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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楼塌过，时任县长陈宝麟，江南文脉的北方守护者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序章：不朽不在楼阁，而在守护之心 宁波城西，月湖之畔，一座青砖黛瓦的书楼静立四百余年。它不是江南最宏伟的建筑，却承载着中华文明最珍贵的记忆。 天一阁，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历经明、清、民国三代的动荡变迁，始终如文化孤岛般倔强地屹立。然而，真正的传奇不在楼阁本身，而在那些于风雨飘摇中以身为盾、守护文脉的普通人。 1933年的那个秋天，当罕见强台风裹挟着太平洋的狂暴力量扑向宁波，天一阁的木结构发出痛苦的呻吟，屋顶瓦片被掀飞，书楼墙体出现裂缝。这座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始建于1561年的文化圣地，第一次面临崩塌的危险。彼时的中国，外患日亟，内忧频仍，一座藏书楼的安危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事。 然而，总有那么一群人，视文化为民族命脉，视典籍为文明根基。当风雨侵袭书楼，他们选择挺身而出，以微薄之力对抗时间与战火的洪流。这其中，一位来自河北的官员——陈宝麟，成为这场文化保卫战的关键人物，他与众多志士一起，书写了天一阁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护书传奇。 第一章：风袭书楼，危机四伏 1933年9月，台风“宁波大飓”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击浙东沿海。据《鄞县通志》记载，此次台风“风力之猛为近三十年所未有，屋瓦飞扬，树木摧折”。对于已历经372年风雨的天一阁而言，这场自然灾害成为其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台风过后的天一阁满目疮痍：东墙严重倾斜，部分梁柱出现结构性损伤，藏书楼漏水严重，多部珍贵典籍面临水浸危险。更令人忧虑的是，当时范氏家族已无力独自承担庞大的维修费用，而地方政府财政亦捉襟见肘。天一阁的存续，悬于一线。 此时，一位看似与这座江南藏书楼毫无渊源的北方官员站了出来。陈宝麟，字冠灵，1898年生于河北，时任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县长。这位主政鄞县已近十年的地方官，以其务实作风和远见卓识在当地颇有声望。面对天一阁的危机，他没有将其视为单纯的地方事务，而是上升到民族文化存续的高度。 陈宝麟深知天一阁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其珍藏的七万余卷古籍，其中大量为海内孤本、珍本。这些典籍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第一手资料，一旦损毁，将是中华文明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天一阁非范氏一家之藏书，乃中华文明之见证。护楼即是护国脉，救书即是救文化。” 第二章：河北县令的江南文化情结 一个河北人为何对江南的一座藏书楼如此倾心？这需要从陈宝麟的个人经历和文化理念说起。 陈宝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却不同于当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他主张“新旧融合”，认为现代化不应以牺牲文化传统为代价。调任鄞县后，他深入考察地方文化，被天一阁深厚的历史底蕴所震撼。 主政鄞县的十年间，陈宝麟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地方发展的政策，被公认为县治楷模。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不仅支持天一阁的维护，还倡议成立“鄞县文献委员会”，系统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开创了政府与民间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模式。 面对天一阁的危机，陈宝麟迅速行动。1933年10月，他亲自召集宁波地方士绅、学者、范氏族人代表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他慷慨陈词：“天一阁之存亡，关乎中国藏书文化之命脉。今日我等若袖手旁观，他日必为历史罪人。” 在他的倡议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正式成立，陈宝麟担任副主任委员，负责实际协调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著名学者冯贞群、马廉等，以及范氏家族代表范盈笙等。这一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天一阁的保护从家族行为转变为社会公共事业。 第三章：众志成城，修楼护书 重修天一阁面临两大难题：资金不足和专业人才短缺。 陈宝麟首先从筹措资金入手。他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人际关系，多方奔走。一方面，他向浙江省政府申请专项拨款；另一方面，动员宁波商帮捐款。当时宁波商帮势力遍及全国，在上海、香港乃至海外都有庞大网络。陈宝麟亲自致信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虞洽卿，获得积极响应。 与此同时，他创新性地提出“以书养书”思路，建议精选天一阁部分古籍进行影印出版，既能让珍贵典籍为更多学者所用，又能将销售收入用于书楼维护。这一提议得到学术界广泛支持，商务印书馆等机构表示愿意合作。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修缮工作本身。天一阁作为明代建筑，其修缮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需要精通古建筑的专业匠人。当时中国此类人才极为稀缺，陈宝麟不得不从苏州、杭州等地聘请老工匠，并请来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学生作为技术指导。 修缮过程中还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在不损伤古籍的前提下，将七万余卷藏书暂时迁移。陈宝麟组织了一支由学者、图书馆员和范氏族人组成的专业团队，制定详细的迁书方案。每部典籍都被仔细编号、包裹，分批运往宁波府学尊经阁暂存。这一浩大工程持续了两个多月，没有一部典籍丢失或严重损坏。 1934年春天，天一阁主体修缮工程基本完成。修缮后的书楼保留了原有风貌，同时加固了结构，增强了抗灾能力。当年5月，藏书全部回迁，天一阁重新对外开放。开幕仪式上，陈宝麟感慨地说：“今日之天一阁，非范氏一族之楼，亦非宁波一地之楼，乃中华民族共有之文化宝库。” 第四章：战火中的迁徙与坚守 如果天一阁的故事止于1934年的修缮完成，那已是一段佳话。然而，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火蔓延，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珍藏的典籍再次面临威胁。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将藏书迁往内地安全地区；另一种则认为大规模迁徙风险太大，不如就地保护。 陈宝麟此时已调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但他仍心系天一阁。1938年初，他专程返回宁波，参与保护方案的制定。在他的协调下，最终决定采取“分级保护、分散转移”的策略：将最珍贵的宋元刻本、明代抄本等分批秘密运往浙南龙泉、浙西遂昌等山区保存；其余大部分藏书则加固天一阁书库，做好防火、防潮、防蛀措施。 这场秘密迁徙堪称中国藏书史上的壮举。为避免引起注意，运书队伍选择夜间行路，走偏僻小径。参与护书的人员包括学者、学生、范氏族人，甚至还有当地农民。他们翻山越岭，冒着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将一箱箱古籍运往山区。陈宝麟多方联络，确保沿途有可靠人员接应。 1941年4月，宁波沦陷。日军占领宁波后，立即派人搜查天一阁，企图掠夺珍贵典籍。所幸大部分珍本已提前转移，日军只找到部分普通藏书。即便如此，留守的范氏族人和当地学者仍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周旋，保护剩余藏书。 整个抗战期间，尽管条件艰苦，但藏于山区的大部分天一阁典籍基本完好。更令人敬佩的是，护书团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坚持对古籍进行定期检查、通风、防蛀处理。这种对文化的虔诚守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为珍贵。 第五章：战后重整与文化传承 1945年抗战胜利，分散各地的天一阁藏书陆续回归。然而，经过八年战乱，天一阁建筑再次受损，藏书也面临整理、修复的艰巨任务。 此时的陈宝麟已年近半百，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天一阁的恢复工作。1946年，他推动成立“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系统化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的保护工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战后初期，百废待兴，文化保护往往被忽视。陈宝麟不断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文化遗产，他在《东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战火摧毁的是物质，而文化不灭，民族精神便永存。天一阁之重建，不仅是一座书楼之修复，更是民族文化信心之重建。” 在他的努力下，浙江省政府拨付专款用于天一阁的战后修缮和藏书整理。 同时，陈宝麟还发起“天一阁文献整理计划”，组织学者系统编目、研究阁藏典籍，使这些珍本古籍真正“活起来”，为学术研究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宝麟十分重视天一阁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他支持将部分珍贵典籍影印出版，让更多学者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推动建立天一阁历史陈列室，向公众展示这座藏书楼四百多年的风雨历程；还建议编写天一阁普及读物，让普通民众了解其价值。 第六章：守护者群像与精神传承 天一阁的守护故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而是一群人的壮歌。陈宝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他周围还有许多同样值得铭记的名字。 冯贞群，宁波著名学者，天一阁重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在修缮工程中负责技术指导，并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工程筹集资金。抗战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进入沦陷区检查天一阁状况。 范盈笙，范氏家族第十四代传人。作为天一阁的直接继承人，他全力配合陈宝麟的各项保护措施，抗战期间亲自参与藏书的秘密转移工作，为保护祖传典籍呕心沥血。 马廉，版本学家，天一阁藏书的整理者之一。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对阁藏典籍进行系统编目，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还有无数普通民众：那些在台风后自发参与清理工作的宁波市民，那些在抗战期间帮助运书的山区农民，那些在战后协助整理书籍的学生志愿者……正是这些平凡人的默默奉献，共同筑起了天一阁的文化长城。 这些守护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陈宝麟来自河北，冯贞群是本地学者，范盈笙是家族传人，马廉来自杭州。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与责任感。这种超越地域、超越家族的文化自觉，正是天一阁得以保存至今的根本原因。 结语：不朽的守护精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一阁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被新政府接管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宝麟于1950年调离浙江，1965年在北京逝世。但他参与奠基的天一阁保护事业，仍在继续。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天一阁青石板铺就的庭院中，欣赏这座历经沧桑的书楼，不应忘记1933-1949年那段惊心动魄的护书岁月。那是一段在风雨飘摇中以微薄之力守护文明火种的岁月，是一群普通人以非凡勇气书写文化传奇的岁月。 天一阁的不朽，不在于它的建筑永固——事实上，它曾多次濒临坍塌；也不在于它的藏书永存——事实上，它的收藏历经劫难，已非完璧。 天一阁的真正不朽，在于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对文化的敬畏，一种对传承的担当，一种在困境中依然坚守文明火种的勇气。 陈宝麟和他的同伴们，可能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历史的注脚。他们只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而，正是这种朴素的“正确”，构筑了文明延续的基石。 “这世上哪有什么不朽的书楼，不过是一群人，以身为盾，抵御时间的洪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天一阁，也适用于所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 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守护精神：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守护那些使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珍贵传承。 天一阁依然矗立在月湖之畔，它的瓦当上刻着“河清海晏”四个字。这不仅是古人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也是今天我们对文化传承的承诺。当新一代的守护者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这座古老书楼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风会停，雨会歇，战火终将熄灭，但文明的守护永不停止。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成为“风雨护书人”，以文化之光，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 附件： 陈宝麟：江南文脉的北方守护者 一、家世渊源与早期经历 陈宝麟，字冠灵，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高阳地处冀中平原，历史悠久，明清两代文风颇盛，出过不少进士举人。 陈家虽非显宦大族，但重视教育，家风淳厚。其父陈绍棠为清末秀才，在家乡设塾授徒，以经史之学教导子弟。这种家学渊源为陈宝麟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少年时期的陈宝麟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民国初年，新式教育兴起，他于191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接受了中西结合的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陈宝麟正在北京大学预科就读，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这一时期，他形成了既尊重传统又面向现代的文化观念，为其日后在文化保护方面的作为埋下了思想种子。 二、求学之路与学术积淀 1922年，陈宝麟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师从李大钊、胡适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格局。他主修政治学，但对历史、文献学也有浓厚兴趣，经常选修相关课程，并与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学界人士有所交流。 大学期间，陈宝麟对地方行政与文化保护的关系产生了独特见解。他在毕业论文《论县政与文化保存》中提出：“现代县政非仅赋税、治安而已，文化保存尤为要务。盖一地之文化，系一地之精神，失之则如人失魂。”这种将文化保护纳入地方行政视野的观点，在当时颇具前瞻性。 1926年大学毕业后，陈宝麟曾在北平几所中学任教，同时参与一些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文献整理的实际经验，也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1928年，他通过考试进入国民政府内政部工作，开始其行政生涯。 三、主政鄞县十年（1929-1939） 1929年，31岁的陈宝麟被任命为浙江省鄞县县长，开启了他与宁波、与天一阁的深厚缘分。初到江南，这位北方官员面临着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挑战，但他以务实勤勉的态度迅速融入当地。 在鄞县任上，陈宝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经济建设方面： 整顿财政，清理积欠 兴修水利，治理东钱湖等水域 扶持地方工商业，特别是支持宁波商帮发展 教育文化方面： 增设乡村小学，提高儿童入学率 创办民众教育馆，推广社会教育 1931年倡议成立“鄞县文献委员会”，系统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社会建设方面： 改良司法，设立调解委员会 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创办县立医院 整顿警政，维持地方秩序 陈宝麟的施政理念强调“为政以文”，他认为文化教化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在其主政下，鄞县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文化兴盛，被当时媒体誉为“模范县治”。 四、天一阁守护始末 陈宝麟与天一阁的渊源始于他上任之初的实地考察。1929年秋，他第一次踏进天一阁，便被这座藏书楼的历史底蕴所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范氏天一阁，藏书七万卷，历经三百余年而犹存，实中华文明之奇迹。然楼宇颓败，管理无序，若不急加整饬，恐有散佚之虞。” 1933年台风后的紧急行动： 当年9月台风过后，陈宝麟第一时间赶往天一阁查看灾情。面对严重受损的书楼，他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在向浙江省政府提交的紧急报告中，他写道：“天一阁非仅一县之古迹，乃国家之瑰宝。若因经费困绌而坐视其圮，则我等皆成历史罪人。” 10月初，陈宝麟召集宁波士绅、学者及范氏族人，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 他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人际关系，多方筹措资金： 从浙江省政府争取到专项拨款5000银元 动员宁波商界捐款，其中虞洽卿等商界领袖积极响应 推动“以书养书”，影印部分珍本出售筹措资金 修缮过程中，陈宝麟亲自监督工程进度，每周至少两次到现场查看。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反对任何改变原貌的“改进”。同时，他组织专业人员对藏书进行系统清点、编目，为每部典籍建立档案。 1937年后的战时保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宝麟已调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1939年），但仍心系天一阁。1938年初，他秘密返回宁波，与冯贞群、范盈笙等人制定藏书转移方案。 在他的协调下： 将最珍贵的300余部宋元刻本、明代抄本分批运往龙泉、遂昌山区 在转移路线上安排可靠人员接应 为留守人员争取特别补贴，鼓励他们坚守岗位 整个抗战期间，陈宝麟通过秘密渠道与天一阁保护人员保持联系，多次将个人薪俸捐出用于古籍保护。1941年宁波沦陷后，他曾冒险潜回宁波附近，通过中间人了解天一阁状况。 五、抗战时期及之后的文化保护工作 1939年离开鄞县后，陈宝麟先后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府委员等职。无论身在何处，他始终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1939-1942年在浙南期间： 协助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保护转移的文物典籍 推动设立“战时文献保护委员会”，统筹全省文献保护工作 亲自参与《浙江通志》抗战部分的编纂工作 1943-1945年在重庆期间： 任职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与制定《战时文物保护条例》 推动成立“中国文物保护协会”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影印保存重要文献 1945-1949年重返浙江： 抗战胜利后，陈宝麟积极参与浙江文化重建： 推动成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46年主导重建“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制定系统管理制度 推动天一阁藏书系统整理与影印出版 支持建立天一阁历史陈列室 值得一提的是，陈宝麟在保护天一阁的同时，也关注浙江其他文化遗产。 他支持修复杭州文澜阁、宁波白云庄等古迹，推动保护浙东学派文献，为浙江文化保护事业做出了全面贡献。 六、家庭生活与个人品格 陈宝麟的家庭生活鲜为人知，据零星史料记载，他娶同乡王氏为妻，育有二子一女。夫人王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理解并支持丈夫的文化事业。在鄞县任职期间，她常常陪同陈宝麟走访民间，体察民情。 陈宝麟生活简朴，不喜铺张。在鄞县县长任上，他坚持住在简朴的官舍，拒绝搬入豪华宅邸。他的薪俸除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外，多用于资助贫寒学子、支持文化事业。天一阁修缮期间，他曾多次捐出个人积蓄。 同僚和下属回忆，陈宝麟为人正直，处事公正，有“古君子之风”。他重视人才，任人唯贤，在鄞县任上提拔了一批有学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他勤于学习，虽政务繁忙，仍坚持每日读书，尤其关注地方文献和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七、晚年与历史评价 1949年后，陈宝麟离开浙江，先后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1957年退休后，他专心整理自己多年的笔记和文稿，其中《天一阁保护始末》《浙江文献保护纪实》等手稿，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资料。 1965年，陈宝麟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追悼会上，来自宁波的代表赠送挽联：“北人南来护书楼，一片丹心照汗青。” 历史学者对陈宝麟的评价多集中于三个方面： 1. 文化保护先驱： 在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史上，陈宝麟是早期将政府行政力量系统用于文化保护的官员之一。他推动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为后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借鉴。 2. 地方治理典范： 主政鄞县十年间，他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创造了被称为“鄞县模式”的地方治理经验。他提出的“为政以文”理念，强调文化教化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3. 跨地域文化认同的践行者： 作为北方人，陈宝麟对江南文化的珍视和保护，体现了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他的实践证明了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和共通性。 八、精神遗产与现实意义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天一阁，欣赏这座保存完好的文化瑰宝时，不应忘记陈宝麟等守护者的贡献。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文化保护需要远见卓识： 在战乱频仍、民生困顿的年代，能够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长远价值并全力保护，需要非凡的远见和文化自觉。 行政力量与文化保护的结合： 陈宝麟的实践证明了政府行政力量在文化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合理利用行政资源，可以有效组织和推动保护工作。 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 文化保护不应有地域之限。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创造的，保护文化瑰宝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 平凡人的非凡坚守： 文化保护不仅依靠专家学者，更需要普通人的参与。陈宝麟及其同伴的故事，是无数中国文化守护者的缩影。 天一阁门前有一副对联：“人间度阁足千古，天下藏书此一家”。这座书楼能够跨越四个多世纪保存至今，正是因为有陈宝麟这样一代代“风雨护书人”的坚守。他们的精神，如同天一阁中珍藏的古籍，历久弥新，光照后世。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新的挑战。陈宝麟的故事提醒我们：守护文化根脉，不仅是保存物质的遗存，更是传承一种精神，一种对文明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担当。这种守护精神，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2 ~4 d4 r4 s9 G+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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