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回忆当年在北京读研的一些片段

曹东义

曹东义当年在北京读研的一些回忆片段，这是2021年口罩期间在家隔离闲来无事写下的文字。[color=rgba(0, 0, 0, 0.9)][color=rgba(0, 0, 0, 0.3)]
[color=rgba(0, 0, 0, 0.9)]1985年9月，

研究生入学的时候，陈绍武院长去讲话，他说自己刚从教育部管理留学生的部门，调到了中医研究院。这里就是中医的“黄埔军校”，是为国家研究中医培养高端人才的地方。他说大家安心学习，只要不想走，都不会分配到外地。

为了弥补自己医古文的基础薄弱，我把自行车从衡水带到北京，从西苑医院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听他们的有关课程，先后选修了王力先生的四本《古代汉语》、《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相关课程，前后达两年之久。到了东直门之后，还坐电车再换车，坐公交汽车去上课。这为我日后的有关研究，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按说，我与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显然不一样，他老人家是为了救中国，我是为了学习和研究中医。

这是在西苑医院研究生部期间，与部分研究生同学一起去圆明园，那个时候没有围墙，一散步就到了这里了，大约需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这是五一，或者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大家结伴出去转转，看看美好的北京。

到了东直门中医药科学院（原名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在北京的河北医学院毕业的同学一起参加“在京同学会”聚会，周日在天坛见面。

1986年中秋节的夜晚，研究院的研究生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做活动。

曹东义在没有空调的研究生宿舍里读书的场景今人难以想象，自制的台灯你们没见过，有些艺术性吧？

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女儿出生了。这个小生命带给我们快乐，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妻子很辛苦，上班的衡水市第四医院距离住的地方，骑车子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路程，夏天热，冬天冷，屋子取暖是煤炉子，破房子、破窗户、破门子，四处透风。

为了在北京换点大米，我用开运动会给的塑料桶，装了几十斤大米带回家，从北京带回来的鸡蛋装在一个破铁水桶里。那个时候，衡水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火车是从永定门老车站发车，到衡水的时间是半夜。我在路上走着，从火车站，到住的地方，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手里还提着东西，那真是沉甸甸的感觉。

女儿很乖，让我感到很多难以体会的父爱。她很小的时候，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录音机，给她放音乐，录下她的哭声，说一些对她的祝愿。夏季放暑假，我就带着孩子，放在借的小儿童车里，自己在一边看书，让她看过往的行人，了解这个世界。

孩子大一点的时候，脾气不小，打人，把家里的写字台桌子咬了一个印子，后来了解到这可能和请的小保姆脾气大有关系。孩子生气的时候也很可爱，斗智斗勇的过程，她对我很依赖。一岁多的时候，妻子带她到北京探望我，住在双鱼三叔给我找的部队休干所的“探亲房”几天，孩子经常要等着我回来才肯吃饭。妻子为了带孩子，瘦了几十斤，她过去比较胖，在那不流行减肥的时候，意外地瘦身了。

1987年夏天，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孩子快乐地奔跑，她被剪刀剪得很短的头发，穿着一个比较大而不太合体的小裙子，一路奔跑，一路欢笑，引得游人纷纷给她拍照，甚至于外国游客的照相机也把她作为一景。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部设在西苑医院的西南角，有个小二层楼。有宿舍，有教室，还有小图书室。研究生部主任是王琦国医大师，方药中先生、时振声先生，还有何少奇、杨丽、许家松、江幼李等一大批著名中医是长期讲课的老师，还有很多研究院的专家，或者从外地请来的客座教授前来讲座，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程士德教授、上海凌耀星教授、天津的王士孚教授，医史所的马继兴教授、基础所陆广莘教授、我的导师余瀛鳌先生等，都到研究生部给我们作讲座。

研究生部的教学，突出四大经典，也是“各家学说”互相争鸣，学术百家齐放，一片繁荣的学习过程。虽然有人说，中医研究院太重视四大经典了，淡化了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培养。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宗的中医人才培养方法。

研究生部还组织学生搞经典注释，然后出参考资料。

为了搞好学习，我们需要研究生自己选题。什么才是好题目？有人说，没人做过的题目就是好题目；也有的说，很难选题，因为自己想做、想说的题目，大部分都有别人说过了。

我的导师余瀛鳌先生和导师组说，值得将来继续做的题目，就是好题目，不要“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我一开始选的研究题目，是《肘后方》的文献构成，也写了一些东西。

后来，河北中医学院赵洪钧先生去研究院查资料，与我见面交谈，他说，这个选题太狭隘，将来不可能继续做这个题目了。他说《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都是日本人搞出来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著作，他建议我做《明代医籍考》，然后毕业后再搞《清代医籍考》。我觉得很受启发，但是，毕业时间有规定，在短时间里很难完成，因此，就按照《中医古籍图书联合目录》的指引，选择了宋金元时期的伤寒著作，以为把这一段历史上的20多部伤寒书读一遍，毕业论文的文章就好写了。

其实，一旦深入研究，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要想说清楚宋金元的伤寒学术，就必须深入研究张仲景的原著，以及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什么状况？明清时期如何继承发展？所以，没有比较就说不清宋金元时期伤寒学术的特点。另外，除了伤寒专著之外，比如《千金方》《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圣济总录》《儒门事亲》等著名医书之中关于伤寒的内容，能不了解吗？因此，这显然是一个盘根错节，关系极为复杂的研究内容，但是，绝对值得下力气做，而且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将来可以一辈子做这些研究，绝对不会寂寞。

因此，我决定啃这块难以下咽的硬骨头。1987年，为了查阅《伤寒记玄妙用集》这部成书于元代的孤本书，我专门到杭州孤山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用一周的时间读书、抄书，当时古籍保护规定阴天下雨不能借阅善本书，而杭州的天气很特别，经常下雨，增加了我的困难。

本来，研究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出去调研，也可以不去调研。我从北京出发，路过上海，到杭州、南京，沿途考察中医古籍，也长了很多文史知识。在上海中医学院见到了周俊琴同学，她在那里读研究生；在杭州见到了张志斌女士，她是医史所硕士毕业分配到浙江中医学院，后来考博士又回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南京见到了读学位的马融博士，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1988年春天，我的硕士论文《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定稿了，其中有很多大胆的提法，比如“广义狭义温病论”、“辛温解表难用论”、“广义温病取代广义伤寒”等等，这些很敏感又很尖锐的观点，有可能让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不同意。当时我就知道赵洪钧先生没有被授予硕士学位，他的导师马堪温先生后来就不招研究生了。我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我的导师余瀛鳌先生是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医史所的所长，他看过论文之后没有说有哪里不妥，因此，我就大着胆子把论文交给当时大名鼎鼎的刘渡舟教授、赵绍琴教授、耿鉴庭教授等审阅，并且请刘渡老、赵绍老这两位伤寒界、温病学界的第一人，分别作主任和副主任委员。答辩会在下午举行，很多同学、师兄师姐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题目太大，里边有争议的话题太多，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刘渡老坐在主任委员的主宾席，他开始主持答辩会，刘渡老很严肃地宣布：“请曹同志报告论文摘要。”我站着宣读了十多分钟，念完了。刘渡老主持说：“请各位委员发表质疑意见、看法。”

刘渡舟先生听了曹东义汇报论文之后，主持答辩会，他在沉思，请大家发表评议意见。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会场只有沉闷，谁也不说话。一般情况下，委员先说，主任最后综合、定调。大约等了有十来分钟，刘渡老见大家都不说话，就开始讲话了，他说：“既然大家谦虚，不愿先说，我就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曹同志这篇论文很好，我读了很受启发，学了很多东西。比如，过去我们都说《伤寒例》是王叔和的赞经之词，因此，明代方有执、清代喻嘉言因此而严厉批评王叔和，我们看到的很多《伤寒论》的本子，只有六经病，没有《伤寒例》，号称‘洁本’《伤寒论》。曹同志说《伤寒例》源出于张仲景，后世有注文、衍入正文，它是《伤寒论》与《内经》《难经》之间的理论桥梁。这一点，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写的很好。”

当然，我总结的金元时期如何承接了张仲景的伤寒学术、如何启迪了明清的温病学，以及金元时期“以经解论、用歌括、图表的形式解经、补亡拾遗方便实用、辨舌开后世先河、八纲源于尚从善”等观点，都是别人没说，或者没有系统论述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论文存在多方面的价值。

刘渡老果然是大家，对于我所说的“广义狭义温病论”、“辛温解表难用论”、“广义温病取代广义伤寒”等等最容易有争议的观点，避而不谈，高抬贵手，“放你一条小命，逃命去吧。”假如，刘渡老，或者某个专家，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我当时一定会“据理力争”，不肯认输，这就会让答辩会难以收场。刘渡老所做的文字鉴定就不同意我关于“辛温解表难用论”、“广义温病取代广义伤寒”的观点，但是，他在现场的答辩会上，充分表现出一位大家对于青年后生的关照和爱护。事后多年，我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办事，看到学校医史陈列的墙上挂着刘渡舟先生的照片、画像，依然是那么严肃，目光如炬，我能感受到他当年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假如，他不顾我的面子，当场质问，不让我过关，那将是怎样一个局面？我如何参加工作？这样的打击，我能经受吗？今天想来，仍然很后怕。

导师余瀛鳌先生与研究生曹东义、杜晓玲合影留念，杜女士留所工作，曹东义回河北。

答辩委员会专家与同期9位毕业的研究生合影留念。

九位当年的毕业生，如今都退休了。

当时，我通过答辩之后，师兄、师姐们鼓励我，说替我捏着一把汗。我觉得“旁观者明”这句话，绝非虚言。我日后，在为别人的论文、课题鉴定的时候，深刻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不容易。该指出论文缺点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分寸，既有利于该研究生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得理不饶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让人过去。

1988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说不想走走不了的陈院长，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他说，你们这一界招多了，不好安排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为了留在北京，我找了北京联合大学，说需要试讲。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但是，当时，由于自己没有经验，就回答说“我没有做过教学工作，不知道是否可以胜任。”回到介绍人那里，他说：“你可真实在！你应该说，请告诉我用什么教材？让我试讲哪一段？我读过大学，研究生毕业，讲什么课都可以！”

一个机会，让我放走了。通过水电部的一位领导，帮助我介绍到刚筹建的六里桥电力医院，这个医院很大，主政的蒋院长对我说：“我们没有指标。”回到部里，领导说：“没指标，部里给你下指标，你等着吧。”

回到中医研究院的时候，管理研究生的教务处李俊龙处长说：“你被分配到河北省中医药研究所了，我们可以直接派遣过去。”

这一下子，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石家庄市，去研究所报到，所里不要。有个副所长说：“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要。”我回到省教委，管分配的说：“他就该要！研究所刚成立，来了研究生，岂有不要之理。”但是，单位不接收，需要托关系。吴以岭院士当时在省中医院病房工作，我去找他，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省四院中医科主任刘雅娴帮忙。刘先生看了我的报到函，也看了吴以岭的介绍信，他就很痛快地说，我给中医学院郑兆华副院长写信，他刚从卫生厅副厅长下到中医学院，兼任你们的所长。

就这样，我拿着报到函，以及刘先生的介绍信，找到了郑兆华副院长兼所长，他很快批示：“请张玉德同志协助办理。”张玉德是管人事的科长，副所长见到我混进来了，心里的不痛快，不言而喻。

此前，为了分配到中医学院图书馆，学院组织部的领导让我写保证：“五年之内，不要住房，不提调家属”，我按照做了，但是，院长办公会开会的时候，有个副院长说：“写了保证也没用，来了就变卦，干脆就不要！”我去中医学院图书馆，整理中医文献的路子，一下子堵死了。

那个时代，说是包分配，说是重视人才，其实，落到实处的时候，当事人就知道了，没有钱开路，没有硬关系，你有什么业务水平，那都是“瞎子吹灯”。

大学毕业，让我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社会关系，研究生毕业让我再次知道了所谓重视人才，在有些人哪里，是什么真正的意味。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经寸径，压此百尺条。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古人这首诗的大意，很符合怀才不遇人的心理。当然，比起后来的“逢进必考”，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来，那个包分配的时代，正是很让人羡慕的时期，只是很多人不走运而已。

据民间谚语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同桌的同学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退休前，我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老所长、孟庆云先生一起在承德讲课，他说：“研究院当年不留下曹东义，是研究院的损失，也是中医的损失。”

这句话说大了，虽然有一定道理。它说明做事的平台很重要，不仅“尧为庶民不能治三人”，如果推着石头上山，很难做到；如果转圆石于万仞之山，往下推，谁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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