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误说中医：家境陷入困顿的因果关系没分清，不该让中医背锅

鲁迅误说中医：家境陷入困顿的因果关系没分清，不该让中医背锅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面对鲁迅“误说中医”这一历史公案，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中用翔实的史料，严密论证，既还原了历史语境，也希望澄清中医背负的不白之冤。

鲁迅“误说中医”，是家难、时代与偏见的纠葛。

一、一个不该被忽视的历史公案

鲁迅先生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伟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他85年前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尤其是“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一断语——至今仍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当作反对中医的依据。

我在《捍卫中医》（2007年6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中对此已做过初步辨析。经过多年反复查阅文献、深入思考，我认为：鲁迅对中医的负面评价，是其个人不幸家难与时代激进思潮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非客观的学术判断。 这一错误被人恶意利用，必须予以澄清——否则，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宁。

评价任何人的言论，都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与他父亲早逝的伤痛密切相关；而他父亲的病与死，又与周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家族变故密不可分。要理解鲁迅为何“恨”中医，必须先弄清：周家究竟为何衰落？

二、祸起科场：鲁迅家族的骤变

根据郭宇一《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考案始末》等史料，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鲁迅祖父周福清（1837-1904），字震生，号介孚，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周氏家族前所未有的荣耀。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遂。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后，为上司所不容，1878年被革职，年仅40余岁便退职闲居。此后捐官候补九年，直到1888年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时已50岁。

1893年，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他按制“丁忧”归里守孝。此时他已56岁，三年后再候补已是花甲之年，仕途基本无望。恰逢这一年为庆祝慈禧太后60寿辰，甲午年将开恩科，乡试提前举行。正是这次恩科乡试，成了周家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绍兴一带的富家秀才们得知：正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同榜登科），便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通关节。周福清起初不肯，但经不住亲友撺掇——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他姐夫章介千，其侄子也要应试。他心想：既能照顾乡亲面子，又能为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谋个出路，便应承下来。

他带仆人陶阿顺赴苏州，在殷如璋官船停泊处投书。谁知副主考官周锡恩在场，迟迟不离开。陶阿顺久等无回音，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连个回话也不给？！” 贿考败露。周福清被捕，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此后七年，周福清在狱中侥幸三次未被勾决，后改为终身监禁，直到1901年才获释。而他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已于1896年病逝，年仅37岁。

三、父亲的病：中道夭亡与郁怒成疾

周伯宜因涉案被拘审、革去秀才，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作为读书人，功名被废、家道中落、父亲生死未卜——这一切令他郁怒成疾，借酒浇愁。

中医理论认为：忧思伤脾，郁怒伤肝。 肝气不舒则易怒，怒则气血上涌，面红目赤，腹胀胁满。周伯宜本就情志不遂，又过量饮酒，肝脾日损，渐渐出现腹胀、水臌（肝硬化腹水）。他感到全身像被湿布紧裹，呼吸困难，小腿浮肿，卧床不起。

当时周家已无余财。积蓄花光，便卖田地；田地只剩二十亩口粮田，不能再卖，便上当铺。鲁迅（当时名樟寿）几乎每天出入当铺和药铺——当铺柜台比他高一倍，他要踮起脚尖，在侮蔑中接过钱；再去药店柜台买药。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入了《〈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

周家请过两位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陈莲荷”（实为绍兴名医何廉臣）。诊费每次一元四角，隔一天一次——在当时是巨款。治疗近两年，但这类“臌胀”证自古属于中医四大难证之一，在当时条件下极难治愈。

关键在于：当时S城没有西医。 鲁迅后来去日本学西医，正是基于父亲被“误治”的痛苦记忆。然而，即便当时有西医，1890年代的西医学也没有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特效方法。把父亲的死归咎于中医，是情感的转移，不是历史的公正。

四、鲁迅的“悟”：从家恨到文化批判

1922年，鲁迅42岁，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他把父亲两年多的病程，写成了“四年多”。这或许是记忆的模糊，也或许是情感的浓缩。更重要的是，他接着写道：

“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西医知识）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请注意，这个“悟得”发生在去日本之前，是基于他“这些幼稚的知识”——他自己承认那是“幼稚的”。他去日本学医的动机，正是“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鲁迅学医，是以西医为参照，来审判中医。 但他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

他父亲的病，在当时的医学水平下，无论中医西医都难治愈。

他对中医的评价，源于一己之痛，而非系统的医学研究。

五、时代的气候：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底色

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不能脱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语境。

那时，“进步青年”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传统文化是罪魁祸首。他们不仅要砸烂孔家店，还要废除汉字、否定国粹。1918年7月5日，鲁迅给钱玄同写信，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他还说，研究国粹的学者是“坏种”“老小昏虫”。这些话今天读来十分刺眼，但那是那个时代的激进风格。

汉字废除论盛行一时：

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鲁迅：“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傅斯年：“中国文字是极野蛮……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医作为“旧医”“封建医”，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余云岫1916年作《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发起“正规进攻”；鲁迅则用小说、杂文进行“侧面声援”。

然而，激进不等于正确。 钱玄同后来看到自己当年的文字，羞愧得“惭汗无地”。鲁迅若活到今日，看到那些打着他的旗号反中医的人，会作何感想？我认为他会拍案而起：“我岂能容你？！你敢利用我！”

六、考据的缺失：鲁迅小说中的“中医”是否真实？

鲁迅在《父亲的病》中，描写“陈莲荷”开的药引包括“原配的蟋蟀一对”。遍查中医典籍，并无此方。这很可能是艺术夸张，用以讽刺他眼中的“庸医”。

同样，《药》中的“人血馒头”治痨病，更是没有任何中医典籍记载。鲁迅自己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他做小说的目的是“改良社会”，揭露“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并非写实。

把小说中的虚构情节当作批判中医的实证，是不合逻辑的。

更有趣的是，鲁迅在生活中并不排斥中药。其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

母亲许广平患妇科病，西医冲洗无效，服“乌鸡白凤丸”后迅速痊愈。鲁迅还把这药推荐给萧红。

周海婴幼年患严重哮喘，鲁迅用“芥末粉调开水浸毛巾热敷背部”的民间疗法，疗效大好。

这两件事说明：鲁迅对中医药的态度是矛盾的——行事上受益，言论上批判。 但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们，普遍把“骂中医”当作一种“革命姿态”。

七、错误不应被放大，历史需要被还原

鲁迅是伟人，但伟人不是神。他在中医问题上的论断，是基于个人不幸遭遇与时代激进思潮的“误判”。他本人后来也意识到早期思想的“幼稚”，只是在那个“一个也不放过”的战斗岁月里，他无暇、也无意去修正这些关于中医的言论。

今天的中医，已经不需要靠贬低鲁迅来证明自己。 但我们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中医一个公道，也还鲁迅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他有过激言论，也有温和用药；他曾被家恨蒙蔽，也曾“自悔幼稚”。

更重要的，是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者：他们把鲁迅的只言片语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当作反中医的“圣旨”。这是对鲁迅的亵渎，也是对历史的歪曲。

鲁迅先生若在天有灵，一定会站起来，用他犀利的笔，斥责这些利用他的人。

至于中医，早已摆脱了“末法时期”的阴霾，正以独特的生态医学智慧走向世界。历史会记住鲁迅的文化贡献，也会记住：他关于中医的那些话，错了。

/ _8 f5 g. V/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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