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对张仲景“医圣”称号的研究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燕赵中医于 2022-11-7 20:41 编辑

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余新忠

摘要：本文从知识建构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张仲景自宋以来不断被尊崇和圣化的历程。该运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医圣名号的加封与逐渐固化、生平事迹的不断追加丰满和形象的日渐光辉、祠祭的出现和不断更新，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2-13世纪初步兴起、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进一步发展到医界独尊地位的确立、1930年的重新确认。仲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符号”，其医圣的名号和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层累地造成的。与今日张仲景作为一个超越行业、超越地域的名人不同，历史上仲景的崇高和卓越的形象仍是非常具有行业性和地域性，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也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由医界人士推动的。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7期，注释略。原标为《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

在当今中国,张仲景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稍有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他是中国的“医圣”。对于他的这一名号,今人几乎都会认为理所当然。正是因为他在医界的地位崇高,历代对张仲景及其伤寒论的讨论不绝于书,至今,有关张仲景的研究成果谓之汗牛充栋,则绝无夸张。不过就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而言,几乎所有的探究都是医学界(主要是中医学界)的研究者所做的,历史学者极少涉足。现有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张仲景生平事迹的考证和研究、《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文献学研究、《伤寒杂病论》的理法方药研究,以及仲景学说的临床应用和实验研究等四个方面。就与本文相关的前两部分特别是第一部分的研究来说,它们虽然对张仲景的生平事迹多有考证论辩,但或许是出于行业认同和尊崇伟人的心理,对历史上种种有利于凸显张仲景形象的记载往往采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基本都会采用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张仲景的记载来向社会展现张仲景的形象。而尚未见有研究将历史上对张仲景及其伤寒论的论述视为一个知识建构的过程,从知识生产史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相关问题。关于其“医圣”的称号,虽然也了解这一称号是宋以后逐步追封的,但往往是从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这一称号的出现反映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崇高的角度来加以思考的,甚少对这一称号的形成过程做历史性的梳理。由此可见,虽然目前有关张仲景及其伤寒论的学术积累已经极其丰厚,但受研究者学术背景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有关探究的深度和广度似乎仍有不小的进展空间。对张仲景圣化过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张仲景这一人物的基本状貌,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借机来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上知识生产和演变的历程和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和探究有关医史的叙述对中医知识建构的影响与意义,以及从中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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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圣”名号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人物的圣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随着儒学的日渐被尊崇,孔子的不断被圣化。孔子的圣化,始于汉代,一直延续至明清,国家对他的封典不断加码,最后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与“儒”不同,“医”在古代,尤其是宋以前,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职业,一向被视为“巫医乐师百工”之流。既不入流,医者自然也就难以在由儒者主导的文本世界中被尊崇乃至圣化。不过宋以后,由于国家一度对医学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儒医阶层日渐兴起,医者开始努力向儒靠拢,展现自己亦医亦儒的身份性格,并进而通过“良医良相”这样的说法,来与儒相比附。与此同时,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推广,知识的传播越来越依赖文本,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越益进入一个文本化的世界,以至于非学术性的医学传统渐趋成了后人忽视对象。医者日益依靠文本来获得和建构医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和认知。这使得宋以后,医者有了较多的机会进入文本世界中,成为文人关注、讨论以及用来比附儒者的对象。这样一来,医者在文本世界中被推崇乃至圣化也就有了现实的条件和可能。

实际上,医界人物被尊崇和圣化,也几乎都是宋以后之事。就张仲景而言,在宋以前,由于正史无传,其少量事迹散见于部分医书中,可谓少闻于世。而其著作《伤寒杂病论》虽经晋太医令王叔和编次,仍散乱零落,只是作为当时众多方书的一种流传,影响不广。不过其命运在宋代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宋朝廷对医学相对重视,对医书的整理刊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于仁宗嘉二年(1057年)成立了校正医书局,校订刊印了大量医书。治平二年(1065年),由孙奇、林亿等校订的《伤寒论》刊刻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学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伤寒学日渐兴起,张仲景也开始不断被尊崇。

关于宋以后,张仲景被日渐尊崇直至成为“医中之圣”的大体过程,目前医史学界的一些研究已有论及,但这些研究,或非专门探讨,或为报端文章,不仅论述较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均没有将相关的记载放在整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和认识,从而不利于我们历史地来考察和认识其被尊崇和圣化的过程。

今人在论仲景被圣化时,往往首先会提及宋许叔微《伤寒百证歌》的自序中所言:“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本有孔子六经也。”许叔微(1080—1154年)是宋代著名的医学家,这段话并不见于现今的许叔微的论著中,而是出于清初汪琥的《伤寒论辩证广注》中,《伤寒百证歌》的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基本可以判定在12世纪上半叶,若这话真的为许叔微所言,那么将仲景直接比附圣人孔子这一隐含圣化话语在12世纪50年代之前就出现了。不过,现今留存的版本均不见汪琥这段转述,似仍还有一定疑问之处。不过从北宋后期就已出现以医来比附儒的情况以及稍后成无己等人的说法来看,许叔微发出这样的议论也应有可能。

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

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

认为张仲景方乃大圣之所为,意即张仲景是大圣。三十年后,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在其名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序言中直接称呼仲景为亚圣:

夫三坟之书者,大圣人之教也……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文亦玄奥,以致今之学者,尚为难焉。

虽然刘完素未敢直接将仲景之书与儒家圣人的经典相提并论,但也已几于圣人,故称其为亚圣。他的意思,似乎还不是说他乃医中亚圣,而是他特别推崇仲景之书,其乃医家经典,医家虽无法与儒家至圣等量齐观,但亦可权称为亚圣。这里显然也不无以医来比附儒的意味。

由于刘完素在当时医界的重要影响,其有关仲景亚圣的说法也得以流传。比如金元时期的王好古在成书于1236年的《阴证略例》中亦以亚圣名仲景,他说:

以此言之,则仲景大经之言尽矣。但患世之医者不知耳!此亚圣言简而意有余也。

由此可见,12—13世纪乃是张仲景被圣化的开始阶段,他的地位日渐尊隆。不过也应指出,当时张仲景和伤寒论的地位虽然较宋之前有了很大提高,并受到很多医家的尊崇,但尚未定于一尊,与明清以后医界王者地位仍有相当的距离。比如南宋初的窦材在《扁鹊心书》中,不仅将其与王叔和、孙思邈和朱肱等人相提并论,而且还批评他们“皆不师《内经》,惟采本草诸书,各以己见自成一家之技,治小疾则可,治大病不效矣”。也就是说,这种尊崇和圣化很大程度上乃是在那些内心认同和推崇伤寒学的医者以医来比附儒的过程中出现的,不过其在医界的圣化格局已初步奠定。而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似乎少有人在名号上进一步尊崇他,直到16世纪中期,才又兴起新一波的尊崇和圣化运动。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波新的运动肇端于李濂的《医史》。该书的成书年代,一般的介绍都认为是正德八年(1513年),当时他正忙于举业,应无心思和精力编纂该书。钱茂伟依据其发现的新材料认为该书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颇确。李濂在《医史》中为张仲景所作的传记中,沿用了刘完素“亚圣”的说法,但侧重的是其在医学界中的位子,称其为“医中亚圣”,并为正史不为其立传而感遗憾。随后,新安医家徐春圃在成书于1556年的《古今医统大全》中首次直接称其为“医圣”,其言:

张机,字仲景,南阳人,受业张伯祖,医学超群,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凡移治诸证如神,后人赖之为医圣。

紧接着,多部医书在叙述仲景时都出现了“后世称为医圣”的说法,首先见于成书于1575年李梴的《医学入门》中,其后出现于1594年出版的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里,而1599年由赵开美刊刻的《仲景全书》首列《医林列传·张机传》。在这些传记中,“后世称为医圣”之句,均完全一致,其他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有《医学入门》中的传记比较简略。在这些书中,李梴之书称其有关《历代医学姓氏》的内容来源于《医林史传》《外传》及《原医图赞》。这几种书今天均已亡佚,不过根据目录书可知,前两种为明代新安医家程伊所著,程伊的生卒年今已不详,我们只知道他的《程氏释方》成书于1547年,那么他应是明代中后期,即15世纪中前期之人。若将赵开美刻本中所录《医林列传》所收张仲景、王叔和与成无己三人的传记和《医学入门》中三人的传记比照,可知内容基本接近,只是后者要简略得多。不过《医学入门》中也有《医林列传》没有的门人卫汎的信息。因为《医林列传》未见著录,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该书是否就是程伊两部传记的合集。至于李梴书中多出来的内容,应该很有可能源自《原医图赞》。若是这样,“后世称为医圣”这句话应该首现于程伊的医史著作中。一般而言,作者撰著医史类著作应该晚于医学专书,那么根据《程氏释方》的成书年代推论,其成书应稍晚于李濂的《医史》。他的这一说法正好与其同乡徐春圃的“后人赖之为医圣”之说相呼应,从而在医界确立了张仲景的“医圣”名号。

此后,不仅“后世称为医圣”这句话仍被不断重复,而且“仲景医圣”“医中之圣”这样的表述也在医书中不时出现。不仅较多地出现于医书中,而且在其他史籍上也有提及,比如晚明文人何良俊谈道:“汉有张仲景,世称为医之圣,盖以其深明《素》《难》,兼晓气运也。”

在这一波的圣化运动中,众多医家在加封其名号时,与此前在以儒相比附的意义上称其为亚圣或大圣不同,侧重于突出其在医界中的地位。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仲景在医界独尊地位逐步确立。这时人们在评论仲景时,也不再局限于伤寒学,而是认为就整个医界来说,他也具有无比崇高甚至独尊的地位。如李梴指出:“独有汉长沙太守张仲景者,揣本求源,探微赜隐……真千载不传之秘,乃大贤亚圣之资,有继往开来之功也。”又如清人对明前期之人将张仲景和刘完素、李杲、朱震亨等人并列为四家,也深为不满,乾隆年间著名医家徐大椿批评说,“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其他人不过是名医而已,怎么可以和仲景相提并论呢?从中不难看到,张仲景在医界独尊的圣人地位已经无可撼动。而从16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波张仲景的圣化运动的使命,至此实际上业已完成。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张仲景的圣化是历代医者在传抄历史上的医生传记以及讨论医学和医史的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无任何官方正式封典,故而有关圣的说法其实并不明确仅指仲景,晚明王肯堂则称宋代的钱乙为“小方脉之祖,医中之圣”。明末清初的肖京,则称明代的名医薛己“一代医圣”。此外,对仲景的称呼“医圣”和“亚圣”,也不统一,人们使用时往往比较随意,如李梴在传记中称其为医圣,在后面的论述中,又言其为“亚圣”。清初的著名医家喻昌仍称其为“亚圣”。清初以后,我们较少看到称别人为医圣,但对仲景称呼混用的情况仍然存在,直到民国也仍然如此,比如1935年中央国医馆第二届全国医药界代表大会所做的有关“募捐重修南阳医圣祠”的提案中,仍出现亚圣的提法,其言:“至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而集其大成,尚论者推为方书之鼻祖,医宗之亚圣,历代医家莫不奉为圭臬。”

二、医圣仲景生平事迹的造成

一个人一旦被尊崇,为了使其形象充实饱满,尊崇者必然会极力挖掘建构其生平事迹。前已谈到,张仲景正史无传,甚至未曾留下片言只语,其事迹主要只是散落在一些医书中。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第一份传记应该出现于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中,现代的医学史一般都把它视为中国第一部医史著作。可惜该著现早已亡佚,不过根据范行准的研究,其基本内容应该保存在李杲的《医说》的卷一中。而今日可见的事迹介绍则最早出现于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整理刊刻该书时由高保衡等所作的序言中:

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这一介绍注明源自《名医录》,若范行准所言不虚,那我们不妨来看《医说》中的记载。《医说》有关仲景传记的内容如下:

后汉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举以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也。(出《何顒别传》及《甲乙经》、《仲景方论序》)

这段文字与高保衡等人所录内容基本相同,但文辞稍有变化。当时关于张机的传记除了以上二书外,《历代名医蒙求》也有记录:

《名医大传》:张机,字仲景,南阳人,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善于理疗,尤精经方。举以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良医,时人言其识用精微,过于伯祖。

《历代名医蒙求》成书于1220年,稍早于《医说》。从上引文字可知,周守忠辑录的传记源于《名医大传》,该书今也早已不存,据范行准考证,该书应是《名医录》的改题,即两者系同一种书。而且从上引两段文字来看,也十分接近。不过也有的信息,如关于识用精微,过于其师,与伤寒论序言中所言相同,而为《医说》所遗漏。三相对照,我们认为,这几种记载应均源于《名医录》,而作者在辑录时,均非完全直录,而是略有取舍和修改。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张仲景生平的基本内容则已大体该备,籍贯、名与字、功名官职、医学师承与成就等信息一应俱全。其中的大多信息,从今日尚存的书籍中均能找到依据,惟举孝廉和官至长沙太守等内容,在留存至今的宋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以致造成了一场至今仍争讼不休的学术公案。由于关于其功名和官职叙述的史源今日已难以考索,也无法判定时人是如何叠加上这样的信息的,所以对其存在也难以完全证伪。但不管怎样,宋人的这些表述,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仲景基本的生平事迹。

此后人们谈论张仲景的生平事迹时,相关的表述语词或有不同,但内容大抵不出该范围。直到16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波尊崇和圣化仲景运动的兴起,张仲景的生平事迹才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李濂在其完成于1546年的《医史》中,第一次为张仲景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传记。该传记正文420余字,加上其后的按语,凡600余言,使其大体符合一个医中亚圣的传记规模。李濂作为一个学者,他所作的补传,除了少量自己的评论外,基本都是有所本的。其所述的仲景事迹,除了前面所说的《名医传》中内容外,也将《何顒别传》《针灸甲乙经序》中内容进一步补充进来,增加了具体的事例。另外亦言及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情况。虽然整体上显得颇为允当,不过也有在一定依据基础上的自我发挥。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下面这句话中:“探赜钩玄,功侔造化,华佗读而善之曰:‘此真活人书也。’”前两句显然是自己的评价,而后两句则是对事实的陈述,那该事实又源自何处呢?根据考证,后两句最初的来源为《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华佗传》,其中谈道:

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华佗说“此可以活人”是指他自己的书,而与《伤寒论》毫无关系。而将这两者关联起来的,乃是孙奇在为新刊刻的《金匮要略》作序时所做的一个假设性的推论:

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

据此,张蒇在1111年为朱肱的《类证活人书》作序进一步引申道:

华佗指张长沙《伤寒论》为活人书,昔人又以金匮玉函名之,其重于世如此。

孙奇假设性的推论至此已经变为事实,而李濂则进一步将华佗称赞伤寒论这一假设的“事实”情景化。它成为后人为仲景立传必引的“史实”。

由此可见,通过李濂的补传,不仅张仲景的事迹变得更为丰满充实,其形象也愈见光辉,从而为仲景的进一步被推崇和圣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支持。

差不多同时或稍后,于嘉靖年间纂修的《南阳府志》和《邓州志》开始为张仲景立传,随后,崇祯《长沙府志》也将张机列入东汉的郡守,并为其立传。而清代编纂的多部《南阳府志》《南阳县志》《邓州志》《襄阳府志》和《长沙府志》等地方志,基本都以乡贤、方技或名宦的名义为其立传,其中以光绪《南阳县志》的记载较详,不过内容则基本不出李濂之传。这些地方志中的传记虽然没有为仲景事迹增添新的素材,但对于名人传记的完整性来说,显然十分重要,而且也表明,其影响已经溢出医界,成为地方的乡贤或名宦,同时也让后人更觉得有关仲景的事迹能够得到立体的支持,故而也更为可靠。

此后,至19世纪中期,著名的伤寒学家苏州陆懋修再次为仲景补传,他仿照《后汉书》笔法,参考更多医书等资料,洋洋洒洒铺陈了两千余言。其较李濂之传增加的部分,除了较多自己的议论外,更主要的是对仲景医学主张的陈述和议论。关于生平事迹,较李传并无实质性增加,不过是增加了一些润色之词而已,比如在述其“举孝廉”后,言“在家仁孝,以廉能称”。又如在言其官至长沙太守后,继续写道:“在郡亦有治迹。”而在最后言其名号时,则言:“时人为之语曰:医中圣人张仲景。”这些铺陈或润色之词,显然并无根据,而是作者出于对传主的尊崇而做的臆测。不过这些又为后人进一步引申铺陈提供了根据和线索。

进入民国后,开始有更多的人为张仲景作传,比如孙鼎宣、章太炎、黄谦和郭象升等,其中最著名的为黄谦的《医圣张仲景传》。黄谦(1886—1960年)是近代的伤寒学家,对张仲景崇敬有加。相较于李传和陆传,黄传内容更为丰富,采集的资料也更广,正文的内容虽然不比陆传多,但他为自己的每一条论述都注出了文献依据,故其注文要多于正文。就仲景本身的生平事迹而言,该文并无补充,但增加了清初所设南阳医圣祠的信息,以及仲景的两大弟子杜度和卫汎的情况。这一传记除了让仲景作为医圣的事迹更加完整外,也通过完整列出“史源”而使其所传仲景事迹更为可信,也更为符合现代学术的要求。这样,有关仲景事迹的表达就成功地转化成现代的方式,从而为现代人更频繁、更多样地铺陈、演义仲景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比较能肯定的是,张仲景是汉末一位很有成就的医生,而我们现代了解的种种形象,包括著有“集医哲之大成”的《伤寒杂病论》,连华佗都甚为叹服,为一代医圣,为人仁孝,为官廉能,颇具官声治迹,等等,其实乃是在医界不断尊崇和圣化仲景的过程中,历代医家通过不断传抄、辑录以及补写仲景的传记,在尊崇心理的作用下,有意无意地、层累地造成的。

三、祠祭的出现与演变

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凡受到尊崇的名人,都会进入官方的祀典或成为民间的祀神。就现在来看,张仲景也不例外。如今,在南阳有规模宏阔、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医圣祠”,而且在各地尚存的药王庙中,他也往往作为主神或陪祀被祭祀。毫无疑问,这种格局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张仲景究竟何时成为人们祭祀对象?若就民间来说,由于其祭祀系统本来就纷繁复杂,加上资料缺乏,很难考证,不过官方的祀典大体有迹可循。历代官方涉足医学人物的祭祀,应始于三皇庙,三皇祭祀虽然始于唐代,但作为医药大神的三皇专祀则出现于元代,元初朝廷敕令各地兴建三皇庙,以与振兴各地医学的政策相配套。三皇庙除主祀伏羲、神农和黄帝等三皇外,还配享十大名医,他们都是桐君等上古时代的人物,并不包括张仲景。地方的三皇祀典明初即被废止,京师三皇庙也开始改称先医庙、圣医庙、景惠殿等,而所祀之神也发生变化,嘉靖年间所列景惠殿,从祀者从10人增加到28人,其中就包括仲景。由此仲景已经正式进入官方的祀典,尽管并非主神。另一方面,明代虽然废止了地方的三皇祭祀,但这种祭祀在民间仍得以保留,并与民间的医药信仰相融合,形成各地不尽一致的药王信仰体系,而仲景则为大多数药王庙或三皇庙等祠庙所列入。

可见,在16世纪中期医界兴起第二波圣化仲景运动之时,仲景也开始逐渐进入官方和民间的祭祀体系,但尚未成为祭祀的主神,更没有祭祀他的专祠。这种情况直到清代,随着医圣祠和张公祠的出现才发生改变。南阳医圣祠是与张仲景墓同时建立的,关于该祠墓的创立,现在可以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三:冯应鳌的《张仲景灵应碑记》、桑芸的《张仲景祠墓记》以及根据前两文辑录的徐忠可的《张仲景灵异记》。根据这些文献,可以看到,张仲景祠墓作为一个新创的“古迹”,其作为文物的历史性是通过灵应故事来实现的。具体的经过大体如下: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河南兰阳诸生冯应鳌偶感伤寒,病势危殆,幸有仲景显灵,在其梦中为其愈疾,并托其去发现和保护他早已湮没的墓。病愈后,冯应鳌按照仲景在梦中的指示,前往南阳搜寻古迹,果然找到了当地的三皇庙,并在庙中看到了与梦中所见一样的仲景塑像。他进一步寻找,得悉庙后有古冢,碑记已在明初被人毁坏,而地为贡生祝丞的菜园。但祝家人并不相信他所言,所以他只好记录位置离去。后四年,据言祝家在菜园中掘井,果然挖到石碣,因有异常,惧而封之。又十余年,顺治五年(1648年)冯应鳌被派往叶县担任训导,叶县地属南阳,故有意谋求恢复仲景之墓,而恰又获得了仲景的同姓、时任南阳府丞的张三异的支持,并获园地主人等当地人士的慷慨捐助,遂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修复仲景之墓,并建祠三楹于墓后,“重门殿庑,冠以高亭,题曰: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

仲景祠墓的创建,虽基本属于民间行为,不过有地方官员的参与,并正式额封“医圣”之名,对于仲景医圣地位的确立无疑大有助益。冯应鳌等人通过灵应故事来消解新创“古迹”的突兀,并赋予了其历史性,不仅让仲景的史迹更加完整丰满,而且也让后人因为其有与医圣的地位相匹配的祠祭,而进一步固化其医圣的印象和形象。

医圣祠墓建立后,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年间有儒医捐入田地480余亩,至民国前,该祠已拥有祭田600亩。然进入民国后,祭田被政府没收为教育基金,而祠墓则于1928年遭石友三军损毁。从1932年开始,地方士人水子立以及以黄谦为代表的医界中人,在全国兴起国医运动的背景下,借中央国医馆之力,设法向政府追回祭田,并修缮祠墓。此事周旋数年,然终未获圆满解决。1934年,道人以己之力募修大殿及西廊,1940年,再由朱玖莹进一步倡修。1949年后,祠墓收归国有,于1956年、1959年和20世纪80年代,几次重修,建成现在之规模,并于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此之外,在被认为张仲景任职之地的长沙,继崇祯《长沙府志·郡职篇》将其列入后,乾隆《长沙府志》进一步记载了专祀他的“张公祠”。而同治《长沙县志》对此则有较为详细记录:

张公祠,乾隆八年建,在贤良祠西。祀汉太守张机……嘉庆二年,因祠宇倾圮,知县蒋绍宗奉府札,将拆卸接官亭木料并宁乡生员周胜烈捐资,重新修葺,祠宇一新……并着贤良祠僧看守。张公祠至今废为民屋,尚未修复。

由此可见,从明中期开始,张仲景作为医界名流,医中之圣,已经成为地方关注的对象,而且其为长沙太守的说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成为当地引以为骄傲和尊崇的人物。方志中立传,特别是张公祠的建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张公祠的建立乃是地方官府的行为,尽管费用主要来自民间,但可见对他的尊崇已经进入官方体系。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张公祠建立后,香火应该并不旺盛,乾隆八年(1743年)建立后,50余年就已倾圮。而嘉庆二年(1797年)重修后,再过60余年,到同治初年,已经废为民屋,更可见作为一个祠宇,由于供奉较少、香火不旺,它缺乏自我维持的能力。故而可以说,仲景在所谓的任职地的民间,作为医圣的他并没有得到较广泛的认同。到晚清,此地再由医者出资赎回,重新修葺,进入民国后,张公祠改做他用,未再作为专祀仲景的祠宇存在。

四、结语与问题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宋以来张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医圣名号的加封与逐渐固化,生平事迹的不断追加丰满和形象的日渐光辉,祠祭的出现和不断更新。而就历史进程而言,这一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2—13世纪初步兴起,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进一步发展到医界独尊地位的确立,1930年的重新确认。从上述张仲景的圣化历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仲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符号”,其医圣的名号和内涵是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层累地造成的。

与今日张仲景作为一个超越行业、超越地域的名人不同,历史上的张仲景,总体而言,其崇高和卓越的形象仍是非常具有行业性和地域性的。纵观明清到近代浩繁的各种史籍,在医学以外的文献中,他仍然是一个甚少被谈及的人物,尽管在全国很多地方被祭祀,但也只限于药王庙一类的庙宇中,且非专祀,其专祠只是出现在他的家乡南阳和据称任官的长沙,而且也影响有限。实际上,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由医界人士推动的。

至此,我们虽然已经大致明了了张仲景被圣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作为一项研究,进一步问题亦随之而来,比如,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何以会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发生?这一运动意义和影响如何?其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型塑作用?这一演变历程又展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变迁轨迹?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的笔者已有些粗浅的思考,有些则正在探究之中,限于篇幅与时间,只好暂时打住,留待日后再做专门细致的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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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11-7 15:43:54

余新忠，男，于1969年6月生，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11-7 15:46:13

曹东义发表于 2022-11-7 15:43. h Z1 [3 u4 r7 c4 R
余新忠，男，于1969年6月生，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 ...

余新忠(1969-)，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年)，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2005年)。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育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11)、天津市首届131人才创新团队主持人(2014)、"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7)、教育部领军人才项目(CJ)青年学者(2015)和特聘教授(2019)等人才项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著作，在《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History《东洋史研究》(日本)《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100余篇。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2)，《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2015)，另有成果获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项(合作)、二等奖1项，和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主持人)。

折叠学习经历
2003年10月-2005年9月，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研究。

1994年9月-2000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7年9月-1991年7月，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获学士学位。

折叠任职经历
2021年7月至今，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20年12月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2016年10月至今，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5年5月-2020年12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2012年5月-2016年10月，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2012年1月-2012年6月，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梅隆学者

2007年9月-2015年7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副主任

2007年6月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6年12月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00年8月-2006年11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副教授

1991年7月-1994年8月，苏州铁道师范学院院报编辑部编辑

折叠编辑本段二、研究领域
医疗社会文化史明清史

折叠编辑本段三、主讲课程
本科:中国医疗史研究导论、史料学与历史书写

研究生: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专题、医疗社会文化史史料精读

折叠编辑本段四、学术成果
折叠著作和译著
1. 《中国殡葬史·明清卷》(第一作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 《道光皇帝》(第一作者)，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

3.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独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第二作者)，岳麓书社，2017年。

5.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独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中国家庭史》第四卷《明清时期》(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人民出版社，2013年。

7. 《道光事典》(独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8.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及社会应对研究》(第一作者)，中国书店，2004年。

9.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译著，第二译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11. 《瘟疫与人》(译著，第一译者)，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信出版社，2018年。

折叠编著和编委
1. 《近代卫生防疫史料汇编》(全5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

2. 《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续编》(全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

3. 《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汇编》(全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4. 《新史学》第九卷《医疗史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18年。

5. 《医疗、社会和文化读本》(第一编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新近海外社会史论文选译》(第二编者)，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版。

7.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三联书店2009年版。

8. 《新编中国史话·经济生活卷》(第二主编)，希望出版社，2000年。

9. 《兵家文化面面观》(第三作者)，齐鲁书社，2000年。

10.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HCI期刊)，Korean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A&HCI期刊)，ChineseMedicine and Culture等英文期刊编委。

11.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CSSCI集刊)、《新史学》(CSSCI集刊)和《西部史学》等集刊编委。

12. 《中华医史杂志》、《中医药文化》和《中医文献杂志》等期刊编委。

折叠论文
1. 《构建内外融通的生命史学--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黄贤全、邹芙都主编:《西部史学》第4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9-145页。

2. 《昌化石兴起历史考辨--兼论历史书写中的个人情结问题》，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6期，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第85-111页。

3. 《疫病应对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涵育初探》，《历史教学》2020年第22期，第20-29页。

4. 《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

5. 《瘟疫认知与生命史学》，《历史教学》2020年第18期。

6. 《聚焦"人"的历史:疾病医疗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光明日报》2020年9月7日第14版。

7. 《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思考》，《江淮文史》2020年第3期。

8. Xinzhong Yu, "Response to Epidemic Disease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Vol. 3, Issue 2, April-June 2020, pp.55-59.

9. 《中国历代疫病应对的特征与内在逻辑探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0. 《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思考》，《江淮文史》2020年第3期，第142-156页。

11.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第96-101页。

12. 《明清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

13. 《从内在的兴趣出发，探究生命的历史--余新忠教授访谈》，《历史教学》2019年第9期下，第3-13页。

14. 《中国传统考课制度的困境、意义与现代启示》，《历史教学》2019年第5期下，第1-6页。

15. 张仲景の「医圣」称号における阶段的构筑(1065-1949)，东アジアの思想と文化，第10号，2019.3，第1-16页。

16. 《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齐鲁学刊》2018年第5期，第28-35页。

17. 《医学史研究漫谈》，《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8. 《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19. 《科学化·专业化·国学化 --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的生成》(合作，第一作者)《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20. 《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合作，第一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1. 《李白成最终隐归慈利县四十八寨说献疑》(合作，第一作者)，《苏州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2. 《处理好环境维度和历史维度》，《人民日报》2016年4月11日，第16版。

23. "Microhistory and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 review"(第一作者), Korean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Vol. 24, No.2, Aug. 2015, pp.355-387.

24. 《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14页。

25. 《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

26. 《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22-27页。

27.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料探论》，《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54-57页。

28. 《2013年清史研究述评》(第一作者)，《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29-144页。

29. "From Avoiding Disease to Preventing Disease: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Disease Response in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47, No.4, Summer 2014, pp.38-60.

30. 《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106页。

31. 《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年)--"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历史教学》2014年7月下半月刊，第3-14页。

32.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46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9期)

33.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刍议》，《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第1-5页。

34. 《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和运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71-85页。

35. 《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第78-83页。

36. 《"现代"的"金箍":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文史知识》2013年第7期，20-24页。

37. 《从宫廷到社会:国家医疗卫生的近代演变》，《紫禁城》2013年第7期，第16-21页。

38. 《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近代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载本书编辑组编:《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冯尔康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89页。

39. 《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下，第3-11页。

40. 《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第二作者)，《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4-188页。

41. 《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兼谈"马大夫"与李中堂"兴医"的诉求歧异与相处之道》(第一作者)，《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第195-202页。

42. 《复杂性与现代性--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47-64页。

43. "A Study on Mackenzie and His MedicalCareer in Tianjin in Modern China",Yonsei Jorunal of Medical History(延世医史学), Vol. 14, No. 2, December 2011, pp.55-74.

44. 《嘉道时期的瘟疫及其社会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第700-718页。

45. 《历史情境与现实关怀--我与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安徽史学》2011年第4期，第9-12、20页。

46. 《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68页。

47. 《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2-141页。

48.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20-131页。

49. 《晚清检疫制度引建中的利益纠葛和权力关系》，《香港社会科学》第40期，2011年春/夏季，第73-98页。

50.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2-152页。

51. "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China"，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1-72.

52. 《防疫·卫生·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和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57-99页。

53.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第16-20页。

54. 《遗失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救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2008年6月1日41版，0.8万字。

55. 《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载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54-579页。

56. 《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60页。

57. "Writing about a different kind of medical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Zaizaobingren by Yang Nianqu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1, No.2, Dec., 2007, pp.239-248.

58. 《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92-104页。

59. "The Concept of Public Health in Qing Dynasty Jiangnan and its Changes in Modern Time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 and Water Suppl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007, 2，July，2007, pp. 379-415.

60.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

61. "Studies on Ming Dynasty Infectious Diseases"(第二作者)，MING QING YANJIU 2005,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a degil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2006.10

62. 《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63.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26页。

64. 「清末における「卫生」概念の展开」、「东洋史研究」第六十四巻第三号、2005年12月。

65. 《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第146-154页。

66. 《海峡两岸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述论》，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新社会史》第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7. 《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8-168页。(《新华文摘》2003年11期转载;并被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8. 《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4-7页。(《新华文摘》2004年2期转载)

69. 《清代江南的种痘事业》，《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28-37页。

70. 《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1. 《趋新求实真诚投入--博士论文撰写体会点滴谈》，《中国研究生》2003年第3期。

72. 《非典·瘟疫史·生命关怀--我与疫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书城》2003年第7期。

73. 《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74. 《20世纪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75.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79-99页。

76. 《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年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77. 《打通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医学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78. 《贤妻兼良相的明太祖马皇后》，《历史月刊》2002年第10期。

79. 《明懿文太子朱标尊贵而郁闷的一生》，《历史月刊》2002年第2期。

80.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56页。

81.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9页。

82.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83. 《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8-258页。

84. 《烂喉痧出现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第81-85页。

85.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William H. McNeil, Plagues and Peoples)》，《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月。

86. 《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95-98页。

87. 《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文史论丛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

88.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

89. 《清前期浙西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铁道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90. 《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第15-21页。

91. 《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8-208页。

92. 《中国的民间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来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 期，第117-123页。

93. 《道光前期江苏的灾赈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第67-70页。

94.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明清部分)述评》(合作)，《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2-116页。

95. 《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译作)，《赣文化研究》，第六、七期，1999年12月、2000年12月。

96. 《清代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

97. 《丰豫庄非潘氏宗族义庄》，《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98. 《从苏州〈彭氏族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99. 《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

100. 《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101. 《唐代均田制下受田农民的生产、消费生活》，《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折叠(四)研究项目
1. "瘟疫与人:中国经验历史启示"(20STA030)，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资助项目，主持人，20万，2020年10-2023年10月。

2. "中国抗击重大疫情史和民族精神的涵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主持人，20万，2020年3-4月。

3. "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80万，2018年12月-2023年12月。

4. "中国殡葬史数字博物馆·明清部分"，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主持人，5万，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

5. "中西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疾病与卫生比较研究"，天津市131创新型研究团队项目，60万，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

6. "现代中医基本认识的知识考古及其文化建构研究"，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科研项目，20万，2014年12月至2018年12月。

7. "中国通史·明清卷"，南开大学《中国通史》编纂项目，20万，2014年12月至2017年12月。

8. "中国殡葬史·明清卷"，民政部《中国殡葬史》编纂项目，主持人，30万，2012年至2014年。

9. "十九世纪以来现代中医知识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变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主持人，20万，2012年至2014年。

10. "清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以医疗卫生为中心"，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人，20万，2011年至2014年。

11. "清代的日常生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主持人，20万，2011年至2015年。

12. "晚清瘟疫与卫生防疫机制的演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9万，2008年至2010年。

13. "清代的医疗卫生机制及其近代转型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主持人，20万，2006年至2009年。

14. "中国近世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主持人，2万，2006年至2008年。

15. "明清以来中国的疾病医疗、生存境况和社会变迁研究"，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主持人，50万，2003年至2007年。

16. "中国古代的饮食、疾病医疗与生态环境--一项社会生态史的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总主持人为王利华教授)，子课题负责人，2005年至2008年。

17. "中国传统减灾救灾研究--以汉、唐和清代为中心"，民政部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委托项目，第一研究人员，5万，2002年至2003年。

18. "清代灾荒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总主持人为李文海教授)，子课题负责人，3万，2002年至2006年。

19. "最新国外社会史论文选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之子课题(总主持人为常建华教授)，负责人之一，2万，2002年至2006年。

20. "中国家庭史·明清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家庭史"之子课题(总主持人为张国刚教授)，负责人，1.5万，2000年至2004年。

折叠编辑本段五、获奖经历
1. 2002年10月，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入选"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2. 2002年12月，《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获天津市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

3. 2004年12月，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获天津市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4. 2009年9月，《中国家庭史》(合作，独立撰写其中的明清卷)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5. 2015年9月，《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成果文库"。

6. 2018年6月，《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获天津市第十六届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7. 2018年9月，《优化教学激励互动引智交流--卓越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新探索》(第一主持人)获第八届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8. 2020年12月，《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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