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扁鹊讲理不谈“道”,“黄帝内经”不离道
/ L5 [2 T4 Y# c0 A/ H0 U( p5 @( S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知识体系,它的形成、发展,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除了气、阴阳、五行等概念逐渐融入中医,“道”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医学术理论的基本概念。探索“道”融入中医学的时机,有助于解开《黄帝内经》成书之谜,也可以为判定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学派医书”的成书年代,提供“内证”依据。
8 T3 ^3 o# }: J7 W- J1、“道”是老子创立的元概念( o' S% ~) N3 ?0 b. _$ ^
春秋末期,周朝的史官老聃写成了《道德经》,全书加上标点符号只有6000多字,其中使用“道”字竟多达70多处,而且把它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w2 H9 U+ l* h$ `$ {1 @& N“道”字的本意是行走的道路,也可以用为讲话的“说”。老子追溯世界的本源,把天地未分的“先天混沌”状态,表述为万物的开始,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一个巨大的存在物,它没有名,没有字,老子发挥原创思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古老的“道”字,在老子的知识体系里,有了不同寻常的新含义。
; P1 m9 r1 v& K老子创新“道”这个字的含义,可以从《诗经》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周易》经传的文字使用上的差别得到合理解释。
( B$ Q3 a3 U4 R& S+ r5 ~. |《诗经》里用“道”字30多处,都是道路与说话的意思,没有老子所说的“道本原、大道理”的引申含义。
; m i; f4 Y7 m# M《周易》的卦辞、爻辞里,“道”的含义还是道路,而解释《周易》的象辞、彖辞、系辞、说卦传、序卦传等“十翼”之中,使用了“道”字100多处,都是借用老子命名的新含义。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孔夫子“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解释《周易》有关系。
9 @2 S6 m4 o+ w" P, u3 i7 A, Y2、孔夫子问道于老子,传承其学
5 G% p$ _4 e8 U先秦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e c: |9 P( O' m" u$ o2 L' P
《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很赞赏道的理论,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思想对儒家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v8 n# i; {7 [5 U ^
不仅孔夫子本人重视道,说“吾道一以贯之”,他还教育弟子们要重视道的修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教导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 q1 R& p' k6 o0 l8 y# C当然,也有的弟子对于孔夫子谈论的这个道,不太理解。子贡就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有学生虽然闻其道,而不行其道,冉求就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对于这种认识,孔子加以批评和引导,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0 e6 e0 L0 J& z1 W+ w6 x
孔子把老子说的“大道”,引入做人的标准上,分小人和君子之道,他告诉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0 `. w6 F" i2 M$ z' ]! d孔夫子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也不断地传播道学的新思想。他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曾子生病的时候,孟敬子前来问候,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9 j3 {* y7 N# h2 f/ H X
孔子身边的人谈论他这个老师,也用道做说辞:“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 d$ @& G2 y' V+ _4 Q$ T3 K经过孔夫子师生的大力推广,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很快就传播开了。4 h7 y) s( ~( Q0 b; s4 v) D/ K. r8 T
3、扁鹊医学理论,讲阴阳不谈道+ |, t8 y. ]7 o: f
无论是《史记·扁鹊传》,还是其他秦汉时期有关扁鹊的记载,以及《脉经》所引用的扁鹊著作,都未见扁鹊使用“道”论述医理,而是借用人与天地为一体的整体观,以及阴阳学说,或五行的观点,来讲述医学的道理。
! V7 ^- y8 A2 z% [6 x扁鹊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阴阳是古人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的世界观,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人体更是如此。
" A0 ?5 l9 ]8 a0 l! n《脉经·扁鹊脉法》说:“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又说:“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紧受如此,身无苦也。”
- N; }0 T" w. L, Z) U, V扁鹊把诊脉看作了解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状况的手段,因此,能够“尽见五脏症结”,他论述虢太子尸厥病机的时候,主要使用阴阳表里气血循环的理论,也说到了三焦、胃、膀胱、兰藏、五脏之腧,提到脉、络、经,诊病的方法提到“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治疗的时候,取“三阳五会”,用药更熨两胁下。4 d+ C$ g# X9 c p. [0 L
扁鹊认为,脉与内在脏腑相关,患者的声音、五色,也与内在脏腑有关,因此才能“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 Q, p; r; x% x, E- |9 h7 G
在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医缓,诊断病入膏肓,提到二竖为患,针药治病,但是不说阴阳,不谈道。医和论述蛊病,用“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来说明病因,用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来讲道理,甚至用《周易》的“风落山,女惑男”来作比喻,却不说天道,也不提医道。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道家理论”。8 |* h& ^& d9 `4 \# e
4、《黄帝内经》是托名,书中推崇“道”理论2 f# R1 x6 u# E6 D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 h# |! V/ \+ i) r. f《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 V! o) m9 T# ~8 u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3 I: b3 r4 `2 B+ k& ?) ]) c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9 j5 ^1 E. k( s8 e. o" f, p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2 `+ \3 n1 s% m' [9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 f( C- |$ H5 f2 k0 |% ?$ }托名“黄帝”的人,对于老子创立的道,大加赞赏,一心要加以学习弘扬,他说:“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8 V1 L" K/ ~- d% Z$ x# A* w0 H. H勤学好问的“黄帝”,提的问题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文中的“要道”、“天道”,都是在老子《道德经》广为流传之后,才成了社会学者们的流行语。
2 v7 w( S0 n( Y# g2 G豁然起敬的“黄帝”,口中却说着老子之后的语言:“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文中所说“道在于一”,这样的词语应该是老子、孔子的信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语。' k3 f6 `- I2 Y) f
总之,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过“道”的概念。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与“道”无缘。由此可见,扁鹊医学之古朴和久远。* Z) q+ c( G1 E1 H' y3 [) k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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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对扁鹊著作进行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此文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2、14,文题为“结合时代特征考证扁鹊著作”。]) ?6 N3 O7 _; i
《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底和2014年初,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学术界关注。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 j5 ~% ]" _* D9 ^笔者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 v% H1 Z8 m3 Q" S8 R1、春秋末期,私人著作刚刚兴起' p7 T7 X- K4 B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所刻画,或者是占卜的巫官所为,是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 n- _0 ?" [1 {/ _$ y: q- z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奋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t7 o/ o6 @' A9 a, B: H+ U5 R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根据其行事语言,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0 v# \. Q6 c# @. T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 I0 m9 U, X% A# X& N! ~2、医学著作的形成,应当早于先秦诸子6 Z" \, K4 e; w! N
诸子的著作,必须先有诸子其人,然后才能有诸子的著作;托名于诸子的著作,必在其身后多年才能出现。医学著作则不是这样。因为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之中也有很多医学内容,春秋之前就有专业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医学理论、病例验案、或治疗效果的考核记录等,都可以成为医学著作。
, G6 \4 R u$ u' p& T! ~记载于《左传》之中的早期医学家,有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左传》书中既有对他们事迹的记录,也有一些学术理论的探索。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都说明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
$ k. @6 k$ ~0 n {, s' E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尽予(全部传授)扁鹊”,也说明长桑君手里不是一本书,虽然他的书来自于“宫禁之内”,不属于自己原创、原著,不能私自传授给民间人士。
$ w a6 D) n6 a长桑君敢于打破常规,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那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扁鹊,并嘱咐秦越人“公勿泄”,扁鹊也郑重承诺严守秘密,绝不外泄禁方书的内容。但是,他们实际做的都是“凡规矩必有例外”,都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了适当的传授。
, i& f# B9 z3 f* L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 W/ j1 G* {; l- [* W, ]1 C9 Z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包含着一种大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珍惜医学知识来之不易,有些都是用生命实验换来的,所以必须打破常规,进行传授。他们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p8 U( A% W/ N
3、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 [0 f4 n4 W, P: P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9 \: i! _- b/ g$ u1 y
王国维先生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书之通例,字书亦然。”5 y: w6 s* e6 W \7 ^6 b) b+ L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Z! {- A+ @, y
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所流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 T5 G, m# H& U; ~$ R8 b P3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J" C5 D$ t1 K- A( s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扬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w& h. ?1 v- F& z1 F; t) \9 i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l& {0 y5 h3 E. h% u! k0 H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
! s+ L% X1 v* B9 G0 V. Q4、师徒学术传承不断,是最可靠的线索8 g+ B8 f9 \7 E/ F. U1 g" L
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S* n+ a9 Y8 x" e" W c
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诸侯国的官吏,有位有禄,世袭相传,也是周代“百工”之一家。扁鹊起于民间,周游列国,是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医学者。官医由于服务的人数少,活动的范围小,不可能像扁鹊那样“名闻天下”,更不可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6 m5 H# B7 {4 i! T4 T& |3 z" S
民间中医的学术传承,不像官医那样有制度保障,难以世袭,最可靠的传播途径是寻找有缘人,师徒相传,如缕不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仓公的事迹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术传承从战国到汉代的实际状况。* S# B A4 B1 D
仓公淳于意在汉初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方脉,但是,他的学习过程很复杂,先“见事数师”,后来拜公孙光为师,数年之后,又拜公乘阳庆为师,不断深入学习,研讨医学理论与技术。他多次遭遇学派之间的争鸣情况,公乘阳庆要求他“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经历考验,脱胎换骨,才成为嫡传学术继承人,被授予黄帝、扁鹊之脉书。假如他固守成见,坚持原来的学术流派特点,公乘阳庆就不会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传授给他。
3 z. [) M% N* L3 R# e6 l需要指出的是,仓公所说的这些学术传承,不是他故弄玄虚,编造故事,而是以戴罪之身,回答汉文帝的讯问,因此比较可靠,也非常珍贵。
% Q6 Q7 e% A; M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的医学书籍,据称来自“古先道遗传”,主要是托名黄帝和以扁鹊为名的《脉书》、《五色》、《诊病》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公乘阳庆还告诉淳于意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阳庆传承这些医术,完全是出于“传道”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谋生的生活需要。他家庭门楣很高,根本不需要靠医学来盈利。淳于意喜出望外,立即“避席再拜谒”,接受公乘阳庆赠予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并且住下来,在师父的指导下,“读解验之”,一边读书,一边临证验证,理论学习大约一年左右。三年之后,仓公开始独立应诊,为人治病,并且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程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医生。那个时候,仓公淳于意才三十多岁。4 s! Y+ z9 Y2 u; E+ f- r
仓公按照公乘阳庆的要求,扔掉了过去传承、学习的“故方”,这些书应该是公孙光传给他的《方化》《阴阳》《传语法》,或许还有些什么著作,他没有说。是烧了,还是转送别人,他也没有说。我们认为,他烧掉“故方”的可能性最大。他不可能在得到“真传”的时候,还保留、传出去一个不成熟的医学错说、假说。
3 M. B$ m5 y. J" y$ D8 a" L6 `尽管仓公和扁鹊一样,时而在民间行医,时而到官府出诊治病,但是其主要的行医经历在民间。汉初学术流派的划分,不是行医范围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而是学术主张的差异,这在仓公与齐王侍医遂的争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尽管二人都是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仓公与齐王侍医遂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论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 N, W# u( {) F5、扁鹊的学术思想,在西汉年间已经分化
' X8 ?& g0 I+ \3 A0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3 t3 f3 C6 _$ v# S3 C P3 B9 U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 f' k% x" n) H- y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0 [7 U( n7 G: _. H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也就是说,病情复杂,表里不一,有人内热外寒,甚至“热深厥深”,必须禁止服用热药。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2 a8 J" V6 o4 d/ z2 x6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处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7 n i) x* a* v: o0 b
6、扁鹊《内经》《外经》,名称应由刘向拟定
; O& V! }0 Y; v/ O( R7 [ @0 Z" n仓公淳于意之后,历经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扁鹊医学虽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传承之中“走样”、“变异”的程度也会逐渐加大。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5 n' z5 d! |* @0 a! D) ^
扁鹊医学在仓公之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传承人,其著作与学术思想就逐渐“技术晻昧”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哪些著作来源于扁鹊,因此可以决定哪个是《扁鹊内经》、哪些是《扁鹊外经》。
2 S& B* [* p6 |. t1 M. g) r( g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是相对的,“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9 L6 N( x$ V6 J2 e+ U4 D$ Y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Q' h& u8 f7 d! E% Y* ^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h7 o$ y5 H c, z2 A* B. ]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Q N# H% T/ ^+ x$ j( s5 W2 f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其人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2 [. U/ h5 s7 h+ j3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6 E1 n5 G0 B3 w9 i9 x* ]. P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l: Z6 J& c+ E. ]; S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四、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