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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西去殷忧在耳，中医复兴迫在眉睫 ——借助《大音希声》谈中医发展战略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徐安龙教授于 2013年1月至2024年4月 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他在就职半年之后，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负责人邱浩介绍，走访了几十位著名中医药学家，比如我比较熟悉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路志正、陆广莘、唐由之、张学文、周仲瑛、郭子光、张琪、李振华、颜正华、颜德馨等多位名老先生。徐安龙校长采访之后，由邱浩整理谈话录音，主编的《大音希声》于2022年出版。 有些接受过采访的老先生陆续离开人世，有多位大师的弟子很震撼地说，我跟随老师很多年，没听他说过这些担心和希望。 知音难求，大音希声，很多话不便说，更不能随便说，很多老先生经历过很多运动更是慎之又慎，他们在耄耋之年，实至名归之后，向一位新上任的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吐露心声，表达他们的殷忧与期待，这的确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且多数中医老先生学医行医的过程，历经了中医长达百年的坎坷，受过歧视中医、打压中医的苦难，他们在困难的时期传承了中医，做出了成就，得到了政府的褒奖，在垂暮之年，还有哪些想法，可以告诉一个刚刚走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岗位的“年轻校长”？ 这位校长有什么资历可以出任校长？他凭什么可以打开老先生们的心扉？ 徐安龙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86至1992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读研究生，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至1994年跟随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雷尼(HM Ranney)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至1996年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联合制药公司工作，1996年回国工作。2008年3月起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3年1月任中共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委员、常委、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一、横空出世的《大音希声》 徐安龙2013年采访了中医界核心群体，他们代表了当代中医学术与临床的最高水平和不同流派。2022年出版了70多万字的《大音希声》，介绍了徐安龙校长与30位名老中医围绕中医药教育、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动访谈，直面问题，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老一辈中医药人的深刻体悟和深邃思考。 伴随着时代的静默与回响，大师纷纷西去，他们的殷忧像沉重的钟杵，撞击在当代中医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心扉上，余音绵长，忧思难绝。“医随国运”，迎来了复兴的时刻，大师们的精神嘱托与文化忧思，却如同空谷回响，依然清晰地萦绕在后辈学人的耳畔，拷问着前路与未来。 徐安龙教授所著的《大音希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应运而生的纪事之作。它并非一部体系严密的学术专著，也非个人思想的独白，而是由邱浩协助，采访数十位中医名家后，编织而成的一部“众声喧哗”的集体记忆。 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主动选择了“倾听”与“记录”的姿态，在“大师西去”之前，试图捕捉并留存那即将飘散于风中的“大音”。这声音，是经验的结晶，是智慧的箴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关于中医命运与前途的“殷忧”。《大音希声》的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既是对中医这门学问博大精深、难以言诠特质的精准概括，也是本书编纂方法论的巧妙隐喻。在一个崇尚喧嚣与速成的时代，徐安龙与他的团队选择了回归最本真、最需要耐心的方式——倾听。 本书引起了很多中医与非中医药界人士的关注，书籍通过录音录像整理的很多老先生的“原声再现”，是一部近代中医口述史难得的珍贵资料，如今当年接受采访的国医大师和著名专家，纷纷离开人世，他们的殷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们期盼的中医复兴仍然在摸索之中慢慢前行。毫无疑问，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徐安龙校长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固本培元，重塑文化自信，成立国学院、竖立“五老上书”塑像； 面对“理论不自信”，徐安龙选择从文化根源上着手，成立国学院，是将中医重新置入中华文明的宏大谱系中进行理解，强调“以道驭术”，避免技术化、工具化的倾向。而为“五老上书”这一中医史上重要事件竖立永久性塑像，则是树立精神丰碑，告诫后人勿忘前辈争取中医合法地位的艰辛与坚守，激发师生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认同感。 守正创新，推动教育改革，徐安龙着力主抓找回“中医魂”，临床疗效是关键，并实行民间竞选中医临床特聘专家执业国医堂带教学生，这是一项极具魄力的举措。它打破了唯学历、唯论文的单一评价标准，将真正有水平、有绝活的民间实战专家请进最高学府，让学子们能够接触到最鲜活、最有效的临床智慧，这正是对“传承不自觉”的一种纠偏，让中医教育牢牢扎根于实践的沃土。 放眼全球，构建传播体系，徐安龙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德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合作，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医争取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布局。这不再是被动地“走出去”，而是主动地“融进去”，展示中医作为东方智慧解决现代健康问题的独特价值。 然而，高等教育在培养合格中医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中医复兴的道路历经百年探索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很多著名中医学家担心的评价标准异化“以西律中”、中医理论西化、临床特色淡化、“中医教育传承乏师”、博士毕业不能很好看病等问题，年深日久，积重难返，甚至已经习惯成自然，严重背离中医自身发展的固有规律，甚至是用西方还原论的思想指导中医，硬要在氢原子和氧原子的基础上探索出水的功能，一定要用有毒的氯和钠来解释食盐的作用，说中医的经络是不存在的，中医的指导理论阴阳五行“陈腐玄虚”，中医的临床疗效没有循证依据，就像守株待兔那样“偶合幸中”，也就是中医仍然属于被审视的“废医存药”、“废医验药”的时代。 如何跨越徐安龙与老先生们的对话，描绘一幅完整的中医复兴的图景？这应该是《大音希声》引发的未来探索。 首先增强中医理论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医临床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需要讲出中医药学术和技术性内涵的先进性，才能吸引年青的学生献身中医事业，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百年大计是根本保障。必须走出“废医存药”和“废医验药”研究范式，这种还原论的思维，试图将中医整体、动态、关系的生命观，拆解为孤立的、可量化的物质成分，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距离中医的魂越来越远。而“传承不自觉”的危机，在《大音希声》的记录中亦有所体现。传统的师承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性、医德与思维方式的熏陶。然而，在现代院校教育规模化的要求下，这种个性化的、浸润式的传承模式难以为继。书中记录的名医们，其成长路径大多带有浓厚的师承色彩，他们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模式优越性的证明。当这套模式日渐式微，而新的、有效的传承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时，“传承危机”便成为悬在中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徐安龙在北中医推动成立国学院、竖立“五老上书”塑像，正是试图在校园内重新营造一种文化场域，唤醒学子对传统的敬畏与自觉。 二、中医迎来科技发展的新时代 与徐安龙采访的老中医成长道路不一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人类告别了机械化主导的工业文明，逐渐走向自动化、信息化主导的生态文明，当代物理学证明世界上可以把握的明物质只占很少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暗能量，物质世界不断拆分到最后变成了质能互换的基本粒子境界，机械唯物主义主导的“硬结构”被软化了，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崛起，为阐明中医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了说理工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简单对抗的线性科学、机械唯物主义横行天下的时代改变了，中医药迎来了生命科学复兴的时刻。 曾几何时，《人是机器》风靡世界，《医林改错》也动摇了几代中医人的自信，但是，信奉“结构决定功能”的西方医药，逐渐发现生命是以细胞为基础的不稳定网状结构，而且基因研究与克隆技术研究也证明了生命的细胞核存在着“同质化”的单一性，因此“结构决定功能”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结构，在进一步细化研究的时候碰到了“同质化”的南墙。整个生命的结构来源于一个细胞（受精卵）的分化，所有细胞的生存与代谢都离不开全身环境的支持，既需要一定的温湿度、酸碱度、渗透压，也离不开各种营养元素、各种免疫因子、生长因子、粘附因子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新陈代谢而会变性坏死或者凋亡，生命的复杂性离不开其整体性调控。这些新的进展，已经不是单纯脏腑精细解剖、形态病灶、生物化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所可以胜任的了。 西医原来依靠器官解剖，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但是细胞生物学的诞生，就发现了肺的非呼吸功能、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泌尿功能、胃肠道有很多内分泌功能，因此，细胞生物学判定靠器官解剖，将人体归类为某几个系统的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每一个器官功能的维持，都必须依靠全身各个器官的协助。中医说的“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非独肺也”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分子生物学的建立，把“细胞形态差异决定细胞功能不同”的理论推翻了，全身所有的细胞（除了成熟的红细胞与生殖细胞），细胞核都一样，每个不同细胞核里DNA的基因既不多也不少，结构决定功能的学说走不下去了。因此，分子生物学走向了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向着中医学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学术特征进一步靠拢。 生命复杂性调控的机理告诉未来的医学家，中医药的心神一体、整体动态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更符合未来医学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对抗、经常借助外力手术替代的医学。 西方医学依靠的“靶点对抗”、“分而治之”的医学手段，是一个高污染、高成本、低效能的医疗体系。所谓“精准治疗”的靶点药物，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是大自然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所以必须研究它们的半衰期，必须尽快排泄出去；一个人到了老年，经过检查可能会发现很多不正常的指标，全身有很多可以用药的靶点，一人多病，一病多因，西方化学“分而治之”，远不如中医药“杂合以治”的“合而治之”。中医治病的药物是自然生成的，不仅是绿色生态的，而且中医还有很多非药物疗法，还有“治未病”的健康管理体系，以及涉及到衣食住行的康复管理智慧。 中医有很多西方医药所不具备的优秀特质，大众对于中医药的需求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需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培养大量的中医人才。 三、应该进行“中医先进性教育” 我们常说中医特色、中医优势，一般都是从中医养生治病的具体环节说起。其实，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其“人体观”的特色才是最根本的，是其世界观的直接反应。中医学的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都是在中医人体观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的具体学术理论。 中医人体观的创立，是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如何认识人体的具体体现。在中医学理论形成的初期，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都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医构建独特的人体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细说起来，中医的人体观可能涉及很多内容，但是概括起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人是“天地所生之人” 人是从哪里来的，尽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神话里有不同的传说，但是作为严肃的科学问题，《内经》作者以自然生成的观点，阐述了人生于天地之间，存在着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人生于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且人体生成之后，也必须依赖于天地阴阳的变化，要靠天地四时之气充养身体，才能维持生命。 人对于天地自然的依赖，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所有生命的共同特点。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古人善于求本，一切学问的根基都要从根本做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所谓“生气通天”的思想，就是天人一体，或者叫“天人合一”。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罗列中医的所谓“罪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医“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在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余云岫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他把中医主张“天地通”等同于“巫”文化，把中医学术视为巫蛊迷信。这是余云岫思想深处的一个症结，具有他这样思想的人，也将会妨碍其进入中医思维领域，很容易加入反中医的合唱阵营。而有这样思维的人，在那个时代，甚至在现代，也绝非个别现象。 中医主张人与天地通，是要靠这种思想来构建整个学术体系，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假如隔绝了人与天地的联系，也就隔绝了中医学的“地气”，使中医学术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医基于人与天地四时相通的观点，所以才说肝通于春气，配东方，其色青，其味酸，属木。如果割断了人与天地的联系，中医的脏象学说就无理可讲，变成了毫无根基的浮泛浅论。因此，中医把“人与天地通”看得非常重要，把这种思想贯彻到诊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 “人与天地通”不仅可以使人体获益，也可以使人体受伤害。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四时之气，更伤五脏。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中医治疗疾病的药物，其温热寒凉“四气”与辛酸甘苦咸“五味”，都来源于天地自然之气。 （二）人是“形神一体之人” 中医在强调人体的自然属性的时候，既看重天地之气的决定作用，也重视父母的遗传作用。《灵枢·天年》在讨论人体何以生，何以死的重大问题时，提出了“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的命题。 人体降生的时候，不仅接受了父母遗传的身体发肤，而且还拥有父精母血升华而成的神。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之中，精神是主宰，处于主导地位，形体只是“生化之宇”。“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中医认为，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不能称作人，只有形神兼备才是完整的人。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之所以可贵，也在于人体是形神统一的整体。《灵枢·本神》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父精母血结合在一起，形成人体雏形的时候，就产生了形神一体的人。在中医的认识里，精神对形体的主宰作用，不是在出生之后，而是在胚胎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如此。胚胎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神气的主宰存在。 在关于“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论争中，许多人认为中医对于脑与神明关系的认识，形成的时代比较晚，出现在李时珍主张的“脑为元神之腑”之后，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在《内经》作者的心目之中，头（包含脑）的五官，是感受外界变化、反映人体精神状态、表达情绪意志的最主要的器官。因此，肾精、脑髓与神明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古人不说脑主神明，而主张“心主神明”呢？因为在中医学里，五脏是人体的核心，脑不是“最高司令部”。 中医主张心主神明，不是说精神思维活动只与心有关，而是认为在心的主宰下，五脏分别与不同的精神思维活动有联系，是一个“整体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理状态之下，还是在病理过程之中，都离不开精神对于形体的控制，也就离不开五脏的整体参与。 儒家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人体的喜怒哀乐的变化，看成有关天下的“大本”、“达道”，可见人体的精神状态，对于整个世界和谐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也受“升降出入”规律的支配。喜怒哀乐只要是“适中”地发放，就是生命和谐的音符，是一个人正常生理的表现。假如喜怒哀乐不加节制，或者不适当地发放，这个人的神智就出了问题，健康也就会受影响。假如世人都能够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这个世界就美好、和谐；如果世人的喜怒哀乐不是“发而中节”，而是随意地释放，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 由此可见，“心主神明”与“五神脏”一起构建的“形神一体”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人是“五脏和谐之人” 西医重视物质实体，所以崇尚物质一元，或者讲求矛盾二元，但是中医学主张人体的“多元共存”，三阴三阳是多元，五脏六腑更是多元。多元共存不是简单的静态存在，而是通过生克制化的动态变化，达到脏腑功能的和谐适中，使生命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达到流通顺畅，升降出入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中医所说的脏腑，既有不可变更的空间位置，也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是一个时空一体的脏腑概念。心肺居上焦，肺为华盖，主气，属金，通于秋气，因此而能“朝百脉，行津液”。心如艳阳当空照，因此属火，主神明，通于夏气。心肺的位置与所主时令，是不能互换更替的。中医关于腹部脏腑的位置，不是按实际的解剖位置规定的，而是出于理论学说的需要而构建的“理想模型”。在腹部的实际解剖关系里，肝肾所在的空间地位，并不比脾胃低，甚至可能肝肾高于脾胃，但是，中医学“硬性规定”肝肾居下焦，脾胃在中焦，它们不能互换和调整位置。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建立脏腑之间升降出入的理想模型，就不会有“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理论存在。 中医构建理想化的“脏腑时空图”，就是为了把人与天地相参的概念贯彻到底，作为其学说的根基而不容动摇。脏腑在各自的位置上，生克制化，其作用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储存阴精，化生气血，输布津液，制衡着喜怒哀乐，沟通四肢、九窍，外联天地阴阳、四时五味。 即使在西医手术切除了病人的脾脏之后，中医辨证的时候依然会坚持脾的存在，这种“切不掉的脾”，就是理想化脏腑模型的脾。 （四）人是“变动不居之人” 人体观直接为中医治疗奠立基础理论，才能做到理论指导实践。 中医认为人既有生长壮老已的总规律，也有年、月、日、时的变化，人的脉搏、呼吸、气血运行、津液输布、饮食消化，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并且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升降出入”整体和谐地变化不停。比如，一呼一吸脉行几寸，呼吸的频率与脉行的速度是否成比例，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就认真地推算过，他精细的计算方法被司马迁称为“守数精明”，以至于后世医家普遍遵循他的法则，而难于超越。 中医学除了重视生理状态的把握之外，在辨证治疗的时候，也是动态把握疾病的变化过程。张仲景《伤寒论》创立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方法，也就是根据病人证候变化，即时随机地进行调整治疗，使病人由疾病状态转为健康状态。 笔者认为，全面理解中医人体观，是张显中医学术个性，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的前提，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四、遥望中医未来复兴 中医是生成论的医学，以无为本；西医是构成论的医学，以有为本。中西医的这些区别与东西方文化的元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用生成论研究生命离不开环境，所以中医把脏腑“时空化”，用升降出入说明脏腑与时空的紧密联系。疾病的性质也时空化地归类为寒热两类，治疗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也是时空化的概括，为的是恢复患者的升降出入、和谐平衡。 用构成论研究人体，是从人体的结构出发，从皮肤到内脏，再到细胞和亚细胞结构逐渐到微观领域，根据生理结构求功能，根据病理结构推测病因，再进一步靠结构治疗疾病，所以基本上不谈时空，发现人体与时空联系的时候（比如呼吸、消化）才承认，发现不了天地万物与人体的联系就不予考虑。西医绝对不会把脏腑和治疗都“时空化”。 时空化是一个大智慧，木火土金水本来就是五种基本物质，说它们是哲学就是因为它们具有时空化的元素，这个学术原理存在于河图洛书之中，是中华文化的根脉。 《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都继承了河图洛书自然生成的哲学思想，也就是混沌的元气逐渐生成太极，太极分阴阳，阴阳生四时五行。也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土与金木水杂而成万物。 有天地阴阳，然后逐渐生成万物。人在天地之中，与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生成的，是先有整体后有部件，不是先有部件后组合成整体。也就是整体决定部分，不是部分决定整体。 中医关于疾病的命名，强调精气神的整体状态，而不是注重脏腑局部结构，“中医以无为本”的疾病观，强调疾病的暂时性和可转化性，是动态的疾病观；西医强调疾病的永久性和排他性，注重形态的疾病观。 中医对于疾病的命名，是为了转化它，立是为了破，不重视“确诊”，因此治疗疾病强调“治未病”；西医认为不确诊就容易误诊，不确诊就不应该治疗，所以重视排他性的结构原因，不容易“治未病”。 中医的经络虽然不符合西医的解剖标准，但是运行气血、沟通内外表里上下的整体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医用西医看不见的经络开发出针灸、按摩、拔罐、导引等一系列的治疗措施，并且可以“内病外诊”、“内病外治”、“外治内效”，也就是“施之于外，神应于中”，这就避免了西医剖腹内查、外科治疗的短处。各种介入治疗、手术治疗不是外治，而是“内病内治”思想指导下的实用技术，也就是只能在病灶上进行直接治疗，不能在远离病灶的体表、在肢体上进行治疗。 中医重视的精气神，说“上守神”，尽管西医很难抓住具体指标，但这绝对是医生应该重视的客观依据，而不应该轻易放弃或者否定它们，说其是不可靠的现象。 生成的物质有结构，因此生成可以包容构成；结构只是生命状态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所以状态可以包容形态；世界上单质难求，中医倡导“杂合以治”，多元可以包容单一。中医除了可以驾驭化学成分极为复杂的中药，还可以用很多非药物疗法组合起来协同作用。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学问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才被迫分为不同的学科，因此通学可以包容科学。 因此说，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中医可以包容西医，把西医作为“急则治标”的措施而“衷中纳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之中，中医药承载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可以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多年前就觉得，只有 学术引领，技术支撑 各界给力，大众欢迎 这样就可以逐渐推进有关事情。 应该是 大数据，智囊团， 实验田，百果园。 附录： 2007年出版的《捍卫中医》之中，余瀛鳌先生的访谈内容： 为何选择中医本文是记实文字，发表于《家庭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5期（总第120期）5-6页，题目是《为何选择中医——听余瀛鳌先生说那过去的事情》。 笔者20多年之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读余瀛鳌教授的研究生，曾经深深地感佩先生的渊博学识，也对余老的人生道路、学医经历、治学方法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他出身于世代名医的中医世家，为何当初学医时选择的是西医？既然选择了西医，为何又成了第一批西学中？在许多西学中都以“兼通中西”为荣的时候，余老为何一头扎进中医的文献堆里，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几次重大人生转折，充满传奇色彩经历背后的“活思想”是什么？笔者一直疑惑难解，又不敢问，也不便于问，直到不久前的一次奇遇，笔者终于等到了这样一次机会，揭开了多年的谜团。 2006年3月24日下午，笔者因为课题鉴定的事情来到了余瀛鳌研究员的办公室，当时正是装修后准备搬家，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连椅子上都是书，几乎是难于立足。但是，余老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刚接待完上海来的张玉萍研究员一行人，又迎来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的李焕荣主任，还没有顾上说几句话，已经是几个电话打了进来。刚放下电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余老是那种“吐哺握发”惟恐慢待了天下贤士的人，一定不会拒人于门外的，我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个黄发碧眼，秀美端庄的西方女子站立在门外，我本来不会英语，只好用中文说：“你找谁？”我正担心对方听不懂汉语，没想到她用流利的汉语说：“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医的调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南方访问了几个著名中医，又来到了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朱建平副所长，让我采访余瀛鳌先生”。 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很快就与余老攀谈起来，笔者只好在一旁“陪听”。开始我还有些心不在焉，也有些焦急，毕竟是周末的下午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余老还没有签署完的鉴定盖不了公章，那问题就复杂了。 不知道这位洋女博士用了什么招数，余老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学习医学的经历。 余老说，我于1955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北京工作。工作半年之后，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然后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当时叫中医研究院，后来在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去年又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来北京的时候，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是见证了研究院从成立至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健在的人之一。我的父亲余无言当时是上海名中医，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奉调进京，是组建中医研究院的元老之一。我还在西学中班学习的时候，于1956年就得以拜著名中医秦伯未为师。秦伯未先生指导我学习中医“六字诀”：“多读书，多临证”。我利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泛览了中医古籍3000多种，当然，也对其中重要的古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阅读、研究。我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现在虽然工作繁忙，年龄也74岁了，但是，仍然每周都出门诊，尤其是在京城名医馆，很多都是外地来京的病人，来看一次病不容易，一定要细致耐心。 余老不说他带了近30位硕士、博士，也不说他主编了20多部大著作，却与洋博士大谈自己的临床经验，谈中医文献与临床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现在有的研究生虽然已经硕士、博士毕业了，但是不会看病，这的确不应该。因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实践经验，单纯做学问也不容易做好。很多研究生导师就没有临床经验，怎么能要求学生会看病呢？这是今后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洋博士时黎纳听完了余老的叙述，话锋一转又转到了余老学习医学的动机上：“您既然是著名中医的后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学习中医，而选择了西医？跟着你父亲学习中医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早就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洋博士果然厉害，没有那么多忌讳。 余老说，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中医，汪精卫等人就明显歧视中医，导致中医教育事业的衰落。到解放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学校了。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要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所以我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正好赶上毛泽东主席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就报了名，参加了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还没有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是在1956年才批准成立的。 “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是否在学习方法、思路上觉得不适应？” 余老说，我是从头学，不报成见。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好理解。 洋博士有所不知，中国人觉得“中医不好理解”是近来才有的事情。因为“五四”以后，人们都在大力学习西方科学，除了语文课上学一些与汉字有关的知识之外，凡是传统的文化，一般都被当作旧的、陈腐的东西。因此，才会觉得学习中医有障碍，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反而无障碍。中医学在近代，已经成了无根的文化，成了环境被改变的“原生态医学”。近代的一切基础教育，都是有利于西医学的传播，而根本不顾及中医学的生存。因此，中医其危，原非耸人听闻。 “当时有经方与时方的论争吗？现在还有没有？” 余老说，所谓经方与时方的论争，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还有。所谓经方，指的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其组成的特点就是药味少而精，而且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历代运用之后证明确有很好的疗效。时方有的药味很多，药味一多就难以说清楚配伍了，当然时方也很有效，不可偏废。我国现有方剂，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大约有10万个以上。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国家支持，我认为中医前景辉煌。中医已经步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承认了中医药。近几年步伐在加快，前途光明，关键在于继承与发展。 “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管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 解放后管理中医，一开始是卫生部，后来有了中医司，再后来有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体现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支持力度加大。中医司的时候，没有独立经费，管理不方便。现在中医有独立的经费，可以不通过卫生部。当然，还有许多方面不够理想。 “中医发展50年来存在什么危机？您是怎么看的？” 面对洋博士一步紧似一步的“深入追问”，余老深吸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比较年轻的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是很值得忧虑的。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20世纪社会发展变化很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您与患者是怎样交流的？” 余老很自信地说，我与病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有不少都是朋友。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提倡，一个高明的医生，一定要视病人如亲人，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平等。医生要尽心尽力为病人着想，我所诊治的患者，既有最基层的群众，也有高层领导，我同他们处得关系都很好。 您的患者是否理解您所说中医的术语？ 我都是用比较浅近易懂的语言给他们做解释，对他们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答，不象某些媒体那样夸大其辞。 您是说骗子？ 某些广告不负责任，确实误导了患者，伤害了患者。 您既然中医西医都学过，您治疗疾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否中西医结合？ 我在诊断上参考西医，然而不再开西药，用中医的理论思考、看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有许多西医的新东西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很难中西医兼通。 您怎样看待中医内部的争议？ 中西医内部都有流派，有争议，这很正常。总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我去过几次美国，我感觉国人看病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美国看病，有时不给什么药。 笔者插话说，余老的女儿是美国的医学教授，已经在美国20多年，所以有比较深的认识。笔者认为，“有时不给什么药”这正是“正宗西医”应当做的，因为西医追求的是“病理病灶的疾病本质”，在没有发现病灶，在没有明确可以切除、可以阻断、可以拮抗的“物质靶点”之前，就没有使用西药的指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给药”。因此有人说，在美国“买枪容易，买药难”。这是中医与西医看待疾病的观点不同，方法各异造成的。中医紧紧依靠病人的“主观感觉”，认为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从来不说症状不可靠。西医则认为，症状是不可靠的，只是表面现象，疾病的本质在症状后边隐藏着，必须做各样的检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身体与精神非常痛苦，各种检查却都是“未见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人占人群的70%以上。看来，依靠病人证候，在病灶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诊治、就可以使人重新恢复健康的中医学，的确有其“见微知著”，早期干预、治疗关口提前的优势。 笔者的“思想小差”开得太远了，洋博士与余老的谈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 中医界内部对此看法不一致。我认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洋博士走了，不知道她如何去整理这次采访，作为旁听者，我的收获是丰硕的，萦绕心头20多年的困惑，由此一扫而光。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天赐良机，岂能私密心头，不与海内同仁共享？ 1 L' v5 D9 I& \; V2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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