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个重要批示，改变了中医近代的命运

毛主席一个重要批示，改变了中医近代的命运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然而，摆在亿万人民面前的是一幅百废待兴、积贫积弱的艰难图景。贫困与疾病如同两道沉重的枷锁，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存与生活。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材料，解放初期，全国人口为4.75亿。据估计，每年约有500多万人死亡，并有1亿人口断断续续地罹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这意味着每年有400万逝者和8000万患者，在疾病与无助的阴影中挣扎。疾病流行广、人民体质差、经济收入少、医疗水平低，共同导致了令人揪心的死亡率。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惨烈：新疆阿山县某乡，二三十年前有蒙古族5000余户，到1951年仅剩600余户；云南思茅县城，十余年前有三四万人口，后来只剩下100余人。“生的没有死的多”“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这些锥心之语，正是当时民间疾苦的真实写照。

在旧中国饱受摧残、遍布城乡的近50万中医药人员，本应在新中国“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中大显身手。即使仅从“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出发，拥有50万之众的中医，其作用也远非仅有两万人、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的西医所能比拟。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非但没有迎来春天，反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一、风雨如晦：建国初期中医的艰难处境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卫生部的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问题”，其中虽肯定了中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更强调“中医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基础”，必须进行“科学化”改造——学习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等西医知识，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与之相对，西医则被定位为“科学的医学”“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这种隐含高下之分的定位，为随后一系列限制中医的政策埋下了伏笔。

座谈会上，风向更加清晰。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发言中，并未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消灭中医的罪行，而是指出中医“不团结、不科学”，要求中医向已经消灭了“旧医”的苏联学习。最高卫生行政长官的这番表态，为整个会议奠定了基调。随后，中医代表们的发言更令人扼腕：曾长期与废止中医派斗争的陆渊雷，在前一天递交了要求建立中医学校的意见书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思想上改变了不少”；其他代表或承认中医“缺乏辨证和研究的精神”，或认为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甚至有人认为中医“经验未必可靠”，值得研究的只剩下“火罐、灌肠”之类的方法。与会的中医代表，竟无一人大胆阐明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无人坚持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序列以培养接班人。这与他们在民国时期为争取中医生存权而奋斗二十年的英勇姿态相比，不啻为一种令人痛心的后退。

如果说会议上的言辞只是学术上的轻蔑，那么随后出台的法规，则构成了对中医现实生存的系统性打击。1951年，卫生部陆续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这些文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严苛的资格准入：规定只有正规中医院校毕业生才能获得中医师资格，而传统师承、家传的中医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彼时扎根农村的数十万中医，几无人拥有这种“正规学历”。

偏颇的考试内容：1949年东北地区的中医考试，“试题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考题多为西医内容。一道“试述肾脏的功能”的考题，中医答卷写“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在西医判卷者手中便是零分。考试不合格即吊销执照，宣告失业。1949年东北参加中医师考试者2347人，合格仅173人；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审查登记后，合格中医仅1.4万人。

旨在改造而非传承的进修教育：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包括解剖、生理、病理、药理、公共卫生、传染病学等，竟无一门中医课程。许多有根基的中医被“不科学”三字吓得动摇，基础薄弱者则干脆摇身变为“新江湖医生”，处方上只开西药，中药只字不提。一代名医任应秋回忆，当时甚至有人主张“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

与此同时，东北卫生部部长王斌等更明确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必将被社会主义消灭”的观点，主张将中医改造后改称“医助”，停止招收学徒。这些主张在1951年后相继成为政策。一时间，中医失业者被迫改行经商、做小学教员甚至务农。整个中医界士气消沉，前途一片暗淡。正如张亭栋先生后来回忆：“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

二、扭转乾坤：毛泽东主席的关键批示与历史转折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因一个人、一句话而改变。

就在中医事业行将坠入深渊之际，毛泽东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敏锐地发现了问题。1953年4月3日，在看到白学光同志揭露军委卫生部严重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后，毛泽东联想到政府卫生部可能存在类似情形，当即写下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

这道批示如同惊雷，震动了整个卫生系统。遵照毛泽东指示，中央文委委派后来担任第一任中医司长的薛和昉，对卫生部工作进行了深入检查，从而发现了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方面存在的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他提出建立“一司（中医司）两院（研究院、中医学院）”等合理化建议，被政府采纳实施，逐渐改变了中医的命运。

195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再次指示必须改进中医工作，为卫生部门制定新的中医政策确定了指导思想。同年2月25日，政务院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对卫生部过去四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公开承认“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

《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扭转局面的重大举措：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团结中医的政策教育；吸收中医进入卫生机关工作；修改过苛的考试法规；改进中医进修内容，以交流临床经验为主；举办中医药研究所和针灸训练班；系统整理老中医经验；健全中医团体。这些措施，每一项都直指此前错误政策的要害。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关于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情况的报告上，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光辉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这是中医学在20世纪获得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一切歧视中医论调的最有力回击。

台湾的陈立夫先生后来评价道：“毛泽东对中医药，他是有功的……我将来要给毛泽东写传，要颂扬他。”这个评价，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转折的分量。

三、枯木逢春：中医事业的重生与辉煌成就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古老的中医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中医被请进了西医独占的公立医院。1954年下半年起，北京、石家庄等地的医院相继设立中医部。起初，许多西医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但临床疗效很快证明了一切。儿童医院中医部内科门诊有效率达72%，针灸科更达93%。不少西医长期束手无策的病例——支气管喘息、心内膜炎、高烧不退、先兆流产等——经中医治疗后痊愈或明显好转。一位中医感慨地说：“我来医院后，治病的胆子大了，因为有了依靠，过去不敢治的病，现在也敢治了。”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医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这一烈性传染病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郭克明，在西医明确诊断和科学护理的配合下，运用以白虎汤为主的中药疗法，治疗34例乙脑患者——其中半数以上为极重型——竟然全部治愈！而在当时，西医治疗乙脑的病死率高达30%至50%。这一消息震动整个医学界。

1955年，卫生部派遣视察组实地考察，确认了诊断无误、疗效真实。9月，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做出决定：“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1956年，北京再次面临乙脑流行，著名中医蒲辅周等根据当年北京“偏湿”的气候特点和患者体质，辨证施治，灵活调整治疗方案，再次取得显著疗效。中医“辨证论治”的独特优势在这场实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些成就，绝非中医“单打独斗”所能实现。它是在西医诊断、输氧、抗生素预防并发症、科学护理等配合下取得的，是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结晶。正如毛泽东所倡导的，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走向现代医院，二者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健康服务——这条道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

四、深远影响：从存续危机到融合发展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和随后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医的命运：

第一，挽救了中医的生存危机。 废止中医的政策被废止，遍布城乡的数十万中医得以合法执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得到恢复，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医学文脉得以延续。

第二，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崭新道路。 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建立中医研究院，成立中医学院，使古老的中医学成为高等学府中的正式学科，从根本上解决了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医教育从师徒授受、父子相传的传统模式，进入正规化、系统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促进了中医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中医走进医院，其疗效在现代医学的诊断和检验标准下得到验证；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流行性出血热、小儿肺炎、痢疾、肝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中，中医药都显示出显著优势。而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等一大批中药现代制剂的出现，更是中西医结合的具象成果，使古老的中医学术焕发出时代气息。

第四，改变了全社会对中医的看法。 从“不科学”的歧视性标签，到被确认为“伟大的宝库”，中医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鼓舞了无数中医药从业者，也为后来中医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关键人物的远见卓识，一道扭转乾坤的重要批示，在最危急的关头改变了中医的命运。 没有1953年那道批示，中医很可能在“科学化”的名义下被系统性地消灭；没有毛泽东对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坚定推动，中医的理论精华或许早已在西医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便在政策转向之后，“中医科学化”的争论、精华与糟粕的辨析、中西医理论的融合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但这些问题，只有在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历史启示，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来守护；一种古老的医学体系，需要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来发展。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为人民健康服务——这条道路，值得一代又一代人继续探索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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