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2003年非典那些事，应该医患和谐战瘟神

曹东义

《健康报》2003年5月28日第8版，刊登了记者金永红、阴彦祥采写的通讯“硬汉方东升”，描写了方主任带领他的同志们与瘟神战斗的感人事迹：
有人说，方东升的命大，几经凶险未被感染；有人说，方东升是钢铁制成的，60多天磨难没有催垮他的意志。这是记者从未有过的采访，整整6个小时，记者几乎没有提问，只是默默地听方东升讲述他和同事们在这60多天里发生的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
3月8日，方东升所在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接诊了第一例非典患者。方东升说：“这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我们当时对于这个疾病还毫无思想准备。接治这位病人48小时后，科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位护士长被感染倒下了。我们呼吸科虽然有9位医生，但当时在科室工作的只有6个医生，十几个护士。这时只剩下4个医生：张自立、张爱珍、胡小晔和我。后来我常说，我们当时是‘四个人三条破枪’。一听说医院有同事被感染了，有些医护人员给吓哭了，大家情绪非常紧张。当时科里一下收了5个非典病人，防护、隔离措施也不像现在这样完备。谁去管他们？我想了好久，我是科室的负责人，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不管这些传染性极强的病人，但是我怎么能忍心？如果他们一旦有意外，我就成了罪人！最后，我告诉科里所有的人，5个病人都由我来管，要感染只感染我一个”。这是真实的想法，符合当时的情况，平凡之中显现着伟大。伟大来源于这种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这在和平时期，在可以选择逃避的时刻，他选择了迎难而上，因此他成了我们的英雄，当然这是后话。
方主任接着说：“3月初那些天，我每天就穿着白大衣，戴着帽子口罩，顶多套双手套去接触病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我很意外没被感染。这5位病人还没出院，我们又接诊了山西省第二条传染链的首发病人。他是一位毒性很强的病人，前后感染了几十个人。当时他转诊到我们医院时，面色焦黄，由于口腔糜烂，嘴里塞满了坏死的组织。由于10多天没有进食，只能插着鼻饲管进一些流食，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他这样，我摘下口罩，对他说：‘你别怕，你看医生都不怕，相信我们能治好你，你安心养病好了。’我是他的主管大夫，我不能就这样眼看着让他死去，得让他吃饭。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没戴手套，就用手一点一点地清理他的口腔，掏出里面的坏死组织和黏液，又给他一下一下地漱干净。他终于能吃饭了，有了活下来的力气，精神状态也好了。
“可是后来这个病人知道自己感染了多人，其中有三个人已经去世了，情绪又开始低落，他把手机都摔碎了，有三次想绝食自尽，刚输液就要拔掉针头。我当时好言相劝已经没用了，只好用激将法，厉声问他：‘你还是党员吗？你还是男人吗？你是英雄还是懦夫，就看现在了！’我想用这种办法唤起他求生的欲望，唤醒他与疾病抗争的勇气，果然有点作用。如今这个病人已经痊愈了。”
山西省人民医院是综合医院，开始并不具备收治传染病人的条件，然而病人却不断增加。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安排这些病人。方东升就有了特殊的转运病人的经历：“我们4个医生和10多个护士坚持了20多天，病人还在增加。科里人手极缺。为了让大家坚持住，当时我每天在早交班时，都要唠唠叨叨，叮嘱大家注意保护自己，吃好、睡好、穿暖和了，只要一发烧，立刻停止工作。我甚至告诉大家现在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了，没有特殊理由不许请假。我很庆幸，虽然当时我们还不具备接受传染病人的隔离条件，但是由于我们不断提醒患者和家属注意不要随便串病房，呼吸科的医护人员再没有一个人感染，其他病房的患者和陪护的家属也没有被感染。
“到3月底，科里感染的同事也痊愈归队了。当时山西第三条传染链的首发病人和继发感染者住进我们医院急诊科。由于其中一个病人的病情很严重，做了气管切开，急诊科很多人都被感染了，其中包括后来以身殉职的梁世奎主任。
“3月底的一天，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天了，因为病人迅速增加，呼吸科已经住不下了。医院决定把我们科的病人和急诊科的病人集中到一起。由于招不到搬运工，我们呼吸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将病人从楼上一个个抬下来，安顿到急诊科。院领导看到这也不是办法，又决定把所有的病人集中到当天按照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区改造好的体检中心。这时离我们第一次集中病人不到24小时。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大家累得都不知道自己抬的是哪个病人，还要检查病人的氧气到位没有，病历是不是归位，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后来一位病人告诉我们，她看我们疲惫不堪地淋着雨抬着她走在小道上，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失声哭了出来。
“那天夜里，病人的情绪也不稳定。一位病人在路上说他的拖鞋忘带了，张自立大夫就上楼返回呼吸科给他找来，过一会他又说自己的袜子忘带了，张大夫又返回去找。等转运到新病房，这个病人又说想吃热稀饭。当时都凌晨两点了，上哪儿去找热稀饭？张大夫说你喝点热水吧，不行我给你削个苹果。病人这才安稳下来。张大夫马上给他倒了热水，削了一个苹果。这个病人后来只说了一句话：真心换真情。
“到凌晨3点，我们把所有的病人安全转运到新病区，大家累得不想多动一下，有的人把三个凳子一并，就睡在上面；有的人躺到检查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方东升告诉记者，他不是一个惧怕困难的人。他1996年来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在此之前他在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工作。他曾和同事们坐着牛皮筏子顶着大浪过长江，赶到可可西里调查疫情。他曾只身在澜沧江畔用短短的10天时间采集了1000只感染传染病的绵羊血清，这10天他没见到一叶绿菜。他说经历过这些艰险，他已经不把生死看得很重。
然而这次非典疫情肆虐时，他却别有一番感受：
“我们最不愿意听到同事被感染的消息。有时早上还见面打招呼的同事，下午却听说他发烧被隔离了，心里别提多难受了，病区里一整天没有人多说一句话。一旦听说自己的同事去世了，这一天病区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每个人的心情沉重极了。
“同事们难过的原因，一是因为被感染的是自己的战友，再一个是因为3月初大家对非典都不了解，所以无法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法。当时只能通过网上了解一些信息，可患者的病情却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怠慢。往往刚接触病人时，有些人正好是发热的第三、四天，情况还比较稳定，但是一个星期后，开始急转直下，突然转入急性期，高烧不退，出现重症肺炎的症状。大家就感觉这个病发展超乎寻常，就觉得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病情恶化。我们医院两个职工的病情就是这样。我们这些男大夫，手里拿着同事的胸片，就感觉自己太无能了，内疚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们是在摸索中治疗病人。当时在用不用激素，什么时候用激素方面，大家还有争议。但是病人太痛苦了，那时每天一走进病房，到处都是病人的呻吟声，有的病人吃一口馒头要喘三次气，有的病人流露出痛苦、悲哀的眼神，能讲话的病人哀求我们：‘大夫，快救救我吧，我不想死。’为了救命，大家管不了那么多了，决定上激素。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省卫生厅为我们请来广东、北京的专家，通过他们的多方面指点，才使我们能开展比较有效的治疗。后来我们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用早吸氧、早用糖皮质激素加心理治疗等方法，使病人的治愈率逐渐提高。
“但是，这毕竟有个过程。当时社会对非典极其恐慌，为了对患者负责，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给社会带来信心，我们一线的医生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我们最怕、最担心的就是患者死亡。呼吸科满员时也只有10个医生，要管50多个病人，压力非常之大。三四月的时候，医院里很多人都在担心，他们觉得呼吸科的人不对头了。我们这些医生就像吃了火药，在病区讨论治疗方案时，医生的火气一点就着，都是扯着嗓门讲话。着急的时候，我还会训斥别的医生。由于太紧张，很多人晚上睡觉时经常盗汗，异常疲乏，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病倒了。我和魏东光副主任、张自立大夫一间宿舍，我们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每个人的衬衣都是湿漉漉的。
“苍天有眼，我们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经过治疗转危为安了。5月15日，医院把已经出院的50多个患者请回来。看到这些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患者如今又是生龙活虎，想到抢救他们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患者也激动地哭了。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这些患者。”
记者在采访中见到了和方东生并肩作战60多天，又一起休整的张自立大夫。他对记者讲了方东升遇到的一次在别人看来近乎恐怖的事。
那是在四月份的一天夜里，当时医院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已经全部住满。当晚有一位姓范的患者被送到医院，方东升当时正在病区值班室看病历。他告诉患者只能住加床了，但是患者坚决不同意。无奈中，方东升只好让病人戴上口罩，他领着病人在病房看了一圈，没想到刚走到门口，这位焦躁不安的患者拽下方主任的口罩，照着他的脸啐了一口，嘴里嚷嚷着：“我活不了，也不让你活。”科室里的同事被这一幕吓呆了，有几个人都被吓哭了。方东升什么也没说，进到卫生间，把脸洗干净后平静地走了出来。
张自立说，之后这半个月，大家的心揪得紧紧的，生怕主任会倒下，每天都要盯着他。没想到，半个月后，他竟安然无恙。
对这件事，方东升没有说太多。只是告诉记者：
“病人已经很恐惧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帮他们。这种帮助可以说是以前我们从没经历过的，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使命。看到自己的同事那么奋不顾身地在一线工作，我常常想，人类就是一个群体，能存在到今天就是靠了互相帮助。当病人生命受威胁的时候，我们不帮他们，谁帮他们。
“在病区时，病人救治无效死了，家属不能进来，为病人料理后事就落在我们医护人员头上。有时深夜遇到这种情况，护士都身单力薄，搬不动尸体，就得叫我们这些男大夫来帮忙。有些家属讲究多，拿来衣服后还告诉我们，人去世了要穿七套衣服，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别穿错了。我们能说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半夜被护士叫醒，急急忙忙赶到病区，给尸体消了毒，然后一套一套地穿好衣服，再和护士们抬着尸体，小心翼翼地运送出去。”
方东升说，他两个多月没有回过家了。如今他更回不去了，自从太原市开展群防群控之后，他没能办理到进入小区的通行证。
“前几天，天变暖了，我曾经想回家取换洗的衣服，但是到了家属院，门卫不让我进去，因为我没有抗非典时期给居民发的通行证，他们让我打电话，把我爱人叫出来。拿着衣服，我就走了。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家里人了，我一看到他们，就觉得家真温暖。
“张自立大夫第一次回家时，儿子关上门不让他进去。他问儿子怎么了，儿子回答说：‘我们老师说了，你爸爸在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如果爸爸回家，老师就不让我上学了。’听到这些话，他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回不了家，我们能理解，毕竟我们整天和患者接触，感染的风险最大，社会上的人回避我们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一些同事的态度。有一件事我一直很难忘，那是三月底转运病人时，我和张自立大夫一起推着一位病人上一个坡，推得非常吃力。这时走过来的同事，一见到我们，赶紧整理好口罩，马上走开了。后来是一位老大爷走过来帮我们推上去了。
“当时，我们觉得是那么孤独。后来张大夫又告诉我们，他有一次回家，一位本院的大夫见到他，马上对周围人说，他是呼吸科的，你们都注意别感染了。气得张大夫要和他们论理。这种同行的不理解是最让我们难受的。
“好在医院支持我们，大多数同志支持我们，上级领导支持我们。我记得3月份，卫生厅李俊峰厅长和其他厅里的领导，亲自到病区看望我们，李厅长还和我给洗口腔的那个病人握手，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当时这位病人激动地一下跪在地上说，他的家人现在都躲着他，可是领导、医院、医护人员没有嫌弃他。他后来不是在纸上，而是在被单上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感谢党、感谢省人民医院。’
“在这60多天时间里，医院可以说是全力支持我们。我们查资料没有电脑，医院马上给我们添置；我们科的人吃饭没有时间规律，问题一提出，医院立刻解决。为了改善我们的休息环境，医院不断想办法，最后帮我们找到了现在这家宾馆。医院接受非典病人后，门诊量大幅度下滑，最少时一天只有几个病人看病，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院领导还是决定给我们一线的人员每天50元钱的补助。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去省政府给我们安排的晋祠干部疗养院疗养了，那是省委、省政府决定的，听说省领导为了让我们在那里能够休息好，还几次去视察，看安排的怎么样了。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心里真的挺激动的。我更高兴的是，社会又把天使这个称呼还给了医务人员。
“我很高兴现在有那么多同事关心我们，其他科室的主任、副主任以及很多优秀的博士生们都积极请战支援我们，我们才能轮休。也有的同事不能来一线，知道我爱抽烟，给我捎来两条烟。更多的人打来电话问候我，接到一个问候的电话，我心里就暖洋洋的。”
方东升就告诉记者，他可以在记者面前“表功”，但是还有很多一线人员没有这样的机会。采访快要结束时，他对记者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见见我们科当时和我一起苦战了60多天的其他同事，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于是，记者见到了与方东升一起打拼60多天的张自立医生、刘维平医生，还有牛瑞媛护士，听到了他们感人的故事。方东升说：“我很遗憾，因为名额有限，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奖励。我这几天总在想，我没有当好这个班长。对我们这个集体，我很愧疚。”
3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北辰的文章“面对流行病，人们为什么恐慌？”文章称：“来自卫生部的消息，本次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零3个月，最大的65岁，患者以青壮年为主；部分病例具有家庭聚集性；多家医院短时间内，医务人员同时或先后发病，具有局部爆发特征；医务人员发病与密切接触患者有关”。 2003年1月初香港特区再现禽流感疫情，2002年11月广东突袭非典疫情。“这两件事情发生后，引起了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在调查相关情况和搜集相关资料后发现：事实上，‘禽流感’和‘非典型肺炎’并没有社会上流传的那么可怕”。为什么呢？“内地对于禽流感防治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尤其是1997年香港发生禽流感事件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禽流感防治工作，建立了完善的疫情监测网络、疫病预防体系和应急反应体系。”“与普通的典型肺炎相比，非典型肺炎症状较轻。”但是，“由于非典型肺炎常隐匿起病，待临床表现足够引起重视时，疾病已经发展到晚期，给治疗带来较大的困难。此次广东省也见到有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的病例。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道疾病治疗专家钟南山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发现的太迟了。从死亡患者的病理检查来看，他们的肺泡除了炎症、出血外，还有明显的纤维化，整个肺都很硬，这证明患者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这些患者发病初期几乎都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待来到医院时疾病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大大增加。也正因为肺部发生的这些病变，此时如果不通过人工方法帮助患者呼吸，那么他们就会死于呼吸衰竭，但如果通过人工帮助呼吸的话，又很容易导致气胸而死亡。因此，目前总结的死亡原因，一是病情进入了中晚期，其次就是肺通气处理不当。’既然通过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两种所谓的‘致命流感’和‘致命肺炎’根本就不像一些人谣传的那样‘致命’，那么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此竟达到一种‘闻之丧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文章作者认为一是人们重视健康，二是民众缺乏相关医学知识，三是某些传媒的误导，造成了群众的恐慌。“如果新闻之中也掺杂了暗示和作者的主观臆测，这样的文章还能叫新闻吗？称为‘危言’也未尝不可吧。”对于稳定军心，对于缓解大众的恐慌，这种论述无疑是很好的安慰。但是，这如果是医务工作者、是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是卫生部的领导都这样认识，那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轻视了瘟神，在战术防备上也不重视瘟神，我们必将为这种麻痹大意、为我们错认病原，付出极大的代价。
3月14日和19日，来自深圳的一名男性，在香港淘大花园E座的兄弟家，因腹泻使用了卫生间。14日该男子已经发生了SARS症状，后来使护理过他的护士和他的兄嫂先后也发病。到4月15日，淘大花园的15000居民中，共发生321例SARS病人。其中，E座居民为主，占全部病人的41%，而边缘的11座仅占18%。
3月15日，传来两会新的消息：“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瘟神肆虐的时候，走上了共和国的领导岗位，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一旦举措不当，就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记者张东风报道，政协委员关注着中医药的发展。
3月15日，WHO第二次向全球发出警告：正式提出SARS的概念，以及SARS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的定义。发出与SARS相关的紧急旅行指南。呼吁全球提高对SARS的警惕，提醒医务人员和旅行者注意SARS的症状，并建议立即报告病例。
3月15日晚，从香港探亲回京的74岁的李某（后被称为北京“毒王”）来到北大医院急诊。由于北大医院此前并不了解非典的各项相关信息，难以确诊，做了一般处理，李某在观察室输液2小时后，就离去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位李某是北京的第二个非典输入病例，他在香港曾到过导致非典蔓延的那所威尔斯亲王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本是广州去香港喝喜酒的老教授带去的，这回算是“出口转内销”了，而且，他一个人“整体封闭了”两个医院。
3月16日，输液后并不见效的李某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想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据参加过抢救工作的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其敏说：“当时我们谁都没见过这种病例，只是从各种小道消息上觉得有点像广东的非典。无奈之下，我们打电话给广东一家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还不敢说，让问卫生厅去。后来还是一个护士胆大，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东直门医院接诊了这例非典例患者，这个患者病情很重，仅4天就去世了。其后，曾经参加过抢救的六、七位医务人员就陆续发病了，结合患者发病的情况与广州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吻合，他又曾经在疫区(香港)停留过，有流行病学史，医生们就考虑他是患了非典型肺炎。于是立即开始着手考虑如何预防这一疾病的问题。在防护隔离方面，当然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发展趋势呈爆发性进展，还是将东直门医院打了个措手不及。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16日，刊登了记者张东风、汪少颖的报道“平凡的英雄——记为抗非典以身殉职的青年中医段力军”，其中说：“2003年3月16日正是段力军值班。晚上8点左右，急诊科收治了一名由香港探亲返京的高热患者。这位从北大医院转来的病人已经发热5天了。短暂的留观后病人很快出现了喘憋、胸闷、呼吸急促等缺氧症状，继而出现昏迷，病情处于极度危急之中，必须进行气管插管。此刻，每一分每一秒，对病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同时，当时身为二线医师的段力军隐隐感到，这个患者很可能就是广东已经发现的非典病人。虽然当时还对非典缺乏了解，但已没有更多的考虑时间了。医生的神圣职责使得段力军立刻组织下级医生和当班护士对患者进行了积极的抢救，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吸痰等等措施很快展开。在为病人进行气管切开时，患者气管内的分泌物非常多，血和粘液喷了段力军一身。但他毫不在意，又亲自为患者调试呼吸机。病人出现心跳骤停，段力军不顾被感染的危险，又是抢在最前面为他进行人工心外按摩。用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零距离接触。病房里总能听到他的声音：‘这里危险，让我来！’抢救进行了整整一夜。为了密切注视患者病情变化，及时有效地进行救治，段力军又整整一夜守护在患者床前边，随时应对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急救措施。在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下，患者病情得到了暂时控制。已经上了24小时班的段力军，本该第二天早晨就下班了，一夜的抢救忙碌的确使他疲惫至极，可为了让其他人与病人少一些接触，他对接班的医护人员讲：‘从临床分析，这位患者是非典型肺炎的可能性极大，你们要做好防护。我已经接触病人了，你们尽量少接触，让我多干一些吧，我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他极度疲劳的样子不忍让他再继续工作下去，劝说他赶快下班休息。可他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才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病房。那时，大家都还没见过非典病人，但由于对SARS的危险性认识还不够充分，当时的防护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备，以至于在对非典未知的情况下，与这位第一例（北京市的第二条传染链）非典病人相遇时，他们仅仅穿着白大褂、带着一个口罩就上阵了。18日、19日两天是段力军的休息日，段力军在长时间抢救病人回到家后，一边惦记着经他抢救暂时平稳的患者，一边查阅有关资料，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并给医院里的同事打电话，指导他们用药，叮嘱他们做好防护。3月19日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正在收拾第二天上班时该带的东西。妻子见他挺累的，劝他多休息一天。他说：‘不行，科里人手少，大家都非常辛苦。我是科里的骨干，理应冲在最前面。你看，我的身体挺棒的，到现在都没什么事，你就放心吧。’妻子还是有些担心，找出体温计让他量。没想到量了两遍都是38。C。晚上10点，他突然感到体力不支、寒战，此时体温已高达39度，与当时已知的非典症状非常明显相似。当晚11点，120急救车将段力军送入了佑安医院。此后，东直门医院参加救治的医护人员又倒下了10位，由这位被称为‘毒王’的患者引起感染的总人数达到了19人。连续的疲劳加上病毒的袭击，段力军倒下了，他患病住院后，大家去看望他，平素不善言辞的他对同事说：‘这个病的传染性很强，我没事，大家不要来看我了。你们工作中也要多加注意，一定要穿好防护服，不要再被感染了。’院领导也去探望他，他说‘我没完成好任务，给科里、院里添麻烦了’。每次大家问他住院后需要什么，他从来都说：‘什么都不缺，不要给大家添麻烦了。’他还说：‘我要尽快恢复，出院后我要再上一线，继续战斗。’住院的最初几天，段力军的病情比较稳定，每次打电话，他都还不忘询问科里那位病人的情况，鼓励同事们勇敢面对非典，并及时把佑安医院的防护经验告诉他们。这些经验在后来东直门医院抢救非典病人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后该院再也没有发生过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现象。然而从住院第9天起，段力军的病情出现恶化，肺部出现严重感染，并有间断呼吸困难，开始使用呼吸机治疗。与段力军同住一间病房的同科室医生周静威回忆说，在病情较轻的时候，段大夫还一直与主治医生就他的病情进行讨论和交流；他还一直鼓励我，让我树立信心。后来我们都上了呼吸机，他还总安慰我，没关系，挺过今天，明天就好了。可没想到，我挺过来了，他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刻，他从未后悔，从不抱怨，并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人生观。他的妻子欧阳庆容说，4月11日最后一次近距离的面对自己的爱人时，那时侯他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让他一定要坚持住，家里人都在等着他，女儿也特别想他。他看着我，我每说一句，他就点一下头，还竖起自己的大拇指，示意他一定行……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平时连感冒都不得，而且他一直都非常乐观，相信自己一定会好，我也相信，可是……病魔在他的身体中肆虐、病情危重的时候，面对着死神，他以白衣战士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拼搏，他用最坚韧的方式点燃着生存的希望，维护着人的生命的尊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医务工作者，坚守在临床一线，就好比一名战士坚持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直面死神的挑战，是职责，也是义务，永不言弃！段力军与病魔抗争了一个月，4月19日，SARS病毒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是北京第一位因抢救非典牺牲的医务人员，年仅34岁。段力军永远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岗位，离开了他的战友和亲人！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条朴实奉献的人生路。‘我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一生，仅仅在为人民大众的健康和自由尽心尽力而已。’这是段力军——一名抢救过无数生命的普通医生在临终前的一句话。当我们向他的同事、家人问起他生前的事情，他们说，太普通了，太平凡了。段力军1968年11月生于北京，祖籍云南。1992年他从河北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医院工作，1997年到北京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工作。他进急诊科，是科主任点名要的。当时科主任说，‘要的就是能干活的人。’”
段力军这个平素连感冒也不得的（中医）医生，在他女儿刚刚6周岁的时候，在他刚刚修完在职硕士课程、准备考取博士、准备去德国工作之前，在他还没有为年老的父母进孝之前，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他为之奋斗的岗位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李澎涛教授怀念说，小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顶天立地、无怨无悔走的，他短暂的青春谱写了我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新篇章，他实现了“是医生就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拯救病人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的誓言。
记者王乐羊在《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20日，以“难以忘却的记忆——记北京市东直门医院SARS病区第一梯队医护人员”为题，介绍了东直门医院开辟SARS病区，治疗SARS患者的动人事迹。文章说，疫情就是命令，病房变成了战场，在这紧要的关头，医院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自己的医疗队，这支由4名医生、3名护士组成的迎战SARS第一战斗队，就这样开始踏上了征途。2003年4月7日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7名不同岗位上走来的战士，开始投入了战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们深知作为医院抗击SARS的第一梯队，他们担负着领导的期待和全体医护人员的重托。这个时候，他们只感到责任重大和任务艰巨，唯一的信念就是要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发展，挽救患者的生命。初始的工作是紧张而艰苦的，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自己做起。在党中央、政府和医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他们边工作、边摸索、边总结，7个人的小集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团结一心，在工作中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很快便完善了现有条件下的防护措施，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
在接收治疗的患者之中，既有他们不熟悉的患者，也有曾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战友。望着患者们痛苦的表情和渴望生命的眼神，他们尽其所能以他们的行动为被病痛折磨的人们带去安慰。医生在查房后总是不忘与患者多聊几句，告诉患者病情有了进步，鼓励患者坚定信念，增强信心；护士也在治疗中送上几句问候，使患者感到温暖。随着医院收治非典患者数量的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他们集中收治了10名患者，远远超出了计划中他们7人的工作负荷。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着患者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和手中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工作，虽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接班的人员已经到位，也不忍心马上离开，最后会主动留下来，共同完成工作。整个病区的楼上楼下都住满了患者，护士们更是不停地上下跑动着，穿着不合脚的雨鞋，带着满是雾气的护目镜，走在陡峭的楼梯上。尽管忙着、累着，但是当他们想到那一张张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体会着患者的无助，所有的劳累，所有对自己的担忧就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就只有急切的心情，想尽办法治疗患者，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尽快康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治疗速度要快，尽可能的快，每个人都是那样尽心尽责，战友们相互之间传递着一种信息：那是鼓舞、是力量。到工作的最后几天，整个病区的患者总数已达到了24人。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吃饭成了走形式，匆匆几口便结束了，甚至有多少顿连午饭、晚饭也顾不上吃，更记不清有多少次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为了他们的患者、他们的同事，这7位勇敢的战士无怨无悔。他们是呼吸科副主任苏惠萍，医生孙劲辉、靳冰、郭楠，护士长李俊，护士冯素娟、马金妹。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经受住了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其他后来者提供了经验。
3月17日，新上任的胡锦涛主席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号》，其中任命张文康为卫生部部长，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在他已经界入花甲的时候，被继续任命为卫生部长。但这一届一开始他就遇到了麻烦，或者说他在上一届的任期之末，已经惹上了瘟神带来的麻烦。3月18日的《健康报》刊登了姚文介绍张文康再度出任卫生部长的文章：“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再度出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道出心声”。张文康说：“我们要继续探索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卫生工作，做好卫生改革与发展这篇大文章。最关键的是要时刻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张文康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健康和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医疗卫生事业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我们要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认真纠正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需要，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利益，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坚定不移地推动卫生改革与发展。这些年来，每逢我国发生大事、急事，总有卫生医务人员在第一线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应该说，我们的卫生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是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将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
3月17日， WHO设立虚拟研究网络，它包括9国的11个实验室，9国的9个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9国的78位临床专家。中国香港地区加入其中。
3月18日，德国医师在1例SARS病人的血样中发现副黏病毒的迹象。香港的科研人员在其他两个病人的标本中也有同样的发现。
3月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胡锦涛主席说，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
3月19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新政府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对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并部署了当前需要抓紧的七项工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列入其中。这时候，新的部委已经开始进入角色，承担起其各自的职责。
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了。不间断的电视直播使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了战火纷飞的海湾。对北京人甚至是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一场遥远的战争远比非典要距离自己近得多，对于战况的关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话题。也有许多人无暇顾及战争的残酷。在他们中间，最忙碌的可能是各政府部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几天前，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刚刚在人大获得通过，各部委三定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尤其是那些新组建的部委，有的连办公地址也没有敲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从前几次机构调整的经验来看，今年应该是新政府的磨合之年，这个磨合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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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1-31 10:10:31

2003年3月21日，加拿大科研人员在8个加拿大病例的6个中发现了人类偏肺病毒（metapneumovirus）。3月24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媒体宣布，一种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科成员最有可能是SARS的致病病因。该中心没有获得副黏病毒的实验进展。
3月24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记者海霞的文章“面对疫情我们应该怎么办？”，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热病科主任周平安教授，其中的小标题有“疫情到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其中说：“医生对于常见流行性疾病要敏感，比如对流感，每年一入冬，直到来年春天，都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及早下手做些准备，包括思想上和物质上的。这也就是针对广东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后有人提出的预警和应变防范机制。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往往来势凶猛，一旦发生大的流行，许多病人常到大医院、西医院就诊，没想到求治于中医，而中医药恰恰在防治上有一定的优势。”记者在“正确引导，防止恐慌”的标题下，写下了采访后的思考：“流行性疾病不但危害人体健康，还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公众心理危机。在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十届会议期间，大会收到多份提案，建议政府成立对突发事件诸如大的疫情的指挥中心和协调机构，组织专业队伍，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各方面的职责和行为，提高民众的识别能力、应变能力。面对疫情无论是政府、医疗机构，还是媒体和广大民众，都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措施。政府部门要有相关的应对机制，如专家提出的预警机制、国际医学援助机制等，还要有指定的信息发布机构，以稳定人心；医院要成立突发事件处理小组，医护人员要有应对疫情的能力和措施；媒体要及时正确地宣传，不要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一定要客观、公正、全面地进行宣传；有关机构也要对广大民众进行防疫宣传，使群众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和对谣传的识别能力，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危机；中医药要尽快介入其中并发挥作用和优势，不要到了西药没有办法时再想起用中药。相信随着我国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们会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建立起多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疫情危机处理机构和体系，中医药也将在对流行病的防治中展现魅力及其卓著疗效”。
这段认识可谓清醒，也说明了人们从广东对疫情的处理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中国人是善于总结、勤于思考的民族。可是，还是晚了一步，瘟神引起的战火还没等人们都明白过来、采取措施的时候，就已经将人们拖入了这场遭遇战。
3月25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部长宣布SARS为一必须上报的、可传染的和强毒性的疾病。
3月26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指令数千人在家中隔离。多伦多的医院开始禁止探视者入内。WHO召开来自13个国家的80位临床专家参加的电子会议，进行第一次全球“SARS大查房”。3月下旬，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不过这一消息并没有见诸中国的媒体。
3月26日，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说，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位发言人并称，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监测网络，成立了病情调查处理专业队伍和检测实验室，培训了相关医疗护理人员，能够应对疫情，保证首都人民的健康。对大多数人来说，那颗已经悬起来的心又放下了。非典型肺炎就像一场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这一场风波确实带给了广东人很大的震撼，在北京的两会上，广东代表团提出的一号提案就是如何完善应急机制。媒体讨论更多的则是，广东的个案提醒我们，信息公开在这一场风波中所产生的作用。人们已经在“非典型肺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声音里，总结这一场风波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了。
3月27日，在解放军最大传染病医院、302医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后，将SARS疫情扩散到内蒙古。
3月末，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布4月中下旬召开民航机票价格听证会，同一天，商务部也发出了组建后的第一号公告，宣布对原产自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台湾等地的进口聚氯乙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不过，这两个新组建的部委的内部机构设置还没有着落，部门职责也没有最终确定。
4月2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人们注意到，会议研究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听取了卫生部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工作汇报。会议认为，广东等少数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有关地区做了大量工作，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发现疫情，社会安定，各项工作秩序正常。为从根本上消除局部地区的疫情，会议强调：（1）要把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卫生部部长为组长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由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有关问题。（2）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近日由卫生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疫情和预防控制措施。（3）进一步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有效合作。（4）抓紧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监测，全面掌握疫情动态，千方百计控制疫情扩散蔓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会议认为，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加强对中医药的规范化管理，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护人们健康，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是十分必要的。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实施。
这是媒体报道中首次提及国务院会议讨论非典问题。今天看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是在长达半月之久的“两会”开过之后，在新旧两届领导人交接的非常时期召开的关于应对瘟神疫情的最高层会议。除了对未来疫情形势预测不太准确之外，各项措施都是很有力度、很负责任的。而对疫情的预测和判断，一方面与人的主观倾向有关，更重要的是受科技水平的制约。张文康部长受命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了引火烧身、把关注伊拉克战火转变为关注北京疫情的导火索。信誓旦旦的布什、布来尔，不顾“老盟友”德国法国的不支持，也不管俄罗斯和世界人民的反对，绕开联合国，于2003年3月20日发动了对伊战争。两年过去，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他们所说的、似乎铁证如山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影子。卫生部关于SARS疫情的估计，也受了“科学而不正确的证据”的长期蒙蔽。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0 16:45:03

寻找“中国内地首例非典报告病例”

胡杰　陈文定　潘劲松　曾文琼

　　３６岁的黄杏初是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人，一直在深圳打工，是一家酒楼的厨师。本来，黄在酒楼的操作间里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但去年底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得了非典。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黄杏初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报告病例。

今年１月１０日，黄病愈出院。谁也没想到，他会在几个月后成为广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小组开展“溯源行动”，要找到２０个最早发现并被治愈的非典患者，对他们的发病情况进行调研。黄杏初是其中之一。但这时他却“失踪”了。

医学专家及众多的媒体开始找他。围绕着他的“失踪”，甚至引发了一场观点交锋。

上周五，黄杏初通过电话告诉媒体，他已与调查小组人员见面，并由调查组的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身体复查。

一个奇怪的病例

黄杏初老家河源市柏埔卫生院的刁少强医生给黄杏初前后看过两次病。他说，黄杏初是去年１２月初从深圳回到家的，当时发高烧４０多摄氏度，脸部、颈部充血，全身酸痛。经诊断认为是重感冒，给他开了退烧药、感冒药，还给他打了针。第二天，黄又出现呕吐、干咳症状。由于不见好转，卫生院向他家里人建议，到河源医院去诊治。刁医生说，后来了解到他患的是非典时，自己也很后怕。但奇怪的是，自己虽然和黄杏初有近距离接触，却没被感染。

令医学专家们至今都感到困惑的是，黄杏初在家期间与家里人一起生活了近一个星期，在转送河源及广州军区总医院时，都是由他的父亲和叔叔亲自陪同，但黄的家人却没有人感染病毒，黄杏初的同村人也没有一个被感染。

黄杏初所在村的村主任说，黄杏初是去年冬至以前发病的，回到村里后，一直发热，村里的赤脚医生和镇卫生院的大夫都给他看过病，也没人被感染。

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殷汉华说，为黄杏初看过病的医护人员在１０天之内先后有９人染上了非典。但奇怪的是，虽然一开始这些医护人员并没有任何防护，但他们的家属却没有一个被感染，这是很难理解的。殷汉华说，可以说得通的一个道理是，河源环境不错，人口少，空气好，医院的隔离病区通风条件良好。

令殷汉华欣慰的是，河源医院９位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均已治愈，其中的肖冬梅、黄晓琴两位护士还利用自己的血清救治了北京一位非典患者。这是我国在发现非典后首次使用康复患者的血清试验性治疗非典患者。

据了解，４月３０日，河源市最后一例非典患者康复出院，而到目前，河源市已有２０多天没有新发病例的报告。

“黄杏初这个病例是很奇怪的，我们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可只有找到他才能了解。”河源市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傅爱锋说，“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找他。”

复诊后不辞而别

“我们一直想要找到他，但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出院后就找不到他了。”河源市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傅爱锋告诉记者，黄杏初是河源市的第一个非典病例，找到他，就可以调查清楚他患病前的情况，对于流行病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但疾控中心现在没有办法找到他。

去年１２月１５日，黄杏初被其家人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两天后，由于其病情恶化，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殷汉华告诉记者，黄杏初当时被送到呼吸内科，刚来时很清醒，但病情发展很快，高烧不退，河源这边的治疗情况不理想，只好把他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

按殷汉华的说法，黄杏初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河源医院的主治医生们一直和广州军区总医院那边保持着联系，并按照黄杏初当时留下的电话号码与其家人联系。一开始，黄的家人都很配合，但黄杏初出院后，再打这个电话对方就不接或拿起电话就挂断。

殷汉华说，在黄杏初被送到广州治疗后，河源医院曾为黄治疗过的９位医护人员先后有了非典症状，因此怀疑黄杏初具有传染性。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有关人员表示也正在努力寻找黄杏初。据了解，黄杏初此前还主动到广州军区总医院进行复诊。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希望黄杏初能和为他治病的黄文杰教授合张影留念，就在大家找黄教授时，黄杏初却不辞而别，此后，再打他留下的电话，总是关机。

黄杏初的下落也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内地及香港的多家媒体一直在努力寻找黄杏初。河源市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傅爱锋说，香港有媒体因为找不到黄，就说黄杏初被疾控中心保护起来了。“我们保护他干啥呢？真是笑话。”傅爱锋说。

黄家人有话要说

对黄杏初的寻找，使他的家人处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事情很好理解：黄杏初肯定会和家人联系，也只有他的家人才能知道他的确切下落。

但几乎所有到黄杏初家的人都碰了“钉子”。无论是医院的医生还是媒体的记者。

黄杏初的家是一座白色瓷砖镶墙的三层小楼，他的家人说，这是靠黄杏初在深圳打工才盖起来的。

看得出，黄杏初家人的情绪很坏，一拨拨前来寻找黄杏初的人已使他们苦不堪言。“我们不知道黄杏初在哪，他也没得过什么非典。”黄的母亲说。黄父则说黄杏初去哪里了他们也不知道，每次都是黄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所以家里人也根本找不到他。黄父说，黄杏初病好后回了趟家，住了几天就走了，一直到现在从没回来过。

据黄家人说，除了一拨拨访客让他们心烦以外，一些媒体刊发的有关黄杏初的报道则让他们感到愤怒。

黄父说，他看到一份报纸，说黄杏初因为害怕高昂的医药费而“失踪”了，还说他得非典传染了好多人。他认为这些不是事实――黄杏初当初治病花了１６万元，花光了全家的积蓄，还借了很多钱。

黄母则认定黄杏初得的根本不是非典。她指着丈夫和黄的叔叔说：“得了非典怎么他们没被传染呢？”

“家里就他一个儿子，现在家里４个老的，３个小的都靠他了，我们希望最好不要再打扰他了。”黄杏初的父亲说。说话时，３个年幼的孩子还在屋里跑着，他们并不知道大人们的忧心。

村主任说他今年春节时曾见过刚治好病回家的黄杏初。他了解的情况是，黄在春节后不久就去了深圳，一直没回来过。

深圳神秘电话

因为一个神秘电话，人们寻找黄杏初的目光逐渐聚焦到了深圳。

深圳媒体在５月１２日那天接到一位自称是黄杏初亲属的电话，说黄杏初就在深圳居住，而且在深圳开一家小店。

１４日，更有深圳媒体记者接到一个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来电者自称是黄杏初，说自己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中，不光是工作上，在亲朋好友的关系上也是。他表示，他并没有失踪，确实在深圳，而且会在适当的时候，露面澄清外界对他的偏见。

１５日，深圳媒体记者又接到这个号码的手机打来的电话，来电者表示将考虑在下午接受记者采访。但此后这个自称黄杏初的人没有再和记者联系。该记者拨打其手机，均处于关机状态。该记者随后向黄杏初曾经打工的酒楼老板张仁（化名）求证该手机号码，张肯定地说：“那是黄以前的号码，现在早改号了。”

同一天，深圳媒体记者联系上了之前向媒体报料的黄的亲戚，后者一再声称并没有亲眼见过黄，只是听其他老乡说的。当记者要求他带着去找黄开店的地方时，他说“不好做这种不好的事情，怕被其他亲戚骂”。该人士一再声称，之所以报料，是想让“作为中国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以利国家更快攻克非典”。

“没想到，就因为向媒体透露了黄杏初以前在我这里做过厨师，而使得酒楼开始陷入瘫痪之中。”深圳某酒楼的老板张仁说这话时，情绪十分低落。

张仁和黄杏初都是河源人，且有亲戚关系。一年之前，黄进入张在南山市场旁开的酒楼做厨师，负责客家菜的掌厨，“他的手艺很不错，后来我就让他担任厨师长。”

但在去年１２月１０日左右，黄杏初突然发低烧、咳嗽，大家都以为他感冒了，便让他去酒楼附近的小诊所开了些药吃。然而“连续几天，他的感冒症状未有减退，反而有剧增之势”，于是在１２月１５日，张仁赶紧让黄杏初回河源老家，并入河源人民医院医治。

交谈中张仁隐隐透露，一个月前，黄杏初曾来深圳看过他们。今年春节过后酒楼易址现在所在的大冲。新酒楼装修之时，黄杏初来过一两次，和昔日的老板聊家常，此后便再也没见到过了。

流行病小组“溯源行动”

５月１５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的几名医务人员来到紫金县，希望通过做黄杏初家人的工作找到黄杏初。防治所一位姓李的同志说，事情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们还在作进一步的努力。

这位李同志说，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流行病小组，开展“溯源行动”，也就是说，要在短期内找到２０个最早发现并被治愈的非典患者，并对他们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而黄杏初就是必须要找到的患者之一。

“我们工作开展难度很大。”这位李同志坦言，寻找黄杏初的工作一直在外围入手，感觉就像公安破案一样。

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殷汉华认为，还是政府出面寻找比较好，通过政府政令，很多事情会变得好办。黄杏初家所在的柏埔镇派出所一位所长也认同殷汉华的说法。他说，如果政府出面寻找，只要给公安部门下一道命令，黄杏初早就找到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务专家认为，为了国家抗御非典的这场战争的胜利，黄杏初应该站出来。

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傅爱锋则认为：“得了非典后，病人往往面对着很大的社会压力，担心受到孤立与别人的冷眼，所以他这种暂时躲起来的做法也是人之常情，需要社会理解。”傅爱锋认为，寻找黄杏初还是应该细致地做工作，对知情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通过政府行为，比如通过公安部门寻找的途径绝对是行不通的。“我又没犯罪，你让公安找我干啥？再说，你就是找到我，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傅爱锋分析说。

“黄杏初已是一个健康人，他已没有传染性，社会应给予他公平的待遇，让他有一个应有的生存空间。”为黄杏初治好病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很激动。

黄文杰说他是从媒体上知道了黄杏初“失踪”的消息，“我深感痛心。”黄文杰说，这几天黄杏初因为十分苦恼而频频致电给他，诉说自己患病后受到的种种不公平遭遇。据黄文杰介绍，自１月１０日黄杏初出院后，他就一直对黄杏初的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他的各项指标都很健康，肺叶情况清晰；黄杏初以前能搬动５０公斤的东西，现在一样能搬动。他的病完全好了，没有传染性。

黄文杰告诉记者，黄杏初因为受到外界压力太大，很希望黄文杰能给他出一个证明，证明他已经完全康复。黄文杰说：“我感到很内疚，很伤心。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患上非典的人就注定要受到歧视？现在不仅是黄杏初受歧视，连我们不少战斗在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都受歧视，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了。”

为何要追踪黄杏初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彭国文向媒体表示，追踪黄杏初对于寻找病源具有参考价值，但从疾病预防控制上来说意义不大。

彭国文说，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感染非典发病最早的患者不是黄杏初，而是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在佛山发病的。

据彭介绍，如果能搞清楚黄杏初此前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有哪些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与患非典是否有关，以及黄接触人群目前情况怎样等等，对寻找此次引发非典的病源具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非典现在的传播途径已是人传人，而不是像禽流感那样由家禽传染给人，因此全力追踪黄杏初这样已康复的病人对疾病的预防控制意义不大。

彭强调，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证据表明病愈出院的患者具有传染性，而且５个月过去了也无一例出现二次感染，因此群众不要把已出院的患者当“瘟神”看待，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本来患上非典已经够不幸的了，康复后还受到歧视就更不应该。

彭国文表示，社会压力对疾病调研的影响正日渐显现。广东省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与黄杏初，还有广州那位传染了几十名医务人员及家人的周先生等特殊病人有一定联系，令中心人员苦恼的是，这些特殊病人本来很配合他们的调研工作，但由于社会压力，后来都只好选择躲避。疾病调研工作因而困难重重。

至于这些病人是否必须负配合调查的责任，彭国文说，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如《传染病法》）只对病人必须接受隔离治疗等方面有规定，而对病愈出院的人群没有任何规定，也就是说国家目前没有法律强制要求像黄杏初这样的病人必须配合调研。

对此，黄文杰强调说，如果“黄杏初”们的隐私权没有保证，连生存空间都没有，又如何要求他们积极配合呢？他们的躲避是可以理解的。

黄杏初终于出现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５月１６日，媒体遍寻不着的“中国首例非典报告患者”黄杏初通过电话与广东媒体记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黄杏初说，他刚刚进行了医疗复查，等几天有了检查结果，他将考虑与记者见面沟通。

据了解，经过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流行病调查小组的努力，黄杏初已答应与调查小组人员见面。１５日傍晚，他在亲属的陪伴下，从深圳来到河源市某酒店与调查小组人员见了面，并由调查组的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身体复查。调查小组的李组长告诉记者，黄杏初身体很好，已完全康复了。在与黄杏初的交谈中，也感到他很配合。

黄杏初在紫金县的家中住了一夜，于１６日上午回到深圳。黄杏初说，他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媒体都在找他，但他并未“失踪”，而是不愿主动接受采访。由于自己被称为非典患者，这使他害怕因为媒体的曝光而使自己及家人受到社会的歧视。黄杏初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挣钱养家，要为家里人的生活负责，因此希望他的行为能得到理解。

黄杏初一直怀疑自己非典患者的“身份”，他说自己已由省疾控中心调查组做了复查，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过几天复查结果出来就清楚了。届时，他将考虑与记者见面进行沟通。

黄杏初说，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不要被“外界”所打扰，他们需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特别观点

他必须配合医学研究吗？

寻找黄杏初，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点交锋：一个非典病人，同时又是一个公民，在有关科研机构的传染病研究活动中，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姿态？

■观点一：

行政强制介入不妥

“法律对于非典病例如何配合卫生机构研究工作暂时还没有具体规定，所以，在操作中不宜采取强制的方法。”行政法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博士何海波说，“配合医学机构研究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人身自由被限制，而《立法法》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如果采取行政强制来达到非典病例配合研究的目的，那是不合适的。如果说法律是一条鞭子，行政强制就是这条鞭子上的倒刺，其造成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所以使用时必须慎重。”

■观点二：

必须保护患者隐私

民法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张毅辉研究员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权利的问题。非典病例和卫生研究机构同属平等的民事主体，如果研究机构想对该病例进行研究，那也要通过协商，签订一个平等的民事协议来解决。公民向卫生机构提供个人信息、血液、人体组织等等，卫生研究机构对这些物品必须在协议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卫生机构在研究中必须对公民人格权进行保护，如隐私权、健康权等等。由于公民在配合研究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卫生机构从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身体支配权，卫生机构应该给予公民一定的物质补偿。”

■观点三：

配合研究是公民义务

也有一些专家从公民的社会责任方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士国说：“虽然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非典病例必须配合医学机构的研究工作，但从公民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传染病例都应该主动配合有关机构的工作，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此外，这是一个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问题，行政管理机关对此应该有所作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些病例逃避自己的社会义务。当然，今后在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明确法律授权。”

■观点四：

公民不配合应说服教育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教授表示，法律虽然没有对非典病例如何配合医学机构的研究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公民有义务配合卫生部门防治疫情的工作，而且这种义务是有法律规定的。当然有关部门在执行时也要注意方式，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假如有公民不愿意配合卫生部门的研究工作，那他主要是出于种种担心，只要我们做足工作将这些担心消除，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来源：《北京日报》（责任编辑：张爱敬）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0 17:00:17

钟南山：治疗无特效药九成非典病人可不药而愈
2003年09月13日 10:27

　　由钟南山院士倡导的全国最大规模的“防治非典”学术研讨会十二日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礼堂举行，八百多名国内外专家将在会上交流抗非典经验，共享防非典研究成果。中新社记者:罗仰明

　　中新网9月13日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12日在“2003防治‘非典’(广州)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有效治疗冠状病毒。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二零零三防治‘非典’(广州)学术研讨会”12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内地、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800多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在回答记者时称，90%的非典病人是“自限性”的，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自己康复。他称，93%的病人自己能完全好转。因此，感染非典，首先是支持疗法，而不是特效药。

　　钟南山又认为，谁也不知道非典会不会重来，但现在已有重来迹象。例如，新加坡发现非典病人，便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出席研讨会的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倪大新认为，历史经验证明，不少的流行病，哪怕人类对其已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要消灭它们也非常困难。它既然已进入人体并引起人类疾病的流行，就不会一下子自然消失。

　　倪大新认为，非典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巨大的心灵创伤，当务之急必须加强监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防、早治疗；避免可能带来的第二次灾难。现有的认识已表明，非典的发生强度比流感低得多；从传播力上看，它也比流感、麻疹、百日咳都弱得多；从致死率上看，虽说全球平均有一成左右的非典病死率，但远不如肺结核等其它传染性疾病严重。

　　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袁国勇指出，随着SARS病原学研究的不断进展，确定冠状病毒是SARS的直接原因，因此，抗病毒药物在未来对SARS的治疗上将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化学病理系卢煜明认为，一个地区有病毒，有可能一天之后已去到世界的另一边。因此，跨地区合作非常重要，相信合作、包括样本等交流很重要。

编辑:秦欣
相关专题:新加坡一男性病人确诊感染SARS

钟南山：治疗无特效药九成非典病人可不药而愈 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9-13/26/346119.html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0 17:09:41

广东SARS研究诸多新发现

记者10日从“二○○三防治非典(广州)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独家探到了诸多非典研究的新发现。

10-20℃天气最危险？

“将各地SARS暴发前十天的气温(室温)进行平均，得到平均值15.1℃，提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并有可能在冬季卷土重来！”市十二医院周智翔高级工程师及江朝强院长等，从2月起就对全球九个城市的非典暴发前后大气参数进行分析。

分析认为，非典暴发前后一般都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为病毒入侵人体提供了繁殖条件；而非典暴发时，气压低、风力弱以及室内通风不良，更使病毒容易传播；此外，非典暴发前后，云量增加使具有杀菌作用的紫外线减少，大气悬浮物增多，也为病毒的黏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

专家建议：既然大气环境变化与非典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为预防非典，在采取积极诊疗对策的同时，卫生防疫和气象部门还应对大气环境变化和“高危”天气向公众作出预警。

花草树木阻隔非典？

广州医学院天河学院的刘东俊医师则研究认为，非典有“城市分布性”(几乎不在广大农村蔓延)，并且有喜好湿度小的特性。他调查多例患者发现，这些患者均有少饮水习惯，或出于职业影响不能及时保持皮肤粘膜水分，而广大农村的山水树木保持大气湿度，可有效阻止冠状病毒对人体支气管的亲合力，尤其是树木的挥发油在城市中较少，而农村树木花草散发的挥发油如桉油、樟叶油气等，可使人体气管粘膜获得天然的保护膜，抗冠状病毒的能力加强。

刘东俊建议，避免到城市拥挤地方，多到树木山水多的农村乡野，保持室内湿度，并保证大量的水分补给，有助预防非典。

艾滋药物也可抗非？

为什么几十例艾滋病患者(含病毒感染者)与非典病人“相邻”而无一中招？这一“奇怪”现象已引起专家重视。有专家在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中建议：可否试用对艾滋患者有效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对付非典？

市八医院蔡卫平主任医师调查发现，某医院与非典病人同住一个隔离病区的28例艾滋病患者，住院最短2天，最长的整个非典期间均住在医院，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人受到感染！“为什么这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却没受感染？”蔡卫平认为，这可能与受感染者免疫状况或病毒间的互相干扰有关，结果支持非典发病机制与细胞免疫反应过度造成损伤有关这一理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小平主任医师也发现，非典流行期间，某医院感染科共有19例免疫力低下的艾滋病患者与95例非典病人同住一层楼长达一周至一个月，他们共用走廊，但无一感染非典。经调查发现，大部分艾滋病患者在住院期间均接受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这些现象初步显示，对艾滋病有特殊疗效的这一疗法，对非典也可能有治疗或预防作用。

陈小平建议，可以考虑试用现有的抗艾滋病毒药物特别是上述这一疗法来对付非典，关键是“联合用药”，因为针对艾滋病毒设计的药物(单药)，或许对SARS冠状病毒只有微弱的作用，而“联合用药”可能有协同加强的效能。

非典“前体”早就存在？

SARS冠状病毒在2002年11月首例非典患者出现之前是否已存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免疫科副科长吴新伟认为“很可能”———“很可能以前就存在SARS病毒的‘前体’，只不过由于毒力和传染性不强而被我们忽视了”。

吴新传说，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SARS病毒存在于动物宿主，通过变异后感染人类。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SARS病毒究竟是在何时出现现在的生物学特性的？他援引艾滋病的情况为例：科学家1983年证明艾滋病是由HIV引起，但早在1959年采自非洲的一份血清中就已存在HIV颗粒。市疾控中心调查了2001年1月-2002年12月广州三间医院的近五万名住院病人，也发现竟有865名的症状符合现在的非典诊断标准！这一情况提示：SARS病毒的“前体”很可能早就存在了。

吴新伟介绍，他们检测了2000-2002年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血清中SARS抗体的存在状况，发现在非典暴发之前，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中就已存在可与SARS冠状病毒发生免疫学反应的抗体，其阳性率为1.18-4.94%，高于该中心检测的今年正常人群中的阳性率(＜1%)。吴新伟认为，进一步的流行病学研究不仅有助于SARS病毒的溯源，而且有助于寻找“无害型”的SARS病毒“前体”，为疫苗研究提供借鉴。

《羊城晚报》 2003年9月11日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20 17:15:38

揭开SARS病毒儿童发病率低的世界之谜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0-01-19 10:33:34)转载▼
标签：杂谈分类： SARS病毒大揭秘
震惊世界的1918年大流感，留下五个百年不解之谜，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儿童发病率低？2003年的SARS也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下面的内容给予全面揭示:

一、儿童感染SARS病毒的五个奇怪现象是什么？

一般认为外感感染性疾病流行时，尤其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最容易感染的总是儿童和老人，由此推测小儿SARS在此次流行中应该很常见。在SARS流行的初期和中期的一些宣传报导中都重点提出要注意老年和儿童的病情，例如2003年4月发行的北京《非典型肺炎预防手册》里明确写着“机体免疫力低下的老人、妇女、儿童及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员和医护人员为较易被传染的人群。”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感染SARS的数千人中，儿童感染者较少，儿童发病率明显低于成人。国内外对这一反常现象做了多次检测、分析、研究后发现如下五个奇怪的问题：

1、儿童发病率明显低于成年人。广东14岁以下儿童确诊病例约占总确诊病例的4.88%，北京占2.7%（2003年5月10日，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儿童SARS研讨会纪要》）。且儿童发病多为散发，未见学校、托幼机构内流行。发病患儿症状较成人明显轻，无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的儿童病例，甚至吸氧的患儿也极少，香港也有类似的报道。此外，儿童SARS患儿的传染性也不如成年人强。

2、目前尚没有发现SARS患儿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和密切接触者的证据，也没有儿科的医护人员因为接触SARS患儿而感染。儿童SARS患者的症状与成人患者类似，以高热、咳嗽、干咳为主，X线片异常多表现为单侧肺实质浸润性病变；但不同的是，儿童SARS患者无1人病情加重，没有并发症出现，所有患儿的病情均得以迅速好转，住院天数最短6天，最长3周，平均13.7天。没有患儿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没有必要使用机械通气，仅广东初期出现一名死亡病例，且无l例出现后遗肺慢性纤维化病变而影响肺功能。

3、40%以上的儿童体内有SARS病毒的抗体。2003年4月下旬起，北京儿研所呼吸道疾病诊断治疗中心的主力科研人员开始对儿童血清进行SARS抗体检测。研究人员首先采用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ARS冠状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对今年4—5月份住院的92名非SARS患者的血清标本做检测，检测发现其阳性率高达40.22%，复检总符合率高达93%。

4、2001年的儿童血样也是40%以上有SARS病毒的抗体。为确保检测的科学性，研究人员又对2001年（当时国内尚无SARS流行）在该院治疗的77名患儿的血清标本进行了检测，阳性率为41.56%；研究人员还同时使用了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SARS冠状病毒抗体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盒，对2001年保留的另外80份血清标本进行检测，阳性率也是40.33%。

5、随年龄增长，儿童体内SARS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14岁后，基本和成人一样。

上海也做了类似的试验，结果基本相同。北京、广州、香港、台湾，世界各地都有如此现象，因此这是普遍现象，不是偶然，不是个案，为什么？为什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是什么使儿童产生了抗体？是吃了什么药？得了什么病？还是因为注射某种疫苗的意外收获？如果是曾经感染过，那么为什么症状没有表现出来？为什么没有造成大面积传染？为什么SARS在儿童身上可以“和平解决”？为什么儿童有抗体而成人没有？这一系列的问题五年来一直没有一个可靠的、让人信服的、科学的解释。下面将分别对各个问题给予详细的解释，会让你耳目一新的。

二、为什么SARS病毒不攻击儿童？

对于这些奇特的现象，各国科学家感到意外，困惑不解。但这是事实，又不能不承认，于是有了如下7种说法：

1、免疫过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40%，国内国外都有。他们的根据是SARS患者用一般药物无效，只有用激素有效，而激素属于免疫抑制剂，成年人免疫系统强，遇SARS病毒入侵时，身体会发生强烈细胞免疫反应，与病毒作战，而形成巨大的免疫风暴，将肺部的组织破坏殆尽，导致病人呼吸困难。而儿童免疫系统较不成熟，当SARS 病毒入侵时，遇到的免疫反应比较弱，可能仅以一般肺炎为临床表现，不致有重症出现。

本人认为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和刚做完手术的人，免疫力都低下，他们感染SARS病毒后，因抵抗力低下，不会有巨大的免疫风暴，因此初期症状不明显，但后期症状急剧加剧，死亡率高。

另外这个理论也解释不了为什么2001年的成人血样中查不到SARS病毒的抗体，而儿童血样中含有SARS病毒的抗体的比例数也是40%左右的现象。

2、碱性体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10%。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根据是“SARS病毒在成人粪便中可以存活4天，然而在儿童粪便中只能存活3小时，原因是SARS成人病人的粪便呈明显酸性。正是儿童体内不易产生酸性环境这一事实导致了儿童群体的特殊幸运。所以，作为成年人，如果有意识的服用碱性食物和药物，尤其用黄连素去中和SARS侵袭时产生的酸性肠道环境，我们所有的成年人就一定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将幸免于难”[].

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首先是粪便的酸碱性完全搞反了。6个月婴儿中母乳喂养的粪便的pH值是5.5－6.5；人工喂养的婴幼儿的粪便的pH值是6－7；一般正常人的粪便的pH值7－8 ；有腹泻症状SARS患者的排泄物的pH值是9。这组数据说明成人的粪便不是酸性，而是偏碱性，尤其是有腹泻的成年人的粪便更不是明显的酸性，而是明显的碱性。适合SARS病毒生存的PH值是7.2。所以偏离PH7.2的环境，都是不利于SARS病毒的生存。

3、交叉免疫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占10%。儿童从出生开始就几乎100%打各种预防针，有的专家怀疑是不是由于预防针的交叉作用，使儿童产生了对付SARS病毒的抗体。

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应用于预防疾病的各种预防针里面，根本没有能在儿童体内产生预防SARS病毒的抗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和豆一起种，也不会长出来新的别的品种。在近百年的免疫预防的历史上，也没发现类似现象的出现。

4、冠状病毒免疫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10%。这种人认为儿童免疫力比较脆弱，也许近来可能感染过冠状病毒，对于SARS病毒，可能因此产生交叉抗体，进而形成了部分免疫力。

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有抗体的儿童不是少数，而是40%多，儿童同时感染过其他冠状病毒的可能性不可能存在，即使感染了其他冠状病毒，SARS病毒与其他冠状病毒明显不是同类，也没有可以产生SARS病毒抗体的先例和可能。

5、环境接触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10%。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儿童发病率低，是因为儿童接触外界人员少，感染的机会自然就少。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SARS病毒有家庭集聚和医院集聚的现象，患者都没有隔离，儿童在这种环境里，有的不感染，有的感染了症状也轻。因此SARS病毒不亲近儿童，不是因为儿童接触外界人员少。

6、药物免疫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10%。他们认为儿童过去得病治疗时使用了某种药物，意外地产生了抗体。

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特异性抗体，只能是人在与这种病毒斗争后产生的，任何人为的方法（包括药物）都不可能使人产生这种特异性抗体。某种药物的使用而产生对某种疾病的抗体，目前还没发现先例，应该永远不会有先例。

7、疾病意外免疫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10%。理由是历史上出过因患某种疾病而治愈另外一种疾病的现象。

在人类和疾病斗争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因患某种疾病而治愈另外一种疾病的现象。例如有人得了疟疾，当时无药可医，把麻疹病毒给这个患者注入，让他得麻疹再治疗麻疹，麻疹好了疟疾也好了。但是这样的案例太少了。

儿童的患病的经历要比成年人少得多，这种现象为什么儿童会有疾病意外免疫，而成年人为什么没有呢？而且那么多的儿童都有。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五年来许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明显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是不正确的，现在仍然是是国内外学者最想探求的谜团之一。究竟什么原因，请看下个问题的答案。

三、SARS病毒不攻击儿童的真正原因？

人们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SARS病毒不攻击儿童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简单到即使对医学不懂的人，也会理解，也会明白。美国的科学家早就证明了SARS病毒的死亡温度是36.9℃，世界卫生组织也完全承认。正常人的体温是37℃，儿童的体温要比成年人高0.5—0.6℃。这也是世界公认的。不要小看这0.6℃，就这0.6℃就让儿童在SARS病毒流行中免遭一劫。

在问题在《SARS病毒为什么偏爱男人》中，介绍了女人的体温因比男性高0.3℃，因此女性的SARS病毒感染率比男性的要低。儿童的体温比成年人的体温高0.6℃，，儿童感染SARS病毒后，因为体温高，进入的病毒很快就会被杀死，不会对儿童的身体造成危害。但儿童的体温并不是都比成年人高0.6℃，有的可能只高0.3℃，儿童还有可能因患其他病造成体质虚弱，这时如果感染的SARS病毒的数量较多，儿童会有一些症状出现，但这些症状也较轻，不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窘迫症。如果有正确的治疗，孩子会很快康复，不会有死亡事件发生。

对于SARS病毒来说，体温就是抗体，体温就是生命，一切能使体温升高的做法都是对预防有利的、对治疗有利的、对患者有利的。当然体温超过40℃时是要适当降温的，但不能降到38℃以下。

儿童对SARS病毒有免疫力的事实，又一次说明了SARS病毒是容易被消灭的，只要人不过分的“寒酸”，完全有抵抗SARS的能力。SARS 病毒并不是“良心发现”，不攻击儿童，而是儿童体温比成人要高0.6度左右，SARS病毒攻击不了。

这也是为什么2001年的儿童血样中也有SARS病毒抗体的根本原因。这就科学地、圆满地解释了儿童很少感染SARS病毒的现象。

四、为什么儿童年龄越小抗体越高？

2003年4月北京儿研所呼吸道疾病诊断治疗中心的主力科研人员开始对儿童血清进行SARS抗体检测。除了发现4—5月份住院的92名非SARS患者的血清标本做检测，检测发现其阳性率高达40.22%，还发现随年龄增长，儿童体内SARS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年龄越小SARS病毒抗体阳性率越高，在1岁以下年龄组,抗体阳性率超过53％，14岁后，基本和成人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儿童的“三高”。

揭开SARS病毒儿童发病率低的世界之谜

揭开SARS病毒儿童发病率低的世界之谜

1、儿童的高感染率。SARS刚流行的时候科学家估计儿童的感染率会高，但是医疗实践中，儿童的患者非常少，因此又说儿童的感染率非常低。其实应该这样说，儿童的感染率高，发病率低。而且儿童的感染率很高，发病率很低。因为儿童体内的抗体比例高，说明儿童感染SARS病毒的比例高，高达40%多。儿童为什么感染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儿童的特异性免疫很少，抵抗力很弱，容易被细菌和病毒感染，即使是微量，也常常会有反应。另一个是SARS病毒由于属于是寒湿型的病毒，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主要分布在地面上1.5米以内，儿童的身高都在这个范围内，年龄越小，身材越矮，感染率必然越高。

2、儿童的体温高。儿童体温比成年人高0.6℃，而且年龄越小，体温越高。因此儿童越小抵抗力越高。

3、儿童的抗体高。由于儿童的感染率高和体温高，必然会出现抗体高的现象。

儿童的感染率是随年龄的增长变低的，儿童的体温是随年龄的增长变低的，到14岁后，就是成年人的体温，不再变化。儿童体温随年龄变化的曲线与儿童SARS病毒抗体的曲线几乎完全相同。SARS病毒开始死亡的温度是36.9℃，婴儿的体温高，抵抗力就强，感染了SARS病毒就会杀死病毒，并且产生抗体，体温越高，产生的抗体速度越快。儿童随着年龄增长，体温下降，抵抗力也就下降了。

对于SARS病毒来说，体温就是抗体的代表，体温高，抵抗力就强，就能快速杀死病毒，就能产生杀死病毒的抗体。因为儿童越小，体温越高，抗体也必然越高。

五、为什么儿童有抗体成人却没有？

在2003年的SARS病毒感染事件中，儿童的发病率很低，发病了也不重，经北京、上海、香港等有关部门研究，发现40%的儿童体内有SARS病毒的抗体，甚至2001年的儿童血样中也有40%的儿童体内有抗体，但是在对85名无呼吸道疾病的成人的检测中情况却不乐观，成人SARS抗体检测无一呈阳性。

成人的体内却没有抗体，为什么呢？事情已经过去五年了，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恰当的解释，本人解释如下：

1、儿童体内有SARS病毒的抗体，说明了他们感染了SARS病毒，SARS病毒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

2、免疫的原理是通过某种方法，让健康的人感染一定量的细菌或病毒，其数量不能多，多了会让人真的得病，也不能太少，太少了人体产生不了抗体。其数量还和人的年龄有关，要想使成年人的体内产生抗体需要的病毒数量要比使儿童体内产生抗体的数量要多。自然界中的SARS病毒浓度很低，其含量，只能使儿童的体内产生抗体，但对成年人来说，这样的量不能使正常的成年人产生抗体。尤其是成年人身高较儿童高，接受的SARS病毒更少。所以检测中儿童的体内有43%的抗体，而成年人中却没发现。

3、其实并不是说成年人没有抗体，而是成年人中有抗体的比例数很低，检测的成年人数量有限，没检测到有抗体的人。如广东从事野生动物交易的人员13％的人血液SARS病毒抗体呈阳性。（《人民日报》 2003年06月02日第五版）

4、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防疫队进行的SARS血清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广东SARS暴发流行之前，有一部分健康人群就存在SARS抗体。

5、据路透社健康新闻2003年6月12日伦敦讯英国科学家于2003年6月12日宣布，他们在三名患者体内检测到了抗SARS病毒的抗体，而这三名患者并未被诊断为SARS病例或者疑似病例，而且也未发现他们将疾病传染给其它人。

6、新加坡2003年9月8日出现一个新的非典型肺炎怀疑病例，SARS检测呈阳性。说明他最近感染了SARS病毒，而这个人没去过任何疫区，没接触过SARS患者，和他接触过的人也没发现任何症状。

上述事实说明，自然界本身存在SARS病毒，但浓度很低，只能使部分儿童产生抗体，一般情况下对成年人可以忽略不计，但也可以对体质“寒酸”的人发生作用，作用的结果是产生了抗体，由于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因此如果被检测的人员数量少，就可能查不到抗体，实际是有很少一部分成年人的体内也有SARS病毒的抗体，抗体的来源是不知不觉感染了SARS病毒，又不知不觉地战胜了它。

为什么在2001年儿童血液样品里能查到SARS病毒抗体？

在2001年的儿童血液样品里能查到SARS病毒抗体，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怀疑的，而且国内外很多医学工作者都发现类似的现象。特异性抗体，只有在人体抗击细菌和病毒的战斗中才能获得，2001年的儿童血液样品里能查到SARS病毒抗体，就说明在2001年世界上就存在SARS病毒，儿童在2001年就开始与SARS病毒开展过斗争。这些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SARS病毒不是2003年才有的，也不是冠状病毒的变种，而是早已在地球上存在的。

六、中医圆满解释SARS病毒为什么不攻击儿童？

国内外几乎异口同声地说，SARS病毒是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变种，但北京儿科研究所于2003年11月公布的检查结果，说明2001年的北京，也存在SARS病毒。

本人认为SARS病毒不是新病毒，而是早就存在于世界上的，不但03年有，02年、01年，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地点，只要条件成熟，都会出现SARS病毒。

中医认为，SARS病毒是“寒湿型”的病毒，体质寒湿的人，是易感人群。儿童是“纯阳之体”，体质不寒不湿，因此儿童不易感染。个别儿童有寒湿现象，但寒湿程度较轻，时间较短，因此儿童不易感染SARS病毒，即使感染了，症状也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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