同风水、算命、巫术等种种玄学、迷信也都可以根据相同的理由自称为科学，其结果是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当然，对这一点一些中医支持者不会认为是个难堪，因为他们也相信风水、算命、巫术等等都是科学。”
方舟子的指责，使我们看到他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所谓“科学”做判定是非的标准是假的，想以此打击中医却是真的。正是他把自己作为科学的化身，“先入为主地”判定文艺复兴之前无科学，因而简单判定中医不科学。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5:02

勿以“废医验药”危害中医
方舟子说：“医学首先应该是科学，即使不完全是科学，也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不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应该废弃。但是我们并非就因此要把中医药全盘否定。在上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可能会摸索出某些安全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值得去挖掘。但是经验虽然有时有效，却也很有限，含有许多以讹传讹和谬误，因此应该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是否安全和有效。只有走‘废医验药’的道路，中医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才会融入现代医学之中，变成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中医的贡献才会得到认可和保存。”
方舟子主张“废医验药”的目的，不在于“验药”，而是在于“废医”；它的危害也正是“废医”，而不是“验药”。因为，“验药”的工作，一百年以来一直在做，有很多成就，也有很多无奈和挫折。当然“验药”的途径不止一条，尽管中药化学分析、提纯、验证取得了很多成就，也产生了麻黄素、黄连素、葛根素、丹参酮、川芎嗪、青蒿素、联苯双脂等许多有关的新药，但是更多的“验药”，是对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验证，其中的成就非常之多，可以说俯拾皆是、指不胜屈。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些成果，高兴地指出，中华民族要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我看中医药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把“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批示，写到中央文件里，发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让各级党委重视中医药的整理提高，再三嘱咐“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中医药毫无研究，对于中医药成就视而不见的方舟子，竟然由此得出了“废医”的结论，他的主张的确是非常有害的，严重地干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澄清他借科学之名，危害科学之实的错误言行，更要看清他试图危害中医药事业的不良用心，而不能听之任之，放任其肆意传播泛滥于民间。
方舟子说：“‘废医验药’的主张要比历史上有人提出过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准确，因为‘存药’的提法会让人误以为凡是中药、传统疗法都可以不经验证地加以保留、使用。历史上虽然没有人明确地提出‘废医验药’的主张，但是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出身中医世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解释自己为何不信中医时，即指出是因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顺便指出，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因此不要以为不信中医、主张‘废医验药’就是在反对中国文化。”
方舟子为推行“废医验药”的错误主张，费尽心机，也牵扯出来很多无辜的人，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他这样东拉西扯，把战火烧到古今、四方，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后边一章里进一步深入分析，以便指出其谬误所在。
历史上的确有过“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追根溯源可能要追到俞樾的《废医论》那里去。俞樾先生因为家人屡屡因病而死，愤而提出“医虚、药虚”，要“废医废药”。后来，他发觉自己的主张有错误，就用实际行动纠正自己的失误，经常赠药、舍药，有时也为人们开方治病。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傅斯年、丁文江等文化名流，由于受当时机械唯物论和“西方文化先进论”的影响，都有过不当批评中医的错误言行，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不是哪一个人的具体责任。毕竟那是“中国人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代”，不值得把他们的错误观点做依据，更不应该别有用心地放大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利用他们的错误为自己的眼下利益作根据。如果想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请参阅下一章的内容，当然笔者2010年5月在中国中医出版社推出的《中医近现代史话》，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评说。
方舟子说：“‘废医验药’的主张也符合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观点。一些国际、国外权威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近年来都开始关注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利用，但是又都强调这类研究、利用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例如，2004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的新政策允许草药制剂用于临床时，可以不必知道其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但是必须经过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第一种草药制剂（用绿茶提取物制成的药膏Veregen）在2006年获得FDA批准。”
方舟子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一百年来，科学界、化学界、医学界“都强调这类研究、利用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但是，“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是“还原论”指导下的方法，是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这样的方法无法解释中医药的有效与无效，更无法指导中医使用中药，所以是行不通的一条死路。因此，才有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近年来都开始关注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利用”，并且他们也知道“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还很幼稚，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进行“让步”，提出来“可以不必知道其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
试想，如果“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很容易就知道了中药的“具体化学成分和药理”，他们会让步吗？绝对不会。
“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定性、定量分析，为何可以很轻松地指导西药开发，却对中药“无能为力”呢？这与方法论有关。
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一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的研究方法，解决一定的具体问题。定性定量的分析化学是研究西药的金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西药都是单一化学成分的药物，每一位西药的分子结构、化学基团、活性物质都是结构清楚的化学物质，它们如何被人体吸收，在体内如何代谢，如何分布，半衰期多长，致死量多大，如何被人体分解、结合、排泄等，其“技术路线”都很清晰，这是西药的长处。但是，这是很不够的。
首先，世界上没有绝对纯洁的单质药物。我们看到各种“化学纯”、“分析纯”的试剂，几乎都是“混合物”，除了主要成分占绝大多数之外，还含有几十种微量的其他化学物质，而不是“只此一种，别无他物”的“单质”。“金无足赤”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不是形容词。所谓的纯洁，是相比较而言，很难达到单质的境界。
理论上应该做的事情，现实生产过程未必能够做到。我们知道青霉素过敏曾经让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因此发明了过敏试验加以补救。然而临床上很多人，在做过敏试验的时候是阴性的，但是治疗的过程之中却发生了过敏。也有的人，对于这个厂家生产的某一批青霉素可以接受，而同一个厂家、同一拨工人、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却会发生过敏。因此，临床上只要在使用青霉素的过程之中更换药品的批次，就必须重新做皮试。也就是说，两个批次的青霉素会有物质组成上的不同。到底有多少不同？颇难说清，因为各种检测，都是检测主要成分含量达到了“质量控制标准”的要求，却不能让两个批次的青霉素完全一样，否则就用不着再做皮试了。也就说，尽管同一个车间的同一批工人，按照同样的GMP标准生产同一种西药，也无法使两个批次的青霉素完全一样。这就是客观世界的复杂性。
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人所共知。尽管中医也强调地道药材的重要性，但是并不绝对地强调“丝毫不差”，中医用药有很大的“灵活性”，有的人甚至因此诟病中医“随意性极强”。
即使是一种中药，其化学成分也要几十种以上。而且相同名称的一味中药，从用药植物的不同品种差异，到成色含量的影响，到不同收获季节、产地、加工炮制、调剂司药的准确性、煎煮时间的控制、文火武火的差异、不同配伍的影响等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难以控制的变数。中医药治疗疾病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能力，不是把病人当作化学反应的“试验台”，不是药物与人体“直接反应”。其实，西药对人体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必须依靠人体的自组织能力，只不过抗生素的杀菌作用，使人误以为药物把人体内的细菌全部消灭就是治病的真谛；误以为化学药物无所不能，人体只要接受化学药物的治疗，就会治愈所有的疾病。这是严重低估人体自组织能力的表现，也是盲目夸大化学药物作用，误导患者、制造医患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后面我们要在“疾病复杂，医学幼稚”一章里，进行深入分析，破除人们盲目崇拜化学药物的“现代迷信”。
用化学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确定一碗汤药里的每一种化学成分的组成，更无法准确说清楚其含量，至于不同化学成分之间的比例，就更难说清楚了。也就说，按照分析化学的单一组成理论，中药都是不合格的药品，几乎等于垃圾。所谓的植物药研究，就是从这许多成分里抽取单质，看看哪一种单质“可能有效”。
西药走的是单一化学成分的“靶点”用药的“技术路线”，中药的技术路线却是“群体组合效应”。西药研究就像研究一个球星的进球技术动作，突出的是一个技术要素；而中药的研究是整个球队的有机配合，讲求的是群体配合的整体战略。
西药讲求一对一的靶点，中药讲求药物与人体的互动配合。西药抗菌、杀病毒、阻断受体、激活受体、补充营养物质，都必须落到具体的物质结构上。中药针对的是人体的证候，是人体在疾病过程之中所出现的整体反应性，也就是“辨证论治”。西药的出发点是拯救机体，中药的出发点是促使机体自我调节能力的恢复。
中药发挥作用，不是医生开出处方就完成了。实际上司药抓药的过程，煎药人员煎药的过程，都是“制造药物”的后续过程，这期间要去掉“药渣”，中药饮片的绝大部分物质要被去掉，就像喝茶扔掉剩余的茶叶那样，中药饮片扔掉的比保留的物质多。当然，煎煮出来的汤药之中，很可能产生了中药饮片里所没有的新成分。到此也没有完全完成药物的最后环节，病人少喝一口，多喝一口中药汤，其在体内的化学过程就会不一样，这与病人服用西药的“整齐划一”，防止“质量偏倚”是不一样的。喝到体内的许多化学成分，有的被吸收进血液，有的在肠道继续分解，然后再吸收，也有的既不分解，也不合成，更不吸收，只是在肠道里做了一次体内旅行。
值得提出的是药物在“体内旅行”一趟，也不一定没有作用。因为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肠道里有许多寄生的、共生的微生物，每一种化学物质的短期、中期、长期存在，都改变了其生存环境，就如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一样，催化剂本身不发生反应，却能影响其他化学物质的反应过程。
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人体是分层次的，表征生命健康的指标非常多，一个一个分别检查，可能“只见树木，难见森林”。比如，一个老年慢性病患者，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在各个专家诊室里走一趟，就会检查出来许多毛病，甚至从头到脚全有不正常的检查结果。各位专家都很有“科学依据”地开出来几种药物，但是把各位专家开的药物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堪忍受的数量，全都吃下去就会中毒死亡；全不吃，看专家的意义就约等于零；任意吃药，看专家的意义也约等于零。这是西医受还原论指导的方法论错误所导致的，不是哪一个专家的责任。
主张“一药一针管”的西药用药标准，在肚子里开西药铺，让病人照单吃许多相互之间难以协调作用的药物，是西医难于克服的方法论缺陷。中药尽管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医使用中药的指导思想却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且是针对病人的整体反应性，而不是特意地针对某一靶点。
“一揽子解决”的中药，不仅针对病证的痛苦，而且必须兼顾人体的“升降出入”，兼顾一切表征生命的各项指标，比如病人的吃喝拉撒睡、气力精神心情、天气冷热晴湿，这些治疗思想在讲求靶点的西医看来，简直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着边际。然而事实上，这就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把病人的自组织能力调整好，就可以有效地治疗疾病，正所谓“磨刀不费打柴工”。
中医与西医认识疾病的方法不同，治疗疾病的指导思想、技术方法也是不同的，这就像是京剧与歌剧、足球与篮球、和尚与牧师的差别一样，评价方法应该各不相同，互相调换评价标准，就成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的局面，是完全行不通的方法。
方舟子主张的“必须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中药研究的思想，就是以单一化学组成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指导下的中药研究，这根本不可能揭示中医使用中药的秘密，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行不通而强行推行，就是在“验药”的招牌下，行“废医”之实。所以，他主张“验药”是假，“废医”才是真实目的。
莫用“中医骗子”嫁祸中医
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立此存照：中医骗子”。初看上去好像是在打假，其实他是在打中医。他在揭露造假的同时，把责任完全嫁祸到中医身上。
有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进行欺骗，伤害的是中医的形象和利益。
方舟子不打击坏人，不去纠这些骗子的责任，不维护中医作为“被害人”的利益，却把指责指向中医。这就像西施受到坏人的伤害一样，方舟子不是揭露坏人如何利用西施的弱点，如何不公平地欺负了西施。却大声斥责西施：你为什么不长得和东施一样？！你为什么总是被人欺负，而李逵、张飞却不被人欺负？！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叫做：“立此存照：爱告刁状的坏人西施”。
2003年2月，方舟子发布“中医骗子论”。把中医视为“骗子”，从“龙胆泻肝丸”事件开始，不断发表中医药不安全，甚至到处宣扬中药有毒、有害的错误言论。方舟子搜集、整理了很多有关“中药毒性材料”，制备了所谓“中药毒副作用备览”，把许多中药都列为“问题药品”。他说：“大部分中药的毒副作用因缺乏研究，至今不明”。可以设想，用化学成分的定性分析方法，含有复杂的中药，都有可能被方舟子判为“问题药品”。农产品之中往往有农药、化肥、激素的残留，各种食品都不是无菌的，而是“大肠杆菌不超标”，如果按方舟子的逻辑，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毒品，都需要抛弃。
方舟子说：“毒副作用与一般的副作用不同，是指用药后能导致器官损害、机体功能障碍，产生新的疾病，甚至导致死亡。”关键是这样的成分占多少，如何提取的，提取出来多少，中药配伍成方剂的时候，能煎出来多少，能否被病人吸收，都是“缺乏研究”的。就这一句“缺乏研究”，又成了他“验药”的根据，更是他主张废医的“充足理由”。
方舟子列举的“已知或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药材”有：马兜铃、关木通、天仙藤、青木香、广防己、汉中防己、细辛、追风藤、寻骨风、淮通、朱砂莲、三筒管、杜衡、管南香、南木香、藤香、背蛇生、假大薯、蝴蝶暗消、逼血雷、白金果榄、金耳环、乌金草等。可能与上述药材混用而搀杂马兜铃酸的药材：木通、苦木通、紫木通、白木通、川木通、预知子、木防己、铁线莲、威灵仙、香防己、白英、白毛藤、大青木香等。含有以上药材的中成药：龙胆泻肝丸、耳聋丸、八正丸（散）、纯阳正气丸、大黄清胃丸、当归四逆丸（汤）、导赤丸（散）、甘露消毒丹（丸）、排石颗粒、跌打丸、妇科分清丸、冠心苏合丸、苏合丸、辛荑丸、十香返生丸、济生桔核丸、止嗽化痰丸、八正合剂、小儿金丹片（丸）、分清五淋丸、安阳精制膏、辛夷丸、儿童清肺丸、九味羌活丸（颗粒、口服液）、川节茶调丸（散）、小儿咳喘颗粒、小青龙合剂（颗粒）。
含朱砂的中成药：一捻金、二十五味松石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十香返生丸、七珍丸（丹）、七厘散、万氏牛黄清心丸、小儿百寿丸、小儿至宝丸、小儿金丹片、小儿惊风散、小儿清热片、天王补心丸、牙痛一粒丸、牛黄千金散、牛黄抱龙丸、牛黄清心丸、牛黄镇惊丸、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散、红灵散、苏合香丸、医痫丸、补肾益脑片、局方至宝散、纯阳正气丸、抱龙丸、柏子养心丸、胃肠安丸、香苏正胃丸、保赤散、益元散、梅花点舌丸、琥珀抱龙丸、紫金锭、紫雪、暑症片、舒肝丸、痧药、避瘟散、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复方芦荟胶囊。
含雄黄的中成药：七珍丸、小儿化毒散、小儿至宝丸、小儿惊风散、小儿清热片、牙痛一粒丸、牛黄至宝丸、牛黄抱龙丸、牛黄消炎片、牛黄清心丸、牛黄解毒丸（片）、牛黄镇惊丸、六应丸、安宫牛黄丸（散）、红灵散、医痫丸、局方至宝散、阿魏化痞膏、纯阳正气丸、珠黄吹喉散、梅花点舌丸、紫金锭、暑症片、痧药。
含千里光的中成药：千柏鼻炎片、感冒消炎片、千喜片。
含柴胡的中成药：小柴胡片、小柴胡颗粒、柴胡口服液、柴胡舒肝丸、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午时茶颗粒、牛黄清心丸、气滞胃痛颗粒、龙胆泻肝丸、加味逍遥丸、护肝片、补中益气丸、乳疾灵颗粒、逍遥丸、消食退热糖浆、通乳颗粒、黄连羊肝丸、得生丸、清瘟解毒丸、舒肝和胃丸、感冒清热颗粒、鼻渊舒口服液、鼻窦炎口服液、平肝舒络丸、安坤赞育丸。
含板蓝根的中成药：板蓝根颗粒、二丁颗粒、儿童清肺丸、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儿感冒茶、小儿感冒颗粒、护肝片、利咽解毒颗粒、金嗓散结丸、复方鱼腥草片、健民咽喉片、羚羊清肺丸、清开灵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感冒退热颗粒、清开灵注射液。
含款冬花的中成药：川贝雪梨膏、止咳橘红口服液、止嗽化痰丸、橘红丸。
含蜈蚣的中成药：止痛化癥胶囊、中风回春丸、中风回春片、医痫丸、金蒲胶囊、狼疮丸、通心络胶囊。
含水蛭的中成药：大黄蜇虫丸、血栓心脉宁胶囊、通心络胶囊、清脑降压片、化癥回生片。
含黄连素的中成药：复方黄连素片、黄连上清丸、黄连羊肝丸、一清颗粒、万氏牛黄清心丸、万应胶囊、万应锭、小儿化毒散、小儿清热片、木香槟榔丸、五福化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胶囊、牛黄千金散、左金丸、左金胶囊、石斛夜光丸、戊己丸、芎菊上清丸、当归龙荟丸、安宫牛黄丸（散）、导赤丸、妇科分清丸、芩连片、拨云退翳丸、参精止渴丸、驻车丸、枳实导滞丸、栀子金花丸、香连丸（片）、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桂龙咳喘宁胶囊、脏连丸、狼疮丸、消渴灵片、清胃黄连丸、葛根芩连丸、蛤蚧定喘丸、癃清片、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二妙丸、九圣散、三妙丸、大补阴丸、小儿肝炎颗粒、分清五淋丸、功劳去火片、生血丸、白带丸、如意金黄散、固经丸、知柏地黄丸、河车大造丸、健步丸、清肺抑火丸、颈复康颗粒、鼻炎片、三黄片。
含麻黄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九分散、千柏鼻炎片、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咳喘颗粒、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青龙合剂、小青龙颗粒、止喘灵注射液、止嗽定喘口服液、风湿马钱片、风湿骨痛胶囊、风寒咳嗽颗粒、防风通圣丸、宝咳宁颗粒、复方川贝精片、急支糖浆、洋参保肺丸、祛风舒筋丸、通宣理肺丸、清肺消炎丸、蛤蚧定喘丸、舒筋丸、痧药、疏风定痛丸、鼻炎片、镇咳宁糖浆、鹭鸶咯丸、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何首乌的中成药：乙肝宁颗粒、七宝美髯颗粒、儿康宁糖浆、三宝胶囊、天麻首乌片、心通口服液、再造生血片、血脂宁丸、血脂灵片、产复康颗粒、安神补脑液、安神胶囊、更年安片、龟鹿补肾丸、养血生发胶囊、首乌丸、脂脉康胶囊、益气养血口服液、人参再造丸、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大黄的中成药：一捻金、一清颗粒、十一味能消丸、十香止痛丸、十滴水、十滴水软胶囊、八正合剂、三黄片、大黄清胃丸、大黄蜇虫丸、小儿化毒散、小儿化食丸、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小儿清热片、木香槟榔丸、止痛紫金丸、止嗽化痰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胶囊、牛黄至宝丸、牛黄消炎片、牛黄解毒丸（片）、分清五淋丸、六味安消散、当归龙荟丸、竹沥达痰丸、防风通圣丸、如意金黄散、妇科通经丸、利咽解毒颗粒、利胆排石片、金蒲胶囊、参精止渴丸（降糖丸）、导赤丸、枳实导滞丸、栀子金花丸、胃肠安丸、胆宁片、柴胡舒肝丸、脂脉康胶囊、狼疮丸、消食退热糖浆、黄氏响声丸、黄连上清丸、麻仁丸、麻仁润肠丸、痔康片、羚羊清肺丸、清宁丸、清肺抑火丸、清淋颗粒、跌打活血散、痧药、槟榔四消丸、礞石痰丸、蠲哮片、人参再造丸、化癥回生片、再造丸。
含泽泻的中成药：七味都气丸、三宝胶囊、山菊降压片（山楂降压片）、五苓散、分清五淋丸、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颗粒、龙胆泻肝丸、归芍地黄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耳聋左慈丸、血脂灵片、麦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更年安片、启脾丸、补肾固齿丸、明目地黄丸、知柏地黄丸、金嗓散结丸、参茸固本片、枳实导滞丸、前列舒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消栓通络片、消栓通络胶囊、锁阳固精丸、癃清片、安坤赞育丸。
含益母草的中成药：八宝坤顺丸、女金丸、加味生化颗粒、再造生血片、产复康颗粒、参茸白凤丸、得生丸、痛经丸、化癥回生片。
含延胡索的中成药：九气拈痛丸、女金丸、元胡止痛片、止痛化癥胶囊、少腹逐瘀丸、气滞胃痛颗粒、仲景胃灵丸、伤痛宁片、壮骨伸筋胶囊、安中片、安胃片、妇宝颗粒、妇科十味片、妇科调经片、肠胃宁片、金蒲胶囊、参茸白凤丸、茴香橘核丸、胃康灵胶囊、胃舒宁颗粒、舒肝丸、猴头健胃灵胶囊、痛经丸、痛经宝颗粒、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安坤赞育丸。
含槟榔的中成药：一捻金、九气拈痛丸、大黄清胃丸、山楂化滞丸、小儿至宝丸、开胸顺气丸、木香分气丸、木香槟榔丸、化积口服液、四正丸、利胆排石片、国公酒、金嗓利咽丸、肥儿丸、茴香橘核丸、柴胡舒肝丸、消食退热糖浆、消瘿丸、舒肝和胃丸、槟榔四消丸、蠲哮片。
含厚朴的中成药：十香止痛丸、开胸顺气丸、木香分气丸、午时茶颗粒、六合定中丸、四正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如意金黄散、利胆排石片、抱龙丸、国公酒、金嗓利咽丸、胃肠安丸、香苏正胃丸、香砂养胃丸、保济丸、柴胡舒肝丸、消食退热糖浆、麻仁丸、清宁丸、舒肝丸、藿香正气口服液、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平肝舒络丸。
含胖大海的中成药：金果含片、健民咽喉片、黄氏响声丸、清喉利咽颗粒。
含天花粉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小儿化毒散、牛黄消炎片、导赤丸、如意金黄散、利咽解毒颗粒、拨云退翳丸、乳癖消片、宝咳宁颗粒、栀子金花丸、保济丸、消渴灵片、通乳颗粒、羚羊清肺丸、清肺抑火丸、清胃黄连丸、清音丸、清瘟解毒丸、解肌宁嗽丸、鹭鸶咯丸。
含牵牛子的中成药：一捻金、大黄清胃丸、山楂化滞丸、小儿化食丸、开胸顺气丸、木香槟榔丸、槟榔四消丸。
含穿山甲的中成药：妇科通经丸、金蒲胶囊、茴香橘核丸、通乳颗粒、再造丸。
含石菖蒲、八角茴香、桂皮、花椒、蜂头茶、七荆介的中成药：儿童清肺丸、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辛芩颗粒、复方仙鹤草肠炎胶囊、茴香橘核丸、锁阳固精丸、复方甘草片、拨云退翳丸、化癥回生片。
含川楝子的中成药：乙肝宁颗粒、三子散、止痛化癥胶囊、阴虚胃痛颗粒、妇宝颗粒、乳块消片、茴香橘核丸、舒肝丸。
含补骨脂的中成药：七宝美髯颗粒、千金止带丸、四神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再造生血片、壮骨关节丸、肠胃宁片、补肾益脑片、青娥丸、国公酒、固本咳喘片、茴香橘核丸、首乌丸、蚕蛾公补片、荷丹片、益肾灵颗粒、锁阳固精丸、强阳保肾丸、安坤赞育丸。
含艾叶的中成药：艾附暖宫丸、加味生化颗粒、妇科通经丸、参茸保胎丸、化癥回生片、安坤赞育丸。
含苍耳子的中成药：辛芩颗粒、通窍鼻炎片、鼻炎片、鼻渊舒口服液、鼻窦炎口服液。
含丁香的中成药：二十五味松石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十六味冬青丸、十香止痛丸、十香返生丸、七味广枣丸、八味檀香散、木香分气丸、止痛紫金丸、六应丸、妙济丸、纯阳正气丸、洁白丸、紫雪、痧药、避瘟散、人参再造丸、中华跌打丸、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肉桂的中成药：十六味冬青丸、十全大补丸、十滴水、十滴水软胶囊、七味葡萄散、人参养荣丸、女金丸、五苓散、五味清浊散、止痛化癥胶囊、牛黄清心丸、艾附暖宫丸、仲景胃灵丸、补肾固齿丸、纯阳正气丸、茴香橘核丸、柏子养心丸、复方皂矾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桂附理中丸、痛经丸、痛经宝颗粒、强阳保肾丸、麝香保心丸、人参再造丸、化癥回生片、平肝舒络丸、再造丸。
含巴豆的中成药：七珍丸、妇科通经丸、胃肠安丸、保赤散。
含独活的中成药：天麻丸、壮骨关节丸、抱龙丸、国公酒、祛风止痛片、舒筋丸、舒筋活络酒、疏风定痛丸、中华跌打丸。
含北豆根、番泻叶、虎杖、大戟、金樱根、千斤拔、苦参、昆明山海棠、芦荟、千年健、使君子的中成药：北豆根片、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青果丸、荷丹片、胆宁片、热炎宁颗粒、控涎丸、三金片、妇科千金片、四味土木香散、金蒲胶囊、清肺抑火丸、雅叫哈顿散、昆明山海棠片、当归龙荟丸、舒筋丸、疏风定痛丸、化积口服液、肥儿丸、疳积散。
含海马、红娘子、生蜂蜜、鱼胆、猪胆的中成药：复方皂矾丸、护肝片、胆乐胶囊、脑立清丸、藿胆丸。
含洋金花的中成药：止喘灵注射液、壮骨伸筋胶囊。
含马钱子的中成药：马钱子粉、马钱子散、九分散、风湿马钱片、舒筋丸、疏风定痛丸。
含川乌、草乌的中成药：小活络丸、木瓜丸、风湿骨痛胶囊、骨刺消痛片、祛风舒筋丸、中华跌打丸、二十五味珊瑚丸、三七伤药片、小金丸、五味麝香丸、祛风止痛片。
含全蝎的中成药：七珍丸、小儿至宝丸、小儿惊风散、止痛化癥胶囊、中风回春丸、牛黄千金散、牛黄抱龙丸、牛黄镇惊丸、风湿马钱片、医痫丸、通心络胶囊、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硝石的中成药：红灵散、纯阳正气丸、紫雪。
含善慈姑的中成药：金蒲胶囊、紫金锭。
含黄药子的中成药：金蒲胶囊。
含火麻仁的中成药：麻仁丸、麻仁润肠丸。
含附子的中成药：天麻丸、四逆汤、附子理中丸、前列舒丸、济生肾气丸、桂附地黄丸、益肾灵颗粒、人参再造丸、再造丸。
含蟾酥的中成药：牙痛一粒丸、牛黄消炎片、六应丸、血栓心脉宁胶囊、灵宝护心丹、金蒲胶囊、梅花点舌丸、痧药、麝香保心丸。
含薏苡仁的中成药：儿康宁糖浆、参苓白术散、骨刺消痛片、保济丸、前列舒丸。
在方舟子的眼里，上述中药、中成药都是不能再用的药品、药物，还有许多药物也被方舟子列为不可用的有毒药，如矮地茶、八角枫（华木瓜）、荜橙茄、白头翁、臭梧桐、丢了棒（五味藤）、鬼臼、含羞草、夹竹桃、腊梅根、六轴子、松节、土贝母、土荆芥、土牛膝、望江南子、相思子、萱草根、油桐子、芫花、皂角剌（皂荚）、钻地风、雷公藤、野百合等等。
所有这些临床上十分常用，疗效明显的中成药，在方舟子的眼里，都不能再使用了。中医面对无药可用的境地，即使不再“废医”，中医也自然而然地废止了。
在方舟子看来，中华饮食里不仅小麦、大米、白面含着有毒成分的农药，而且常用的香料如肉桂、大茴香、丁香、薏苡仁等等，也是有毒的，据他说“薏苡仁能使胸腺萎缩”；肉桂“过量使用可能会对肾脏有毒，并能引起血尿”；丁香“有肾毒性，可导致肾脏损害”。这样看来，中华饮食里许多食品也是吃不得了，否则有肝肾损害、导致癌症的危险。
方舟子戴着有色眼镜，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中医药就是不顺眼。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多有益而无害的，过分的阳光可以让人得皮肤癌，过量的氧气可以让婴儿失明，维生素可以中毒，淀粉可以让人得糖尿病，脂肪可以让人血脂升高，蛋白质可以诱发肝昏迷，引发痛风、肾损害，盐可以引起高血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害的、有毒的。
中医对于药和毒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有一个长达几千年的验证过程。在中医的“元典”里，以及后世的中药学著作里，从来就没有说过“中药无毒”，而是恰恰相反，中医历来主张“药就是毒”，要慎用药物。不仅如此，一切看似有用的好东西，只要过分了，就变成了对身体不利的“毒物”，各种自然物质只要太过，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就会变成产生疾病的病因。病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毒”。毒就是有害，害和利可以互相转化，没有绝对的毒，也没有绝对的利。因此，中医能够驾驭有毒性的植物，使它“有毒无害”，并且利用其毒进行治疗，也就是“化毒为药”。其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而不是诡辩。
中医认为，药就是毒，应该慎用药物。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古人用“毒”来说明药性，《周礼•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文中将毒与药并称，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段经文中，也是毒与药并称。联系上下文来看，东方治病用砭石，南方治病施九针，北方治病常用艾灸，中原治疗多用导引按摩。这样说来，西方治病尽管经常使用“毒药”，也是毒与药不分，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如果有区别的话，勉强可以解释为毒是猛烈的意思，“毒药”也就是药性猛烈的药物。
《素问•移精变气论》有一段讨论“毒药”起源的论述，可以为上述“毒药不分”的观点作注解。“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己。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
文中说上古的时候，治病不需要毒药，当时还没有“神农尝百草，也就没有用药的经验，只有通过自我保健锻炼、心理调整，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后来，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了，通过神农尝百草式的用药经验积累，就发明了“毒药”治病的方法。在这个用药物治疗的早期阶段，由于服药经常中毒，所以“毒药”并称，也是毒与药难以分辨的早期阶段。古人这样“毒药并称”，暗含着慎用药物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
《内经》中“毒药不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毒药无治，短针无取。”“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刺灸砭石，毒药所主。”“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其于毒药何如？”等等，都是不加别白地把“毒”与“药”等同看待，说明了古人对于药物的慎重态度。
《论语》记载了孔夫子对于服用药物的慎重态度，他收到季康子赠送的“保健药”的时候，真诚而慎重地说：“丘未达，不敢尝。”因为那时，尽管服用某些药物，也许会有《神农本草经》所说的“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是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服药不成反成毒”，伤害身体，有碍生命。
中医认为，药气太盛，伤害了人体即是毒。
药有两面性，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也有可能利人、救人，就看人们是如何使用的。勇于探索的人，代不乏人；敢于服药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实践的深入，用药的经验和理论逐渐丰富起来，绝大多数人服药之后，不仅祛除了疾病的痛苦，而且达到了健壮体魄，安定神志，愉悦精神，美颜色，益气力的美好境地。因此，“毒药并称”的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毒性”在淡化，“药性”在强化。因为人们在实践之中，掌握了规律，可以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化毒为药”、“化害为利”成了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独特贡献。
当然，中医学在奉献的过程之中，积极地吸收了大量前人、民间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人体试验”总结之后的“科研成果”。毫无疑问，这种实验风险极大，代价很高，因此也就更加可贵。很多人“密不外传”，或者“传男不传女”，或者“非其人不教，非其真勿授。”得到了这种宝贵的用药经验，就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
《素问•示从容论》说：“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面对虚证，为何要用“毒药”？这是黄帝君臣认真讨论的历史场景。
《素问•五常致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根据可能的危害性，把药物划分成大毒、小毒，岐伯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实践经验。
把药物划分成有毒与无毒、大毒与小毒，不知要经历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也不知道多少医生、病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肯定是一种进步。《神农本草经》积极吸收这个成果，把365种药物按照这个思想进行归类，并作为一种法则，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几千年。
砒霜有毒，尽人皆知。然而，在今天医学家的手里，借鉴古人经验，已经把砒霜的有毒成分砷，用于治疗白血病。这就是“古为今用”的一大成果，与古人“化毒为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毒与药的关系里，其相互转化的关键，是对于人体的利与害。对人体有害的，就是毒；对于人体有利的，就是药。当药物的有利作用转化为有害的时候，药就变成了毒；当毒物被人们利用而有利的时候，毒就变成了药。维生素、氧气、水、盐、食品，这些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一旦过了量，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时候，也是毒。细菌、病毒、有害的重金属等等，它们也不是绝对有害的东西，一旦它们成为疫苗，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它们也就变成了药。
中医在古代发明的人痘疫苗，就是在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哺育出来的药，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伟大原始创新。假如没有毒可以转化为药的思想，我们就不可理解古人把病人的脓疱痂皮，接种在健康人身上的行为动机。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攻击中医不人道。
中医认为，自然界的六气太过，就会变成六淫，六淫太过则成毒。
毒是一种危害人体的因素，因此凡是危害人体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毒；根据危害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毒性。
风是自然界里最为普遍的客观存在，《易经》里就用巽来代表风，代表春天，也就是代表万物的生机。张仲景说：“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害万物的风，肯定是太过分的风；太过分的风，就是属于六淫的风。“淫”就是太过分；太过分，就是邪，就是害。《左传》中，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淫生六疾”，就说明了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都可以因为太过分，而变成致病的六淫。
《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风气是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的自然力，因此对于风的研究和认识，也就形成得早，看得深刻。善于养生的人，不会受风气的伤害，无论冬天里的寒风，还是夏天里的热风，都不会伤害健康人。甲骨文里，“祸风有疾”的记载很多见，写上日期的“祸风有疾”，都在冬天。甲骨文里，把“杞侯热病”的病因，归结为风邪引起的，可见其认识甚早。
《素问•征四失论》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文中把“或伤于毒”当作致病的四大因素之一，可见毒邪的致病作用，已经引起了古人的高度重视。
颈部、腋下产生了一串一串的结节，古人称之为瘰疬。当瘰疬引起恶寒发热的时候，他们追索这种疾病的原因，就归结为毒气留结于脉而引发本病。所以《灵枢•寒热》说：“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通过脉象的判断，也可以诊察出来体内有无毒气。《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
对于六气太甚产生的毒气，《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得最系统：“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知。”文中提出来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的概念，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指明了“五毒”都是从自然界的寒热燥湿气候转化而来。
对于六气转化而来的“五毒”的治疗方法，文中提出：“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由此不难看出，治疗“五毒”，不仅可以使用针刺，在经脉上下内外取穴治疗，而且可以用药物调治。调治的原则，是用气味比较足的药物，治疗五毒较甚的病情；而气味比较淡薄的药物，只能用来治疗五毒比较轻浅的病证。
中医深入研究毒害，由此延伸出预防疾病的思想。
既然五毒是由六淫转化而来，那么，避免毒气的伤害，也就是避免过分暴露于六气、六淫之中。《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这是一般的避免六淫的伤害。同样的道理，传染病的传播，也是由邪气引起来的，也需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论语》里记载“伯牛有疾”。孔夫子作为他的老师希望前去探望，又怕被他的疾病所传染，就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窗户里看看。事到临头，孔夫子不仅看见了他的学生伯牛，而且还“执其手”，感慨地说“斯人也，而有斯疾！”古人为了预防疾病，因此建立了“疫室”，进行隔离，以防传染。
《素问•刺法论》说：“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古人要“避其毒气”，自然不会主动地接近病人，不是“无知者无畏”地蛮干，而是要积极预防。“避其毒气”是一种措施，服用药物预防也是一种措施，制作疫苗更是一个伟大创新。
然而，疫病来临之际，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死城：患传染病的人，要么死亡之后被人们抬出来，要么自己康复之后走出来，其他的人是不要进去的。中国的中医要进入病患之家进行治疗，中国的患者家属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也要进入“疫室”关心患者。怎么办呢？有什么措施可以预防？
《素问•刺法论》说：“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显然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动作，是一种精神准备，也是与气功导引一样的一种做法。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有了“五气护身”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一些呼吸吐纳的健身措施，一些服药预防的避毒方法，中医医生们、患者家属们，终于可以进入“疫室”了。整个的过程之中，尽管有一些措施，是那样原始，是那样有些欠妥当，但是他们都是积极应对，都属于主动探索，因此是可贵的，是值得尊敬的。由他们积累出来成果，像发明人痘疫苗那样的世界奇迹，也不足为怪。
既然用毒药可以治疗疾病，那么治疗过程也可以简称为毒之。
辩证地说，既然药物就是毒物，药物的治疗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那么，“毒”也就可以代指“治疗”。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妇人重身，毒之何如？”“重身”就是怀孕。对于孕妇，我们现在强调尽量不用药，以免药物引起对于胎儿的伤害。古人更是不把药物推荐给孕妇，《内经》把对孕妇的治疗说成是“毒之何如”，可见古人对于孕妇用药是格外小心的。
智慧的医师岐伯，并没有说孕妇绝对不能用药，而是说“有故无损，亦无殒也。”只要病情需要，就可以使用药物。精明的黄帝也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主，一定要刨根问底：“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不敢隐瞒不告，就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内经》对于毒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也是很深入的，因此，黄帝与岐伯讨论了多次。《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中医所使用的武器，针刺可以伤人，因此要讲求针道；药物有毒性的一面，所以要深入研究、不断体验。逐渐地，人们在实践之中发现，配伍起来的复方，其中的有毒性的药物可以减缓毒性，可以避免副作用，可以增加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按照一定原则组合起来的“组合效应”，远远地胜过了使用单味药的“个体疗效”，为安全有效使用药物开辟了一条道路。无论是“制之”小与大，都有君与臣，是一个有序的组合，而不是随意的“鸡尾酒”疗法。有序的组合，就能“整体涌现”出来新的效应，不是“简单加合效应”。所以，中医学“有实无名”地最先运用了“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安全有效、高效地解决了很多临床复杂问题。甚至直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还远望着中医学的背影，既看不明白其诊疗过程的道理，更无法把它最为一个普遍可行的技术方案加以推广。比如，中医对于SARS的良好疗效，中医对于艾滋病复杂病情的控制，都不是还原论方法能够研究明白的。
中医把“以毒治病”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难免引起人们的误解，甚至会被当做糟粕。比如《灵枢•官能》说：“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
上面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人施教，扬长避短，有关中医学术的传承，不会引起误解。但是下面的一些话，有的就很容易让一些人诟病。“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中医也是人，是人就有不同的性格、禀赋，而不是千人一面。有些人相貌使人生畏，也有些人出口、出手伤人，这些人不做其他职业，偏偏要做医生。怎么办？“分科执业”，有的中医学子就被分派到了“咒由科”，爱辩论、好伤人如方舟子者，如果在那个时代学医，也应该是这个科室的人才；有的则进了“按摩科”。这其中绝没有高低贵贱的“歧视”意味，而是量才使用“各得其能”。
值得提出的是，古人判定“手毒”，不是想当然的决定，还可以实验验证，有数据，有标准。假如你用手按乌龟，50天就把它按死了，难道不是“手毒”吗？假如你充满爱心，爱护一切生命，即使不是乌龟那样外壳坚强的动物，你按它50天、100天也不会让它死亡，而是极有可能你成了它的朋友，它天天盼着你来给它按摩，它快乐地活着。这样的手，《内经》说是“手甘者”，用这样的手对待病人，就是一双回春的妙手，不仅是甘，更是一种爱。
治疗是痛苦的，古人甚至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毒之”。如果能够把治疗的痛苦，转化为一种享受，就是把毒转换成了一种甜药。这也是中医善于“化毒为药”的大智慧之所在。
中医克毒制胜的智慧，回答了“毒向何处去”的问题。
面对毒气危害，中医主张隐匿潜藏，避其锐气。
中医认为“六淫太过即是毒”，因此《内经》有寒毒、热毒、湿毒等称谓。对于六气过盛变为六淫的危害，古人主张要主动避免，而不是无畏地暴露于其毒害之中。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避免虚邪贼风的伤害，是自古相传的防病之道，所以岐伯说这是上古圣人都重视的问题。
《灵枢•九宫八风》说：“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文中所提“谨候”虚风，可以看出圣人的谨慎态度；每天“日避”虚邪，则反映了其不敢松懈的精神状态。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引用《阴阳大论》说：“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因为寒气暗藏杀机，所以有修养的君子，就要隐匿潜藏，避其锐气。
在积极避免毒邪伤害方面，古人发明了隔离病人的措施，比如设立“疫室”，使病人与健康人群尽量少接触。孔子探望伯牛的时候不入其室，就有这层预防的意思。明确提到“疫室”设置的文献，见于《素问•刺法论》。
面对毒害的时候，中医强调，首先要健体强身，然后可以迎击毒气。
人是重感情的，有的时候不能像孔夫子那样，只在窗口探望，而必须“进入疫室”，或照顾患者，或治疗病人，必须密切接触。这时应该怎么办？《素问•刺法论》提出来，首先要在思想上不怕邪毒，要相信自己的正气能够抗击邪毒。因此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文中把“正气存内”与“避其毒气”并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看待。篇中还提出来，用药浴和内服小金丹的方法，来避免邪毒的侵害，以达到“无疫干”的境界。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把阴精与阳气一样看作是正气的一部分，而且“藏精”是卫护身体、避免外邪伤害的基础。《素问•金匮真言论》更明确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本来《素问》的作者主张“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而在这里却提出来“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藏精”的重要性。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辟温》一节，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有洗浴、熏蒸的方法，有健身运动的方法，也有很多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佩戴香囊、药囊，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比如他在“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的使用方法中，提到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另外一首“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不仅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有很深认识，而且对于服用药物增强抵抗力、预防传染病，也有很深的研究。
中医认为，可以解毒排毒，给毒以出路。
现代医学强调杀菌消毒，主张消灭病原。中医学面对毒邪伤害的应对措施，与此有所不同。中医除了积极预防之外，就是主张转化，把有害物质的毒性降低，称为解毒。毒性降低的过程，就是转化的克制的过程。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用药物的偏性、毒性，战胜外来邪毒对人体的危害。同样的道理，对于“热淫于内”，“湿淫于内”，“火淫于内”，“燥淫于内”，“寒淫于内”的各种毒害，都有相应的应对策略：既不可太过，也不能不足，以适中为度。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是用药物的偏性、毒性治疗疾病的大原则，要做到中病即止，不要“过度医疗”而损伤正气。
孙思邈说：“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疫毒之气产生于自然界，就可用自然界的物质制约它，这个过程叫“以道御之”；即使是“瘴疠”毒邪，也可以用药物防备它的危害。后人根据毒邪的性质，而形成了散寒解毒、利湿解毒、清热解毒种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无论是“毒从外来”，还是“毒从内生”，都可以用药物制约、抵抗其毒害，也可以因势利导，把邪毒排出体外，比如使用汗法、吐法、泻法、利尿法排出毒邪。可单用一法，也可联合数法，使进入体内不同部位的毒邪，排泄出去，使其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减轻，或者完全消除，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排毒法。
中医治疗的时候，可以化毒为药，因势利导。
《神农本草经》是记载中医驾驭中药，减毒增效最早的专门著作，后世一直遵循其中提出来的配伍原则，有相须、相使、相杀、相恶种种不同。后来的医学家逐渐积累经验，不但增加了很多味有毒、无毒的药物，而且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炮制理论和丰富的炮制技术，如《雷公炮制论》就是一部代表作。
有了这些组方、炮制经验，古人探索的足迹并没有停止，金元时期的张元素、王好古等人，又发明了“引经报使”学说。也就是在方子里，增加一些针对某个经脉的药物，然后改变整个方剂的作用方向，使组合效应的“大方向”，有了“制导系统”的方向盘，让药物改变其固有的作用趋势，按照医疗的需要“直达病所”，可以减少用药，提高疗效。
对于进入人体的邪毒，是否可以“提取毒素”，成为防治疾病的有用之物呢？善于“化毒为药”的中医，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比如，天花人痘疫苗的创制成功，就说明了古人克毒制胜的巨大智慧。
我国古代医籍上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始于晋代葛洪（公元281-342年）的《肘後备急方》，书中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书中这样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这个引起人体发病的毒气是如何产生的？葛洪加以考证，认为是“（东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病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经过中医与天花近千年的斗争，人们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在“化毒为药”的实践经验启发下，逐渐创造出来“人痘疫苗”。公元1695年张璐的《医通》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种痘术后，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这种通过连续接种，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现代科学原理的先声。
人痘疫苗是一个伟大原始创新，它是人类消灭传染病的最主要武器。琴纳牛痘疫苗的技术改良、巴斯德的进一步集成创新，终于发展成为涵盖许多传染病预防的常用技术，中医学的原始创新凝聚着艰辛地探索和巨大的智慧。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5:29

“睁着眼摸象”危害大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在2003、2006年以来，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持“废除中医”观点的人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经不起推敲，临床疗效不具有说服力，他们的质疑主要表现为：
首先，有些人怀疑、批判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难以找到实验与解剖学的证据。何祚庥称中医理论是玄学、阴阳五行属于伪科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功耀说中医不明脏腑，“缺乏谈论人体的资格”，说中医理论“都是热昏了的胡话”、“是土匪黑话”。
方舟子曾撰文《经络究竟是什么东西？》，文章也是用解剖实证的方法评价中医的经络学说，他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如果误伤了神经、血管，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却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下刀时需要了解经络，不必担心他的刀会割断经络、会刺伤穴位。“经络据称对一根小小的毫针都会有反应，为何会对粗鲁的手术刀倒无动于衷？经络为什么不怕手术刀？合理的答案是所谓的经络并不存在。”
其次，反中医人士大力宣扬中药的药效是有问题的，是不存在的，有效可能属于心理暗示，或者属于患者“不治自愈”，并且极力宣扬中药无用而有害。张功耀说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是因为其研究方法有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我曾经将这种独特色研究方法称为“张功耀现象”，并指出“要警惕张功耀现象由可怜走向可耻”。
张功耀本人对“张功耀现象”颇为自得，他在《我完全支持“张功耀现象”》里说：“一位网名X在一个中医网站上发表短贴，把学习中医的人反对中医概括为‘张功耀现象’。这个概括相当好，我完全支持！我早就听说过，中医学院的学生是最痛恨中医的。无奈一些‘铁杆中医’挡道，一再贻误他们的前程。我真心希望中医学院的学生们把‘张功耀现象’进行到底！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俞樾、余云岫、鲁迅、傅斯年那个时候好多了。科学基础、哲学基础、史学基础、对外开放程度、全世界的生态意识以及公民对人的理解和尊重，都大大超过了他们那个时候。这些都为我们充分表达‘告别中医中药’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创造了条件，尤其为我们讲清道理，奠定了科学和哲学的坚实基础。”
张功耀所说的“学中医的反中医”并不确切，而是不论是否学习中医，却坚定地反对中医，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医，这才是“张功耀现象”的实质。张功耀曾经自学中医，但是并未进入中医之门，对于中医的精髓根本不了解，就像一个登山者始终在山脚下转，并没有到达山顶，自然感受不到中医药令人神往的境界。方舟子也是这样，他用西医的观点看中医，对于中医的了解，只是外在的皮毛而已。何祚庥一听中医，就激起了自儿时以来的反感情绪，更不了解中医的精髓所在。但是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能找到中医可以攻击的“靶点”，上纲上线，不遗余力进行攻击，甚至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所以“张功耀现象”的实质，是变相的盲人摸象，因为他们不是盲人，是睁着眼摸象。
佛家经典《镜面王经》曾经记载过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是“盲人摸象”，因为盲人们生来从没有看见过象是什么样的动物，难怪他们所摸到腿的，摸到肚子的，摸到耳朵的，都以为自己了解大象是什么了，结果他们描述的大象形象都错了。但是他们还是各执一词，在王的面前争论不休。镜面王哈哈大笑地说：“盲人呀，盲人！你们又何必争论是非呢？你们仅仅看到了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对了吗？唉！你们没有看见过象的全身，自以为是得到了象的全貌，就好比没有听见过佛法的人，自以为获得了真理一样。”接着国王又问一般来参观的人说：“臣民们啊！专门去相信那些琐屑的浅薄的邪论，而不去研究切实的、整体的佛法真理，和那些盲人摸象，有什么两样呢？”这里所说的对于事物的片面认识，往往是由于当事者的认识局限或者缺陷，才形成的片面认识。假如，是一个明眼人观察大象，他会说大象是一个柱子、大象是一面墙吗？他如果这样说，那就是故意坚持自己的片面见解，是一个偏执的人。
据说有一个人，他坚持说土豆是树上长的，有人告诉他说土豆是土里长的，他偏不信，因此两个人用一头驴子打赌。可想而知，坚持土豆是树上长的人，自然会输掉了自己的驴子。然而事后有人问他：“现在请你告诉我，土豆是在哪里长出来的？”他仍然坚持说：“驴子虽然输掉了，但是土豆还是树上长的！”对于这样的人，道理很难讲通。
方舟子、张功耀评论中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并不是全面的评价中医学，而是只盯着中医学的某一方面，紧追不舍，深入钻研，并到处散发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就如同摸象的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肛门，然后下功夫，往里摸，往深处研究。然后告诉人们：“大象是什么？从头到尾都是粪便！臭臭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都是垃圾！”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来评价中医，他们与盲人摸象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视觉没有缺陷，是“睁着眼摸象法”。按说大象的粪便也是有益的肥料，可是方舟子、张功耀竟然找出“科学依据”，说大象的排泄物可以产生“温室气体”，危害环境，而且大象吃那么多绿色植物，危害生物多样性，所以得出结论说大象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方舟子说：“和所有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一样，我小时候也是看过中医、喝过中药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最后一次看中医的情形。那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不知为何发起了高烧。我那时候因为喜欢上了生物、医学，看了一些有关的科普书籍，知道中医所说完全没有生理解剖基础，毫无科学依据，已不相信中医了，对鲁迅有关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
在就医之前，方舟子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医治不了他的发烧，而应该请西医去化验，去做血培养；然后再做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有针对性的抗菌素、抗病毒药，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找不到致病的微生物，或者培养不出致病的微生物，就应该等着科学进步，不然就是鲁迅说的“有意无意地”受欺骗，尽管骗他的人不是中医。
方舟子说：“父母自然是相信中医的，请来一位懂中医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邻居，对我进行了一番望闻问切，开了药方。等到药抓来、熬好了，我虽然有些抵触情绪，但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它喝了下去——处于病痛中的人的意志总是比较薄弱的。”
方舟子的父母应该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不会欺骗自己的儿子，更不会害自己的儿子。他们所以找到“近邻”的中医进行治疗，尽管有方便的一面，更多的应该是经过多年交往了解，是互相信任的。
方舟子带着逆反心理，体验着中医治疗的过程，他说：“药的味道极浓极苦，服药后烧不仅没有退，还拉起了肚子，虽然只喝了一帖药，却让我拉了两、三天的肚子。从此我发誓绝不再尝试看中医、喝中药。”
中药的味道苦，是大家都知道的，中药不像西药那样往往有糖衣，甚至还形成一个成语“良药苦口”，这应该是中医的一个缺点。今后，中医也应该借用新技术，多做一些糖浆、糖衣片，少一些苦涩。中医退烧，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西药解热镇痛药快，但是往往不反跳。发烧的时候，通过清理肠道的积滞，也是常用的表里双解治法。不能认为拉肚子就是治错了，更不能认为暂时没有退烧就是没有效果。中医治疗发烧，往往需要借助人体的抗病能力，帮助人体在发烧的时候，聚集白细胞，产生抗体，在整体上提高免疫力，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不是立即退烧，然后又烧。当然，服中药之后立即退烧的病例也很多，但是由于缺乏沟通，方舟子从此不信任中医了。
方舟子说：“此后几年我处于‘废医存药’阶段，中医是没有再去看过了，但板蓝根冲剂、黄连素、感冒清之类的常见中成药（有的其实是添加了西药，例如感冒清）也还用的，因为虽然不信中医理论，但觉得中药做为经验结晶，应该还是有效和安全的。再往后，我连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彻底怀疑了，中成药也不吃了。”
方舟子又有了新认识，这种认识不是来源于事实，而是主观猜测。他靠着这点对于中医的接触、认识，就开始了批判中医的“事业”，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生物化学知识。
方舟子说：“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的否定、对中药的怀疑就越大。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而现代生物学与基础医学其实是一家，这就使得我对中医药的批评，带有了专业色彩。”
方舟子所说的专业色彩，就是化学分析的定性定量，这个方法在西药领域里是金科玉律，他以为中药也必须遵循定性定量分析，否则就不是科学。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到了研究、说明中药的时候就失灵了，无能为力了。这不是中药之中没有化学物质，也不是中药里的化学物质没有含量，而是中药里的化学物质太丰富，而且经常变化不定，其含量多少，也有许多变化难以被生物化学方法所控制。也就是说，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无法驾驭中药的化学成分，无法说明中药有效、无效。他因此心生怨恨，为什么中药不能“削足适履”，归入现代药理学的麾下？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只是评价一种化学物质在体内代谢的研究方法，无法衡量含有众多成分的中药。也就是说，是评价方法不合适、落后，而不是中药本身有什么重大错误。这就像以平价一棵树的标准，来评价一片森林，是不恰当的。紫杉醇是抗癌药，是从紫杉里边提取的，森林里也许有几颗紫杉树，也许没有，有紫杉树的的森林不等于“含量不纯”；没有紫杉树的森林，也不是毫无用处。
他说：“自从有中文互联网以来，有关中医优劣的争论就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反对中医的以学生物医学的留学生为主，支持中医的则以学其他专业的人士为主。我从来就不隐瞒我对中医的批评，是在网上比较活跃的、也是比较持续的中医批评者。在1998年，我已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2000年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后，很快就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矛头直指中医界的浮夸虚假。此后新语丝网站成为了华人世界中批评中医的最主要平台，目前已刊登了400多篇批评中医的文章。这些文章，特别是那些由中医学博士和临床医生撰写的批评文章，弥补了我的知识缺陷，给了我很多启发。2005年起我先后在《北京科技报》、《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开设每周一次的专栏，专栏文章不时地也有批评中医的内容，这大概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首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质疑中医的声音，挑战了‘中医神话’，一时让我成为中医界的众矢之的。”
方舟子反对中医，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但他不是靠着对于中医的深入了解，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与中医结了仇，叫了阵，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下去。没有理论和事实的依据，他就把一些人借中医名义进行欺骗的材料拿出来，不说中医是受害者，反而开辟“中医骗子”的专栏，继续败坏中医名誉。他的错误举止必然会经常遇到质疑的声音，然而他已经铁了心，碰了南墙也不回头。他要与中医斗争到底。
方舟子说：“经常见到的一种批评是说我不懂中医。其实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批判的需要，我自学过中医学教材，翻过中医典籍，读过名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当然，我没有系统学过中医，不知道如何用中医方法给人看病、开处方，对中医细节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医从业者。但是要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无需了解太多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正如要批风水、算命的非科学性，没有必要先去学习如何看风水和算命。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要比那些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老中医更‘懂’中医。”
由他的自述可以知道，他对于中医的了解很有限，他“关注中医”也是“带着问题学中医”的，专门找中医的毛病。书店里的大部分中医书，都是介绍中医的理论与经验的，但是他都视而不见，而是专门挑毛病。比如，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被西方学者广泛赞誉，称李时珍是世界上伟大的生物学家、科学家，把他的《本草纲目》称为“百科全书”。对于这样一本成就甚高，举世公认的中医学的著作，方舟子从来不加以赞扬和介绍，而是专门挑其中的瑕疵，他经常提到的是李时珍的不科学。
方舟子说：“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李时珍的伟大贡献，就这样在方舟子的眼里完全不存在了，这就是他的“睁着眼摸象研究法”的特色，他找到了《本草纲目》的“肛门”。
方舟子对于人们善意的批评是听不进去的，他说：“另外一种批评是说我对中医的看法太极端。其实我的看法一点也不极端，与国际生物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完全相符。我不过是利用我掌握的生物医学知识，做一些科普而已。还有一些人则干脆骂我反对中医就是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典忘祖。”
方舟子自认为他的评价标准是客观公正的，既不偏执，也不极端。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你的标准是足球的“金标准”，却来评价篮球，自然就看不惯中医的各个动作，认为这也犯规，那也违法。你以芭蕾舞的标准，来评价京剧，认为京剧的念、唱、作、打，没有一样是符合要求的。
方舟子辩解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中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更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所以反对中医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反对风水、卜卦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医在历代都是被社会主流瞧不起的，中医不过是‘方技’，中医的典籍并没有被视为士人必读的经典，医家甚至连九流都算不上（据《汉书•艺文志》，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有时加上小说家，称为十家）。中医本来既非国学，也非国粹，它的地位是近代以来被人为拔高，甚至被拔到了代表中华文化的瑰宝的吓人地步。何况，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否定中医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我完全支持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病、吃药的。正如我完全支持研究甲骨文，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占卜，汉字是如何演变的，但是如果有人声称占卜是科学，要在现在推行，则是要坚决反对的。”
这是方舟子常用的缓兵之计，也是他面对大众批评的“金蟾脱壳”之计。医道、医理有关生命，自然属于大道。《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任何关注民生健康的人，都不会忽视医学的作用，因此黄帝、炎帝谈论医药的美好传说，就是中华民族先民对待医药的态度。中医药充分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可以关怀到每个人的一生，可以深入千家万户，也可以走出国界，造福于全球。中医药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活文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不断丰富发展。它决不能像方舟子那样首先被判定为“不科学”，然后就推测说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中药害死，就希望让中医带着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废医”之后，然后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难道一种“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的文化，是值得保护和研究的吗？是应该被引以为自豪的吗？显然不是。我们一定不要被方舟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为只要中医不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也可以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就中了方舟子的缓兵之计。他一定拿着利器再来致中医于死地，对他这样的美梦，我们一定不让它成真。
方舟子说：“对中医的批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乃至饱受人身攻击，除了触及到中医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对中医的批评，往往被视为是中西医之争，是代表中国医学的中医和代表西方医学的西医之争。为了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民族感情色彩，有必要强调，中医并不能代表中国医学，它只是汉族古代医术体系，而所谓的西医也不属于西方所特有，虽然它是从西方起源、传播的，但是早就属于全人类所有，融入了各国、各民族，包括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所谓的西医其实是世界医学、现代医学或医学科学。正如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我们也不该再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西方传统医术才是真正的西医。所谓中西医之争，其实是旧医与新医之争，是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之争，是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之争，是玄学医术与医学科学之争。”
方舟子执一偏之学，强行把中西医的区别，判定为“是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之争，是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之争，是玄学医术与医学科学之争”，这恰恰暴露了他对于中医独特学术体系，独特的方法论、独特的技术手段缺乏了解。中西医的区别，主要是人体观、健康观、技术观、疾病观、治疗观上，都有着显著的区别，是学术派别的分歧，是科学原理的区别，而不是什么新旧、科玄之争。后边我们还要展开论述，以探索中西医学术体系的差异。
方舟子说：“我对中医的批评遭受太多的不必要攻击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没有耐心、没有意愿去细读我的文章，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为了避免误读，我把我有关中医的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一、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
二、中药、针灸等中医具体疗法包涵一些治疗经验，值得挖掘，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要轻信传统经验。
三、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可能相互结合的。要反对那种让患者接受正常的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又让他们购买中药，或者在中药中添加化学药物成分的‘中西医结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中西医结合’会比单纯的现代医学治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可能干扰现代医学治疗，并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四、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反对‘中药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要在中药说明书中清楚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对于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至少不能做为非处方药销售。
这些主张可以称之为‘废医验药’，即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要比前人提出的‘废医存药’的主张更为准确，不是盲目地承认中药的合理性，而是强调检验的必要性。科学不是万能的，有其局限性，在不断地发展中。正因为现代医学是科学，所以它不可能像中医那样吹嘘什么病都能治。有很多疾病现代医学还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如果你不幸得了这些疾病，愿意去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这是你的权利。你有可能碰运气治好了病，但是更可能是白花了大笔的钱、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为了不“曲解”方舟子的原意，我们做了大段的引述，可以看出他首先强调中医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也就是他要为西医“清君侧”了。他说：“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
为了达到“废医”的目的，他采用了“睁着眼摸象”的研究方法，以此索垢求瘢，丑化中医，抹黑中医，取消中医。方舟子的“睁着眼摸象”的研究方法，被他的后来者张功耀教授所借鉴，在2006年上演了一场更大的取消中医的闹剧。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里说：“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研究中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搜集、保存和阅读过的中医典籍，包括老掉牙的线装书，不会少于与我同龄的中医学院的教授。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也许，张功耀真的“搜集”、“阅读”过很多中医书的，但是，他的世界观不对，研究方法有问题，完全以“老”为“旧”，以自己不懂就说是“胡话”，以自己的思想境界说中医是古代落地文人创造的“骗局”。这样的研究方法，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
不仅如此，张功耀在《告别中医中药》里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比《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著述的宏大”差远了。不仅如此，张功耀还从1892味药里专门挑一些中医已经基本不用了的烂草鞋、房檐水、月经带之类的药物，一笔抹杀《本草纲目》的贡献。他甚至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进而污蔑说“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张功耀之所以敢睁着眼睛信口雌黄，就是他以为民众都是“庸众思维”，是愚昧、迷信的玩偶。
笔者在与张功耀的斗争之中，发表了《驳告别中医中药》和《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等文章，提醒人们要警惕“张功耀现象”由可怜走向可耻。
张功耀完全不顾人们的批评与反驳，他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打出这样纲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努力开启民智，决不向愚昧低头！请不要在本博客上讨论有关中医的下列问题：一、废除中医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理由：这样提出问题，不利于把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医学问题是科学问题，必须在科学的基点上讨论这个问题。‘爱国主义的盔甲’已经不如黔驴的吼叫，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迷惑人民了。二、废除中医是否意味着毁灭传统文化？理由：有些文化可以不进步（如二胡），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传统文化。医学属于科学。它进步是当然的，不进步则是反常的。这与继承还是毁灭传统文化没有关系。科学史上经常发生科学革命。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因为发生科学革命，而认为毁灭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三、如何评价张功耀反中医？理由：现在还不是评价我的时候。有人骂我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文革语言我听得多了，已经觉得毫无新鲜感了。俗话说：‘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也被打大了’。这些话已经对我不起半点作用。其实，我不但不能卖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我连处理我家里的旧电视机的权利都没有，都是我妻子说了算（她是77级中医学院5年制毕业生）。我是学者，不是生意人，没有任何可卖的东西。”
张功耀豁出去了，什么爱国，什么汉奸、卖国贼，他都不在乎了。那么，他在乎的是什么？好象他在乎的是科学，要为科学献身。但是，科学是什么？笔者在《正告张功耀：弄清科学内涵，再评论中医》之中，对于什么是科学作了分析，中国与世界最普遍的看法，科学就是知识，是中国古人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科学的殿堂很高大，决不是只有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狭隘小庙。哲学属于社会科学，心理学也属于科学，可见科学的殿堂很高大，中医学以它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在大科学的殿堂里，拥有无可争议的位置，无人可以取代。
现在的问题是，张功耀以西医为标准衡量中医、评价中医，凡是不符合解剖实证的中医理论，都算“土匪黑话”；凡是没有“走上化学医学的道路”的都是不进步的陈旧东西，连“经验医学也算不上”。他说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群众”。他说中药都是垃圾，中医都是骗子。
他的这些陈词滥调，在旧时代的中国曾经甚嚣尘上，那是因为“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特殊时期，现在已经“换了人间”。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世界上挺直了胸膛，走向了富强。中国再也不是东亚病夫的形象了，她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原创的科技体系了。笔者在《回答张功耀：告别文化自卑》里，曾经指出：支撑反中医营垒的柱子，是文化自卑，是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思想作怪。张功耀不仅宣扬“中国古代无科技”，而且，还把建国前的科技史工作者的贡献一笔抹杀，说他们像阿Q一样捏造了一个“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所做的贡献，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主张“李约瑟难题”根本不存在，为了证明他自以为是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已经牢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理，甚至深入骨髓，难以破解，不可救药。因为各种权威的工具书尽管对科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主张“科学就是知识”，坚持“中国古代无科学”，就意味着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还能叫文明故国吗？张功耀说，李约瑟的难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古代不是先前阔，而是事事“不如人”。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里，称“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最初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科学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后来，经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进入了网络世界。再后来，经过大连医科大学主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公开发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
张功耀对于进入史册，成为“可供后人阅读的历史文献”是很自我看重的，他要一意孤行地与中医斗到底。他说：“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悬崖勒马’，‘告别固执’”！“我们还得为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革新和改造而继续努力。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在中国逐渐强大、富强的现实面前，他对于这些事实视而不见，闭着眼睛学着几十年前故人的强调，说什么“只有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才可能有走向未来的希望的萌芽”，这样的观点才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孤陋寡闻之语。
无独有偶，张功耀的朋友王澄对于当今中国、当今中医的评价，与张功耀可谓是“有过之”而唯恐“无不及”。王澄说：“我站在美国纽约，遥望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赵紫阳曾说到的那个‘礼仪之邦’今天在何方？我看到的是一个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中华民族。中医就是在这样一个低劣文化氛围中求得生存，而中华民族又因为中医的泛滥进一步走向堕落。”中华民族绝对不是“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民族！“道德沉沦良心泯灭”的人，就是他们这样一些吃中国粮食长大，黑头发黄皮肤的极少数所谓的中国人。其实，他们骨子里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基因”由于环境的变化而突变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里，有一位专家曾经痛心疾首地提醒大家：“要警惕和平环境下的汉奸借尸还魂！”笔者听后，心中伤悲。
张功耀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就先从孔夫子开始。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的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张功耀诽谤完了教授和院士，对于专心研究《红楼梦》的人也不放过，他说“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
他自己装神弄鬼，借黄帝之口说：“一部《三十六计》，从‘瞒天过海’开始，到‘走为上’结束，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整个诱导人们醉心于侥幸和欺骗，直到骗不下去了，再逃之夭夭，‘走为上计’，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行骗。”他就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研究传统文化，并打算“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假如他成功了，中华文化也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好在世界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有痴人说梦就必定美梦成真。
他的错误言行自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但是他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比鲁迅，他说：“鲁迅先生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他追求的就是弄出“动静来”，以为动静大就是本事大，进了史册就是有功，就觉得荣耀。有关这场沉渣泛起的反中医风波，可以参见笔者2007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捍卫中医》一书。
方舟子说：“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医的衰落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特有的、非科学的医术。在医学科学诞生之后，各个民族的医术都无法避免走向衰落的命运。它们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们之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或即将被医学科学所吸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医术就会是例外。医学科学早就进入中国并牢固地确立了起来。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更好的医学，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一个古代医术体系恋恋不舍。”
方舟子在这段话里，把他的目的阐述得很清晰，就是要彻底取消中医。他的错误主张，与历史上的反中医行为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为何有人反中医？为何不会成功？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12-4 19:36:10

第二章疾病复杂，医学幼稚
疾病的复杂性，来源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也与人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里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起源于几千年之前的中医，与近代才成熟起来的西医，它们对于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它们的指导理论、技术方法、临床经验也是不一样的。尽管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病人，但是在中医与西医的眼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认识，如果一旦认识相同了，中医与西医的界限也就不存在了，就会融合为一体，无所谓中医与西医了。
中西医学术源流皆不相同
西医把希波克拉底(希腊文Ἱπποκράτης 英文Hippocrates of Cos II 或者 Hippokrates of Kos，约前460——前377)尊为“医学之父”，他是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提出“体液(humours)学说”，他的医学观点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卒于公元前377年，大约享年80多岁。
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父亲赫拉克莱提斯是（Herakleides）是医神阿斯克雷庇亚斯（Aesclapius）的后代，母亲费娜雷蒂（Phainarete）是显贵家族的女儿。在古希腊，医生的职业是父子相传的，所以希波克拉底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他父亲治病的药物有260多种。父母去世后，他一面游历，一面行医，为了丰富医学知识，获取众家之长，希波克拉底拜请许多当地的名医为师，在接触的许多病人中，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独到见解对希波克拉底深有启发，为他提出四体液论提供哲学帮助。
古希腊医学受到宗教迷信的禁锢。巫师们只会用念咒文，施魔法，进行祈祷的办法为人治病。这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病人不仅被骗去大量钱财，而且往往因耽误病情而死去。希波克拉底主张的“体液(humours)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blood)、粘液(phlegm)、黄胆(yellow bile)和黑胆(black bile)四种体液组成，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他把疾病看作是发展着的现象，认为医师医治疗的不仅是疾病而是病人；从而改变了当时西方医学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观念。他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重视卫生饮食疗法，但也不忽视药物治疗，尤其注意对症治疗和预后。他对解剖很重视，对骨骼、关节、肌肉的结构等都很有研究。
尽管希氏曾经很重视“冷热干湿”等环境因素对于人体的影响，强调饮食调节在治疗疾病过程之中的作用，似乎希氏与中医的思想很接近，其实不然，西方的当时的医学还没有上升到寒热、虚实、表里、邪正、阴阳等哲学高度审视医学问题。因此，希波克拉底只能依靠当时的解剖知识，来说明临床现象。尽管他的解剖知识不是很准确，但是他对于解剖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是基本方法。因此，他的后继者也就在解剖的道路上，不断深入研究，逐渐取得新的进展。
希波克拉底说：“我们必须坚信，每一种病症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当这种东西转化为其他结合物时，病症便消失了。”
中医经典在谈论人体发病的时候，从来不说病因是“由一种特殊的东西引起”的，而是说外在的六淫，内在的七情，以及饮食劳倦是一种致病因素，可以损伤人体的正气，可以造成内在固有机能的不平衡，这样才会引起疾病。所以正气在发病之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医历来强调“两分法”，而不是希氏的“一点论”。
希波克拉底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疼痛，以及人体的何种构成受到损伤。”中医说疼痛的原因，是因为气血的流动性受到阻碍引起来的，而不是去刻意追究结构受到损伤。
希波克拉底说：“我希望，这种精确的真相在一切举例中显示出来。”
中医说人体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且变化莫测谓之神；事物的变化尽管可以用数字来表达，但是“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医认为，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用数字表达不可能达到完全“精确”，因此，就需要通过“象”来表示。象既可以是抽象，也可以是形象。把客观对象的整体要素抽提出来，进行简单化描述的一种方法，被称为“象”思维，它往往具有高度概括，形象传神的效果，而不会拘泥于实际的具体检测数字。这是东西方医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希氏说：“我认为，了解什么病是因功能而生，什么病是因结构而生，也是必要的。我所说的‘功能’大致是指体液的强度和力度，而‘结构’是指人体内待发现的形态，其中有空的、凹的、渐宽的、渐窄的，有的是膨隆的，有的是圆而硬的，有的是宽而悬吊的，有的是平展的，有的是长的，有质地紧密的，有质地松散而多肉的，有似海面多孔的。那么，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从人体其他部位吸取体液并吸住它们呢？是中空而膨大的、圆而硬的，还是渐渐凹陷的？我主张最适宜的构造是宽广、中空而且渐细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完全不封闭的东西能看到。 ”
从上述引文之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波克拉底重视的功能问题，是四种体液过盛而引起病理变化的学说，后来其指导意义在很多方面就“不合时宜”了；他更重视人体结构问题，这一特点为后来的生理病理解剖研究奠定了基础，盖伦(Calen公元129-199年)写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就是受他的影响。他们都是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生理功能，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做法与此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实证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盖伦（约129年－200年）出生于一个小亚细亚爱琴海边一个建筑师家庭，他对农业、建筑业、天文学、占星术和哲学感兴趣，但后来他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医学上。他早年跟随当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学习，十七岁时跟随一位精通解剖学的医生学习医学知识，在古罗马时期，医学被认为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因此相对受到了重视。20岁时他成为当地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一个助手祭司。148年或149年他父亲去世后他外出求学。他在今天的伊兹密尔、科林斯和亚历山大共就学十二年。157年他返回别迦摩并在当地的一个角斗士学校当了三、四年医生。在这段时间里他获得治疗创伤和外伤的经验。后来他将伤称为是“进入身体的窗”。从162年开始他住在罗马并开始他的众多写作、教书和公开展示他的解剖知识。后来他成为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的宫廷医生。他对许多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来研究肾和脊椎的作用。他最喜欢用的动物是直布罗陀猿。据说他有20个听写者来记录他的言语。19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部分著作。他的逝世于何时不很清楚，一般认为是公元200年，但也有人认为他216年才逝世，那时正是中国的华佗与张仲景生活的年代。
由于时代的限制，技术方法的制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不可能把解剖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就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当然，其中的错误也是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已经粗疏不堪，必须予以废除。如希氏说：“海绵状多孔的器官如脾脏、肺和乳房，随时准备吸干紧挨它们的东西”，“肝脏紧密而宽大，当肠胀气增加，受阻而变的较硬时，就会持续猛烈地对抗气机。但肝脏抵抗而不退让。 ”
希氏描述的内脏不分脏与腑，与中医对于脾脏、肝脏、肺脏生理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的，尽管中医的解剖也不精确。
盖伦认为，世界是由一个造世者故意建造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著作会被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接受。盖伦认为好的医生也应该是哲学家，但他的哲学观点是折衷主义的，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在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的观点，认为人体构造，如手上的肌肉和骨骼，都执行事先安排好的功能。他最重视人体的脑、心、肝脏，认为脑中的“动气”（Pneuma physicon）决定运动、感知和感觉。心的“活气”（Pneuma zoticon）控制体内的血液和体温。肝的气控制营养和新陈代谢。
古希腊的非罗劳斯认为人体具有三种灵魂，即（一）生长灵魂，这是人、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在人体它位于脐部；(二）动物灵魂，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它位于心脏、主管感觉和运动；(三）理性灵性灵魂，这只有人才具备,位于脑部，主管智慧。亚里士多德则分别称这三种灵魂为生殖灵魂、感觉灵魂及理性灵魂。植物只有生殖灵魂，动物有前二种灵魂，只有人才具备三种灵魂。盖伦则把这三种灵魂的说法与人体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自然灵气”、“生命灵气”、“动物灵气”的理论。他认为这三种灵气，在人体分别位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它们都发源于一个被称之为“纽玛”的中心灵气。这种“纽玛”存在于空气中，人体通过呼吸，吸进“纽玛”从而获得活动。
中医把五脏代表整个人体的核心，并且以五脏为中心，把四肢、九窍、五色、五声、五音、五味、七情、六淫、天地五方、一年四季等都串联起来，把它们看成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是整个生命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医的五脏是没有边界的五脏，是互相联系的整体模型。因此，当现代的西医对病人实行了“脾切除’之后，患者再到中医那里去看病，中医依然会认为病人还有脾的存在。中医的脾，是标准化、虚拟化之后的脾，也是西医“切不掉”的脾。假如在中医的学说里没有了脾，也就没有了“后天之本”，中医的理论也就不能成立了。
中医说的肺，就像天空的大气，有升发，有肃降，与全身的血液一起流动不居，出入不止。中医说的肝脏，就像充满生机的树木，也有升发和肃降。但是中医只说肝气的升降运动的是太过分，还是不足，而不说肝脏本身的硬度有多大，也不说肺里有气管、肺泡。
希波克拉底说：“人通过口鼻吸入的气，先进入脑，而后大部分进入腹中，一部分进入肺和血管。由血管通道，空气靠这些器官布散全身各部。进入肚子的那一部分空气将肚子变凉，但没有更多的用途；而进入肺和血管的空气是有用的。当空气进入脑和体腔时，人便清醒，肢体便运动。故血管被黏液阻断，空气不能源源通过时，患者便出现不语和无知觉。”
吸气入脑的观点，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医的经典里。中医甚至不说血管，中医只说脉道、脉搏，这脉道就是经，就像大地的河流。看河水涨落，就知道天地旱涝，不只是与河流的水多水少有关。因此，摸脉就可以推测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河床是水完成流动的条件，它只要约束住流动的水流就可以了，它本身的结构问题，中医只区分出“经”与“络”。当然，经与络都有闭合回路，不会浪费，不像西方说的血象潮水一样，可以无尽地向外流淌。
希氏说：“空气在小血管内变凉，而后再由这些管道呼出。因为呼吸不能停下来，总是吸入、呼出地运动。任何部位一旦因故停止了呼吸，便会发生瘫痪。”中医认为，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热而阴冷。人所以要呼吸，不是靠此保持热气，而是与天地一刻不停地“升降出入”，因为一旦停止了升降出入的过程，生命不与自然互动、交换物质，生命也就完结了。所以，升降出入是生命必然的运动，也是表征生命存在的外在象征，呼吸不是机械运动，而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并且呼吸出入的节奏、强弱，也是是否健康、生命力大小的一个指征。
希氏说：“黏液质的父母，生下黏液质的孩子；胆液质的父母，生下胆液质的孩子；痨病的父母，生下痨病的孩子；坏脾气的父母，生下怀脾气的孩子。”中医也认为父母的遗传物质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个人后天形成的体质。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他的脏腑强弱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中华民族的先民历来强调教育与修养的重要性，并不是把一切责任都要父母来承担。
希氏说：“总之，患者的一切症状都是由于性冷的黏液流进血管，使热血变凉而停滞。 ”中医的经典里，从来也没有这样武断地解释过人体的病理，即使是“风为百病之长”的病因论，也没有这样机械。中医谈论生理病理，都用阴阳对立、互相依存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今天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盖伦认为肝是有机体生命的源泉。是血液活动的中心。已被消化的营养物质由肠道被送入肝脏，乳糜状的营养物在肝脏转变成深色的静脉血并带有自然灵气。带有自然灵气的血液从肝脏出发，沿着静脉系统分布到全身。它将营养物质送至身体各部分，并随之被吸收。肝脏不停地制造血液，血也不停地被送至身体各部分并大部分吸收，而不作循环的运动。盖伦认为心脏右边是静脉系统的主要分枝。从肝脏出来进入心脏右边（右心室）的血液，再通过所谓心脏间隔小孔而进入左心室。部分由心脏流经肺部而进入左心室的血液，排除了废气、废物并获得了生命灵气，而成为产颜色鲜红的动脉血。带有生命灵气的动脉血，通过动脉系统，分布到全身，使人能够有感觉和进行各种活动，有一部分动脉血经动脉而进大脑，在这里动脉血又获得了动物灵气，并通过神经系统而分布到全身。盖伦认为血液无论是在静脉或是动脉中，都是以单程直线运动方法往返活动的，它犹如潮汐一样一涨一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而不是作循环的运动。当然，这些具体解剖结构的描述缺陷，势必会被后人发现并纠正。但是盖伦的认识被宗教当作信条和真理之后，改变其错误主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有的医学家因为纠正盖伦的错误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以上简单的举例，可以看出中医与西医在2000年之前奠基的时候，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不是文艺复兴之后西医才改弦更辙，搞起了解剖实证。西医的祖先希波克拉底在理论思辨上，远没有达到中医理论的完善、自洽程度，中医也没有像西医那样注重脏器解剖的内部结构。其产生分歧的原因，是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还原论的，是希望用一元论解释整个世界的物质基础，并且物质实体与运动是互相分离的，也就是空间与物质是互相对立的。他们认为，物质需要运动，也必须运动，但是运动需要空间。在西方的哲学里，没有“有无相生”的思想，也没有中国哲学“气聚则生，气散则亡”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物质与空间是一体的，空间离不开物质，是稀薄的物质，而可见的物质实体，是气聚之后浓稠的空间。因此，才有“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的命题。在有与无的变化的交界点上，老子用“忽兮恍兮”来形容。
当然，经过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西方医学界大兴解剖之风，对于人体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借着这种进步传向世界。但是，随着解剖借助于显微技术、分子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还原论“出发时”所不曾预料到的困惑。这就是人体和疾病的复杂性，绝不是由某一个物质结构因素所决定的，也不是靠一个外力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解决的。

解剖学发展带动手术进步
毫无疑问，解剖学的发展，曾经推动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其间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埃及已形成奴隶社会，已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他们认为一切归神主宰，因此僧侣兼管为人除灾祛病，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互相混杂在一起。他们为了驱逐身体内的鬼怪，使用了催吐、下泄、利尿、发汗等法，并已掌握了灌肠法。埃及贵族有将死者遗体永久保存的习俗，约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实行尸体干化法，用香料药品涂抹尸体，并把死者的内脏取出来，成为“木乃伊”。这对于人体构造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成为现代研究古代病理学的宝贵材料。
印度的外科很发达,大约至迟在公元4世纪时就能做断肢术、眼科手术、鼻的形成术、胎足倒转术、剖腹产术等，这些手术也需要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作基础。
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约成书于公元前1700年，其中有关于医疗法的规定，是世界最早医疗法律。其中规定：“奴隶因医生手术而死亡或致盲目，医生需赔偿奴隶主全部或一半的奴隶身价，如果盲目或死亡者为绅士，则将医生两手切落作为处罚。”做手术需要依赖解剖知识，也促使医学家对于人体结构进行深入了解。
文艺复兴的兴起，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年）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顽固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公开焚毁了盖伦和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揭开了医学革命的序幕。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人不是医生，而是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芬奇（1452～1519年）。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熟悉人体解剖，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进行人体解剖结构研究。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还有150余幅，这些解剖图画得大都准确、优美。他首先对盖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之中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于是得出结论：盖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西班牙人塞尔维特1509年或1511年的9月29日出生, 13岁时，他入萨拉哥萨（或勒里达）大学学习，后来转到巴塞罗那大学，1528 年，又入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他曾为里昂的一家出版社编辑了一本世界地理书，又到巴黎学医。他在在《基督教复兴》一书中提出了“灵魂本身就是血液”的看法，否定了当时盛行的盖伦“三灵气说”，即自然灵气、活力灵气和动物灵气，并用此来错误地解释心血管的基本生活活动，认为血液不是朝一个方向流动的，而是像希腊的爱琴海海浪一样，阵阵往复，方向不定，并且错误地认为血液是经过心间隔上许多极细的、肉眼看不见的通道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塞尔维特认为，血液是从右心室先流到肺，再由肺送回左心房，并强调这种循环是“在肺内完成的”。这一切直接触犯了那些被宗教神学奉为经典的荒谬的理论，他于1553年10月被处以火刑。
维萨里（1514—1564年）完成了《人体解剖学》教科编写。他先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3或4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此书指出盖伦的错误达 200多处，如 5叶肝、两块下颌骨等。并指出盖伦解剖学的依据是动物如猴等。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曾被教会判处死刑，后改判去耶路撒冷朝圣赎罪，在1564年归途之中船被破坏而遇难，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解剖学的进步，带动了外科学的发展。在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过程充满血腥和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不是医生自己动手，而是由理发师进行具体操作。法国的帕雷是理发师转行为外科医生的。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的假肢体。他推进了外科手术的进步。
手术过程要求精细与准确，因此使用量度手段研究人体，就提到了医学的重要日程上。中医靠辨证论治开汤药，或者以针灸按摩治疗疾病，常常可以用内科治疗的方法，解决西医必须依靠外科手术才能解决的疾病治疗问题。因此，中医对于器官解剖的“技术依赖”很小，所以就不会重视器官解剖的探索与研究。
圣托里奥(1561～1636年)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西方医学里程碑式的成就，是哈维(1578～1657)发现肺循环。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由心脏主持血液循环枢纽的问题。1553年，西班牙学者M.塞尔维特（1511～1553）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作“漫长而奇妙的迂回”。哈维进一步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这既与古代希波克拉底的认识不同，也与中医的有关学说不一样。他认为血液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一来，尽管没有发现毛细血管的结构，还是足以证明了血液循环学说的真实性。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心脏运动论》。
中医对于血脉的循环认识，主要靠思辨，认为五脏六腑都有经脉相连，构成互相连接的闭合回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的血液往往是过盛的，发烧、疼痛等都需要放血治疗。当然，放血的伙计也是由理发师代劳，因此，每个理发馆的招牌也是由代表血液和止血带的红白相间的色彩组成的。中医认为，血液是至为重要的东西，不能轻易放血。
法国J.O.拉美特里因写作《心灵的自然史》一书，被迫流亡荷兰，1747年匿名发表。拉美特里根据大量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科学材料，证明人的心灵状况决定于人的机体状况，特别着重证明思维是大脑的机能和道德源于机体的自我保存的要求。后来他又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他假定一切生物都具有所谓“运动的始基”，它是生物的运动，感觉以至思维和良知产生的根据。书中明确指出，运动的物质能够产生有生命的生物、有感觉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公开表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驳斥心灵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精神对物质的依赖关系。《人是机器》在自然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无神论和伦理学等许多方面还提出一系列后来为其他法国唯物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它是18世纪法国第一部以公开的无神论形式出现的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著作，尽管其在学术主张上不能把人与机器、动物相区别而存在片面性的缺陷，但是毕竟是反对上帝造人的有力武器。因此，他遭到天主教派的迫害，不得不再次逃亡。
中医认为，人的精神与形体是密可分的有机整体，人体的生理状态和病理过程，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精神的支配，人体的五脏在不同的时空里分别主宰着人体的一切，因此主张五脏都与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有关，所以五脏又叫“五神脏”，不把人的精神活动只归结于大脑。喜怒哀乐的精神活动，彼此制约，没有一个凌驾于全身各个脏腑之上的最高统帅部。
可见中医与西医对于人体的血脉循环的认识，阐述人体内在脏腑器官与人体精神的关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是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思想体系。
显微镜帮助人们了解微观
望远镜有利于人们研究天体运动的宏观规律，显微镜则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微观变化。意大利M.马尔皮吉(1628～1694)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
荷兰业余科学家 A.van莱文胡克(1632～1723)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
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然而18世纪的时候，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逐渐诞生了病理解剖。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G.B.莫尔加尼(1682～1771)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大胆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这种局部病灶决定人体症状表现的思想由此奠基。在他以后医师们普遍接受用“病灶”解释症状的观点，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直至今天仍然位居主流地位。
奥地利医生J.L.奥恩布鲁格(1722～1809)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来，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发明听诊的是R.-T.-H.拉埃内克(1781～1826)，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听诊器，先用纸制，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西医的望触扣听与中医的望闻问切，咋一看上去好像大致一样，其实不同。西医的四诊是为了发现有形的内在有形病灶，中医的四诊则为了了解机体内在脏腑气血津液是否充实，运行是否流畅。
德国人H.赫尔姆霍茨(1821～1894)发明检眼镜，此后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荷兰医学家H.布尔哈维(1668～1738)，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的先驱。
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大，光学的进步促进了显微镜的进一步改良，出现了复式接物镜(1823)、无色镜片(1830)、油浸装置(1886)等。由于电学的进步，电热器、电气治疗到后半叶相继出现。化学方面，有原子论、元素周期率的提出,和人工合成有机物的出现。德国人F.维勒(1880～1882)于1828年合成尿素,打破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生物学方面，有细胞学说、进化论和遗传定律的提出。
西医借助于仪器，延伸人体的感官功能，逐渐向微观领域深入研究，这就使原本就擅长器官解剖的西医，在认识人体方面与中医的共同语言，越来愈少了。细胞生理病理学的建立，这也使西医原来对于器官解剖的知识不断加深，也从更深刻、细致的层面，打破了器官单一附属于某个系统的认识，否定了由人体器官划分几大功能系统的理论，把《人是机器》的观点打碎了，这是一个新旧理论互相否定的过程。
细胞病理学扬弃解剖学
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创立了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名言，是他1858年发表的“每一个细胞都来自另一个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这一构想实际上是由更早的学者提出的，然而魏尔啸使其广为人知。这一理论与他的细胞病理学说紧密相关。
威尔啸认为，病理过程中，是某些细胞出现了异常，而非整个器官发生了病变。魏尔啸另一著名发现，是他深入研究肺动脉血栓栓塞的形成机制，因而提出了栓塞这一术语。他发现肺动脉中的血凝块，是由来自体循环静脉的血栓发展而来，并描述道：“软化的血栓末端脱落下大小不一的小碎片，被血流带至远端的血管，这引起了常见的病理过程，我把这一过程命名为栓塞”。魏尔啸建立了细胞病理学，比较病理学（对比人与动物的疾病）以及人类学。
威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似乎是西医解剖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更加精细、实证的优越性，但是，细胞病理学的进步打破了器官解剖的认识，因为，细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每一个器官由不同种类的细胞组合而成，不能整齐划一地由一种细胞解释器官的生理病理现象。是谁决定了器官内部细胞的比例与分工？它们之间如何调控？这就迫使现代医学放弃器官解剖，进一步向整体调节的分子水平进军。当然，进一步深入到细胞之内进行研究，或者进入细胞核，开始研究DNA之后，细胞病理学又被打破了，因为不同细胞的细胞核是一样的，都带有相同的DNA，这也使器官解剖的局限性和粗略概括缺点，进一步暴露出来。因此，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再有，就是所有的生命整体都是由一个细胞逐渐分化而来，就好象一棵大树是由一粒种子发芽长成的，各种细胞进行分化的过程，是从整体需要出发的，不是各个器官在体内占有一定份额，有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器官是整体派生出来的。这本身就是对靠从整体解剖入手，依靠不同器官说明不同功能研究方法的挑战。人是自然生成的，而且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局部器官堆积合成的，人的整体性一旦破坏，就难于恢复原状，而且人的整体性在器官局部不能得到完全的说明，整体所具有的功能局部不具备。所有这些新认识，都是进一步向整体性的回归，也就是向中医方法论的回归。比如中医的五行学说，五行分管五个系统，人体的脏腑组织各有归属，但是五行是哪里来的？五行就是整体，在自然界代表天地万物，在人体代表整体，五色是全部的色，五味也是全部的味，五音也是指全部的音。这是从整体出发，研究部件相互关系的思想，而不是由“既成事实”出发，分别研究其结构与功能的方法。
人体的细胞生活在体液里，各种细胞因子互相制约、资助、影响，组成了正反馈、负反馈调节的细胞因子网络，其复杂的调控过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是外科手术可以随意切除、移植的机械组合关系，人体不是机器，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变形金刚，这种思想与中医说的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广泛联系学说，尽管不一样，但是其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而与器官解剖的还原论是相背离的。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由于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催生了细菌学的建立。
发现微生物改进免疫技术
法国人L.巴斯德(1822～1895)研究发酵的过程，证明发酵过程，以及传染病的发生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R.科赫(1843～1910)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
细菌学的创立，揭开了抗生素时代的序幕，一方面为还原论在医学领域大行其道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好像一对一的互相对抗，就可以解决人体疾病的诊治问题，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也给了人们对于医学能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以为既然抗生素的利器可以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许多严重感染问题，好像其他医学问题也是“如此简单”，没有想到尽管抗生素的普遍应用，达到了“滥用”的程度，也没有解决大部分疾病的治疗问题，反而带来了许多医源性疾病，把人类治疗疾病的问题搞得更复杂化了。另一方面，细菌学的建立，也为免疫学的创立奠立了基础，免疫学的思想来源于中医，最早的免疫“可行性实用技术”是中医最早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都疫苗。免疫学说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调节，是极为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而一旦进入了“网络”，还原论的单一物质对抗学说就不灵了，中医所说的五行生克制化尽管没有提到分子问题，但是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与还原论的方法完全不搭界。复杂免疫调控的这些进步，逐渐与中医学的“邪正斗争”、“扶正祛邪”思想有了某些相似之处，只是人们在发明了抗生素之后，把中药的作用简单化为抗菌抑病毒作用，或者简单说成是提高免疫力。这种认识有一定事实加以支持，但是不能简单对号入座，否则，就会把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引导到邪路上去。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既浪费了大量钱财，又降低了中医药的科学性。
由中医在宋、明时代创造的人痘疫苗技术，18世纪初期经过土耳其，由玛丽夫人于1721年传到英国。经过70年的推广之后，于18世纪末的1796年，由接种过人痘疫苗的乡村医生琴纳改良为牛痘疫苗，此后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
当然，是中医的免疫思想哺育了免疫技术，没有中医的免疫思想就不会产生免疫技术。这是中医化毒为药、趋利避害大智慧的原始创新。
疫苗技术启发了世界各地的医学家，促使他们吸收之后再创新。巴斯德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把免疫技术推广开来，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И.И.梅契尼科夫(1845～1916)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880年发表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的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又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
化学工业的进步，为化学药物的制造创立了条件，早期的化学药物直接来源于纺织业的化学染料。
纺织印染促进化学制药
印染与化学制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染料就是药物。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商周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宫廷手工作坊中设有专职的官吏“染人”来“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到汉代，染色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古代染色用的染料，大都是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为主。古代原色青、赤、黄、白、黑，称为“五色”，将原色混合可以得到“间色（多次色）”。
青色，主要是用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成的。能制靛的蓝草有好多种，古代最初用的是马蓝。赤色，我国古代将原色的红称为赤色，而称橙红色为红色。我国染赤色最初是用赤铁矿粉末，后来有用朱砂（硫化汞）。用它们染色，牢度较差。周代开始使用茜草，它的根含有茜素，以明矾为媒染剂可染出红色。汉代起，大规模种植茜草。黄色，早期主要用栀子。栀子的果实中含有“藏花酸”的黄色素，是一种直接染料，染成的黄色微泛红光。南北朝以后，黄色染料又有地黄、槐树花、黄檗、姜黄、柘黄等。用柘黄染出的织物在月光下呈泛红光的赭黄色，在烛光下呈现赭红色，其色彩很眩人眼目，所以自隋代以来便成为皇帝的服色。宋代以后皇帝专用的黄袍，即由此演变而来。白色，可以用天然矿物绢云母涂染，但主要是通过漂白的方法取得。此前，还有用硫黄熏蒸漂白的方法。黑色，古代染黑色的植物主要用栎实、橡实、五倍子、柿叶、冬青叶、栗壳、莲子壳、鼠尾叶、乌桕叶等。我国自周朝开始采用，直至近代，才为硫化黑等染料所代替。掌握了染原色的方法后，再经过套染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间色。
随着染色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我国古代染出的纺织品颜色也不断地丰富。有人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过色谱分析，共有24种颜色，其中红色的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青、蓝色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绿色有胡绿、豆绿、叶绿、果绿、墨绿等。
西药绝大部分为化学合成药，它是指以结构较简单的化合物或具有一定基本结构的天然产物为原料，经过一系列反应过程制得的对人体具有预防、治疗及诊断作用的原料药。这些药物都是具有单一的化学结构的“纯物质”。化学合成药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9世纪40年代，乙醚、氯仿等麻醉剂在外科和牙科手术中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化学合成药在医疗史上的出现。随着有机化学、药理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学合成药发展迅速，品种、产量、产值等均在制药工业中占首要地位。世界上临床使用的化学合成药物品种已多达数千种。
化学合成药的生产方法主要采用间歇法，大致分为三种:①全化学合成,大多数化学合成药是用基本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经各种不同的化学反应制得，如磺胺药、各种解热镇痛药。②半合成，部分化学合成药是以具有一定基本结构的天然产物作为中间体进行化学加工，制得如甾体激素类、半合成抗生素、维生素A、E等。③化学合成结合微生物(酶催化)合成，此法可使许多药品的生产过程更为经济合理,例如维生素C、甾体激素和氨基酸等的合成。
西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开始于19世纪，1806年由阿片提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皮提出奎宁等。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到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化学合成药物的研制成功，鼓励了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逐渐发展到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中药的起源来于“神农尝百草”式的医生自己品尝，大部分中药属于“自采自用”，不是为了商业获利。西药的大工业化生产，不可能是临床医生“亲历亲为”的事情，也没有哪一个医生有能力为了治疗一种疾病，自己先建一个化工厂，然后分离化学物质，再去做动物实验，再做临床实验来开发新药。而必须是制药企业老板首先投资研究某些化学单体，再去做动物实验，然后再进行临床实验，以便观察这个新的化学单体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也就是说，西药不是医生发明的，是制药企业制造的，然后推荐给医生，让医生在临床上试用、使用，它的研发动力主要来源于商业利润的推动，是一个医药分离的运行机制。这种研发体系造成了医生不懂药，药商不懂医。医生在使用某个新药的时候，完全依靠药商提供的材料。很多药物不良反应，都是在大面积推广使用的时候产生的。因此，新药上市之后，追求“尝新”的人，其风险就会很大，有的时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的时候就是在“冒死吃河豚。”因为很多西药新药的有效性往往没有多少问题，其安全性却往往是“没有数据”，或者是没有把握的。即使新药的研发过程中有过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也是短时间、参加人数很少的数据，其对人体的远期影响、广泛作用，包括毒副作用，还需要在使用过程之中，在经历千万人体的应用之后才能逐渐了解。
中药与西药在研发途径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所以不能按照要求西药新药研发的标准来要求中药。这就好比是我们到了餐桌上吃大餐，与神农氏当年尝百草的差别，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进餐之前，像神农氏那样随时做好抢救中毒的准备。毫无疑问，即使不是“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氏也必须时刻准备着中毒之后如何解救，不然的话他即使不是“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是“一人而有七十命”，也早就因为中毒而死亡了，而不会留下来一部千年传诵的《神农本草经》。
人们都说西药是“单一化学制剂”，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学制剂尽管希望纯化为单质，目前临床上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化验室里的试剂，也没有达到单质的纯净度，所有的化学纯、分析纯试剂，都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某某、等等”的物质，是一个以某种化学物质为主的“混合物”。不同批次的青霉素，即使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批工人，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其差别之大仍然需要重新做皮试。然而，西药的纯净程度被人们人为地夸大了，并以此“纯净度”为骄傲，否定了中药包含化学物质太多的用药原理，进而否定了中药的科学性。认为中药属于杂物，质量不可靠，疗效不确切，反对中医的人甚至说中医药属于毒物、污物，是欺骗、坑害患者。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评价方法，以单一化学成分的药效原理，来评价中药的组合效应。
由于化学制药进步较晚，既制约了内科治疗的发展，也对外科手术有很大的影响。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能解决，严重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那时的手术场景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为滥用手术切除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根据巴斯德对致病微生物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J.利斯特（1827～1912）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获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
1886年E.贝格曼(1836～1907)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
1911年，在纽约召开的外科医生大会，英国的外科医生莱恩爵士在会议上，提倡以外科手术来解决“自身中毒”问题。以他为代表的人认为，人的躯体里有许多无用的器官，尤其是结肠，寄生着很多细菌，因而产生许多疾病。例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肠道癌症等。他认为人类的大肠是个像阑尾一样的退化器官，没有用处，是许多病痛的根源，应该予以切除。“有一种诊断为结肠炎或粘液性结肠炎的病。把发炎或激惹的结肠解释为腹痛、背痛、违和和不适、慢性病痛，以及大便常有粘液”的原因。当时，这个诊断很流行。他认为只有把结肠切除，人才会健康。
他的理论被很多内外科医生所接受，并且，他在很多内外科医生热情的观摩、注视下，熟练地做了一千多例结肠切除手术，死亡率很低，令人拍手。这种暂时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内外科医生,把结肠切除术作为治疗内科疾病的主要方法。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半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固定术、肾固定术、慢性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等。“这些理论和概念，造成几千人做了七种类型的手术，只有少数人暂时得益，很多人病情恶化；有些人死亡。”莱恩的理论又引伸出使用强泻药来通大便、用液体灌肠，在两小时内用30品脱的液体冲洗。“儿童们常常由父母给他们做‘高位结肠清洗’，并作为很多疾病的一般疗法。”不幸的是做了这些疗法的病人感到更不舒服了。后来英国的内科医生们收集了很多证据，证明了这种理论和方法的错误。
“自身中毒论”盛行的同时，美国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一起提出了“病灶感染论” 。这个理论认为“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还包括整个胃肠道、生殖系统（阴道、子宫、前列腺）、泌尿系统（膀胱、输尿管、肾），以及牙齿、口腔、扁桃体和副鼻窦。它“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热心人，在医学界很受尊敬，并被广泛承认。实际上它比自身中毒论更有优势。结果在北美和英国人口中，一部分人成为多种内科和外科的治疗对象。”于是，有很多人做了拔牙、腭扁桃体切除和咽扁桃体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胆囊摘除术、子宫切除术、前列腺切除术、结肠切除术等，“进一步还知道很多病人受害。一些人切除扁桃体和拔牙后造成了死亡、肺脓肿和细菌性心内膜炎，虽然这是罕见的。英国在1931-1935年间，曾报告518人死于扁桃体切除术。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教师普遍认为，上述的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场恶梦。”
人类有机体的整体性，不能随心所欲地切除、移植，不应该过度医疗，更不应该过度切除、移植。其实，大量外科介入治疗内科病，不是技术进步的象征，而应该是内科治疗不成功的佐证。切除、移植，也是内科治疗乏术的表现。相信遥远的未来，切除和移植的手术，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此之多。后人一定会把这种动辄就切除、移植的做法，作为一种笑料的。

抗生素利器不该被滥用
1908年德国P.埃尔利希 (1854～1915)和日本秦佐八郎(1873～1938)发现606能治疗螺旋体疾病，开创了化学疗法的先声。
1935年G.J.P.多马克(1895～1964)研制成磺胺药，能治多种细菌所致疾病。
1928年英国的A.弗莱明 (1881～1955) 发现青霉素有杀菌能力。
1941年后H.W.弗洛里(1898～1968)和E.B.钱恩(1906～1979)将青霉素用于临床。
1944年美国S.A.瓦克斯曼(1888～1973)发现链霉素能治疗结核病。其后新抗生素相继出现。
抗生素问世之后，使西医治疗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疗效，大幅度提高，也使中医学《伤寒论》《温病学》在这方面的优势，似乎变成了“过去式”。著名中医陆渊雷在1928年的《医界春秋》上，曾发表了“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进行论战，他说：“奴隶派的西医所自命不凡的只是空谈病理，何尝能直接应用到治疗上去！不过他们的义祖（西洋医学）义父（东洋医学）有种种科学的依据，有酒精灯、显微镜、以及许多畜牲（动物实验）的帮助，不是完全出于推想，似乎与《内经》学说不同。所以由他们说的嘴响。但是，病理尽说的精透，若要问到治疗依旧是毫无办法。尤其是他们所沉迷不返的细菌学说，一见了急性传染病，什么验血哩、验痰唾二便哩、培养哩、着色哩、血清反应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难为他把个病菌认识清楚了。要是在前驱期中病菌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西医一句话推得个干净。叫做‘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这时候病人只好忍着痛苦，呻吟床蓐，静候诊断。这也是病人自己的不好，怪不得西医，哪个叫你不懂的预防、消毒、自己传染病菌？---------岂知西医的根治还要看病人的造化。若是有造化的病人，只应当患梅毒，因为西医有606；或者患白喉、破伤风，因为西医有比令氏血清可以把你根治。若没有造化的病人患了别种传染病-------西医也只是说一句话轻轻推个干净，叫做‘尚未发现特效药’，只有对症处理。于是热起来就用冰蒲包、电风扇；冷起来就用水汀、热水袋；肚子饿了就是牛奶、鸡蛋。诸君休小觑了这些对症处置，说他没有价值。须知西医有数理、化学、生物说做根底；有胎生、组织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识。学问这样高明，行出来的对症疗法饶你再不中用，也是有价值的。要是这种对症疗法出于中医之手，那自然是绝对谬误的了。这好比打骂一样，家中的黄脸婆子把你打骂一下就要火星直冒、跳将起来。窑子里的娼妇若蒙她轻咎樱唇、高抬玉手把你打骂一下。你就从骨髓里舒服出来，堆着满面笑容，成打的花头没命价报效上去。若问，嫖客何以这样瘟，因为娼妇得了乌龟、老鸨的传授，平时把嫖客灌足了迷汤的缘故。有一班迷信科学的人物，害了病请教西医，领略了对症处理的妙法，也尽有死而无悔的。若问他何以这样瘟，也因为西医得了西洋日本义祖义父的传授，把那些细菌传染、消毒预防的话头将迷信科学的人物灌足了迷汤的缘故。”
陆渊雷先生的文章，虽然有失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现抗菌素之前，西医对于外感热病治疗上的捉襟见肘、无可奈何。这时的中医学，由于有仲景以来的六经辨证、明清时期新发展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其治疗方法十分丰富，疗效也要高出西医许多，这就是陆渊雷先生底气十足的原因。国医大师张锡纯能够偷偷地去西医医院“会诊”，也是因为当时中医的疗效比较好的缘故。
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也就引发了中西医学术优势的转化，在“西进中退”的对比之中，好像中医药已经过时了。其实，临床上很多耐药性细菌感染，经过中医药治疗辨证治疗，也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可见中医药不是古老的抗生素，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上，中医药现在还有很大优势。可以证明，中医药治疗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科学原理依然落在西医的目光之外。
近代以来，抗生素的使用非常普遍，在很多没有细菌感染证据的情况下，也应用抗生素，比如感冒大部分是病毒感染，但是临床上一见发烧就输抗生素，很多无菌手术前后也用抗生素“护驾保航”，很多没有细菌感染的慢性炎症也离不开抗生素，原因不明的许多疾病也都“诊断性治疗”地首先使用抗生素，使抗生素几乎成了“万应药”，或者约等于“安慰剂”，达到了使用极不规范的滥用。这既浪费了药品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也增加了耐药菌株的出现。
人体与微生物的细菌病毒长期共存达几百万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之中，人体建立了一整套对付致病微生物感染的机制，很多情况之下不需要抗生素参与就可以消除感染，并获得免疫力。抗生素发明之后，被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滥用之后，严重地影响了人体抗菌能力的发挥。越俎代庖的结果，不仅不利于人体抗病能力的提高，而且实际操作中，很多情况下抗生素的使用不是在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以“广覆盖、大剂量、足疗程”为原则，大撒网式的“火枪手”、“散弹”式狂轰乱炸，严重地破坏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杀死了大量有益的细菌，甚至造成二重感染、医源性疾病。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滥用，即使不是医疗腐败助长起来的，也加重了社会和个人的负担。
伦琴1895年发现X射线,到20世纪初 X射线诊断便成为临床医学的重要手段。最初用于观察骨骼状态,1906年借助铋糊检查胃肠运动,以后又改用钡餐、碘油等进行 X射线造影。
现代医学借助于X射线技术，使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的认识避免了许多“剖腹探查”手术，开创了微创、无创检查的先河。此后重要的诊断技术进展有：心电图(1903)、梅毒血清反应(1906)、脑血管造影(1911)、心脏导管术(1929)和脑电图(1929)。
50年代初超声波技术应用于医学，60年代日本采用光导纤维制成胃镜，现在临床已有多种纤维光学内窥镜得到应用。7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 X射线断层成像(CT)以及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后，微小的病灶都能发现。
与抗生素滥用一样，放射线检查、核磁检查也在过度使用，《中国医学论坛报》就有专家指出：“CT滥用，癌症临近”。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由严峻现实发出的警告。核磁检查、超声检查对于人体也绝对不是无害的，所谓“无创”也是相对的，在实验室里研究菌落生长的干预因素，超声干扰就是一个明显的外加因素。
上述一系列的医学进步，大致上可以归类为由解剖开始的实证技术进步，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和现代检查技术进步，以及化学制药和抗生素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西医临床医学的进步。但是，进一步的微观研究，却给以还原沦为基本理论指导的西医学，带来了许多困惑，甚至很多进展都否定了原来的认识。这种否定，是科学原理的否定。使形态决定状态，病灶决定症候表现的固有思维，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必须放弃原来的认识，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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